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需要”之辩
“工作需要”这顶官僚主义的魔术帽，如今已修炼出七十二般变化。上午扣在张三头上，他便从财政局“流转”到信访局；下午罩住李四，这位连Excel都不会用的科长，竟成了大数据中心“急需人才”。妙啊！这顶帽子不用量头围，不分季节冷暖，更不需解释为何昨日还“专业不对口”，今日就“人岗相适”得严丝合缝。
某市组织部的年度报告堪称现代版《世说新语》——“因工作需要调整干部47人次”，背后却藏着17次同乡聚会、9场婚宴合影和3条校友会通讯录。这让我想起超市货架上的“无蔗糖”标签：看似健康宣言，实则是麦芽糖浆的狂欢。当《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遇上“工作需要”的修辞学，就像太极拳撞上自由搏击，规章制度的马奇诺防线瞬间土崩瓦解。
清华大学那组数据最是精妙：每三个“工作需要”的受害者，就有一个变成加害者。这让我想起老家磨坊的驴子——蒙眼转圈时总以为在前进，实则是在替主人碾碎公平的麦粒。那些因“工作需要”突然精通农业的财政干部，在乡村振兴项目上留下的烂尾工程，恰似用官话俳句写成的《桃花源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预算耗尽，不知所终。
某位被“工作需要”发配到档案馆的前招商局长，如今练就了特异功能：能从泛黄的干部任免文件里，嗅出每句“工作需要”背后散装白酒的牌子。这倒启示我们：或许该给这个术语装上“区块链鼻子”，让每次调动都留下不可篡改的酒气指纹。毕竟，与其相信“工作需要”的童话，不如公开领导通讯录的童话——至少后者还能凑本《官场格林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