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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圃故事——草根系列人物传一、刘瑞年

2014-12-13 08:48 作者:胡然  | 6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1973年秋,我们来到咸阳地区中心苗圃报到上班,见到的第一位人物就是刘瑞年。确切地说,他是我们头一次见到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位可比他抢眼多了,他至多是个陪衬(又是陪衬)。

咸阳地区中心苗圃坐落在距离咸阳火车站四公里的渭河滩上,咸阳至铜川的铁路在其北边穿过,在当时手表还是奢侈品、普通人戴不起的年代,人们习惯于看火车通过,来判断时间点。

我们见到他俩的时间大约是上午十点,因为刚刚有一列火车从那儿经过,那还是蒸汽机车的年代,火车拖着长长的白烟、呜咽着长笛,轰隆隆飞驰,好不壮观;然而更加壮观的,竟然是那一望无边已经变成金黄色树叶的苗圃林带给我们的震撼!因为是上班的第一天,我们借口参观参观苗圃,于是骑着车子到处乱窜。偌大的苗圃,我们真不知道其有多大,反正一眼望不到边。幸亏阡陌纵横的生产路、和规整如棋盘的苗圃林,不至于使我们迷路。

我们的心情很好,又漫无目的,眼见的一切都觉着新奇。我们乱窜了半个苗圃才渐渐明白,这个苗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纯粹的苗圃,而是多种经营,简直就是个大农场:稻田、鱼塘、莲藕池、晾晒场、果树园……且都面积巨大,大的超乎我们想象。链轨拖拉机正在耕作待播种的麦田,稻田地里的水稻已经泛出金黄,即将秋收的季节,多么美好的季节啊!

突然,从稻田地里窜出一大群鸭子,乌压压的好大一群,嘎嘎嘎地叫着,个个神情亢奋、旁若无人,大摇大摆、迈着飞快的八字快步,生愣愣直冲我们扑来,吓得我们赶快退避三舍。定睛看时,才发现了鸭群后面一男一女两位手持长竹竿的赶鸭人。

这是迄今留在我脑海中最美好的记忆画面之一:金黄色的稻田,此起彼伏的金黄色稻浪,一位美丽少女,和一位老翁,手持长长的竹竿,在吆赶着一群活泼可又滑稽可笑的生灵。这群生灵穿过一片片稻田,被它们光顾过的稻田立刻没有了蛙声,全被它们扫荡光了。这群生灵不仅贪吃,而且还调皮,时不时就有几只冲出大部队,想四处逛逛。少女和老翁,分别走在稻田两边的田埂上,就是防着这些调皮的小家伙呢!(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这画面在我的脑海中之所以持久而且美好,除了那画面确实美好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少女太美了!美的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婀娜娉婷?明媚皓齿?婷婷玉立?清新单纯?反正,反正……怎么说呢?就在那一瞬间,我竟然暗恋上了她,而且暗恋了多年……而且,而且,暗恋上她的肯定不止我一人……此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与那少女一起赶鸭子的老翁,就是刘瑞年。

刘瑞年当年究竟多大年纪?我还真说不清。但是,肯定超过五十了。以现在我六十岁人的眼光,五十岁还算年轻人,可是,我当年才刚满二十周岁,看五十多岁的人,那肯定是老翁了。而且,那神态、那体态,确实是老翁。

初秋的季节,天还不冷,可是,刘瑞年却头戴一顶旧蓝色布帽,身穿一件深灰色的旧棉袄,使本来就略显臃肿的身材显得更加臃肿。刘瑞年是个大个子,满脸的皱纹,与树皮一个颜色,又在嘴上捂着一个已经分不出颜色的口罩。那口罩也是皱巴巴的,与满脸的树皮皱纹纠结成一团,使得饱经沧桑的老脸显得更加沧桑。后来我才知道,他患有老年支气管炎,所以不分,他的脸上总有一只口罩,那皱巴巴的口罩几乎成了他的标志。他的眼球浑浊,但浑浊的眼球里却偶尔闪出一丝神秘莫测的眼光,锐利?深邃?洞察?反正不知为什么,一见到他这种眼神,就立刻使人产生一种不敢小觑、不敢轻狂的拘谨。他操一口浓重的甘肃武威、张掖一带的凉州口音,听到这口音,使我忽然联想起了三国演义里的董卓。

记得刚来报到时,吴书记介绍苗圃的现状:中心苗圃是1971年由以前的地区安置农场改制而来,所以,苗圃除了几名国家干部和苗圃成立时招收的几名技术工人,绝大多数,都是以前农场留下的安置人员。“安置人员”,就是人们所说的盲流、被政府收容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附近百姓干脆称其为“流窜犯”。

任何称谓,只要和“犯”字沾边,必然使人联想到“罪犯”、“逃犯”、“强奸犯”、“杀人犯”……难怪当年我亲眼所见,乞讨者大都手持生产大队开具的证明,证明他(她)是“贫下中农”,怕被收容,怕被贴上“犯”字标签——奇了怪了,从没见过全民普及此法,此法却如此深入人心!直到2003年的3月20日,大学生孙志刚被收容并被打死,同年6月20日,此法才被废止。

在没有互联网、信息不发达的时代,被收容并被打死的恐怕不止一个孙志刚。既然是“犯”,必然被强制失去自由,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被人弄死,完全可以无声无息。自由,其实像空气和水一样,只有在失去时,才知道它的珍贵。

人性有时是很脆弱的,尤其是在长期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假如还能有性格张扬者(如孙志刚)活下来,那简直是奇迹。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只会学的卑微屈从。

或许这就是中国特有的国情和民情:身为自由人时,蔑视一切失去自由的人,甚至幸灾乐祸别人失去自由;可一旦自己失去自由,就卑微乞怜地“好死不如赖活着”,难怪鲁迅说,中国其实只活着一种人:“遇虎便如羊,遇羊便如虎”。

但是,有些人却在卑微屈从中竭力保持了一点点可怜的尊严。刘瑞年,就是其中之一。

在后来与他们的交谈中,我才知道,他们大多是1960——1964年间,也就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及其以后几年,陆续被收容、安置的。应该说,他们当年能被收容安置,还真是他们的造化。在以后的岁月,大多是“收容遣返”,而非“收容安置”了。

政府的初衷肯定是很好的:既然他们流浪乞讨,无家可归,不如建个农场,将他们安置其中,自食其力。据他们说,开始的几年,农场干部们并没有将他们视为“犯人”,“管的很松”,可是,他们中的“一些败类”,却偷东西,偷了就跑,不仅偷农场的,甚至连他们这些穷汉的东西也偷。所以,农场管理越来越严厉,最严厉时,晚上睡觉,脱下的衣服都要被收缴,第二天起床时再发还。——唉!中国人的劣根性:不识好歹!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仅对他们管理的越来越严厉,而且,在他们这帮“流窜犯”中也搞“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深入基层、深入人心”,他们之间也开始互相揭发、互相批判、互相批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除了渐渐变得卑微屈从,也渐渐变得猜忌多疑、互不信任、空话套话,谎话假话,就是没有实话……这些特征,从他们的闪烁不定又巴结讨好的眼神中,一眼就可以看出。

但是,刘瑞年的眼神中虽有怀疑和不信任,却没有巴结讨好的成分。

其实,对于这些流浪乞讨人员,当年也是“双轨制”,大部分“收容遣返”,少部分“收容安置”。为什么刘瑞年他们这部分人能够被“收容安置”?我始终也没弄清楚。好像他们确实是无家可归。可是,无家可归似乎又分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他们在家乡确实已经没有直系亲属了,甚至连房子都没有;第二种情况是,他们在外流浪多年,已经记不得、或者是故意记不得家乡究竟在何处;第三种情况是,他们本来就不是农村户口,在家乡城市里又没有正当职业,遣返回去等于还在社会上流浪;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某种手艺或技能,在这里表现较好,且想留在这里。无论如何,这些人能够留在这里,都是经过了调查和甄别的,起码不会是遗漏的罪犯。

刘瑞年究竟是基于何种情况而留在了这里,并且还于1971年转正,成了国营苗圃的正式职工,我不清楚。没见过他有何手艺或技能,且又年老多病。唯一的可能,就是他是城市户口,却无家可归。偶尔听谁说起过,他以前是卖眼镜的,四处流浪着贩卖眼镜。好像他还有个失散的女儿,算起来,他女儿应该有三十多岁了。可从刘瑞年嘴里却绝对听不到这些。他就像个谜似的永远让人去猜测。

刘瑞年话语不多,由于年老多病,单位总是照顾他干一些轻活,所以和他一起干活的人也不多。但他绝不是一个孤僻寡言之人,比如夏收时,那时的夏收被称为“龙口夺食”,男女老幼所有劳力齐上阵还嫌劳力少,刘瑞年自然也得上阵。夏收时节虽然是一年里最忙碌的时节,却也是最欢乐的时节。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人问候另一人:“你吃毕了么?”他突然也插话:“你吃毕了么?”浓重的凉州口音和那轻佻的语调,逗得大家哄堂大笑,都听出了他的话中话,他也跟着嘎嘎坏笑,由此可以看出他性格中爽朗的一面。

有时我也在揣测,他年轻时,四处流浪着贩卖眼镜是个什么模样?四海为家的人一般都有着不一般的胆识和本事(我就绝对没有那样的胆识和本事)。看得出,年轻时他身材魁梧,而且,他会武术。

一次,李进财在打麦场上演练拳脚(李进财是和我们一起分配来的三线学兵),他在不远处默默地看了许久。一般情况下,这预示着他会,或懂。现在回想,我们那时年轻气盛,不懂谦虚,更不懂尊老爱老。李进财停下来,对着刘瑞年一拱拳,问:“你也会?”刘瑞年不置可否。嘿!李进财来劲了,非要拉着刘瑞年比划比划。刘瑞年推辞说,我老了……李进财却不依不饶……两个人不知怎么的就比划开了。李进财学的是少林拳,比划中却看不懂刘瑞年学的是什么拳,有好几次,刘瑞年点到为止,说:“你输了。”李进财一看,确实是输了。刘瑞年本想到此为止,李进财却不肯善罢甘休,不想输给一个老流窜犯。于是,李进财越攻越猛,刘瑞年敷衍应付,直到李进财一脚踢在了刘瑞年的档上。

刘瑞年弯腰痛苦地蹲在了地上,李进财这才慌了,赶忙蹲下想扶起刘瑞年,刘瑞年却摆摆手,蹲在地上痛苦地喘息了一会儿,这才叫李进财双手托着他的腋下,反复向上托举……过了一会儿,没事了,李进财好奇的问:“这管事?”刘瑞年:“嗯。”可是,李进财却无从验证,因为从来无人一脚踢在他的档上。

时隔整整四十年了,如今我能回忆起的,似乎只有刘瑞年那沧桑如树皮的满脸皱纹、浑浊眼球里闪出的莫测目光、浓重的凉州口音和他总是端着一个大茶缸子吃饭的景象。

刘瑞年大约死于1975年。我印象深刻是因为他就住在我的隔壁。那时的住房,一排人字梁架,上面相互是贯通的,只用芦席吊顶,所以不隔音。

刘瑞年卧床不起已经不知多少天了,那天,单位决定派张志贤拉架子车送他到医院看看。架子车车身短,张志贤就在车辕上架了两块木板,还一边嘟囔,既像是说给刘瑞年听,又像是说给自己听:“说我思想不好,我脑瓜可好……”车辕架上了木板,铺上了铺盖,刘瑞年躺在架子车上,张志贤嘟嘟囔囔拉着走了。苗圃距离咸阳市二院大约十多华里,估计走到也得两个小时。可是,不到中午,张志贤从医院打来电话,刘瑞年死了。

据说,刘瑞年死的异常平静。大夫给做各项检查时,他还行动如常。最后做心电图检查,让他平躺,他就平躺,可是当开始做时,心电图上显示的居然是一条直线,大夫以为是仪器坏了,检查了一番仪器又给做,依然是条直线。大夫赶忙拿起听诊器,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

单位派拖拉机(那是当时苗圃唯一的交通工具)顺路买了一口桐木棺材,到医院将其入殓,没有追悼会,直接就拉到了苗圃地界那段正在施工修筑的渭河大堤上,挖了个坑,埋了。是用推土机埋的,在场的人都听到了推土机那一铲子土推入坑中时发出的棺材的咔嚓声,桐木棺材板太薄了。

如今,渭河大堤早已成了城市繁忙公路网的一部分,而埋在其下的刘瑞年的尸骨,估计早也化为了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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