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咏叹调
赖建青
作家，曾经是才华横溢令人羡慕的名字；作家，曾经是许多人执着追求的梦想。然而，在走进市场经济商品大潮中的作家们还有多少人能为自己的身份而自豪呢？
出书难
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出书，在封面上署有自己大名的书。进入市场经济的今天，不再吃“皇粮”的出版社便成了专门赚作家的钱的“大鳄”，要想出书，先交钱，动辄上万甚至几万块，书出了还得自己包销千册以上；没钱想出书？门都没有。“穷文富武”似乎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囊中羞涩的作家们为了出书便有了许多无奈的举动。黑龙江大庆市的文学青年孙志明15岁时开始写诗歌，为了当作家读大二时就辍学四处流浪，还入过佛门，其间写成《拂尘而去》等4部著作，却因无钱难以出版。2006年9月，孙志明在网易文化论坛写出《作为网络写手，我愿卖身为出版》一文后，掀起了一场轰动世界文坛的“卖身门”事件；之后，贵州作家陈炜也推出一篇《为圆人生梦想，作家无奈卖身》的文章，再次在文坛掀起轩然大波。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文坛悄然掀起了名人明星和官员的出书热，几万元便可买书号出书，对这些身家以百万千万计的富豪来说只不过是一桌筵席抑或一件时装的费用而已，于是标有出版社正规书号五花八门的名人明星和官员的自传和秘史充斥书市。刘晓庆自传式的“自白”和她前夫陈国军《我与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这种自曝隐私的书曾引起书市一时的轰动。
生存难
前苏联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说：“把写作当成谋生的手段，这是可怕的错误。这意味着高尚的原则屈从低下的东西。”(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在时下中国，接受国家“供养制度”的专业作家很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作家都是“只养选题不养人”的“合同制作家”，其中许多非专业作家是生活窘迫，“每月仅以几百元稿费度日、租房，唯一值钱的家当就是一台台式电脑。”不久前，湖南男性作家“潇湘辉子”向记者抛出“希望被富姐富婆包养”，以便自己能衣食无忧地全心创作，“希望被包养”之说让文坛一片哗然。1998年加入中国作协的沈阳作家洪峰因生活窘迫，脖子上挂着标明自己作家身份的纸牌“上街乞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不久他宣布退出中国、辽宁、沈阳三级作协，放弃“作家”资格；之后，湖南余开伟、黄鹤逸、江苏陈锡民，上海夏高，山西李锐，湖北胡发云等作家分别宣布退出作协。作家叶匡政说：“洪峰在替所有中国作家乞讨”。这话虽然有些离谱，却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作家的生存状况。北京市作协的合同制作家史铁生身患重病，因属未能跻身国家供养制度的专业作家，“体制”决定了他不能享受“公费医疗”，为巨额医疗费所困的史铁生只能在生死之间苦苦挣扎。
为了调研中国作家的生存状况，《财经时报》多方了解作家作品的出版销售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作家还在为生存苦苦挣扎，只有极少数作家通过版税“跻身富人阶层”，余秋雨以1400万元收入在该报推出的“中国作家富豪榜”上名列榜首。与生活窘迫为生存苦苦挣扎的作家群以及身患重病无钱医治的史铁生们映衬显示，中国作家已经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情况。
当“名人”难
写作也好出书也罢，都是出于同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自己的才华能够被公众所接受被社会所认可。江西吴生喜欢“爬格子”，十多年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诗歌散文，同事和朋友都戏称其为“才子”、“文人骚客”，他本人也以“作家”自居。前不久，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请柬，赫然盖着“中华跨世纪文学英才联谊会组委会”的鲜红大印令吴生怦然心动，请柬上写着被邀请的“文学英才”将安排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到钓鱼台国宾馆参加座谈，并有国家领导人合影，会后还组织到国外考察采风；组委会还为“文学英才”们制作金杯奖牌和刻有大名的“世纪宝鼎”。尽管参会的费用不菲，吴生觉得人生能得到如此荣誉实为难得，便找亲友同事筹借到一笔钱欣然赴京参会。在北京虽然组委会找出种种理由未能做到请柬上的承诺，参议与座谈皆不尽如人意，花了近两万块钱的吴生抱着精美的宝鼎闪光的金杯奖牌心里仍然感到欣慰，回家后迫不及待地带着那些“荣誉”到当地文联去汇报。文联领导告诉他，不是国家机构民间组织的联谊会座谈会给予的称号、奖牌都是虚拟的，只要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的人都会被那些纯粹是牟利的民间组织冠以“著名”的光环，这种现象已然是泛滥成灾，有不少人都上过当，稍不冷静就会掉进这些美丽的“陷阱”，被虚幻的册封盛名掏空了身上的钱袋子。事后吴生冷静一想，自己虽然发表了一些诗歌散文只在当地有点小名气，怎么一下子就成了跨世纪的“文学英才”？
国家对作家的扶助和投入只是一种财力资源的配置方式；然而，现代经济文明显示，计划体制模式的资源配置方式，其效益效率是最差最低的；当财力资源被“国家供养”的专业作家占据后，真正的好作家如洪峰抑或史铁生们就只能为生存而苦苦挣扎了。
中国作家，前面的路该怎么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