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历
（3）
时间已近阴历的新年，我们回乡后，便被派到蔡家坡去挖沙子。那时水利工程很多，渠道需要衬砌，所需的沙子要在塬底下去拉。我们是去在渭河滩上准备好沙子，等汽车来时，再装上车。活儿不累，几个人白天在渭河的河床上找沙窝，再一锹一锹挖起，用铁锨扔上来，弄堆。渭河冬季时水很小，只沿南岸有一股，窄窄的。其余的空地，都能挖出沙来，不过有的地方沙层很薄，只有一小堆，还不够装一汽车。因而要找沙层厚的地方。满河滩都是挖沙子的，各段也都有人管，不能超界，要找一个好沙场还是要下功夫的。年前干了十几天，年后接着干，等沙子拉得差不多了，我们便撤了回来。大队成立了预制场，专门给渠上打预制板，抽调我参加。一共二十几个人，地点在一个涝池岸边。遇到下雨天，就组织在一起排练节目。我没有表演才能，跟着别人跑腿。不几天大队里调我去管广播兼出纳，我二话没说，就走吗上任了。我的两个同学到了学校，做起来民办教师。其余的有在小队做会计，还有仍然；劳动的。
新的工作是每天早上六点整时要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其次就是打扫卫生，时时开着门，接待群众和外调的人，分报纸、开会作记录。有时给下乡的干部派饭，领他们去群众家里就餐。中午放一次广播，晚上再放一次。活不多，但办公室要时时不离人。我之所以喜欢这事，一个主要原因是，那些年上大学都是推荐的，且要经过大队的研究。一般在这里干过的，是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比起劳动的人来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那时，有推荐资格的，必须要劳动满两年，但由于指标太少，仅仅推荐到了七二级，我只好等，等时间和机会。
初次接触社会，我还是非常的幼稚，总把人事看得简单。慢慢的我便看出了领导关系的微妙。书记是退伍军人出身，年轻热情，直率，说一不二，副书记两个，一个不怎么管事。另一个却老奸巨滑，一双老鼠似的眼睛，经常扎吧着，一肚子的坏水，其它的支委也是各拥其主，表面上嘻嘻哈哈，暗地里钩心斗角，公开闹的时候也有。过了不久，书记招工走了，那个副的升为书记。他主政后，先换了一批生产队长，要我去水利工地作施工员，我没有同意，便去问另一位副书记，他说，自己不知道这会事。还说，你扛着，看他能把你怎样。这事最后也不了了之。接着县上来了路线教育工作队，实际上是来调整领导班子。运动中，先从书记着手，查出了作风问题，被就地免职。另一个支委当上了书记。紧接后查出了一个小队队长、会计和保管员偷盗集体粮食的事，刚刚当了几天的书记与保管员是亲戚关系，在办案中，阻挠抵触，结果也被撤销了职务。
工作队接下来就组建新的领导班子，过去的一个老书记（原来是支委）又当上了书记。这人虽只有初中文化，但长期在基层锻炼了一口表达能力，又写得一手好文章，是远近闻名的才子。原来与公社的党委书记因为工作吵过一仗，结果被关押了几个月，组织审查他的问题。几个月下来，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审查的人却佩服了这人的口才。案子在专案组灰溜溜晚上逃走后自然结束，也没有个结果。这时那个党委书记被调到县商业局任局长，原来与老书记关系好的副书记当上了正书记，再次让他当书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位书记与我的关系很好。在工作上，从来没有为难过，有时还把重要的事交给我来办，很是信任。我也调到会计的职位上，原来的大多工作还都是我的。但环境宽松多了，心情也好多了，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行事。(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大队的前面是商店，经常收些旧书，按斤论价，一斤二三分钱，我在里边淘了许多好书，闲余时间作为精神食粮，来充实我的生活。大队原来有个读书馆，书籍在外的干部和职工捐献给团支部的，平时我管着，有好书就迫不及待的阅读，有的看来几遍。只是那时的书籍的确大少了。
1976年9月9日下午，大队召开支委会，我在广播上通知几遍，就打扫办公室，突然，电台上通知有重要广播，共说了两遍，我们几个人还在猜测，有人说一定是毛主席的病情报告，大家还议论假如毛主席去世中国会怎样，等了一会，哀乐奏起，广播里播出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接下来的几天里，安排布置追悼会的会场，找人去七八里的地方折柏树的树枝，搭起了一个彩门，上面横拉着悼念的横幅，两边是一副对联。追悼会召开的那天，整个会场庄严肃穆，两千多人逐一给主席像鞠躬，书记作了发言。而我在广播旁放哀乐。会议气氛惹得不少人哭了起来。
紧接着就到了十一月，广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赶忙找来一些书籍，开始了复习。在报名时，为报大学还是中专犯愁。我寻思几年下来，学的东西忘的差不多了，就报一个中专的名吧。后来参加了考试，不长的时间接到通知，预选上了。要去验身体。当时县上停电，一律到陕棉九厂医院，我们同学考上的一共四个。到了蔡家坡，碰到同班考上的，还有的比我们高一级同乡，检查完后，就回家了。我当时，报考的是“沈阳钢铁学校”、“衡水铁路电气化学校”、“湖南无线电学校”，可惜在漫长的等待中，看到其它的人一个一个上了学，我们四个都没有被录取。因为当时录取是先外省，后本省，我们不知政策，加上自己心较野，一心要到外地去闯闯，自然失去了机会。
政策的变化，使我对自己的前途有了认真的思考。我决心要到学校里去，因同村的一个做民办教师的同学考上了宝鸡师范学院，学校缺人，我正好顶替他。同书记去说，人家不同意。说；我的事。要公社党委书记同意才行，因为我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批文已下来。我没有法子。硬着头皮去找。这位书记也很开明，他说找文教专干问问情况，再给我回话，过来一天，他捎来了话，同意我去学校。
1978年3月3日，我拿着被褥，正式到学校报到，开始了我的另一种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