论超稳定结构社会
为什么中国社会具有超稳定结构？为什么超稳定结构对中国社会进步具有反作用？这些问题是无数政治家和哲学家都在探讨的大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在本文，笔者将要发表如下看法：
首先，什么是超稳定结构？超稳定结构是指中国社会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文化意识形态长期保持不变。千百年来，中国农民过的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以及给地主贵族做牛马的佃农生活。在政治上，自古以来，都是封建地主和贵族统治模式。农民必须接受他们的剥削和压迫。农民没有经济自由，也没有政治和文化自由。因为他们是被统治者，农民只允许做逆来顺受的奴隶。奴隶做习惯了，所以至今人民奴性未改。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人长期受儒家思想的控制，但由于封建糟粕文化多于优秀文化，因此，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始终被各种有毒有害的文化所侵害。致使自由和民主思想很难在人民中发扬光大。不仅如此，中国的经济政治长期受糟粕文化所操纵，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长期得不到发展，它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重复循环。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农民革命，虽然能打破旧的封建统治，但新王朝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形态上并没有多大改变。所以说，农民革命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
其次，还有，传统的糟粕文化还抑制了新文化和其它一切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也抑制了科学技术的革新。这个道理就是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提出的难题――为什么在明朝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落伍了？为什么技术革命不会在中国发生？
在欧洲15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而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打开了大门。而在中国的明朝，郑和下西洋，却没有带来中国的资本主义繁荣。这其中的道理，除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政治上一直推行“重本轻末”的政策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超稳定社会。在人民的头脑中，长期受“重义轻利”的思想毒害太深。凡此种种，抑制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
最后，超稳定社会为中国人培养了臭名昭著的劣根性。在人性上，为什么中国人比西方人拙劣？因为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一种过于安全的环境中，正是这种保姆式的优裕社会，培植了中国人懒惰、守旧好古，无争无斗，不愿创新，内讧自杀和因循不变等坏习惯。而正是这种坏习惯，使中国的一切进步事业都会自戕自尽。(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么，中国的超稳定结构是怎样形成的呢？过去，我国当代学者金观涛提出了下面的观点：“由于存在着不断消除和压抑内在不稳定因素的振荡机制，所以，总体上看结构长期不变。”但有人也提出了下面的观点：“没有外来文明的冲击，结果系统成为一个封闭的循环。”金观涛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在这里，笔者要对第二种观点做更详细的说明。
这个正确的理论就是：自古以来，中国和周边国家相比，中国始终是一个人口众多，国土面积广大的超级大国。而中国的周边国家，在东方有日本、朝鲜和韩国等；在南方有越南、菲律宾和老挝等；在西方有缅甸、泰国、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等；在北方有俄罗斯、蒙古等。在所有这些周边国家中，它的人口和国土面积，在历史上，能与中国相抗衡的惟有俄罗斯和印度。然而，尽管他们都是大国，但从军事上看，俄罗斯处在欧洲，印度处在南亚印度洋。他们距离中国遥远，要到中国都必须翻越喜马拉雅山这样的世界屋脊，由于受海洋和高山的阻隔，因此他们不可能长途奔袭中国。从史实上看，这两个国家也是从未进攻中国。
中国开始受到外国入侵是明朝中叶，那时，倭寇（日本）经常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但当时（如1500年），中国的人口有1.1亿，而日本人口只有1700万。由于日本弱小，所以它不可能战胜中国。
到了清朝末年，中国受到八国联军的进攻。但由于英、法、德、意、奥、俄、美都是欧洲国家，距离中国遥远，从军事胜算上看，他们要入侵中国，易犯“轻进损威”和“师劳力竭”的错误，这是兵法大忌。加上这些西方国家都是人口小国，到1900年，中国有近4.5亿人口，而最强大的俄罗斯也只有1亿多人口，美国只有746万人口，日本只有445万人口，所以，他们把人口加在一起，还不如中国人口多。因此，他们的侵略行动注定要失败。
可是，为什么中国自明朝以后会落伍于世界？最大的原因是，古老的中国在明时的人口就达到了最大值，已经要用亿来计算了。这时正是中国开始步入最稳定结构社会时期，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也达到鼎盛时期，也就是中国这“一袋马铃薯”已经达到最散程度。也正是从这时起，中国开始正式闭关锁国，从此，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割断了，而进入孤陋寡闻的裹足不前。直到清朝末年，英法联军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还在骂外国人是“蛮夷”或“夷狄”，却不知自己正在被一个更为文明的世界所征服。
总之，正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国土大国，千百年来，才使外国邻邦不能进攻打垮中国，才使中国的儒家文化和各种糟粕文化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从而使中国的超稳定社会能够长期存在下去。（2019.4.2）
经济学的遗传规律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类很早就模糊地认识了生物遗传现象。但生物遗传规律却到19世纪才被发现出来。它是由奥地利的生物学家孟德尔（G.J.Mendel 1822-1884年）最早提出的。孟德尔在1856年至1865年的8年间，用豌豆做杂交实验，最终提出了基因遗传分离规律和基因自由组合规律。他把他的科学发现写成论文《植物杂交实验》，发表在《布隆自然科学会志》第四卷上。
基因分离规律认为，生物的形状（如红色、白色，高、矮等）是由染色体的基因控制的。在一个生物体内，一个形状（如红色）应有一对同源染色体控制，但在他们的杂交后代中，同源染色体能独立分开，并自由转移到配子中。在配子中，一种形状只有一个基因控制，但当配子结合成个体后，各种基因能够自由组合，并组成新的个体。
这个过程可用图示如下：假设两个亲本(父母本）有两个形状（红和白，高和矮）组成，在杂交后，这两个形状会分别独立遗传给子代。父的基因组合为：红AA ，高BB ；母的基因组合为：白aa，矮bb。通过父本和母本杂交，它的第一子代(F1)的基因组合应为：红Aa，高Bb。当用子一代进行自交时，子一代的基因能独立分离转移到配子中，配子通过基因的自由组合可形成不同类型的子二代（F2)
由上面的基因组合分析可知：在豌豆杂交实验中，豌豆的形状可区分出现性形状（Dominant Character）和隐性形状（Recessive Oharacter）。现性形状可在子代中得到表现，而隐性性状不能在子代中得到表现。这就是遗传学上的基因分离和自由组合规律。
如何利用生物遗传学上的规律来分析经济现象？首先，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如一个县乡村），乃至一个企业公司，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经济单位，它如生物个体有自己的各种形状组成。如一个县有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形状组成。其次，每种经济形状也有“基因”控制，如文化形状应由文化人控制，经济形状应由企业家和工人控制，政治形状应由政府官员控制。不仅如此，社会经济组织就像一个生物“配子”，它的基因只存在一条“染色体”上，它的形状也只有一种“基因”控制，但一个形状可以有同一种染色体上的多个基因控制，如文化形状可由50个文化人组成的“基因”集团控制。最后，就整个社会来看，各种经济形状和经济“基因”的运动，完全遵循生物学上的基因独立分离和自由组合规律。
我们知道，一个县或公司也如生物体一样，有它的发生和发展乃至死亡的过程，因此，一个地区或公司的建立就是它的出生，也就是它身体内的各种经济形状重新组合或分配的过程。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一个地区或公司的人口总是处在不断地迁徙过程中，他们不断地迁出，同时又不断地加入融合到新的经济组织之中。所以说，一个县或公司的遗传规律就是它的人口在不断变动和形状不断重新融合的过程。
那么，一个县或公司的遗传规律是什么呢？假设宁都县的一个粮油公司（A)的经济形性状由经济（J）、文化（W）和政治（Z）三部分组成，其中每种性状由不同数量的基因（人）组成，如：Ja1=10人，Wa1=5人，Za1=3人。这个粮油公司经过多年的运行，由于各种原因，致使这个公司的人员流失过半，其经济性状的基因（人）已经变成如下：Ja2=5人，Wa2=3人，Za2=1人。
由于人才流失，粮油公司（A）的经营每况愈下，各项经济性状也衰弱到极点。为了生存，最终必须走兼并收购之路。于是这个粮油公司被别县的粮油公司（B)收购兼并，而别县粮油公司的经济性状分别是：Jb=20人，Wb=10人，Zb=7人。 通过兼并后，两个粮油公司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并形成新的公司（AB），它的各项经济性状得到了加强，且它的各项基因组合如下：Jab=Ja2+Jb=25人，Wab=Wb=10人，Zab=Za2+Zb=8人。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各种经济组织的遗传规律基本上遵循生物遗传规律。它的“基因”重组融合也遵循分离和自由组合规律。所不同者在于：社会经济组织在杂交前不会发生同位基因独立分离，因为它是以全部个体为“配子”（即只有一个基因）参加“杂交”的。其次，经济组织的性状在杂交后，其基因大多数不存在显性或隐性关系（只有个别例外），而是存在相加关系，即相加后的性状是亲本性状之和。例如，两个经济组织在杂交后，其经济水平（即经济价值）的高低应由它们的基因即价值之和来决定。又如，对于这个经济组织的文化水平好坏，在它们的杂交后代中，文化水平应由好性状决定显性，作为坏性状则表现为隐性，即不参与性状决定。
实行社会经济体“杂交”其意义就在于：通过不同组织杂交，培育出社会形状和社会基因都优良的新的经济体。举例说，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非常落后，社会发展的最一般方法就是：从外国或外地引进优秀人才。如从外国引进政府官员，科技和文化人才。虽然文化人才归属于他的出生地，但引进文化人才或称文化基因却有利于发展本地文化。如在唐宋时期，韩愈和苏轼先后被引进到偏远的海南省，却大大推动了那里的文化教育发展。
遗传规律的另一个作用，就是用来比较生物或经济组织的杂交后代，其经济价值的高低。这个规律就是：集中到生物或经济体中的优良性状越多，或者集中到它们内部的优良基因越多，这个生物或经济体的经济价值也越高。下面用上面的豌豆实验为例说明之：
由于红色对于豌豆来说，更容易吸引昆虫传粉，而白色不易吸引昆虫传粉，所以，红色形状是更优良的性状，而且决定红色的基因也是优良基因。而高基因与矮基因相比，高基因对于豌豆的丰产更有保证，所以，高形状及其基因是优良性状和优良基因。相反，白色性状和矮性状及其基因是劣等的性状和劣等的基因。
现在用两个基因纯种的亲本进行杂交，父本的基因组合为：红色AA和高BB ；母本的基因组合为：白色aa和矮bb。假设各种基因的经济价值如下：A=20，B=30 a=10， b=15。因此，可以计算出它们杂交第一代（F1)的经济价值：Vf1=VAaBb=20+30+10+15=75.
下面再用F1进行自花授粉，于是得到F2代。根据基因独立分离和自由组合规律，在F2代中，按其基因组合不同，存在以下9种生物或经济个体：1）AABB ，2)AAbb ，3)AaBb， 4)aaBB ，5)AaBB ，6)aabb ，7)AABb ，8)Aabb ，9)aaBb。下面计算这9种生物或经济个体的经济价值：
V1=20*2+30*2=100，V2=20*2+15*2=70 ，V3=20+10+30+15=75，V4=10*2+30*2=80，V5=20+10+30*2=90，V6=10*2+15*2=50，V7=20*2+30+15=85，V8=20+10+15*2=60，V9=10*2+30+15=65。由上面的计算，可以把9种生物或经济个体的经济价值按大小顺序排列如下：V1>V5> V7 >V4 >V3 >V2 V9> V8> V6。在育种实践中，要用先进仪器检测出杂交后代的基因组合，以便确定它的经济性状和基因的优劣，为更好确定它们的经济价值，以及为选育性状优良和基因纯净的新品种提供准备。因为这就开辟了新的育种途径：从杂交后代中选育良种，这种良种可以自行繁殖生产，以后不再需要杂交制种。这就大大节约了制种经费开支和劳动开支。（2019.11.8）
论城市下水道建设
社会生产如何才能做到减少能耗和物耗，或者说，如何才能做到降低生产成本并使产出最大？虽然途径有多种，但最重要的途径应当是走循环经济之路。所谓循环经济就是要充分利用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出现的副产物进行再生产和再利用，从而实现变废为宝和增加产出利润。
现在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人民的生产生活都会出现大量的副产物，如农民种水稻会有大量的秸秆遗留，种花生也有豆杆剩下。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农业秸秆，从而使这种看似无用之物成为包含经济价值的商品，实在大有学问。过去，为什么宁都县的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农民只种水稻，既由畜牧饲养业和果树业的产出几乎为零。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农民搞不清农业生产的本质就是循环经济的道理。
农民种植水稻、番薯和大豆等粮食作物，虽然能产生大量的秸秆等副产物，但农民却没有对这种副产物做开发利用的更多知识，最终造成了农业产业结构单一，生产投入大和产出低的后果。本来农作物秸秆可以加工成饲料，从而实现种植业和饲养业并举。作物残留物也可以加工成肥料加强种植业，但农民却把过多的秸秆用作粗产品出卖了，甚至当作柴火燃烧了，其实这是浪费资源的严重行为。
在城市，这种浪费资源的行为还表现为，不能很好地对居民每天排出的生活垃圾，进行有效地开发利用。由于缺少开发利用，从城市下水道排出的屎尿等，大量生活垃圾都成为环境污染物。这种污染物严重破坏了城乡的生态平衡，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据资料显示，宁都县城虽然是只有近30万人口的小城市，但居民生活每天从下水道排出的生活垃圾（主要是屎尿）就有60万斤（合6000担）。这些生活垃圾拥堵在下水道中，不能及时排出，通过长期的发臭发黑最终变成了有毒物质。这种从下水道用吸粪车吸出的有害物质，既不能用来做肥料，也不能用来养鱼种果树，只能作为环境污染物处理，被拉到郊区某处堆积成山，但是这样做，仍然不能改变有害生活垃圾，是生态安全隐患的下场。
究其因，全出在下水道建设上出了纰漏。过去的下水道只有一条通道，所有的生活垃圾（包括屎尿、洗衣水、洗澡水、洗碗水等）都流入下水道，并由下水道不经处理，就一次性排入江河湖泊。当这种生活垃圾排入江河湖泊大量沉积后，终于成了污染环境的罪魁祸首。因为它致使江河湖泊腐烂变臭，不但鱼虾不能存活，就连通航也要受阻。在江河大海中，没有被污染物毒死的鱼虾，也成了重金属和致癌物的携带生物。由于江河湖泊遭到污染，城市居民饮用自来水，不但质量得不到保证，还连供应也成问题。
据估算，每人每天能生产两斤屎尿，刚好能生产一个每天所需的蔬菜。如果有人的屎尿不能用来浇菜，他每天所需的蔬菜就只能用化肥来生产。由于大量的城市生活垃圾（屎尿），不能有效地转化成有机肥料，致使农业生产严重缺少有机肥料。于是，无论水稻，还是蔬菜或瓜果生产，只能用化肥农药代替有机肥。这就造成了严重的恶性循环：化肥农药用得越多，农产品和土壤中遗留的有毒物质也越多。在土壤中，由于有毒物质把有益的昆虫和细菌杀死了，因此，造成病虫害越来越严重。并且因化肥用得太多，造成土壤板结酸化严重。致使土壤肥力在逐年下降，农业产量也在逐年滑坡。
今后，为了防止生活垃圾倒入江河湖泊，我们必须遵循循环经济的原则，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从而做到变废为宝，变不经济成为有利可图。其具体处理方案如下：
第一、一定要对下水道进行改建。按照不同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排送的原则，在下水道内安装不同的排送管道。大粪（屎）直接进入下水道，尿用一条管道排送，洗衣水、洗澡水和洗碗水用另一条管道排送。这样，在城市的下水道中至少有三条排泄生活垃圾的通道。
第二、一定要对厕所内的蹲盆进行改建。过去的蹲盆只有一个排泄孔，今后要包含三个排泄孔。一个孔用作排屎，一个用作排尿，一个用作排洗衣水和洗澡水。而且每个排泄孔必须分隔开来单独作用。
第三、厨房内下泄脏水的管道必须与厕所内的下泄洗衣水和洗澡水的管道相联通。
由于对下水道进行了改建，今后对生活垃圾的处理就能实现创造经济效益的目标。下水道中的大粪（屎）可用来生产沼气，为此，下水道一定要建成大沼气池。从沼气池中转移出来的大粪可运送到农场做肥料。从管道中排出的人尿也可直接运送到农场做肥料。对从管道中排出的洗衣水、洗澡水和洗碗水则可送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再处理，以便让它从污水变成清水排入江河。
只要各地城乡能及时行动起来，那么，我国的环境质量就会得到很大改观，我国的生态平衡也会很快恢复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得到极大提高。（2016.9.22）
论土地跷薄
迄今为止，中国有14亿人口，18亿亩耕地，人均占有耕地1.2亩多。而种地的农民却只有3亿。就是这3亿农民要满足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平均每个农民要负责4.7个人的生活。
那么，中国的耕地现状如何呢？其中低产耕地占到总耕地面积的50.1%，中产耕地占到24.86%，而高产耕地只占25.13%。可见，我国的低产耕地面积占绝大多数，而中高产耕地面积还不到一半。所谓低产地指每亩耕地年产粮食不到300斤，而中高产地则指每亩耕地年产粮食分别只有斤左右和600斤。我国的低产耕地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低产土地的特征是：瘠薄、干旱缺水、坡耕地、渍涝、盐碱和风沙等。这种土地（如红壤土）保水保肥能力差，容易造成水土流失。
以宁都县为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广大农村普遍有50%的耕地出现了荒废现象。几乎每个村都有耕地抛荒，有的村甚至出现了全部耕地裸荒了。而且被撂荒的耕地主要是中低产田，如坡耕地、排田、山坡旱地和深山坑田，门前的深水田和烂泥田也有部分荒芜。
土地荒漠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应当有多种，如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偏大，致使农产品的价格相对偏低。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应当是耕地的肥力在逐年下降。由于土地变得更为跷确，致使农业产量逐年下降，最终造成农民种田无收成。由于种田无收，农民无奈只得荒毁土地。
由于土地投入少，农民种田靠掠夺经营。只顾生产不愿投入。自解放以来，农民几乎没有对土地进行改造。大部分的耕地靠天吃饭，因为没有灌溉设施，所以不能做到旱涝保收。风调雨顺的年景，农民可多打点粮食，但是碰到雨水不调的歉年，农民就会颗粒无收。
现在只要到农村，就可发现任何一块耕地的耕作层厚度不会超过20厘米，至于山坡排田和远离村庄的山田，其耕作层厚度更浅，甚至不会超过10厘米。这种土地远远达不到水稻等粮食作物的耕种要求（最适土壤深度在30厘米左右）。不但如此，土壤质地多显灰白沙质土，严重缺少有机肥料。
为什么农民耕作土地不愿投入？最大的原因是：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无耕地占有权。耕地的所有权归集体和国家，国家是最大的地主，而农民只是国家雇佣的佃户。农民在国家的土地上生产，必须向政府交纳各种农业税收。从法律上讲，谁占有土地，谁就有责任对土地进行投资治理。现在我国的情况正是如此，国家占有土地，因此国家不仅享有获得地租的权利，而且更有背负起治理土地的责任。
现实情况却相反，多年来，政府只懂从土地上索取各种财物，却忘了对土地进行投入。国家不对耕地进行改造，农民也不愿对土地进行投入。正是这种原因，才使我国耕地肥力现状令人担忧。至目前，农村大部分耕地到了有鸡不会下蛋的时候，它们再也生产不出粮食了，因此，只有走落荒之路。
土地被搁荒的另一原因是来自理论误区。过去的经济理论认为，地租即土地的剩余价值是人生产的，这就说，从耕地出产的全部价值都是由农民的劳动创造。因此这个观点认为，投入土地的资金应当全部用于人的劳动力再生产，正是这种谬论使对耕地的投入长期缺乏资金。但现在的新理论指出，地租是土地上的自然劳动和人类劳动共同生产的，在农业生产中，人类只是参与价值的创造，而自然劳动不但创造价值，而且参与使用价值（即农作物）创造。这就等于说，投入土地的资金大部分应当用于土地地力的培植，但人类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应当投入部分资金。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农民不要交农业税收了，政府不来收他们的租了，政府还会为农民治理土地吗？治理个鸟！但看问题应当从大局和长远看，现在农民不上交农业税，但将来一定会要交税。如果国家不治理土地，等到全国的土地全抛荒了，到那时再治理就很难了。此外，从尊重民生考虑，老百姓要生活，没有土地焉能了得？所以，无论怎么说，政府都应对土地负起责任。因为这是十分严重“三农”问题，各级政府如再不重视，中国的农业生产将很快就会走到终点。（2020.7.12）
土地制度新论
中国的土地（主要指耕地）实行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好呢？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有人主张实行公有制，有人则主张实行私有制。智者见智，不能莫衷一是。笔者主张实行土地公有制，其理由如下：
在中国古代，土地长期实行私有制。土地除了少部分分封给公卿贵族，其余大部分就是按人口平均分配给每个公民，从而使耕者有其田，人人有等量的土地，人人都是自耕农。但是，这种土地制度也有负面影响，这就是容易产生土地兼并现象，即按“均田制”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它会逐渐集中垄断到少部分贵族地主手中。
那么，土地兼并是如何造成的呢？是在农民的日常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关于土地兼并，最早在《管子》中也有记载。《管子》记有这样的事实：一是贵族富商会利用轻重之术，巧取豪夺农民的土地。当农民急需向国家交税时，农民必须在短时间内抛售粮食等财物，以便凑足货币税金。但由于粮食价格低，农民往往会拿土地出售。二是高利贷剥削。有军功的功臣、贵族和富商向农民贷放高利贷，当农业收成不能抵纳高额利息，农民也会把家中的土地卖掉或抵押给富人。对于以上两种土地兼并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常见的，以致到北宋时期，王安石实行政治经济改革时，在颁布的“青苗法”中，特别强调要抑制土地兼并。他说：“古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去古既远，上无法以制之，而富商大室得以乘时射利，出纳敛散之权一切不归公上。”他还说：“人之困乏常在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于不得。”在这里，王安石向人们阐述了引起土地兼并的两种原因。
第三，在灾荒年，土地无收成，农民为了活命，一定会卖掉土地。当政府赋税深重时，农民种田无收，也会卖掉耕地。最后一种也是最常见的，引起土地兼并的原因是：贵族富商会利用高价购买农民的土地。农民因为贫穷，出于获利解燃眉之急，他们也会卖掉赖以生存的土地。一句话，只要土地所有权归农民，土地买卖的交易就会经常在农村上演，谁也不能阻拦。
对于土地兼并的恶果是很清楚的，它会产生贫富两极分化，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正如汉代学者董仲舒说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也如王安石所批评的：“今一州一县便须有兼并之家，一岁坐收息至数万贯者。此辈除侵牟编户齐民为奢侈外，于国有何功？而享以厚俸？”“今富者兼并百姓，乃至过于王公，贫者或不免转死沟壑。”也如苏洵慨叹的：“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贫民耕而不免于饥，富民坐而饱以嬉。”富者上天，穷者入地，其最终结果就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农民揭杆起义，天下大乱不可避免。
在古代，圣贤不仅早已注意到了土地兼并对社会的危害，为了防止土地过分集中，古人甚至还制定了各种法规和政策。如西汉时的董仲舒就第一次提出了限田的思想。他说：“限民名（占）田，以澹不足，塞并肩之路。”又如，在北朝时期，李安世制定了“均田制”这种土地分配法，这是强调土地要按平均分配的最早思想。到了北宋时期，王安石在政治变法中，明确提出了“抑兼并”的“青苗法”和“市易法”。他利用这些法律来抑制大商人欺行霸市，吞并弱小企业，以及抑制土地兼并发生。在大文豪苏洵那里，更是提出了“限田制”的主张。他认为，只有限制贵族地主占有土地的数量，才能防止土地兼并。这些政策主张，在古代虽然有的在执行中失败了，有的虽然没有付之实践，但它们的目标是正确的，这就是要抑制土地兼并，使全国的土地平均分配给每个公民，从而实现社会大治和安定。
但是，应当指出，古代实行的抑制土地兼并的理论和政策，都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兼并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土地制度上入手。笔者认为，只有实行土地公有制，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土地兼并。因为实行土地国家占有政策，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农民就无权出卖土地。农民只能出卖土地的使用权，而无权出卖土地的所有权，于是土地始终是国家的，中国的地主阶级就不会形成。从而使土地永远做到“耕者有其田”。此外，坚持土地公有制，还有利于农田基本建设，而这些事情是一家一户不能办的。可见，实行土地公有制，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2020.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