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悬叉尖

不必向所有人倾诉，一路成长的苦辛，因为有一种生命，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懂

（一）

1993年秋，我从湘潭回到华容，恰好碰上母亲的生日。一大家人聚齐了，正准备吃午饭。我的到来让母亲格外开心，甚至激动得有些不知所措，她以为我是特意赶回来为她祝寿的。我不忍心说穿，跟大家一一打过招呼，一阵寒暄后上桌开饭。刚端起碗，母亲就说：“人都到齐了，热热闹闹的…好哩，好哩，就是不知你弟弟，一个人在深圳…”提到弟弟，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母亲的眼泪早已止不住的流淌，大家赶紧岔开话题，我尽量拣些能让母亲宽心的话说，不免又要说到我的工作和单位的事件上来，毕业了能有一个单位上班，的的确确是件让一大家人都欣慰的事，特别是母亲，为了让我不失去上大学的机会，为了保障我顺利的读完大学，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的付出和承受，只有我心里有数。终于毕了业，不管好歹，能自己混碗饭吃，就是给母亲最大的安慰了。所以，此时我只好用最能安慰母亲的话题，稳定她的情绪，转移她内心的焦虑和不安。母亲视乎也觉察到了自己的失态，用她一贯的宽容和慈怀反过来关照我，一再叮咐做在单位做事要勤快，跟领导和同事要和睦相处，遇事能忍就忍让就让…大家听着我跟母亲两人对话，吃饭夹菜都不怎么插言，完全没有了往年给母亲过生日的热闹和喜气。往常，只要一大家人聚拢，弟弟总是最活跃，最令人快乐的中心点。兄弟姊妹中弟弟最小，不仅长得帅气，尤其嘴巴乖巧，满嘴的俏皮话逗人开怀大笑。缺了弟弟，场面沉闷了许多。饭后照例须开几桌牌的，大家提不起兴趣组织不起来，喝喝茶闲聊了几句，各自便找理由散去。母亲收拾碗筷忙活完了，悉悉抖抖搬出弟弟寄回来的信和照片，红着眼睛要我再把信给她念一遍，信写得很简短，错别字还不少，语句和逻辑就像是匆忙赶写出来的，我揣摩着吃力的念完信，母亲又一张一张拿照片给我看。很显然弟弟在深圳过得不好，绝不是他信中写的那样，在歌舞团过得很好很开心，明显瘦了许多，难得有一张照片是带笑容的，笑得也太勉强，估计是为了让家里放心特意设计好的。有一些是别人随意抓拍的照片，多半是生活照，有些是和同事一起台下练功，还有些在舞台上演出的照片。有一张照片让我触目惊心！这是他在舞台上演出的照片，照片上他腰系一根红绸带，赤裸上身，悬空腹卧在一把巨大的钢叉的叉尖上，两手两脚张开维持身体平衡，两侧稍短的两只叉尖闪着寒光，弟弟吃力的昂起头，脸涨得通红，脖子上的青筋暴露，眼珠鼓得快要崩出来了…来不及细想他是如何能腹卧钢叉的，只感觉悬空中随时都有从叉尖掉落的危险，或者只要有一丝的晃动失去平衡，两侧的叉尖会把他的身体捅过对穿，不死也是重残，弟弟命悬叉尖啊！母亲或许只预感到弟弟境况不好，还没有想到有命悬叉尖这么严重，当我听说弟弟去深圳歌舞团的事后，就感觉事态没有那么简单。带他们去深圳的人是个村里的江湖游医，常年在外闯荡。而那个所谓的歌舞团团长阿龙，在华容城关是有名的流氓头子。这些情况家里人都清楚，不过因了阿龙和江湖游医都是二姐夫的叔伯兄弟，加上他们用游医的亲侄儿也随同一起去深圳参加歌舞团做幌子，家里人这才信了他们的话，满足弟弟想出去闯一闯的愿望。结果游医同他的侄儿到深圳晃了一圈就回来了，而弟弟一行几人却留在深圳，一个多月没有音信。家里人着急起来，连连找游医问情况，游医把在江湖上的坑蒙拐骗手段都使出来，得不到任何结果，还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不得不把二姐夫搬出来跟他交涉，游医这才说出了一些实情，答应让他们各自尽快给家里写信回来，而且答应如果不放心可以让弟弟在年底就回家。没过多久，弟弟果然写信回来了，还寄来了照片。回信的地址是深圳罗湖区向西村10号，弟弟在信中叮嘱不要给他写回信，因为留的地址是临时的，回信收不到。弟弟的这些情况都是梅姐在信中陆陆续续告诉我的，深圳歌舞团是个骗局是肯定的了，只是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大家心里都没底。我迫切的想知道更多的细节，跟梅姐的书信往来一则太慢，再则信中用词有多有不准确，情节描述也欠完整，村里没有电话无法直接沟通，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解更多更准确的信息，对弟弟的担心却一天比一天加重，各种各样可怕的情况在心里不断的涌现。最怕他们是犯罪团伙，诱迫弟弟他们一班不谙世事孩子做违法事件，如果是那样弟弟一辈子就毁了。我于是决定再回家一次，把情况摸清楚，最主要面对情况得有个办法解决才行。看了弟弟的信和照片，虽然最为担心的疑虑暂时可以打消，但是弟弟身陷困境，命悬叉尖的事实摆在眼前了。弟弟从来没有经过任何武术训练，更没有一点气功功底，顶住腹部的叉尖绝对有机关，否则他的肚皮不可能承受身体的重量，而不被刺穿。两侧的叉尖却是实实在在锋刃，明晃晃的闪着寒光，这恐怖的叉尖深深插进了我的心里！“我一定要让你回来，一定要把你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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