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6 《而已集》 革命时代的文学 略谈香港 读书杂谈 略谈中国人的脸 一九二七年
《鲁迅全集》 —而已集
1、题辞
一九二七年
2、黄花节的杂感
3、 略论中国人的脸
4、革命时代的文学
5、写在《劳动问题》之前
6、略谈香港
7、读书杂谈
8、通信
9、答有恒先生
10、辞“大义”
11、反“漫谈”
12、忧“天乳”
13、革“首领”
14、谈“激烈”
1、题辞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以上的八句话，是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夜里，编完那年那时为止的杂感集后，写在末尾的，现在便取来作为一九二七年的杂感集的题辞。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日，鲁迅校讫记。
2、黄花节的杂感
黄花节（2）将近了，必须做一点所谓文章。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教我做起来，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对空策”（3）。因为，——说出来自己也惭愧，——黄花节这三个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的；然而战死在黄花冈头的战士们呢，不但姓名，连人数也不知道。
为寻些材料，好发议论起见，只得查《辞源》（4）。书里面有是有的，可不过是：
“黄花冈。地名，在广东省城北门外白云山之麓。清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党数十人，攻袭督署，不成而死，丛葬于此。”
轻描淡写，和我所知道的差不多，于我并不能有所裨益。
我又愿意知道一点十七年前的三月二十九日的情形，但一时也找不到目击耳闻的耆老。从别的地方——如北京，南京，我的故乡——的例子推想起来，当时大概有若干人痛惜，若干人快意，若干人没有什么意见，若干人当作酒后茶余的谈助的罢。接着便将被人们忘却。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
但是三月二十九日的事却特别，当时虽然失败，十月就是武昌起义，第二年，中华民国便出现了。于是这些失败的战士，当时也就成为革命成功的先驱，悲壮剧刚要收场，又添上一个团圆剧的结束。这于我们是很可庆幸的，我想，在纪念黄花节的时候便可以看出。
我还没有亲自遇见过黄花节的纪念，因为久在北方。不过，中山先生的纪念日（5）却遇见过了：在学校里，晚上来看演剧的特别多，连凳子也踏破了几条，非常热闹。用这例子来推断，那么，黄花节也一定该是极其热闹的罢。
当三月十二日那天的晚上，我在热闹场中，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伟大。我想，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爱人死掉了，只能给生存的那一个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给生存的大家以热闹，甚而至于欢欣鼓舞。惟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同是爱，结果却有这样地不同，正无怪现在的青年，很有许多感到恋爱和革命的冲突的苦闷。
以上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6）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7），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
我并非说，大家都须天天去痛哭流涕，以凭吊先烈的“在天之灵”，一年中有一天记起他们也就可以了。但就广东的现在而论，我却觉得大家对于节日的办法，还须改良一点。
黄花节很热闹，热闹一天自然也好；热闹得疲劳了，回去就好好地睡一觉。然而第二天，元气恢复了，就该加工做一天自己该做的工作。这当然是劳苦的，但总比枪弹从致命的地方穿过去要好得远；何况这也算是在培养幸福的花果，为着后来的人们呢。
三月二十四日夜——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编印的《政治训育》第七期“黄花节特号”。
（2）黄花节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夏历三月二十九日），同盟会领导成员黄兴、赵声等人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攻打两广总督衙门，结果失败。事后将收集到的七十二具烈士遗体合葬于广州市郊黄花岗。民国成立后曾将公历三月二十九日定为革命先烈纪念日，通称黄花节。
（3）“对空策”汉代以后科举考试时，用有关政事、经义的问题作题目，命应试者书面各陈所见，叫做对策。“对空策”就是对题目毫无具体意见，只发一通空论的意思。
（4）《辞源》一部说明汉语词义及其渊源、演变的工具书，陆尔奎等人编辑，一九一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5）中山先生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病逝于北京。
（6）“革命尚未成功”孙中山在遗嘱中告诫其同志的话。
（7）“止于至善”语见《大学》，意思是到达尽善尽美的境界。
3、略论中国人的脸
大约人们一遇到不大看惯的东西，总不免以为他古怪。我还记得初看见西洋人的时候，就觉得他脸太白，头发太黄，眼珠太淡，鼻梁太高。虽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说出理由来，但总而言之：相貌不应该如此。至于对于中国人的脸，是毫无异议；即使有好丑之别，然而都不错的。
我们的古人，倒似乎并不放松自己中国人的相貌。周的孟轲就用眸子来判胸中的正不正，（2）汉朝还有《相人》（3）二十四卷。后来闹这玩艺儿的尤其多；分起来，可以说有两派罢：
一是从脸上看出他的智愚贤不肖；一是从脸上看出他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荣枯。于是天下纷纷，从此多事，许多人就都战战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脸。我想，镜子的发明，恐怕这些人和小姐们是大有功劳的。不过近来前一派已经不大有人讲究，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捣鬼的都只是后一派了。
我一向只留心西洋人。留心的结果，又觉得他们的皮肤未免太粗；毫毛有白色的，也不好。皮上常有红点，即因为颜色太白之故，倒不如我们之黄。尤其不好的是红鼻子，有时简直像是将要熔化的蜡烛油，仿佛就要滴下来，使人看得栗栗危惧，也不及黄色人种的较为隐晦，也见得较为安全。总而言之：相貌还是不应该如此的。
后来，我看见西洋人所画的中国人，才知道他们对于我们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谈》或者《安兑生童话》（4）中的插画，现在不很记得清楚了。头上戴着拖花翎的红缨帽，一条辫子在空中飞扬，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但这些都是满洲人连累我们的。独有两眼歪斜，张嘴露齿，却是我们自己本来的相貌。不过我那时想，其实并不尽然，外国人特地要奚落我们，所以格外形容得过度了。
但此后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下巴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这实在不大雅观；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据研究人体的学者们说，一头附着在上颚骨上，那一头附着在下颚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们幼小时候想吃核桃，必须放在门缝里将它的壳夹碎。但在成人，只要牙齿好，那咬筋一收缩，便能咬碎一个核桃。有着这么大的力量的筋，有时竟不能收住一个并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虽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时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总以为究竟不是十分体面的事。
日本的长谷川如是闲是善于做讽刺文字的。去年我见过他的一本随笔集，叫作《猫·狗·人》（5）；其中有一篇就说到中国人的脸。大意是初见中国人，即令人感到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脸上总欠缺着一点什么。久而久之，看惯了，便觉得这样已经尽够，并不缺少东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脸上，多余着一点什么。这多余着的东西，他就给它一个不大高妙的名目：兽性。中国人的脸上没有这个，是人，则加上多余的东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
人＋兽性＝西洋人
他借了称赞中国人，贬斥西洋人，来讥刺日本人的目的，这样就达到了，自然不必再说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是本来没有的呢，还是现在已经消除。如果是后来消除的，那么，是渐渐净尽而只剩了人性的呢，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
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
人＋家畜性＝某一种人中国人的脸上真可有兽性的记号的疑案，暂且中止讨论罢。我只要说近来却在中国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脸上，看见了两种多余。一到广州，我觉得比我所从来的厦门丰富得多的，是电影，而且大半是“国片”，有古装的，有时装的。因为电影是“艺术”，所以电影艺术家便将这两种多余加上去了。
古装的电影也可以说是好看，那好看不下于看戏；至少，决不至于有大锣大鼓将人的耳朵震聋。在“银幕”上，则有身穿不知何时何代的衣服的人物，缓慢地动作；脸正如古人一般死，因为要显得活，便只好加上些旧式戏子的昏庸。
时装人物的脸，只要见过清朝光绪年间上海的吴友如的《画报》（6）的，便会觉得神态非常相像。《画报》所画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7），便是妓女吃醋，所以脸相都狡猾。这精神似乎至今不变，国产影片中的人物，虽是作者以为善人杰士者，眉宇间也总带些上海洋场式的狡猾。可见不如此，是连善人杰士也做不成的。
听说，国产影片之所以多，是因为华侨欢迎，能够获利，每一新片到，老的便带了孩子去指点给他们看道：“看哪，我们的祖国的人们是这样的。”在广州似乎也受欢迎，日夜四场，我常见看客坐得满满。
广州现在也如上海一样，正在这样地修养他们的趣味。可惜电影一开演，电灯一定熄灭，我不能看见人们的下巴。
四月六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
（2）《孟子·离娄》有如下的话：“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
（3）《相人》谈相术的书，见《汉书·艺文志》的《数术》类，著者不详。
（4）《天方夜谈》原名《一千○一夜》，古代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安兑生（H．C．Andersen，1805—1875），通译安徒生，丹麦童话作家。这里所说的插画，见于当时美国霍顿·密夫林公司出版的安徒生《童话集》中的《夜莺》篇。
（5）长谷川如是闲（1875—1969）日本评论家。著有《日本的性格》、《现代社会批判》等。《猫·狗·人》，日本改造社一九二四年五月出版，内有《中国人的脸及其他》一文。
（6）吴友如（？—1893）名猷（又作嘉猷），字友如，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清末画家。以善画人物、世态著名。他主编的《点石斋画报》，旬刊，一八八四年创刊，一八九八年停刊，随上海《申报》发行。
（7）拆梢上海一带方言，指流氓制造事端诈取财物的行为。
4、革命时代的文学
——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2）讲
今天要讲几句的话是就将这“革命时代的文学”算作题目。这学校是邀过我好几次了，我总是推宕着没有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诸君的所以来邀我，大约是因为我曾经做过几篇小说，是文学家，要从我这里听文学。其实我并不是的，并不懂什么。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自然，因为自己的嗜好，文学书是也时常看看的，不过并无心得，能说出于诸君有用的东西来。加以这几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经验，对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讲的文学的议论，都渐渐的怀疑起来。那是开枪打杀学生的时候（3）罢，文禁也严厉了，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
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文学家弄得好，做几篇文章，也许能够称誉于当时，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虚名罢，——譬如一个烈士的追悼会开过之后，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传诵着谁的挽联做得好：这实在是一件很稳当的买卖。
但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4），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
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所以，我想：革命，倒是与文章有关系的。革命时代的文学和平时的文学不同，革命来了，文学就变换色彩。但大革命可以变换文学的色彩，小革命却不，因为不算什么革命，所以不能变换文学的色彩。在此地是听惯了“革命”了，江苏浙江谈到革命二字，听的人都很害怕，讲的人也很危险。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和猴子是没有大两样的，人类和猴子是表兄弟。”但为什么人类成了人，猴子终于是猴子呢？这就因为猴子不肯变化——它爱用四只脚走路。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脚走路的罢，但许多猴子就说：“我们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咬死了。它们不但不肯站起来，并且不肯讲话，因为它守旧。人类就不然，他终于站起，讲话，结果是他胜利了。现在也还没有完。所以革命是并不稀奇的，凡是至今还未灭亡的民族，还都天天在努力革命，虽然往往不过是小革命。
大革命与文学有什么影响呢？大约可以分开三个时候来说：
（一）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学，大抵是对于种种社会状态，觉得不平，觉得痛苦，就叫苦，鸣不平，在世界文学中关于这类的文学颇不少。但这些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于革命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叫苦鸣不平，并无力量，压迫你们的人仍然不理，老鼠虽然吱吱地叫，尽管叫出很好的文学，而猫儿吃起它来，还是不客气。所以仅仅有叫苦鸣不平的文学时，这个民族还没有希望，因为止于叫苦和鸣不平。例如人们打官司，失败的方面到了分发冤单的时候，对手就知道他没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经了结了；所以叫苦鸣不平的文学等于喊冤，压迫者对此倒觉得放心。有些民族因为叫苦无用，连苦也不叫了，他们便成为沉默的民族，渐渐更加衰颓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没有什么声音了！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苏俄革命将起时，即有些这类的文学。但也有例外，如波兰，虽然早有复仇的文学（5），然而他的恢复，是靠着欧洲大战的。
（二）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还有一层，是那时民生凋敝，一心寻面包吃尚且来不及，那里有心思谈文学呢？守旧的人因为受革命潮流的打击，气得发昏，也不能再唱所谓他们底文学了。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把担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要把车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革命时代忙得很，同时又穷得很，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斗争，非先行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不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做文章；
所以大革命时代的文学便只好暂归沉寂了。
（三）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会底状态缓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这时候就又产生文学。这时候底文学有二：一种文学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讴歌革命，因为进步的文学家想到社会改变，社会向前走，对于旧社会的破坏和新社会的建设，都觉得有意义，一方面对于旧制度的崩坏很高兴，一方面对于新的建设来讴歌。另有一种文学是吊旧社会的灭亡——挽歌——也是革命后会有的文学。有些的人以为这是“反革命的文学”，我想，倒也无须加以这么大的罪名。
革命虽然进行，但社会上旧人物还很多，决不能一时变成新人物，他们的脑中满藏着旧思想旧东西；环境渐变，影响到他们自身的一切，于是回想旧时的舒服，便对于旧社会眷念不已，恋恋不舍，因而讲出很古的话，陈旧的话，形成这样的文学。这种文学都是悲哀的调子，表示他心里不舒服，一方面看见新的建设胜利了，一方面看见旧的制度灭亡了，所以唱起挽歌来。但是怀旧，唱挽歌，就表示已经革命了，如果没有革命，旧人物正得势，是不会唱挽歌的。
不过中国没有这两种文学——对旧制度挽歌，对新制度讴歌；因为中国革命还没有成功，正是青黄不接，忙于革命的时候。不过旧文学仍然很多，报纸上的文章，几乎全是旧式。我想，这足见中国革命对于社会没有多大的改变，对于守旧的人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旧人仍能超然物外。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不但如此，并且也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中国社会没有改变，所以没有怀旧的哀词，也没有崭新的进行曲，只在苏俄却已产生了这两种文学。他们的旧文学家逃亡外国，所作的文学，多是吊亡挽旧的哀词；新文学则正在努力向前走，伟大的作品虽然还没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他们已经离开怒吼时期而过渡到讴歌的时期了。赞美建设是革命进行以后的影响，再往后去的情形怎样，现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来，大约是平民文学罢，因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结果。
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呀，诗呀，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他们吃饱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一个才子出门遇见一个佳人，两个人很要好，有一个不才子从中捣乱，生出差迟来，但终于团圆了。这样地看看，多么舒服。或者讲上等人怎样有趣和快乐，下等人怎样可笑。前几年《新青年》（6）载过几篇小说，描写罪人在寒地里的生活，大学教授看了就不高兴，因为他们不喜欢看这样的下流人。如果诗歌描写车夫，就是下流诗歌；
一出戏里，有犯罪的事情，就是下流戏。他们的戏里的脚色，止有才子佳人，才子中状元，佳人封一品夫人，在才子佳人本身很欢喜，他们看了也很欢喜，下等人没奈何，也只好替他们一同欢喜欢喜。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
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说的。眼前的文人有些虽然穷，但总比工人农民富足些，这才能有钱去读书，才能有文章；一看好像是平民所说的，其实不是；这不是真的平民小说。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现在也有人写下来，以为是平民之音了，因为是老百姓所唱。但他们间接受古书的影响很大，他们对于乡下的绅士有田三千亩，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绅士们惯吟五言诗，七言诗；因此他们所唱的山歌野曲，大半也是五言或七言。这是就格律而言，还有构思取意，也是很陈腐的，不能称是真正的平民文学。现在中国底小说和诗实在比不上别国，无可奈何，只好称之曰文学；谈不到革命时代的文学，更谈不到平民文学。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有些人说：“中国已有平民文学”，其实这是不对的。
诸君是实际的战争者，是革命的战士，我以为现在还是不要佩服文学的好。学文学对于战争，没有益处，最好不过作一篇战歌，或者写得美的，便可于战余休憩时看看，倒也有趣。要讲得堂皇点，则譬如种柳树，待到柳树长大，浓阴蔽日，农夫耕作到正午，或者可以坐在柳树底下吃饭，休息休息。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7），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
人大概是不满于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我一向只会做几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厌了，而捏枪的诸君，却又要听讲文学。
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我的演说只有这样多，感谢诸君听完的厚意！——
（1）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出版的《黄埔生活》周刊第四期，收入本集时作者作了修改。
（2）黄埔军官学校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后所创立的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黄埔，一九二四年六月正式开学。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以前，它是国共合作的学校，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萧楚女等许多共产党人都曾在该校担任过负责的工作。
（3）指三一八惨案。
（4）八股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公式化文体。它用“四书”、“五经”中文句命题，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构成。后四部分是主体，每一部分有两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5）复仇的文学指十九世纪上半期波兰爱国诗人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支奇等人的作品。当时波兰处于俄、奥、普三国瓜分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恢复独立。
（6）《新青年》下文所说的大学教授，指东南大学教授吴宓。作者在《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说：
“那时吴宓先生就曾经发表过文章，说是真不懂为什么有些人竟喜欢描写下流社会。”
（7）孙传芳军队的主力于一九二六年冬在江西南昌、九江一带为北伐军击溃。
5、写在《劳动问题》之前
还记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时候，遇见张我权君，听到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2）了，谁也不大提起。”他是一个台湾的青年。
我当时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
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
但正在困苦中的台湾的青年，却并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在做学生。
张秀哲君是我在广州才遇见的。我们谈了几回，知道他已经译成一部《劳动问题》（3）给中国，还希望我做一点简短的序文。我是不善于作序，也不赞成作序的；况且对于劳动问题，一无所知，尤其没有开口的资格。我所能负责说出来的，不过是张君于中日两国的文字，俱极精通，译文定必十分可靠这一点罢了。
但我这回却很愿意写几句话在这一部译本之前，只要我能够。我虽然不知道劳动问题，但译者在游学中尚且为民众尽力的努力与诚意，我是觉得的。
我只能以这几句话表出我个人的感激。但我相信，这努力与诚意，读者也一定都会觉得的。这实在比无论什么序文都有力。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鲁迅识于广州中山大学——
（1）本篇最初印入《国际劳动问题》一书，原题为《〈国际劳动问题〉小引》。
（2）台湾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被日本侵占，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恢复。文中说的张我权，当为张我军（1902—1955），台北板桥人。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
（3）张秀哲台湾省人。当时在广州岭南大学肄业，曾与人合著《毋忘台湾》一书。《劳动问题》，原名《国际劳动问题》，日本浅利顺次郎著。张秀哲的译本于一九二七年由广州国际社会问题研究社出版，署张月澄译。
6、略谈香港
本年一月间我曾去过一回香港（2），因为跌伤的脚还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闲走，演说一了，匆匆便归，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却了香港了。今天看见《语丝》一三七期上辰江先生的通信（3），忽又记得起来，想说几句话来凑热闹。
我去讲演（4）的时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约很受了许多困难，但我都不大清楚。单知道先是颇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
然而我的讲演，真是“老生常谈”，而且还是七八年前的“常谈”。
从广州往香港时，在船上还亲自遇见一桩笑话。有一个船员，不知怎地，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他给我十分担心。他以为我的赴港，说不定会遭谋害；我遥遥地跑到广东来教书，而无端横死，他——广东人之一——也觉得抱歉。于是他忙了一路，替我计画，禁止上陆时如何脱身，到埠捕拿时如何避免。到埠后，既不禁止，也不捕拿，而他还不放心，临别时再三叮嘱，说倘有危险，可以避到什么地方去。
我虽然觉得可笑，但我从真心里十分感谢他的好心，记得他的认真的脸相。
三天之后，平安地出了香港了，不过因为攻击国粹，得罪了若干人。现在回想起来，像我们似的人，大危险是大概没有的。不过香港总是一个畏途。这用小事情便可以证明。即如今天的香港《循环日报》（5）上，有这样两条琐事：
k陈国被控窃去芜湖街一百五十七号地下布裤一条，昨由史司判笞十二藤云。
k昨晚夜深，石塘嘴有两西装男子，……遇一英警上前执行搜身。该西装男子用英语对之。该英警不理会，且警以bbb。于是双方缠上警署。……
第一条我们一目了然，知道中国人还在那里被抽藤条。
“司”当是“藩司”“臬司”（6）之“司”，是官名；史者，姓也，英国人的。港报上所谓“政府”，“警司”之类，往往是指英国的而言，不看惯的很容易误解，不如上海称为“捕房”之分明。
第二条是“搜身”的纠葛，在香港屡见不鲜。但三个方围不知道是甚么。何以要避忌？恐怕不是好的事情。这bbb似乎是因为西装和英语而得的；英警嫌恶这两件：这是主人的言语和服装。颜之推以为学鲜卑语，弹琵琶便可以生存的时代（7），早已过去了。
在香港时遇见一位某君，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他自述曾因受屈，向英官申辩，英官无话可说了，但他还是输。那最末是得到严厉的训斥，道：“总之是你错的：因为我说你错！”
带着书籍的人也困难，因为一不小心，会被指为“危险文件”的。这“危险”的界说，我不知其详。总之一有嫌疑，便麻烦了。人先关起来，书去译成英文，译好之后，这才审判。而这“译成英文”的事先就可怕。我记得蒙古人“入主中夏”时，裁判就用翻译。一个和尚去告状追债，而债户商同通事，将他的状子改成自愿焚身了。官说道好；于是这和尚便被推入烈火中。
（8）我去讲演的时候也偶然提起元朝，听说颇为“X司”所不悦，他们是的确在研究中国的经史的。
但讲讲元朝，不但为“政府”的“X司”所不悦，且亦为有些“同胞”所不欢。我早知道不稳当，总要受些报应的。果然，我因为谨避“学者”（9），搬出中山大学之后，那边的《工商报》（10）上登出来了，说是因为“清党”（11），已经逃走。后来，则在《循环日报》上，以讲文学为名，提起我的事，说我原是“《晨报副刊》特约撰述员”（12），现在则“到了汉口”（13）。我知道这种宣传有点危险，意在说我先是研究系的好友，现是共产党的同道，虽不至于“枪终路寝”（14），益处大概总不会有的，晦气点还可以因此被关起来。便写了一封信去更正：
“在六月十日十一日两天的《循环世界》里，看见徐丹甫先生的一篇《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各人各有他的眼光，心思，手段。他耍他的，我不想来多嘴。但其中有关于我的三点，我自己比较的清楚些，可以请为更正，即：
“一，我从来没有做过《晨报副刊》的‘特约撰述员’。
“二，陈大悲（15）被攻击后，我并未停止投稿。
“三，我现仍在广州，并没有‘到了汉口’。”
从发信之日到今天，算来恰恰一个月，不见登出来。“总之你是这样的：因为我说你是这样”罢。幸而还有内地的《语丝》；否则，“十二藤”，“bbb”，那里去诉苦！
我现在还有时记起那一位船上的广东朋友，虽然神经过敏，但怕未必是无病呻吟。他经验多。
若夫“香江”（案：盖香港之雅称）之于国粹，则确是正在大振兴而特振兴。如六月二十五日《循环日报》“昨日下午督宪府茶会”条下，就说：
“（上略）赖济熙太史即席演说，略谓大学堂汉文专科异常重要，中国旧道德与乎国粹所关，皆不容缓视，若不贯彻进行，深为可惜，（中略）周寿臣爵士亦演说汉文之宜见重于当世，及汉文科学之重要，关系国家与个人之荣辱等语，后督宪以华语演说，略谓华人若不通汉文为第一可惜，若以华人而中英文皆通达，此后中英感情必更融洽，故大学汉文一科，非常重要，未可以等闲视之云云。（下略）”我又记得还在报上见过一篇“金制军（16）”的关于国粹的演说，用的是广东话，看起来颇费力；又以为这“金制军”是前清遗老，遗老的议论是千篇一律的，便不去理会它了。现在看了辰江先生的通信，才知道这“金制军”原来就是“港督”金文泰，大英国人也。大惊失色，赶紧跳起来去翻旧报。
运气，在六月二十八日这张《循环日报》上寻到了。因为这是中国国粹不可不振兴的铁证，也是将来“中国国学振兴史”的贵重史料，所以毫不删节，并请广东朋友校正误字（但末尾的四句集《文选》句，因为不能悬揣“金制军”究竟如何说法，所以不敢妄改），剪贴于下，加以略注，希《语丝》记者以国学前途为重，予以排印，至纫公谊（17）：
k六月二十四号督辕茶会金制军演说词列位先生，提高中文学业，周爵绅，赖太史，今日已经发挥尽致，毋庸我详细再讲咯，我对于呢件事，觉得有三种不能不办嘅原因，而家想同列位谈谈，（第一）
系中国人要顾全自己祖国学问呀，香港地方，华人居民，最占多数，香港大学学生，华人子弟，亦系至多，如果在呢间大学，徒然侧重外国科学文字，对于中国历代相传嘅大道宏经，反转当作等闲，视为无足轻重嘅学业，岂唔系一件大憾事吗，所以为香港中国居民打算，为大学中国学生打算，呢一科实在不能不办，（第二）系中国人应该整理国故呀，中国事物文章，原本有极可宝贵嘅价值，不过因为文字过于艰深，所以除哓书香家子弟，同埋天分极高嘅人以外，能够领略其中奥义嘅，实在很少，为呢个原故，近年中国学者，对于（整理国故）嘅声调已经越唱越高，香港地方，同中国大陆相离，仅仅隔一衣带水，如果今日所提倡嘅中国学科，能够设立完全，将来集合一班大学问嘅人，将向来所有困难，一一加以整理，为后生学者，开条轻便嘅路途，岂唔系极安慰嘅事咩，所以为中国发扬国光计，呢一科更不能不办，（第三）就系令中国道德学问，普及世界呀，中国通商以来，华人学习语言文字，成通材嘅，虽然项背相望，但系外国人精通汉学，同埋中国人精通外国科学，能够用中国言语文字翻译介绍各国高深学术嘅，仍然系好少，呢的岂系因外国人，同中国外洋留学生，唔愿学华国文章，不过因中国文字语言，未曾用科学方法整理完备，令到呢两班人，抱一类（可望而不可即）之叹，如果港大（华文学系）得到成立健全，就从前所有困难，都可以由呢处逐渐解免，个时中外求学之士，一定多列门墙，争自濯磨，中外感情，自然更加浓浃，唔哙有乜野隔膜咯，所以为中国学问及世界打算，呢一科亦不能不办，列位先生，我记得十几年前有一班中国外洋留学生，因为想研精中国学问，也曾出过一份（汉风杂志），个份杂志，书面题辞，有四句集文选句，十分动人嘅，我愿借嚟贡献过列位，而且望列位实行个四句题辞嘅意思，对于（香港大学文科，华文系）赞襄尽力，务底于成，个四句题辞话，（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大汉之发天声，）
略注：
这里的括弧，间亦以代曲钩之用。爵绅盖有爵的绅士，不知其详。呢＝这。而家＝而今。嘅＝的。系＝是。
唔＝无，不。哓＝了。同埋＝和。咩＝呢。＝呵。唔哙有乜野＝不会有什么。嚟＝来。过＝给。话＝说。
注毕不免又要发感慨了。《汉风杂志》（18）我没有拜读过；
但我记得一点旧事。前清光绪末年，我在日本东京留学，亲自看见的。那时的留学生中，很有一部分抱着革命的思想，而所谓革命者，其实是种族革命，要将土地从异族的手里取得，归还旧主人。除实行的之外，有些人是办报，有些人是钞旧书。所钞的大抵是中国所没有的禁书，所讲的大概是明末清初的情形，可以使青年猛省的。久之印成了一本书，因为是《湖北学生界》（19）的特刊，所以名曰《汉声》，那封面上就题着四句古语：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
这是明明白白，叫我们想想汉族繁荣时代，和现状比较一下，看是如何，——必须“光复旧物”。说得露骨些，就是“排满”；推而广之，就是“排外”。不料二十年后，竟变成在香港大学保存国粹，而使“中外感情，自然更加浓浃”的标语了。我实在想不到这四句“集《文选》句”，竟也会被外国人所引用。
这样的感慨，在现今的中国，发起来是可以发不完的。还不如讲点有趣的事做收梢，算是“余兴”。从予先生在《一般》杂志（目录上说是独逸）上批评我的小说道：“作者的笔锋……并且颇多诙谐的意味，所以有许多小说，人家看了，只觉得发松可笑。换言之，即因为此故，至少是使读者减却了不少对人生的认识。”（20）悲夫，这“只觉得”也！但我也确有这种的毛病，什么事都不能正正经经。便是感慨，也不肯一直发到底。只是我也自有我的苦衷。因为整年的发感慨，倘是假的，岂非无聊？倘真，则我早已感愤而死了，那里还有议论。我想，活着而想称“烈士”，究竟是不容易的。
我以为有趣，想要介绍的也不过是一个广告。港报上颇多特别的广告，而这一个最奇。我第一天看《循环日报》，便在第一版上看见的了，此后每天必见，（21）我每见必要想一想，而直到今天终于想不通是怎么一回事：
香港城余蕙卖文
人和旅店余蕙屏联榜幅发售
香港对联香港七律
香港七绝青山七律
荻海对联荻海七绝
花地七绝花地七律
日本七绝圣经五绝
英皇七绝英太子诗
戏子七绝广昌对联
三金六十员
五金五十员
七金四十员
屏条加倍
人和旅店主人谨启
小店在香港上环海傍门牌一百一十八号
七月十一日，于广州东堤——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语丝》周刊第一四四期。
（2）作者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日赴香港讲演，二十日回广州。
文中说的“一月”应为二月。
（3）辰江的通信载《语丝》第一三七期（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题为《谈皇仁书院》。他曾亲听过作者在香港的讲演，在信的末段说：“前月鲁迅先生由厦大到中大，有某团体请他到青年会演说。……两天的演词都是些对于旧文学一种革新的说话，原是很普通的（请鲁迅先生原恕我这样说法）。但香港政府听闻他到来演说，便连忙请某团体的人去问话，问为什么请鲁迅先生来演讲，有什么用意。”
（4）作者在香港青年会共讲演两次，一次在二月十八日晚，讲题为《无声的中国》；一次在二月十九日，讲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
两篇讲稿后来分别收在《三闲集》和《集外集拾遗》中。
（5）《循环日报》香港出版的中文报纸，一八七四年一月由王韬创办，约于一九四七年停刊。它辟有《循环世界》等副刊。
（6）“藩司”“臬司”明清两代称掌管一省财政民政的布政使为藩司，俗称藩台。称掌管一省狱讼的按察使为臬司，俗称臬台。
（7）颜之推（531—？）字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北齐文学家。他关于学鲜卑语、弹琵琶的话，见所著《颜氏家训·教子》：“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按颜之推是记述北齐“一士大夫”的话，并且表示反对，不是他自己的意见。鲁迅后来在《〈扑空〉正误》（收入《准风月谈》）一文中作过说明。
（8）和尚被焚的故事，见宋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八：建炎二年十二月，“自金人入中原，凡官汉地者，皆置通事，高下轻重，舞文纳贿，人甚苦之。有僧讼富民，逋其钱数万缗，而通事受贿，诡言天久不雨，此僧欲焚身动天。燕京留守尼楚哈许之。僧呼号，不能自明，竟以焚死。”又宋代洪皓《松漠纪闻》有金国“银珠哥大王”一则，记燕京一个富僧收债的事，内容与此相似。通事，当时对口译人员的称呼。
（9）“学者”指顾颉刚等。据《鲁迅日记》：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作者自中山大学移居白云路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
（10）《工商报》即《工商日报》，香港报纸，创刊于一九二五年七月。
（11）“清党”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参加该党，形成了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但到一九二七年春季北伐军进展至长江下游，蒋介石反动派公开叛变革命，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公布所谓“清党”决议案，大肆杀戮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内许多真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左派分子。国民党反动派称之为“清党运动”。
（12）《晨报副刊》。鲁迅经常为《晨报副刊》写稿，但并非“特约撰述员”。
（13）“到了汉口”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以前，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还没有正式决定“分共”，公开与南京蒋介石反革命派合流，当时的武汉还是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的所在地。
（14）“枪终路寝”即被枪杀于路上的意思，由成语“寿终正寝”改变而来。
（15）陈大悲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当时的话剧工作者。一九二三年八月，《晨报副刊》连续刊载他翻译的英国高尔斯华绥的剧本《忠友》；九月十七日陈西滢在《晨报副刊》发表《高斯倭绥之幸运与厄运——读陈大悲先生所译的〈忠友〉》一文，指责他译文中的错误。
徐丹甫在《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中说鲁迅因此事停止了向《晨报副刊》投稿，意思是说鲁迅反对《晨报副刊》发表陈西滢的文字。
（16）制军清代对地方最高长官总督的尊称。
（17）至纫公谊过去公函中习用的客套语。意思是十分感佩（对方）热心公事的厚意。纫，感佩。
（18）《汉风杂志》时甡编辑，一九○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创刊于日本东京。第一号封面印有集南朝梁萧统《文选》句：
“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前二句见该书卷一班固《西都赋》，后二句见卷五十六班固《封燕然山铭》。
（19）《湖北学生界》清末留学日本的湖北学生主办的一种月刊，一九○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一月创刊于东京，第四期起改名《汉声》。同年闰五月另编“闰月增刊”一册，名为《旧学》，扉页背面也印有上述《文选》句。
（20）从予即樊仲云，浙江嵊县人，当时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这里所引的文字见于他在《一般》杂志第三号（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发表的评论《彷徨》的短文。《一般》，是上海立达学会主办的一种月刊，一九二六年九月创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停刊，开明书店发行。
（21）这个广告连续登载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五日至二十日香港《循环日报》。
7、读书杂谈
——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2）讲
因为知用中学的先生们希望我来演讲一回，所以今天到这里和诸君相见。不过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讲。忽而想到学校是读书的所在，就随便谈谈读书。是我个人的意见，姑且供诸君的参考，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演讲。
说到读书，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书来读就是了，但是并不这样简单。至少，就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所谓职业的读书者，譬如学生因为升学，教员因为要讲功课，不翻翻书，就有些危险的就是。我想在坐的诸君之中一定有些这样的经验，有的不喜欢算学，有的不喜欢博物（3），然而不得不学，否则，不能毕业，不能升学，和将来的生计便有妨碍了。我自己也这样，因为做教员，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要不这样，怕不久便会于饭碗有妨。
我们习惯了，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你爱做的事，偏不给你做，你不爱做的，倒非做不可。这是由于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而来的。倘能够大家去做爱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饭吃，那是多么幸福。但现在的社会上还做不到，所以读书的人们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强强的，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
现在再讲嗜好的读书罢。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不过我的意思，并非说诸君应该都退了学，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去，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也许终于不会到，至多，将来可以设法使人们对于非做不可的事发生较多的兴味罢了。我现在是说，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但请不要误解，我并非说，譬如在国文讲堂上，应该在抽屉里暗看《红楼梦》之类；乃是说，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最妙，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
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也幸而有各式各样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学家，到处所讲的不是“文学的分类”便是“诗之构造”，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
不过以上所说的，是附带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读书，本人自然并不计及那些，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我在用功了！”
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
我看现在的青年，为兴味的读书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样的询问。此刻就将我所想到的说一点，但是只限于文学方面，因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学和文章。甚至于已经来动手做批评文章的，也免不了这毛病。其实粗粗的说，这是容易分别的。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是文学家，是学者；做做诗，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所谓文人，此刻所谓创作家。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文学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诗。然而中国社会上还很误解，你做几篇小说，便以为你一定懂得小说概论，做几句新诗，就要你讲诗之原理。我也尝见想做小说的青年，先买小说法程和文学史来看。据我看来，是即使将这些书看烂了，和创作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事实上，现在有几个做文章的人，有时也确去做教授。但这是因为中国创作不值钱，养不活自己的缘故。听说美国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说，时价是二千美金；中国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给大书铺，每篇卖过二十元。当然要寻别的事，例如教书，讲文学。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
还有一种坏处，是一做教员，未免有顾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畅所欲言。这或者有人要反驳：那么，你畅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这是事前的风凉话，一到有事，不知不觉地他也要从众来攻击的。而教授自身，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国，称为“教授小说”的东西倒并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说好，至少，是总难免有令大发烦的炫学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学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这实在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4）。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5）去摸门径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学，则自己先看看各种的小本子，如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6），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7），瓦浪斯基们的《苏俄的文艺论战》（8）之类，然后自己再想想，再博览下去。因为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议论很纷歧。如第三种，便是俄国的两派的争论，——我附带说一句，近来听说连俄国的小说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见“俄”字就吃惊，其实苏俄的新创作何尝有人绍介，此刻译出的几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边都已经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艺作品呢，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一个作者的专集，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
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专是请教别人，则各人的嗜好不同，总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说几句关于批评的事。现在因为出版物太多了，——其实有什么呢，而读者因为不胜其纷纭，便渴望批评，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批评这东西，对于读者，至少对于和这批评家趣旨相近的读者，是有用的。但中国现在，似乎应该暂作别论。往往有人误以为批评家对于创作是操生杀之权，占文坛的最高位的，就忽而变成批评家；他的灵魂上挂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论不周密，便主张主观，有时怕自己的观察别人不看重，又主张客观；有时说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时将校对者骂得一文不值。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胡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个很普通的比喻。他们说：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出卖，货卖去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晓事，叫老年人徒步。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鞒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了一个办法了，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
（9）无论读，无论做，倘若旁征博访，结果是往往会弄到抬驴子走的。
不过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评，不过说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书，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看别的书也一样，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倘只看书，便变成书厨，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我先前反对青年躲进研究室（10），也就是这意思，至今有些学者，还将这话算作我的一条罪状哩。
听说英国的培那特萧（BernardShaw）（11），有过这样意思的话：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不用自己。这也就是勖本华尔（Schopenhauer）（12）之所谓脑子里给别人跑马。较好的是思索者。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还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
这是的确的，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我先前吃过干荔支，罐头荔支，陈年荔支，并且由这些推想过新鲜的好荔支。这回吃过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广东来吃就永不会知道。但我对于萧的所说，还要加一点骑墙的议论。
萧是爱尔兰人，立论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为假如从广东乡下找一个没有历练的人，叫他从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然后问他观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为他没有练习过观察力。所以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
总之，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后决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1）本篇记录稿经作者校阅后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十九、二十二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一七九、一八○、一八一期；后重刊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七、四十八期合刊。
（2）知用中学一九二四年由广州知用学社社友创办的一所学校，北伐战争期间具有进步倾向。
（3）博物旧时中学的一门课程，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等学科的内容。
（4）这里说的开一大篇书目，指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和吴宓的《西洋文学入门必读书目》等。这些书目都开列于一九二三年。
（5）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参看本卷第195页注（26）。
（6）本间久雄日本文艺理论家。曾任早稻田大学教授。《新文学概论》有章锡琛中译本，一九二五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7）厨川白村（1880—1923）日本文艺理论家。曾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苦闷的象征》是他的文艺论文集。
（8）《苏俄的文艺论战》任国桢辑译，内收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间苏联瓦浪斯基（A．
（9）这个比喻见于印度何种书籍，未详。一八八八年（清光绪十四年）张赤山译的伊索寓言《海国妙喻·丧驴》中也有同样内容的故事。
（10）进研究室“五四”以后，胡适提出“进研究室”、“整理国故”的主张，企图诱使青年脱离现实斗争。一九二四年间，鲁迅曾多次写文章批驳过，参看《坟·未有天才之前》等文。
（11）培那特萧即萧伯纳。他关于“读书者”、“思索者”、“观察者”的议论见于何种著作，未详。（按英国学者嘉勒尔说过类似的话，见鲁迅译日本鹤见襱辅《思想·山水·人物》中的《说旅行》。）
（12）勖本华尔即叔本华。“脑子里给别人跑马”，可能指他的《读书和书籍》中的这段话：“我们读着的时候，别人却替我们想。我们不过反复了这人的心的过程。……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
8、通信
小峰兄：
收到了几期《语丝》，看见有《鲁迅在广东》（2）的一个广告，说是我的言论之类，都收集在内。后来的另一广告上，却变成“鲁迅著”了。我以为这不大好。
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3）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4）——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5）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没有法子，姑且由它去罢。然而苦矣！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做序，题签的，请演说的，闹得个不亦乐乎。我尤其怕的是演说，因为它有指定的时候，不听拖延。临时到来一班青年，连劝带逼，将你绑了出去。而所说的话是大概有一定的题目的。命题作文，我最不擅长。否则，我在清朝不早进了秀才了么？然而不得已，也只好起承转合，上台去说几句。但我自有定例：至多以十分钟为限。可是心里还是不舒服，事前事后，我常常对熟人叹息说：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来做洋八股了。
还有一层，我凡有东西发表，无论讲义，演说，是必须自己看过的。但那时太忙，有时不但稿子没有看，连印出了之后也没有看。这回变成书了，我也今天才知道，而终于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里面是怎样的东西。现在我也不想拿什么费话来捣乱，但以我们多年的交情，希望你最好允许我实行下列三样——
一，将书中的我的演说，文章等都删去。
二，将广告上的著者的署名改正。
三，将这信在《语丝》上发表。
这样一来，就只剩了别人所编的别人的文章，我当然心安理得，无话可说了。但是，还有一层，看了《鲁迅在广东》，是不足以很知道鲁迅之在广东的。我想，要后面再加上几十页白纸，才可以称为“鲁迅在广东”。
回想起我这一年的境遇来，有时实在觉得有味。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我如有作品，题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占先用去了。（6）但好在我也没有作品。
至于那时关于我的文字，大概是多的罢。我还记得每有一篇登出，某教授便魂不附体似的对我说道：“又在恭维你了！
看见了么？”我总点点头，说，“看见了。”谈下去，他照例说，“在西洋，文学是只有女人看的。”我也点点头，说，“大概是的罢。”心里却想：战士和革命者的虚衔，大约不久就要革掉了罢。
照那时的形势看来，实在也足令认明了我的“纸糊的假冠”（7）的才子们生气。但那形势是另有缘故的，以非急切，姑且不谈。现在所要说的，只是报上所表见的，乃是一时的情形；此刻早没有假冠了，可惜报上并不记载。但我在广东的鲁迅自己，是知道的，所以写一点出来，给憎恶我的先生们平平心——
一，“战斗”和“革命”，先前几乎有修改为“捣乱”的趋势，现在大约可以免了。但旧衔似乎已经革去。
二，要我做序的书，已经托故取回。期刊上的我的题签，已经撤换。
三，报上说我已经逃走，或者说我到汉口去了。写信去更正，就没收。
四，有一种报上，竭力不使它有“鲁迅”两字出现，这是由比较两种报上的同一记事而知道的。
五，一种报上，已给我另定了一种头衔，曰：杂感家。
（8）评论是“特长即在他的尖锐的笔调，此外别无可称。”然而他希望我们和《现代评论》合作。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细考两派文章思想，初无什么大别。”（此刻我才知道，这篇文章是转录上海的《学灯》（9）的。原来如此，无怪其然。写完之后，追注。）
六，一个学者（10），已经说是我的文字损害了他，要将我送官了，先给我一个命令道：“暂勿离粤，以俟开审！”
阿呀，仁兄，你看这怎么得了呀！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缧绁之忧”（11）了。
“孔子曰：‘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怕未必有这样侥幸的事罢，唉唉，呜呼！
但那是其实没有什么的，以上云云，真是“小病呻吟”。
我之所以要声明，不过希望大家不要误解，以为我是坐在高台上指挥“思想革命”而已。尤其是有几位青年，纳罕我为什么近来不开口。你看，再开口，岂不要永“勿离粤，以俟开审”了么？语有之曰：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此之谓也。
我所遇见的那些事，全是社会上的常情，我倒并不觉得怎样。我所感到悲哀的，是有几个同我来的学生，至今还找不到学校进，还在颠沛流离。我还要补足一句，是：他们都不是共产党，也不是亲共派。其吃苦的原因，就在和我认得。
所以有一个，曾得到他的同乡的忠告道：“你以后不要再说你是鲁迅的学生了罢。”在某大学里，听说尤其严厉，看看《语丝》，就要被称为“语丝派”；和我认识，就要被叫为“鲁迅派”的。
这样子，我想，已经够了，大足以平平正人君子之流的心了。但还要声明一句，这是一部分的人们对我的情形。此外，肯忘掉我，或者至今还和我来往，或要我写字或讲演的人，偶然也仍旧有的。
《语丝》我仍旧爱看，还是他能够破破我的岑寂。但据我看来，其中有些关于南边的议论，未免有一点隔膜。譬如，有一回，似乎颇以“正人君子”之南下为奇，殊不知《现代》在这里，一向是销行很广的。相距太远，也难怪。我在厦门，还只知道一个共产党的总名，到此以后，才知道其中有CP和CY（12）之分。一直到近来，才知道非共产党而称为什么Y什么Y（13）的，还不止一种。我又仿佛感到有一个团体，是自以为正统，而喜欢监督思想的。（14）我似乎也就在被监督之列，有时遇见盘问式的访问者，我往往疑心就是他们。但是否的确如此，也到底摸不清，即使真的，我也说不出名目，因为那些名目，多是我所没有听到过的。
以上算是牢骚。但我觉得正人君子这回是可以审问我了：
“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大约也不但正人君子，凡对我有些好意的人，也要问的。我的仁兄，你也许即是其一。
我可以即刻答复：“一点不苦，一点不悔。而且倒很有趣的。”
土耳其鸡（15）的鸡冠似的彩色的变换，在“以俟开审”之暇，随便看看，实在是有趣的。你知道没有？一群正人君子，连拜服“孤桐先生”的陈源教授即西滢，都舍弃了公理正义的栈房的东吉祥胡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服务”了。《民报》的广告在我的名字上用了“权威”两个字，当时陈源教授多么挖苦呀（16）。这回我看见《闲话》（17）出版的广告，道：
“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尤其不可不读《闲话》！”这真使我觉得飘飘然，原来你不必“请君入瓮”，自己也会爬进来！
但那广告上又举出一个曾经被称为“学棍”的鲁迅来，而这回偏尊之曰“先生”，居然和这“文艺批评界的权威”并列，却确乎给了我一个不小的打击。我立刻自觉：阿呀，痛哉，又被钉在木板上替“文艺批评界的权威”做广告了。两个“权威”，一个假的和一个真的，一个被“权威”挖苦的“权威”和一个挖苦“权威”的“权威”。呵呵！
祝你安好。我是好的。
鲁迅。九，三——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一期。
（2）《鲁迅在广东》钟敬文编辑，内收鲁迅到广州后别人所作关于鲁迅的文字十二篇和鲁迅的讲演记录稿三篇、杂文一篇。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3）“革命后方”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自广东出师北伐，因而当时广东有“革命后方”之称。
（4）指国民党政客朱家骅，他当时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实际主持校务）。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大学生欢迎鲁迅的大会上，他也借机发表演说。
（5）秋瑾（1879？—1907）字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一九○四年留学日本，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一九○六年春回国。一九○七年在绍兴主持大通师范学堂，组织光复军，准备与徐锡麟在浙、皖同时起义。徐锡麟起事失败后，她于七月十三日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遇害。
（6）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创造社的主要成员，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橄榄》是他的小说散文集，一九二六年九月创造社出版。
（7）“纸糊的假冠”这是高长虹嘲骂作者的话。
（8）指香港《循环日报》。引文见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十一日该报副刊《循环世界》所载徐丹甫《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一文。
（9）《学灯》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一九一八年二月四日创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停刊。《时事新报》当时是研究系的报纸。
（10）指顾颉刚。一九二七年七月，顾颉刚从汉口《中央日报》副刊看到作者致孙伏园信，其中有“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的顾颉刚”等语，他即致函作者，说“诚恐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旬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并要作者“暂勿离粤，以俟开审”。参看《三闲集·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
（11）“缧绁之忧”《论语·公冶长》：“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公冶长，孔丘弟子。缧絏，亦作缧绁，古时系罪人的黑色绳索。
（12）CP英文CommunistParty的缩写，即共产党；CY，英文CommunistYouth的缩写，即共产主义青年团。
（13）指国民党御用的反动青年组织。如L．Y．，即所谓“左派青年团”；T．Y．，即“三民主义同志社”。
（14）指所谓“士的派”（又称“树的党”），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所操纵的广州学生界的一个反动团体。按“士的”是英语Stick（手杖、棍子）的音译。
（15）土耳其鸡即吐绶鸡，俗称火鸡。头部有红色肉冠，喉下垂红色肉瓣；公鸡常扩翼展尾如扇状，同时肉冠及肉瓣便由红色变为蓝白色。
（16）《民报》一九二五年七月创刊于北京，不久即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关于《民报》的广告，。陈西滢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挖苦作者说：“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乎笑掉了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17）《闲话》陈西滢发表在《现代评论》“闲话”专栏文章的结集，名为《西滢闲话》，一九二八年三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9、答有恒先生
有恒（2）先生：
你的许多话，今天在《北新》（3）上看见了。我感谢你对于我的希望和好意，这是我看得出来的。现在我想简略地奉答几句，并以寄和你意见相仿的诸位。
我很闲，决不至于连写字工夫都没有。但我的不发议论，是很久了，还是去年夏天决定的，我豫定的沉默期间是两年。
我看得时光不大重要，有时往往将它当作儿戏。
但现在沉默的原因，却不是先前决定的原因，因为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这种变迁的径路，说起来太烦，姑且略掉罢，我希望自己将来或者会发表。单就近时而言，则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
我至今还没有将这“恐怖”仔细分析。姑且说一两种我自己已经诊察明白的，则：
一，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如果对于动物，也要算“暴殄天物”（4）。我尤其怕看的是胜利者的得意之笔：“用斧劈死”呀，……“乱枪刺死”呀……。我其实并不是急进的改革论者，我没有反对过死刑。但对于凌迟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我以为二十世纪的人群中是不应该有的。斧劈枪刺，自然不说是凌迟，但我们不能用一粒子弹打在他后脑上么？结果是一样的，对方的死亡。但事实是事实，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
二，我发见了我自己是一个……。是什么呢？我一时定不出名目来。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5）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现在发一个问题：看了之后，使你麻木，还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还是使你活泼？倘所觉的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证实大半了。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6），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我有一种设想，以为无论讨赤军，讨革军，倘捕到敌党的有智识的如学生之类，一定特别加刑，甚于对工人或其他无智识者。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更锐敏微细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别的愉快。倘我的假设是不错的，那么，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证实了。
所以，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
倘若再和陈源教授之流开玩笑罢，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写了一点（7）。然而无聊，我觉得他们不成什么问题。他们其实至多也不过吃半只虾或呷几口醉虾的醋。况且听说他们已经别离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革命了。
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旗插远去，恐怕“孤桐先生”也会来革命的。不成问题了，都革命了，浩浩荡荡。
问题倒在我自己的落伍。还有一点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笔”的罚，现在似乎降下来了。种牡丹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这是应该的，我毫无怨恨。但不平的是这罚仿佛太重一点，还有悲哀的是带累了几个同事和学生。
他们什么罪孽呢，就因为常常和我往来，并不说我坏。凡如此的，现在就要被称为“鲁迅党”或“语丝派”，这是“研究系”（8）和“现代派”宣传的一个大成功。所以近一年来，鲁迅已以被“投诸四裔”（9）为原则了。不说不知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后来是被搬在一所四无邻居的大洋楼上了，陪我的都是书，深夜还听到楼下野兽“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静的，况且还有学生来谈谈。然而来了第二下的打击：三个椅子要搬去两个，说是什么先生的少爷已到，要去用了。这时我实在很气愤，便问他：倘若他的孙少爷也到，我就得坐在楼板上么？不行！没有搬去，然而来了第三下的打击，一个教授微笑道：又发名士脾气了（10）。厦门的天条，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于一个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发名士脾气也，《春秋》笔法（11），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罢。还有第四下的打击，那是我临走的时候了，有人说我之所以走，一因为没有酒喝，二因为看见别人的家眷来了，心里不舒服。
（12）这还是根据那一次的“名士脾气”的。
这不过随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谅我吓得不敢开口之情有可原了罢。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虾的。我再斗下去，也许会“身心交病”。然而“身心交病”，又会被人嘲笑的。自然，这些都不要紧。但我何苦呢，做醉虾？
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13）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成我是共产党。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退一步，“亲共派”罢，终于也没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但我不走，所以报上“逃走了”“到汉口去了”的闹了一通之后，倒也没有事了。天下究竟还有光明，没有人说我有“分身法”。现在是，似乎没有什么头衔了，但据“现代派”说，我是“语丝派的首领”。这和生命大约并无什么直接关系，或者倒不大要紧的，只要他们没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说什么“墨斯科的命令”（14），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笔一滑，话说远了，赶紧回到“落伍”问题去。我想，先生，你大约看见的，我曾经叹息中国没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15），而今何如？你也看见，在这半年中，我何尝说过一句话？虽然我曾在讲堂上公表过我的意思，虽然我的文章那时也无处发表，虽然我是早已不说话，但这都不足以作我的辩解。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还有，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试一攻击社会的一分子的陈源之类，看如何？而况四万万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
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吴稚晖（16）先生不也有一种主义的么？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愤，且可以大呼“打倒……严办”者，即因为赤党要实行共产主义于二十年之后，而他的主义却须数百年之后或者才行，由此观之，近于废话故也。人那有遥管十余代以后的灰孙子时代的世界的闲情别致也哉？
话已经说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感于先生的毫无冷笑和恶意的态度，所以也诚实的奉答，自然，一半也借此发些牢骚。但我要声明，上面的说话中，我并不含有谦虚，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好几个满肚子恶意的所谓批评家，竭力搜索，都寻不出我的真症候。所以我这回自己说一点，当然不过一部分，有许多还是隐藏着的。
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17）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
鲁迅。九，四——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四十九、五十期合刊。
（2）有恒时有恒，江苏徐州人。他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上发表一篇题为《这时节》的杂感，其中有涉及作者的话：“久不见鲁迅先生等的对盲目的思想行为下攻击的文字了”，“在现在的国民革命正沸腾的时候，我们把鲁迅先生的一切创作……读读，当能给我们以新路的认识”，“我们恳切地祈望鲁迅先生出马。……因为救救孩子要紧呀。”鲁迅因作本文回答。
（3）《北新》综合性杂志，上海北新书局发行，一九二六年七月创刊。初为周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二卷第一期起改为半月刊，出至一九三○年十二月第四卷第二十四期停刊。
（4）“暴殄天物”语见《尚书·武成》：“今商王受（纣）无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据唐代孔颖达疏，“天物”是指不包含人在内的“天下百物，鸟兽草木”。
（5）关于吃人的筵宴的议论，参看《坟·灯下漫笔》第二节。
（6）“醉虾”江浙等地把活虾放进醋、酒、酱油等拌成的配料里生吃的一种菜。
（7）即本文后一篇《辞“大义”》。
（8）“研究系”在他们主办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曾刊载《北京文艺界之分别门户》一文，内称“与‘现代派’抗衡者是‘语丝派’”，又说“语丝派”以鲁迅“为主”。“现代派”，即现代评论派，他们曾称鲁迅为“语丝派首领”。参看本书《革“首领”》。
（9）“投诸四裔”流放到四方边远的地方去。语见《左传》文公十八年：“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
（10）指顾颉刚。作者一九二六年九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中说：
“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朱山根（按指顾颉刚）。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见《两地书·四十八》）
（11）《春秋》笔法《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史书，相传为孔丘所修。过去的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都含有“褒”、“贬”的“微言大义”，称之为“春秋笔法”。
（12）这里指陈万里（田千顷）、黄坚（白果）等散布的流言。参看本卷第402页注（7）。
（13）独秀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失败。之后，他成了取消主义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党小组织，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14）唐有壬（1893—1935）湖南浏阳人。当时是《现代评论》的经常撰稿人；以后依附汪精卫，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是著名的亲日派分子。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上海小报《晶报》载有《现代评论被收买？》的一则新闻，其中曾引用《语丝》上揭发《现代评论》收受段祺瑞津贴的文字；接着唐有壬便于同月十八日致函《晶报》强作辩解，并造谣说：“《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在去年春间，我有个朋友由莫斯科写信来告诉我，说此间的中国人盛传《现代评论》是段祺瑞办的，由章士钊经手每月津贴三千块钱。当时我们听了，以为这不过是共产党造谣的惯技，不足为奇。”
《晶报》在发表这封信时，标题是《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本报书》。
（15）“抚哭叛徒的吊客”参看《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第三节《最先与最后》。这里说的“叛徒”，指旧制度的叛逆者。
（16）吴稚晖。他曾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九二六年二月给邵飘萍的一封信中说过这样的话：“赤化就是所谓共产，这实在是三百年以后的事；犹之乎还有比他更进步的，叫做无政府，他更是三千年以后的事。”一九二七年四月初他承蒋介石意旨，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的呈文，叫嚣“打倒”“严办”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17）“淡淡的血痕中”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枪杀请愿的爱国学生和市民后，作者曾作散文诗《淡淡的血痕中》（收入《野草》），以悼念死者，并号召生者继续战斗。这里是指当时遭受国民党反动派杀戮的革命群众的流血。
10、辞“大义”
我自从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们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以后，默默无语，一年有零。以为正人君子们忘记了这个“学棍”了罢，——哈哈，并没有。
印度有一个泰戈尔。这泰戈尔到过震旦来，改名竺震旦。
因为这竺震旦做过一本《新月集》，所以这震旦就有了一个新月社（2），——中间我不大明白了——现在又有一个叫作新月书店的。这新月书店要出版的有一本《闲话》，这本《闲话》的广告里有下面这几句话：
“……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
“派”呀，“首领”呀，这种谥法实在有些可怕。不远就又会有人来诮骂。甲道：看哪！鲁迅居然称为首领了。天下有这种首领的么？乙道：他就专爱虚荣。人家称他首领，他就满脸高兴。我亲眼看见的。
但这是我领教惯的教训了，并不为奇。这回所觉得新鲜而惶恐的，是忽而将宝贵的“大义”硬塞在我手里，给我竖起大旗来，叫我和“现代派”的“主将”去对垒。我早已说过：公理和正义，都被正人君子夺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3）。大义么，我连它是圆柱形的呢还是椭圆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么“仗”？
“主将”呢，自然以有“义旗”为体面罢。不过我没有这么冠冕。既不成“派”，也没有做“首领”，更没有“仗”过“大义”。更没有用什么“战略”，因为我未见广告以前，竟没有知道西滢先生是“现代派”的“主将”，——我总当他是一个喽罗儿。
我对于我自己，所知道的是这样的。我想，“孤桐先生”尚在，“现代派”该也未必忘了曾有人称我为“学匪”，“学棍”，“刀笔吏”的，而今忽假“鲁迅先生”以“大义”者，但为广告起见而已。
呜呼，鲁迅鲁迅，多少广告，假汝之名以行！
九月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一期。
（2）新月社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成立于一九二三年，主要人物为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等。该社取名于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曾以诗社的名义于一九二六年夏天借北京《晨报副刊》版面出过《诗刊》（周刊）十一期；一九二七年该社分子多数南下，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发刊综合性的《新月》月刊。他们原来依附北洋政府，后来转而投靠蒋介石政权。
（3）“公理”和“正义”，是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在支持章士钊、杨荫榆压迫女师大学生时经常使用的字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当女师大学生斗争胜利，回校复课时，陈西滢、王世杰等人又组织所谓“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反对女师大复校，支持章士钊另立女子大学。
作者在《新的蔷薇》一文中曾说：“公理是只有一个的。然而听说这早被他们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见《华盖集续编》）
11、反“漫谈”
我一向对于《语丝》没有恭维过，今天熬不住要说几句了：的确可爱。真是《语丝》之所以为《语丝》。
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2）是已经不行，有时不敢说，有时不愿说，有时不肯说，有时以为无须说。有此工夫，不如吃点心。但《语丝》上却总有人出来发迂论，如《教育漫谈》（3），对教育当局去谈教育，即其一也。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4），一定要有这种人，世界才不寂寞。这一点，我是佩服的。但也许因为“世故”作怪罢，不知怎地佩服中总带一些腹诽，还夹几分伤惨。徐先生是我的熟人，所以再三思维，终于决定贡献一点意见。这一种学识，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总长，这才陆续地获得，轻易是不肯说的。
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
这可以用过去的事实证明。因为重在“当局”，所以——
一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
二教育总长，可以忽而化为内务总长。
三司法，海军总长，可以兼任教育总长。
曾经有一位总长，听说，他的出来就职，是因为某公司要来立案，表决时可以多一个赞成者，所以再作冯妇（5）的。但也有人来和他谈教育。我有时真想将这老实人一把抓出来，即刻勒令他回家陪太太喝茶去。
所以：教育当局，十之九是意在“当局”，但有些是意并不在“当局”。
这时候，也许有人要问：那么，他为什么有举动呢？
我于是勃然大怒道：这就是他在“当局”呀！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不然，为什么叫“做”？
我得到这一种彻底的学识，也不是容易事，所以难免有一点学者的高傲态度，请徐先生恕之。以下是略述我所以得到这学识的历史——
我所目睹的一打以上的总长之中，有两位是喜欢属员上条陈的。于是听话的属员，便纷纷大上其条陈。久而久之，全如石沉大海。我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聪明，心里疑惑：莫非这许多条陈一无可取，还是他没有工夫看呢？但回想起来，我“上去”（这是专门术语，小官进去见大官也）的时候，确是常见他正在危坐看条陈；谈话之间，也常听到“我还要看条陈去”，“我昨天晚上看条陈”等类的话。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我正从他的条陈桌旁走开，跨出门槛，不知怎的忽蒙圣灵启示，恍然大悟了——
哦！原来他的“做官课程表”上，有一项是“看条陈”的。
因为要“看”，所以要“条陈”。为什么要“看条陈”？就是“做官”之一部分。如此而已。还有另外的奢望，是我自己的胡涂！
“于我来了一道光”，从此以后，我自己觉得颇聪明，近于老官僚了。后来终于被“孤桐先生”革掉，那是另外一回事。
“看条陈”和“办教育”，事同一例，都应该只照字面解，倘再有以上或更深的希望或要求，不是书呆子，就是不安分。
我还要附加一句警告：倘遇漂亮点的当局，恐怕连“看漫谈”也可以算作他的一种“做”——其名曰“留心教育”——
但和“教育”还是没有关系的。
九月四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
（2）“世故的老人”高长虹谩骂作者的话。
（3）《教育漫谈》原题《教育漫语》，徐祖正（当时北京大学教授）作，载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二十日《语丝》第一四四、一四五两期。一九二七年八月，把持北洋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加强对教育界的控制，强行把北京九所国立学校合并为“京师大学”，引起教育界的不满。徐祖正的文章是对这件事发表的议论。
（4）“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语见《论语·卫灵公》，是孔丘的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语见《论语·宪问》，是孔丘同时人评论他的话。
（5）再作冯妇《孟子·尽心》：“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后人称重操旧业为“再作冯妇”，就是根据这个故事。
12、忧“天乳”
《顺天时报》载北京辟才胡同女附中主任欧阳晓澜女士不许剪发之女生报考，致此等人多有望洋兴叹之概云云。
（2）是的，情形总要到如此，她不能别的了。但天足的女生尚可投考，我以为还有光明。不过也太嫌“新”一点。
男男女女，要吃这前世冤家的头发的苦，是只要看明末以来的陈迹便知道的。（3）我在清末因为没有辫子，曾吃了许多苦（4），所以我不赞成女子剪发。北京的辫子，是奉了袁世凯（5）的命令而剪的，但并非单纯的命令，后面大约还有刀。否则，恐怕现在满城还拖着。女子剪发也一样，总得有一个皇帝（或者别的名称也可以），下令大家都剪才行。自然，虽然如此，有许多还是不高兴的，但不敢不剪。一年半载，也就忘其所以了；两年以后，便可以到大家以为女人不该有长头发的世界。这时长发女生，即有“望洋兴叹”之忧。倘只一部分人说些理由，想改变一点，那是历来没有成功过。
但现在的有力者，也有主张女子剪发的，可惜据地不坚。
同是一处地方，甲来乙走，丙来甲走，甲要短，丙要长，长者剪，短了杀。这几年似乎是青年遭劫时期，尤其是女性。报载有一处是鼓吹剪发的，后来别一军攻入了，遇到剪发女子，即慢慢拔去头发，还割去两乳……。这一种刑罚，可以证明男子短发，已为全国所公认。只是女人不准学。去其两乳，即所以使其更像男子而警其妄学男子也。以此例之，欧阳晓澜女士盖尚非甚严欤？
今年广州在禁女学生束胸，违者罚洋五十元。报章称之曰“天乳运动”（6）。有人以不得樊增祥（7）作命令为憾。公文上不见“鸡头肉”等字样，盖殊不足以餍文人学士之心。此外是报上的俏皮文章，滑稽议论。我想，如此而已，而已终古。
我曾经也有过“杞天之虑”（8），以为将来中国的学生出身的女性，恐怕要失去哺乳的能力，家家须雇乳娘。但仅只攻击束胸是无效的。第一，要改良社会思想，对于Rx房较为大方；第二，要改良衣装，将上衣系进裙里去。旗袍和中国的短衣，都不适于乳的解放，因为其时即胸部以下掀起，不便，也不好看的。
还有一个大问题，是会不会乳大忽而算作犯罪，无处投考？我们中国在中华民国未成立以前，是只有“不齿于四民之列”（9）者，才不准考试的。据理而言，女子断发既以失男女之别，有罪，则天乳更以加男女之别，当有功。但天下有许多事情，是全不能以口舌争的。总要上谕，或者指挥刀。
否则，已经有了“短发犯”了，此外还要增加“天乳犯”，或者也许还有“天足犯”。呜呼，女性身上的花样也特别多，而人生亦从此多苦矣。
我们如果不谈什么革新，进化之类，而专为安全着想，我以为女学生的身体最好是长发，束胸，半放脚（缠过而又放之，一名文明脚）。因为我从北而南，所经过的地方，招牌旗帜，尽管不同，而对于这样的女人，却从不闻有一处仇视她的。
九月四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
（2）《顺天时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京所办的中文报纸。参看本卷第98页注（9）。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该报刊载《女附中拒绝剪发女生入校》新闻一则说：“西城辟才胡同女附中主任欧阳晓澜女士自长校后，不惟对于该校生功课认真督责指导，即该校学风，由女士之严厉整顿，亦日臻良善，近闻该校此次招考新生，凡剪发之女学生前往报名者，概予拒绝与考，因之一般剪发女生多有望洋兴叹之概云。”
（3）指清朝统治者强迫汉族人民剃发垂辫一事。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兵入关及定都北京后，即下令剃发垂辫，因受到各地人民反对及局势未定而中止。次年五月攻占南京后，又下了严厉的剃发令，限于布告之后十日，“尽使（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此事曾引起各地人民的广泛反抗，有许多人被杀。
（4）作者在清代末年留学日本时，即将辫子剪掉，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所记，时间在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秋冬之际。他在一九○九年（宣统元年）归国后曾因没有辫子而吃过许多苦。参看《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和《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5）袁世凯一九一二年三月五日南京临时政府曾通令“人民一律剪辫”；同年十一月初，袁世凯在北京发布的一项令文中，也有“剪发为民国政令所关，政府岂能漠视”等话。
（6）“天乳运动”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代理民政厅长朱家骅提议的禁止女子束胸案，规定“限三个月内所有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倘逾限仍有束胸，一经查确，即处以五十元以上之罚金，如犯者年在二十岁以下，则罚其家长。”（见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广州《国民新闻》）七月二十一日明令施行，一些报纸也大肆鼓吹，称之为“天乳运动”。
（7）樊增祥（1846—1931）湖北恩施人，清光绪进士，曾任江苏布政使。他曾经写过许多“艳体诗”，专门在典故和对仗上卖弄技巧；做官时所作的判牍，也很轻浮。下文的“鸡头肉”，是芡实（一种水生植物的果实）的别名。宋代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六《骊山记》载：“一日，贵妃浴出，对镜匀面，裙腰褪，微露一乳，……
（帝）指妃乳言曰：‘软温新剥鸡头肉。’”（8）“杞天之虑”这是杨荫榆掉弄成语“杞人忧天”而成的不通的文言句子。
（9）“不齿于四民之列”民国以前，封建统治阶级对于所谓“惰民”、“乐籍”以及戏曲演员、官署差役等等都视为贱民，将他们排斥在所谓“四民”（士、农、工、商）之外，禁止参加科举考试。
13、革“首领”
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以为可以免于罪戾了罢。阿呀，还是不行。一个学者要九月间到广州来，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还豫先叫我不要走，在这里“以俟开审”哩。
以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样是华盖罩命（2），晦气临头罢，却又不尽然。不知怎地，于不知不觉之中，竟在“文艺界”里高升了。谓予不信，有陈源教授即西滢的《闲话》广告为证，节抄无趣，剪而贴之——
“徐丹甫先生在《学灯》里说：‘北京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隐隐然执全国文艺界的牛耳。’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艺界？质言之，前一两年的北京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交战的场所。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为快。
“可是单把《闲话》当作掌故又错了。想——
欣赏西滢先生的文笔的，研究西滢先生的思想的，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
尤其不可不读《闲话》！”
这很像“诗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诗哲”之流的“文笔”，所以如此飘飘然，连我看了也几乎想要去买一本。
但，只是想到自己，却又迟疑了。两三个年头，不算太长久。
被“正人君子”指为“学匪”，还要“投畀豺虎”，我是记得的。做了一点杂感，有时涉及这位西滢先生，我也记得的。这些东西，“诗哲”是看也不看，西滢先生是即刻叫它“到应该去的地方去”，我也记得的。后来终于出了一本《华盖集》，也是实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个“北京文艺界”，并且我还做了“语丝派首领”，仗着“大义”在这“文艺界”上和“现代派主将”交战。虽然这“北京文艺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学灯》上指定，隐隐然不可动摇了，而我对于自己的被说得有声有色的战绩，却还是莫名其妙，像着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现代派的文艺，我一向没有留心，《华盖集》里从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3）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我现在郑重声明：那不是我。
我自从被杨荫榆女士杀败之后，即对于一切女士都不敢开罪，因为我已经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义侠之心，弄得要被“通缉”都说不定的，便不再开口。所以我和现代派的文艺，丝毫无关。
但终于交了好运了，升为“首领”，而且据说是曾和现代派的“主将”在“北京文艺界”上交过战了。好不堂哉皇哉。
本来在房里面有喜色，默认不辞，倒也有些阔气的。但因为我近来被人随手抑扬，忽而“权威”，忽而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4）；忽而又改为“青年指导者”（5）；甲说是“青年叛徒的领袖”罢，乙又来冷笑道：“哼哼哼。”（6）自己一动不动，故我依然，姓名却已经经历了几回升沉冷暖。人们随意说说，将我当作一种材料，倒也罢了，最可怕的是广告底恭维和广告底嘲骂。简直是膏药摊上挂着的死蛇皮一般。所以这回虽然蒙现代派追封，但对于这“首领”的荣名，还只得再来公开辞退。不过也不见得回回如此，因为我没有这许多闲工夫。
背后插着“义旗”的“主将”出马，对手当然以阔一点的为是。我们在什么演义上时常看见：“来将通名！我的宝刀不斩无名之将！”主将要来“交战”而将我升为“首领”，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并不然，没有这些大架子，无论吧儿狗，无论臭茅厕，都会唾过几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梁上插着五张尖角旗（义旗？）的“主将”出台，才动我的“刀笔”。假如有谁看见我攻击茅厕的文字，便以为也是我的劲敌，自恨于它的气味还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负责任的。恐怕有人以这广告为例，所以附带声明，以免拖累。
至于西滢先生的“文笔”，“思想”，“文艺批评界的权威”，那当然必须“欣赏”，“研究”而且“认识”的。只可惜要“欣赏”……这些，现在还只有一本《闲话》。但我以为咱们的“主将”的一切“文艺”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报副刊》上的，给志摩先生的大半痛骂鲁迅的那一封信。那是发热的时候所写（7），所以已经脱掉了绅士的黑洋服，真相跃如了。而且和《闲话》比较起来，简直是两样态度，证明着两者之中，有一种是虚伪。这也是要“研究”……西滢先生的“文笔”等等的好东西。
然而虽然是这一封信之中，也还须分别观之。例如：“志摩，……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8）之类。
据我看来，其实并无这样的“目的地”，倘有，却不怎么“遥遥茫茫”。这是因为热度还不很高的缘故，倘使发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连这些“遥遥茫茫”都一扫而光，近于纯粹了。
九月九日，广州——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三期。
（2）华盖罩命即“交华盖运”，参看《华盖集·题记》。
（3）指凌叔华。
（4）“权威”《民报》广告中称作者的话。“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是针对高长虹的话而说的。高长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曾说：“要权威者何用？
为鲁迅计，则拥此空名，无裨实际”；而在“狂飙社广告”（见一九二六年八月《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号）中又说他们曾经“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
（5）“青年指导者”参看本卷第245页注（3）。
（6）“青年叛徒的领袖”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载有霉江致作者的信，其中有“青年叛徒领导者”的话。陈西滢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讥讽作者说：“这像‘青年叛徒的领袖’吗？”“这才是中国‘青年叛徒的领袖’，中国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
（7）陈西滢关于“发热”的话。
（8）陈西滢在《致志摩》中曾说：“志摩，……我常常觉得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狭窄险阻的小路，左面是一个广漠无际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广漠无际的浮砂，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
14、谈“激烈”
带了书籍杂志过“香江”，有被视为“危险文字”而尝“铁窗斧钺风味”之险，我在《略谈香港》里已经说过了。但因为不知道怎样的是“危险文字”，所以时常耿耿于心。为什么呢？倒也并非如上海保安会所言，怕“中国元气太损”（2），乃是自私自利，怕自己也许要经过香港，须得留神些。
今年似乎是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里以为平常的，那边就算过激，滚油煎指头。
今天正是正当的，明天就变犯罪，藤条打屁股。倘是年青人，初从乡间来，一定要被煎得莫明其妙，以为现在是时行这样的制度了罢。至于我呢，前年已经四十五岁了（3），而且早已“身心交病”，似乎无须这么宝贵生命，思患豫防。但这是别人的意见，若夫我自己，还是不愿意吃苦的。敢乞“新时代的青年”们鉴原为幸。
所以，留神而又留神。果然，“天助自助者”，今天竟在《循环日报》上遇到一点参考资料了。事情是一个广州执信学校的学生，路过（！）香港，“在尖沙嘴码头，被一五七号华差截搜行李，在其木杠（谨案：箱也）之内，搜获激烈文字书籍七本。计开：执信学校印行之《宣传大纲》六本，又《侵夺中国史》一本。此种激烈文字，业经华民署翻译员择译完竣，昨日午乃解由连司提讯，控以怀有激烈文字书籍之罪。
……”抄报太麻烦，说个大略罢，是：“择译”时期，押银五百元出外；后来因为被告供称书系朋友托带，所以“姑判从轻罚银二十五元，书籍没收焚毁”云。
执信学校是广州的平正的学校，既是“清党”之后，则《宣传大纲》不外三民主义可知，但一到“尖沙嘴”，可就“激烈”了；可怕。惟独对于友邦，竟敢用“侵夺”字样，则确也未免“激烈”一点，因为忘了他们正在替我们“保存国粹”之恩故也。但“侵夺”上也许还有字，记者不敢写出来。
我曾经提起过几回元朝，今夜思之，还不很确。元朝之于中文书籍，未尝如此留心。这一著倒要推清朝做模范。他不但兴过几回“文字狱”（4），大杀叛徒，且于宋朝人所做的“激烈文字”，也曾细心加以删改。同胞之热心“复古”及友邦之赞助“复古”者，似当奉为师法者也。
清朝人改宋人书，我曾经举出过《茅亭客话》。但这书在《琳琅秘室丛书》里（5），现在时价每部要四十元，倘非小阔人，那能得之哉？近来却另有一部了，是商务印书馆印的《鸡肋编》，宋庄季裕著，每本只要五角，我们可以看见清朝的文澜阁本和元钞本有如何不同。
（6）今摘数条如下：
“燕地……女子……冬月以栝蒌涂面，……至春暖方涤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也。今使中国妇女，尽污于殊俗，汉唐和亲之计，盖未为屈也。”（清人将“今使中国”以下二十二字，改作“其异于南方如此”七字。）
“自古兵乱，郡邑被焚毁者有之，虽盗贼残暴，必赖室庐以处，故须有存者。靖康之后，金虏侵凌中国，露居异俗，凡所经过，尽皆焚燹。如曲阜先圣旧宅，自鲁共王之后，但有增葺。莽卓巢温之徒，犹假崇儒，未尝敢犯。至金寇，遂为烟尘。指其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清朝的改本，可大不同了，是“孔子宅在今僊源故鲁城中归德门内阙里之中。……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今其遗址，不复可见。而先圣旧宅，近日亦遭兵燹之厄，可叹也夫。”）
抄书也太麻烦，还是不抄下去了。但我们看第二条，就很可以悟出上海保安会所切望的“循规蹈矩”之道（7）。即：原文带些愤激，是“激烈”，改本不过“可叹也夫”，是“循规蹈矩”的。何以故呢？愤激便有揭竿而起的可能，而“可叹也夫”则瘟头瘟脑，即使全国一同叹气，其结果也不过是叹气，于“治安”毫无妨碍的。
但我还要给青年们一个警告：勿以为我们以后只做“可叹也夫”的文章，便可以安全了。新例我还未研究好，单看清朝的老例，则准其叹气，乃是对于古人的优待，不适用于今人的。因为奴才都叹气，虽无大害，主人看了究竟不舒服。
必须要如罗素（8）所称赞的杭州的轿夫一样，常是笑嘻嘻。
但我还要给自己解释几句：我虽然对于“笑嘻嘻”仿佛有点微词，但我并非意在鼓吹“阶级斗争”，因为我知道我的这一篇，杭州轿夫是不会看见的。况且“讨赤”诸君子，都不肯笑嘻嘻的去抬轿，足见以抬轿为苦境，也不独“乱党”为然。而况我的议论，其实也不过“可叹也夫”乎哉！
现在的书籍往往“激烈”，古人的书籍也不免有违碍之处。
那么，为中国“保存国粹”者，怎么办呢？我还不大明白。仅知道澳门是正在“征诗”，共收卷七千八百五十六本，经“江霞公太史（孔殷）
（9）评阅”，取录二百名。第一名的诗是：
南中多乐日高会……良时厚意愿得常……
陵松万章发文彩……百年贵寿齐辉光……
这是从香港报上照抄下来的，一连三圈，也原本如此，我想大概是密圈之意。这诗大约还有一种“格”，如“嵌字格”（10）之类，但我是外行，只好不谈。所给我益处的，是我居然从此悟出了将来的“国粹”，当以诗词骈文为正宗。史学等等，恐怕未必发达。即要研究，也必先由老师宿儒，先加一番改定工夫。唯独诗词骈文，可以少有流弊。故骈文入神的饶汉祥（11）一死，日本人也不禁为之慨叹，而“狂徒”又须挨骂了。
日本人拜服骈文于北京，“金制军”“整理国故”于香港，其爱护中国，恐其沦亡，可谓至矣。然而裁厘加税（12），大家都不赞成者何哉？盖厘金乃国粹，而关税非国粹也。“可叹也夫”！
今是中秋，璧月澄澈，叹气既完，还不想睡。重吟“征诗”，莫名其妙，稿有余纸，因录“江霞公太史”评语，俾读者咸知好处，但圈点是我僭加的——
“以谢启为题，寥寥二十八字。既用古诗十九首中字，复嵌全限内字。首二句是赋，三句是兴，末句是兴而比。步骤井然，举重若轻，绝不吃力。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洵属巧中生巧，难上加难。至其胎息之高古，意义之纯粹，格调之老苍，非寝馈汉魏古诗有年，未易臻斯境界。”
九月十一日，广州——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
（2）“中国元气太损”一九二七年夏天，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当局，嗾使一部分买办洋奴用所谓“上海保安会”的名义，散发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反动传单与图画，有一张图画上画一个学生高高站着大叫“打倒帝国主义！”他下面的一群听众，包括绅士、学者、商人、流氓，都表示反对，其中有一个工人张嘴喊着：“中国元气太损，再用不着破坏了！”
（3）高长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有这样谩骂作者的话：“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
下文“身心交病”、“新时代的青年”，也是引自高长虹的文章。
（4）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等朝，厉行民族压迫政策，曾不断大兴文字狱，企图用严刑峻法来消除汉族人民的反抗和民族思想。如康熙二年（1663）庄廷鑨《明书》之狱；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南山集》之狱；雍正十年（1732）吕留良、曾静之狱；乾隆二十年（1755）胡中藻《坚磨生诗钞》之狱；乾隆四十三年（1778）徐述夔《一柱楼诗》之狱等，是其中最著名的几次大狱。
（5）《茅亭客话》宋代黄休复著；《琳琅秘室丛书》，清代胡珽校刊。参看《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第一节及其注（6）、（7）。
（6）《鸡肋编》清代胡珽《琳琅秘室丛书》中收有此书，系以影元钞本校文澜阁本；这里是指夏敬观据琳琅秘室本校印的本子，一九二○年七月出版。文澜阁，收藏清代乾隆年间所纂修的“四库全书”的七阁之一，在杭州西湖孤山附近，建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
（7）“循规蹈矩”之道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下令增加房捐，受到人民的反抗。租界当局御用的“上海保安会”便散发题为《循规蹈矩》的传单，说“循规蹈矩”“是千古治家治国的至理名言；否则，处处演出越轨的举动，就要家不家，国不国了。”
威胁群众不得为此事“罢工辍业”。
（8）罗素（B．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一九二○年来我国讲学，曾至西湖游览。他“称赞”杭州轿夫“常是笑嘻嘻”的话，见所著《中国问题》一书，其中说几个中国轿夫在休息时，“谈着笑着，好像一点忧虑都没有似的。”
（9）江霞公太史即江孔殷，字少泉，号霞公，广东南海人。清末翰林，故称太史。他当时是广东军阀李福林的幕僚，经常在广州、港澳等地以遗老姿态搞复古活动。
（10）“嵌字格”过去做旧诗或对联的人，将几个特定的字（如人名地名或成语），依次分别用在各句中相同的位置上，叫做“嵌字格”。
（11）饶汉祥湖北广济人，民国初年曾任黎元洪的秘书长。他作的通电宣言，都是骈文滥调。他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去世，同月二十九日《顺天时报》日本记者著文哀悼，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饶之文章为今日一般白话文学家所蔑视，实则词章本属国粹，饶已运化入神，何物狂徒，鄙弃国粹，有识者于饶之死不能不叹天之降眚于斯文也。”
（12）裁厘加税厘即厘金，是起于清代咸丰年间的一种地方货物通过税。一九二五年十月段祺瑞政府邀请英、美、日本等国，在北京召开所谓“关税特别会议”，会上曾讨论中国裁撤厘金和增加进口税等问题。各国代表大都以裁撤厘金为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条件，反对中国在裁厘以前提高进口货物的税率。他们所以在会议上提出裁厘，意在抵制中国增加关税的要求，因为他们明知当时的中国政府根本是不可能裁撤厘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