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9 《三闲集》 序言 无声的中国 怎么写 在钟楼上 匪笔三篇 吊与贺 “醉眼”中的朦胧
《鲁迅全集》━三闲集
目录
1、序言
一九二七年
2、无声的中国
3、怎么写
4、在钟楼上
5、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
6、匪笔三篇
7、某笔两篇
8、述香港恭祝圣诞
9、吊与贺
一九二八年
10、“醉眼”中的朦胧
1、序言
本书收作者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所作杂文三十四篇，末附作于一九三二年的《鲁迅译著书目》一篇。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序言
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编集此后的杂感。看看近几年的出版界，创作和翻译，或大题目的长论文，是还不能说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者，却确乎很少见。我一时也说不出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这“杂感”两个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厌恶，避之惟恐不远了。有些人们，每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候，就往往称我为“杂感家”，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视，便是一个证据。还有，我想，有名的作家虽然未必不改换姓名，写过这一类文字，但或者不过图报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别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战斗，因此就大抵任其消灭了。
“杂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确也因此很吃过一点苦，但编集是还想编集的。只因为翻阅刊物，剪帖成书，也是一件颇觉麻烦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终于没有动过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来了，越打越凶，终于使我们只好单身出走，〔１〕书报留在火线下，一任它烧得精光，我也可以靠这“火的洗礼”之灵，洗掉了“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２〕这一个恶谥。殊不料三月底重回旧寓，书报却丝毫也没有损，于是就东翻西觅，开手编辑起来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时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脸，摩摩枯皱的皮肤似的。
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讲演〔３〕，原就没有记录外，别的也仿佛并无散失。我记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４〕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５〕，太阳社〔６〕，“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７〕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８〕这时候，有一个从广东自云避祸逃来，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９〕，也终于忿忿的对我说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
那时候，我是成了“这样的人”的。自己编着的《语丝》〔１０〕，实乃无权，不单是有所顾忌（详见卷末《我和〈语丝〉的始终》），至于别处，则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挤”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进去干什么呢。所以只写了很少的一点东西。
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至于对手的文字呢，《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１１〕中虽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这些方法一时恐怕不会失传，去年的“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１２〕说，就是老谱里面的一着。自问和文艺有些关系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实呢，我自己省察，无论在小说中，在短评中，并无主张将青年来“杀，杀，杀”〔１３〕的痕迹，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这集子里所有的，大概是两年中所作的全部，只有书籍的序引，却只将觉得还有几句话可供参考之作，选录了几篇。当翻检书报时，一九二七年所写而没有编在《而已集》里的东西，也忽然发见了一点，我想，大约《夜记》是因为原想另成一书，讲演和通信是因为浅薄或不关紧要，所以那时不收在内的。
但现在又将这编在前面，作为《而已集》的补遗了。我另有了一样想头，以为只要看一篇讲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时香港的面目。我去讲演，一共两回，第一天是《老调子已经唱完》〔１４〕，现在寻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这《无声的中国》，粗浅平庸到这地步，而竟至于惊为“邪说”，禁止在报上登载的。是这样的香港。但现在是这样的香港几乎要遍中国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１５〕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但是，我将编《中国小说史略》时所集的材料，印为《小说旧闻钞》，以省青年的检查之力，而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１６〕却是至今还不能完全忘却的。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１７〕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１８〕。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编讫并记。
BB
〔１〕一二八战争时，作者住在临近战区的北四川路底，战事发生后即避居于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三月十九日迁回原寓。〔２〕“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梁实秋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八期（一九二九年十月）发表《“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其中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
〔３〕作者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从广州到上海后，曾先后应邀在一些学校讲演。十月二十五日在劳动大学作题为《关于智识阶级》的讲演，现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十月二十八日在立达学园作题为《伟人的化石》的讲演，讲稿未详。十一月二日在复旦大学作题为《革命文学》的讲演，有萧立记录稿，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上海《新闻报·学海》。十六日在光华大学讲演，有洪绍统、郭子雄记录稿，发表于《光华》周刊第二卷第七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编者加题为《文学与社会》。十七日在大夏大学讲演，题目和讲稿未详。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暨南大学作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讲演，后收入《集外集》。此后，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在江湾复旦实验中学作题为《老而不死论》的讲演，讲稿未详。十一月十日在大陆大学讲演，题目、讲稿未详。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四日在暨南大学作题为《离骚与反离骚》的讲演，有郭博如记录稿，发表于《暨南校刊》第二十八——三十二期合刊（一九三○年一月十八日）。一九二九年五月，作者到北平省亲，于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作题为《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的讲演，后收入本书。五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六月二日上午在第二师范学院、同日晚间在第一师范学院讲演，题目、讲稿均未详。
〔４〕广州“四一五”反革命事变发生时，作者在中山大学担任教职，因营救被捕学生无效，忿而辞去一切职务，于九月间离广州去上海。
〔５〕创造社新文学运动中著名的文学团体，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间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它初期的文学倾向是浪漫主义，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一九二七年该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同时增加了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从国外回来的新成员。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和另一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太阳社对鲁迅的批评和鲁迅对他们的反驳，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一九二九年二月，该社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它曾先后编辑出版《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以及《创造丛书》。关于革命文学论争，参看本卷第６６页注〔１〕。
〔６〕太阳社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鑨、孟超等。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太阳月刊》，提倡革命文学。一九三○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该社自行解散。关于太阳社和鲁迅在一九二八年的论争，参看本卷第６６页注〔１〕。
〔７〕新月社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于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罗隆基等。该社曾以诗社名义于一九二六年夏在北京《晨报副刊》出过《诗刊》（周刊），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三月出版综合性的《新月》月刊。新月社主要成员曾因办《现代评论》杂志而又被称为“现代评论派”。他们先是依附北洋军阀，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转而投靠国民党，同时鼓吹“英国式的民主”，重提“好政府主义”的主张，在文学上竭力攻击革命文学运动。“正人君子”，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事件时，拥护章士钊的《大同晚报》，称现代评论派（后为新月派）的陈源等人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
〔８〕“有闲即是有钱”见《文化批判》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该文引用成仿吾说鲁迅等是“有闲阶级”的话之后说：“我们知道，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闲阶级，就是有钱阶级。”“没落者”，见《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八年五月）石厚生（成仿吾）的《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传闻他（按指鲁迅）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问题’：他是真要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忠实的学徒吗？还是只涂抹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呢？这后一条路是掩耳盗铃式的行为，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封建余孽”和棒喝主义者，见《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杜荃（郭沫若）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Ｆａｓｃｉｓｔ（法西斯谛）！”按法西斯蒂，当时有人译为棒喝主义。
〔９〕廖君即廖立峨，广东兴宁人。原为厦门大学学生，一九二七年一月随鲁迅转学中山大学。
〔１０〕《语丝》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十日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它的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
〔１１〕《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均为李何林编辑，上海北新书局分别于一九三○年三月和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前者收入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间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评论文章二十四篇，后者收入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运动中各派的论争文章四十六篇。
〔１２〕“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这是当时反动派对进步作家的诬陷。如一九三○年五月十四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刊载的《解放中国文坛》中说，进步作家“受了赤色帝国主义的收买，受了苏俄卢布的津贴”；一九三一年二月六日上海小报《金钢钻报》刊载的《鲁迅加盟左联的动机》中说，“共产党最初以每月八十万卢布，在沪充文艺宣传费，造成所谓普罗文艺”等等。
〔１３〕“杀，杀，杀”这是杜荃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说的话：“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些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这是这位‘老头子’（按指鲁迅）的哲学，于是乎而‘老头子’不死了。”
〔１４〕按《老调子已经唱完》曾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广州《国民新闻·新时代》，后由许广平编入《集外集拾遗》；又据《鲁迅日记》，这篇讲演作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即作者去香港的第二天，第一天的讲演是《无声的中国》。〔１５〕蒲力汗诺夫（CAD艶GHIJKL，１８５６—１９１８）通移樟泻号捣颍欢砉缙诘穆砜怂贾饕謇砺奂遥*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首领之一。《艺术论》，参看《二心集·〈艺术论〉译本序》及其注〔１〕。
〔１６〕成仿吾笔名石厚生，湖南新化人，文学评论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他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七年一月）《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说“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后面必有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并说：“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１７〕锻炼周纳意思是罗织罪名，陷人于法。语出《汉书·路温舒传》：“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１８〕“刀笔”这里指刀笔吏（讼师）罗织人罪的手法。《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九月）所刊克兴的《驳甘人的“拉杂一篇”》中说鲁迅“拿出他本来的刀笔，尖酸刻薄的冷诮热骂”。作者在这里引用是给以反刺。
2、无声的中国
——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２〕讲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讲演，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谢。
我现在所讲的题目是：《无声的中国》。
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３〕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我们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舒服呢还是不很舒服呢，别人也不知道。
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给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这也怪不得我们；因为那文字，先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人们费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于运用。因为难，许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连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张还是章，或者简直不会写，或者说道：Ｃｈａｎｇ。虽然能说话，而只有几个人听到，远处的人们便不知道，结果也等于无声。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像玩把戏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几个人懂，——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
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藉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
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４〕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５〕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便是学苏。韩愈苏轼〔６〕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可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却还耍着这样的旧戏法。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
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
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７〕。“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８〕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９〕。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其实，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例如，有的说：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话就各处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发达就好，那时就人人都能懂较为易解的白话文；至于古文，何尝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里，也没有许多人懂得的。有的说：如果都用白话文，人们便不能看古书，中国的文化就灭亡了。其实呢，现在的人们大可以不必看古书，即使古书里真有好东西，也可以用白话来译出的，用不着那么心惊胆战。他们又有人说，外国尚且译中国书，足见其好，我们自己倒不看么？殊不知埃及的古书，外国人也译，非洲黑人的神话，外国人也译，他们别有用意，即使译出，也算不了怎样光荣的事的。近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思想革新紧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浅显的文言来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对。这话似乎也有理。然而我们知道，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决不肯剪去他的辫子的。
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１０〕们的话。时代不同，情形也两样，孔子时代的香港不这样，孔子口调的“香港论”是无从做起的，“吁嗟阔哉香港也”，不过是笑话。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但是，这也要受前辈先生非笑的。他们说白话文卑鄙，没有价值；他们说年青人作品幼稚，贻笑大方。我们中国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余的都只能说白话，难道这许多中国人，就都是卑鄙，没有价值的么？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那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１１〕，别的声音可还有？
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BB
〔１〕本篇最初刊于香港报纸（报纸名称及日期未详），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转载。据《鲁迅日记》，这篇讲演作于二月十八日。
〔２〕青年会即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进行社会文化活动的机构之一。
〔３〕这里说的浙江陕西在打仗，指一九二六年末至一九二七年初北洋军阀孙传芳在浙江进攻与广州国民政府有联系的陈仪、周凤歧等部，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在陕西反对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
〔４〕中日战争指一八九四年（甲午）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而引起的战争。拳匪事件，指一九○○年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民元革命，即一九一一年（辛亥）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的民主革命。
〔５〕指清初统治者多次施于汉族人民的文字狱，其中较著名的有康熙年间的“庄廷媟之狱”、“戴名世之狱”，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曾静之狱”，乾隆年间的“胡中藻之狱”等。这些文字狱的起因，都是由于他们在著作中记载了汉族人民在历史上（特别是宋末和明末）反抗民族压迫的事实，或涉及了当时一些政治事件，因而遭到迫害和屠杀。〔６〕韩愈（７６８—８２４）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唐代文学家，著有《韩昌黎集》。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代文学家，著有《东坡全集》等。〔７〕胡适之（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他在“五四”时期是新文化运动右翼的代表人物。这里所说他提倡“文学革命”，是指他在《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四号（一九一八年四月）上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
〔８〕法国革命指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摧毁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推动了欧洲各国的革命。
〔９〕钱玄同（１８８７—１９３９）浙江吴兴人，文字学家，“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在一九一八年一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论注音字母》一文中以过，“高等字典和中学以上的高深书籍，都应该用罗马字母记音”；在同年四月《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通信”中，提出“废灭汉文”，代以世界语的主张。
〔１０〕孔子（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他的主要言行记载在《论语》一书中。孟子（约前３７２—前２８９），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县）人，继孔丘之后儒家的代表人物。他的重要言行记载在《孟子》一书中。柳宗元（７７３—８１９），字子厚，河东（今山西运城）人，唐代文学家，著有《柳河东集》等。
〔１１〕泰戈尔（ＲAＴａｇｏｒｅ，１８６１—１９４１）印度诗人，钟惺*《新月集》、《飞鸟集》和长篇小说《沉船》等。
3、怎么写（夜记之一）
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
今年不大写东西，而写给《莽原》〔２〕的尤其少。我自己明白这原因。说起来是极可笑的，就因为它纸张好。有时有一点杂感，子细一看，觉得没有什么大意思，不要去填黑了那么洁白的纸张，便废然而止了。好的又没有。我的头里是如此地荒芜，浅陋，空虚。
可谈的问题自然多得很，自宇宙以至社会国家，高超的还有文明，文艺。古来许多人谈过了，将来要谈的人也将无穷无尽。但我都不会谈。记得还是去年躲在厦门岛上的时候，因为太讨人厌了，终于得到“敬鬼神而远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白天还有馆员，钉书匠，阅书的学生，夜九时后，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楼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３〕。
莫非这就是一点“世界苦恼”〔４〕么？我有时想。然而大约又不是的，这不过是淡淡的哀愁，中间还带些愉快。我想接近它，但我愈想，它却愈渺茫了，几乎就要发见仅只我独自倚着石栏，此外一无所有。必须待到我忘了努力，才又感到淡淡的哀愁。
那结果却大抵不很高明。腿上钢针似的一刺，我便不假思索地用手掌向痛处直拍下去，同时只知道蚊子在咬我。什么哀愁，什么夜色，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连靠过的石栏也不再放在心里。而且这还是现在的话，那时呢，回想起来，是连不将石栏放在心里的事也没有想到的。仍是不假思索地走进房里去，坐在一把唯一的半躺椅——躺不直的藤椅子——上，抚摩着蚊喙的伤，直到它由痛转痒，渐渐肿成一个小疙瘩。我也就从抚摩转成搔，掐，直到它由痒转痛，比较地能够打熬。
此后的结果就更不高明了，往往是坐在电灯下吃柚子。
虽然不过是蚊子的一叮，总是本身上的事来得切实。能不写自然更快活，倘非写不可，我想，也只能写一些这类小事情，而还万不能写得正如那一天所身受的显明深切。而况千叮万叮，而况一刀一枪，那是写不出来的。
尼采爱看血写的书〔５〕。但我想，血写的文章，怕未必有罢。文章总是墨写的，血写的倒不过是血迹。它比文章自然更惊心动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变色，容易消磨。这一点，就要任凭文学逞能，恰如冢中的白骨，往古来今，总要以它的永久来傲视少女颊上的轻红似的。
能不写自然更快活，倘非写不可，我想，就是随便写写罢，横竖也只能如此。这些都应该和时光一同消逝，假使会比血迹永远鲜活，也只足证明文人是侥幸者，是乖角儿。但真的血写的书，当然不在此例。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便觉得“写什么”倒也不成什么问题了。
“怎样写”的问题，我是一向未曾想到的。初知道世界上有着这么一个问题，还不过两星期之前。那时偶然上街，偶然走进丁卜书店去，偶然看见一叠《这样做》〔６〕，便买取了一本。这是一种期刊，封面上画着一个骑马的少年兵士。我一向有一种偏见，凡书面上画着这样的兵士和手捏铁锄的农工的刊物，是不大去涉略的，因为我总疑心它是宣传品。发抒自己的意见，结果弄成带些宣传气味了的伊孛生〔７〕等辈的作品，我看了倒并不发烦。但对于先有了“宣传”两个大字的题目，然后发出议论来的文艺作品，却总有些格格不入，那不能直吞下去的模样，就和雒诵〔８〕教训文学的时候相同。但这《这样做》却又有些特别，因为我还记得日报上曾经说过，是和我有关系的。也是凡事切己，则格外关心的一例罢，我便再不怕书面上的骑马的英雄，将它买来了。回来后一检查剪存的旧报，还在的，日子是三月七日，可惜没有注明报纸的名目，但不是《民国日报》，便是《国民新闻》〔９〕，因为我那时所看的只有这两种。下面抄一点报上的话：“自鲁迅先生南来后，一扫广州文学之寂寞，先后创办者有《做什么》，《这样做》两刊物。闻《这样做》为革命文学社定期出版物之一，内容注重革命文艺及本党主义之宣传。……”
开首的两句话有些含混，说我都与闻其事的也可以，说因我“南来”了而别人创办的也通。但我是全不知情。当初将日报剪存，大概是想调查一下的，后来却又忘却，搁下了。现在还记得《做什么》〔１０〕出版后，曾经送给我五本。我觉得这团体是共产青年主持的，因为其中有“坚如”，“三石”等署名，该是毕磊〔１１〕，通信处也是他。他还曾将十来本《少年先锋》〔１２〕送给我，而这刊物里面则分明是共产青年所作的东西。果然，毕磊君大约确是共产党，于四月十八日从中山大学被捕。据我的推测，他一定早已不在这世上了，这看去很是瘦小精干的湖南的青年。
《这样做》却在两星期以前才见面，已经出到七八期合册了。第六期没有，或者说被禁止，或者说未刊，莫衷一是，我便买了一本七八合册和第五期。看日报的记事便知道，这该是和《做什么》反对，或对立的。我拿回来，倒看上去，通讯栏里就这样说：“在一般ＣＰ〔１３〕气焰盛张之时，……而你们一觉悟起来，马上退出ＣＰ，不只是光退出便了事，尤其值得ＣＰ气死的，就是破天荒的接二连三的退出共产党登报声明。……”那么，确是如此了。
这里又即刻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大相反对的两种刊物，都因我“南来”而“先后创办”呢？这在我自己，是容易解答的：因为我新来而且灰色。但要讲起来，怕又有些话长，现在姑且保留，待有相当的机会时再说罢。
这回且说我看《这样做》。看过通讯，懒得倒翻上去了，于是看目录。忽而看见一个题目道：《郁达夫〔１４〕先生休矣》，便又起了好奇心，立刻看文章。这还是切己的琐事总比世界的哀愁关心的老例，达夫先生是我所认识的，怎么要他“休矣”了呢？急于要知道。假使说的是张龙赵虎，或是我素昧平生的伟人，老实说罢，我决不会如此留心。
原来是达夫先生在《洪水》〔１５〕上有一篇《在方向转换的途中》，说这一次的革命是阶级斗争的理论的实现，而记者则以为是民族革命的理论的实现。大约还有英雄主义不适宜于今日等类的话罢，所以便被认为“中伤”和“挑拨离间”，非“休矣”不可了。
我在电灯下回想，达夫先生我见过好几面，谈过好几回，只觉他稳健和平，不至于得罪于人，更何况得罪于国。怎么一下子就这么流于“偏激”了？我倒要看看《洪水》。
这期刊，听说在广西是被禁止的了，广东倒还有。我得到的是第三卷第二十九至三十二期。照例的坏脾气，从三十二期倒看上去，不久便翻到第一篇《日记文学》，也是达夫先生做的，于是便不再去寻《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变成看谈文学了。我这种模模胡胡的看法，自己也明知道是不对的，但“怎么写”的问题，却就出在那里面。
作者的意思，大略是说凡文学家的作品，多少总带点自叙传的色彩的，若以第三人称来写出，则时常有误成第一人称的地方。而且叙述这第三人称的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过于详细时，读者会疑心这别人的心思，作者何以会晓得得这样精细？于是那一种幻灭之感，就使文学的真实性消失了。所以散文作品中最便当的体裁，是日记体，其次是书简体。
这诚然也值得讨论的。但我想，体裁似乎不关重要。上文的第一缺点，是读者的粗心。但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其真实，正与用第三人称时或误用第一人称时毫无不同。倘有读者只执滞于体裁，只求没有破绽，那就以看新闻记事为宜，对于文艺，活该幻灭。而其幻灭也不足惜，因为这不是真的幻灭，正如查不出大观园的遗迹，而不满于《红楼梦》〔１６〕者相同。倘作者如此牺牲了抒写的自由，即使极小部分，也无异于削足适履的。
第二种缺陷，在中国也已经是颇古的问题。纪晓岚攻击蒲留仙的《聊斋志异》，〔１７〕就在这一点。两人密语，决不肯泄，又不为第三人所闻，作者何从知之？所以他的《阅微草堂笔记》，竭力只写事状，而避去心思和密语。但有时又落了自设的陷阱，于是只得以《春秋左氏传》的“浑良夫梦中之噪”来解嘲。〔１８〕他的支绌的原因，是在要使读者信一切所写为事实，靠事实来取得真实性，所以一与事实相左，那真实性也随即灭亡。如果他先意识到这一切是创作，即是他个人的造作，便自然没有一切挂碍了。
一般的幻灭的悲哀，我以为不在假，而在以假为真。记得年幼时，很喜欢看变戏法，猢狲骑羊，石子变白鸽，最末是将一个孩子刺死，盖上被单，一个江北口音的人向观众装出撒钱模样道：Ｈｕａｚａａ！Ｈｕａｚａａ！〔１９〕大概是谁都知道，孩子并没有死，喷出来的是装在刀柄里的苏木汁〔２０〕，Ｈｕａｚａａ一够，他便会跳起来的。但还是出神地看着，明明意识着这是戏法，而全心沉浸在这戏法中。万一变戏法的定要做得真实，买了小棺材，装进孩子去，哭着抬走，倒反索然无味了。这时候，连戏法的真实也消失了。
我宁看《红楼梦》，却不愿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记》〔２１〕，它一页能够使我不舒服小半天。《板桥家书》〔２２〕我也不喜欢看，不如读他的《道情》。我所不喜欢的是他题了家书两个字。那么，为什么刻了出来给许多人看的呢？不免有些装腔。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日记体，书简体，写起来也许便当得多罢，但也极容易起幻灭之感；而一起则大抵很厉害，因为它起先模样装得真。
《越缦堂日记》〔２３〕近来已极风行了，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点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呢？一是钞上谕。大概是受了何焯〔２４〕的故事的影响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二是许多墨涂。写了尚且涂去，该有许多不写的罢？三是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翻翻一部小说，虽是很荒唐，浅陋，不合理，倒从来不起这样的感觉的。
听说后来胡适之先生也在做日记，并且给人传观了。照文学进化的理论讲起来，一定该好得多。我希望他提前陆续的印出。
但我想，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做作的写信和日记，恐怕也还不免有破绽，而一有破绽，便破灭到不可收拾了。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十八、十九期合刊。
〔２〕《莽原》文艺刊物，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创刊，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鲁迅编辑。一九二六年一月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发行。同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编辑，出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停刊。
〔３〕这几句是作者在《野草·题辞》中所说的话。〔４〕“世界苦恼”（Ｗｅｌｔｓｃｈｍｅｒｚ）原为奥地利诗人莱瑙（ＮAＬｅMｎａｕ，１８０２—１８５０）的话，意思说人们生活在世上是苦恼的；后来有一些资产阶级文艺家引用它来解释文艺创作，认为创作起因于这种苦恼的感觉。
〔５〕尼采（ＦA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ｃ，１８４４—１９００）德国哲学家，唯*庵韭和“超人哲学”的鼓吹者。他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读与写》中说：“在一切著作中，吾所爱者，惟用血写之著作。”（据萧赣译文，商务印书馆出版）
〔６〕《这样做》旬刊，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广州创刊，孔圣裔（共产党的叛徒）主编，“革命文学社”编辑发行。它以“努力革命文化的宣传”为幌子，配合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猖狂反共反人民。〔７〕伊孛生（ＨAＩｂｓｅｎ，１８２８—*保梗埃叮⊥ㄒ胍撞飞餐缱家。他的作品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庸俗作了猛烈的批判，提出了婚姻、家庭和社会的改革问题。剧本有《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８〕雒诵一作洛诵，语见《庄子·大宗师》，反复诵读的意思。〔９〕《民国日报》一九二三年国民党在广州创办的报纸，一九三七年改名为《中山日报》。《国民新闻》，一九二五年国民党人在广州创办的报纸，初期宣传革命，“四·一二”政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控制，成为反革命宣传的喉舌。
〔１０〕《做什么》周刊，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创刊，毕磊主编，广州国光书店发行。
〔１１〕毕磊（１９０２—１９２７）笔名坚如、三石，湖南长沙人。当时为中山大学英文系学生，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在广州“四·一五”反革命事件中被捕牺牲。〔１２〕《少年先锋》旬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员会机关刊物，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创刊；李伟森等先后主编，广州国光书店发行。
〔１３〕ＣAＰA英语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的缩写，即共产党。〔１４〕郁达夫（１８９６—１９４５）浙江富阳人，作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他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发表《在方向转换的途中》，认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全民众的要求解放运动”，“是马克斯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实现”，而“足以破坏我们目下革命运动的最大危险”是“封建时代的英雄主义”。并说：“光凭一两个英雄，来指使民众，利用民众，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真正识时务的革命领导者，应该一步不离开民众，以民众的利害为利害，以民众的敌人为敌人，万事要听民众的指挥，要服从民众的命令才行。若有一二位英雄，以为这是迂阔之谈，那么你们且看着，且看你们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能够持续几何时。”这些话是对当时蒋介石反革命派的批判，所以《这样做》第七、八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六月）就发表了孔圣裔的《郁达夫先生休矣》一文，对郁进行攻击说：“我意料不到，万万意料不到郁达夫先生的论调，竟是中国共产党攻击我们劳苦功高的蒋介石同志的论调，什么英雄主义，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郁达夫先生！你现在做了共产党的工具，还是想跑去武汉方面升官发财，特使来托托共产党的大脚？”
〔１５〕《洪水》创造社刊物，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创办于上海，初为周刊，仅出一期；一九二五年九月改出半月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停刊。
〔１６〕《红楼梦》长篇小说，清代曹雪芹著。通行本为一百二十回，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续作。大观园是书中人物活动的场所。〔１７〕纪晓岚（１７２４—１８０５）名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清代文学家。著有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包括《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滦阳续录》五种）。他的门人盛时彦在《姑妄听之》的《跋》中，记有他攻击《聊斋志异》的话：“先生（按指纪昀）尝曰，‘《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蒲留仙（１６４０—１７１５），名松龄，字留仙，山东淄川（今淄博）人，清代小说家。《聊斋志异》是他的一部短篇小说集。〔１８〕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中，记了旁人所谈的一个读书人受鬼奚落的故事，末段是：“余曰：‘此先生玩世之寓言耳。此语既未亲闻，又旁无闻者，岂此士人为鬼揶揄，尚肯自述耶？’先生掀髯曰：‘鉏鹿兄槐下之辞，浑良夫梦中之噪，谁闻之欤！’”“浑良夫梦中之噪”，见《春秋左氏传》哀公十七年：“（秋，七月）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被长发北面而噪曰：‘登此昆吾之虚，绵绵生之瓜。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按浑良夫原系卫臣，这年春天被卫太子所杀，所以书中说卫侯在梦中见他披发大叫。《春秋左氏传》，是一部用史实解释《春秋》的书，相传为春秋时鲁国人左丘明撰。
〔１９〕ｈｕａｚａａ用拉丁字母拼写的象声词，译音似“哗嚓”，形容撒钱的声音。
〔２０〕苏木汁苏木是常绿小乔木，心材称“苏方”。苏木汁即用“苏方”制成的红色溶液，可作染料。
〔２１〕《林黛玉日记》一部假托《红楼梦》中人物林黛玉口吻的日记体小说，喻血轮作，内容庸俗拙劣，一九一八年上海广文书局出版。
〔２２〕《板桥家书》清代郑燮作。郑燮（１６９３—１７６５），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文学家、书画家。他的《家书》收书信十封。另有《道情》，收《老渔翁》等十首。
道情，原系道士唱的歌曲，后来演变为一种民间曲调。〔２３〕《越缦堂日记》清代李慈铭著，一九二○年商务印书馆曾经影印出版。
〔２４〕何焯（１６６１—１７２２）字屺瞻，江苏长洲（今吴县）人，清代校勘家。康熙时官至编修，因事入狱，所藏书籍（包括他自己的著作）都被没收。康熙帝对这些书曾亲作检查，因未发现罪证，准予免罪并发还藏书。
4、在钟楼上（夜记之二）
也还是我在厦门的时候，柏生〔２〕从广州来，告诉我说，爱而〔３〕君也在那里了。大概是来寻求新的生命的罢，曾经写了一封长信给Ｋ委员〔４〕，说明自己的过去和将来的志望。
“你知道有一个叫爱而的么？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我，我没有看完。其实，这种文学家的样子，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有一天，Ｋ委员对柏生说。
又有一天，柏生又告诉了爱而，爱而跳起来道：“怎么？……怎么说我是反革命的呢？！”
厦门还正是和暖的深秋，野石榴开在山中，黄的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开在楼下。我在用花刚石墙包围着的楼屋里听到这小小的故事，Ｋ委员的眉头打结的正经的脸，爱而的活泼中带着沉闷的年青的脸，便一齐在眼前出现，又仿佛如见当Ｋ委员的眉头打结的面前，爱而跳了起来，——我不禁从窗隙间望着远天失笑了。
但同时也记起了苏俄曾经有名的诗人，《十二个》的作者勃洛克〔５〕的话来：“共产党不妨碍做诗，但于觉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却有妨碍。大作家者，是感觉自己一切创作的核心，在自己里面保持着规律的。”
共产党和诗，革命和长信，真有这样地不相容么？我想。
以上是那时的我想。这时我又想，在这里有插入几句声明的必要：
我不过说是变革和文艺之不相容，并非在暗示那时的广州政府是共产政府或委员是共产党。这些事我一点不知道。只有若干已经“正法”的人们，至今不听见有人鸣冤或冤鬼诉苦，想来一定是真的共产党罢。至于有一些，则一时虽然从一方面得了这样的谥号，但后来两方相见，杯酒言欢，就明白先前都是误解，其实是本来可以合作的。
必要已毕，于是放心回到本题。却说爱而君不久也给了我一封信，通知我已经有了工作了。信不甚长，大约还有被冤为“反革命”的余痛罢。但又发出牢骚来：一，给他坐在饭锅旁边，无聊得很；二，有一回正在按风琴，一个漠不相识的女郎来送给他一包点心，就弄得他神经过敏，以为北方女子太死板而南方女子太活泼，不禁“感慨系之矣”〔６〕了。
关于第一点，我在秋蚊围攻中所写的回信中置之不答。夫面前无饭锅而觉得无聊，觉得苦痛，人之常情也，现在已见饭锅，还要无聊，则明明是发了革命热。老实说，远地方在革命，不相识的人们在革命，我是的确有点高兴听的，然而——没有法子，索性老实说罢，——如果我的身边革起命来，或者我所熟识的人去革命，我就没有这么高兴听。有人说我应该拚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为然，但如叫我静静地坐下，调给我一杯罐头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但是，倘说，你就死心塌地地从饭锅里装饭吃罢，那是不像样的；然而叫他离开饭锅去拚命，却又说不出口，因为爱而是我的极熟的熟人。于是只好袭用仙传的古法，装聋作哑，置之不问不闻之列。只对于第二点加以猛烈的教诫，大致是说他“死板”和“活泼”既然都不赞成，即等于主张女性应该不死不活，那是万分不对的。
约略一个多月之后，我抱着和爱而一类的梦，到了广州，在饭锅旁边坐下时，他早已不在那里了，也许竟并没有接到我的信。
我住的是中山大学中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通称“大钟楼”。一月之后，听得一个戴瓜皮小帽的秘书说，才知道这是最优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但后来我一搬出，又听说就给一位办事员住进去了，莫明其妙。不过当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总还是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地方，所以直到知道办事员搬进去了的那一天为止，我总是常常又感激，又惭愧。
然而这优待室却并非容易居住的所在，至少的缺点，是不很能够睡觉的。一到夜间，便有十多匹——也许二十来匹罢，我不能知道确数——老鼠出现，驰骋文坛，什么都不管。只要可吃的，它就吃，并且能开盒子盖，广州中山大学里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楼上的老鼠，仿佛也特别聪明似的，我在别地方未曾遇到过。到清晨呢，就有“工友”们大声唱歌，——我所不懂的歌。
白天来访的本省的青年，却大抵怀着非常的好意的。有几个热心于改革的，还希望我对于广州的缺点加以激烈的攻击。这热诚很使我感动，但我终于说是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经革命，觉得无甚可以攻击之处，轻轻地推却了。那当然要使他们很失望的。过了几天，尸一〔７〕君就在《新时代》上说：
“……我们中几个很不以他这句话为然，我们以为我们还有许多可骂的地方，我们正想骂骂自己，难道鲁迅先生竟看不出我们的缺点么？……”
其实呢，我的话一半是真的。我何尝不想了解广州，批评广州呢，无奈慨自被供在大钟楼上以来，工友以我为教授，学生以我为先生，广州人以我为“外江佬”，孤孑特立，无从考查。而最大的阻碍则是言语。直到我离开广州的时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语，除一二三四……等数目外，只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几乎无不因为特别而记住的Ｈａｎｂａｒａｎ（统统）和一句凡有学习异地言语者几乎无不最容易学得而记住的骂人话Ｔｉｕ－ｎａ－ｍａ而已。
这两句有时也有用。那是我已经搬在白云路寓屋里的时候了，有一天，巡警捉住了一个窃取电灯的偷儿，那管屋的陈公便跟着一面骂，一面打。骂了一大套，而我从中只听懂了这两句。然而似乎已经全懂得，心里想：“他所说的，大约是因为屋外的电灯几乎Ｈａｎｂａｒａｎ被他偷去，所以要Ｔｉｕ－ｎａ－ｍａ了。”于是就仿佛解决了一件大问题似的，即刻安心归坐，自去再编我的《唐宋传奇集》。
但究竟不知道是否真如此。私自推测是无妨的，倘若据以论广州，却未免太卤莽罢。
但虽只这两句，我却发见了吾师太炎先生〔８〕的错处了。记得先生在日本给我们讲文字学时，曾说《山海经》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这古语至今还留存在广东，读若Ｔｉｕ。故Ｔｉｕｈｅｉ二字，当写作“州戏”，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我不记得他后来可曾将此说记在《新方言》里，但由今观之，则“州”乃动词，非名词也。
至于我说无甚可以攻击之处的话，那可的确是虚言。其实是，那时我于广州无爱憎，因而也就无欣戚，无褒贬。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的。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我那时觉得似乎其实未曾游行，所以也没有特别的骂詈之辞，要专一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但这也许是后来的回忆的感觉，那时其实是还没有如此分明的。
到后来，却有些改变了，往往斗胆说几句坏话。然而有什么用呢？在一处演讲时，我说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当译成广东话时，我觉得这几句话似乎被删掉了。给一处做文章〔９〕时，我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１０〕一般，待到居士〔１１〕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然而终于没有印出，不知所往了……。
广东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里，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爱吃的是“杨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头的，完全失却了本味。汕头的一种较大，却是“三廉”〔１２〕，不中吃了。我常常宣传杨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赞同，这是我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绩。
在钟楼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务主任”的纸冠〔１３〕的时候，是忙碌的时期。学校大事，盖无过于补考与开课也，与别的一切学校同。于是点头开会，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配卷子，……于是又开会，讨论，计分，发榜。工友规矩，下午五点以后是不做工的，于是一个事务员请门房帮忙，连夜贴一丈多长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于是又写榜。于是辩论：分数多寡的辩论；及格与否的辩论；教员有无私心的辩论；优待革命青年，优待的程度，我说已优，他说未优的辩论；补救落第，我说权不在我，他说在我，我说无法，他说有法的辩论；试题的难易，我说不难，他说太难的辩论；还有因为有族人在台湾，自己也可以算作台湾人，取得优待“被压迫民族”的特权与否的辩论；还有人本无名，所以无所谓冒名顶替的玄学底辩论……。这样地一天一天的过去，而每夜是十多匹——或二十匹——老鼠的驰骋，早上是三位工友的响亮的歌声。
现在想起那时的辩论来，人是多么和有限的生命开着玩笑呵。然而那时却并无怨尤，只有一事觉得颇为变得特别：对于收到的长信渐渐有些仇视了。
这种长信，本是常常收到的，一向并不为奇。但这时竟渐嫌其长，如果看完一张，还未说出本意，便觉得烦厌。有时见熟人在旁，就托付他，请他看后告诉我信中的主旨。
“不错。‘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我一面想。
我当时是否也如Ｋ委员似的眉头打结呢，未曾照镜，不得而知。仅记得即刻也自觉到我的开会和辩论的生涯，似乎难以称为“在革命”，为自便计，将前判加以修正了：“不。‘反革命’太重，应该说是‘不革命’的。然而还太重。其实是，——写长信，不过是吃得太闲空罢了。”
有人说，文化之兴，须有余裕，据我在钟楼上的经验，大致是真的罢。闲人所造的文化，自然只适宜于闲人，近来有些人磨拳擦掌，大鸣不平，正是毫不足怪，——其实，便是这钟楼，也何尝不造得蹊跷。但是，四万万男女同胞，侨胞，异胞之中，有的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１４〕，有的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１５〕。怎不造出相当的文艺来呢？只说文艺，范围小，容易些。那结论只好是这样：有余裕，未必能创作；而要创作，是必须有余裕的。故“花呀月呀”，不出于啼饥号寒者之口，而“一手奠定中国的文坛”〔１６〕，亦为苦工猪仔所不敢望也。
我以为这一说于我倒是很好的，我已经自觉到自己久已不动笔，但这事却应该归罪于匆忙。
大约就在这时候，《新时代》上又发表了一篇《鲁迅先生往那里躲》，宋云彬〔１７〕先生做的。文中有这样的对于我的警告：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曾恢复他‘呐喊’的勇气，并且似乎在说‘在北方时受着种种迫压，种种刺激，到这里来没有压迫和刺激，也就无话可说了’。噫嘻！异哉！
鲁迅先生竟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里去了。旧社会死去的苦痛，新社会生出的苦痛，多多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视无睹！他把人生的镜子藏起来了，他把自己回复到过去时代去了，噫嘻！异哉！鲁迅先生躲避了。”
而编辑者还很客气，用案语声明着这是对于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怂恿，并非恶意的笑骂的文章。这是我很明白的，记得看见时颇为感动。因此也曾想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写一点东西，声明我虽不呐喊，却正在辩论和开会，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只吃一条鱼，也还未失掉了勇气。《在钟楼上》就是豫定的题目。然而一则还是因为辩论和开会，二则因为篇首引有拉狄克〔１８〕的两句话，另外又引起了我许多杂乱的感想，很想说出，终于反而搁下了。那两句话是：“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
但拉狄克的话，是为了叶遂宁〔１９〕和梭波里〔２０〕的自杀而发的。他那一篇《无家可归的艺术家》译载在一种期刊上时，曾经使我发生过暂时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但叶遂宁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
但我初到广州的时候，有时确也感到一点小康。前几年在北方，常常看见迫压党人，看见捕杀青年，到那里可都看不见了。后来才悟到这不过是“奉旨革命”的现象，然而在梦中时是委实有些舒服的。假使我早做了《在钟楼上》，文字也许不如此。无奈已经到了现在，又经过目睹“打倒反革命”的事实，纯然的那时的心情，实在无从追蹑了。现在就只好是这样罢。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海《语丝》第四卷第一期。
〔２〕柏生即孙伏园（１８９４—１９６６），浙江绍兴人，曾任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语丝》的编辑。当时在厦门大学工作。〔３〕爱而指李遇安，《语丝》、《莽原》的投稿者。一九二六年为广州中山大学职员，不久离去。
〔４〕Ｋ委员指顾孟余，国民党政客。当时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５〕勃洛克（ＡAＡANFKO，１８８０—１９２１）苏联诗人。《十二个》是他一九一八年创作的反映十月革命的长诗。这里的引语，原出娜杰日达·帕夫洛维奇的《回忆勃洛克》（见《凤凰·文艺·科学与哲学论文集》第一集，一九二二年莫斯科篝火出版社出版）。〔６〕“感慨系之矣”语见晋代王羲之《兰亭集序》。〔７〕尸一即梁式，广东台山人，当时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的编辑，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这里的引文，见他所作的《鲁迅先生在茶楼上》。
〔８〕太炎先生章炳麟（１８６９—１９３６），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作者留学日本时曾听他讲授《说文解字》。《新方言》是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的著作之一，共十一卷，书末附有《岭外三州语》一卷，现收入《章氏丛书》。“其州在尾上”，原语出《山海空·北山经》；章太炎对于“州”字的解释，见《新方言·释形体》。〔９〕指《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载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现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１０〕大乘佛教公元一、二世纪间形成的佛教宗派。大乘是对小乘而言。小乘佛教主张“自我解脱”，要求苦行修炼；大乘佛教则主张“救度一切众生”，强调尽人皆可成佛，一切修行应以利他为主。〔１１〕居士这里指在家修行的佛教徒。
〔１２〕三廉形似杨桃而略大的水果。
〔１３〕纸冠高长虹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攻击鲁迅说：“直到实际的反抗者从哭声中被迫出校后……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
〔１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语见《论语·阳货》。〔１５〕“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语见《论语·卫灵公》。〔１６〕“一手奠定中国的文坛”这是新月书店吹嘘徐志摩的话。一九二七年春该店创办时，在《开幕纪念刊》的“第一批出版新书预告”中，介绍徐志摩的诗，说他“一只手奠定了一个文坛的基础”。〔１７〕宋云彬（１８９７—１９７９）浙江海宁人，作家。当时任《黄埔日报》编辑。
〔１８〕拉狄克（ＫANAPIQGO，１８８５—？）苏联政论家。早年曾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九三七年以“阴谋颠覆苏联”罪受审。他写的《无家可归的艺术家》，刘一声译，载《中国青年》第六卷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１９〕叶遂宁（ＣAＡARSGJTJ，１８９５—１９２５）通译叶赛宁，苏联诗人。他以描写宗法制度下农村田园生活的抒情诗著称，作品多流露忧郁情调，曾参加资产阶级意象派文学团体。十月革命时向往革命，写过一些赞扬革命的诗如《苏维埃俄罗斯》等，但革命后陷入苦闷，终于自杀。
〔２０〕梭波里（ＡAUKVKFW，１８８８—１９２６）苏联“同路人”作家∷谑赂*命后曾经接近革命，但终因不满于当时现实而自杀。
5、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并来信）
鲁迅先生：
顷发一挂号信，以未悉先生住址，由中山大学转奉，嗣恐先生未能接到，特探得尊寓所在，另钞一分奉览。敬请大安。
颉刚敬上。十六，七，廿四。
钞件
鲁迅先生：
颉刚不知以何事开罪于先生，使先生对于颉刚竟作如此强烈之攻击，未即承教，良用耿耿。前日见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先生及谢玉生先生通信，始悉先生等所以反对颉刚者，盖欲伸党国大义，而颉刚所作之罪恶直为天地所不容，无任惶骇。诚恐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当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不胜感盼。敬请大安，谢先生处并候。
中华民国十六年七月廿四日回信
颉刚先生：
来函谨悉，甚至于吓得绝倒矣。先生在杭盖已闻仆于八月中须离广州之讯，于是顿生妙计，命以难题。如命，则仆尚须提空囊赁屋买米，作穷打算，恭候偏何来迟，提起诉讼。不如命，则先生可指我为畏罪而逃也；而况加以照例之一传十，十传百乎哉？但我意早决，八月中仍当行，九月已在沪。江浙俱属党国所治，法律当与粤不异，且先生尚未启行，无须特别函挽听审，良不如请即就近在浙起诉，尔时仆必到杭，以负应负之责。倘其典书卖裤，居此生活费綦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或将提起之诉讼，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中央日报副刊》未见；谢君〔２〕处恕不代达，此种小傀儡，可不做则不做而已，无他秘计也。此复，顺请著安！
鲁迅。
BB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顾颉刚，江苏吴县人，历史学家。一九二六年与作者同在厦门大学任教，一九二七年作者到广州不久，他也往中山大学任教，这年暑假去杭州为学校购书。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一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第四十八号发表编者孙伏园的《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一文，其中引用谢玉生和鲁迅给编者的两封信。谢玉生信中说：“迅师本月二十号，已将中大所任各职，完全辞卸矣。中大校务委员会及学生方面，现正积极挽留，但迅师去志已坚，实无挽留之可能了。迅师此次辞职之原因，就是因顾颉刚忽然本月十八日由厦来中大担任教授的原故。顾来迅师所以要去职者，即是表示与顾不合作的意思。原顾去岁在厦大造作谣言，诬蔑迅师；迄厦大风潮发生之后，顾又背叛林语堂先生，甘为林文庆之谋臣，伙同张星YR、张颐、黄开宗等主张开除学生，以致此项学生，至今流离失所；这是迅师极伤心的事。”鲁迅信中说：“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所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
〔２〕谢君谢玉生，湖南耒阳人，作者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时的学生。
6、匪笔三篇
今之“正人君子”，论事有时喜欢讲“动机”〔２〕。案动机，我自己知道，绍介这三篇文章是未免有些有伤忠厚的。旅资将尽，非逐食不可了，许多人已知道我将于八月中走出广州。七月末就收到了一封所谓“学者”的信，说我的文字得罪了他，“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且叫我“暂勿离粤，以俟开审”。命令被告枵腹恭候于异地，以俟自己雍容布置，慢慢开审，真是霸道得可观。第二天偶在报纸上看见飞天虎寄亚妙信，有“提防剑仔〔３〕”的话，不知怎地忽而欣然独笑，还想到别的两篇东西，要执绍介之劳了。这种拉扯牵连，若即若离的思想，自己也觉得近乎刻薄，——但是，由它去罢，好在“开审”时总会结帐的。
在我的估计上，这类文章的价值却并不在文人学者的名文之下。先前也曾收集，得了五六篇，后来只在北京的《平民周刊》〔４〕上发表过一篇模范监狱里的一个囚人的自序，其余的呢，我跑出北京以后，不知怎样了，现在却还想搜集。要夸大地说起来，则此类文章，于学术上也未始无用；我记得Ｌｏｍｂｒｏｓｏ〔５〕所做的一本书——大约是《天才与狂人》，请读者恕我手头无书，不能指实——后面，就附有许多疯子的作品。然而这种金字招牌，我辈却无须挂起来。
这回姑且将现成的三篇介绍，都是从香港《循环日报》〔６〕上采取的。以其都不是韵文，所以取阮氏《文笔对》〔７〕之说，名之曰：笔。倘有好事之徒，寄我材料，无任欢迎。但此后拟不限有韵无韵，并且廓大范围，并收土匪，骗子，犯人，疯子等等的创作。但经文人润色，或拟作赝作者不收。其实，古如陈涉帛书〔８〕，米巫题字〔９〕，近如义和团传单〔１０〕，同善社乩笔〔１１〕，也都是这一流。我想，凡见于古书的，也都可以抄出来编为一集，和现在的来比照，看思想手段，有什么不同。
来件想托北新书局代收，当择尤发表，——但这是我倘不忙于“以俟开审”或下了牢监的话。否则，自己的文章也就是材料，不必旁搜博采了。
闲话休题，言归正传：一撕票布告潘平广州佛山缸瓦栏维新码头发现烂艇一艘，有水浸淹其中，用蓑衣覆盖男子尸身一具，露出手足，旁有粗碗一只，白旗一面，书明云云。由六区水警，将该尸艇移泊西医院附近。验得该尸颈旁有一枪孔，直贯其鼻，显系生前轰毙。查死者年约三十岁，乃穿短线衫裤，剪平头装者。
南海紫洞潘平布告。
为布告事：昨四月念六日，在禄步共掳得乡人十余名，困留月余，并望赎音。兹提出禄步笋洞沙乡，姓许名进洪一名，枪毙示众，以儆其余。四方君子，特字周知，切勿视财如命！此布。（据七月十三日《循环报》。）二致信女某书金吊桶广西梧州洞天酒店相命家金吊桶，原名黄卓生，新会人，日前有行骗陈社恩，黄心，黄作梁夫妇银钱单据，为警备司令部将其捕获，又搜获一封固之信，内空白信笺一张，以火烘之，发现字迹如下：今日民国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吕纯阳先师下降，查明汝信女系广西人。汝今生为人，心善清洁，今天上玉皇赐横财四千五百两银过你，汝信享福养儿育女。但此财分作八回中足，今年七月尾只中白鸽票七百五十元左右。
老来结局有个子，第三位有官星发达，有官太做。但汝终身要派大三房妾伴，不能坐正位。今生条命极好。汝前世犯了白虎五鬼天狗星，若想得横财旺子，要用六元六毫交与金吊桶先生代汝解除，方得平安无事。若不信解除，汝条命得来十分无夫福无子福，有子死子，有夫死夫。但见字要求先生共汝解去此凶星为要可也。汝想得财得子者，为夫福者，有夫权者，要求先生共汝行礼，交合阴阳一二回，方可平安。如有不顺从先生者，汝条命冇好处，无安乐也。……（据七月二十六日《循环报》。）
三诘妙嫦书飞天虎香港永乐街如意茶楼女招待妙嫦，年仅双十，寓永吉街三十号二楼。七月二十九日晚十一时许，散工之后，偕同女侍三数人归家，道经大道中永吉街口，遇大汉三四人，要截于途，诘妙嫦曰：汝其为妙玲乎？嫦不敢答，闪避而行。讵大汉不使去，逞凶殴之，凡两拳，且曰：汝虽不语，固认识汝之面目者也！嫦被殴，大哭不已，归家后，以为大汉等所殴者为妙玲，故尚自怨无辜被辱，不料翌早复接恐吓信一通，按址由邮局投至，遂知昨晚之被殴，确为寻己，乃将事密报侦探，并告以所疑之人，务使就捕雪恨云。
亚妙女招待看！启者：久在如意茶楼，用诸多好言，殴辱我兄弟，及用滚水来陆之兄弟，灵端相劝，置之不理，与续大发雌雄，反口相齿，亦所谓恶不甚言矣。昨晚在此二人殴打已捶，亦非介意，不过小小之用。刻下限你一星期内答复，妥讲此事，若有无答复，早夜出入，提防剑仔，决列对待，及难保性命之虞，勿怪书不在先，至于死地之险也。诸多未及，难解了言，顺候，此询危险。
七月初一晚，卅六友飞天虎谨。（据八月一日《循环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十年九月十日北京《语丝》第一四八期。
〔２〕“动机”陈源的话，见《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闲话》：“一件艺术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造冲动，是不是常常还夹杂别种动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的动机？”
〔３〕剑仔广州话：匕首。
〔４〕《平民周刊》即《民众文艺》，北京《京报》附出的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创刊。鲁迅曾为该刊撰稿，并校阅过自创刊号至第十六号中的一些稿件。一个囚人的自序，即《一个“罪犯”的自述》，该文曾由鲁迅加上按语，发表于《民众文艺》第二十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５〕Ｌｏｍｂｒｏｓｏ龙勃罗梭（１８３６—１９０９），意大利精神病学者，刑事人类学派的代表。他认为“犯罪”是自有人类以来长期遗传的结果，提出荒谬的“先天犯罪”说，主张对“先天犯罪”者采取死刑、终身隔离、消除生殖机能等以“保卫社会”。著有《天才论》、《犯罪者论》等。他的学说曾被德国法西斯采用。
〔６〕《循环日报》香港出版的中文报纸，一八七四年一月由王韬创办，约于一九四七年停刊。
〔７〕《文笔对》清代阮福为回答他父亲阮元的提问而作。它“综合六朝唐人之所谓文所谓笔与宋明之说不同而见于书史者，不分年代类列之，以明其体”。阮福认为：“有情辞声韵者为文”，“直言无文采者为笔”。这篇文章收入他所编的《文笔考》，又见阮元的《"C经室三集·学海堂文笔策问》。
〔８〕陈涉帛书陈胜（？——前２０８）字涉，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秦二世元年（前２０９），他和吴广被派戍守渔阳，走到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因雨误期，按秦代法律将被斩首，于是揭竿起义。据《史记·陈涉世家》，起义前夕，“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
〔９〕米巫题字据《后汉书·刘焉传》，东汉张陵于“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后来，张陵被尊为“张天师”，并奉为道教的创始人，他的道徒与巫觋一样，都以符箓为术。符箓，是在纸或布上划的似字非字的图形，他们用以“祭祷”、“治病”和“驱使鬼神”。〔１０〕义和团传单十九世纪末，反帝爱国组织义和团的活动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在一些宣言和传单中，往往借用神灵、符咒来号召群众：如“口头咒语学真言，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备等众神仙。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玩。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见《拳匪纪事》）
〔１１〕同善社封建迷信的道门组织。乩笔，扶乩的人假托鬼神降临，用木锥在沙盘上划出的“文字”。内容是与人唱和、示人吉凶，或为病人开具药方等等。
7、某笔两篇
昨天又得幸逢了两种奇特的广告，仍敢执绍介之劳。标点是我所加的，以醒眉目。该称什么笔呢，想了两天两夜，没有好结果。姑且称为“某笔”，以俟博雅君子教正。这回的“动机”比较地近于纯正，除希望“有目共赏”外，似乎并不含有其他的副作用了。但又发生了一种妄想。记得前清时，曾有一种专选各种报上较好的论说的，叫作《选报》〔２〕。现在如有好事之徒，也还可以办这一类的刊物。每省须有访员数人，专收该地报上奇特的社论，记事，文艺，广告等等，汇刊成册，公之于世。则其显示各种“社会相”也，一定比游记之类要深切得多。不知ＣＦ男士〔３〕以为何如？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午饭之前。
其一
熊仲卿榜名文蔚。历任民国县长，所长，处长，局长，厅长。通儒，显宦，兼作良医，尤擅女科。住本港跑马地黄泥涌道门牌五十五号一楼中医熊寓，每日下午应诊及出诊。电话总局五二七零。
（右一则见九月二十一日香港《循环日报》。）
谨案：以吾所闻，向来或称世医，以其数代为医也；或称儒医，以其曾做八股也；或称官医，以其亦为官家所雇也；或称御医，以其曾经走进（？）太医院〔４〕也。若夫“县长，所长，处长，局长，厅长。通儒，显宦”，而又“兼作良医”，则诚旷古未有者矣。而五“长”做全，尤为难得云。
其二
征求父母广告余现已授中等教育有年，品行端正，纯无嗜好。因不幸父母相继逝世，余独取家资，来学广州。自思自觉单身儿子，有非常之寂寞。于是自愿甘心为人儿子。并自愿倾家产而从四方人事而无儿子者。有相当之家庭，且欲儿子者，请来函报告（家庭状况经济地位若何），并写明通讯地址。俟我回复，方接洽面商。阅报诸君而能介绍我好事成功者，应以百金敬酬。不成功者，当有谢谢。申一○六通讯处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余希成具。
（右一则见同日广州《民国日报》。）
谨案：我辈生当浇漓之世，于“征求伴侣”等类广告，早经司空见惯，不以为奇。昔读茅泮林所辑《古孝子传》〔５〕，见有三男皆无母，乃共迎养一不相干之老妪，当作母亲一事，颇以为奇。然那时孝廉方正〔６〕，可以做官，故尚能疑为别有作用也。而此广告则挟家资以求亲，悬百金而待荐，雒诵之余，乌能不欣人心之复返于淳古，表而出之，以为留心世道者告，而为打爹骂娘者劝哉？特未知阅报诸君，可知广州有欲儿子者否？要知道倘为介绍，即使好事不成，亦有“谢谢”者也。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语丝》第一五六期。
〔２〕《选报》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在上海出版的一种杂志。
〔３〕ＣＦ男士指李小峰（１８９７—１９７１），江苏江阴人，当时北新书局主持人。该书局出版的非洲须莱纳尔（ＯｌｉｖｅＳｃｈｒｅｉｎｅｒ）所著《梦》的中译本，译者张近芬署名为ＣＦ女士。这里是对李小峰的戏称。〔４〕太医院宫廷医疗机构。
〔５〕《古孝子传》清代茅泮林从类书中辑录刘向、萧广济、王歆、王韶之、周景式、师觉授、宋躬、虞盘佑、郑缉等已散佚的《孝子传》成书。这里引述的事，见该书《五郡孝子》篇。“三男”应是“五男”。
〔６〕孝廉方正汉代选拔官吏，有孝廉和贤良方正的科目，由地方向朝廷荐举“孝子”、“直言极谏者”，中选的授予官职。清代合孝廉和贤良方正为孝廉方正科。
8、述香港恭祝圣诞
记者先生：
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２〕孔夫子圣诞，香港恭祝，向称极盛。盖北方仅得东邻〔３〕鼓吹，此地则有港督督率，实事求是，教导有方。侨胞亦知崇拜本国至圣，保存东方文明，故能发扬光大，盛极一时也。今年圣诞，尤为热闹，文人雅士，则在陶园雅集，即席挥毫，表示国粹。各学校皆行祝圣礼，往往欢迎各界参观，夜间或演新剧，或演电影，以助圣兴。超然学校每年祝圣，例有新式对联，贴于门口，而今年所制，尤为高超。今敬谨录呈，乞昭示内地，以愧意欲打倒帝国主义者：
乾男校门联
本鲁史，作《春秋》，罪齐田恒，〔４〕地义天经，打倒贼子乱臣，免得赤化宣传，讨父仇孝，共产公妻，破坏纲常伦纪。
堕三都，出藏甲，〔５〕诛少正卯，〔６〕风行雷厉，铲除贪官悍吏，训练青年德育，修身齐家，爱亲敬长，挽回世道人心。
坤女校门联
母凭子贵，妻藉夫荣，方今祝圣诚心，正宜遵懔三从，岂可开口自由，埋口自由，一味误会自由，趋附潮流成水性。
男禀乾刚，女占坤顺，〔７〕此际尊孔主义，切勿反违四德，动说有乜所谓，冇乜所谓，至则不知所谓，随同社会出风头。
埋犹言合，乜犹言何，冇犹言无，盖女子小人，不知雅训，故用俗字耳。舆论之类，琳琅尤多，今仅将载于《循环日报》者录出一篇，以见大概：孔诞祝圣言感佩蘅
金风送爽。凉露惊秋。转瞬而孔诞时期届矣。迩来圣教衰落。邪说嚣张。礼孔之举。惟港中人士。犹相沿奉行。至若内地。大多数不甚注意。盖自新学说出。而旧道德日即于沦亡。自新人物出。而古圣贤胥归于淘汰。
一般学子。崇持列宁马克思种种谬说。不惜举二千年来炳若日星之圣教。摧陷而廓清之。其诋人也。不曰腐化即曰老朽。实则若曹少不更事。卤莽灭裂。不惜假新学说以便其私图。而古人之大义微言。俨如肉中刺。眼中钉。必欲拔除之而后快。孔子且在于打倒之列。更何有孔诞之可言。呜呼。长此以往。势不至等人道于禽兽不止。何幸此海隅之地。古风未泯。经教犹存。当此祝圣时期。济济跄跄一时称盛耶。虽然。吾人祝圣。特为此形式上之纪念耳。尤当注重孔教之精神。孔教重伦理。重实行。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由近及远。由内及外。皆有轨道之可循。天不变道亦不变。自有碻凿之理由在。虽暴民嚣张。摧残圣教。然浮云之翳。何伤日月之明。吾人当蒙泉剥果〔８〕之余。伤今思古。首当发挥大义。羽翼微言。子舆氏谓能言距杨墨〔９〕者。圣人之徒。生今之世。群言淆乱。异说争鸣。众口铄金。积非成是。与圣教为难者。向只杨墨。就贵词而辟之。为吾道作干城。树中流之砥柱。若乎张皇耳目。涂饰仪文。以敷衍为心。作例行之举。则非吾所望于祝圣诸公也。感而书之如此。香港孔圣会则于是日在太平戏院日夜演大尧天班。其广告云：祝大成之圣节，乐奏钧天，彰正教于人群，欢腾大地。我国数千年来，崇奉孔教，诚以圣道足以维持风化，挽救人心者也。本会定期本月廿七日演大尧天班。是日演《加官大送子》，《游龙戏凤》。夜通宵先演《六国大封相》及《风流皇后》新剧。查《风流皇后》一剧，情节新奇，结构巧妙。惟此剧非演通宵，不能结局，故是晚经港政府给发数特别执照。演至通宵。……预日沽票处在荷李活道中华书院孔圣会办事所。
丁卯年八月廿四日，香港孔圣会谨启。
《风流皇后》之名，虽欠雅驯，然“子见南子”〔１０〕，《论语》不讳，惟此“海隅之地，古风未泯”者，能知此意耳。余如各种电影，亦复美不胜收，新戏院则演《济公传》四集，预告者尚有《齐天大圣大闹天宫》，新世界有《武松杀嫂》，全系国粹，足以发扬国光。皇后戏院之《假面新娘》虽出邻邦，然观其广告云：“孔子有言，‘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请君今日来看《假面新娘》以证孔子之言，然后知圣人一言而为天下法，所以不愧称为万世师表也。”则固亦有裨圣教者耳。嗟夫！乘桴浮海〔１１〕，曾闻至圣之微言，崇正辟邪，幸有大英之德政。爱国劬古之士，当亦必额手遥庆，恨不得受一廛而为氓〔１２〕也。专此布达，即颂辑祺。
圣诞后一日，华约瑟谨启。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语丝》第一五六期，发表时用致编者信的形式，刊于“来函照登”栏内，题目为作者编入本书时所加。
〔２〕文宣正大成至圣先师这是封建统治者加给孔丘的谥号。唐开元二十七年（７３９）加谥孔丘为文宣王；后来宋元明各朝都有加谥；清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又加谥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３〕东邻指日本。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有些人曾组织“斯文会”，尊奉儒教。
〔４〕《春秋》编年体春秋史，相传系孔丘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改订而成。罪齐田恒，据《春秋左氏传》哀公十四年记载：“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齐（斋），而请伐齐三。”陈恒，即田恒。他于公元前四八五年杀了齐简公（即壬），孔丘认为他是乱臣贼子，所以迫切要求鲁哀公出兵讨伐。
〔５〕堕三都，出藏甲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丘做鲁司寇时，见孟孙、叔孙和季孙三家掌握实权，自建都城，俨如一个国家，便向鲁定公进言：要使“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并“使仲由（即孔丘学生子路）为季氏宰，将堕三都”。结果堕毁了叔孙氏的都和季孙氏的费都。
〔６〕诛少正卯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十四年（前４９７）孔丘在鲁“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７〕男禀乾刚，女占坤顺《周易·系辞》：“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同书《说卦》又说：“乾，健也；坤，顺也。”〔８〕蒙泉剥果蒙、剥，是《周易》中的两个卦名；泉和果是解释这两个卦使用的比喻。蒙泉剥果，大意是指人们愚昧，世道衰微。〔９〕子舆氏即孟轲。这里所引他的话，见《孟子·滕文公》：“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杨墨，指杨朱和墨翟。〔１０〕“子见南子”见《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南子，春秋时卫灵公夫人。
〔１１〕乘桴浮海语见《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桴，竹木编的小筏。
〔１２〕受一廛而为氓语见《孟子·滕文公》。廛，古代城市平民住宅区。氓，居民。
9、吊与贺
《语丝》在北京被禁之后，一个相识者寄给我一块剪下的报章，是十一月八日的北京《民国晚报》的《华灯》栏，内容是这样的：
吊丧文孔伯尼
顷闻友云：“《语丝》已停”，其果然欤？查《语丝》问世，三年于斯，素无余润，常经风波。以久特闻，迄未少衰焉。方期益臻坚壮，岂意中道而崩？“闲话”失慎，“随感”伤风欤？抑有他故耶？岂明〔２〕老人再不兴风作浪，叛徒首领〔３〕无从发令施威；忠臣孝子，或可少申余愤；义士仁人，大宜下井投石。“语丝派”已亡，众怒少息，“拥旗党”〔４〕犹在，五色何忧？从此狂澜平静，邪说歼绝。有关风化，良匪浅鲜！则《语丝》之停也，岂不懿欤？所惜者余孽未尽，祸根犹存，复萌故态，诚堪预防！
自宜除恶务尽，何容姑息养奸？兴仁义师，招抚并用；设文字狱，赏罚分明。打倒异端，惩办祸首；以安民心，而属众望。岂惟功垂不朽；易止德及黎庶？抑亦国旗为荣耶？效《狂飙》〔５〕之往例，草《语丝》之哀辟，当仁不让，舍我其谁？朝野君子，乞勿忽之。
未废标点，已禁语体之秋，阳历晦日，杏坛上。
先前没有想到，这回却记得起来了。去年我在厦门岛上时，也有一个朋友剪寄我一片报章，是北京的《每日评论》，日子是“丙寅年十二月二十……”，阳历的日子被剪掉了。内容是这一篇：
挽狂飙燕生〔６〕不料我刚作了《读狂飙》一文之后，《狂飙》疾终于上海正寝的讣闻随着就送到了。本来《狂飙》的不会长命百岁，是我们早已料到的，但它夭折的这样快，却确乎“出人意表之外”。尤其是当这与“思想界的权威者”〔７〕正在宣战的时候，而突然得到如此的结果，多心的人也许会猜疑到权威者的反攻战略上面，“这话当然不确”，“不过”自由批评家所走不到的光华书局，“思想界的权威”也许竟能走得到了，于是乎《狂飙》乃停，于是乎《狂飙》乃不得不停。
但当今之世，权威亦多矣，《狂飙》所得罪者不知是南方之强欤？北方之强欤？抑……欤？
思想家究竟不如武人爽快，《狂飙》虽停，而长虹〔８〕终于能安然走到北京，这个，我们倒要向长虹道贺。
呜呼！回想非宗教大同盟〔９〕轰轰烈烈之际，则有五教授慨然署名于拥护思想自由之宣言，曾几何时，而自由批评已成为反动者唯一之口号矣。自由乎！自由乎！其随线装书以入于毛厕坑中乎！嘻嘻！咄咄！
《语丝》本来并非选定了几个人，加以恭维或攻击或诅咒之后，便将作者和刊物的荣枯存灭，都推在这几个人的身上的出版物。但这回的禁终于燕京北寝的讣闻，却“也许”不“会猜疑到权威者的反攻战略上面”去了罢。诚然，我亦觉得“思想家究竟不如武人爽快”也！但是，这个，我倒要向燕生和五色国旗道贺。
十二月四日，于上海正寝。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语丝》第四卷第三期。
〔２〕岂明即周作人（１８８５—１９６７），浙江绍兴人，《语丝》的编者和主要撰稿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３〕叛徒首领指鲁迅。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载有霉江致鲁迅的信，其中有“青年叛徒领导者”的话，陈西滢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致志摩》，说鲁迅不配作“青年叛徒的首领”。
〔４〕“拥旗党”指国家主义派。他们拥护北洋军阀，反对革命，曾发起保护五色旗的“护旗运动”。五色，指五色旗，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华民国的国旗，用红、黄、蓝、白、黑五色横列组成。〔５〕《狂飙》文学周刊，狂飙社的高长虹等人编辑。一九二六年十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七年一月出至第十七期停刊。光华书局出版。
〔６〕燕生常燕生，山西榆次人，国家主义派分子。曾参加过狂飙社。
〔７〕“思想界的权威者”一九二五年八月四日北京《民报》分别在《京报》、《晨报》刊登发刊广告，内称“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著”。后来有些人就引用这称号来讽刺鲁迅。
〔８〕长虹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他曾经一度和鲁迅接近，不久即对鲁迅肆意进行攻击和诽谤。〔９〕非宗教大同盟指在北京、上海等地成立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它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五日在上海《先驱》半月刊上发表宣言、通电和章程，并在群众中散发传单，组织讲演会，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当时北京大学周作人、沈士远等五教授站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上，反对“同盟”的意见，发表信教自由的宣言。
10、“醉眼”中的朦胧
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他们大抵将全力用尽在伟大或尊严的名目上，不惜将内容压杀。连产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显出拚命的挣扎和突变来。作者呢，有几个是初见的名字，有许多却还是看熟的，虽然有时觉得有些生疏，但那是因为停笔了一年半载的缘故。他们先前在做什么，为什么今年一齐动笔了？说起来怕话长。要而言之，就因为先前可以不动笔，现在却只好来动笔，仍如旧日的无聊的文人，文人的无聊一模一样。这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大家都有些自觉的，所以总要向读者声明“将来”：不是“出国”，“进研究室”，便是“取得民众”。功业不在目前，一旦回国，出室，得民之后，那可是非同小可了。自然，倘有远识的人，小心的人，怕事的人，投机的人，最好是此刻豫致“革命的敬礼”。一到将来，就要“悔之晚矣”了。
然而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虽然是冯乃超的所谓“醉眼陶然”〔２〕——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和他们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笔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气，然而有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维现在的主子，于是在这里留着一点朦胧。和他们瓜葛已断，或则并无瓜葛，走向大众去的，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但笔下即使雄纠纠，对大家显英雄，会忘却了他们的指挥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这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于是想要朦胧而终于透漏色彩的，想显色彩而终于不免朦胧的，便都在同地同时出现了。
其实朦胧也不关怎样紧要。便在最革命的国度里，文艺方面也何尝不带些朦胧。然而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惟有中国特别，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３〕了，而对于中国“目前的情状”，却只觉得在“事实上，社会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４〕，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５〕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剥去和抗争，也不过是“咬文嚼字”，并非“直接行动”。〔６〕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可惜略迟了一点，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７〕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复活的批评家成仿吾总算离开守护“艺术之宫”的职掌，〔８〕要去“获得大众”，并且给革命文学家“保障最后的胜利”〔９〕了。这飞跃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弄文艺的人们大抵敏感，时时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没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拚命向各处抓攫。二十世纪以来的表现主义〔１０〕，踏踏主义〔１１〕，什么什么主义的此兴彼衰，便是这透露的消息。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何况“呜呼！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虽然也可以向资产阶级去，但也能够向无产阶级去的呢。
这类事情，中国还在萌芽，所以见得新奇，须做《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那样的大题目，但在工业发达，贫富悬隔的国度里，却已是平常的事情。或者因为看准了将来的天下，是劳动者的天下，跑过去了；或者因为倘帮强者，宁帮弱者，跑过去了；或者两样都有，错综地作用着，跑过去了。也可以说，或者因为恐怖，或者因为良心。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资产阶级根性，拉“大众”来作“给与”和“维持”的材料，文章完了，却正留下一个不小的问题：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
这实在还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贺之下，也从今年产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１２〕，索性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但无须无产者自己来写；无论出身是什么阶级，无论所处是什么环境，只要“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但他一看见“以趣味为中心”的可恶的“语丝派”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旧“要问甘人君，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１３〕我的阶级已由成仿吾判定：“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１４〕我们的批判者才将创造社的功业写出，加以“否定的否定”，要去“获得大众”的时候，〔１５〕便已梦想“十万两无烟火药”，并且似乎要将我挤进“资产阶级”去（因为“有闲就是有钱”云），我倒颇也觉得危险了。后来看见李初梨说：“我以为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过我们先要审察他们的动机。……”〔１６〕这才有些放心，但可虑的是对于我仍然要问阶级。“有闲便是有钱”；倘使无钱，该是第四阶级〔１７〕，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了罢，但我知道那时又要问“动机”。总之，最要紧是“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回可不能只是“获得大众”便算完事了。横竖缠不清，最好还是让李初梨去“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１８〕，让成仿吾去坐在半租界里积蓄“十万两无烟火药”，我自己是照旧讲“趣味”。
那成仿吾的“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切齿之声，在我是觉得有趣的。因为我记得曾有人批评我的小说，说是“第一个是冷静，第二个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１９〕“冷静”并不算好批判，但不知怎地竟像一板斧劈着了这位革命的批评家的记忆中枢似的，从此“闲暇”也有三个了。倘有四个，连《小说旧闻钞》也不写，或者只有两个，见得比较地忙，也许可以不至于被“奥伏赫变”〔２０〕（“除掉”的意思，Ａｕｆｈｅｂｅｎ的创造派的译音，但我不解何以要译得这么难写，在第四阶级，一定比照描一个原文难）罢，所可惜的是偏偏是三个。但先前所定的不“努力表现自己”之罪〔２１〕，大约总该也和成仿吾的“否定的否定”，一同勾消了。
创造派“为革命而文学”，所以仍旧要文学，文学是现在最紧要的一点，因为将“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一到“武器的艺术”的时候，便正如“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２２〕的时候一般，世界上有先例，“徘徊者变成同意者，反对者变成徘徊者”〔２３〕了。
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的问题：为什么不就到“武器的艺术”呢？
这也很像“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２４〕。但当现在“无产者未曾从有产者意识解放以前”〔２５〕，这问题是总须起来的，不尽是资产阶级的退兵或反攻的毒计。因为这极彻底而勇猛的主张，同时即含有可疑的萌芽了。那解答只好是这样：因为那边正有“武器的艺术”，所以这边只能“艺术的武器”。
这艺术的武器，实在不过是不得已，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但革命的艺术家，也只能以此维持自己的勇气，他只能这样。倘他牺牲了他的艺术，去使理论成为事实，就要怕不成其为革命的艺术家。因此必然的应该坐在无产阶级的阵营中，等待“武器的铁和火”出现。这出现之际，同时拿出“武器的艺术”来。倘那时铁和火的革命者已有一个“闲暇”，能静听他们自叙的功勋，那也就成为一样的战士了。最后的胜利。然而文艺是还是批判不清的，因为社会有许多层，有先进国的史实在；要取目前的例，则《文化批判》已经拖住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２６〕，《创造月刊》也背了Ｖｉｇｎｙ在“开步走”〔２７〕了。
倘使那时不说“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迟滞是“语丝派”之所为，给人家扫地也还可以得到半块面包吃，我便将于八时间工作之暇，坐在黑房里，续钞我的《小说旧闻钞》，有几国的文艺也还是要谈的，因为我喜欢。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２８〕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
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现在创造派的革命文学家和无产阶级作家虽然不得已而玩着“艺术的武器”，而有着“武器的艺术”的非革命武学家也玩起这玩意儿来了，有几种笑迷迷的期刊〔２９〕便是这。他们自己也不大相信手里的“武器的艺术”了罢。那么，这一种最高的艺术——“武器的艺术”现在究竟落在谁的手里了呢？只要寻得到，便知道中国的最近的将来。
二月二十三日，上海。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二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一期。
本篇是鲁迅针对一九二八年初创造社、太阳社对他的批评而写的。当时创造社等的批评和鲁迅的反驳，曾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这次论争扩大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促进了文化界对革命文学问题的注意。但创造社、太阳社的某些成员，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和文艺领域时，出现过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对鲁迅作了错误的分析，对他采取了排斥以至无原则的攻击的态度。后来他们改变了排斥鲁迅的立场，与鲁迅共同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２〕冯乃超广东南海人，作家，后期创造社成员。“醉眼陶然”，见他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一九二八年一月）发表的《艺术与社会生活》：“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ＬAＴｏｌMｓｔｏｙ变作卑污的说教人。”
〔３〕托尔斯泰（XAYAZKFS[K\，１８２８—１９１０）俄国作家。著映て∷怠墩秸牒*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曾引用列宁在《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中的一段话：“托尔斯泰一方面毫无忌惮地批判资本主义的榨取，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与行政的喜剧的假面，暴露着国富的增大，文化的结果与贫困的增大，劳动大众的痛苦间的矛盾；他方面很愚蠢地劝人不要以暴力反抗罪恶。一方面站在最觉悟的现实主义上，剥去一切的假面；他方面却靦颜做世界最卑污的事——宗教的说教人。”按译文与现在通行的版本不完全相同。
〔４〕这是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的话：“自从北伐军进出杨子江以来，中国国民革命的一特征，就是大众的政治运动的炽烈化，然而，观察目前的情状，革命的势力在表面上似呈一种停顿的样子，而事实上，社会的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５〕“杀人如草不闻声”语见明代沈明臣作《铙歌十章·凯歌》：“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原是歌颂战功的，这里用以指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血腥罪行。〔６〕见《文化批判》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我们知道，社会上，一定有一些常识的煽动家，向我们发出嘲笑，他们说：你们既口口声声在革命，何以不去直接行动，却来弄这样咬文嚼字的文学？我们要看出他们的奸诈来；这是他们的退兵计；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
〔７〕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一九二六年，创造社曾发出招股简章，筹集办社资金。一九二七年聘请刘世芳为该社律师。后来，当创造社受到反动当局压迫时，刘世芳曾代表创造社及其出版部登报声明“本社纯系新文艺的集合，本出版部亦纯系发行文艺书报的机关，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发生任何关系”，“此后如有诬毁本社及本出版部者决依法起诉以受法律之正当保障”。（见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上海《新闻报》）
〔８〕创造社成立初期，成仿吾主张文学“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追求文学的“全”和“美”，存在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一九二六年他参加北伐战争，一九二八年再回到上海，从事“革命文学”运动。所以这里说他是“复活的批评家”，“总算离开守护‘艺术之宫’的职掌”。
〔９〕“获得大众”、“保障最后的胜利”，都见《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二月）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以明了的意识努力你的工作，驱逐资产阶级的‘意德沃罗基’在大众中的流毒与影响，获得大众，不断地给他们以勇气，维持他们的自信！莫忘记了，你是站在全战线的一个分野！以真挚的热诚描写在战场所闻见的，农工大众的激烈的悲愤，英勇的行为与胜利的欢喜！这样，你可以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将建立殊勋，你将不愧为一个战士。”〔１０〕表现主义二十世纪初流行于德国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文艺流派。它对资本主义黑暗现实带有盲目的反抗情绪；强调表现自我感受，认为主观是唯一真实，漠视现实生活，反对艺术的自的性，是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文化危机的反映。
〔１１〕踏踏主义通称达达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于瑞士、美国、法国的资产阶级文艺流派。它反对艺术规律，否定语言、形象的思想意义，以梦呓、混乱的语言、怪诞荒谬的形象表现不可思议的事物，是当时青年一代恐慌、狂乱的精神状态的反映。〔１２〕《文化批判》月刊，创造社的理论性刊物。一九二八年一月创行，共出五期。在创刊号上载有成仿吾的《祝辞》。李初梨，四川江津人，文艺评论家，后期创造社成员。这里是指他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其中说：“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不一定要出自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出身者，不一定会产生出无产阶级文学。”又说：“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
〔１３〕《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一号（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发表署名甘人的《中国新文学的将来与其自己的认识》中有“鲁迅……是我们时代的作者”的话；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加以反对说：“我要问甘人君，鲁迅究竟是第几阶级的人，他写的又是第几阶级的文学？他所曾诚实地发表过的，又是第几阶级的人民的痛苦？‘我们的时代’，又是第几阶级的时代？甘人君对于‘中国新文艺的将来与其自己’简直毫不认识。”
〔１４〕这段引文见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１５〕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评论早期创造社时说：“它的诸作家以他们的反抗的精神，以他们的新鲜的作风，四五年之内在文学界养成了一种独创的精神，对一般青年给与了不少的激刺。他们指导了文学革命的方针，率先走向前去，他们扫荡了一切假的文艺批评，他们驱逐了一些蹩脚的翻译。他们对于旧思想与旧文学的否定最为完全，他们以真挚的热诚与批判的态度为全文学运动奋斗。”而在展望“文学革命今后的进展”时又说：“我们如果还挑起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的责任起来，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得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１６〕见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我以为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过我们先要审察他的动机。看他是‘为文学而革命’，还是‘为革命而文学’。”
〔１７〕第四阶级即无产阶级。过去外国历史家曾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分为三个阶级（应译“等级”）。第一阶级：国王；第二阶级：僧侣和贵族；第三阶级：当时的被统治阶级，其中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等。后来又有人把工人阶级称为第四阶级。这是一种不科学的说法。
〔１８〕“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见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有产者既利用一切艺术为他的支配工具，那么文学当然为无产者的重要的战野。所以我们的作家，是‘为革命而文学’，不是‘为文学而革命’，我们的作品，是‘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１９〕这是张定璜的话，见《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七、八期（一九二五年一月）连载的《鲁迅先生》一文：“鲁迅先生的医究竟学到了怎样一个境地，曾经进过解剖室没有，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
〔２０〕“奥伏赫变”德语音译，现通译为“扬弃”。〔２１〕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一月）《〈呐喊〉的评论》中，将《呐喊》中的小说分为“再现的”和“表现的”两类。认为前者“平凡”“庸俗”，是作者“失败的地方”，而后者如《端午节》，“表现方法恰与我的几个朋友的作风相同”，“作者由他那想表现自我的努力，与我们接近了”。
〔２２〕“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推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九页，一九七二年五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２３〕这两句话的出处待查。
〔２４〕“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参看本篇注〔６〕。苏秦，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曾游说齐、楚、燕、赵、韩、魏六国联合抗秦。〔２５〕见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有人说：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者自身写出的文学。不是。因为无产者未曾从有产者意识解放以前，他写出来的，仍是一些有产者文学。”〔２６〕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辛克莱（１８７８—１９６８），美国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屠场》、《石炭王》、《世界末日》等。《文化批判》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二月）曾刊载辛克莱《拜金艺术（艺术之经济学的研究）》的摘译，译者冯乃超在译文的前言中说：辛克莱“和我们站着同一的立脚地来阐明艺术与社会阶级的关系，……他不特喝破了艺术的阶级性，而且阐明了今后的艺术的方向”。
〔２７〕Ｖｉｇｎｙ维尼（１７９７—１８６３），法国消极浪漫主义诗人。著有《上古和近代诗集》、《命运集》等。《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五、七、八、九各期曾连载穆木天的论文《维尼及其诗歌》。“开步走”，是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的话：“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
〔２８〕符拉特弥尔·伊力支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２９〕指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所办的一些刊物如《新生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