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

清湖，是个好听的地名。在那个地方，有一口不小的池塘，池水清冽平静，四处草木荫荫，虫鸟生机勃勃，那里是一片安详的所在，是灵魂可寄托的地方。我梦想过在秋天的黄昏，盘坐在合欢树下，看湖水轻漾，看群鸟飞翔，也凝视着暮色的深沉，做生命终结前的审判。

列车在街道底下穿行，发出轰隆隆的声响。那一刻，别的什么也听不到了，即便我自己也成了声音里的一个波动。是的，列车载着我去清湖，我要去现实中寻找昨天的那个梦境。

“哐叽…哐叽…”列车底盘发出很有节奏的响声，在一步一步地计算着距离，——梦想与现实的距离。这距离有多大呢？有人需要耗尽终生；有人，只需翻转几张纸就能到达。是的，在他而言，二者的距离就是几张纸的厚度。而我，则顺着父亲面向的前方，踏着他脚下的路，正在努力寻找。

大概过去一个钟头吧，我在清湖地铁站D出口坐上了开往清湖的公交车。清湖，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区域，作为一个外来人员，我很难在短时间里摸清它的边界和街道布局。在里头行走着，就像阳台上的一只蚂蚁在我身上爬。无论爬到哪里，它发现哪里都是我：拇指甲是我，肚脐眼是我，胳肢窝虽有点臭但也是我。爬到黑黑的头发丛里，它有些精疲力竭了——你的身躯咋会这么大！在丛林般的楼宇中穿行，我怎么才能完整地认识你呢？清湖，难道这里每一根路边的野草、每一只餐余上的飞虫也都是你么？不，能真正代表清湖的，不是它的脸相，不是它的身段，而是它那颗陈旧的心，是我梦境里那眼平静清纯的池水。就像卡西莫多所说的——“我的长相很难看，但能真正代表我的是我的灵魂。”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是清湖的心脏。

在新村站下车，你看到的是一排排并不十分高耸的楼房，一律现代公寓式建筑。用不着多想，只要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稍有点了解的，就都知道这片区域的功能。因为开发年代不远，所以放眼所能看到的都带有强烈的新式气息，不管楼房还是街道，即便街角处垃圾回收点也都是那么干净整齐，还有路上的行人，个个都像是洗过阳光浴的少年，个个脸上都洋溢着的自信能感染每一个生灵。但这里没有湖，这里是现代化的新村，是一大片青年务工者暂住的地方，是充满青春躁动的场地，不是我要去的那个平和的梦境。

——“请问一下，大爷：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湖或者池塘啊？”我向一个白头发的老人打听。在这里，到底有没有湖，我想也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最清楚。时代变化得太快，我们只忙于创新，过去的一切，就像废物一样被扔进了垃圾桶里，或者像是多余的物件被搁置在了某个角落里。对于压满了灰尘或是被深埋在了土里的，年轻的人们当然不知道。他们，不但不知道，甚至于是不屑一顾。(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这里哪有什么湖！你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么？人山人海倒是。”旁边的老人端着茶杯，摇着精致的纸扇，很是气愤地说。

——“就是有，也早就给填平了！不填平，怎么盖这些楼房呢？”

——“您的意思是说，以前这里有，只不过现在被填了。难怪这里叫做清湖呢。”

——“这里是新村。真正的清湖村在后头。”白发老人抬手指着楼房后边，“你去那里看看吧。”

——“没有湖了，我告诉你，年轻人。这里现在只有这样子的楼房，”他指指身边的房子，向我摆摆手，呡了口茶水，接着说：“你别听着地名就以为有湖。这里叫清湖村，那你倒是看看，这里哪像个村子呢？凡事要思考一下嘛，不要随随便便就相信。”

——“呵呵… …是，是的。这里发展太快了，三十多年，变化非常大。”

——“这还不是国家政策好么！改革开放好，平地起高楼，渔村变都市。”

——“你倒是享着清福了，是吧？”

我向他们欠欠身，微笑着转身离开，朝着老人指点的方向走去。

老村子，在今天的中国随处可见，就像随处可见的塑料用品，就像河滩上随处可见的贝壳，成堆地在随浪翻滚，在日复一日的翻滚中，逐渐成了一粒粒无法分辨的沙子。也有些会是幸运的，它们或者会成为某些有闲阶层案头的装饰，甚至成为一个价值百万的稀世珍奇，或者也会成为某些流浪者的庇护所，比如寄居蟹还有藤壶就会将自己安置于其间，也有些会成为某个孩子成长过程中一个梦的寄托或一个愿望的象征，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物证。在中国的城市化浪潮中，各地的老村子正处在各式各样的境况之中。一个村子现在呈现怎样的面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里头，有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它们自身的历史与特色，还有它们孕育出来的人口，甚至村头生长着的那棵树、流着的那条河。放眼当下的中国，我们细数农村的现状，无不是这样：要么被遗弃荒废，任由时光来收拾；要么被吞并消化，让远游的归客无迹可寻；要么就借助石头和瓦片的古老与独特，实现现代化的华丽转身；还有一类，它没有任何本质变化，依旧是供人们栖身的场所，只是栖身其间的不是原有的居民，而是自千里之外而来的打工者。在我所在的这座城市里，你能看到清晰的变动痕迹：一个村庄蜕变的痕迹，一座城市发展的痕迹，一个时代前进的痕迹。这样的痕迹，就像在一座层层堆积的高山上，你看得见的那层层纹路，粒粒泥沙。我在这里走着，就感觉在一座博物馆里浏览文物展览，在空间里穿行，就是在时间中漫步，我看到的就是这座城市的变化过程。

“深圳，是一座由小渔村发展而来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似乎成了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的共识，因而似乎就成了一种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可，真是这样的么？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哪座城市不是在原著居民点逐步建立起来的呢？农村，是人类文明的第一个固定化的空间载体，是人类真正进入文明时代的发端。只是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出于农业发展的需要，才出现了依附并且服务于农业的手工业和商业，进而才出现了因第二类生产活动的深化、扩展而产生的市镇。所以，深圳发端于海边小渔村并不是什么人间奇迹。何况，你所目见的这片繁华也并非如宣传的那样是建立在一穷二白之上的，它也有它原始的物质基础，还有后来的优惠政策扶持和源源不断的资源流入。我们总感叹“平白无故”的奇迹，希求奇迹产生，乐于接受奇迹，享受奇迹带来的精神震撼和心情愉悦。对无数的人而言，奇迹似乎是无中生有的美好，是起死回生的感动，而不是既有要素在不断或隐或彰的相互作用后的明白显现，是量的积累引发的质变。很多人并不在意这个，他们所能且愿看到的是眼前既是的结果，而不是内在的生发逻辑，只关乎偶然而忽视必然，只注重瞬间的花开而无意植物生长的点滴漫长。所以，在他们看来，深圳的发展就是个人间奇迹，是一夜之间在水田滩涂之上冒出来的旷世繁华。但事实并非如此！孩子的逐渐成长，只有父母知道得最清楚，而我只会说：啊，十几年不见，你的变化好大！变化，是点滴积累的事实，而我所表达的是我个人的情绪。

在历史进程的起点，这里可不只是水田和滩涂，这里也不只是乡野渔村。80年代以前，在临近香港的罗湖，就已经有了繁忙的商贸市场，而且还有广九铁路支线延伸至此。今天的东门老街，就是那时的繁华场所。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这里已经是一个现代化意义上的市镇了。中国政府为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稳定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积极主动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深圳，因其特殊的地理条件而成为了改革试验的首选地区。我们固然需要昂扬向上的伟大时代精神，但我们更需要冷静的理性分析，需要抽丝剥茧的耐心和定力，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着眼前的高楼大厦，面对着眼前的熙攘繁华，我们不能只有惊叹，还要探寻它的根基，发现它的本质，解决烟花绚烂背后隐藏着的问题。——而问题就在我要去的那个老村子里。

走在楼房投下的阴影里，我像个刚进城的乡野小孩，东张西望、上下打量，眼见的是那么陌生，那么神奇。我的这般模样，不知道的，会不会以为我是个正在踩点的贼呢？可是，在注视我的人里头，又有谁会知道呢？他们不需要知道。——你需要知道天上飘过的那朵云从哪里来么？你需要知道屋檐上的那只麻雀要去干什么么？我也不需要。说到底，在这样一个人员流动就像风卷尘沙似的地方，有谁会在意你呢！你不过就是他走过的那段路边上的一棵草、脚下踩过的台阶下的那一片树叶。尽管我神态畏缩，但有谁会因此而判断我行为不端呢？说我像个贼，我现在知道，这简直就是村妇们天真的诽谤。在这里的这个时代，他们只会认为我是个不够帅气的邋遢男人！然而，我幸好走在了阴影里，我的身形因此就变得浅淡，像绘画里的晕染，像电影里的龙套，像瓷碗里掉出来的两粒白砂糖。但“做贼”这个词让我想起几十分钟前坐在地下列车里看到身边一个又一个低头操弄手机的男人和女人时，我想到的行窃和乞讨以及街头或过道里的卖艺。而这，又让我感到沉重。

这个世上，从来就没有永恒的真善美，因而也没有永恒的邪与恶。技术的进步，使得行窃这种令人憎恨的社会现象大为减少。就像当下，绝大多数人的口袋里除了一部需要密码解锁的智能手机，还有什么值得他人惦记的呢？因为智能手机的普及，打架斗殴的现象也很少发生了。然而，这却让街头行乞的人们陷入了困境——为了向路人讨钱，难道也要买部手机么？既然都买得起手机，而且又会操作智能手机，这样的人跪在天桥上、躺在墙根下，还需要他人的同情么？还能赢得他人的同情么？没有悲惨，就不会有同情，因而也就不会有收入。这，应该是我这几年在街头很少再看到乞讨者的原因吧！看不到街头的乞讨者，也可能是他们已经不需要以此为生，——他们都转业了！或者是都富裕了，或者是都集中统一了！走在阴影里，我暗自高兴，为他们的命运，为这座城市的容貌，也为我自己的良心。

但我的良心自从被我体认到之后就从来没有安宁过！灵魂的不安宁，就像心脏的未曾停止过跳动一样，是我尚在活着的迹象。——我时常这样安慰自己，这样给自己继续行走的勇气。于是，我借着这股婴儿呼吸一般轻薄的勇气走进了东门熙熙攘攘的人群。可能除了我，在这群人里边就不会再有第二个了，不会再有第二个像我这样步履匆忙且慌张，不会再有第二个像我这样神色凝重而涣散，不会再有第二个像我这样只是一走而过的人了。我感到一种巨大的压抑和排斥，像是苍穹崩塌在我的头顶，是巨浪推送我进海底；是灾难前的不可名状的恐慌与灭失。我刻骨铭心地认定：我绝不属于这里！我不能在这里待得太久，否则我会窒息。这里的一切，在我而言，只能是抽象的概念，是书本上的文字描写！我要赶紧逃离，血脉之中有股神秘的力量在驱使着我远离这个纷繁的场地。我在这里行走，就像行走在一个未曾有过人迹的荒野丛林，这里藤木缠绕、鸟叫虫鸣，一切都是那么原始荒芜，寂静沉暮，既荒凉又嘈杂，到处生机盎然又死气沉沉。我急走，不去关注有序而拥挤的商铺，不去关注古老而现代的建筑，也不去关注那些同我在两个世界行走着的游客。我在人声嗡鸣和灯光闪烁中很容易迷失方向，这同你在丛林里可能的遭遇一样。我急走，猛抬头，见着的是一座庞大高耸的山，它遮住了夕阳散落下的光辉，只在夹缝里透过一丝丝光线，照得我的视野里是一片橘黄。山，背着阳光，在黄昏里，在我的眼前，显得乌黑一片；挡住了四分之三的天空，兀立在我面前，是地狱禁闭的大门给我死亡临近的震撼与逼迫！望着它，我感到恐惧，我看到了无以规避的必然。——赶紧走吧！我扭头转身，向埋设在地底下的列车站走去。就在这时，我又看到了它，我的良心。它们在自言自语，它们在自生自灭，它们在无知无觉地观看着我眼前的一个个说不清楚的人生。

——他们！他们，来自哪里？为什么会在这里？看见你们，怎么让我的良心发紧得这般模样？坐在列车里，听着哐叽咔嚓的声响，我的心就像我的上半身那样笔直绷紧着：他们是真正在活着等死！当我想着技术的进步在逼着他们陷入困境时，未料困境中的他们却如此鲜活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在那个我以为是个概念化的地方。看着他们坐在文化舞台的石阶上，看着他们蹲在杂乱的角落里，看着他们老鼠偷食似地往嘴里扒着米饭，看着他们肮脏破烂的着装，看着他们与旁边玩滑板的少年的青春靓丽、与来来往往的笑逐颜开的女郎的美丽时尚、与匆忙摆动着笔直的大腿的西装革履的男士的标准精致、与周边除我和垃圾桶之外的一切的格格不入，我想到了多余与附着，想到了法餐盘子边沿的绿头苍蝇，… …你们，和我一样不应该在这里长久停留，——赶紧离开！我仰起头，看着车顶上的广告：他们为什么会在那里？他们还属于这个世界么？他们为什么不能像他们周边的那些人一样融入这个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你们的存在，就像镜面上的凹点，就像跑道上的沙石，让这个世界变得不平整、不柔和！这是他们的功劳还是他们的罪过？可是，他们到底为什么会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中？他们犯了什么过错，非得游离在世界的边缘？到底是这个世界隔离了他们，还是他们摒弃了这个世界？他们是一只只逃脱群体的羊，是在进行自我放逐，还是遭受着外力的驱离？

约翰·邓恩说：“无论谁死去，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每个人既然生而为人，就应该具有人之为人的特征，处于人之可以为人的境况之中。但现实教育我：人，并不是生而为人的，每一个人在出生时都只是一只黏糊糊的小动物，是it而不是he或she，它之为人，在于他出生的环境，在于他后天的状况。这个世界并不美好，它不是天堂，它无法、似乎也没必要保证每个人的常态生存，它自然而然地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就像自然而然地将人分为雄性和雌性一样。所以邓恩的“丧钟”敲得有点一厢情愿，就像卡西莫多敲响爱情的钟声一样。他们死了，跟桌上的一抹灰尘被你擦掉有什么区别呢？他们就是原始丛林里的一只只蠕虫而已，没有谁会在意他们的死活，他们的存在就等于虚无。然而事情的另一面却是：谁的存在都有可能变得毫无价值。换句话说，他们就是每一个人存在的可能性，预示着每一个人未来可能的存在状况，就像小时候听到的教训：不好好读书，将来就跟那个谁谁谁一样。我想：他们可能也接受过这样的训导。依据邓恩的说法，我们还可以这样作想：因为他们的存在，就足以证明这个时代的不完满，他们的现状足以反映出这个社会的痼疾，足以说明这个社会需要救治的，而不仅仅是他们。有个叫Jean的英国籍视频播客在贵州拍摄短视频时说：“你们看，这里是中国五线城市里的一座公园。这里很干净，地上见不到一张纸屑，路边也见不到一个流浪者。”如果有机会，我真要好好问问他：你知道他们都去哪里了么？米其林餐厅里见不到绿头苍蝇，并不意味着这个世上就没有了它们的踪迹。

——是的，他们就是静默在高楼阴影角落里的苍蝇。只是，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来自哪里。

今天的确很闷热，走到哪都感觉空气像是肩头的重负，压得人气喘吁吁！记得去年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太阳底下，我看到这样的一处可供人们居住的场所，是老人所指的那个清湖老村。村子并不大，但的确是很破旧，要不是有人在这里居住，简直可以说是一座荒村，甚至有些荒村也未必有它这样的简陋破败。但是这里，去年的这个时候还有人在居住；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狭窄的巷道里行走，就有人当面问我是否愿意租房；去年的这个时候，问我是否愿意租房的那个人是位中年妇女，去年这个时候的她正在一座古式建筑前的不锈钢栏杆上晒棉被。那时候，因为有人居住，所以行走其间还能感受到人的气息，感受得到生活的实在，感受得到人世的荒凉与寂静，感受得到人作为生命体的卑微与硬朗。但是今天，它彻底荒凉了，寂静得如深夜的荒野。这个村子的历史有多悠久呢？我想，除了本村的原著居民在翻族谱时才能说得出来外，不会再有旁的人了解了。——世事如此芜杂，谁还有过多的精力去了解这样一件没有价值的事呢？我也没有理会，也无需去查找它详实的资料，在逼仄的巷道里行走，我只需要看到它当下的面貌，用脚去丈量，用心去观察，用大脑去思考。我要知道的不是它的过去，而是它当下的状况为何会如此荒凉，去年在这里居住的那些人们都去了哪里？他们为什么要全体搬离这里？搬离这里，是出于自愿的选择还是被迫无奈之举？

大湾区这一带几座大城市里的传统民居，我有幸都见过。这里的房子都是一律的低矮、阴暗，室内都有着相似的布局：打开大门之前，你得推开一道镶嵌在石头墙里的栅栏似的窄窄的木格子护门；借着幽暗昏沉的散光，抬头看到的是木制的阁楼；阁楼底下摆置的，是乌黑的太师椅和太师椅边上一样乌黑的茶几，还有高高的雕饰精细的香案；进门左手或者右手边，就是一道狭窄而略显玲珑的楼梯；顺着楼梯，你能上到的又是一间矮矮的阁楼；这阁楼底下，是爷爷奶奶们颐养天年的卧室；与这卧室对面的，是另一间卧室。我见过很豪华的一间，里头摆放的都是些精美的木制家具，看上去很有些年头，是那个时候匠人们的精心打造。但这样的豪华与精美，并不在我所站立其间的这个老村子里，这个老村子里所拥有的传统也和我眼前的现实一样陈旧衰败。老村名叫清湖，坐落在与它同名的公园脚下，被郁郁葱葱的竹木掩盖着，被高高的围墙阻挡着。村子的西面是一排排公寓楼，南面小河对岸是富士康，北面是一处不多久就能见着繁华的施工现场。可以说，老旧的它正处在现代化的中心，是繁华中的一个静谧之处，是光明里的黑洞，是时代中的盲区。跟其他我所见过的屋子不同，这里的不是供人们观看的，而是供人们居住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供人们安身之用的。因为这里没什么与众不同，因而也就没什么额外的价值，除了每个月还能给户主们带来几百块钱收入。我想，这样微渺的租金收入，在户主们看来也是可有可无的，就像这里的存在一样可有可无。

站在狭窄的、杂物堆积的屋弄里抬头向外看，除了眼前屋顶上泛白的瓦松，还有墙上的破洞和随风招摆的碎帆布，还有就是高出屋顶的闪亮艳丽的通体镶嵌深蓝色玻璃的都市写字楼和高档商品楼。站在这里看一眼，或者是在这里头走几步，你能感受到什么呢？城市发展的不平衡，还是它巨大的包容性？是城市社会的贫富差距，还是这里的角落所显现出来的脏乱差？能来这里的，比如我，会是些什么人呢？正在用胶合板搭建起来的厨房里做午饭的大姐和我有什么不一样呢？我是否还挤得出来龙眼树下正在荡秋千的那群孩子们脸上绽放的笑容？我不敢用手机拍照，那位满脸沧桑、皮肤黝黑的大叔正直直地盯着我，似乎在说：真正闲得无聊的家伙，老子晾衣服有什么好拍的！或者在说：他妈的，拿手机东拍西拍就能挣到钱，这个世道真他妈的是… …也可能是在说：你拍着干啥，是要引着政府赶快来拆除这里么？

破旧阴暗低矮的房屋还在这里静置着，谁家的橘黄色制服也忘了收走，在我的仰视的目光里，像一面溃军的旗，挂在开裂了的竹竿上一声不响，似乎在警示我：看，被人遗忘在时间里是件多么卑微的事！可是，被遗忘的又何止这一件衣服呢？从一扇不知被哪股流浪的风吹开了的门进去，我看见门口躺着一块银白色的铁皮，上面张贴着一张已淡了色的粉红的A4纸，还能清晰辨认的黑色字迹正警告着每一个来这里的人：该房屋存在安全风险，不得入住！我看到，这里的每间屋子现在都被脚下这样的铁皮封堵住了，每一个过来的人都被拒绝在了门外。这里，现在真正成了寂寞的村落，除了我，没有一个可见的人影。探身看看昏暗的里间，一股潮湿浓重的霉气冲进了我的鼻腔；右边的木梁上，我看见了一架扬秕谷用的风车在那里搁着，像一只蜘蛛的壳，充实着屋里的老旧与死寂。没敢再往里走，站在门口上下打量着：门的左后边是一间仅够一人蹲下的厕所，挡墙是用胶合板随意拼撘的，胶合板的下脚已经腐烂发黑了；不高的顶上，有一块生了锈的波纹状铁皮斜靠在屋墙上，依然能够发挥遮羞的作用，如果我要在这里拉泡屎的话；墙角乌黑的水管末端，有一只白色塑料壳包裹着的物件，不知是什么正在静静地等着时间的笑话，等着一层又一层的灰尘叠压。这又是被谁扔在了这里的呢？——这里的人，他们一个个都去了哪里？可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还见着烟火在这板房里往外冒，还听着姑娘的笑声透过墙缝在小巷子里游荡；那时候，杂物堆上有晾晒着的被服和木瓜条，龙须果藤在阳光下昂头向上，低矮的板房里有汉子们在划拳喝酒，野猫在墙头向它的同伴龇牙怒叫；那时候，在盛夏的太阳底下，行走在满墙青苔的屋巷里，我听到一个妇女在清淡地问：老板，你是要租房子么？这里很便宜的… …

美国社会学家马修·德斯蒙德在《扫地出门》中将司科特拖车房里那些连小偷都不想要的物件称为“出土的文物或远古化石”。跟他的整本书一样，这也是非常精彩的一段描写。这段文字，让我想起欧·亨利的《带家具出租的房间》。在珀达太太出租给青年男子的房间里，每一件物品上都像积压了层层灰尘一样沉淀了一个又一个房客的信息。出租屋，那些租给低收入者的房屋，里头的空气都比别的地方要厚重，就像地质岩层一样，一层又一层、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地积压着每一个租客的呼息和体味。这样的屋子，就是一个地质宝库，它记录着底层社会的生活，记录着已经消逝了的年代和那个年代里的人们的踪迹。我们这里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只是它们，当下正面临着挖掘机的沉重审判。

正在开审的清湖村，我已经进不去了！所有路口都被当地空屋行动指挥部聘用的工人用天蓝色的铁皮板挡死了。——“空屋行动指挥部”，这几个字，是印在那张粉红色A4纸上的。“空屋”，是名词还是动宾词组呢？“空”字读平声还是入声？从整个组织的名称来看，从语言的整体结构来看，“空”在这里是应当读“k'ong”的，作动词用。因为，既然是“行动指挥部”，就应该有所行动；既然有所行动，那就应该有具体的形式和对象。那么，这个“指挥部”就是一个使这里的屋子都空（入声）出来的组织，就是使这里的人口都搬出来以使房屋都空（平声）着的组织。所以，我今天看到的，就都是这个组织行动后的结果，是这个指挥部的杰作：人员都已搬离，留下的都是些废弃之物，是一片荒野的寂静，是城市繁华喧嚣的印证。——可是，那个盯着我看的大叔，那群在荔枝树下荡秋千的孩子和那个弄得锅铲哐当作响的妇女，还有在村后那间漏屋里刷抖音的那个小年青，他们都去了哪里？是什么让他们离开的？是闷热逼仄的空间，摇摇欲坠的砖瓦，还是门上张贴着的粉红色告示——这里已不适合居住？他们搬走了，背着包裹，挎着编织袋，拎着塑料桶，拖着行李箱，可能还抱着小孩，汗涔涔地挤进了开往下一个居住点的公交或者地铁还是面包车呢？——人搬走了，这里的每间屋子现在都是空屋！“空（平声）屋行动指挥部”接下来，我想，就该有下一步的动作了吧；不久的将来，这里便会再现城市的本真。

——“喂，你好！请问你那里是不是有房子出租啊？”

——“你要什么样的房子？”手机里传出来一腔的广东音。

——“单间。”

——“单间，现在没有。只有一室一厅和两室一厅的。”

——“那一室一厅的租金一个月多少？”

——“1600到2000。”

——“大件家具有没有？”

——“沙发，床和衣柜。”

——“没有空调么？”

——“没有。”

——“那可不可以提供电扇？热水呢？”

——“你到底要不要房？”

——“情况总得先问清楚嘛！”

——“你有没有租过房？这边的房子，全都一个样子。”

——“面积有多大？”

——“要的话，过来看一下。”

——“… …”

很多人都在抱怨中国的房价逐年高涨，但对这种现象却没有统一的态度和根本性的认识，因而也就没有十分稳定凑效的举措。在这里，有一种观点是：政府给予房产的优惠不像给予工业的那样多。这里的厂区用地费用就比住宅用地费用低，由此导致大量土地被开发成了厂房而非住宅。在人口日益增长而建设用地日益减少的情况下，作为刚需的住宅其价格自然而然就会一路攀升。他们说，这是必然的结果！持这种看法的人，似乎指出了不同产业在开发用地上存在的矛盾，看到了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失衡。但是，只要夜间到各大楼盘周边转转就不难发现，没几座是完全亮灯的。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这座城市的房屋入住率只有45%。据特区报报道，截止2020年初，这座城市的公有住房总量1082万套，人均居住面积27平方米，户均1.13套（间）。2020年8月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深圳市的居住总人口有1756.01万，家庭户，户均人口2.25人。由这些统计数据，我们至少能看到：居住空间在这里并不是特别的紧张，房屋市场总体上是供需均衡的。但为什么房价还在逐年高涨？有人会怀疑数据的不真实，也有人会说数据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正是这些隐藏着的因素在左右着这座城市里无数打工人的日常生活，左右着这整座城市的价值，甚至是这里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可是，数据背后隐藏着的到底是什么呢，如果它真有秘密的话？

前段时间看到过一则新闻报道，是日本某家知名媒体刊发的。文章里说，在今天的中国即使收入低也能过上好的生活。收入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状态？符合怎样的统计标准才算是真正的低收入呢？所有的一切，我们都用人民币来衡量：这里最低的工资标准是2200元人民币，税前平均工资是7825元人民币。环卫工人、勤杂工、工厂学徒、工地小工、保安人员等等，他们在这样的大都市里生活会是很幸福的么？有人会说：啊，幸福与金钱无关，幸福同内心相联。可是，你年少的孩子上不起好学校咋办？你患病的父母住不进好医院咋办？你年过三十的儿子因买不起房而无法结婚咋办？你自己的日子自然是可以关起门来过，一日三餐可以开水就白馍，可是，出门之后呢？——走在人群里，我又算得了什么！连抬头仰望高楼的勇气都会因口袋干瘪而一泄殆尽了！所以，无论在哪方面，能省的就尽力省下。400元的房子能安家，200元的屋子也能遮风挡雨；我在这里不是生活，而仅仅是为了挣钱！这里，就像是老家的田地，我在其间着挥洒汗水只为秋季的收成。住不进公寓，也住不起民宅，能不花的就不花，能将就的就凑合；一日三餐，只图个安稳，只图份差不多的收入，即便是在破旧衰败的老村子里住又何妨！在哪里，不都是吃和睡么？吃饱了，躺下就能睡着，偶尔也和熟人聊聊天，讲讲人生的辛酸苦辣。如果实在无力挽救了，那就——活着等死！这就是我的生活，如果这也可以称之为生活的话。那么你说，这样的日子好与不好呢？

在这个世上，活着的人，除了极少数有着某种宗教信仰的，还有谁不愿意住进宽敞明亮的房子呢？有谁会厌弃李嘉诚的私人别墅？有谁会厌弃八万元人民币一宿的总统套房？谁不愿意在这个世上拥有自己的一片独立空间？可是，人民排斥了他们，财富驱逐了他们，一种无形的力量将他们放弃在了都市的角落，放弃在了社会的边缘，放弃在了时代的死水潭里。他们，一层又一层地被剥离，一代又一代地被驱赶，就像玉米选种，就像洋葱剥皮，留在这个社会的，最终就是吴晓波眼界里的精英，可用来做某位美食博主镜头下的“开水白菜”！从农村赶到城市，从城市中心赶到城市边缘，从边缘赶到郊野，他们始终没有成为自己的主人，更没有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人。他们，只是社会财富的制造工具！用旧了，失去了作用，就会被扔弃到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让自然的力量将其腐朽，将其消化。

城市的边缘在地理上很广大，广大到可以触及地球的任何一块土地，但是它们也很狭小，狭小得容不下打工者的床铺。对待他们的床铺，城市会以秋风扫落叶般的态势将它们席卷清理出边界。有人可能会说：这体现为城市空间的对外拓展，是城市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自然是不错的！可是，发展的另一面是打工者的被驱逐，是他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流浪，飘荡。他们，永远融不进这个现代化的城市，他们永远是城市社会的边缘者，寄生者。这里越是现代化，他们就越远离这里，远离他们一手创建的这座城市！——他们，在亲手培育一股力量，一股将自己不断驱离至边缘地带的力量。

城市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产业发展模式上看，总体是循着这样一个步骤在行进着，即从工业到服务业的转化。工业，是在农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也是伴随着商业和服务业而存在的。只有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口聚集到一定规模时，服务业才会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只要认真审视一座城市的发展脉络，就会很清晰地看到：小镇取代农村，这是原始阶段；大量的工厂建设，农田、林地、荒山就会被夷为平地，村镇就会变成商业和居住聚集地；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对生活形式与内容的新要求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生产成本的提升，工厂外迁就成了必然。而代替工厂区的，就会是繁华的商品贸易交易场地，是所谓商业区、住宅区以及相应的公共服务区。这一过程，在任何一座高度发达的现代化都市都能明显地被观察得到。这里，也体现得十分突出，是我肉眼能看到的变化。当媒体报道说“这是一座崛起于农田、滩涂之上的现代化大都市”时，它所要表达的无非就是：啊，这座城市的发展速度实在是惊人。——仅此而已！可是，它没能说或者不敢说的也就隐含在了其中：四十年间，它完成了由农业到工业再到商业和服务业的迅速转型。工业，为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现在，这里的工业正在逐渐地式微，工厂在政府的积极引领下也正在有步骤地外迁，… …于是，你就看到了有无数的人口时时刻刻在搬家或时时刻刻在准备着搬家！我看到他们，从一个地区搬到另一个地区，就像夏天暴雨过后的蚂蚁，从被雨水浸泡的墙角全体搬到另一个墙角。他们，用自己的血汗浇灌的繁华与舒适却在不断地驱逐着自己，不断地将自己驱赶到城市的边缘。他们始终处在被驱逐的状态之中！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的工具，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佣人！那么，我不禁要问：他们创造的这份繁华究竟是为谁创造的呢？他们，到底是谁操弄在手的工具？

清湖老村被清空了，或许是因为房子老旧、存在安全风险，那么白石洲呢？那里的房子也住不得人么？现在想想，其实，即便是清湖老村，也未必就是房子老旧得住不得人，“空屋行动指挥部”也未必就是出于所谓保障人身安全而驱散他们，驱散他们更多的考虑是城市容貌和社会安全。他们在那里住了不止一两年，房屋的现状也不止一两年如此，为何偏偏要在今年才清空它们？是因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不允许有这种格格不入的居住区域存在，不允许有任何不利于示范区光鲜亮丽形象展示的证据么？房屋是老旧的，因而驱逐他们的理由也自然是正当合理的。我想，这里很快就会被铲平，这里的状况很快就只会停留在极个别人的记忆里，停留在我的这篇文字里或某些偶然撞进来的游客的相机里。这里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我想，这早已在主政者和主建者的脑海里绘就了吧，早已经在马路那边现实地存在着。

在这座现代化的城市，只在人们记忆里留存的，又何止是这里呢？白石洲，据说是这座城市中最大的城中村，不也即将成为一种记忆么？如何留住记忆，如何让人们了解自己的过往，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巨大工程。在这里，这样的工程除了各大博物馆外，还有文字和图片信息的汇集，还有我这篇文字里所提及到的某些古村落的修缮和维护。在这方面，我知道的就有大鹏锁城、南头古城和上星古村。还有一种形式就是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特色化开发再利用，比如荷兰花卉小镇、甘坑客家小镇、凤凰古村、上围艺术村、观澜版画村、清平影视古村等。无论何种形式的开发利用，都是一种商业化运作，是借助资本的力量实现古村落的再度复活。可最终复活的，不是人而是房屋建筑，不是过往的生活而是现代都市的休闲消费，再现的只是供忙碌的现代都市人消费的一种商品。这样的工程，能给人怎样的记忆呢？很难说。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在古色古香的巷道里，游客们切实感受到了资本力量的神奇。资本，它完全可以驱散一批人，又完全可以聚集一批人！它可以将一座烟火缭绕的村子变得野草横生、死寂落寞，也可以立马让其变成一处典雅闲适的风光宝地。记得在上围艺术村，就见着一堵两米来高的破旧颓圮的土筑屋墙在钢化玻璃的护佑下也成了一件供人观赏的据说是具有厚重现实主义色彩的艺术品；在甘坑小镇，就见着几个不知哪位木匠用过了的木刨和铁锯被有序地挂在了门墙上也成了一件供游客们观赏的具有厚重现实主义色彩的艺术品。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清湖老村那间破屋里的扬谷子的木制机器呢？它是什么？它，只在等待着腐朽，等待着铁质机器在轰隆隆的声响中将其碾碎掩埋。而等待腐朽的，何止那台扬谷风车，等待腐朽的还有上星旧屋村墙头上的瓦松，还有凤凰旧屋村后那只矮房子里的油烟，… …在这两处，在等待腐朽的陈旧的屋子里，你还能看到的是都市边缘的生活，是现代生活之外的生活，是远离传统的他乡生活，是被都市遗弃的生活，一种为资本所不屑一顾的生活，一种早该被清理出人类记忆、被时代遗忘掉的生活。

这里，是都市边缘，是现代社会的边缘，是宇宙的边缘。——这里，是即将被拆除重建的白石洲。我站在这里，就像站在了时空的尽头。可是，宇宙有尽头么？地球距离银河系中心有光年，这里到市政府有42.8公里，我和当代社会隔着我的一生。这里，是繁杂熙攘的松岗上新农贸市场周边的村落。抬头看着拥挤的楼房，和阴暗狭窄的巷道，还有巷道里杂乱堆放的各种物件，我想到了我们的一句话——“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但我此时感受到的不是释然闲适，而是一种莫名的孤寂与荒凉，一种被抛离中心的落寞和恐慌。我站在这里，就像是站在了寂静的春天，是迥无人烟的败野荒村，是深密的原始丛林。人世的繁华与热闹，离这里很远很远，远得犹如我大脑里的想象，是耳边的弘音，虚无缥缈。一切都是静止的，但这静止不是立体可观的东西，而是老宅子里的阴暗潮湿，是这阴暗潮湿里窸窣的爬虫和弥漫空间的霉气，是稀薄的阳光，是曾感受过的西北冬天的薄冷。人世在哪里？人世在天边，在宇宙的边缘。这里，是和人世并行的令一个世界！这里，是距离深圳市中心42.8公里远的城中村，是外来务工人员的栖息之地，是他们谋求生存的场地。可能有人会说：你这是在刻意剥离社会层面，这只是你自己内心的投射而并不代表真实。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样的说法也有其道理。毕竟，他们都还在城里活动着；这里毕竟不同于他们千里之外的老家农村；他们也毕竟在街道上穿梭着，毕竟在操弄着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和生产机器，毕竟也在和其他的人们呼吸着同样浑浊的空气。他们与这座城市、与现代化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是参与者、建设者，是这个大都市的一部分。——似乎的确如此！他们从来没有被嫌弃过，他们历来就被告知着：“来了就是深圳人。”可是，有多少人愿意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乡，有多少人把这里就变成了自己的家乡呢？一个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城市，户籍人口却只有700来万，这就是现实。只把大都市当作淘金地，这观念固然显得陈旧，但它却事实地在他们的脑海里正发挥着作用。也未必就是他们有多么的眷念故乡，有多么的迂腐，在庞大如山、冰冷如铁的现实面前，他们只有这样的选择！——高昂的房价，严紧的政策，只能让他们视这里为他乡；于是，他们在这里能发挥的也就是手和嘴的功能，是工厂里的劳动者，是街头的消费者，仅此而已！——于是，大脑对他们而言就成了和阑尾一样的多余的器官。这样的说法，是完全符合精英主义者吴晓波之流的心意的：绝大多数都是些无用之人！只不过，他吴晓波先生思考得更深入、更彻底些。照他的逻辑继续推下去，那么，我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就是早该铲平的垃圾集聚地，是一切破败、邪恶、丑陋、愚昧的温床，总之就是现代文明的对立面。

十几年前，大概是2004年，这里就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农村、没有农村人口的现代化城市。原来的农民因为城区的漫浸，已经人为地脱离了原有的生活，不再种植庄稼，不再在低矮破旧的房屋里居住，他们，现在的市民，是仅靠收租就可以过上富裕生活的城里人。自那时起，你在这里所能看到的就是与你印象中的农村所不同的场所，就被冠以了全新的名称——“城中村”，或者是“棚户区”。但这里居住的不是农民，不是贫民和乞讨者，而是外来的务工人员，是他们。在一本由马立安主编的著作里，有篇文字是这样解说的：深圳的城市建设规划，是传统农民和现代化的主政者之间围绕土地权益进行博弈的结果。这样的描述，我以为更具社会的真实与细腻。据我有限的观察，来到这里的他们暂住的地点大概有两类。一是像清湖那样破旧老村，是因区位因素而被遗忘了角落。那里，房租低廉，离出卖劳动力的场地富士康也不远，生活相对于老家农村也还便利。其实，大城市里的生活，无论在那个片区，相对都是便利的，只要你的口袋里还有可供使用的金钱。而这，也就是城市最大的魅力！因为城市是人口聚集的地方，用马云的话说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有需求，他人的需求就是我的商机。在没有农田的地方，人们维持生计最直接的活动就是同他人交换。而他们能够拿来交换的就只有日益低廉的劳动力了!这另一面对商家而言就是：你只要活着，就是我的希望；你只要想活，我就有希望。至于你住在怎样的地方，是无关紧要的。在意他们居住环境的，是这个城市的主政者和房地产开发商。因此，就有了白石洲的拆除和重建！

白石洲和流塘旧村是第二种类型的暂住地。这里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被城市化之风吹拂而过的地方，是得到了春雨滋润过的地方，这里是现代化余光照耀着的地方，是传统与现代的过渡地带，是精明的村民们照着城市的模样打造的现代性农村。在这样的农村，你看不到绿色的庄稼，你看到的是土灰色的钢筋水泥建筑，一幢又一幢的房屋就像是原始丛林里树木，有序而又无序地疯狂生长着。原来的农民转型成了收租人，房租成了他们的收入，楼房成了庄稼，每一平米的空间都成了金灿灿的稻穗子。但是，你绝没见过种得这么紧密的庄稼，你也绝没见过长得这么拥挤的稻株，即便是在那个疯狂丧智的年代，即便是在那个智识初现的时代，你也见不到这么悠闲自得的田野劳动者。植物离不开阳光，但这里的楼房以及楼房里居住着的他们却可以；如果政策允许，这里的农民肯定会将地里的作物培植得比天还高；如果政策允许，居住在这里的他们未必不会躺倒街道边上去，因为他们所需要的并不是这里拥挤逼仄、油腻污浊的房子，而只是一个可供躺平几小时的隐私空间。

我们的政府是始终在为民办事实、谋幸福的，始终在竭力为人民营造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因此它发现：类似白石洲这样的地方，房屋建造得太紧密，电线、水管铺设太混乱，往来人员背景太复杂，存在严重的消防、治安隐患。出于城市统一规划管理的需要，出于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需要，出于让全体人民都能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谋划，必须对这些“民间握手楼”及其周边地区进行规划改造，为深圳人民打造美丽和谐的人居环境。所以，在此居住的全部人员，必须限期搬离！——为啥要我们搬？因为这里即将建设一个现代美丽舒适的多功能生活区。——这跟我有啥子关系？要有大局意识，不要因为一己之私损害整体利益，拖累城市社会发展！——那我能获得什么好处？… …这里的几十万人口，他们现在都分居到哪里去了呢？

上一次去白石洲还是在上一次，大概六年前吧。无意间的瞎转悠，只为着感悟大都市的生活节奏，只为着寻觅现代生活的真昧。但是，看着那里的拥挤和嘈杂，看着那里的同都市的炯炯异样，看着那里的世俗与低微，我想到了原始森林的分层，体悟到了社会生活的粗糙本质，以及我的无知稚嫩。事实就是这样的邪魅：你要追逐的，到头来才发现它其实就在你身边。我要发现的都市生活不就是我自己的么，不就是我所厌弃的那种种么？——啊，难道这就是这个时代生活的样式么？这就是每个地方的未来状况？这难道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今年暑假期间，我又去了趟白石洲。在雨后潮湿的空气里行走着，我感到一种荒凉清冷，是寂灭之感，是孤独，一种无依无靠的飘零，像深夜里的野鬼。灰黑的水泥路面上，水滋滋的，青苔星星点点，时不时地有水滴从墙头掉下来，落在下边的窨井里，发出叮咚的声响，犹如响在深山的岩洞里，幽密古远；每一幢楼房一层的窗户都严严实实地被砌封了，俨然是一座战时的堡垒，高高耸立在浓烟滚滚的战场，但我在这里看不到半丝的烟火气息，满眼是天蓝色的铁皮挡板和被挡板隔离开了的拆除了窗玻璃的一幢幢楼房；没了玻璃窗户的楼房立在那里，多像挖空了眼睛的人，面目空洞黢黑，是即将赴死的佝偻。如果不是远处偶尔传来的汽车声，我都没有勇气在这个毫无人气的地方长留，更不用说透过铁皮挡板的缝隙去看看空旷如野的院落和幽暗湿腻的楼道了。——这简直就是一个人类灭绝后的生活遗址！可我还活着，那么，这里的人都去了哪里？是外星怪物掳走了么，还是在睡梦中实现了时空的转换？我当然可以这样天真地询问每一个我认识的小孩，他们会告诉我说：这是深圳在为市民建造未来美丽的新家园呢，你看那些挡板上不都清楚地写着么！——“再见，只为再建”、“助力共建文明城，先行示范再出发”、“今天的改变，是为明天的美好；白石洲人从此揭开新的一页”、“齐心协力推旧改，共同富裕奔小康”。谁的明天会更美好？我们能否共同富裕？我不知道。我想知道的只是：他们现在都去了哪里？

走出被一栋栋楼房割裂的空间，站在外围的马路边上，我又看到了那几个壮汉。他们光着膀子，坐在污垢厚实的木制板车扶手上，眯着还是睁着眼睛，我没敢仔细辨别，只知道他们在等着拉活计，等着搬家的人们给他们带来点滴收入。细叶榕树密匝匝的叶子挡住了夏日灼热的阳光，黑漆漆的树冠里时不时地有两点水珠滴下来，落在他们的臂膀上或是板车上，洇湿了他们乌黑的皮肤，也洇湿了板车上油腻腻的包装纸。看着这样的生意人，我不禁感慨：都这时代了，有谁还会找他们拉东西呢？他们，是在等待他人施舍的流浪者，还是在等待他人餐桌残留的流浪狗？他们，是一群稻田里的捡漏者，还是哪个时代的孑遗？然而，讽刺的是，在具有“世界创新之都”美誉的这里，竟然还有人需要他们用肮脏的木板车拉着陈旧的生活用品走向下一个暂居的地方！

那天，在东门老街的路灯杆下，看见两个袒胸露乳的中年男子。他们似乎很惬意地躺在四轮小拖车上，眯缝着眼睛，头靠着灯柱子，有意无意地打量着身边过往的都市闲人。他们，是这里的货物搬运工！黄昏里，他们正在享受着属于他们的生活。那天，在白石洲的出口处，我看见四个壮实的中年男子坐在大榕树下玩着纸牌。他们光着膀子，露出黝黑结实的肌肉，下身穿的长裤都是一律的青灰色，跟脚下的水泥路面差不多，粗糙肮脏。看着他们笑嘻嘻、乐呵呵的容貌，我似乎怀疑他们可能比他们的主顾过得还自在快活。或许，他们这阵子已经挣了不少了吧！他们的脚踏三轮车或是手拉的木板车，虽老旧不堪，但我想还是拉得动这里一个家庭全部物件的。毕竟，这里是中国，他们是中国当下的农民工！只是，他们和他们的主顾们一样，也面临着被驱逐的命运。只是，驱逐他们的不是安全隐患，不是城市容貌，而是蚂蚁，是快狗，是货拉拉，是他们自己。那天，在固戍村的一个街道上，一家便利店门口，有两个男青年正在一张折叠桌子两边对坐着，看样子似乎正在谈论着什么。桌上堆放着几包槟榔和瓜子，脚下的水泥地面上各放着三个淡黄色的啤酒罐子。我不远地站着，想听清楚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他们是在商讨创业的事么，还是在议论社会问题，抑或只是在聊聊家常？他们，都穿着印有时尚花纹的短袖T恤和紧身的牛仔裤子，满头膨炸或杂色斑斓的毛发，让人一看就会猜测是某个电子工厂里的一线员工，或者就是曾经火爆网络的街头大神。四条粗壮的腿，有两条横搭在它们的主人对面的塑料靠背椅子上，一条勾拉着蓝色的塑料拖鞋在地面上前后拨拉，还有一条正被它的主人搁在了桌子的边沿，被放在桌沿上的那只膝盖上正放着一只同样粗壮的胳膊。我很清楚，这是他们年轻时常有的洒脱姿态，像是不受重力作用的浮云在高空里飘荡。飘着，飘着，飘着飘着，可是它们最终会飘到哪里去呢？

他说：我下周要去另一个工厂。你到时候帮我搬一下东西！

——咋了？你狗日的，这里寻不着母的，就想着转换阵地了？

——放狗屁！老子这叫腾笼换鸟。我这一走，你他妈的不就有机会了。老子这是为你着想。

——哎呀呀，天底下三只脚的乌龟不多见，两只脚的女人到处是。老子还稀罕你捡剩的下三货！笑话。

——有志气，哥喜欢！但是，你别想多了。老子可不是施舍。

——呵，谁稀罕！告诉你，二班车间的那个，老子早就上过多少次了。

——哟，有一手嘛。看不出来！厉害。

… …

“两个多么有志的青年”呵！！我想：像他们这样的，在这个千万级别人口的大都市里，到底还有多少？我自己呢，算不算是其中的一员？——好一群无根的漂游者！一群时刻面临着被驱逐的寄生者！

我们的根在哪里？有人说在农村。可是，我们不正是刚从农村逃离出来的么？也有人说在古文字里。于是就有了当下狂热的所谓弘扬国粹的自信。然而，这都说明不了问题。摆在我和他们面前的，是真真切切的“回不去，也进不来。”“回不去”，既有现实的技术原因，也有个人的主观因素。中国农村的那种不伦不类的生活方式已无法适应当下的中国青年！何况，即便他们回去，又如何维续今后的生存？因而“进不来”就成了当下社会急需扑灭的火。农村的土地和房屋正在确权，城市里的住房和日用品价格正在高企，我不知道何处可以安放他们的家？何处可以安放我们周折辗转的灵魂？是仅仅依靠自己的姓氏来确认自己的血脉源流，还是像沙滩上的寄居蟹那样恒久地只是搬移，一次又一次地被驱逐，从农村驱逐到城市，从城市的一个边缘驱逐到另一个边缘，从车间驱逐到街头，最终是不是又要迈着蹒跚的步子被逐回农村，一个另样的农村？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十年前的上海这样向全世界的人们宣告着。只是，直到如今，城市也并没有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得到它真正的美好。它“忽略了活生生的社会现状，忽略了那些随机的、还没能达到所谓‘现代化'和‘文明的'存在和生活。现代的城市每推进一步，那些混沌、卑微而又充满温度的生命和生活就不得不后退一步，甚至无数步。”这是梁教授在《出梁庄记》中的几句话，借来作为我这篇文字的结尾。在结尾处，我还有一个疑问，一个不知谁可以答复我的疑问：现代城市，在不断往前推进的时候，是否计算过使那些混沌、卑微的生活不断后退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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