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出了象牙之塔》③鲁迅全集 鲁迅翻译作品
《鲁迅全集》━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
目录
为艺术的漫画
一 对于艺术的蒙昧
二 漫画式的表现
三 艺术史上的漫画
四 现代的漫画
五 漫画的鉴赏
现代文学之主潮
一
二
从艺术到社会改造
一 摩理思之在日本
二 迄于离了象牙之塔
三 社会观与艺术观
四 为诗人的摩理思
五 研究书目
后记
为艺术的漫画
一 对于艺术的蒙昧
在许多年来，只烦扰于武士道呀，军阀跋扈呀，或是功利之学呀等类的日本，即使是今日，对于艺术有着十分的理解和同情的人们还很少。尤其是或一方面的人们对于或种艺术的时候，不但是毫无理解，毫无同情而已，并且取了轻侮的态度，甚至于抱着憎恶之念，这从旁看去，有时几近于滑稽。我且说说教育界的事，作为一例罢。这社会，原也如军阀一样，是没分晓的人们做窠最多的处所，他们一面拉住了无聊的事，喊着国粹保存，作为自夸国度的种子，但连纯粹的日本音乐，竟也不很有人想去理会，这不是古怪之至么？懂得那单纯的日本音乐之中最有深度的三弦的教育家，百人之中可有一个么？只要说是祖宗遗留下来的，便连一文不值的东西也不胜珍重，口口声声嚷着日本固有呀，国粹呀的那些人们，并德川三百年的日本文化所产出的《歌泽》、《长呗》、《常盘津》、《清元》（译者注：上四种皆是谣曲的名目）的趣味也不知道，只以为西洋的钢琴的哺哺之声是唯一的音乐的学校教员们，不也是可怜人么？即使不懂得三弦的收弦，还可以原谅，但是，现今的日本之所谓教育家的对于演剧的态度，是什么样子呢？！即使说冥顽不可超度的校长和教育家因为自己不懂而不去看，可以悉听尊便，但是连学生们的观剧也要妨害，在学校则严禁类似演剧的一切会，那除了说是被囚于照例的无谓的因袭之外，无论从理论讲，从实际讲，能有什么论据，来讲这样的话呢？囚于固陋的偏见的今之教育家，对于艺术和教育的关系，美底情操的涵养，感情教育等，莫非连一回，也没有费过思量么？如果说费了思量，而还有在学校可以绝对禁止演剧的理由，那么，就要请教。我作为文艺的研究者，在学问上，无论何时，对于这样的愚论，是要加以攻击，无所踌蹰的。
又如果说，是只见了弊害的一面而禁止的，那么，便是野球那样的堂皇的游戏，在精神底地，也有伴着输赢的弊害，在具体底地，也未始不能说，并无因了时间和精力的消耗而生的学业不进步的恶影响。弊害是并非演剧所独有的。要而言之，倘使顽愚的教育家从实招供起来，不过说，他们对于演剧有着怎样的艺术底本质的事，是本无所知，但被囚于历来很熟的因袭观念，当作乞儿的玩耍而已。除此以外，是什么理由，什么根据都没有。苟有世界的文明国之称的国度，象日本似的蔑视演剧的国，世界上那里还有呢？在美国的中学和大学，一到庆祝日之类，一定能看见男女青年学生们的假装演技。有美国学艺的中枢之称的哈佛大学，在校界内就有体面的大学所属的剧场。英国的演剧，上溯先前，就是始于大学而发达起来的。虽如德国前皇那样的人，于演剧，不是也特加以宫廷的保护的么？法兰西，那不消说，是有着堂堂的国立剧场的国度。在英国，不也如对于别的政治家和学者和军人一样，授优伶以国家的荣爵的么？（爵位这东西之无聊，又作别论。）这些事实，在一国的文化教养之上，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呢？又，作为民众艺术的演剧，是怎样性质的东西呢？自以为教育家而摆着架子的人们，将这些事，略想一想才是。如果想了还不懂，教给也可以的。
二 漫画式的表现
并非想要写些这样的事的。我应该讲本题的漫画。
也如教育家对于演剧和日本音乐的蒙昧一样，一般的日本人，对于作为一种艺术的漫画，也仿佛见得毫无理解，加以蔑视似的。
在日本，一般称为漫画的东西，那范围很广大。有的是对于时事问题的讽刺画即cartoon，而普通称为“ポンチ”的caricature之类也不少。但不拘什么种类，凡漫画的本质，都在于里面含有严肃的“人生的批评”，而外面却装着笑这一点上。那真意，是悲哀，是讽骂，是愤慨，但在表面上，则有绰然的余裕，而仗着滑稽和嘲笑，来传那真意的。所用的手段，也有取极端的夸张法（exaggeration）的，这是在故意地增加那奇怪警拔（the grotesque）的特色。
譬如抓着或一人物或者事件，要来描写的时候罢，如果单将那特征夸大起来，而省略别的一切，则无论用言语，或用画笔，那结果一定应该成为漫画。画一个竖眉的三角脑袋的比里坚（译者注：Billiken犹言小威廉，二十年前在美国流行一时的傀儡的名目），作为寺内伯者，就因为单将那容貌上的几个显著的特征，被加倍地描写了的缘故。和这夸张，一定有滑稽相伴，从文学方面说，则如夏目漱石氏的小说《哥儿》，或者又如和这甚异其趣的迭更斯（Ch. Dickens）的滑稽小说《璧佛克记事》（The Pickwick Papers），即都不外乎用言语来替代画笔的漫画底的文学作品。本来，在文学上，滑稽讽刺的作品里，这种东西古来就很多，从希腊的亚理士多芬纳斯（Aristophanes）的喜剧起，已经可以看见将今日的漫画，行以演剧的东西了。就是对于沛理克理斯（Pericles）时代的雅典政界的时事问题，加以讽刺的，是这喜剧的始祖。
大的笑的阴荫里，有着大的悲。不是大哭的人，也不能大笑。所以描写滑稽的作者和画家之中，自古以来，极其苦闷忧愁的人，愤世厌生的人就不少。作《咱们是猫》，写《哥儿》时候的漱石氏，是极沉郁的神经衰弱式的人；在这一点上，英国十八世纪的斯惠夫德（J. Swift）等，也就是出于同一的倾向的。倘不是笑里有泪，有义愤，有公愤，而且有锐敏的深刻痛烈的对于人生的观照，则称为漫画这一种艺术，是不能成功的。因为滑稽不过是包着那锐利的锐锋的外皮的缘故。见了漫画风的作品，而仅以一笑了之者，是全不懂得真的艺术的人们罢。
所以，诚实的，深思的人，喜欢漫画的却最多。这一件事实，仿佛矛盾似的，而其实并没有什么矛盾。倘说，在世界上，最正经，连笑也不用高声的，而且极其着实的实际底的人种是谁呢，那是盎格罗索逊人。象这盎格罗索逊人那样，喜欢滑稽的漫画的国民，另外是没有的；即使说，倘从英国的艺术除去这“漫画趣味”，即失掉了那生命的一半，也未必是过分的话罢。
三 艺术史上的漫画
Caricature这字，是起源于意大利的，但在英国，却从十七世纪顷就使用起。可是漫画这东西的发源，则虽在古代埃及的艺术上，也留传着两三种戏画的残片，所以该和山岳一样地古老的罢。而希腊、罗马时代的壁画雕刻之类里，今日的漫画趣味的东西也很多，这是只要翻过西洋的美术史的人，谁也知道的。
再迟，进了中世，则和宗教上的问题相关联，这“漫画趣味”即愈加旺盛。见于修道院的壁画和建筑装饰之类者为最多，此外，则如中世传说的最有名之一的“赉纳开狐”（Reineke Fuchs），分明就是讽刺当时德国国情的一篇漫画文学。还有，中世传说的“恶魔”，那不消说，总是冷酷的讽刺的代表者。又如“死”（画作活的骸骨状的），也都是中世艺术所遗留下来的漫画趣味。那十五世纪的荷勒巴因（Hans Holbein）的名画《髑髅舞》（Totentanz），就是这。描写出“死”的威吓地上一切人们的绝大的力来，极凄怆险巇之致，是在古今的艺术史上，开辟了漫画的一新纪元的大作。这样子，在文艺复兴期以后欧洲各国的艺术上，讽诫讥笑的漫画趣味，恶魔趣味，遂至成了那重要的一部分了。
到近代，十八世纪大概可以说是在艺术上的漫画趣味的全盛期罢。尤其是英国，在小说方面，这时正有斯惠夫德、斯摩列德（T. Smollet）或斐尔丁（H. Fielding）等，以被批评为卑猥或粗野的文字，来讥诮时代。当时，也正是伏耳波勒（Walpole）和毕德（Pitt）的政治，将绝好的题材盛行供给于漫画家的时代，十八世纪的英国，正如文艺上的富于讽刺文字一样，在绘画史上，也留下许多可以称为漫画时代的作品来。
这英国的十八世纪的漫画的巨擘，不消说，是威廉呵概斯（William Hogarth 1697—1764）了。作为近世的最大画家的呵概斯的地位，本无须在这里再说，但他于描画政治上的时事问题，却不算很擅长；倒是作为广义的人生批评家，将当时的社会、风俗、人情来滑稽化了，留下许多不朽的名作。
画苑的奇才呵概斯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杰作《时式的结婚》 （Marriage à la Mode）这六幅接续画，现在珍藏在英国国立的画堂中。因为还是十八世纪的事，所以色彩并不有趣，在笔意里也没有妙味。那特色，是在对于一时代的风俗的痛烈的讥嘲，讽刺；是在几乎可以称为漫画的生命的讽骂底暗示（Satirical Suggestiveness）。所描写的是时髦贵族既经结婚之后，夫妇都度着放荡生活，失了财产，损了健康，女人做着不义事的当场，丈夫闯进来，却反为奸夫所杀，女人则服毒而死的颠末。其他，呵概斯所绘的妓女和荡子的一生的连续画中，也有不朽的大作。虽然间有很卑猥的，或者见得的残忍，但设想的警拔和写实的笔法，却和滑稽味相待而在漫画史上划出一个新的时期来。
从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政治底讽刺画愈有势力了。为研究当时的历史的人们计，与其依据史家的严正的如椽之笔，倒是由这些漫画家的作品，更能知道时代的真相之故，因而有着永久的生命的作品也不少。就中，在克洛克襄克（George Cruikshank）的戏画中，和政界时事的讽刺一起，呵概斯风的风俗画也颇多，真不失为前世纪绘画史上的一大异彩。我藏有插入这克洛克襄克和理区的绘画的旧板《迭更斯全集》，作为迭更斯的滑稽小说的插画，是画以解文，文以说画，颇有妙趣难尽之处的。
在千八百四十年，以专载漫画讽刺的定期刊物，世界底地有名的“Punch”出版，英国第一流的漫画家几乎都在这志上挥其健笔，是世人之所知道的，虽在日本语里，也不知何时，传入了“ボンチ畫”这句话，所以也已经无须细说了罢。在前世纪，以漫画家博得世界底名声的斐尔美伊（Phil May 1864—1903），也就是在这“Punch”上执笔的。
象那正经的英国人一样，热心地喜爱漫画的，另外虽没有，但法兰西方面，有如前世纪的陀密埃（Honoré Daumier）的作品，则以痛快而深刻刺骨的滑稽画，驰名于全欧。他有这样的力，即用了他那得意的戏画，痛烈地对付了国王路易腓力（Louis Philippe）因此得罪，而成了囹圄之人。
四 现代的漫画
巴黎的歌舞喜剧场有一句揭为标语的腊丁文的句子。这就是Castigat ridendo mores（以笑叱正世态）。这句话，是适用于喜剧和讽刺文学的，同时也最能表示漫画的本质。不但时代和民族的特色，都极鲜明地由漫画显示出来，即当辩难攻击之际，比之大日报的布了堂堂的笔阵的攻击，有时竟还是巧妙的两三幅漫画有力得多。我就来谈一点莱美凯司的作品，作为最近的这好适例罢——
从十八世纪顷起，在漫画界就出了超拔的天才的和兰，当最近的世界大战时，也产生一个大天才，将世界的耳目惊动了。在这回的大战，和兰是始终以中立完事的，但因为有了这一个大漫画家莱美凯司的辛辣的德皇攻击的讽刺画之故，据说就和将万军的援助给了联合国一样。因为言语的宣传，不靠翻译，别国人是不能懂的，如果是绘画，则无论那一国人，无论是怎样的无教育者，也都懂得，所以将德皇的军国主义，痛快地加以攻击，至于没有完肤的他的漫画，遂成为最有效验的宣传（Propaganda），在世界各国到处，发挥出震动人心的伟力了。
莱美凯司在世界大战的初期止，是一个几乎不知名的青年画家，到开战之际，才在海牙的称为《电报通信》这一种新闻上，登载了痛击德皇的漫画，一跃而博得世界底名声了。在和兰，因为说他的作画要危及本国的中立，是颇受了些攻击的，但在联合国方面的赞扬，同时也非常之盛。尤其是在英国的伦敦，且为了他的作品特地开一个展览会，以鼓吹反德热；英、法、美诸国，都以热烈的赞辞，献给“为真理和人道而战的这漫画家”。我自己这时在美国，翻着装钉得很体面的他的漫画集的大本，和美国的朋友共谈，大呼痛快的事。是至今还记得的。
莱美凯司的画里，并无惨淡经营的意匠，倒是简单的图。这是极端地使用省笔法的，只在视为要害的地方，聚了满身的力，而向残虐的军国主义加以痛击。但总在何处含着讥嘲的微笑，将德皇的蛮勇化成滑稽的处所，是很有趣的。那热，那严肃味，和那讥嘲相纠合，于是成了他的作品的伟力。使法兰西那边的批评家说起来，莱美凯司的技巧，是不及近代许多英、法漫画界的巨匠远甚，但他那抓住戏曲底境地（dramatic situation）的伎俩，则是不许任何人追随的独特者云。
美国人喜欢滑稽讽刺的漫画之甚，只要看这是日刊新闻的主要的招徕品，就可知。以代表这一方面的新派的漫画家而论，如纽约的《德里比雍报》的洛宾生（B. Robinson）氏，即是现今美国画界最大的流行者之一罢。
在法兰西，漫画也有非常的势力，所以如《斐额罗报》的福兰（J. L. Forain）氏的时事漫画，便在现今也已经当作不朽的作品，还有，并非新闻画家，而是有名的漫画家中，则有卢惠尔（André Rouveyre），奇拔而出人意表之处，真是极其痛快，无论怎样的政治家，美人，名优，一触着他的毒笔，便弄得一文不值。上了钩的富人，也由不得不禁苦笑的罢。尤其是描画妇女时，非挥了那几乎可以称为残忍的锋利的解剖之笔，将她们丑化，便不放手：这态度，也有趣的。相传还有奇谈，说曾将一个有名的文豪的夫人，用了这笔法描写，竟至于被在法庭控告哩。丹麦的评论家勃兰兑斯（G. Brandes）曾评卢惠尔的作画，说，“是用那野兽的玩弄获物似的，灭裂地爪撕齿啮，残忍的描法的。”这确乎是适当的批评。尤其是将一个女优，从各种的位置和姿势上看来，成了三十五张图画的那样的手段，我想，倘没有很精致的观察和熟达的笔，怕是做不到的工作罢。或者奔放地；或者精细地；或者刚以为要用很细的线了，而却以用了日本的毛笔一般，将乌黑的粗线涂写了的东西也有。而每一线，每一画里，又无不洋溢着生命的流，这一点，就是他人之难于企及的处所罢。
对于这卢惠尔，以及对于英国的毕亚波谟（Max Beerbohm）的漫画，曾在拙著《小泉先生及其他》里，添了那作品的翻印，稍稍详细地介绍过，所以在这里就省略了。
五 漫画的鉴赏
上面也已说过，漫画的艺术底特征，是尽于“grotesque”一语的。德国的美学家列普斯（Th. Lipps）说明这一语，云是要以夸张，丑化，奇怪，畸形化，来收得滑稽的效果。倘使这“grotesque”含有讽诫嘲骂攻击的真意的时候，则无论这是文章，是演剧，是绘画，是雕刻，便都成为漫画趣味的作品，而为摩里埃尔（J. B. P. Molière）的喜剧，为日本的即席狂言，为讽刺小说，为parody（戏仿的诗文），为德川时代的川柳，为葛饰北斋的漫画，在文艺上，涉及非常之大的范围了。
但是，这也是我们日常言语上所常用的表现法，例如称钱夹子为“虾蟆口”，称秃头为“药罐”或“电灯”的时候，就是平平常常，用着以言语来代画笔的漫画。因为这些言语，作为暗比（metaphor）的表现，是被艺术底地夸张，畸形化了的，有时候，且也含有很利害的嘲骂之意的缘故。至于那“虾蟆口”，则因为现今已经听得太惯了，所以我们也就当作普通的名词使用着，再不觉得有什么奇拔之感。学者说言语是“化石了的诗”的意义，也就在这里。
近来，在京都出了一回可谓渎职案件；说是那时，检事当纠问的时候，将各样的人放在“豚箱”里，于是人权蹂躏呀，什么呀，很有了些嚷嚷的议论。那是怎样的箱子呢，不知其详；但那“豚箱”这句话，可不知道是谁用开首的，却实在用了很巧的表现。这并不是照字面一样的关猪的箱或是什么，不过是用了漫画风的夸张和丑化的艺术底表现罢了。然而，为了漫画底的这一语，其惹起天下的同情和注意，较之一百个律师的广长舌有力得远，这是在读者的记忆上，到现在还很分明的罢。
在西洋，有“人是笑的动物”这一句有名的句子，但日本人，是远不及西洋人之懂得笑的。日本的文学和美术里的滑稽分子，贫弱到不能和西洋的相比较，岂不是比什么都确的证据么？一说到滑稽，便以为是斗趣，或是开玩笑的人们，虽在受过象样的教育的智识阶级里面，现在也还不少。将严肃的滑稽，诉于感情的滑稽，这样意味的东西，当作堂皇的艺术，而被一般人士所鉴赏，怕还得要许多岁月罢。所谓什么武士道之流，动辄要矫揉那人类感情的自然的发达，而置重于不自然的压抑底，束缚底的教育主义的事，确也是那原因之一罢。只要写着四角四方的不甚可解的文句，便对于愚不可及的屁道理，也不胜其佩服的汉子，纵使遇到了奇警的巧妙的漫画底表现，也毫不动心者，明明是畸形教育所产生的废物。英国人是以不懂滑稽（humor）者为没有gentleman的资格，不足与共语的，那意思，大概邦人是终于不会懂得的罢。疏外了感情教育艺术教育的结果，总就单制造出真的教养（Culture）不足的这样鄙野的人物来。
跟着新闻杂志的发达，在日本，近时也有许多漫画家辈出了。尤其是议会的开会期中，颇有各样有趣的作品，使日刊新闻的纸面热闹。较之去读那些称为一国之良选的人们的体面的名论，我却从这样的漫画上，得到更多的兴味和益处。但是，在始终只是固陋，冥顽，单将“笑”当作开玩笑或斗趣的人们，则即使现在的日本出了陀密埃，出了斐尔美伊，这也不过是给猪的珍珠罢。
现代文学之主潮
一
去今五十年前，北欧的剧圣寄信给他的最大的知己勃兰兑斯，用了照例的激越的调子，对于时势漏出愤慨和诅咒之声来。曰——
“国家是个人的灾祸。普鲁士的国力，是怎么得来的？就因为使个人沉沦于政治底地理底形体之下的缘故。……先使人们知道精神底关系，乃是达到获得统一的唯一的路罢。只有如此，那自由的要素也许会起来。”
伊孛生写了这些话之后约半世纪，受了称为“世界战争”这铁火的洗礼，普鲁士的国家主义灭，俄罗斯的专制政治倒；偶像破坏民本自由这些近世底大思想，在千九百十九年的可贺的新春，遂和“平和”一同占了最后的胜利了。在这样的意义上，欧洲的战乱，则是世界底的思想革命的战争。这世界，比起近世最大的戏剧作家伊孛生的头脑来，至少要迟五十年。
我又想，这回的战乱，是在前世纪以来的科学万能的唯物思想走尽了路的最后，所发现出来的现实暴露的悲剧。然而在文艺，则代表着这物质主义的自然主义，早葬送在往昔里，将近十九世纪末，已经作一大回转，高唱着理想主义或神秘象征这些新思想了。思潮早转了方向，便是“科学的破产”的叫声也已不足以惊人。在政治上，美国的威尔逊（W. Wilson）的理想主义颇促世界的注意，但二三十年前，在文艺上葬掉了自然主义的理想主义、人道主义或神秘主义，却久已成为主潮了。赶在迟醒的俗众前头，诗人和艺术家，是在大战以前，从二十世纪的劈头起，就已经走着这新的道路的。
世上也诚有古怪的人们。一将文学比政治之类先进一二十年不足奇，有时还至于早五十年或一百年的话对他说，就显出怪讶的脸来。也有些人，全然欠缺理解，即对于东西古今的文明史所显示的这最为明白的事实，也会以为这样的事未必有，这是文学家们的夸大的。
新的思想和倾向，无论何时，总被时运的大势所催促，不知由来地发动起来。最初，是几乎并无什么头绪的东西，也不具合理底形式。单是渺茫不可捉摸，然而有着可惊的伟大的力的一种心气，情调，心情。是用了小巧所不能抑制禁压，而且非到了要到的处所，是决不停止的奔流激湍似的突进力。将这当作跳跃着的生命的显现看，也可以罢。于过去有所不慊，就破坏他，又神往于新的或物，勤求不已的不安焦躁之思，是做着这样心气的根本的。赶早地捉住了这心气，这心情，将这直感，将这表现，反映出来的，就是文艺。即所谓一种的“精神底冒险”（spiritual adventure）。
诗人艺术家的锐敏的感性，宛如风籁琴一样，和不定所从来的风相触，便奏出神来的妙音。是捉到了还未浮上时代意识的或物，赶早给以新的表现的。先前的罗马人，将那意义是豫言者的Vates这字，转用于诗人，确有深的意味在。
二
我相信，欧洲文学因为世界战乱而受了直接的影响，现在就要走向新的道路的事，是断乎没有的。我想，不过向着战前早经跨进一步了的神秘思想、理想主义、人道主义的路，更添了新的力而进行而已罢。因为当一般俗众沉溺于肉的时候，诗人和艺术家在战前就早已想探那灵界的深渊；因为埋掉了执滞于现实而不遑他顾的物质万能的自然主义，两脚确固地踏住了现实的地，他们先驱者的眼睛，已经高高地达到理想之境了。
前世纪末以来在欧洲的文坛上闳远地作响者，是想要脱离物质主义的束缚的“心灵解放”的声音。使战后的文学更增一层这主潮的力，更给那理想主义以一层加速度者，我想，大概就是这回的战乱的及于世上一般人心的影响罢。
这回的大战乱，是用了现代文明所有的一切的破坏力，扮演出来的悲剧。是扫除了一切虚伪和迷妄，造成使人复归于“本然的自我”的绝好机会。五十年八十年这长期间的物质底努力所筑成的许多东西，全部破坏，使欧洲人觉到了那功利唯物主义的空而又空。正如一个人，在垂死之际，或者置身于大悲哀大苦恼中时，便收了平时奔放着的心，诚实地思索人生，省察自己一样，当大扰乱大战役之后，用了镇定而且沉著的态度试来一考究“生的问题”的倾向，萌发于人心中者，也正是事理之常。即使不举先前的老例，就在从法兰西革命后以至自然主义勃兴时代的欧洲的民心，便分明地现着这样的倾向。当这回战乱时候，也早有许多人豫言过宗教上要兴起新信仰，或则高唱宗教底精神的复活。威尔士的《勃立忒林氏的洞观》（Mr. Britling Sees it Through）、《神，莫见的王》这些著作，很惹时人注目；一面则神秘思想的倾向愈加显著；终于乃即对于洛俱（Oliver Lodge）和陀尔（Conan Doyle）之流的幽明交信之说，倾听的人们也日见其多了。
我已经在别一机会说过，当战乱间欧洲文坛实有秋风落莫之感。就一一的作品看来，可传不朽的大的艺术品极其少。但是，这样地进行一时受了阻止的文学，和战后的上文所说似的民心的新倾向相呼应，在战前以来的新理想主义上，将更添一层精采，则大概可以盼望的罢。
三
日本虽说是参加战事了，但这大战乱的苦患，却几乎没有尝到。倒是将这当作意外的好机会，赚了一点点钱，高兴了的人们颇不少。所以要说这回的战争对于日本将来的文学，会给与，或则助成什么新倾向，那自然是不能的。有如那民本主义的思想，虽然作为战争的直接的影响，将很大的影响给与我国一般的思想界，在文坛上，则早在十年前，当自然主义盛行的时候，已经是许多人们宣传过的陈腐的东西了。无非这就以战争为机会，惹了一般民众的注意而已；日本的文学，是一直在前，就俨然带着民本化的民众艺术的性质的。就这一点而言，文坛确乎要比政治界之类早十年或五年。
但是，我将战争的直接影响这些事撇开，对于日本文坛的现在和将来，还有几样感想。
在或一时代的文学上，一定可以看见两派潮流的。对于成为本流，成为主潮这一面的倾向，别有成为逆流成为潜流而运行的流派。这一面，要向现实的中心突进，肉薄而达到那核仁的力愈强，则在那一面，和这正相反，对于现世生活想超越和逃避的要求也愈盛。这两者一看似乎相矛盾，相背驰，而常是共立同存的事，在文艺史的研究者，是极有兴味的现象。我以为可以姑且称其一为文艺的求心底倾向，其他为远心底倾向。每一时代，这一面方是主潮本流之间，则那一派作为逆流或潜流而存在；一进其次的时代，潜流于是代起，便成为本流主潮了。
将东西的文艺史上屡见的这现象，移在我国近时的文坛上一想，则在可以称为自然主义全盛期的时候，别一面，就有倾向正相反的夏目漱石氏（尤其是那初期的作品）一派的艺术起来，和竭力要肉薄那现实生活的核仁的文坛的主潮完全正反对，鼓吹着余裕低徊的趣味，现出对于现实生活的远心底逃避底倾向。这一事，是其间有着深的意味的。就是一到其次的时代，这潜流即成为本流而出现，超越了现实生活的逃避底远心底的文学，分明见得竟成了近时文坛的本流了。
看看新出的新作家的作品，分明是不切于现实生活的居多。一时成了文坛的口号的所谓“触着”之类的事，似乎全然忘却了。自然主义的特色的那肉底生活的描写，已经废止，更进一步而变了心理描写的精致的解剖，那是看得出来的；但是作家的态度，总使人觉得对于现实生活是很舒缓的超越底远心底的模样。即使不来列举各个作家和作品的名，大约平素留心于新出小说的人，都该觉得的罢。我并非说：这样的倾向是不行的。倒以为是在走穷了的自然主义时代的现实底倾向之后，正该接着起来的当然的推移和反动。惟执此比彼，则觉得这变迁过于迅速地从这极端跑到那极端，文坛上昨是今非的变化之急激，是在今还是惊绝的。
我们日本人的生活，比起西洋人的来，总缺少热和力。一切都是微温，又不彻底。自然主义的现实底倾向，也没有西洋那样猛烈的彻底的东西，因此接着起来的倾向，也是热气很少的高蹈底享乐底态度的东西；要想更加深入，踏进幽玄的神秘思想的境地之类的事，恐怕盼不到。因为必须是曾经淹溺于极深极深的肉的极底下者，这才能活在灵里的。
和这问题相关联，还有想到的事，是日本近时的文坛和民众的思想生活，距离愈去愈远了。换了话说，就是文艺的本来的职务，是在作为文明批评社会批评，以指点向导一世，而日本近时的文艺没有想尽这职务。是非之论且不管，即以职务这一点而论，倒反觉得自然主义全盛时间，在态度上却较为恳切似的。英、法的文学，向来都和社会上政治上的问题密接地关系着，不待言了；至于俄、德的近代文学，则极明显地运用着这些问题的很不少，其中竟还有因此而损了真的艺术底价值的东西呢。倘没有罗马诺夫（Romanov）王家的恶政，则都介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夫斯奇，也都未必会留下那些大著作了罢。战后的西洋文学，大约要愈加人道主义地，又在广义的道德底和宗教底地，都要作为“人生的批评”，而和社会增加密接的关系罢。独有日本的文坛，却依然不肯来做文化的指导者和批评家么？就要在便宜而且浅薄的享乐底逃避底倾向里，永远安住下去么？
从艺术到社会改造
——威廉摩理思的研究
No artist appreciated better than he the interdependence of art，ideas and affairs. And，above all，Morris knew better than anybody else that Morris the artist ，the poet，the craftsman，was Morris the Socialist，and that conversed，Morris the Socialist was Morris the artist，the poet，the craftsman. —Holbrook Jackson，All Manner of Folk. P.159.
一 摩理思之在日本
从现在说起来已经是前世纪之末，颇为陈旧的话了；从那以前起，在我国久为新思潮的先驱者，鼓吹者，见重于思想界之一方的杂志《国民之友》（民友社发行）上，曾经有过绍介威廉摩理思（William Morris）的事。现在已经记不真确了，在那杂志的仿佛称为《海外思潮》的六号活字的一栏里，记得大概是因为那时摩理思去世而作的外国杂志的论文的翻译罢。无论如何，总是二十二三年前的事，那时我是中学生，正是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能读，却偏是渴仰着未见的异国的文艺的时候，仗着这《国民之友》，这才知道了摩理思的装饰美术和诗歌和社会主义。而且，那时还想赏味些这样的作品，至今还剩在朦胧的记忆里的那六号活字的《摩理思论》，怕就是现代英国的这最可注目的思想家，又是拉斐罗前派的艺术家的摩理思之名，传到我们文坛上的最初的东西罢。
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就此后我国所见的《摩理思论》而言，则明治四十五年二月和三月份的《美术新报》上，曾有工艺图案家富本宪吉氏于十几个铜版中模写了摩理思的图案，绍介过为装饰美术家的摩理思的半面。其时，我也因了富本氏的绍介而想到，就在同明治四十五年的《东亚之光》六月号上，稍为详细地论述过“为诗人的摩理思”。尔来迄今八九年间，在英国，摩理思的二十四卷的全集已由伦敦的朗曼斯社出版，也出了关于作为思想家，作为艺术家的他的许多研究和批评。诗人特令克渥泰尔（J. Drinkwater）以及克拉敦勃罗克（A. Clutton—Brock）等所作，现在盛行于世的数种评传不俟言；即如当前回的战争中，客死在喀力波里的斯各德（Dixon Scott）的遗稿《文人评论》中最后的一篇的那《摩理思论》，初见于一卷的书册里面，也还是新近两三年前的事。
自从近时我国的论坛上，大谈社会改造论以来，由室伏高信氏、井篦节三氏、小泉信三氏等，摩理思也以作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先觉者而被介绍，而且寓他的新社会观于故事里的《无何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 1891.）的邦译，似乎也已成就了。我乘着这机会，要将那文艺上的事业，也可以说是所以使摩理思终至于唱导那社会主义的根源，来简单地说一说。
二 迄于离了象牙之塔
从青春的时代，经过了壮年期，一到四十岁的处所，人的一生，便与“一大转机”（grand climacteric）相际会。在日本，俗间也说四十二岁是男子的厄年。其实，到这时候，无论在生理上，在精神上，人们都正到了自己的生活的改造期了。先前，听说孔子曾说过“四十而不惑，”但我想，这大概是很有福气的人，或者是蠢物的事罢。青春的情热时代和生气旺盛的壮年期已将逝去的时候，在四十岁之际，人是深思了自己的过去和将来，这才来试行镇定冷静的自己省察的；这才对于自己以及自己的周围，都想用了批评底的态度来观察的。当是时，他那内部生活上，就有动摇，有不满，而一同也发生了剧烈的焦躁和不安。古往今来，许多的天才和哲士，是四十才始真跨进了人生的行路，而“惑”了的。这时候，无论对于思想生活，实际生活，决了心施行自己革命的人们，历来就很不少。举些近便的例，则有故夏目漱石氏，弃学者生活如敝屣，决意以创作家入世的时候，就在这年纪。还有岛村抱月氏的撇了讲坛，投身剧界，绝不睬众愚的毁誉褒贬，而取了要将自己的生活达到艺术化的雄赳赳的态度，不也是正在这年纪么？一到称为“初老”的四十岁，作为生活的脉已经减少了的证据的，是所谓“发胖”，胖得团头团脑地，安分藏身的那些愚物等辈，自然又作别论。
在近代英国的文艺史上，看见最超拔的两个思想家，都在四十岁之际，向着相同的方面，施行了生活的转换：乃是很有兴味的事实。这就是以社会改造论者与世间战斗的洛思庚和摩理思。
对于自己和自己的周围，这样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射出锐利的批评的眼光去的时候，而且遇到了生活的根本底改造的难问题的时候，他们究竟用怎样的态度呢？离开诗美之乡，出了“象牙之塔”的美的世界，和众愚，和俗众，去携手乱舞的事，是他们所断然不欲为，也所不忍为的。于是他们所取的态度，就是向着超越逃避了俗众的超然的高蹈底生活去；否则，便向了俗众和社会，取那激烈的挑战底态度：只有这两途而已。遁入“低徊趣味”中的漱石氏，倒和前者的消极底态度相近。和女伶松井氏同入剧坛，而反抗因袭道德的抱月氏，却是断然取了积极底的战斗者（fighter）的态度的罢。洛思庚和摩理思弃了艺术的批评和创作，年四十而与世战，不消说，是出于后者的积极底态度的。两人的态度都绚烂，辉煌，并且也凛然而英勇。称之为严饰十九世纪后半的英国文艺史的二大壮观，殆未必是过分之言罢。
洛思庚年届四十：从纯艺术的批评，转眼到劳动问题社会批评去，先前已经说过了（参考《出了象牙之塔》第十四节）。自青年以至壮年期，委身于诗文的创作和装饰图案的制造，继续着艺术至上主义的生活，在开伦司各得的美丽的庄园里，幽栖于“象牙之塔”的摩理思，从千八百七十七年顷起，便提倡社会主义，和俗众战斗，成了二十世纪的社会改造说的先觉，也就是走着和洛斯庚几乎一样的轨道。如他自认，摩理思在这一端，倒还是受了洛斯庚的指教的。
三 社会观与艺术观
西洋的一个大胆的批评家，曾经论断说：近代文艺的主潮是社会主义。我以为依着观察法，确也可以这样说。在前世纪初期的罗曼派时代，已经出了英国的抒情诗人雪莱（P. B. Shelley）那样极端的革新思想家了；此后的文学，则如俄国的都介涅夫（I. Turgeniev）、托尔斯泰，还有法国的雩俄（V. Hugo）、左拉（E. Zola），对于那时候的社会，也无不吐露着剧烈的不满之声。只有表现的方法是不同的，至于根本思想，则当时的文学者，也和马克斯（K. Marx）、恩格勒（F. Engels）、巴枯宁（Bakunin）怀着同一的思路，而且这还成了许多作品的基调的：这也是无疑的事实。但是，这社会主义底色彩最浓厚地显在文艺上，作家也分明意识地为社会改造而努力，却是千八百八十年代以后的新时代的现象。
一到这时代，文艺家的社会观，已并非单是被虐的弱者的对于强者的盲目底的反抗，也不是渺茫的空想和憧憬；他们已经看出可走的理路，认定了确乎的目标了。当时的法兰斯（A. France）、默退林克（M. Maeterlinck）、戈理奇（M. Gorky）、启兰特（A. Kielland），以及好普德曼（G. Hauptmann）、维尔迦（G. Verga），就都是在这一种意义上的真的“为人生的艺术家”。
这个现象，在英国最近的文艺史上就尤其显。仍如我先前论《英国思想界之今昔》的时候说过一样（我的旧著《小泉先生及其他》三○九页以下参照），这八十年代以后，是进了维多利亚朝后期的思潮转变期。就是，以前的妥协调和底的思想已经倒坏，英国将要入于急进时代的时候；在贵族富豪万能的社会上，开始了动摇的时候，尤其是千八百八十五年，英国的产业界为大恐慌所袭，为工资下落和失业问题所烦，是劳动问题骤然旺盛起来的时候。——我常常想，近时日本的社会和思想界的动摇，似乎很象前世纪末叶的英国。——上回所说的吉辛的小说《平民》的出现，就在这后一年。（《描写劳动问题的文学》参照。）
在这世纪末的英国文坛上出现，最为活动的改造论者，就是培那特萧（Bernard Shaw）和威廉摩理思。萧在那时所作的小说，和后来发表的许多的戏曲，其中心思想，就不外乎社会主义。他被马克斯的《资本论》所刺戟，又和阿里跋尔（Olivier）以及曾来我国，受过日本政府的优待的惠勃（Webb）等，一同组织起斐比安协会来，也就在这时候。要研究欧洲现存大戏曲家之一的萧的作品，是不可不先知道为社会主义的思想家的萧的。然而我现在并不是要讲这些事。
但是，在当时英国文坛的社会主义的第一人，无论怎么说，总还是威廉摩理思。
到四十岁时候止，即在他的前半生，摩理思是纯然的艺术至上主义的人，又是一种的梦想家，罗曼主义者。但在别一面，也是活动的人，努力的人，所以对于现实生活的执着，也很强烈。一面注全力于诗歌和装饰美术的制作，那眼睛却已经不离周围的社会了。后年他所唱道的社会主义，要而言之，也就是以想要实现他怀抱多年的艺术上的理想的一种热意，作为根柢的；终于自己来统率的那社会民主党，在当时，比起实际底方面来，也还是及于思想界的影响倒更其大。
摩理思原是生在富豪之家的人，年青时候以来，便是俗所谓“爱讲究”的人物。相传他初结婚，设立新家庭时，购集各样的器具和装饰品，而市上出售的物品，则全是俗恶之至的单图实用的东西，能满足自己的趣味的竟一件也没有。从这些地方，他深有所感，后来遂设立了摩理思商会，自己来从事于装饰图案的制作。在壁纸、窗幔、刺绣、花纹，以及书籍的印刷、装钉等类的工艺这一面，摩理思的主义，就在反抗近代的营利主义即Commerclalism，而以艺术趣味为本位，来制造物品。近代的机械工厂使一切工艺品无不俗化，甚至于连先前以玩赏为主的东西，现在也变了实用本位，原来爱其珍贵的东西，现在也以为只要便宜而多做就好了。先前的注心血于手艺而制作的东西，现在却从大工厂中随随便便地一时做成许多，所以那作品上并无生命，也没有趣味。只有绝无余裕的，也无享乐心情的，极其丑劣俗恶的近代生活，这样地与“诗”日见其远，而化为无味枯淡的东西。这在天生的富于诗趣的人，是万不能耐的。摩理思的立意来做高尚雅致的图案和花纹，为显出纯粹的美的采色配合计，则不顾时间和劳力，也不顾价钱的真的工艺美术的自由的制作，就完全因为要反抗那俗恶的机械文明功利唯物的风潮之故。使染了烟煤的维多利亚朝晚期的英国，开出美丽的罗曼底的艺术之花，其影响更及于大陆各国，在现代欧洲一般的美术趣味上，促起一大革新者，实在是摩理思的伟绩。一想这些事，则在他自己所说“无艺术的工艺是野蛮，无工艺的人生是罪恶”（Industry without art is barbarity；life without industry is guilt）的话里，也可以看出深的意义来。
从劳动者这一方面想，则在今日的机械万能主义资本主义之下，于劳动生活上也全然缺着所谓“生的欢喜”（Joy of Life）这回事。因为劳动者毫没有自由的自己表现的余地的缘故。因为没有从创造创作的自由而来的欢喜，换了话说，就是因为没有艺术生活，所以人们就在倘不自行变为机械，甘受机械和资本的颐指气使的奴隶，便即难于生存的不幸状态中。而且这不幸，又不独在无产者和劳动阶级，即在富人，也除了杀风景的粗恶的物品之外，都虽需求而无得之之道。他们除了化钱买得些无趣的粗制滥造的物品之外，也不过徒然增加些物质上的富而已。
要改造这样惨淡的不幸的生活，首先着眼于今日的社会组织的缺陷者，是洛斯庚；受了他的启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是摩理思。摩理思是作为工艺家，而将洛斯庚在论述中世建筑的名著《威尼斯之石》（尤其是题作《戈锡克的性质》这一章）里所说的主张，即艺术乃是人之对于工作的欢喜的表现（the expression of man’s joy in his work）之说，提到实际社会里去的。他以为倘要将劳动，不，是并生活本身都加以艺术化，则应该造出一个也如中世一样，人们都能够高兴地，自由地，享乐到制作创作的欢喜的社会。免去了强制和压抑，置重于劳动者的自由和个性的表现的组织，是他作为社会改造论的根本义的。他说，“一切工作，都有做的价值。一做，则虽无任何报酬，单是这做，便是快乐。”他自己，是如此相信，如此实行的人。又在他描写Communism的理想乡的小说《无何有乡消息》第十五章中，主要人物哈蒙特在得到“对于好的工作，也没有报酬么”这一个质问时，所回答的话，也是有趣的——
“‘Plenty of reward’，said he，‘the reward of creation. The wages which God gets，as people might have said time agone. If you are going to ask to be paid for the pleasure of creation，which is what excellence in work means，the next thing We shall hear of will be a bill sent in for the begetting of children.’”
——News from Nowhere，P. 101.
为艺术家的摩理思，和洛斯庚一样，一向就是热心的中世爱慕者。而十三四纪的社会，尤其是描在他想象上的乐园，也是诗美的理想境。那时的卢凡和恶斯佛这些街市，也不是今日的工业都市似的丑秽的东西，是借了各各自乐其业的工人之手所建造的。便是一点些小的物品，也因为表现着劳动者的欢喜，所以都带着趣味和兴致，有着雅致和风韵。
这尊崇中世的风气，即Mediaevalism，本来是作为鼓吹新气运于那时英国文艺界的拉斐罗前派，尤其是罗舍谛（D. G. Rossetti）等的艺术的根柢的，摩理思从在恶斯佛大学求学的时候起，便和这一派的画家琼斯（E. Burne—Jones）等结了倾盖之交，一同潜心于中世艺术的研究。然而罗舍谛的中世主义，也如在日本一时唱道过的江户趣味复活论一样，是高蹈底的纯艺术本位的东西，而洛斯庚的，也有太极端地心醉中世的倾向。但摩理思的主张和态度，则是较之罗舍谛们的更其实际化，社会化，又除去了南欧趣味而使英国化，使洛斯庚更其近代化了的东西。然而往来于摩理思的脑里者，也还不是煤烟蔽天的近代的伦敦，而是十四世纪的榷赛（G. Chaucer）时代的都会，“泰姆士的清流，回绕着碧绿的草地，微微地皓白清朗的伦敦”。将他的社会改造的理想，托之一篇梦话的散文著作《无何有乡消息》里，就是描写那人们都爱中世建筑，穿着中世的衣服的美境的。
出了“象牙之塔”以后的摩理思，在社会运动的机关杂志《公益》（Commonweal）上执笔，又和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创立者这一个矫激的论客哈因特曼（H. M. Hyndman）共事，复又去而自己组织起The Socialist League来，在他的后半生，所以为社会改造而雄赳赳地奋斗者，要而言之，他的艺术观就是那些事情的基础。
现代人的生活的最大缺陷，是根基于现代的资本主义营利主义。先前在修道院中劳动的修士们，以为“劳动是祈祷”（Laborare est orare），用了嘉勒尔（Th. Carlyle），所说似的，即使做一双靴，也以虔敬的宗教底的心情作工。还有，古人也说过，“劳动是欢乐”（Labor est voluptas）。这就因为那制作品，是制作者的自由的生命的所产的缘故。这样子，要讨回现代人的生活上所失去的“生的欢喜”来，首先就得根本底地改造资本主义万能的社会。摩理思就是从这见地出发的。
他是始终活在自己的信念和希望里的人。登在杂志《公益》上的诗篇，他自题为“The Pilgrims of Hope”（这诗的一部分，收在后文要讲的《途上吟》里），摩理思自己，无论何时，就是“希望的朝拜者”。晚期的著作中的一篇，歌咏那和《无何有乡消息》里所描写的同一理想的社会道——
For then，laugh not，but listen to this strange tale of mine，
All folk that are in England shall be better lodged than swine.
Then a man shall work and bethink him，and rejoice in the deeds of his hand，
Nor yet come home in the even too faint and weary to stand.
Men in that time a—coming shall work and have no fear
For to—morrow’s lack of earning and the hunger—wolf anear，
I tell you this for a wonder，that no man then shall be glad
Of his fellow’s fall and mishap to snatch at the work he had.
For that which the worker winneth shall then be his indeed，
Nor shall half be reaped for nothing by him that sowed no seed.
O strange new wonderful justice！But for whom shall we gather the gain？
For ourselves and for each of our fellows，and no hand shall labour in vain.
Then all Mine and all Thine shall be Ours，and no more shall any man crave
For riches that serve for nothing but to fetter a friend for a slave.
——The Day is Coming.
（Poems by the Way. p. 125.）
最后说 ——
Come，join in the only battle wherein no man can fail，
Where whoso fadeth and dieth，yet his deed shall still prevail.
Ah！Come，cast off all fooling，for this，at least，we know:
That the Dawn and the Day is coming，and forth the Banners go.
——Ibid.
这些鼓舞激励之辞，也就是他自己和世间战斗的进行曲。
他用理想主义的艺术，统一了自己的全生活。那不绝的勇猛精进的努力，不但在诗歌而已，虽在家具的制造上，书籍的印刷上，窗户玻璃的装饰上，以至在晚年的社会运动上，也无不出现，而一贯了那多方面的生涯的根本力，则是以艺术生活为根柢的。
四 为诗人的摩理思
他在前半生不俟言，虽到晚年，当怎样地忙碌于社会运动的时候，也没有抛掉诗笔，在创作上，在古诗的翻译上，都发挥出多方面的才藻来。而且还将只要英文存在，即当不朽不灭的许多文艺上的作品，留给人间世。
摩理思的处女作是称为“Defence of Guenevere and Other Poems”这东西。这诗集的出版，是千八百五十八年，即摩理思二十四岁的时候。这也就是以罗舍谛为领袖的拉斐罗前派的戈锡克趣味的诗歌出现于文坛的先锋，但究竟因为是奇古幽耸的中世趣味，所以才至于骤使一般的世人耸动，然而早给了那时的艺苑以隐然的感化，却是无疑的了。即如赛因斯培黎（G. Saintsbury）教授，就说正如迭仪生（A. Tennyson）的初作，区划了维多利亚朝诗歌的第一期一样，摩理思的这诗集，是开始那第二期的。集中最初的四篇，虽然都取材于阿赛王的传说，但和迭仪生的《王歌》 （The Idyls of the King）一比，则同是咏王妃格尼维亚，同是叙额拉哈特，而两者却甚异其趣。第一，是既没有迭仪生那边所有的道学先生式的思想，也看不见维多利亚朝的英国趣味一类的东西。摩理思的诗，是全用了古时的自由的玛罗黎式做的，以情热的旺盛，笔致的简劲素朴为其特色。再说这诗集里的另外的诗篇，则除了取材于英国古史或中世故事的作品外，在歌咏摩理思所独创的诗题的东西里面，的确多有不可言语形容的幽婉的，神秘底梦幻底之作。而且一到这些地方，还分明地显现着美国的坡（Edgar Allan Poe）的感化，使人觉得也和法国的波特来尔（C. Baudelaire）及以后的神秘派象征派诗人等，是出于同一的根源的。现在且从这类作品中引一点短句来看看罢。因为言语是极简单的，所以也没有翻译出来的必要罢。
I sit on a purple bed，
Outside，the wall is red，
Thereby the apple hangs，
And the wasp，caught by the fangs，
Dies in the autumn night，
And the bat flits till light
And the love—crazed knight，
Kisses the long，wet grass.
——Golden Wings.
Between the trees a large moon，the wind lows
Not loud but as a cow begins to low.
Quiet groans
That swell not the little bones
Of my bosom.
——Rapunsel.
其次发表的诗篇，是《约森的生涯和死》（Life and Death of Jason），也是梦幻底的作品，但和先前的处女作，却很两样，而是颇为流丽明快的诗风。这是无虑一万行，十七篇的长篇的叙事诗，取荷马以前的希腊古传说为材料的。现在说个大要，则起笔于约森的幼年时，此后即叙述到了成年，便率领许多勇士，棹着“亚尔戈”的快舰，遥向那东方的珂尔吉斯国去求金羊毛，便上了万里远征的道路。途中经过许多冒险，排除万难，终于得达他所要到的东方亚细亚的国度里了。那国王很厚待约森，张宴迎接他。那时候，美丽的公主梅兑亚始和约森相见，但从此两人便结了热烈的思想之契了。但是王使公主传命，说是倘要得我所有的金羊毛，即须先一赌自己的生命。就是先驾两匹很大的牛，使它们耕地，种下“恶之种”即龙蛇的牙齿去，从这种子里，便生出周身甲胄的猛卒来，倘能杀掉他们，保全自己的性命，你便得到金羊毛了。约森仗着公主梅兑亚的魔术的帮助，竟得了金羊毛，两人便相携暗暗地逃出珂尔吉斯国，归途中仍然遇到许多危难，也终于回到了故国。此后约十年间，相安没有事，但成为悲剧的根源的大事件，竟也开首了。这非他，就是约森捐弃了梅兑亚，而另外爱慕着别人——格罗希公主。梅兑亚因怒如狂，仍用魔术致死了恋爱之敌的那公主，还致死了亲生的两儿，自己则驾着龙车，驰向雅典去。单身剩下的约森，从此以后，便为忧郁所囚，在甚深的悲戚里死掉了。这故事，早见于荷马（的史诗）中，又因了后来宾达罗斯（Pindaros）、阿辟条斯（Ovidius）、欧里辟台斯（Euripides）、绥内加（Seneca）这些诗人的著作，再晚，则法兰西的珂尔内游（P. Corneille）的名篇，为世间所通晓。但摩理思却巧妙地使这古代传说的人物复活，仗着他丰丽的叙述，使他们生动于现代的舞台上，那妙趣，是往往非他处所能见的。尤其是叙风景，写动作，均有色彩之美，令人常有觉得如对名画的地方。尤其是叙约森的开船的光景，叙珂尔吉斯王的宫殿这一节，或者约森终得羊毛而就归路之处，以及将近结末的悲壮的几章，都确是近代英诗的最为秀拔的罢。诗律，是全用五脚对联这一体的，然而毫无单调之弊，这也是所以博得一世的称赞的原因。
因这《约森》的歌，才得到许多读者的摩理思，接着就将他的一生的杰作《地上乐园》（The Earthly Paradise）四卷发表，他在诗坛的地位，便成为永久不可动摇的了。其中所咏的故事的数目，一共二十四篇；十二篇采自古典文学，别的一半，是从中世传说得来的。说起全体的趣向来，就是古时候，北欧的有些人，为要避本地的迭连的恶疫，便一同去寻觅那相传在西海彼岸的不老不死的仙乡“地上乐园”去，飘浮在波路上面者好几年。然而，不但到不得乐园，还因为途上的许多冒险，连一行的人数也减少了，那困惫疲劳之状，真是可怜得很，于是到了一个古旧的都城。这是从遥远的希腊放逐出来的人们所建造的；大家受了分外的欢待，一年之间，每月张两回宴，享着美酒佳肴，主客互述古代的故事，这就是《地上乐园》的结构。所以在这作品里面，北欧的古传说，是与法兰西系统的中世传说，德意志晚期的故事相错综，出于“Nibelungenlied”“Edda”“Gesta Romanorum”等的诗材，一面又交错着“亚尔绥思谛斯之恋爱”“爱与心”“阿泰兰陀”等的希腊神话，北欧则与希腊，古代则与中世，互相对照映发，那情趣宛然是在初花的采色有耀眼中，加以秋天红叶的以沉着胜的颜色。卷中的二十四篇各有佳处，骤然也很难下优劣的批评，如赛因斯培黎教授，则以“The Lovers of Gudrum”（这是从北欧传说采取的很悲哀的故事，相传罗舍谛也特别爱读的）这一篇为压卷。但我自己以为最好的，是从夏列曼传说中采取材料的“Ogier the Dane”的故事（在第八月这一条里），这是讲曾经去到阿跋伦岛的仙乡的勇士乌琪亚，再归人间之后的事的，将中世故事中照例习见的和女王的恋爱以及英勇的事迹，美丽地歌咏着。如当勇士出征的早晨。女王在那边所歌的别离之曲等，将缠绵的情思，托之沉痛的声调中，殊有不可名言之趣。本想将这些一一引用，详细地加以绍介的，但现在因为纸面有限，就省略了。
摩理思的诗，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上述的两种，但他于文艺上的贡献，特为显著的东西，则是北欧传说的研究。他自己就亲往爱司兰（译者注：或译冰地）两回，去调查那古说（Saga）。结集在那“Edda”里的北欧传说，从十八世纪末年罗曼的趣味兴起的时候起，本已渐将著大的感化，给与英国文学的了；首先出现于司各得（Pecy Scott）等的述作以来，翻译和解说的书籍就出的颇不少。而且，说到这北欧传说的特征，则在极透彻地表现了原始时代的北方民族的气质这一点上；在故事里出现的人物，都有刚勇精悍之气，不但男子，女子也有着铁石一般的心，厚于义，富于情；爱憎之念极其强，而复仇雪耻之心尤盛，为了这，虽恩爱之契也在所不顾的：真有秋霜烈日似的气概。这些处所，不知怎地很有些和我国鎌仓时代的武人相仿佛的。想起来，爱司兰是硗确不毛之地，雪山高峙于北海的那边，沸涌的硫黄泉很猛烈，四季大抵锁于晦冥的雾中的一个孤岛，“地”于是自然化“人”，造成上面所讲那样的民族性了。还有，一面又和饶有诗情的这民族的本性相合，遂也成为那富于奇峭之美的传说。嘉勒尔曾经说，“与在一切异教神话一样，北欧神话的根本也在认得自然界的神性。换了话说，即不外乎在四围的世界里活动的神秘不可解的力，和人心的真挚的交涉，北欧神话之所以殊胜，全在这一点。见于古希腊那样的优雅的处所是没有的，但却有热诚真挚这些特征，很补其缺陷。（《英雄崇拜论》）”十九世纪罗曼派的诸诗人，醉心于这传说之美，在这里求诗材者很多，是无足怪的。摩理思的作为这研究的结果而发表的，是叙事诗“Sigurd the Volsung”（一八七六）的译本计四卷。读书界自然没有送给他先前迎取《地上乐园》时候那样的赞美，但这一编译诗，以英诗所表现的北欧文学的产物而论，却不失为不朽之作。
摩理思的北欧研究的结果，此外又为古诗“Beowulf”的翻译（一八九七）；也见于晚年所作的散文诗和故事中。文体是模拟十五世纪顷的古文的，仿效玛罗黎的散文那样的奇古之体，用语也尤其选取北欧语原者。其中竟有非常奇特的，例如cheapingstead （market town），song—craft （poetry），wood—abiders （foresters）等，从纯正语的论者，定是有了责难罢，但我以为在传达罗曼底的一种趣味上，能有功效，是无可疑的。叙古昔日耳曼民族漂浪于北欧森林中，而发挥他们杀伐精悍的特质的时代，连衣服兵械之微，也并不挂漏地活泼泼地写出那光景来的妙味，除了司各得的历史小说之外，怕别的再没有能和摩理思比肩的了。慓悍的武人拜了天地神祇去赴战阵的情形，或正当讴歌宴舞中，洒一滴美人的红泪，这些巧妙地将读者的心，牵入过去的美的世界里去的处所，我以为司各得和摩理思，殆可以说是“异曲同工”的。
读《约森的生涯》的歌，尤其是又翻《地上乐园》这名著者，就会觉得作者摩理思，是确从诗祖榷赛的《抗泰培黎故事》（Canterbury Tales）受了伟大的感化的罢。不特一见摩理思的简洁明快的叙述，便省悟到他那天禀的诗才的近于榷赛，即从趣向上，从诗材上，从用语上，又从取了希腊、罗马的故事使他中世化这一点上，也就知道那方法，是学于榷赛有怎样的多了。
我讲到这事的时候，即不能不想起从他自己经营的开伦司各得出版所所印的榷赛的诗卷来。这是从活字，装钉，以至一切，都竭尽了风雅的筹划，在那古雅的装制和印刷上，毫无遗憾地发挥着摩理思的意匠图案之才的。近代艺苑的一巨擘，为要印自己所崇敬的古诗人的著作，累积苦心，乃成了那极有风韵的一卷书，只要单是一想到，在我们之辈，就感到其中有说不出的可贵。
摩理思者，并不是在《地上乐园》卷首的自序里所说那样的“The idle singer of an empty day”，也不是“Dreamer of dreams，born out of my due time”。他在活在梦幻空想的诗境中的别一面，又有着雄赳赳的努力，上文已经说过了，这在他最后的诗集《途上吟》（Poems by the Way. 1891.）里，显现得最明白。
这一卷，是从他初期的创作时代起，以至投身于社会运动的晚期为止的短篇中，选录了五十篇的本子；从创作的年代方面说，从题目方面说，都聚集着种种杂多的作品的，其中关于劳动问题社会运动的诗篇，是他奔走于实际的运动之间所作，艺术底价值怎样，又作别论，在要知道为社会主义诗人的摩理思的人们，却是颇有兴味的东西罢。又如“The Voice of Toil”“All for the Cause”“The Day is Coming”“The Message of the March Wind”等，在摩理思的作品中，以明明白白地运用于社会问题的文字而论，也是可以特笔的。
五 研究书目
关于摩理思的艺术观和社会观，正想较为详细地写一点，忽被痼疾的胃病所袭，从前星期起便躺在床上，全不能执笔了。只得将现在座右的关于摩理思的参考书籍，勉强介绍上，以供好学之士的参考罢。
摩理思的全集，是以他的女儿，May Morris所编纂，有她的序文的
Collected Works，24 vols.，Longmans，Green＆Co.
作为标准的；和诗篇散文的诸著作，都是朗曼斯社出版，也能得到各样装钉的单行本。传记最确，最详，而且别的许多传记家，都从中采取材料者，是
The Life of William Morris. By J. W. Mackail. 2 vols.
这因了插画和装钉之差，有三种版本。他的社会运动的事，在第二卷里详细地写着。
评传是麦克密兰社的《文人传》中，现代的诗人诺易斯所作，只有百五十页的简单的一本最扼要；他的社会改造论的事，见于此书第八章。
Willam Morris. By Alfred Noyes.
（Macmillan’s English Men of Letters.）
又，《家庭大学丛书》中也有
William Morris； His Work and Influence. By A. Clutton—Brock.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这因为室伏氏已经在杂志《批评》上引用过，所以从略。要知道装饰艺术以外的方面的摩理思，是最便当的好著作。
但是要知道为思想家艺术家的摩理思，则式凯尔印行的《近世文人传》丛书之一的
William Morris，a Critical Study. By John Drinkwater.
（London，Martin Secker.）
是好的。著者Drinkwater氏不但是现今英国新诗坛的第一人，批评的方面也有好著作。这人的评论集“Prose Papers”（Elkin Mathews出版）里面，就也有《摩理思论》。
还有，论摩理思的社会主义的，则有因为《马克斯论》这一种著作，在日本已经大家知道的斯派戈的书——
The Socialism of W. Morris. By John Spargo.
Westwood，Mass. The Ariel Press.
此外有——
W. Morris，a Study in Personality. By Arthur Compton—Ricket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unninghame—Graham.（Herbert Jenkins.）
这书和普通的传记异趣，倒是竭力要活写为人，为艺术家的摩理思全体的，计分《人物》、《诗人》、《工艺家》、《散文作家》、《社会改造论者》五篇，是从各方面都明快地加以论述的佳作。
又，以评坛的新人物出名的Holbrock Jackson的《摩理思传》，也是大家知道的单行本。
W. Morris，His Writings and Public Life. By Aymer Vallance.
（Bell＆Sons. 1897.）
这书现在我的手头没有，但记得插画似乎非常之多。
还有并非传记一类，而论摩理思或是记述的东西，则有——
Clough，Arnold，Rossetti，＆Morris；a Study. By Stopford A. Brooke.
（London；Sir Isaae Pitman＆Sons.）
Men of Letters. By Dixon Scott. （Hodder and Stoughton.）
Memorials of Edward Burne—Jones. By Lady Burne Jones.
All Manner of Folk. By H. Jackson. （Grant Richards.）
Views and Reviews. By Henry James. （Boston；the Ball Pub. Co.）
Twelve Types. By G. K. Chesterton.
Corrected Impressions. By George Saintsbury.
Adventures among Books. By Andrew Lang.
Shelburne Essays，7th Series. By Paul Elmer More.
此外见于杂志的评论之类，在这里都省略了。正值日本的思想界的注意，要从Marxism进向摩理思的艺术底社会主义的时候，意以为或者可供些怎样的参考，我便在病床上试作了这参考书目。
补遗——
William Morris and the Early Days of the Socialist Movement. By J. Bruce Glasier.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ay Morris，and two portraits.
（Longman，Green & Co.）
ON THE STUDY OF ENGLISH
Address given at the Interscholastic English Meeting held on October 4th，1919，under the joint auspices of the Osaka Higher Commercial School and the Osaka Asahi Shimbun.
Mr. Chairman，Ladies and Gentlemen:
I esteem it a favour to have been asked to speak before such a large and earnest audience as I see before me this evening，in a foreign language in which all of you are so deeply interested and which I have been studying from my childhood and teaching for many years On an occasion like this it is hardly necessary to dwell on the desirability of encouraging young students in the study of English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ans of promoting the commercial or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our friendly English—speaking nations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as was already mentioned in the advertisement of this meeting. But from a purely idealistic or literary point of view I should avail myself of this opportunity of calling your attention to som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importance we attach，to the stud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is country. For about a week I have been so ill that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prepare any properly systematized lecture；what I am going to give is just a few disconnected remarks which happened to flash through my head when I was invited to give a talk here.
Everything human in the world，after having risen from necessity of circumstances，has undergone further changes and modifications to meet the need of the people of successive generations，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is no exception to the rule. English is the language of the people of democracy and liberty，who have enjoyed freedom of speech more than any other nations of the world and developed their language so as to meet this necessity of their inner life. The Anglo—Saxons，after untiring efforts lasting many centuries，have made their mother—tongue par excellence the language for oration，most splendid in the world. In striking contrast with this ，the Japanese language has no oratorical literature worthy of the name in its long histroy covering more than a score of centuries. Having lain under the despotism of the feudal government，our ancestors entirely neglected to improve our language in that direction.
As I wrote a few years ago in the Asahi Shimbun， spoken Japanese of today still remains a language not of publicity but of privacy，good only for a namby—pamby chat in a boudoir or a tête—a—tête of old—fashioned politicians in a four—mat—and—half conclave. It has，indeed，delicacy and beauty of nuance as well as flowing smoothness of soumd，not at all comparable with the“hissing”of English; but it has no such splendid power and lucidity as we find in modern Eglish when it is spoken before a great audience.
Read or hear the speeches given by the Japanese politicians of the present day，and compare them with those of Premier Lloyd—George or President Wilson，Mr. Bryan or even other and lesser stars of oratory in England or America，and you will realize how poor and feeble are the speeches delivered by the Japanese speakers，not only in their contents but also in their expression or the formal elements of their speech. This is no doubt part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Japanese language is very flaccid and weak as a language for public speaking，having been the tongue of a people who have enjoyed no freedom of speech under a hideous absolutism for many centuries，and who even today try to keep their lips sealed up as far as possible，believing in the old silly saying“From the mouth comes that which is evil，”Kuchi wa wazawai no mon，which is only a one—sided truth. Shall we be satisfied with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our mother—tongue when we are so rapidly becoming democratized？
Language study is not merely a matter of the vocal organs ，as some advocates of the so— called “practical” English in this country are very apt to believe，but it must be the study of the real spirit or of the ideals of the people who speak the language. Study English elocution and you will be able to appreciate to the full the true spirit of a“Nation subtle and sinewy to discourse”which has enjoyed for long “the liberty to know，to utter，and to argue freely according to conscience，”as the great author of the Areopagitica，John Milton，wrote nearly three hundred years ago.
I venture to say it i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duties of the present generation to inspire with a new spirit or genius the Japanese language，the greatest treasure we are proud to have inherited from our fathers， and to leave it to posterity enlivened and enriched with new foreign elements of eloquence，that we may have our Burke and our Webster in future Japanese literature，just as our remote ancestors modified and remoulded our beloved tongue by introducing new elements from the classical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whose influence gave rise to the elegant letters of the subsequent ages.
Now there is another point to which I should like to call your attention in this connection. The thorough study of any foreign language naturally leads to the study of and liking for its literature，which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the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peoples’ real life，spiritual as well as material. I think I can safely assert that nothing can give a clearer perspective of the inner life of a nation thanits literature. It was the late John Morley who said that literature is an expression of the best thought of the people，but I should say，going a step further，that literature is the truest and sincerest expression of the ideals of a nation. Politicians may sometimes be time—servers，merchants and businessmen may do anything to meet their practfcai purposes，but poets are always themselves，or true to themselves，because they must be sincere before everything in order to be great poets; no insincere man can write true poetry.
When I think of the truth of the famous saying，Tout com-prendre，c’est tout pardonner，—To understand everything is to pardon everything，—and when I recall many occasions of international fricton in history，which，in the majority of cases，were caused by the mere lack of mutual understanding，I must here emphatically call your attention to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studying literature for promoting a friendly international relation.
Study the inner life of a people，and you will begin to thoroughly like them. I do not know any American or European who has studied Japanese literature，and yet does not like the people who has produced it. I do not know any Japanese who has studied Milton，Shelley and Browning，or Whittier，Emerson and Whitman，that does not admire the great ideals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In order that this asser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studying literature for perfect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may not be looked upon as a mere dreamer’s phantasy，let me cite in this connection a few remarkable facts from recent diplomatic history. In England it was a remarkable feature in the literary world for the twenty years preceding the outbreak of the Great War that Continental literature was freely introduced to her reading public. It was in this period that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critical works and translations of the modern literature of France，Russia，Italy，Spain and Scandinavia appeared in English. You know that the Engl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Queen Victoria was well-known as a people who，with their traditional complacency，cared least for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utside their own; but from about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sent century，they began eagerly to read the literature of Continental Europe. When we find this new literary tendency in England exactly coinciding with King Edward’s breaking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diplomatic policy of so—called “glorious isolation，” to initiate his policy of entente cordiale，who can deny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the appreciation of literature and the friendly diplomatic relations which culminated in the triple entent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Great War？ During the wartime a prominent English journal went so far as to suggest a new term，the “literary alliance”，which means nothing other than the perfect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two nations by each studying the other’s literature. Mr. Edmund Gosse，one of the greatest living writers，uscd the term literary entente to designate the close alliance of England and France.
Again，in this connection，you will be reminded of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France and Russia before the war，a connection which was founded not only on the closely—related financial circumstances of the two countries，but on their mutual understanding through literature.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you know，Russian literature was introduced into France by such an eminent diplomat—author as the Vicomte de Vogue，followed by many others，and it was very widely read by French readers. On the other hand，it is no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the genius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last century was practically developed by the powerful influence of such French authors as Flaubert，Maupassant and Zola.
I do not wish to bore you any longer by enumerating a long list of such examples，as I suppose every reader of diplomatic history will find a great many similar instances even more convincing and more conclusive than those which I have pointed out.
Now let me mention by way of illustration some mistaken ideas of the moral life of the Japanese people，very common among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which will be easily corrected or eradicated by their reading of Japanese literature. It is a common belief in England and America that Bushido is still governing the inner life of the New Japan. It is very true that Bushido remains even in the present time as a sentiment among the older people of this country，but if they make any study of contemporary Japanese literature，which is the truest portrayal of the modernized Japan，they will easily find that Bushido is nothing more than a bit of out—of—date bric—à—brac in the eyes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ho have been educated on entirely different principles.
Another misconception，very common in England and America，is that the Japanese are a bellicose and aggressive people. To correct this mistaken idea，nothing is better than to recommend them the reading of the best Japanese dramas，novels and poetry of the age of the Tokugawa，which were nothing other than the outcome of the absolute peace enjoyed by the Japanese people for three hundred years. The study of Tokugawa literature will fully convince the English—speaking public that no nation can produce such literature that did not enjoy a three-century-long stretch of absolute peace. This stretch of absolute peace lasting three hundred years has no parallel in the history of any nation in the world，and will they still think any warlike people can truly enjoy such a long period of utter quiet to create‘things of beauty”？
To return to my subject. It is true that English Iiterature is studied in this country and is not such a sealed treasury as Japanese literature is to the English reading public ；but if you make it the sole end of your study of English merely to be skillful in the thrust and parry of every day conversation or to be good at commercial correspondence，entirely neglecting the study of literature，the perfect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us and the English—speaking nations will be beyond our reasonable expectation for ever.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al Britain or the real America，you need not go far across the ocean to visit London or New York or Chicago，but stay here and read in the cozy corner of your study or by the fireside some of the best and greatest works of British or American authors. Read Chaucer and Milton，read Ruskin and Carlyle，read Emerson and Hawthorne，and you will find that the Anglo—Saxon is no nation of“shop—keepers”，that there is the forcible undercurrent of idealism running through their 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and you will get the correct idea of what is their true spirit of democracy and liberty，what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ir moral life，and what does the present Anglo——Saxon superiority in the world consist in. This kind of study may appear to some of you very unpractical；but please remember that nothing can be more practical than the unpractical in all matters concerning our moral and intellectual life.
后记
我将厨川白村氏的《苦闷的象征》译成印出，迄今恰已一年；他的略历，已说在那书的《引言》里，现在也别无要说的事。我那时又从《出了象牙之塔》里陆续地选译他的论文，登在几种期刊上，现又集合起来，就是这一本。但其中有几篇是新译的；有几篇不关宏旨，如《游戏论》、《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等，因为前者和《苦闷的象征》中的一节相关，后一篇是发表过的，所以就都加入。惟原书在《描写劳动问题的文学》之后还有一篇短文，是回答早稻田文学社的询问的，题曰《文学者和政治家》。大意是说文学和政治都是根据于民众的深邃严肃的内底生活的活动，所以文学者总该踏在实生活的地盘上，为政者总该深解文艺，和文学者接近。我以为这诚然也有理，但和中国现在的政客官僚们讲论此事，却是对牛弹琴；至于两方面的接近，在北京却时常有，几多丑态和恶行，都在这新而黑暗的阴影中开演，不过还想不出作者所说似的好招牌，——我们的文士们的思想也特别俭啬。因为自己的偏颇的憎恶之故，便不再来译添了，所以全书中独缺那一篇。好在这原是给少年少女们看的，每篇又本不一定相钩连，缺一点也无碍。
“象牙之塔”的典故，已见于自序和本文中了，无须再说。但出了以后又将如何呢？在他其次的论文集《走向十字街头》的序文里有说明，幸而并不长，就全译在下面：——
“东呢西呢，南呢北呢？进而即于新呢？退而安于古呢？往灵之所教的道路么？赴肉之所求的地方么？左顾右眄，彷徨于十字街头者，这正是现代人的心。‘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我年逾四十了，还迷于人生的行路。我身也就是立在十字街头的罢。暂时出了象牙之塔，站在骚扰之巷里，来一说意所欲言的事罢。用了这寓意，便题这漫笔以十字街头的字样。
“作为人类的生活与艺术，这是迄今的两条路。我站在两路相会而成为一个广场的点上，试来一思索，在我所亲近的英文学中，无论是雪莱、裴伦，是斯温班，或是梅垒迪斯、哈兑，都是带着社会改造的理想的文明批评家；不单是住在象牙之塔里的。这一点，和法国文学之类不相同。如摩理思，则就照字面地走到街头发议论。有人说，现代的思想界是碰壁了。然而，毫没有碰壁，不过立在十字街头罢了，道路是多着。”
但这书的出版在著者死于地震之后，内容要比前一本杂乱些，或者是虽然做好序文，却未经亲加去取的罢。
造化所赋与于人类的不调和实在还太多。这不独在肉体上而已，人能有高远美妙的理想，而人间世不能有副其万一的现实，和经历相伴，那冲突便日见其了然，所以在勇于思索的人们，五十年的中寿就恨过久，于是有急转，有苦闷，有彷徨；然而也许不过是走向十字街头，以自送他的余年归尽。自然，人们中尽不乏面团团地活到八十九十，而且心地太平，并无苦恼的，但这是专为来受中国内务部的褒扬而生的人物，必须又作别论。
假使著者不为地震所害，则在塔外的几多道路中，总当选定其一，直前勇往的罢，可惜现在是无从揣测了。但从这本书，尤其是最紧要的前三篇看来，却确已现了战士身而出世，于本国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一一加以辛辣的攻击和无所假借的批评。就是从我们外国人的眼睛看，也往往觉得有“快刀斩乱麻”似的爽利，至于禁不住称快。
但一方面有人称快，一方面即有人汗颜；汗颜并非坏事，因为有许多人是并颜也不汗的。但是，辣手的文明批评家，总要多得怨敌。我曾经遇见过一个著者的学生，据说他生时并不为一般人士所喜，大概是因为他态度颇高傲，也如他的文辞。这我却无从判别是非，但也许著者并不高傲，而一般人士倒过于谦虚，因为比真价装得更低的谦虚和抬得更高的高傲，虽然同是虚假，而现在谦虚却算美德。然而，在著者身后，他的全集六卷已经出版了，可见在日本还有几个结集的同志和许多阅看的人们和容纳这样的批评的雅量；这和敢于这样地自己省察，攻击，鞭策的批评家，在中国是都不大容易存在的。
我译这书，也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中国现在并无“取乱侮亡”的雄心，我也不觉得负有刺探别国弱点的使命，所以正无须致力于此。但当我旁观他鞭责自己时，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来却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凉药。生在陈腐的古国的人们，倘不是洪福齐天，将来要得内务部的褒扬的，大抵总觉到一种肿痛，有如生着未破的疮。未尝生过疮的，生而未尝割治的，大概都不会知道；否则就明白一割的创痛，比未割的肿痛要快活得多。这就是所谓“痛快”罢？我就是想借此先将那肿痛提醒，而后将这“痛快”分给同病的人们。
著者呵责他本国没有独创的文明，没有卓绝的人物，这是的确的。他们的文化先取法于中国，后来便学了欧洲；人物不但没有孔、墨，连做和尚的也谁都比不过玄奘。兰学盛行之后，又不见有齐名林那、奈端、达尔文等辈的学者；但是，在植物学、地震学、医学上，他们是已经著了相当的功绩的，也许是著者因为正在针砭“自大病”之故，都故意抹杀了。但总而言之，毕竟并无固有的文明和伟大的世界的人物；当两国的交情很坏的时候，我们的论者也常常于此加以嗤笑，聊快一时的人心。然而我以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象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并以为为旧家子弟而衰落，灭亡，并不比为新发户而生存，发达者更光彩。
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五四运动，本也是这机运的开端罢，可惜来摧折它的很不少。那事后的批评，本国人大抵不冷不热地，或者胡乱地说一通，外国人当初倒颇以为有意义，然而也有攻击的，据云是不顾及国民性和历史，所以无价值。这和中国多数的胡说大致相同，因为他们自身都不是改革者。岂不是改革么？历史是过去的陈迹，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在改革者的眼里，已往和目前的东西是全等于无物的。在本书中，就有这样意思的话。
恰如日本往昔的派出“遣唐使”一样，中国也有了许多分赴欧、美、日本的留学生。现在文章里每看见“莎士比亚”四个字，大约便是远哉遥遥，从异域持来的罢。然而且吃大菜，勿谈政事，好在欧文、迭更司、德富芦花的著作，已有经林纾译出的了。做买卖军火的中人，充游历官的翻译，便自有摩托车垫输入臀下，这文化确乎是迩来新到的。
他们的遣唐使似乎稍不同，别择得颇有些和我们异趣。所以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庭中仍无太监，妇女们也终于不缠足。
但是，他们究竟也太采取了，著者所指摘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简直可以疑心是说着中国。尤其是凡事都做得不上不下，没有底力；一切都要从灵向肉，度着幽魂生活这些话。凡那些，倘不是受了我们中国的传染，那便是游泳在东方文明里的人们都如此，真是如所谓“把好花来比美人，不仅仅中国人有这样观念，西洋人，印度人也有同样的观念”了。但我们也无须讨论这些的渊源，著者既以为这是重病，诊断之后，开出一点药方来了，则在同病的中国，正可借以供少年少女们的参考或服用，也如金鸡纳霜既能医日本人的疟疾，即也能医治中国人的一般。
我记得“拳乱”时候（庚子）的外人，多说中国坏，现在却常听到他们赞赏中国的古文明。中国成为他们恣意享乐的乐土的时候，似乎快要临头了；我深憎恶那些赞赏。但是，最幸福的事实是在莫过于做旅人，我先前寓居日本时，春天看看上野的樱花，冬天曾往松岛去看过松树和雪，何尝觉得有著者所数说似的那些可厌事。然而即使觉到，大概也不至于有那么愤懑的。可惜回国以来，将这超然的心境完全失掉了。
本书所举的西洋的人名，书名等，现在都附注原文，以便读者的参考。但这在我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著者的专门是英文学，所引用的自然以英、美的人物和作品为最多，而我于英文是漠不相识。凡这些工作，都是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许季黻四君帮助我做的；还有全书的校勘，都使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厚意。
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至于几处不用“的”字而用“底”字的缘故，则和译《苦闷的象征》相同，现在就将那《引言》里关于这字的说明，照钞在下面：——
“……凡形容词与名词相连成一名词者，其间用‘底’字，例如social being为社会底存在物，Psychische Trauma为精神底伤害等；又，形容词之由别种品词转来，语尾有—tive，—tic之类者，于下也用‘底’字，例如speculative，romantic就写为思索底，罗曼底。”
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十二月三日之夜，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