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遐想
我是1980年11月10日离开老家当兵到北京的。从那时算起，整整三十二年间，我只来过我全家居住了二十多年的老宅一次。那一次，没有人陪我，我一个人站在已经成了废墟的老宅前，还没有展开思想，就有一名我不认得的妇女，匆匆地来到我面前，警惕地问：你在这里寻啥哩？我尴尬地一笑，默默地离去。
人对于自己的出生地有啥特殊的感情，我还真没有好好捉摸过。有一年，我的女儿还在上初中，跟上我回老家，我领着她到了我们家新宅的一间屋子对她说：你看看这间屋子，有啥不一样？女儿的目光把土地板到土炕上都齐齐地抚摸一遍，脸上布满惶恐，急忙退了出去拉都拉不回来。我惊异地问她：为啥要离开。她神情凄惶地说：这间屋子，我在梦里见到过几回。和我梦里的屋子，一模一样。爸，我害怕这里，快走吧。我的女儿，在老家出生，在北京长大，这间屋子，从来就没有人告诉过她这儿是她的出生地啊。
现在，我就站在我出生的老宅废墟上。这里已经是另一家人的宅基地了，许是这家人不急着盖房子，任由它荒凉着。我走来走去，估摸着老房子的位置，所思所想，信马由缰。这里大概就是那棵石榴树的位置，每年春夏，树上花红似火，枝繁叶茂。我的父亲当年得了涨肚子的重病，终日里躺在这棵石榴树下，用蒲扇的把儿，把自己鼓鼓的肚皮敲得砰砰地响。当时虽然还小，但我已经知道，那种声音，是世界上最恐怖最绝望的音响，以至于以后长达四十余年，我都从来没有像他那样敲过自己的肚皮。这里紧挨着路，长过那棵洋槐树，春天的槐花连同叶子，都是我们家充饥的好食物。我可怜的母亲当年讨饭回来，天黑了才敢回家，走到洋槐树下，把讨来的馍馍连同篮子，交给早早等候在这里的我的父亲。这里大概就是那个粪坑的地方。有一年，我的母亲得病，捂着嘴急急忙忙从屋子里跑到粪坑旁边，哇哇地呕吐起来。吐着吐着，鲜血就一口一口地往外喷。我那时尚已懂点事，我的三弟还是孩童。看见了那个惨烈的场面，吓得哭了起来说：妈呀，你以后不要吃那么多的胡萝卜。这里就是我家前门的位置，那年我穿着一身簇新的绿军装，离家远行。尽管母亲那几天高兴地逢人就说老二要到北京去，这可是祖辈人想都想不到的喜事哩。真的离开她了，真的不知道哪年才能回来看她，母亲的精神，彷佛一夜之间就垮了下去。她蜡黄着脸、流着眼泪，枯瘦的身躯彷佛就要干瘪了下去，被我的大哥扶着，一步一步挪到前门边上，身子倚在门框上，再也无力往前走动一步。
这是我的老宅，我在这里出生，又在这里艰难长大成人。这里见证了我家长达几十年一贫如洗的岁月，这里浸泡了我全家六口人汩汩泉涌一般的心酸泪水，这里又让我一家人在艰难中勃发旺盛的生命力，在赤贫中张开希望的翅膀，在磨难中挺直不屈的腰板。老宅虽然狭小，但这块土地所生长起来的生命之树和人性之花，巍峨似华山，灿烂如朝霞。
艰难和磨难，确实是一笔财富。但，这样的财富，我不希望我的同胞、我的后代任何人再去拥有。灾难难测，灾祸难免，但人为地制造灾难，有意地散布灾祸，绝非我泱泱中华文化所容忍。太阳东起西落已经有二十多亿年了，因此，我们坚定地认为：明天的太阳，一定是从东边升起，一定是在西边落下。有乌云也好，有阴霾也罢，太阳还是照常升起，照常落下。没有一个人生来英明，没有一个组织生来伟大，没有一个政俯生来正确。以一人系天下安危，一个人的脑袋瓜子开动就让全国的人不去思考，这样的社会治理结构，不制造人祸，那才是咄咄怪事。政治运动，只是为了夺取政权，只是政权更迭的伴生物，不可能成为治理社会的常用手段。任何政治运动，包括今天也是一样，只是少数人或者个别人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而把大多数人驱赶至疯狂的一种病态。取得经验难免走错道路，驾驭社会难免交上学费。但是，历经千年证明了的有效做法，人类社会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有益成果，绝大多数人认同的道德价值伦理，不需要也不能尝试着去推翻去践踏去毁灭。把人像牲口一样圈着，把众生像牛羊一样奴役着，把亲人朋友同学同事街坊邻居当敌人一样盯着，在骨肉同胞之间制造派系并发动他们斗个你死我活，用一亩地产几万十几万斤粮食的荒诞来对付普遍的饥荒，用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去麻醉百姓，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可以用一句“用心是好的，愿望是好的”来解释，但，有多少人的白骨当梆子敲，有多少人的血泪流成河，有多少人的生命被剥夺，有多少人的尊严被践踏。只有人性的太阳升起来，兽性的邪火才能被熄灭。只有多数人成为社会的主宰，才能永绝人祸。在自然科学中，少数人甚至个别人的发明发现能造福人类，但在社会治理中，只有多数人的意志被当做真理，才是和谐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才是大有希望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