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哥
一、 川西乡村
1、 历史
川西平原是中国内地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频仍，1509年（正德四年）大规模民变，1622年（天启二年）白莲教起义，明末张献忠五次入川，于1644年建立大西政权，1673年三藩之乱，1681年（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长期的战争使人口丧失十分严重，大量移民入川聚落而居，川西也因移民兴建城镇而兴盛起来。
2、 会馆
移民们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组织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会馆就是其主要形式。会馆是同籍人士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起着联络感情、沟通信息的作用，逐渐发展成对政治、宗教、社会各方面都有相当影响的机构。生活的流动性，人口结构的复杂性，同籍会馆的互助功能，都加剧了人们与宗法关系的疏远，社会组织的依靠远比宗族纽带更为重要。这为袍哥的发展，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3、 拉砖
平原上的农民多住土墙茅屋，只有家境非常好的人家才有经济实力建砖瓦房。所谓茅屋，其实是用麦杆或者稻谷秆做屋顶，墙则是用田里的泥做的土砖砌成。先在田里放水把泥泡软，然后反复耕犁，使泥逐渐细腻，然后把水抽干，让泥里的水继续挥发，渐至半干，又用碾子在上面反复滚压，让泥土越来越紧实。当干湿合适时，就可以拉砖了，如果泥土太干，拉不动，如果泥土太湿，拉出的砖容易变形。先把地表土按需要的砖的大小切出来，然后在田里晾晒，砖干硬以后，就可以盖房了。
4、 集市
川西平原的农村居住形式是分散式的，与北方的集结式相区别。良好的气候环境，完善的灌溉系统，使得农民可以随田散居，一个耕作区域内散布着许多分离的农户。分散的和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川西平原村庄（或称乡村），乡民关系较松散，而乡际关系却较密切。各乡农民均需要靠基层市场来进行交换，以弥补一家一户独居导致的生活上乃至心理上的欠缺。
农民把农产与手工业结合起来，进行多种经营，提供丰富的产品。集市既可作为输出市场的起点，又是农民日常生活品销售的终点。集市依赖高一级市场销售其聚集的土产，又将高一级市场运来的商品出售给农民，从而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成为乡村商品流通网络中的一个最基本的环节。大小集市一般都有规则：规定场期、规范场市风气、设立交易规则、划定场市区域、排解交易纠纷等。周围市场场期的安排基本都是相互错开的，这样可提高农民的赶场率。贸易周期以旬三场为主，在经济发达地区场期则较为密集，有旬四场甚至旬五场的。
5、 茶馆
集市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内部一般都设有酒馆和茶社，是农民的聚会之所，也是他们接触外界的扇窗户。较优裕的生存环境也促进了茶馆的繁荣，农民无须整年在田里辛勤劳作，有不少时间从事贩卖和休闲活动，农闲之时茶馆成为他们消磨时光的娱乐场所。另外，四川的许多茶馆，都是袍哥开办的，而且常常就是袍哥的总部和活动中心。
二、 袍哥社团
1、 袍哥
袍哥即是四川的哥老会，是四川最深入广泛的秘密社会结社，虽说是秘密结社，但广为人知，四川成年男子约70%皆为袍哥。袍哥在茶馆或某地建立公口，各公口相互独立，都以一定自己管辖的范围，所属的某地段称为码头。袍哥起源于反清复明的汉留，社团组织书称为《海底》，源于郑克琰将反清复明组织书沉于海底。
袍哥缘起：“袍哥”一名“汉留”，它的崛起，始于郑成功之金台山，成功悯明室之亡，痛生父之死，乃于顺治十八年九月，与所部兵将，约会金台山，效法桃园，崇奉圣贤，以汉留为号召，约盟来归者，四千余人，秘密结社，开山立堂，是为袍哥之始。有《金台山实录》者，即当时之组织书，亦为今日汉留之历史教材也。康熙二十二年，清兵攻克台湾，郑子克琰，恐先人遗物，被敌攫去，遂将此书用铁匣装妥，沉之海底，故后称社团之组织书为《海底》者本此。袍哥书籍：《汉留海底》《江湖问答》《海湖言词》《新海底》《革命宗旨》。
清朝和民国实行的保甲制度在于维护地方秩序，团练衍生于保甲，团练主要负责剿匪，而保甲更倾向于居住地的执法。团练和保甲中都有袍哥的介入，团练的首领和保甲的保正大多是袍哥。袍哥既能协助政府完税，也会设卡抢占税费。参与袍哥大多是社会的三教九流：惊（算命）、培（中医）、飘（行乞）、猜（设赌局）、风（行骗）、火（炼金）、爵（卖假官）、耀（看相）、僧（和尚）、道（道士）、隶（衙吏）、卒（兵）、戏（犹伶）、解（卖艺）、幻（巫术）、听（音乐），也有少数乡绅和知识分子会加入袍哥。
袍哥内部有严密的分层 hierarchy，因此也出现了中间阶层 intermediate class。袍哥作为一个社团，具有与其他组织相区别的理念，而社团间存在矛盾时也会出现火并，在很大程度上袍哥的理念是一致的，因此是有合作和共存的可能，其在抗战中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袍哥在地方社会秩序甚至地方管理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其一方面是地方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却成为破坏地方秩序的一种消极力量。
2、 社团
“望镇的中心是集中于社团”，社团就是指袍哥，袍哥是地方的政治和权力中心，正副乡长、治安主任、保安队长、保甲长都是袍哥，政府推行政令不通过袍哥是做不成的。袍哥中既有有钱有势有田地的上层（官场袍哥），也有仅凭武力的下层（腚子袍哥），但彼此处于平等地位，袍哥有无恶不作的地方豪强，也有支持革命的进步分子，而更多是像雷远明专注个人势力发展，为自己和地方谋利的。
袍哥的首领被称为“舵把子”，由众兄弟推举出来，袍哥内部分为八个等级（见附录1.袍哥等级），上四排为“龙头大爷、聚贤二爷、当家三爷、管事五爷”。新入社团为九或十排，立功则往上升，升为六排需要“拜兄”，学习各色杂务，升至二排需要结盟三个兄弟，一为恩兄，二为“引进”，三为“保举”。破坏社规的，社团除名，称为“挂黑牌”，犯大罪的，私刑处死，社团内部出现矛盾的，由舵把子调停了结。
3、 私刑
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记载了袍哥雷远明私刑杀死自己的大女儿和与其私通的男人，秦牧《私刑·人市·血的赏玩》抨击了民间残酷的私刑，吕思勉指出中国疆域广大、各地风俗差异更大，加之政治不稳、政府软弱，就会“法律之为用微，习惯之为用广”，袍哥更是将家法帮规代替国法政律，行父权专制。
4、 泼妇
“人市”是自由劳动力市场，但也存在买卖妇女的现象，如买卖丫鬟、女佣、奶妈、小妾等，她们有可能卖身为奴，手上烙上两块印。在传统的社会，虽然家庭里男性处于控制地位，但也会存在“泼妇”。特别是穷苦人家的妇女，传统妇道对她们约束较少，所以会出现当街谩骂和打斗的情况。成都的“贫家恶妇打街骂巷”，她们“骂街”典型姿势是“茶壶式”，即一只手指指点点另一只手叉在腰间。“泼妇”某种程度上是对男性特权和权力秩序的反抗，妇女在公共场所扮演的角色取决于她们的文化修养、民间传统、个人性格和经济地位，她们的行为还受到“法律、信仰、教育、风俗、社会舆论等社会制裁的影响”。
5、 佃户
1930年调查显示，川西有80.72%都是佃田，地主居住在城镇，佃户居住在农村。地主一般将土地分租给大佃户，大佃户再分租给佃户。即便大佃户食租者和雇佣劳动者，能从佃户和雇工中获取剩余，但他们依然被地主剥削。舵把子雷远明就属于大佃户，因此他可以养食客、资助兄弟，以此获得社会地位。
三、 地方秩序
1、 鬼神
家有灶神，乡有土地，城有城隍，路旁有佛像，堂屋有神龛。土地公也称为社神，是乡民最常祭祀的神，乡村中的神祠主要供奉观音、文昌、关帝、财神，还有其他神灵包括门神、弥勒、泰山石敢等。乡民还信奉驱邪、消灾、巫医、端公等仪式，如拜“同属性”的干妈、“接灵官”。
2、 节会
岁时节令，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认识到了物候变化与时序节令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将它们与社会生活结合起来，糅合成带有纪念、祈福、祭祀、驱邪、禁忌、娱乐等功能的节日民俗。节日有利于恢复体力、调整节奏、丰富民间精神生活，也促进了市场贸易和满足了社交需求。
正月初一元旦；正月初九观音会；正月初九至十六上元会；二月初三文昌会；三月清明；四月初八浴佛会；五月初五端午节；五月十三关帝会；五月二十八城隍会；六月初六晒衣会；七月初七土地会、乞巧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八月初十五中秋节；九月初九登高会；十月初一牛王会；十二月初八腊八节；十二月二十三至除夕为年节；十二月二十四拜灶王爷；大年初一迎财神。
五月十三单刀会对于袍哥来说是最重要的节日，据传是关羽的诞生日，要祭祀关帝。望镇的袍哥在土地庙里集会，惩戒犯罪或有过错的兄弟，犒赏有功者，举行新会员的入会仪式，祭祀仪式是程式化的。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研究了关羽神化的过程，从唐朝的山神逐渐演变成元朝的关帝。信仰让袍哥具有了合法性，也以共同统一的意识形态凝聚了精神和力量，而信仰通过仪式得到确认和强化。
3、 隐语
隐语，也就是黑话，或者称江湖话，是在独特的群体中建立的独立的语言体系，既保护其秘密不被暴露，也是身份认同的一种工具，是反文化 counterculture 或次文化 subculture 的重要部分。勒斯洛 wolf leslau 将黑话分为三种形式：一是以标准语言为基础，对其发音和字形进行改变；二是在发音和字形上保持标准语言原状，赋予新的意思；三是语言的借代。
袍哥主要隐语：
被窝——拖棚子；当票——朵子；火药——粉子；洋钱——并子；钞票——花花子；
十元——一寸水；百元——一尺水；手枪——喷筒子；头发——青丝子；
人头——张点子；兵士——棋盘子；盗墓——驾杜子；绑票——拖叶子；
庙宇——哑吧窑；衙门——威武窑；当铺——富贵窑；理发——栏草窑；饭馆——粉子窑；探路——踩窑；
盗贼——二杆旗；坐牢——造古文；赌博——栏把。
袍哥，诗经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言其相爱与兄弟同袍泽之意；汉留，汉族遗留，复明灭清之意，并示民族革命精神，万世永存；光棍，一尘不染谓之光，直而不曲谓之棍；袍皮闹，以袍哥称“皮”，皮者革也，即改革之意，政治腐败宜革，社会不景气宜革，教育不良宜革，思想不良宜革，汉留所负使命为改革，“袍皮闹”者就是闹出世界的意思。袍哥举行会议或新成立一个“公口”，称之为“开山堂”，或“开山立堂”，简称“开山”，总部被称为“码头”或“公口”，全体同意谓之公，出入必由谓之口，公口即全体出入的总部。
袍哥使用隐语又称“盘海底”，或“亮底”“切口”“春点”“与天同姓”等，是为“宁给十吊钱，不把艺来传；宁给一锭金，不传一句春”。最常用的暗号被称之为“摆茶碗阵”，若在酒馆，则用酒杯代之；若在饭馆，则以饭碗代之。除此之外，还有吟诗、做手势等。
加入了袍哥，便入了“园”（桃园），也有了“皮”，成为“光棍”，正如谚云“一个光棍，十家帮忙”。混入袍哥，不懂《海底》的人，被称为“空子”，“空子”是会遭遇严厉惩罚的，又如谚云：“行家抬三分，空子压三分”。加入袍哥，又称 “海了”，或进入了“圈子”，其姓名通报给公口，这称为“走红单”。袍哥控制的城市街头邻里，俗称“皮管街”。
袍哥的管事或军师被称为“提烘笼”。袍哥总部称为“码头”，拜见当地袍哥头目称为“拜码头”，在袍哥谋事称“跑滩”，被政府追捕称“水涨了”，情况紧急称“水紧得很”，消息走漏称“走水了”。把某人扔进河里称“把他毛了”，活埋或暗杀称“传了”，杀了某人称“做了”或“裁了”。计划行窃称“摸庄”、“写台口”或“看财喜”，领头行窃的人称“抬梁子”。绑架小孩以索取赎金称“抱童子”，绑架妇女称“接观音”，绑架富人称“拉肥猪”。抢窃后坐地分赃称“摆地坝”，得到的银圆称“肥母鸡”。
4、 讲理
由袍哥来判断和解决民事纠纷称“吃讲茶”或“茶馆讲理”。讲理的一般程序：冲突双方邀请一个地方上有声望的中人进行调解，双方先陈述自己的理由，然后中人进行裁判。中人一般都是精英，通常是袍哥大爷或保甲团防首领，社会舆论也以某种方式参与进来。“口子上吃茶”，意思是去街角上的茶馆解决争执。茶馆讲理是一种乡民的相对自治状态，是在没有官方介入的情祝下调解社会冲突，是基层社会的民众法庭。
从晚期到民国，社会的许多领域中政府权威的缺失，为地方精英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基层的司法需求使司法权下移。乡土中国长期以来的基层自治就有着一定程度的民事自决，而国家机器目的在于贯彻统治阶级的意志，前现代时期的政府责任更多的是维持社会稳定而不是发展，政府的控制并未深入基层的民事范畴，因此便有了“皇权不下乡”。民间自行调解纠纷的活动，并未形成类似西方的能与国家权力抗衡的“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茶馆讲理”只不过是填补政治权力真空的“国退民进”的自发的机制，
5、 请茶
“喊茶钱”是一种在茶馆的礼仪。一般来说，熟人或朋友进入茶馆时，会假装没有看见，过一会才会笑着向其打招呼，并挥着钞票向堂倌说他的茶钱我付了之类的话，堂倌会说两边都道谢的话，而并不收钱。如果来者是有名望的，茶馆内就会有很多人“喊茶钱”，所为不过人情和义理。被请茶的人会笑着说“换过”，即换一壶茶，但实际并不会换，若被请茶的人着急离开，也会喝一口茶，这称为“揭盖子”。请茶是一个礼仪性的动作，实际是否因之付钱或是非需要被请并不重要，而是一个在茶馆的打招呼方式。
6、 令集
作为秘密社会组织，帮规是维持内部稳定的基础。违反帮规的就会“三刀六个眼，自己找点点”，即是自寻死路，所受惩戒都是要流血的，如“扑前刀”、“滚钉板”，如果犯重罪则要选择自杀，否则会遭暗杀。
袍哥禁条十条三要：父母要尽孝，尊敬长上第二条，第三莫以大欺小，兄宽弟让第四条，第五乡邻要和好，敬让谦恭第六条，第七常把忠诚抱，行仁尚义第八条，第九上下宜分晓，谨言慎行第十条；此外还有三大要，一个色字便含包，（一）若逢弟媳和兄嫂，俯首潜心莫乱瞧，（二）见着妇女休调笑，犹如姊妹是同胞，（三）寡妇尼姑最紧要，宣淫好色要挨刀。
“清水袍哥”的加入考察是否身家清白，如果本人或自己家里有人曾从事“贱业”则不能加入，如匪徒、装水烟袋、妓女、剃头匠（“待诏”，清朝特色）、修脚匠等，而“浑水袍哥”任何人都能加入。加入袍哥者，必须在全体会议时参加入会加盟仪式，仪式是有一套明确的程序。
袍哥令集，集会时，常有因开堂、赞香烛、迎圣、接客、栽（裁）牲各样不同事体时而有类似诗句。开堂令（此令系开龙门，不拘何人可传）：天开黄道日，龙门大吉昌，英雄齐聚会，禀开忠义堂。安位令（此令为大哥传）：黄道天开大吉昌，英雄齐集忠义堂，自古当仁原不让，各归方位序排行。汉留令（此通令为管事传）：天下袍哥共一家，汉留意义总堪夸，结成异姓同胞日，俨似春风棠棣花。此外还有，裁牲令、拜码头书等。
袍哥在茶馆的秘密联络方式主要通过茶碗阵：双龙阵、一龙阵、木杨阵、宝剑阵、单鞭阵、生克阵、六国阵、五魁茶、忠心义气茶、清转明茶。每个阵都有与之对应的《海底》诗。袍哥秉持仁义忠勇，犯事潜逃或前来投靠的会使用隐语与袍哥联系，而袍哥会选择是否收留，若不收留就会给予一笔钱使其尽快离开。
袍哥在所有地方事务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力量被称为社会制约 social control，而其发挥的作用（制度）则是社会规范 social norm。传统中国乡村的社会控制，依靠的是人情和道德，在农村地方长期实行的乡约制度，依靠的是邻里乡党关系，乡约为纲，三约为目。乡约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包含爱惜、规劝、勉励等合作和友情关系。三约包括社学、保甲、社仓，社学是教育机关，社仓是经济机关，保甲则是自治自卫的政治机关。
四、 权势衰落
1、 大烟
1906年，四川鸦片产量23.8万担，占全国产量约40.7%，鸦片亩产一般在50两左右，川省耕地约761.6万亩种植鸦片，占四川1.02亿亩耕地的7.4%。清末禁烟运动，鸦片在四川基本消灭。民国军阀混战时期，鸦片死灰复燃，军阀征收高额田赋，迫使农民转种鸦片。1938年，四川每年产烟120万担至140万担，70%通过长江运往下游各省及上海销售。由此，四川烟馆林立，烟民大增，袍哥因和地方政府的联系，能经营烟馆。1934年禁烟运动再起，却成效不佳。
2、 末路
袍哥的权势主要依托财力，广交好友、资助贫弱、节庆礼物、犒赏小弟等都需要大方地使用钱财，以此来表现情义，也借此证明自己的威势。越处于高位的袍哥，越需要金钱的支出，若家族产业经营不善，入不敷出，则会导致其在社团内的权势衰落、情义疏离，进而削弱其社团地位。社团内的地位是相对处于流动的，当无法维持占据高位的成本时，便会从该位置掉落下来，也会有人被提升而补上空缺，少有人能长期维持权势，这是自然汰换的结果。
解放军入川后，袍哥便走向终结。不同的倾向和属性的袍哥以不同方法对待，袍哥社团因此瓦解。而其中坚决抵抗的群体，借由抗粮，掀起暴力冲突，在坚决的军事围剿的平乱行动中，这部分力量也消亡了。袍哥没有了生长的土壤，国家政治权力的集中也使其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袍哥成为了川西平原上一段独特的历史。
总结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基层自治的传统，这是由围绕着农田的公共事务而形成的社会整合决定的，加之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分工模式，促使所谓“村社理性”的形成，农民以农村为单位形成一个共同体。国家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古代中国是农村，性质相近的农村构成一个整体，于是有了地域的区分，地域是在比较优势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上层建筑的差异化，也就是所谓的“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地域上的差异是客观因素决定的，国家形态都是从联邦-封建-集权逐渐过渡的，早期国家的权力无法渗透地方，自治的传统因此形成。随着国家权力的集中，地方权力也相对地上移，但在皇权体制下依然存在“皇权不下乡”的事实，这一方面是皇权（国家权力）不能真正干涉所有地方事务，另一方面皇权也不常有干涉地方事务必要。地方自治是在地方权力真空（国家权力缺席）的情况下出现的，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是处于此消彼长的动态博弈过程，国家的集权化就是地方权力的弱化。地方自治的主要群体是乡绅，也就是地方的精英，具有一定的知识、身份和权力，凭借着道德、舆论和乡约来化解地方的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帮派常出现在内部矛盾加剧和国家局势动荡的情况下，地方的公共事务得不到很好解决，地方秩序出现问题，帮派便出现了。这是一个社会自我调节的机制，帮派也是地方自治的一种特殊形式，但帮派是相对暴力组织也会扰乱地方稳定。帮派也体现出了工会的特征，一方面作为暴力组织，其自然吸纳大量的底层劳动者，特别是近现代帮派吸纳的成员多是工人，另一方面作为统一的组织，成员中必须有相当的一部分人受过教育，受教育的劳动者是工人的早期特征。帮派与工会不同的是前者是非法结社，以此其内部存在一套完整的文化（反文化或次文化）体系，有程式化的仪式，也有独特的黑话系统，黑话是简单加密的语言，也可以看成是组织的内部术语。帮派作为地方自治的特殊体现，其必然会和地方权力结合，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地方权力行驶职责，而且会吸纳乡绅，特别是知识分子，并形成规范体系，以此获得合法性。需要注意的是，帮派是顺民转变成起义军的中间形态，国家的内部矛盾往往是由中央将其集中起来的，当国家无法化解矛盾带来的危机时，便会向下转移，地方可承载的体量虽大，但一定区域内的单位承载力并不大（财富剩余少），因此危机会在地方首先爆发，民众便会转向使用暴力。中央集权应与地方分权有机统一，在最大限度贯彻整体意志的同时，保留充足的地方剩余，使用多种工具平衡地方差异、缩减相对匮乏，而地方以符合比较优势的方式来发展产业，在内部整合上下游，与外部构建动态平衡的循环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