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德化碑前的沉思

南诏德化碑前的沉思

原创 八旬老兵登山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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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德化碑前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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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自己写的。个人也好，民族也罢，毫无例外。有时那关键性的一步，往往使历史面目全非。看似偶然，但包含着必然。天宝战争，南诏德化碑，这是中华民族自己写下的一笔，虽然谈不上惊天动地，却反映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那民族凝聚力是民族败类们所不能动摇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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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山脚下，大理县太和村是当年南诏初立时的都城所在地。一千多年前，这里曾发生过一场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一场破坏民族团结的大撕杀，这场战争不但给南诏人民带来了灾难，也把中原人民拖进了苦难的深渊。请看李太白在《古风（三十四）羽檄如流星》中是怎么诉说的吧：

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

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

那是“鲜于仲通六万兵，征蛮一战全军没”之后，奸臣杨国忠隐瞒败绩，正向更加危险边缘滑去，“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喧呼救边急，全鸟皆夜鸣”。强征夜捉，不教而战，把中原人民拖上了南征的战车。“怯卒非战士”，那不义战争的结果，自然是“千去不一还，投躯岂全生！”包括李宓在内的全都成了“万人冢”中的枯骨。无论是新婚别的健儿，还是垂老别中的老翁，他们的亲人连空房都守不成了。那不明不白死在云南的鬼魂，即使五月渡泸，千里迢迢，北归故里，进入亲人梦乡也成了大问题——因为安史之乱的兵燹席卷了中原大地，“家乡已荡尽”，“园庐但蒿藜”！真是“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啊。

这场战争是谁挑起来的？这苦难是谁酿成的？

直接原因就是大唐的封疆大吏，那个好色贪财的张虔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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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公元750年下半年吧，南诏王阁逻凤携妻带女前往成都谒拜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路过姚州，张太守见色思淫，欲行强暴不成，又勒索金银，如此这般欺凌还不算，又向朝廷恶奏南诏将叛，欲置阁逻凤于死地而后快。“九重天子难承咫尺之颜，万里忠臣，岂受奸邪之害”，不得已，阁逻凤起兵“军郡全拔，虔陀饮酖”。鲜于仲通见心腹已死，不问是非曲直，发兵八万，侵凌南诏。阁逻凤求容自新，复置城府，虽然“切陈丹款，至于再三”，但鲜于仲通自恃强大，背好贪功，非要踏平南诏不可。这才有了这场破坏民族大团结的战争。就是这些地方贪官污吏张虔陀、鲜于仲通，还有前云南都督李宓，广府节度使何履光。他们交结奸佞，专横跋扈，贪功好利，拉大唐虎皮，践踏边民，他们为一己之私利，为小团体利益，不惜破坏民族大团结，他们是唐朝的败类，是中华民族的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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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立在亭子里的碑石

战争结束，南诏深明大义，不忘唐朝旧恩，阁逻凤说：“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忘大礼”，于是收拾唐军尸体，筑“万人冢”，葬于龙尾关。明朝将领来到这里，写下悼诗：

唐将征南以捷闻，可怜枯骨卧黄昏；

惟有苍山公道雪，年年披白吊忠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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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郭沫若游大理，也为万人冢吟诗道：

天宝何能称盛唐？南征一战太周张。

万人京观功安在？千载遗文罪更彰。

我爱将军诗句好，人传冤魂哭声藏。

糊涂天子殃民甚，无怪蒙尘到蜀疆。

是的，大理虽然是古战场，曾覆唐军，但无论晴天阴天，绝无鬼哭之声，大理不会给你“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鸟飞不下”的荒凉、惨淡的感觉。相反，正如被嘉靖皇帝逐放的杨升庵所说的：“一望点苍，不觉神爽飞越……山则苍龙叠翠，海则半月拖蓝；城郭奠山海之间，楼阁出烟云之上；香风满道，芳气袭人”。大理这古战场，真有其绝无仅有的特色。难怪万里之外的洋人，今天也来此集聚，出了洋人街这样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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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战争拉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风流天子忙于逃命，“蜀道如天夜淫雨，乱铃声里倍沾襟”。大唐已经无暇顾及南诏。南诏羽翼逐渐丰满，统一了云南，为后来中华民族的大统一作好了准备。

像所有的帝王一样，阁逻凤为歌功颂德，也要刊石勒碑，于是南诏太和城中就立起了这座《南诏德化碑》。不过，这不仅仅是一块志功颂德之碑。唐朝乱臣贼子上下勾结，边吏贪暴，权臣邀功，不惜破坏民族团结、国家稳定；阁逻凤不得已除暴叛唐，为了陈述难言之苦，这才下决心立下此碑。碑曰：“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这才是立碑的主旨。这是一块象征着民族凝聚力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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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南诏德化碑》，史家无不给以高度评价，说其文息胎于左氏，辞令之工巧，文体之高洁，唐大家亦不多见。就是“书法，其秀整，唐刻工书者也无以过之”。如此之高的汉文化水平，出自谁之手呢？人们猜想不大可能出自作为汉文化学生的南诏知识分子之手，碑文说作者是世为汉臣的蛮盛。史家考证这蛮盛就是郑回。郑回生不遇天，再罹衰败，百世之后贬出京师，在巂州西沪任县令，天宝战争中为南诏所掳。南诏王重其德才，委以清平官，子孙四代皆拜他为师，请他教授汉文化。他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南诏王朝的灵魂。无论郑回、蛮盛是不是一个人，反正碑文告诉我们，作者是中华传统文化主干——儒学的承载者。作者以吉甫、奚斯自况，这充分说明他有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强烈的爱国心，事实上他已经远远地胜过了吉甫、奚斯。“敷文德以来远人”，这是中华传统，也许是南诏自身特点决定吧，通过郑回努力，这传统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证明，那凝聚力是很罕见的。分分合合，统一始终是主流，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总规律。社会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它要靠人们的活动才能实现，郑回就是这样的活动家（当然也不乏出现逆规律而动的“大人先生”，他们已被或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之一。你看，在南诏、吐蕃、唐朝的复杂关系中，他以高超的政治技巧，巧妙地处理民族关系，增进了民族团结，国家的统一。“安史之乱”平息后，唐朝中兴的贞元十年，年已耄耋的郑回终于看到了“苍山会盟”，南诏和大唐又重归于好了。白族人民没有忘记郑回，把他立为本主，世世供奉着，这就是对他的最高奖赏，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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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南诏国的后代，白族人，虽然在文字上结识过《南诏德化碑》，但来去匆匆，一直还未瞻仰过。今年暑假回乡接小侄女到身边读书。那一天，侄女陪我游大理古城，回下关的路上，我们在太和村下车，沿着从苍山上流下来的小溪逆流而上，走了百多米，进了一个虚掩着的大铁门，终于见到了心中的那块丰碑。有一个新建的大大方方的亭子，大概就是碑亭吧，但上着锁；园子空荡荡的，没有人；北边小树林中，有几间很有特色的竹木建筑，估计与碑无关，可能是作商用，此所谓经济唱戏吧。我透过碑亭的门缝，往里看，很失望，难道近在咫尺也难睹《南诏德化碑》的光彩吗！园中只有我们父女俩。尽管碑文我已读过，我还是到旁边浏览刊刻在大理石上的碑文；小侄女呢，因为园中没有什么供她玩的，大概很无聊吧，一再催我“大爹，走吧，一块石头有什么好看的”。——侄女才小学毕业啊！突然来了一个老者，手执用圆珠笔临时写上“贰”元的门票来收钱。我说既然收费就应该打开锁让我进亭。他说“当然，当然”。总算不枉此行，我终于进亭瞻仰了。正如亭上楹联所写的那样：“沧桑犹存万人冢，风雨不侵南诏碑”，其实这是指她的精神而言，是的，她的灵魂将万古永存；但作为形体，历千年风雨，就是当年的太和城也早已灰飞烟灭，连断垣残壁我都未看到（据说临近洱海边还有一点），何况才三米多高的碑身呢？《南诏德化碑》已经满目疮痍，四千多字的碑文只剩四百多字可以辨认。幸好碑文在明朝万历年间录入了《云南通志》。清朝乾隆年间出土以来，只有民间社会贤达关心她，历代统治者忙于自己的官务无暇顾及。她只好长期暴露在风雨之中。我问为什么碑身烟熏火燎？老者告诉我，解放前乞丐在碑下遮风避雨，生火取暖熏的。可见她命运的一斑。我又问这样坚硬的巨石为什么如此残破？老者说人们神化《南诏德化碑》，把她当作包治百病、禳灾祁福的灵丹妙药，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在她身上敲走一块……唉，神化，表明了她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表明了人们对她的景仰；然而，愚昧确给她带来了灾难，真是天灾加人祸啊。解放后她才有了一个安身之所，现在则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大理人民重建碑亭，这才有了今日的光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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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南诏德化碑》，我思绪万千，不能自已……

我的神思一下子飞到了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李陵身上。

太史公为李陵说了句公道话而遭腐刑，真是奇耻大辱！按汉朝法典，犯了罪不要紧，只要有钱，交出相应的款项，即可赎罪。今天看来，那是司法腐败，但那个时候是堂而皇之的明文规定，法律条文，光明正大地公诸于世。司马迁既已“坐罪”，自然也可以拿钱来赎罪。但太史令是个清水衙门吧，有着儒学传统的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可见金钱自古以来是多么的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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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遭腐刑，历来为知识分子所同情；但又觉得他不该为李陵说话。这心情是多么的复杂啊！

其实，当年司马迁和李陵的关系，跟抗日战争时期的马寅初和蒋介石的关系差不多。抗日战争中，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官员腐败，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全国人民极大义愤。身为重庆商学院院长的马寅初在公众集会上多次指责四大家族：“前方浴血奋战，无数将士抛头洒血，千百万同胞颠沛流离，而后方达官贵人，不但于抗战无所贡献，反而趁火打劫；他们垄断金融财政，滥发纸币、债券，套购外汇，中饱私囊……有人说委员长领导抗战，是民族英雄。但是照我看来，‘只能是家族英雄’。因为他包庇他的家族发国难财，破坏抗战。”言辞之尖锐，态度之鲜明，充分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充分体现了“士可死而不可屈”的骨气。当年李陵孤军深入敌后，横挑强胡，与匈奴冒死血战的时候，后方达官贵人，其表现大概也和国民党差不多（估计还没有国民党那么坏）。司马迁肯定也义愤不已，所以才有“言陵之功，欲以广上之意，塞眦睚之词”。蒋介石逮捕了马寅初，汉武帝囚禁了司马迁。蒋介石毕竟挂了总统的招牌，摄于强大舆论以及马寅初声望，不得不释放马寅初；而司马迁却遭了宫刑。请注意。这里只是就事论事，不是评价略输文才的汉武帝和“禳外必先安内”的蒋总统。其实，早在鸦片战争时代就有老佛爷“防民甚于防寇”的先例。

司马迁根据李陵平日的表现，“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此次又以不足五千之兵，迎战数万之敌；转战千里，矢尽粮绝……所以司马迁说“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这话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倘若汉武帝不误将助单于谋汉的李绪当李陵，族灭李陵全家，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不把他推向匈奴，他会不会像郑回一样有义举呢？当然郑回是饱学经史子集的文官，有治国佐君的政治才能；李陵是武将，这方面的智慧可能差些，但也有着高强的军事本领；郑回没有受到投降南诏的指责，而李陵呢，汉武帝不但怪他没有战死，反而投降匈奴，他的压力太大了。若有郑回那样的环境，有着祖父李广人品的李陵，说不定也会有与他本领相应的义举。这大概就是司马迁为李陵说话的原因吧。不过，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虽然是在全家族灭以后，“单于壮陵，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而他也没有相应的义举。忠大于孝，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吧！

有人说，鸦片战争后是外国人打中国人，1840年前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话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历史上的那些古代民族哪里去了？还不是融合到了五十六个民族之中；历史上叫外族的那些民族，还不是都成了中华民族的一员，都叫中国人；五十六个民族都是伟大中华的缔造者。那是不是说中国历史要重写呢？当然不是，一个家庭内部亲兄弟之争，也有个是非问题。在历史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以掳掠为目的的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的进犯；中原王朝的封疆大吏为一己私利，拉大旗作虎皮，随意征讨弱小民族，这当中也有是非问题。屈原、苏武、岳飞、文天祥……仍是民族英雄，郑成功、林则徐、孙中山、毛泽东更是民族英雄！

历史发展到今天，有人竟别出心裁地更新观念。当然我们不应该以人废言，但历史关键性的一步是自己走的。汉奸文人周作人，让人八抬大轿抬了出来，伙同帝国主义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也粉墨登场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是出于政治需要的编造，是假的，要欢迎帝国主义的侵略，要当殖民地才能进步等等。看来有人要取消中华民族，不再讲阶级、国家，现在就要来世界大同了。这种仰帝国主义鼻息的应声虫，也真够有气魄！

李绪们代有传人，他们的孝子贤孙烟火不绝。历史上的丑类就不再提了，直到当代，五十年代末，有个叫蒋化铤的就投靠了达赖叛乱集团，想必此人今天还没有死吧。其他还有没有呢？“伪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遣社稷之利”的蠹虫，似乎也还未绝种！（比如台湾的李登辉等人就是——2001年七月）。

周作人对新文化运动有过贡献，但绝对不能与李陵相提并论。汉武帝误杀李陵全家（后悔时人头已经落地），这才把李陵推向匈奴。李陵听说全家被杀后，要刺杀李绪，差点被大阏氏杀掉，这就是最好的说明。而周作人，文化界知道他要投靠日本之后，全面展开了声势浩大、惊心动魄的抢救运动，凡是能用的办法都用过了，都没有把他拉回来，他死心踏地跟定了日本人，是完全丧失了民族大义的汉奸文人。“苟全性命于乱世”，好死不如癞活着，这就是他的活命哲学。周作人要的是“得体地活着”，倘这种高等华人多了，中华民族也就完蛋了，今天若继续欢迎帝国主义的侵略，“圆明园”的灾难将会重演，中华将重新被瓜分！

伟大的中华啊，您数千年绵延不绝，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是什么？不正是被称作中华脊梁的民族精神吗，不正是体现在《南诏德化碑》中的民族凝聚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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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切民族败类在《南诏德化碑》前发抖吧！

1995/11/15

2001年7月5日星期四输入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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