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8 《而已集》 拟预言 所谓大内档案 文艺和革命 当陶元庆的绘画展览时

《鲁迅全集》 ━而已集

目录

24、《尘影》题辞

25、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26、卢梭和胃口

27、文学和出汪

28、文艺和革命

29、谈所谓“大内档案”

30、拟预言

31、大衍发微

24、《尘影》题辞

　　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

　　许多为爱的献身者，已经由此得死。在其先，玩着意中而且意外的血的游戏，以愉快和满意，以及单是好看和热闹，赠给身在局内而旁观的人们；但同时也给若干人以重压。

　　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

　　在异性中看见爱，在百合花中看见天堂，在拾煤渣的老妇人的魂灵中看见拜金主义（2），世界现在常为受机关枪拥护的仁义所治理，在此时此地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委实身心舒服，如喝好酒。然而《尘影》（3）所赍来的，却是重压。

　　现在的文艺，是往往给人不舒服的，没有法子。要不然，只好使自己逃出文艺，或者从文艺推出人生。

　　谁更为仁义和钞票写照，为三道血的“难看”传神呢？

　　（4）我看见一篇《尘影》，它的愉快和重压留与各色的人们。

　　然而在结末的“尘影”中却又给我喝了一口好酒。

　　他将小宝留下，不告诉我们后来是得死，还是得生。

　　（5）作者不愿意使我们太受重压罢。但这是好的，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是进向大时代的时代。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鲁迅记于上海——

　　（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尘影》一书，题为《〈尘影〉序言》，稍后又刊载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上海《文学周报》第二九七期。

　　（2）在拾煤渣的老妇人的魂灵中看见拜金主义这是针对胡适“提倡拜金主义”的文章而说的。该文说：“美国人因为崇拜大拉（按“大拉”是英语dollar的音译，意思是“元”，后泛指金钱），所以已经做到了真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理想境界了。……我们不配骂人崇拜大拉；请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崇拜的是什么？一个老太婆，背着一只竹箩，拿着一根铁杆，天天到弄堂里去扒垃圾，去寻那垃圾堆里一个半个没有烧完的煤球，一寸两寸稀烂奇脏的破布。——这些人崇拜的是什么！”（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语丝》周刊第一五六期《随看录三》）

　　（3）《尘影》中篇小说，黎锦明作。它描写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国民党背叛革命前后南方一个小县城的局势。这个小县城在大革命中成立了“县执行委员会”和“农工纠察队”，斗争了地主豪绅；但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时，当地土豪和各色反动人物，与国民党军官相勾结，对革命力量突施袭击，屠杀了许多革命者和工农群众。

　　（4）《尘影》中有这样的描写：大土豪刘百岁被捕，群众要求将他处死。他的儿子用几千元向混进县党部当委员的旧官僚韩秉猷行贿求救。韩受贿后宴请同党商议，说是“人家为孝道，我就为仁义”，最后商定将刘百岁放出。“三道血”是书中主要人物县执行委员会主席、革命者熊履堂在时局逆转后被杀头时所溅的血；“难看”是旁观者的议论。

　　（5）《尘影》最末一章描写熊履堂被杀时，他的儿子小宝正从幼稚园放学出来，唱着“扫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但未叙明后来结果如何。

25、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我所要说的几句话陶元庆（2）君绘画的展览，我在北京所见的是第一回。记得那时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3）：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

　　我觉得我的话在上海也没有改正的必要。

　　中国现今的一部份人，确是很有些苦闷。我想，这是古国的青年的迟暮之感。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我要范围说得小一点：文艺之业。倘使中国之在世界上不算在错，则这样的情形我以为也是对的。

　　然而现在外面的许多艺术界中人，已经对于自然反叛，将自然割裂，改造了。而文艺史界中人，则舍了用惯的向来以为是“永久”的旧尺，另以各时代各民族的固有的尺，来量各时代各民族的艺术，于是向埃及坟中的绘画赞叹，对黑人刀柄上的雕刻点头，这往往使我们误解，以为要再回到旧日的桎梏里。而新艺术家们勇猛的反叛，则震惊我们的耳目，又往往不能不感服。但是，我们是迟暮了，并未参与过先前的事业，于是有时就不过敬谨接收，又成了一种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

　　陶元庆君的绘画，是没有这两重桎梏的。就因为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

　　我于艺术界的事知道得极少，关于文字的事较为留心些。

　　就如白话，从中，更就世所谓“欧化语体”来说罢。有人斥道：你用这样的语体，可惜皮肤不白，鼻梁不高呀！诚然，这教训是严厉的。但是，皮肤一白，鼻梁一高，他用的大概是欧文，不是欧化语体了。正唯其皮不白，鼻不高而偏要“的呵吗呢”，并且一句里用许多的“的”字，这才是为世诟病的今日的中国的我辈。

　　但我并非将欧化文来比拟陶元庆君的绘画。意思只在说：

　　他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密达尺（4）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傂尺（5）或清朝的营造尺（6），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我想，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鲁迅于上海记——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青光》。

　　（2）陶元庆（1893—1929）字璇卿，浙江绍兴人，美术家。曾任浙江台州第六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杭州美术专科学校教员。鲁迅前期著译《彷徨》、《朝花夕拾》、《坟》、《苦闷的象征》等书的封面都由他作画。

　　（3）作者在陶元庆第一回绘画展览时所说的话，即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所作的《“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收入《集外集拾遗》）。

　　（4）密达尺法国长度单位Metre的音译，一译米突。后来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通称为“米”。

　　（5）虑傂尺东汉章帝建初六年（81）所造的一种铜尺。

　　（6）营造尺清朝工部营造工程中所用的尺子，也称“部尺”，当时用作标准的长度单位。

26、卢梭和胃口

　　做过《民约论》的卢梭（2），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连在和“民约”没有什么关系的中华民国，也难免这一幕了。

　　例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爱弥尔》（3）中文译本的序文上，就说“……本书的第五编即女子教育，他的主张非但不彻底，而且不承认女子的人格，与前四编的尊重人类相矛盾。……所以在今日看来，他对于人类正当的主张，可说只树得一半……。”

　　然而复旦大学出版的《复旦旬刊》创刊号上梁实秋（4）教授的意思，却“稍微有点不同”了。其实岂但“稍微”而已耶，乃是“卢梭论教育，无一是处，唯其论女子教育，的确精当。”

　　因为那是“根据于男女的性质与体格的差别而来”的。而近代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的结果，又证明着天下没有两个人是无差别。怎样的人就该施以怎样的教育。

　　（5）所以，梁先生说——

　　“我觉得‘人’字根本的该从字典里永远注销，或由政府下令永禁行使。因为‘人’字的意义太糊涂了。聪明绝顶的人，我们叫他做人，蠢笨如牛的人，也一样的叫做人，弱不禁风的女子，叫做人，粗横强大的男人，也叫做人，人里面的三流九等，无一非人。近代的德谟克拉西的思想，平等的观念，其起源即由于不承认人类的差别。近代所谓的男女平等运动，其起源即由于不承认男女的差别。人格是一个抽象名词，是一个人的身心各方面的特点的总和。人的身心各方面的特点既有差别，实即人格上亦有差别。所谓侮辱人格的，即是不承认一个人特有的人格，卢梭承认女子有女子的人格，所以卢梭正是尊重女子的人格。抹杀女子所特有之特性者，才是侮辱女子人格。”

　　于是势必至于得到这样的结论——

　　“……正当的女子教育应该是使女子成为完全的女子。”

　　那么，所谓正当的教育者，也应该是使“弱不禁风”者，成为完全的“弱不禁风”，“蠢笨如牛”者，成为完全的“蠢笨如牛”，这才免于侮辱各人——此字在未经从字典里永远注销，政府下令永禁行使之前，暂且使用——的人格了。卢梭《爱弥尔》前四编的主张不这样，其“无一是处”，于是可以算无疑。

　　但这所谓“无一是处”者，也只是对于“聪明绝顶的人”而言；在“蠢笨如牛的人”，却是“正当”的教育。因为看了这样的议论，可以使他更渐近于完全“蠢笨如牛”。这也就是尊重他的人格。

　　然而这种议论还是不会完结的。为什么呢？一者，因为即使知道说“自然的不平等”（6），而不容易明白真“自然”和“因积渐的人为而似自然”之分。二者，因为凡有学说，往往“合吾人之胃口者则容纳之，且从而宣扬之”（7）也。

　　上海一隅，前二年大谈亚诺德（8），今年大谈白璧德（9），恐怕也就是胃口之故罢。

　　许多问题大抵发生于“胃口”，胃口的差别，也正如“人”字一样的——其实这两字也应该呈请政府“下令永禁行使”。我且抄一段同是美国的UptonSinclair（10）的，以尊重另一种人格罢——

　　“无论在那一个卢梭的批评家，都有首先应该解决的唯一的问题。为什么你和他吵闹的？要为他的到达点的那自由，平等，调协开路么？还是因为畏惧卢梭所发向世界上的新思想和新感情的激流呢？使对于他取了为父之劳的个人主义运动的全体怀疑，将我们带到子女服从父母，奴隶服从主人，妻子服从丈夫，臣民服从教皇和皇帝，大学生毫不发生疑问，而佩服教授的讲义的善良的古代去，乃是你的目的么？

　　“阿嶷夫人曰：‘最后的一句，好像是对于白璧德教授的一箭似的。’“‘奇怪呀，’她的丈夫说。‘斯人也而有斯姓也……

　　那一定是上帝的审判了。’”不知道和原意可有错误，因为我是从日本文重译的。书的原名是《Mammonart》，在California的Pasadena作者自己出版，胃口相近的人们自己弄来看去罢。Mammon（11）是希腊神话里的财神，art谁都知道是艺术。可以译作“财神艺术”罢。日本的译名是“拜金艺术”，也行。因为这一个字是作者生造的，政府既没有下令颁行，字典里也大概未曾注入，所以姑且在这里加一点解释。

　　十二，二一——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七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四期。

　　（2）卢梭（J．J．Rousseau，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

　　他的主要著作《民约论》（一七六二年出版），提出“天赋人权”学说，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在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影响很大。他因此备受僧侣和贵族的迫害，以致不得不避居瑞士和英国。

　　（3）《爱弥尔》通译《爱弥儿》，卢梭所著的教育小说，一七六二年出版。在前四篇关于主要人物爱弥儿的描述中，作者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的，应尊重人的自然发展。但第五篇叙述对莎菲亚的教育时，作者又认为“人既有差别，人格遂亦有差别，女子有女子的人格。”由于此书反封建、反宗教色彩浓厚，出版后曾被巴黎议会议决焚毁。中文本系魏肇基所译，一九二三年六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序文为译者所作。

　　（4）梁实秋浙江杭县（今属余杭）人，新月社的重要成员，国家社会党党员。曾留学美国，是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的追随者。他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原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晨报副刊》，后略加修改，重新刊载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复旦旬刊》创刊号。他认为卢梭关于女子教育的意见，“实足矫正近年来男女平等的学说”。

　　（5）梁实秋在《卢梭论女子教育》中说：“近代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的结果，证明不但男子和女人是有差别的，就是男子和男子，女人和女人，又有差别。简言之，天下就没有两个人是无差别的。什么样的人应该施以什么样的教育。”

　　（6）“自然的不平等”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七六二年出版）中说：“人类中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我把它叫做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基于自然，由年龄、健康、体力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的；另一种可以称为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起因于一种协议，由于人们的同意而设定的，或者至少是它的存在为大家所认可的。”（据李常山译本，一九二六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7）“合吾人之胃口者则容纳之”二句，是梁实秋《卢梭论女子教育》中的话。

　　（8）亚诺德（M．Arnold，1822—1888）通译阿诺德，英国诗人、文艺批评家。梁实秋在所著《文学批评辩》、《文学的纪律》等文里常引用他的意见。

　　（9）白璧德（I．Babbitt，1865—1933）美国近代所谓“新人文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哈佛大学教授。他在所著《卢骚及浪漫主义》一书中，对卢梭大肆攻击。梁实秋说卢梭“无一是处”，便是依据他的意见而来的。

　　（10）UptonSinclair阿通·辛克莱（1878—1968），美国小说家。下文的《Mammonart》，即《拜金艺术》，辛克莱的一部用经济的观点解释历史上各时代的文艺的专著，一九二五年出版。California的Pasadena，即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第那城。按引文中的阿嶷是该书中一个原始时代的艺术家的名字。这里的引文是根据木村生死的日文译本《拜金艺术》（一九二七年东京金星堂出版）重译。

　　（11）Mammon这个词来源于古代西亚的阿拉米语，经过希腊语移植到近代西欧各国语言中，指财富或财神，后转义为好利贪财的恶魔。古希腊神话中的财神是普路托斯（Ploutos）。

27、文学和出汗

　　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2）。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

　　这真是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胡涂”了。

　　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是总会有的，但竟没有想到它们的消灭，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解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却居然断定它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

　　只要流传的便是好文学，只要消灭的便是坏文学；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莫非中国式的历史论，也将沟通了中国人的文学论欤？

　　而且，人性是永久不变的么？

　　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

　　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

　　譬如出汗罢，我想，似乎于古有之，于今也有，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该可以算得较为“永久不变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这问题倘不先行解决，则在将来文学史上的位置，委实是“岌岌乎殆哉”（3）。

　　听说，例如英国，那小说，先前是大抵写给太太小姐们看的，其中自然是香汗多；到十九世纪后半，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就很有些臭汗气了。那一种的命长，现在似乎还在不可知之数。

　　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听谈文，都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4）。然而这也许倒是中国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罢。

　　二七，一二，二三——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五期。

　　（2）指梁实秋。他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七、二十八日《晨报副刊》发表的《文学批评辩》一文中说：“物质的状态是变动的，人生的态度是歧异的；但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禁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依里亚德》在今天尚有人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到现在还有人演，因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这种超阶级的“人性论”，是他在一九二七年前后数年间所写的文艺批评的根本思想。

　　（3）“岌岌乎殆哉”语出《孟子·万章》：“天下殆哉，岌岌乎！”即危险不安的意思。

　　（4）汗不敢出见《世说新语·言语》：“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28、文艺和革命

　　欢喜维持文艺的人们，每在革命地方，便爱说“文艺是革命的先驱”。

　　我觉得这很可疑。或者外国是如此的罢；中国自有其特别国情，应该在例外。现在妄加编排，以质同志——

　　1.革命军。先要有军，才能革命，凡已经革命的地方，都是军队先到的：这是先驱。大军官们也许到得迟一点，但自然也是先驱，无须多说。

　　（这之前，有时恐怕也有青年潜入宣传，工人起来暗助，但这些人们大抵已经死掉，或则无从查考了，置之不论。）

　　2.人民代表。军官们一到，便有人民代表群集车站欢迎，手执国旗，嘴喊口号，“革命空气，非常浓厚”：这是第二先驱。

　　3.文学家。于是什么革命文学，民众文学，同情文学（2），飞腾文学都出来了，伟大光明的名称的期刊也出来了，来指导青年的：这是——可惜得很，但也不要紧——第三先驱。

　　外国是革命军兴以前，就有被迫出国的卢梭，流放极边的珂罗连珂（3）……。

　　好了。倘若硬要乐观，也可以了。因为我们常听到所谓文学家将要出国的消息，看见新闻上的记载，广告；看见诗；

　　看见文。虽然尚未动身，却也给我们一种“将来学成归国，了不得呀！”的豫感，——希望是谁都愿意有的。

　　十二月二十四夜零点一分五秒——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

　　（2）同情文学一九二七年春，广州一小撮共产党的叛徒在《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连续发表“忏悔”的诗文，并对他们的叛变互表“同情”；三月间，又在《现代青年》上发表《谈谈革命文艺》、《革命与文艺》等文章，鼓吹文艺“是人类同情的呼声”，“人类同情的应惑”等等。所谓“同情文学”，当指这类东西。

　　（3）珂罗连珂（Q．J．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流放西伯利亚六年。著有中篇小说《盲音乐家》、文学回忆录《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

29、谈所谓“大内档案”

　　所谓“大内档案”（2）这东西，在清朝的内阁里积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庙里塞了十多年，谁也一声不响。自从历史博物馆将这残余卖给纸铺子，纸铺子转卖给罗振玉（3），罗振玉转卖给日本人，于是乎大有号咷之声，仿佛国宝已失，国脉随之似的。前几年，我也曾见过几个人的议论，所记得的一个是金梁，登在《东方杂志》（4）上；还有罗振玉和王国维（5），随时发感慨。最近的是《北新半月刊》上的《论档案的售出》，蒋彝潜（6）先生做的。

　　我觉得他们的议论都不大确。金梁，本是杭州的驻防旗人，早先主张排汉的，民国以来，便算是遗老了，凡有民国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为很可恶。罗振玉呢，也算是遗老，曾经立誓不见国门，而后来仆仆京津间，痛责后生不好古，而偏将古董卖给外国人的，只要看他的题跋，大抵有“广告”气扑鼻，便知道“于意云何”了。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Sandwich（7），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蒋先生是例外，我看并非遗老，只因为sentimental（8）一点，所以受了罗振玉辈的骗了。你想，他要将这卖给日本人，肯说这不是宝贝的么？

　　那么，这不是好东西么？不好，怎么你也要买，我也要买呢？我想，这是谁也要发的质问。

　　答曰：唯唯，否否。这正如败落大户家里的一堆废纸，说好也行，说无用也行的。因为是废纸，所以无用；因为是败落大户家里的，所以也许夹些好东西。况且这所谓好与不好，也因人的看法而不同，我的寓所近旁的一个垃圾箱，里面都是住户所弃的无用的东西，但我看见早上总有几个背着竹篮的人，从那里面一片一片，一块一块，检了什么东西去了，还有用。更何况现在的时候，皇帝也还尊贵，只要在“大内”里放几天，或者带一个“宫”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这真是说也不信，虽然在民国。

　　“大内档案”也者，据深通“国朝”（9）掌故的罗遗老说，是他的“国朝”时堆在内阁里的乱纸，大家主张焚弃，经他力争，这才保留下来的。但到他的“国朝”退位，民国元年我到北京的时候，它们已经被装为八千（？）麻袋，塞在孔庙之中的敬一亭里了，的确满满地埋满了大半亭子。其时孔庙里设了一个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处长是胡玉缙（10）先生。“筹备处”云者，即里面并无“历史博物”的意思。

　　我却在教育部，因此也就和麻袋们发生了一点关系，眼见它们的升沉隐显。可气可笑的事是有的，但多是小玩意；后来看见外面的议论说得天花乱坠起来，也颇想做几句记事，叙出我所目睹的情节。可是胆子小，因为牵涉着的阔人很有几个，没有敢动笔。这是我的“世故”，在中国做人，骂民族，骂国家，骂社会，骂团体，……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个人，有名有姓。广州的一种期刊上说我只打叭儿狗，不骂军阀。殊不知我正因为骂了叭儿狗，这才有逃出北京的运命。泛骂军阀，谁来管呢？军阀是不看杂志的，就靠叭儿狗嗅，候补叭儿狗吠。阿，说下去又不好了，赶快带住。

　　现在是寓在南方，大约不妨说几句了，这些事情，将来恐怕也未必另外有人说。但我对于有关面子的人物，仍然都不用真姓名，将罗马字来替代。既非欧化，也不是“隐恶扬善”，只不过“远害全身”。这也是我的“世故”，不要以为自己在南方，他们在北方，或者不知所在，就小觑他们。他们是突然会在你眼前阔起来的，真是神奇得很。这时候，恐怕就会死得连自己也莫明其妙了。所以要稳当，最好是不说。但我现在来“折衷”，既非不说，而不尽说，而代以罗马字，——

　　如果这样还不妥，那么，也只好听天由命了。上帝安我魂灵！

　　却说这些麻袋们躺在敬一亭里，就很令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长胡玉缙先生担忧，日夜提防工役们放火。为什么呢？这事谈起来可有些繁复了。弄些所谓“国学”的人大概都知道，胡先生原是南菁书院（11）的高材生，不但深研旧学，并且博识前朝掌故的。他知道清朝武英殿里藏过一副铜活字，后来太监们你也偷，我也偷，偷得“不亦乐乎”，待到王爷们似乎要来查考的时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连武英殿也没有了，更何况铜活字的多少。而不幸敬一亭中的麻袋，也仿佛常常减少，工役们不是国学家，所以他将内容的宝贝倒在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胡先生因此想到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后，敬一亭也照例烧起来；就到教育部去商议一个迁移，或整理，或销毁的办法。

　　专管这一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然而司长是夏曾佑（12）先生。弄些什么“国学”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地清楚。他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张是“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

　　这两位熟于掌故的“要办”和“不办”的老先生，从此都知道各人的意思，说说笑笑，……但竟拖延下去了。于是麻袋们又安稳地躺了十来年。

　　这回是F先生（13）来做教育总长了，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这一类谣言是常有的，我早先还听得人说，其中且有什么妃的绣鞋和什么王的头骨哩。有一天，他就发一个命令，教我和G主事（14）试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个到西花厅，我们俩在尘埃中看宝贝，大抵是贺表，黄绫封，要说好是也可以说好的，但太多了，倒觉得不希奇。还有奏章，小刑名案子居多，文字是半满半汉，只有几个是也特别的，但满眼都是了，也觉得讨厌。殿试（15）卷是一本也没有；另有几箱，原在教育部，不过都是二三甲的卷子，听说名次高一点的在清朝便已被人偷去了，何况乎状元。至于宋版书呢，有是有的，或则破烂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几张。也有清初的黄榜，也有实录（16）的稿本。朝鲜的贺正表，我记得也发见过一张。

　　我们后来又看了两天，麻袋的数目，记不清楚了，但奇怪，这时以考察欧美教育驰誉的Y次长（17），以讲大话出名的C参事（18），忽然都变为考古家了。他们和F总长，都“念兹在兹”（19），在尘埃中间和破纸旁边离不开。凡有我们检起在桌上的，他们总要拿进去，说是去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大约是几叶宋版书作怪罢，F总长要大举整理了，另派了部员几十人，我倒幸而不在内。其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已经迁在午门，处长早换了YT（20）；麻袋们便在午门上被整理。YT是一个旗人，京腔说得极漂亮，文字从来不谈的，但是，奇怪之至，他竟也忽然变成考古家了，对于此道津津有味。后来还珍藏着一本宋版的什么《司马法》（21），可惜缺了角，但已经都用古色纸补了起来。

　　那时的整理法我不大记得了，要之，是分为“保存”和“放弃”，即“有用”和“无用”的两部分。从此几十个部员，即天天在尘埃和破纸中出没，渐渐完工——出没了多少天，我也记不清楚了。“保存”的一部分，后来给北京大学又分了一大部分去。其余的仍藏博物馆。不要的呢，当时是散放在午门的门楼上。

　　那么，这些不要的东西，应该可以销毁了罢，免得失火。

　　不，据“高等做官教科书”所指示，不能如此草草的。派部员几十人办理，虽说倘有后患，即应由他们负责，和总长无干。但究竟还只一部，外面说起话来，指摘的还是某部，而非某部的某某人。既然只是“部”，就又不能和总长无干了。

　　于是办公事，请各部都派员会同再行检查。这宗公事是灵的，不到两星期，各部都派来了，从两个至四个，其中很多的是新从外洋回来的留学生，还穿着崭新的洋服。于是济济跄跄，又在灰土和废纸之间钻来钻去。但是，说也奇怪，好几个崭新的留学生又都忽然变了考古家了，将破烂的纸张，绢片，塞到洋裤袋里——但这是传闻之词，我没有目睹。

　　这一种仪式既经举行，即倘有后患，各部都该负责，不能超然物外，说风凉话了。从此午门楼上的空气，便再没有先前一般紧张，只见一大群破纸寂寞地铺在地面上，时有一二工役，手执长木棍，搅着，拾取些黄绫表签和别的他们所要的东西。

　　那么，这些不要的东西，应该可以销毁了罢，免得失火。

　　不。F总长是深通“高等做官学”的，他知道万不可烧，一烧必至于变成宝贝，正如人们一死，讣文上即都是第一等好人一般。况且他的主义本来并不在避火，所以他便不管了，接着，他也就“下野”了。

　　这些废纸从此便又没有人再提起，直到历史博物馆自行卖掉之后，才又掀起了一阵神秘的风波。

　　我的话实在也未免有些煞风景，近乎说，这残余的废纸里，已没有什么宝贝似的。那么，外面惊心动魄的什么唐画呀，蜀石经（22）呀，宋版书呀，何从而来的呢？我想，这也是别人必发的质问。

　　我想，那是这样的。残余的破纸里，大约总不免有所谓东西留遗，但未必会有蜀刻和宋版，因为这正是大家所注意搜索的。现在好东西的层出不穷者，一，是因为阔人先前陆续偷去的东西，本不敢示人，现在却得了可以发表的机会；二，是许多假造的古董，都挂了出于八千麻袋中的招牌而上市了。

　　还有，蒋先生以为国立图书馆“五六年来一直到此刻，每次战争的胜来败去总得糟蹋得很多。”那可也不然的。从元年到十五年，每次战争，图书馆从未遭过损失。只当袁世凯称帝时，曾经几乎遭一个皇室中人攘夺，然而幸免了。它的厄运，是在好书被有权者用相似的本子来掉换，年深月久，弄得面目全非，但我不想在这里多说了。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一九二七，一二，二四——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

　　（2）“大内档案”指清朝存放于内阁大库内的诏令、奏章、朱谕、则例、外国的表章、历科殿试的卷子以及其他文件。内容庞杂，是有关清朝历史的原始资料。

　　（3）罗振玉参看本卷第389页注（7）。辛亥革命以后，他曾在文章中咒骂武昌起义为“盗起湖北”，又自称“不忍见国门”；但他后来寓居天津，仍往来京津，常到故宫“朝见”废帝溥仪，并与一般遗老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进行复辟的阴谋活动。一九二二年春，历史博物馆将大内档案残余卖给北京同懋增纸店，售价四千元；其后又由罗振玉以一万二千元买得。一九二七年九月，罗振玉又将它卖给日本人松崎。

　　（4）金梁字息侯，驻防杭州的汉军旗人。清光绪进士，曾任京师大学堂提调、奉天新民府知府。民国后是坚持复辟的顽固分子。这里是指他在《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四号（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内阁大库档案访求记》一文。《东方杂志》，综合性刊物，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共出四十四卷。

　　（5）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著有《宋元戏曲史》、《观堂集林》、《人间词话》等。他一生和罗振玉的关系密切，在罗的影响下，受清废帝溥仪的征召，任所谓清宫“南书房行走”；后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杀。

　　（6）蒋彝潜事迹不详。他的《论档案的售出》一文，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一号。

　　（7）Sandwich英语：夹肉面包片。音译三明治。

　　（8）Sentimental英语：感伤的。按蒋彝潜的文章中充满“追悼”、“痛哭”、“去了！东渡！——一部清朝全史！”等语句。

　　（9）“国朝”封建时代臣民称本朝为“国朝”，这里是指清朝。

　　辛亥革命以后，罗振玉在文章中仍称清朝为“国朝”。

　　（10）胡玉缙（1859—1940）字绥之，江苏吴县人。清末曾任学部员外郎、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著有《许庼学林》等书。

　　（11）南菁书院在江苏江阴县城内，清光绪十年（1884）江苏学政黄体芳创立，以经史词章教授学生，主讲者有黄以周、缪荃孙等人。曾刻有《南菁书院丛书》、《南菁讲舍文集》等。

　　（12）夏曾佑（1865—1924）字穗卿，浙江杭县（今余杭）人。

　　光绪进士。他在清末与谭嗣同、梁启超等提倡新学，参加维新运动。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五年七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

　　他所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从上古起到隋代止，共二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列为该馆编印的《大学丛书》之一。

　　（13）F先生指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四川江安人，藏书家。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九年五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

　　著有《藏园群书题记》等书。

　　（14）G主事不详。

　　（15）殿试又叫廷试，皇帝主持的考试。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录取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16）实录封建王朝中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编年大事记，由当时的史臣奉旨编写。因材料较丰富，常为后来修史的人所采用。

　　（17）Y次长指袁希涛（1866—1930），字观澜，江苏宝山人。

　　曾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九年间先后两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

　　（18）C参事指蒋维乔，学竹庄，江苏武进人。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七年间先后三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

　　（19）“念兹在兹”语见《尚书·大禹谟》。念念不忘的意思。

　　（20）YT指彦德，字明允，满洲正黄旗人，曾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郎中、京师学务局长。他在这“大内档案”中得到蜀石经《穀梁传》九四○余字。（罗振玉亦得《穀梁传》七十余字，后来两人都卖给庐江刘体乾；刘于一九二六年曾影印《孟蜀石经》八册。）

　　（21）《司马法》古代兵书名，共三卷，旧题齐司马穰苴撰，但实为战国时齐威王诸臣辑古代司马（掌管军政、军赋的官）兵法而成；其中曾附及田穰苴用兵的方法，所以称为《司马穰苴兵法》，后来《隋书·经籍志》等就以为是他所撰。

　　（22）蜀石经五代时后蜀皇帝孟昶命宰相毋昭裔楷书《易》、《诗》、《书》、三《礼》、三《传》、《论》、《孟》等十一经，刻石列于成都学宫。

　　这种石刻经文的拓本，后世称为蜀石经。因为它是历代石经中唯一附有注文的一种，错字也比较少，所以为后来研究经学的人所重视。

30、拟豫言

　　——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

　　有公民某甲上书，请每县各设大学一所，添设监狱两所。

　　被斥。

　　有公民某乙上书，请将共产主义者之产业作为公产，女眷作为公妻，以惩一儆百。半年不批。某乙忿而反革命，被好友告发，逃入租界。

　　有大批名人学者及文艺家，从外洋回国，于外洋一切政俗学术文艺，皆已比本国者更为深通，受有学位。但其尤为高超者未入学校。

　　科学，文艺，军事，经济的连合战线告成。

　　正月初一，上海有许多新的期刊出版，（2）本子最长大者，为——

　　文艺又复兴。文艺真正老复兴。宇宙。其大无外。至高无上。太太阳。光明之极。白热以上。新新生命。新新新生命。同情。正义。义旗。刹那。飞狮。地震。阿呀。真真美善。……等等。

　　同日，美国富豪们联名电贺北京检煤渣老婆子等，称为“同志”（3），无从投递，次日退回。

　　正月初三，哲学与小说同时灭亡。

　　有提倡“一我主义”者，几被查禁。后来查得议论并不新异，着无庸议，听其自然。

　　有公民某丙著论，谓当“以党治国”（4），即被批评家们痛驳，谓“久已如此，而还要多说，实属不明大势，昏愦胡涂”。

　　谣传有男女青年四万一千九百二十六人失踪。

　　蒙古亲近赤俄，公决革出五族，以侨华白俄补缺，仍为“五族共和”，各界提灯庆祝。

　　《小说月报》出“列入世界文学两周年纪念”号，定购全年者，各送优待券一张，购书照定价八五折。

　　《古今史疑大全》（5）出版，有名人学者往来信札函件批语颂辞共二千五百余封，编者自传二百五十余叶，广告登在《艺术界》，谓所费邮票，即已不赀，其价值可想。

　　美国开演《玉堂春》影片，白璧德教授评为决非卢梭所及。（6）有中国的法斯德（7）挑同情一担，访郭沫若，见郭穷极，失望而去。

　　有在朝者数人下野；有在野者多人下坑。

　　绑票公司股票涨至三倍半。

　　女界恐乳大或有被割之险，仍旧束胸，家长多被罚洋五十元，国帑更裕。

　　（8）有博士讲“经济学精义”，只用两句，云：“铜板换角子，角子换大洋。”（9）全世界敬服。

　　有革命文学家将马克思学说推翻，这只用一句，云：“什么马克斯牛克斯。”（10）全世界敬服，犹太人大惭。

　　新诗“雇人哭丧假哼哼体”流行。

　　茶店，浴堂，麻花摊，皆寄售《现代评论》。（11）赤贼完全消灭，安那其主义将于四百九十八年后实行。（12）——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署名楮冠。

　　（2）关于当时出现的一些期刊，作者稍后在《“醉眼”中的朦胧》一文中曾说过：“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他们大抵将全力用尽在伟大或尊严的名目上，不惜将内容压杀。”（见《三闲集》）可参看。

　　（3）关于美国富豪称北京捡煤渣老婆子为“同志”，参看本卷第548页注（2）。

　　（4）“以党治国”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实行反共反人民的独裁统治而提出的口号。他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发表的《告全国民众书》中鼓吹：“我们是主张‘以党治国’为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我国民党是负责的政党，所以我们不许共产党混杂在里面，……我们‘以党治国’的主张，自有苦心精义。”

　　（5）《古今史疑大全》这是影射顾颉刚的《古史辨》而虚拟的书名。一九二六年六月，顾颉刚出版了《古史辨》第一册，内收他自己和胡适等人所作讨论中国古史的文字及往来信札；书前有他的一篇自序，详述其身世、环境、求学经过与治学方法等等，长达一○三页，就像是他的自传。书中各篇，往往以主观武断的态度对待古代的史实和人物。

　　（6）《玉堂春》叙述妓女苏三（玉堂春）遭遇的故事。最早见于《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以后被改编为弹词、京戏、评剧、电影等等。按白璧德文艺思想的追随者梁实秋在论卢梭关于女子教育的意见时，曾说男女“人格”有差别，“正当的女子教育应该是使女子成为完全的女子”。（参看本书《卢梭和胃口》）这里是说，像玉堂春那样被践踏的女性，应该是最符合梁实秋的理论的所谓“完全的女子”。

　　（7）中国的法斯德大概是指高长虹。法斯德即德国作家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主角浮士德，是欧洲传说中的一个冒险人物。高长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曾说：“鲁迅则常说郭沫若骄傲，我则说他的态度才能倒都好，颇有类似歌德的样子。”又说：“听一个朋友说，……郭沫若醉后写了一副对联给周作人，意思是什么成文豪置房产之类”。文中所说“同情”也是高长虹的话，参看本卷第499页注（2）。按高长虹说鲁迅“常说郭沫若骄傲”，完全出于“捏造”，参看《两地书·七三》。又所说郭沫若写对联给周作人，亦无其事。

　　（8）关于束胸受罚，参看本卷第469页注（6）。

　　（9）指马寅初。作者在《两地书·五八》中说：“马寅初博士到厦门来演说，所谓‘北大同人’，正在发昏章第十一，排班欢迎。我固然是‘北大同人’之一，也非不知银行之可以发财，然而于‘铜子换毛线，毛钱换大洋’学说，实在没有什么趣味，所以都不加入。”

　　（10）指吴稚晖。他在国民党“清党”前后，常常发表这种反革命言论。这一句迭见于他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七月给汪精卫的信中。按广州报纸曾称吴稚晖为“革命文学家”。参看本书《革命文学》一文。

　　（11）《现代评论》为了扩大销路，曾在该刊“特别增刊”第一号（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刊登“《现代评论》代售处”一表，分“京内”、“京外”、“国外”三栏，详列代售处一百多处，其中有百货店、药店、实业公司、同善社等等。

　　（12）这是对于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国民党政客吴稚晖的讽刺。

　　参看本卷第459页注（16）。安那其主义，英语Anarchism的音译，即无政府主义。

31、大衍发微

　　三月十八日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们使卫兵枪杀民众，通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之后，报上还流传着一张他们想要第二批通缉的名单。对于这名单的编纂者，我现在并不想研究。但将这一批人的籍贯职务调查开列起来，却觉得取舍是颇为巧妙的。先开前六名，但所任的职务，因为我见闻有限，所以也许有遗漏：

　　一徐谦（安徽）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中俄大学校长，广东外交团代表主席。

　　二李大钊（直隶）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校长室秘书。

　　三吴敬恒（江苏）清室善后委员会监理。

　　四李煜瀛（直隶）俄款委员会委员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中法大学代理校长，北大教授。

　　五易培基（湖南）前教育总长，现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六顾兆熊（直隶）俄款委员会委员，北大教务长，北京教育会会长。

　　四月九日《京报》云：“姓名上尚有圈点等符号，其意不明。……徐李等五人名上各有三圈，吴稚晖虽列名第三，而仅一点。余或两圈一圈或一点，不记其详。”于是就有人推测，以为吴老先生之所以仅有一点者，因章士钊还想引以为重，以及别的原因云云。案此皆未经开列职务，以及未见陈源《闲话》之故也。只要一看上文，便知道圈点之别，不过表明“差缺”之是否“优美”（2）。监理是点查物件的监督者，又没有什么薪水，所以只配一点；而别人之“差缺”则大矣，自然值得三圈。“不记其详”的余人，依此类推，大约即不至于有大错。将冠冕堂皇的“整顿学风”（3）的盛举，只作如是观，虽然太煞风景，对不住“正人君子”们，然而我的眼光这样，也就无法可想。再写下去罢，计开：

　　七陈友仁（广东）前《民报》英文记者，现《国民新报》英文记者。

　　八陈启修（四川）中俄大学教务长，北大教授，女师大教授，《国民新报副刊》编辑。

　　九朱家骅（浙江）北大教授。

　　十蒋梦麟（浙江）北大教授，代理校长。

　　十一马裕藻（浙江）北大国文系主任，师大教授，前女师大总务长现教授。

　　十二许寿裳（浙江）教育部编审员，前女师大教务长现教授。

　　十三沈兼士（浙江）北大国文系教授，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女师大教授。

　　十四陈垣（广东）前教育次长，现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北大导师。

　　十五马叙伦（浙江）前教育次长，教育特税督办，现国立师范大学教授，北大讲师。

　　十六邵振青（浙江）《京报》总编辑。

　　十七林玉堂（福建）北大英文系教授，女师大教务长，《国民新报》英文部编辑，《语丝》撰稿者。

　　十八萧子升（湖南）前《民报》编辑，教育部秘书，《猛进》撰稿者。

　　十九李玄伯（直隶）北大法文系教授，《猛进》撰稿者。

　　二十徐炳昶（河南）北大哲学系教授，女师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二十一周树人（浙江）教育部佥事，女师大教授，北大国文系讲师，中国大学讲师，《国副》编辑，《莽原》编辑，《语丝》撰稿者。

　　二十二周作人（浙江）北大国文系教授，女师大教授，燕京大学副教授，《语丝》撰稿者。

　　二十三张凤举（江西）北大国文系教授，女师大讲师，《国副》编辑，《猛进》及《语丝》撰稿者。

　　二十四陈大齐（浙江）北大哲学系教授，女师大教授。

　　二十五丁维汾（山东）国民党。

　　二十六王法勤（直隶）国民党，议员。

　　二十七刘清扬（直隶）国民党妇女部长。

　　二十八潘廷干二十九高鲁（福建）中央观象台长，北大讲师。

　　三十谭熙鸿（江苏）北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三十一陈彬和（江苏）前平民中学教务长，前天津南开学校总务长，现中俄大学总务长。

　　三十二孙伏园（浙江）北大讲师，《京报副刊》编辑。

　　三十三高一涵（安徽）北大教授，中大教授，《现代评论》撰稿者。

　　三十四李书华（直隶）北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三十五徐宝璜（江西）北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三十六李麟玉（直隶）北大教授，《猛进》撰稿者。

　　三十七成平（湖南）《世界日报》及《晚报》总编辑，女师大讲师。

　　三十八潘蕴巢（江苏）《益世报》记者。

　　三十九罗敦伟（湖南）《国民晚报》记者。

　　四十邓飞黄（湖南）《国民新报》总编辑。

　　四十一彭齐群（吉林）中央观象台科长，《猛进》撰稿者。

　　四十二徐巽（安徽）中俄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长。

　　四十三高穰（福建）律师，曾担任女师大学生控告章士钊刘百昭事。

　　四十四梁鼎四十五张平江（四川）女师大学生。

　　四十六姜绍谟（浙江）前教育部秘书。

　　四十七郭春涛（河南）北大学生。

　　四十八纪人庆（云南）大中公学教员。

　　以上只有四十八人，五十缺二，不知是失抄，还是像九六的制钱似的，这就算是足串了。至于职务，除遗漏外，怕又有错误，并且有几位是为我所一时无从查考的。但即此已经足够了，早可以看出许多秘密来——

　　甲.改组两个机关：

　　1．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

　　2．清室善后委员会。

　　乙.“扫除”三个半学校：

　　1．中俄大学；

　　2．中法大学；

　　3．女子师范大学；

　　4．北京大学之一部分。

　　丙.扑灭四种报章：

　　1．《京报》；

　　2．《世界日报》及《晚报》；

　　3．《国民新报》；

　　4．《国民晚报》。

　　丁.“逼死”两种副刊：

　　1．《京报副刊》；

　　2．《国民新报副刊》。

　　戊.妨害三种期刊：

　　1．《猛进》；

　　2．《语丝》；

　　3．《莽原》。

　　“孤桐先生”是“正人君子”一流人，“党同伐异”（4）怕是不至于的，“睚眦之怨”（5）或者也未必报。但是赵子昂的画马（6），岂不是据说先对着镜子，摹仿形态的么？据上面的镜子，从我的眼睛，还可以看见一些额外的形态——

　　1．连替女师大学生控告章士钊的律师都要获罪，上面已经说过了。

　　2．陈源“流言”中的所谓“某籍”（7），有十二人，占全数四分之一。

　　3．陈源“流言”中的所谓“某系”（案盖指北大国文系也），计有五人。

　　4．曾经发表反章士钊宣言的北大评议员十七人（8），有十四人在内。

　　5．曾经发表反杨荫榆宣言的女师大教员七人，有三人在内，皆“某籍”。

　　这通缉如果实行，我是想要逃到东交民巷或天津去的（9）；

　　能不能自然是别一问题。这种举动虽将为“正人君子”所冷笑，但我却不愿意为要博得这些东西的夸奖，便到“孤桐先生”的麾下去投案。但这且待后来再说，因为近几天是“孤桐先生”也如“政客，富人，和革命猛进者及民众的首领”一般，“安居在东交民巷里”（10）了。

　　这一篇是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作的，就登在那年四月的《京报副刊》上，名单即见于《京报》。用“唯饭史观”（11）的眼光，来探究所以要捉这凑成“大衍之数”（12）的人们的原因，虽然并不出奇，但由今观之，还觉得“不为无见”。本来是要编入《华盖集续编》中的，继而一想，自己虽然走出北京了，但其中的许多人，却还在军阀势力之下，何必重印旧账，使叭儿狗们记得起来呢。

　　于是就抽掉了。但现在情势，却已不同，虽然其中已有两人被杀（13），数人失踪，而下通缉令之权，则已非段章诸公所有，他们万一不慎，倒可以为先前的被缉者所缉了。先前的有几个被缉者的座前，现在也许倒要有人开单来献，请缉别人了。《现代评论》也不但不再豫料革命之不成功，且登广告云：“现在国民政府收复北平，本周刊又有销行的机会（谨案：妙极）了”（14）了。而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字一二六号令，则将《语丝》“严行禁止”（15）了。此之所以为革命欤。因见语堂的《翦拂集》（16）内，提及此文，便从小箱子里寻出，附存于末，以为纪念。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鲁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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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六日《京报副刊》。

　　（2）“优美的差缺”这是引用陈西滢的话。参看《无花的蔷薇之二》注（11）。

　　（3）“整顿学风”参看《“碰壁”之余》注（4）。

　　（4）“党同伐异”参看《题记》注（5）。

　　（5）“睚眦之怨”参看《新的蔷薇》注（7）。

　　（6）赵子昂的画马参看《不是信》注（17）。陈西滢在《致志摩》中攻击鲁迅说：“你见过赵子昂——是不是他？——画马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7）“某籍”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作者与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七人，针对杨荫榆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职员的行径，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同月三十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的《闲话》中攻击这个宣言，其中有“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的话。某籍，指浙江。参看《并非闲话》注（8）。

　　（8）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学评议会为了反对章士钊非法解散女师大，议决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宣布独立，有十七位教员曾发表《致本校同事公函》。这里说的北大评议员反章士钊宣言即指此事。

　　（9）逃到东交民巷或天津一九二六年春夏间，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等作战期间，国民军因发觉段祺瑞勾结奉军，于四月九日包围执政府，收缴卫队枪械，段祺瑞、章士钊等逃匿东交民巷（当时外国使馆所在地）。又一九二五年五月间，章士钊因禁止爱国学生纪念“五七”国耻日，遭到学生群众的反对，曾逃往天津躲避。

　　（10）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发表的《闲话》中曾对当时北方的革命力量加以讽刺说：“每一次飞艇（按指奉军飞机）正在我头上翱翔着的时候，我就免不了羡慕那些安居在东交民巷的政客，富人，和革命猛进者及民众的首领。”

　　（11）“唯饭史观”这是讽刺陈西滢的。陈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闲话》中说：“我是不信唯物史观的，可是中国的政治，我相信实在可以用唯物观来解释，也只可这样的解释。种种的战争，种种的政变，出不了‘饭碗问题’四个字。”

　　（12）“大衍之数”语见《周易·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后来“大衍”就成为五十的代词。

　　（13）指李大钊及邵振青。李大钊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杀；邵振青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枪杀。

　　（14）《现代评论》的这个广告登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北京《新晨报》。

　　（15）一九二八年九月，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以“言论乖谬，存心反动”的罪名，查禁书报十五种，《语丝》是其中的一种。

　　（16）林语堂（1895—1976）名玉堂，福建龙溪人，作家。语丝社成员。曾留学美国、德国，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文科主任。他在北京任教时，曾对青年学生反对章士钊的斗争表示支持。三十年代他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等杂志，提倡“幽默”和“闲适”，为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翦拂集》是他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所作杂文的结集，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北新书局出版。集中有《“发微”与“告密”》一文，内容是揭露段祺瑞、章士钊等在三一八惨案中的无耻手段，其中曾提及作者这篇文章，有“鲁迅先生以其神异之照妖镜一照，照得各种的丑态都照出来”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