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7 《而已集》 扣丝杂感 公理之所在 可恶罪 新时代的放债法 革命文学
《鲁迅全集》 ━而已集
目录
15、扣丝杂感
16、“公理”之所在
17、可恶罪
18、“意表之外"
19、新时代的放债法
20、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21、小杂感
22、再谈香港
23、革命文学
15、扣丝杂感
以下这些话，是因为见了《语丝》（一四七期）的《随感录》（二八）
（2）而写的。
这半年来，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没有一种完全的：《莽原》，《新生》（3），《沉钟》（4）。甚至于日本文的《斯文》，里面所讲的都是汉学，末尾附有《西游记传奇》（5），我想和演义来比较一下，所以很切用，但第二本即缺少，第四本起便杳然了。至于《语丝》，我所没有收到的统共有六期，后来多从市上的书铺里补得，惟有一二六和一四三终于买不到，至今还不知道内容究竟是怎样。
这些收不到的期刊，是遗失，还是没收的呢？我以为两者都有。没收的地方，是北京，天津，还是上海，广州呢？我以为大约也各处都有。至于没收的缘故，那可是不得而知了。
我所确切知道的，有这样几件事。是《莽原》也被扣留过一期，不过这还可以说，因为里面有俄国作品的翻译。那时只要一个“俄”字，已够惊心动魄，自然无暇顾及时代和内容。但韦丛芜的《君山》（6），也被扣留。这一本诗，不但说不到“赤”，并且也说不到“白”，正和作者的年纪一样，是“青”的，而竟被禁锢在邮局里。黎锦明先生早有来信，说送我《烈火集》（7），一本是托书局寄的，怕他们忘记，自己又寄了一本。但至今已将半年，一本也没有到。我想，十之九都被没收了，因为火色既“赤”，而况又“烈”乎，当然通不过的。
《语丝》一三二期寄到我这里的时候是出版后约六星期，封皮上写着两个绿色大字道：“扣留”，另外还有检查机关的印记和封条。打开看时，里面是《猓猓人的创世记》，《无题》，《寂寞札记》，《撒园荽》，《苏曼殊及其友人》，都不像会犯禁。我便看《来函照登》，是讲“情死”“情杀”的，不要紧，目下还不管这些事。只有《闲话拾遗》了。这一期特别少，共只两条。一是讲日本的，大约也还不至于犯禁。一是说来信告诉“清党”的残暴手段的，《语丝》此刻不想登。莫非因为这一条么？但不登何以又不行呢？莫明其妙。然而何以“扣留”而又放行了呢？也莫明其妙。
这莫明其妙的根源，我以为在于检查的人员。
中国近来一有事，首先就检查邮电。这检查的人员，有的是团长或区长，关于论文诗歌之类，我觉得我们不必和他多谈。但即使是读书人，其实还是一样的说不明白，尤其是在所谓革命的地方。直截痛快的革命训练弄惯了，将所有革命精神提起，如油的浮在水面一般，然而顾不及增加营养。所以，先前是刊物的封面上画一个工人，手捏铁铲或鹤嘴锹，文中有“革命！革命！”“打倒！打倒！”者，一帆风顺，算是好的。现在是要画一个少年军人拿旗骑在马上，里面“严办！严办！”（8）这才庶几免于罪戾。至于什么“讽刺”，“幽默”，“反语”，“闲谈”等类，实在还是格不相入。从格不相入，而成为视之懵然，结果即不免有些弄得乱七八糟，谁也莫明其妙。
还有一层，是终日检查刊物，不久就会头昏眼花，于是讨厌，于是生气，于是觉得刊物大抵可恶——尤其是不容易了然的——而非严办不可。我记得书籍不切边，我也是作俑者之一，当时实在是没有什么恶意的。后来看见方传宗先生的通信（见本《丝》一二九），竟说得要毛边装订的人有如此可恶（9），不觉满肚子冤屈。但仔细一想，方先生似乎是图书馆员，那么，要他老是裁那并不感到兴趣的毛边书，终于不免生气而大骂毛边党，正是毫不足怪的事。检查员也同此例，久而久之，就要发火，开初或者看得详细点，但后来总不免《烈火集》也可怕，《君山》也可疑，——只剩了一条最稳当的路：扣留。
两个月前罢，看见报上记着某邮局因为扣下的刊物太多，无处存放了，一律焚毁。我那时实在感到心痛，仿佛内中很有几本是我的东西似的。呜呼哀哉！我的《烈火集》呵。我的《西游记传奇》呵。我的……。
附带还要说几句关于毛边的牢骚。我先前在北京参与印书的时候，自己暗暗地定下了三样无关紧要的小改革，来试一试。一，是首页的书名和著者的题字，打破对称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几行空白；三，就是毛边。现在的结果，第一件已经有恢复香炉烛台式的了；第二件有时无论怎样叮嘱，而临印的时候，工人终于将第一行的字移到纸边，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你无可挽救；第三件被攻击最早，不久我便有条件的降伏了。与李老板（10）约：别的不管，只是我的译著，必须坚持毛边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板送给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还确是毛边。不过在书铺里，我却发见了毫无“毛”气，四面光滑的《彷徨》之类。归根结蒂，他们都将彻底的胜利。所以说我想改革社会，或者和改革社会有关，那是完全冤枉的，我早已瘟头瘟脑，躺在板床上吸烟卷——彩凤牌——了。
言归正传。刊物的暂时要碰钉子，也不但遇到检查员，我恐怕便是读书的青年，也还是一样。先已说过，革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这才是“革命文学”。我曾经看见一种期刊上登载一篇文章，后有作者的附白，说这一篇没有谈及革命，对不起读者，对不起对不起。
（11）但自从“清党”以后，这“直截痛快”以外，却又增添了一种神经过敏。“命”自然还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于过激，过激便近于共产党，变了“反革命”了。所以现在的“革命文学”，是在顽固这一种反革命和共产党这一种反革命之间。
于是又发生了问题，便是“革命文学”站在这两种危险物之间，如何保持她的纯正——正宗。这势必至于必须防止近于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将来有趋于赤化之虑的思想和文字。例如，攻击礼教和白话，即有趋于赤化之忧。因为共产派无视一切旧物，而白话则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独秀所办。今天看见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话（12）的消息，我逆料《语丝》必将有几句感慨，但我实在是无动于中。我觉得连思想文字，也到处都将窒息，几句白话黑话，已经没有什么大关系了。
那么，谈谈风月，讲讲女人，怎样呢？也不行。这是“不革命”。“不革命”虽然无罪，然而是不对的！
现在在南边，只剩了一条“革命文学”的独木小桥，所以外来的许多刊物，便通不过，扑通！扑通！都掉下去了。
但这直捷痛快和神经过敏的状态，其实大半也还是视指挥刀的指挥而转移的。而此时刀尖的挥动，还是横七竖八。方向有个一定之后，或者可以好些罢。然而也不过是“好些”，内中的骨子，恐怕还不外乎窒息，因为这是先天性的遗传。
先前偶然看见一种报上骂郁达夫先生，（13）说他《洪水》（14）上的一篇文章，是不怀好意，恭维汉口。我就去买《洪水》来看，则无非说旧式的崇拜一个英雄，已和现代潮流不合，倒也看不出什么恶意来。这就证明着眼光的钝锐，我和现在的青年文学家已很不同了。所以《语丝》的莫明其妙的失踪，大约也许只是我们自己莫明其妙，而上面的检查员云云，倒是假设的恕词。
至于一四五期以后，这里是全都收到的，大约惟在上海者被押。假如真的被押，我却以为大约也与吴老先生无关。
“打倒……打倒……严办……严办……”，固然是他老先生亲笔的话，未免有些责任，但有许多动作却并非他的手脚了。在中国，凡是猛人（这是广州常用的话，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阔人三种），都有这种的运命。
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
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至于幻得怎样，则当视包围者是三棱镜呢，还是凸面或凹面而异。假如我们能有一种机会，偶然走到一个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见这时包围者的脸面和言动，和对付别的人们的时候有怎样地不同。我们在外面看见一个猛人的亲信，谬妄骄恣，很容易以为该猛人所爱的是这样的人物。殊不知其实是大谬不然的。猛人所看见的他是娇嫩老实，非常可爱，简直说话会口吃，谈天要脸红。老实说一句罢，虽是“世故的老人”如不佞者，有时从旁看来也觉得倒也并不坏。
但同时也就发生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而晦气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矿物呀，则于是乎遭灾。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凡知道一点北京掌故的，该还记得袁世凯做皇帝时候的事罢。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
（15）直要待到蔡松坡（16）云南起义，这才阿呀一声，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但这一出戏也就闭幕，袁公的龙驭上宾于天（17）了。
包围者便离开了这一株已倒的大树，去寻求别一个新猛人。
我曾经想做过一篇《包围新论》，先述包围之方法，次论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因为猛人虽有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次更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结末是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所以这新论也还没有敢动笔。
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为懒于筹画，只开目录而没有文章。我思索是也在思索的，曾经想到了两样法子，但反复一想，都无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18）。然而虽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会先就改变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样。二，是广接各样的人物，不为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围。然而久而久之，也终于有一群制胜，而这最后胜利者的包围力则最强大，归根结蒂，也还是古已有之的运命：龙驭上宾于天。
世事也还是像螺旋。但《语丝》今年特别碰钉子于南方，仿佛得了新境遇，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一点，我自以为是容易解答的。
“革命尚未成功”，是这里常见的标语。但由我看来，这仿佛已经成了一句谦虚话，在后方的一大部分的人们的心里，是“革命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了。既然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国的主人翁，则对于一切，当然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刊物虽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有近于赤化之虑者无论矣，而要说不吉利语，即可以说是颇有近于“反革命”的气息了，至少，也很令人不欢。而《语丝》，是每有不肯凑趣的坏脾气的，则其不免于有时失踪也，盖犹其小焉者耳。
九月十五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
（2）《语丝》第一四七期（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日）《随感录》二十八是岂明所作的《光荣》。内容是说《语丝》第一四一期登载了一篇《吴公如何》，指斥吴稚晖提议“清党”，残杀异己，因而从那一期以后在南方便都被扣留的事。
（3）《新生》文艺周刊，北京大学新生社编辑发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创刊，一九二七年十月出至第二十一期停刊。
（4）《沉钟》文艺刊物，沉钟社编辑。一九二五年十月创刊于北京，初为周刊，仅出十期；次年八月改为半月刊，中经休刊复刊，一九三四年二月出至三十四期停刊。主要作者有林如稷、冯至、陈炜谟、陈翔鹤、杨晦等。这里是指半月刊。
（5）《斯文》月刊，日本出版的汉学杂志，佐久节编，一九一九年二月创刊于东京。该刊自一九二七年一月第九编第一号起连载《西游记杂剧》（非传奇）。《西游记杂剧》，现存本题元吴昌龄撰，实为元末明初杨讷（字景贤）所作，共六卷。我国佚亡已久，一九二六年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发见明刊杨东来评本。
（6）《君山》韦丛芜作的长诗，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京未名社出版。
（7）黎锦明湖南湘潭人，小说家。《烈火》是他的短篇小说集（书名无“集”字），一九二六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8）这是广州的所谓“革命文学社”出版的反共刊物《这样做》（旬刊）第三、四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的封面画，以后各期均沿用。
（9）方传宗关于毛边装订的通信，载《语丝》第一二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其中说，毛边装订在作者是作品“内容浅薄的掩丑”，对于读者，则“两百多页的书要受十多分钟裁剖的损失”，所以他反对毛边装订。从通信中知道他当时是福建一个学校的图书馆馆员。
（10）李老板指北新书局主持者李小峰。
（11）大概指发表在《这样做》第七、八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上署名侠子的《东风》一文，作者在文末“附白”中说：
“在这革命火焰高燃的当中，我们所渴望着的文学当然是革命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拙作《东风》载在这革命的刊物里，本来是不对的……
希望读者指正和原谅。”
（12）教育部禁止白话一九二七年九月，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禁止白话文令，说使用白话文是“坐令俚鄙流传，斯文将丧”，下令“所有国文一课，无论编纂何项讲义及课本，均不准再用白话文体，以昭划一而重国学”。
（13）郁达夫的受反动报刊攻击的文章，指他在《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发表的《在方向转换的途中》。该文主旨在攻击他认为“足以破坏我们目下革命运动（按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大危险”的“封建时代的英雄主义”。文中有这样一段：“处在目下的这一个世界潮流里，我们要知道，光凭一两个英雄，来指使民众，利用民众，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真正识时务的革命领导者，应该一步不离开民众，以民众的利害为利害，以民众的敌人为敌人，万事要听民众的指挥，要服从民众的命令才行。若有一二位英雄，以为这是迂阔之谈，那末你们且看着，且看你们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能够持续几何时。”这些话对于当时的蒋介石反革命派自然是不利的，所以反动刊物《这样做》第七、八期合刊上发表叛徒孔圣裔的《郁达夫先生休矣！》一文，攻击说：“我意料不到，万万意料不到郁达夫先生的论调，竟是中国共产党攻击我们劳苦功高的蒋介石同志的论调，什么英雄主义，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郁达夫先生！你现在是做了共产党的工具，还是想跑去武汉方面升官发财，特使来托托共产党的大脚？”
（14）《洪水》创造社刊物之一，一九二四年八月创刊于上海。
初为周刊，仅出一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复刊，改为半月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至三十六期停刊。
（15）袁世凯于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改元为“洪宪”，自称“中华帝国”皇帝，至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共八十一天。关于他看特印的报纸一事，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引《虎庵杂记》：“项城（按指袁世凯）在京取阅上海各报，皆由梁士诒、袁乃宽辈先行过目，凡载有反对帝制文电，皆易以拥戴字样，重制一版，每日如是，然后始进呈。”
（16）蔡松坡（1882—1916）名锷，湖南邵阳人。辛亥革命时在昆明起义，任云南都督。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后病故于日本。
（17）龙驭上宾于天封建时代称皇帝的死为“龙驭上宾于天”（或龙驭宾天），即乘龙仙去的意思。《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
（18）“清道”封建时代，帝王和官员出入，先命清扫道路和禁止行人，叫做“清道”。
16、“公理”之所在
在广州的一个“学者”说，“鲁迅的话已经说完，《语丝》不必看了。”这是真的，我的话已经说完，去年说的，今年还适用，恐怕明年也还适用。但我诚恳地希望他不至于适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倘这样，中国可就要完了，虽然我倒可以自慢。
公理和正义都被“正人君子”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这是我去年说过的话，而今年确也还是如此。然而我虽然一无所有，寻求是还在寻求的，正如每个穷光棍，大抵不会忘记银钱一样。
话也还没有说完。今年，我竟发见了公理之所在了。或者不能说发见，只可以说证实。北京中央公园里不是有一座白石牌坊，上面刻着四个大字道，“公理战胜”（2）么？——Yes（3），就是这个。
这四个字的意思是“有公理者战胜”，也就是“战胜者有公理”。
段执政（4）有卫兵，“孤桐先生”秉政，开枪打败了请愿的学生，胜矣。于是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们的“公理”也蓬蓬勃勃。慨自执政退隐，“孤桐先生”“下野”之后，——呜呼，公理亦从而零落矣。那里去了呢？枪炮战胜了投壶（5），阿！有了，在南边了。于是乎南下，南下，南下……
于是乎“正人君子”们又和久违的“公理”相见了。
《现代评论》的一千元津贴事件，我一向没有插过嘴，而“主将”也将我拉在里面，乱骂一通，（6）——大约以为我是“首领”之故罢。横竖说也被骂，不说也被骂，我就回敬一杯，问问你们所自称为“现代派”者，今年可曾幡然变计，另外运动，收受了新的战胜者的津贴没有？
还有一问，是：“公理”几块钱一斤？——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
（2）“公理战胜”参看本卷第107页注（2）。
（3）Yes英语：是，对。
（4）段执政指段祺瑞。参看本卷第120页注（4）。下文的“开枪打败了请愿的学生”，指一九二六年段祺瑞下令卫兵屠杀爱国学生的三一八惨案。
（5）枪炮战胜了投壶指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战胜了军阀孙传芳。参看本卷第363页注（4）。
（6）《现代评论》开办时曾通过章士钊接受段祺瑞的一千元津贴。《猛进》、《语丝》曾揭露过这件事。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的《闲话》中强作辩解，并影射攻击鲁迅。参看本卷第264页注（4）。
17、可恶罪
这是一种新的“世故”。
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
譬如，有人觉得一个人可恶，要给他吃点苦罢，就有这样的法子。倘在广州而又是“清党”之前，则可以暗暗地宣传他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么，共产青年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若在“清党”之后呢，要说他是CP或CY，没有证据，则可以指为“亲共派”。那么，清党委员会（2）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再不得已，则只好寻些别的事由，诉诸法律了。但这比较地麻烦。
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
许多罪人，应该称为“可恶的人”。
九，十四——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
（2）清党委员会蒋介石国民党为镇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内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左派分子而设立的机构。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各部长联席会议决定，指派邓泽如等七人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五月十七日，该会正式成立，各省也先后组成它的下属机构。
18、“意表之外”
有恒先生在《北新周刊》上诧异我为什么不说话，我已经去信公开答复了。还有一层没有说。这也是一种新的“世故”。
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但今年发见了，我的骂对于被骂者是大抵有利的。
拿来做广告，显而易见，不消说了。还有：
1.天下以我为可恶者多，所以有一个被我所骂的人要去运动一个以我为可恶的人，只要摊出我的杂感来，便可以做他们的“兰谱”（2），“相视而笑，莫逆于心”（3）了。“咱们一伙儿”。
2.假如有一个人在办一件事，自然是不会好的。但我一开口，他却可以归罪于我了。譬如办学校罢，教员请不到，便说：这是鲁迅说了坏话的缘故；学生闹一点小乱子罢，又是鲁迅说了坏话的缘故。他倒干干净净。
我又不学耶稣（4），何苦替别人来背十字架呢？
但“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也许后来还要开开口。可是定了“新法”了，除原先说过的“主将”之类以外，新的都不再说出他的真姓名，只叫“一个人”，“某学者”，“某教授”，“某君”。这么一来，他利用的时候便至少总得费点力，先须加说明。
你以为“骂”决非好东西罢，于有些人还是有利的。人类究竟是可怕的东西。就是能够咬死人的毒蛇，商人们也会将它浸在酒里，什么“三蛇酒”，“五蛇酒”，去卖钱。
这种办法实在比“交战”厉害得多，能使我不敢写杂感。
但再来一回罢，写“不敢写杂感”的杂感——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
“意表之外”，是引用复古派文人林纾文章中不通的用语。
（2）“兰谱”旧时朋友相契，结为兄弟，互换谱帖以为凭证，称为金兰谱，省称兰谱，取《周易·系辞》“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的意思。
（3）“相视而笑”二句，见《庄子·大宗师》，即彼此同心，毫无拂逆的意思。
（4）耶稣（约前4—30）基督教创始人。据《新约全书》说，他在犹太各地传教，为犹太教当权者所仇视，后被捕送交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
19、新时代的放债法
还有一种新的“世故”（2）。
先前，我总以为做债主的人是一定要有钱的，近来才知道无须。在“新时代”里，有一种精神的资本家。
你倘说中国像沙漠罢，这资本家便乘机而至了，自称是喷泉。你说社会冷酷罢，他便自说是热；你说周围黑暗罢，他便自说是太阳。
阿！世界上冠冕堂皇的招牌，都被拿去了。岂但拿去而已哉。他还润泽，温暖，照临了你。因为他是喷泉，热，太阳呵！
这是一宗恩典。
不但此也哩。你如有一点产业，那是他赏赐你的。为什么呢？因为倘若他一提倡共产，你的产业便要充公了，但他没有提倡，所以你能有现在的产业。那自然是他赏赐你的。
你如有一个爱人，也是他赏赐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天才而且革命家，许多女性都渴仰到五体投地。他只要说一声“来！”便都飞奔过去了，你的当然也在内。但他不说“来！”所以你得有现在的爱人。那自然也是他赏赐你的。
这又是一宗恩典。
还不但此也哩！他到你那里来的时候，还每回带来一担同情！一百回就是一百担——你如果不知道，那就因为你没有精神的眼睛——经过一年，利上加利，就是二三百担……
阿阿！这又是一宗大恩典。
于是乎是算账了。不得了，这么雄厚的资本，还不够买一个灵魂么？但革命家是客气的，无非要你报答一点，供其使用——其实也不算使用，不过是“帮忙”而已。
倘不如命地“帮忙”，当然，罪大恶极了。先将忘恩负义之罪，布告于天下。而且不但此也，还有许多罪恶，写在账簿上哩，一旦发布，你便要“身败名裂”了。想不“身败名裂”么，只有一条路，就是赶快来“帮忙”以赎罪。
然而我不幸竟看见了“新时代的新青年”的身边藏着这许多账簿，而他们自己对于“身败名裂”又怀着这样天大的恐慌。
于是乎又得新“世故”：关上门，塞好酒瓶，捏紧皮夹。
这倒于我很保存了一些润泽，光和热——我是只看见物质的。
九，十四——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原题《“新时代”的避债法》。
（2）“世故”及下文若干词句，都是引用高长虹的话。高长虹，参看本卷第383页注（3）。他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认识鲁迅后，曾得到鲁迅很多指导和帮助。一九二六年下半年起，他却对鲁迅进行恣意的诬蔑和攻击。他在《狂飙》周刊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发表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谩骂鲁迅为“世故老人”。在第六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给——》一诗中自比太阳：“如其我是太阳时，我将嫉妒那夜里的星星。”在第九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介绍中华第一诗人》内则说：“在恋爱上我虽然像嫉妒过人，然而其实是我倒让步过人。”第十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时代的命运》中又有“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等语。在同篇中又说他和鲁迅“曾经过一个思想上的战斗时期”，他所用的“战略”是“同情”。在《指掌图》一文内，又自称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第十四期（一九二七年一月）《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中又咒骂：“鲁迅不特身心交病，且将身败名裂矣！”等等。所以本文中有“太阳”、“爱人”、“同情”、“来一百回”等语。此外，“帮忙”、“新时代的新青年”等，都是高长虹文中常用的词语。
20、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2）讲稿
我今天所讲的，就是黑板上写着的这样一个题目。
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现在，中国较完全的文学史尚未出现。今天讲的题目是文学史上的一部分，也是材料太少，研究起来很有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3）和董卓（4）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5）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6）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7），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
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在文集一方面有清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8）。其中于此有用的，是《全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
在诗一方面有丁福保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9）。——丁福保是做医生的，现在还在。
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10）。这本书是北大的讲义，刘先生已死，此书由北大出版。
上面三种书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
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11）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
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
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
（12）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
（13）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14），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15）。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16），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孝文帝曹丕（17），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18），还有明帝曹叡（19），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不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20）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21）（ArtforArt′s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22）；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23），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24），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25）。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
（26）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27）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
（28）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
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
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
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29），后来给黄祖杀掉的。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30）。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
（31）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
（32）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
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33）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34），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样，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35）。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36）就像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髪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37）——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38）两个人，与晏同为服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39）。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40）一书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
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41）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42），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43）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
（44）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魏末，何晏他们以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45）。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46）和阮籍（47）。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48）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49）。
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50）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带。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51）。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进我的裤子中来？
（52）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53）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54）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55）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56），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57），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58）。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
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的，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頠的《崇有论》（59），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60），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
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61），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62）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
（63）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64）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65）——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
刘勰（66）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67）。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像。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
（68）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
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
（69）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70）。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自汉末至晋末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据我所知的大概是这样。但我学识太少，没有详细的研究，在这样的热天和雨天费去了诸位这许多时光，是很抱歉的。现在这个题目总算是讲完了——
（1）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一七三至一七八期；改定稿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
（2）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礼堂举行开幕式。当时的广州市长林云陔、教育局长刘懋初等均在会上作反共演说。他们打着“学术”的旗号，也“邀请”学者演讲。作者这篇演讲是在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的会上所作的（题下注“九月间”有误）。作者后来说过：
“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致陈濬信）他在这次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演讲里，曲折地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揭露和讽刺。
（3）黄巾指东汉末年巨鹿人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汉灵帝中平元年（184）起义，参加的人都以黄巾缠头为标志，称为“黄巾军”。他们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攻占城邑，焚烧官府，旬日之间，全国响应，给东汉政权以沉重的打击。但后来终于在官军和地主武装的残酷镇压下失败。
（4）董卓（？—192）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东汉末年的大军阀。灵帝时为并州牧，灵帝死后，外戚首领大将军何进为了对抗宦官，召他率兵入朝相助，他到洛阳后，即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自任丞相，专断朝政。献帝初平元年（190），山东河北等地军阀袁绍、韩馥等为了和董卓争权，联合起兵讨卓，他便劫持献帝迁都长安，自为太师。后为王允、吕布所杀。他在离洛阳时，焚烧宫殿府库民房，二百里内尽成墟土；又驱数百万人口入关，积尸盈途。在他被杀以后，他的部将李傕、郭汜等又攻破长安，焚掠屠杀，人民受害甚烈。
（5）党锢东汉末年，宦官擅权，政治黑暗，民生痛苦。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僚，为了维护刘汉政权和自己的地位，便与太学生互通声气，议论朝政，揭露宦官集团的罪恶。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宦官诬告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和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等人结党为乱，桓帝便捕李膺、范滂等下狱，株连二百余人。以后又于灵帝建宁二年（169），熹平元年（172），熹平五年（176）三次捕杀党人，更诏各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有做官的，都免官禁锢。直到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才下诏将他们赦免。
这件事，史称“党锢之祸”。
（6）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二十岁举孝廉，汉献帝时官至丞相，封魏王。曹丕篡汉后追尊为武帝。他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诗人。他和其子曹丕、曹植，都喜欢延揽文士，奖励文学，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后人把他的诗文编为《魏武帝集》。
（7）《三国志演义》即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元末明初罗贯中著。书中将曹操描写为“奸雄”。
（8）严可均（1762—1843）字景文，号铁桥，浙江乌程（今吴兴）人。清嘉庆举人，曾任建德教谕。他自嘉庆十三年（1808）起，开始搜集唐以前的文章，历二十余年，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内收作者三千四百多人，分代编辑为十五集，总计七四六卷。稍后，他的同乡蒋壑为作编目一○三卷，并以为原书题名不能概括全书，故将书名改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原书于光绪二十年（1894）由黄冈王毓藻刊于广州。
（9）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江苏无锡人。清末肄业江阴南菁书院，后习医，曾至日本考察医学，归国后在上海创办医学书局。他所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收作者七百余人，依时代分为十一集，总计五十四卷。一九一六年上海医学书局出版。
（10）刘师培（1884—1919）一名光汉，字申叔，江苏仪征人。
清末曾参加同盟会的活动，常在《民报》发表鼓吹反清的文字；但后来为清朝两江总督端方所收买，出卖革命党人。入民国后，他又依附袁世凯，与杨度、孙毓筠等人组织筹安会，竭力赞助袁世凯窃国称帝的阴谋。他的著作很多，《中国中古文学史》是他在民国初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时所编的讲义，后收入《刘申叔遗书》中。
（11）《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下令“自明本志”，表白他自己并无篡汉的意思，内有“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话。
（12）《太平御览》卷四二五引谢承《后汉书》：“范丹姊病，往看之，姊设食；丹以姊婿不德，出门留二百钱，姊使人追索还之，丹不得已受之。闻里中刍藁童仆更相怒曰：‘言汝清高，岂范史云辈而云不盗我菜乎？’丹闻之，曰：‘吾之微志，乃在童竖之口，不可不勉。’遂投钱去。”按范丹（112—185），一作范冉，字史云，后汉陈留外黄（今河南杞县东北）人。
（13）曹操曾于建安十五年（210）、二十二年（217）下求贤令，又于建安十九年（214）令有司取士毋废“偏短”，每次都强调以才能为用人的标准。《魏书·武帝纪》载建安十五年令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又裴注引王沈《魏书》所载二十二年令说：“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14）“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见《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注引《英雄记》载曹操《董卓歌》：“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于园桑。”按郑康成（127—200），名玄，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东汉经学家，其生存时代较曹操约早二十余年。
（15）曹操的遗令，散见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其他古书中，严可均缀合为一篇，收入《全三国文》卷三，其中有这样的话：
“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按指诸妾）无所为，可学作履组卖也。吾历宫所得绶（印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16）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晋代诗人。他评曹操的话，见萧统《文选》卷六十《吊魏武帝文》：
“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唐代李善注：“言裘绂轻微何所有，而空贻尘谤而及后王。”
（17）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的次子（按操长子名昂字子修，随操征张绣阵亡，故一般都以曹丕为操的长子）。建安二十五年（220）废汉献帝自立为帝，即魏文帝。他爱好文学，创作之外，兼擅批评，所著《典论》，《隋书·经籍志》著录五卷，已佚，严可均《全三国文》内有辑佚一卷。其中《论文》篇论各种文体的特征说：
“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又论文气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18）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的第三子。曾封东阿王，后封陈王，死谥思，后世称陈思王。他是建安时代重要诗人之一，流传下来的著作，以清代丁晏所编的《曹集诠评》搜罗较为完备。
（19）曹叡（204—239）字元仲，曹丕的儿子，即魏明帝。
（20）《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箫统编选。内选秦汉至齐梁间的诗文，共三十卷，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曹丕《典论·论文》，见该书第五十二卷。
（21）“为艺术而艺术”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戈蒂叶（T．Gautier）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就在于艺术作品的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
（22）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23）文章小道曹植《与杨德祖（修）书》：“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24）曹植早年以文才为曹操所爱，屡次想立他为太子；他也结纳杨修、丁仪、丁廙等为羽翼，在曹操面前和曹丕争宠。但他后来因为任性骄纵，失去了曹操的欢心，终于未得嗣立。到了曹丕即位以后，他常被猜忌，更觉雄才无所施展。明帝时又一再上表求“自试”，希望能够用他带兵去征吴伐蜀，建功立业，但他的要求也未实现。
（25）“建安七子”这个名称始于曹丕的《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马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后人据此便称孔融等为“建安七子”。按孔融（153—208），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汉献帝时为北海相，太中大夫。陈琳（？—217），广陵（今江苏江都）人，曾任司空（曹操）军谋祭酒。王粲（177—217），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曾任丞相（曹操）军谋祭酒、侍中。徐干（171—217），北海（今山东潍坊西南）人，曾任司空军谋祭酒、五官将（曹丕）文学。阮瑀（？—212），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曾任司空军谋祭酒。应瑒（？—217），汝南（今河南汝南）人，曾任丞相掾属、五官将文学。刘桢（？—217），东平（今山东东平）人，曾任丞相掾属。
（26）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论孔融的文章说：
“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按“建安七子”中，陈琳等都是曹操门下的属官，只有孔融例外；在年龄上，他比其余六人约长十余岁而又最先逝世，年辈也不相同。他没有应酬和颂扬曹氏父子的作品，而且还常常讽刺曹操。《后汉书·孔融传》载：‘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不私纳袁熙（按为袁绍子）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唐代章怀太子（李贤）注引孔融与曹操论酒禁书，其中有“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等语。
（27）“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见曹操的《短歌行》。杜康，相传为周代人，善造酒。
（28）关于曹操杀孔融的经过，《后汉书·孔融传》说：“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搆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
‘……（融）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又《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注引孙盛《魏氏春秋》，内载曹操宣布孔融罪状的令文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缶瓦器，寄盛其中。
又言若遭饿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
（29）祢衡（173—198）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人，汉末文学家。他很有文才，与孔融、杨修友善，曾屡次辱骂曹操；因为他文名很大，曹操虽想杀他而又有所顾忌，便将他送到刘表处去，后因侮慢刘表，又被送给江夏太守黄祖，终于为黄祖所杀，死时年二十六。
（30）何晏（？—249）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曹操的女婿。齐王曹芳时，曹爽执政，用他为吏部尚书，后与曹爽同时被司马懿所杀。《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说他“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
（31）关于何晏搽粉的事，《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鱼豢《魏略》说：“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但晋代人裴启所著《语林》则说：“（晏）美姿仪，面绝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后正夏月，唤来，与热汤饼，既炎，大汗出，随以朱衣自拭，色转皎洁，帝始信之。”
（32）关于何晏服药的事，《世说新语·言语》载：“何平叔云：
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刘孝标注引秦丞相（按当作秦承祖）《寒食散论》说：“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又隋代巢元方《诗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篇说：“皇甫（谧）云：寒食药者，世莫知焉，或言华佗，或曰仲景（张机）。……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
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
（33）巢元方隋炀帝大业中，为太医博士，奉诏撰《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关于寒食散的服法与解法，详见该书卷六《寒食散发候》篇。
（34）“扪虱而谈”这是王猛的故事。王猛（325—375），字景略，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人。《晋书·王猛传》说：“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
（35）葛洪（约283—363）字稚川，句容（今江苏句容）人。
《晋书·葛洪传》说他“为人木讷，不好荣利，……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所著《抱朴子》，共八卷，分内外二篇，内篇论神仙方药，外篇论时政人事。关于服散的记载，见该书内篇。
（36）关于服散作假的事，《太平广记》卷二四七引侯白《启颜录》载：“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要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
‘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
（37）关于闻讳而哭的事，《世说新语·任诞》载：“桓南郡（桓玄）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荻渚。王大（王忱）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王叹曰：
‘灵宝（桓玄小名）故自达。’”按桓玄的父亲名温，所以他听见王忱叫人温酒便哭泣起来。
（38）王弼（226—249）字辅嗣，魏国山阳（今河南焦作）人。
王粲的族孙。《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说：“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夏侯玄（209—254），字太初，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说：“（玄）少知名，弱冠为散骑黄门侍郎……正始初，曹爽辅政。玄，爽之姑子也。累迁散骑常侍、中护军。……顷之，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
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后，他也为司马师所杀。
（39）“正始名士”《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下梁刘孝标注：“宏（彦伯名）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仲为竹林名士。”按正始（240—249），魏废帝齐王曹芳的年号。
（40）《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内容是记述东汉至东晋间一般文士学士的言谈风貌轶事等。有南朝梁刘孝标所作注释。今传本共三卷，三十六篇。按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爵为临川王，曾任南兖州刺史。
（41）司马懿（179—251）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
人。初为曹操主簿，魏明帝时迁大将军。齐王曹芳即位后，他专断国政；死后其子司马昭继为大将军，日谋篡位。咸熙二年（265），昭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按夏侯玄是被司马师所杀，作者误记为司马懿。
（42）“解散方”《唐书·经籍志》著录《解寒食散方》十三卷，徐叔和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解寒食方》十五卷，徐叔向撰。
（43）皇甫谧（215—282）字士安，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
人。晋朝初年屡征不出，著有《高士传》、《逸士传》、《玄晏春秋》等。
《晋书·皇甫谧传》载有他的一篇上司马炎疏，其中自述因吃散而得到的种种苦痛说：“臣以弊，迷于道趣。……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瀍，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嗡，父兄见出，妻息长诀。”
（44）关于拔剑逐蝇的故事，《三国志·魏书·梁习传》注引《魏略》：“（王）思又性急，尝执笔作书，蝇集笔端，驱去复来，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蝇，不能得，还取笔掷地，蹋坏之。”按清代张英等所编《渊鉴类函》卷三一五《褊急》门载王思事，有“思自起拔剑逐蝇”的话，但未注明引用书名。按王思，济阴（今山东定陶）人，正始中为大司农。
（45）“竹林七贤”《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内附述嵇康事略，裴注引《魏氏春秋》说：“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世说新语·任诞》亦有一则，说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参看本篇注（39）。
（46）嵇康（223—262）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宿县）人，诗人。《晋书·嵇康传》说：“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服药）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康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他的著作，现存《嵇康集》十卷，有鲁迅校本。
（47）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阮瑀之子，诗人，与嵇康齐名。仕魏为从事中郎、步兵校尉。《晋书·阮籍传》说他“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又说：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的著作，现存《阮籍集》十卷。
（48）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仕魏为建威参军。
著有《酒德颂》，托言有大人先生，“止则操巵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在他的面前“陈说礼法”，而他“方捧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麦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49）关于阮籍能为青白眼，见《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他的母亲死了，“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雠。”
（50）“口不臧否人物”见《晋书·阮籍传》：“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51）晋代常有子呼父名的例子，如《晋书·胡母辅之传》：“辅之正酣饮，谦之（辅之的儿子）门规而厉声曰：‘彦国（辅之的号），年老不得为尔！将令我尻背东壁。’辅之欢笑，呼入与共饮。”
又《王蒙传》：“王蒙，字仲祖……美姿容，尝览镜自照，称其父字曰：‘王文开生如此儿耶！’”（52）关于刘伶裸形见客的事，《世说新语·任诞》载：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
‘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所记略同。
（53）《大人先生传》阮籍借“大人先生”之口来抒写自己胸怀的一篇文章。这里所引的三句是“大人先生”所作的歌。
（54）关于阮籍借醉辞婚的故事，《晋书·阮籍传》载：“文帝（司马昭，鲁迅误记为司马懿）初欲为武帝（司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55）颜延之（384—456）字延年，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
人，南朝宋诗人。《文选》卷二十三阮籍《咏怀》诗下，李善注引颜延之的话：“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
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56）《难自然好学论》嵇康为反驳张邈（字辽叔）的《自然好学论》而作的一篇论文。
（57）管叔蔡叔是周武王的两个兄弟。《史记·管蔡世家》说：
“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按禄父为武庚之名），治殷遗民。封叔旦于鲁而相周，为周公。……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嵇康的《管蔡论》为管、蔡辩解，说“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然。……周公践政，率朝诸侯。……而管、蔡服教，不达圣权，卒遇大变，不能自通。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
（58）《与山巨源绝交书》山巨源，即“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205—283），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他在魏元帝（曹奂）景元年间投靠司马昭，曾任选曹郎，后将去职，欲举嵇康代任，康作书拒绝，并表示和他绝交，书中自说不堪受礼法的束缚，“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后来嵇康受朋友吕安案的牵连，钟会便乘机劝司马昭把他杀了。《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叙述他被杀的经过说：“大将军（司马昭）尝欲辟（征召）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初，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康临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叹曰：‘雅音于是绝矣！’时人莫不哀之。”按杀嵇康的是司马昭，鲁迅误记为司马懿。
（59）裴頠（267—300）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
晋惠帝时为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迁尚书左仆射，后为司马伦（赵王）所杀。《晋书·裴頠传》说：“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仿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
（60）孙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曾任桓温参军，长沙太守。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等。他的《老聃非大贤论》，批评当时清谈家奉为宗主的老聃，用老聃自己的话证明他的学说的自相矛盾，不切实际，从而断定老聃并非大贤。
（61）何曾（197—278）字颖考，陈国阳夏（今河南太康）人。
司马炎篡魏，他因劝进有功，拜太尉，封公爵。《晋书·何曾传》说：
“时（按当为魏高贵乡公即位初年）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
曾面质籍于文帝（鲁迅误记为司马懿）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
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母丧）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驀染华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耶！’曾重引据，辞理甚切。帝虽不从，时人敬惮之。”
（62）“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二句，见《庄子·田子方》：
“温伯雪子适齐，舍于鲁，鲁人有请见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见也。’”据唐代成玄英注：温伯，字雪子，春秋时楚国人。鲁迅误记为季札。
（63）阮籍不愿儿子效法自己的事，见《晋书·阮籍传》：
“（籍）子浑，字长成，有父风，少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又《世说新语·任诞》也载有此事。按阮咸，字仲容，阮籍兄阮熙之子。
（64）嵇康怠慢钟会，见《晋书·嵇康传》：“（康）性绝巧而好锻（打铁）。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
又说：“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按钟会（225—264），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司马昭的重要谋士，官至左徒。魏常通乡公景元三年（262）拜镇西将军，次年统兵伐蜀，蜀平后谋反，被杀。
（65）《家诫》见《嵇康集》卷十。鲁迅所举的这几条的原文是：“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尖，不当极亲密，不宜数往；往当有时。其有众人，又不当独在后，又不当宿。所以然者，长吏喜问外事，或时发举，则怨者谓人所说，无以自免也。……若会酒坐，见人争语，其形势似欲转盛，便当无何舍去之。此将斗之兆也。坐视必见曲直，傥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谓为直，则谓曲我者有私于彼，便怨恶之情生矣；或便获悖辱之言。……又慎不须离楼，强劝人酒，不饮自己；若人来劝己，辄当为持之，勿稍逆也。”（据鲁迅校本）按嵇康的儿子名绍，字延祖，《晋书·嵇绍传》说他“十岁而孤”。
（66）刘勰（？—约520）字彦和，南东莞（今江苏镇江）人，南朝梁文艺理论家。著有《文心雕龙》。这里所引的两句，见于该书《才略》篇。
（67）陶潜（约372—427）又名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晋代诗人。曾任彭泽令，因不满当时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虚伪，辞官归隐。著作有《陶渊明集》。梁代钟嵘在《诗品》中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五四”以后又常被人称为“田园诗人”。
他在《乞食》一诗中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
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又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说：“江州刺史王弘造渊明，无履，弘从人脱履以给之。弘语左右为彭泽作履，左右请履度，渊明于众坐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采菊东篱下”句见他所作的《饮酒》诗第五首。
（68）陶潜的《述酒》诗，据南宋汤汉的注语，以为它是为当时最重大的政治事变——晋宋易代而作，注语中说：“晋元熙二年（420）六月，刘裕废恭帝（司马德文）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授张伟使酖王，伟自饮而卒；继又令兵人逾垣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诗辞尽隐语，故观者弗省。
……予反复详考，而后知决为零陵哀诗也。”（见《陶靖节诗注》卷三）
（69）墨子（约前468—前376）名翟，鲁国人，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家，墨家创始人。他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提倡“兼爱”的学说。现存《墨子》书中有《兼爱》上中下三篇。杨子，指杨朱，战国时代思想家。他的学说的中心是“为我”，《孟子·尽心》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他没有著作留传下来，后人仅能从先秦书中略知他的学说的大概。
（70）陶潜诗文中提到“死”的地方很多，如《己酉岁九月九日》中说：“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心中焦。”又《与子俨等疏》中说：“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等等。
21、小杂感
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2）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们就是如此不同。
约翰穆勒（3）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
要上战场，莫如做军医；要革命，莫如走后方；要杀人，莫如做刽子手。既英雄，又稳当。
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
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
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
（4）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
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
（5）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
大抵如是。大抵！
他们之所谓复古，是回到他们所记得的若干年前，并非虞夏商周。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防被欺。
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
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
恐怕有一天总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则便是共产党。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
创作总根于爱。
杨朱无书。
创作虽说抒写自己的心，但总愿意有人看。
创作是有社会性的。
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好友，爱人。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要自杀的人，也会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尸的易烂。
但遇到澄静的清池，凉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杀了。
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
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
（6）法三章者，话一句耳。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九月二十四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一期。
（2）犬儒原指古希腊昔匿克学派（Cynicism）的哲学家。他们过着禁欲的简陋的生活，被人讥诮为穷犬，所以又称犬儒学派。这些人主张独善其身，以为人应该绝对自由，否定一切伦理道德，以冷嘲热讽的态度看待一切。作者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八日致章廷谦信中说：“犬儒＝Cynic，它那‘刺’便是‘冷嘲’。”
（3）约翰穆勒（J．S．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
（4）这里所说的“演讲录”，指当时不断编印出售的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戴季陶等人的演讲集。作者在写本文后第二天（九月二十五日）致台静农信中说：“现在是大卖戴季陶讲演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他们当时在各地发表的演讲，内容和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前的演讲很不相同：政变以前，他们不得不口是心非地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变以后，他们便显露出真实面目，竭力鼓吹反苏、反共、压迫工农。
（5）“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也是指蒋介石、汪精卫等反革命派。“如昨日死”是引用曾国藩的话：“从前种种如昨日死，从后种种如今日生。”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广州《民国日报》就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反共所发表的一篇社论中，也引用曾国藩的这句话，其中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今后所应负之责任益大且难，这真要我们真诚的不妥协的非投机的同志不念既往而真正联合。”
（6）“与父老约，法三章耳”语见《史记·高祖本纪》：“汉元年（前206）十月，沛公（刘邦）兵遂先诸侯至霸上。……遂西入咸阳……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又《汉书·刑法志》载：“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22、再谈香港
我经过我所视为“畏途”的香港，算起来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
第一回带着一点行李，但并没有遇见什么事。第二回是单身往来，那情状，已经写过一点了。这回却比前两次仿佛先就感到不安，因为曾在《创造月刊》上王独清先生的通信（2）中，见过英国雇用的中国同胞上船“查关”的威武：非骂则打，或者要几块钱。而我是有十只书箱在统舱里，六只书箱和衣箱在房舱里的。
看看挂英旗的同胞的手腕，自然也可说是一种经历，但我又想，这代价未免太大了，这些行李翻动之后，单是重行整理捆扎，就须大半天；要实验，最好只有一两件。然而已经如此，也就随他如此罢。只是给钱呢，还是听他逐件查验呢？倘查验，我一个人一时怎么收拾呢？
船是二十八日到香港的，当日无事。第二天午后，茶房匆匆跑来了，在房外用手招我道：
“查关！开箱子去！”
我拿了钥匙，走进统舱，果然看见两位穿深绿色制服的英属同胞，手执铁签，在箱堆旁站着。我告诉他这里面是旧书，他似乎不懂，嘴里只有三个字：
“打开来！”
“这是对的，”我想，“他怎能相信漠不相识的我的话呢。”
自然打开来，于是靠了两个茶房的帮助，打开来了。
他一动手，我立刻觉得香港和广州的查关的不同。我出广州，也曾受过检查。但那边的检查员，脸上是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话。每一包纸或一部书，抽出来看后，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凌乱。的确是检查。而在这“英人的乐园”的香港可大两样了。检查员的脸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话。
他只将箱子的内容倒出，翻搅一通，倘是一个纸包，便将包纸撕破，于是一箱书籍，经他搅松之后，便高出箱面有六七寸了。
“打开来！”
其次是第二箱。我想，试一试罢。
两块。”我原也肯多给几块的，因为这检查法委实可怕，十箱书收拾妥帖，至少要五点钟。可惜我一元的钞票只有两张了，此外是十元的整票，我一时还不肯献出去。
“打开来！”
两个茶房将第二箱抬到舱面上，他如法泡制，一箱书又变了一箱半，还撕碎了几个厚纸包。一面“查关”，一面磋商，我添到五元，他减到七元，即不肯再减。其时已经开到第五箱，四面围满了一群看热闹的旁观者。
箱子已经开了一半了，索性由他看去罢，我想着，便停止了商议，只是“打开来”。但我的两位同胞也仿佛有些厌倦了似的，渐渐不像先前一般翻箱倒箧，每箱只抽二三十本书，抛在箱面上，便画了查讫的记号了。其中有一束旧信札，似乎颇惹起他们的兴味，振了一振精神，但看过四五封之后，也就放下了。此后大抵又开了一箱罢，他们便离开了乱书堆：这就是终结。
我仔细一看，已经打开的是八箱，两箱丝毫未动。而这两个硕果，却全是伏园（3）的书箱，由我替他带回上海来的。至于我自己的东西，是全部乱七八糟。
“吉人自有天相，伏园真福将也！而我的华盖运却还没有走完，噫吁唏……”我想着，蹲下去随手去拾乱书。拾不几本，茶房又在舱口大声叫我了：
“你的房里查关，开箱子去！”
我将收拾书箱的事托了统舱的茶房，跑回房舱去。果然，两位英属同胞早在那里等我了。床上的铺盖已经掀得稀乱，一个凳子躺在被铺上。我一进门，他们便搜我身上的皮夹。我以为意在看看名刺，可以知道姓名。然而并不看名刺，只将里面的两张十元钞票一看，便交还我了。还嘱咐我好好拿着，仿佛很怕我遗失似的。
其次是开提包，里面都是衣服，只抖开了十来件，乱堆在床铺上。其次是看提篮，有一个包着七元大洋的纸包，打开来数了一回，默然无话。还有一包十元的在底里，却不被发见，漏网了。其次是看长椅子上的手巾包，内有角子一包十元，散的四五元，铜子数十枚，看完之后，也默然无话。其次是开衣箱。这回可有些可怕了。我取锁匙略迟，同胞已经捏着铁签作将要毁坏铰链之势，幸而钥匙已到，始庆安全。里面也是衣服，自然还是照例的抖乱，不在话下。
“你给我们十块钱，我们不搜查你了。”一个同胞一面搜衣箱，一面说。
我就抓起手巾包里的散角子来，要交给他。但他不接受，回过头去再“查关”。
话分两头。当这一位同胞在查提包和衣箱时，那一位同胞是在查网篮。但那检查法，和在统舱里查书箱的时候又两样了。那时还不过捣乱，这回却变了毁坏。他先将鱼肝油的纸匣撕碎，掷在地板上，还用铁签在蒋径三（4）君送我的装着含有荔枝香味的茶叶的瓶上钻了一个洞。一面钻，一面四顾，在桌上见了一把小刀。这是在北京时用十几个铜子从白塔寺买来，带到广州，这回削过杨桃的。事后一量，连柄长华尺五寸三分。然而据说是犯了罪了。
“这是凶器，你犯罪的。”他拿起小刀来，指着向我说。
我不答话，他便放下小刀，将盐煮花生的纸包用指头挖了一个洞。接着又拿起一盒蚊烟香。
“这是什么？”
“蚊烟香。盒子上不写着么？”我说。
“不是。这有些古怪。”
他于是抽出一枝来，嗅着。后来不知如何，因为这一位同胞已经搜完衣箱，我须去开第二只了。这时却使我非常为难，那第二只里并不是衣服或书籍，是极其零碎的东西：照片，钞本，自己的译稿，别人的文稿，剪存的报章，研究的资料……。我想，倘一毁坏或搅乱，那损失可太大了。而同胞这时忽又去看了一回手巾包。我于是大悟，决心拿起手巾包里十元整封的角子，给他看了一看。他回头向门外一望，然后伸手接过去，在第二只箱上画了一个查讫的记号，走向那一位同胞去。大约打了一个暗号罢，——然而奇怪，他并不将钱带走，却塞在我的枕头下，自己出去了。
这时那一位同胞正在用他的铁签，恶狠狠地刺入一个装着饼类的坛子的封口去。我以为他一听到暗号，就要中止了。
而孰知不然。他仍然继续工作，挖开封口，将盖着的一片木板摔在地板上，碎为两片，然后取出一个饼，捏了一捏，掷入坛中，这才也扬长而去了。
天下太平。我坐在烟尘陡乱，乱七八糟的小房里，悟出我的两位同胞开手的捣乱，倒并不是恶意。即使议价，也须在小小乱七八糟之后，这是所以“掩人耳目”的，犹言如此凌乱，可见已经检查过。王独清先生不云乎？同胞之外，是还有一位高鼻子，白皮肤的主人翁的。当收款之际，先看门外者大约就为此。但我一直没有看见这一位主人翁。
后来的毁坏，却很有一点恶意了。然而也许倒要怪我自己不肯拿出钞票去，只给银角子。银角子放在制服的口袋里，沉垫垫地，确是易为主人翁所发见的，所以只得暂且放在枕头下。我想，他大概须待公事办毕，这才再来收账罢。
皮鞋声橐橐地自远而近，停在我的房外了，我看时，是一个白人，颇胖，大概便是两位同胞的主人翁了。
“查过了？”他笑嘻嘻地问我。
的确是的，主人翁的口吻。但是，一目了然，何必问呢？
或者因为看见我的行李特别乱七八糟，在慰安我，或在嘲弄我罢。
他从房外拾起一张《大陆报》（5）附送的图画，本来包着什物，由同胞撕下来抛出去的，倚在壁上看了一回，就又慢慢地走过去了。
我想，主人翁已经走过，“查关”该已收场了，于是先将第一只衣箱整理，捆好。
不料还是不行。一个同胞又来了，叫我“打开来”，他要查。接着是这样的问答——
“他已经看过了。”我说。
“没有看过。没有打开过。打开来！”
“我刚刚捆好的。”
“我不信。打开来！”
“这里不画着查过的符号么？”
“那么，你给了钱了罢？你用贿赂……”
“…………”
“你给了多少钱？”
“你去问你的一伙去。”
他去了。不久，那一个又忙忙走来，从枕头下取了钱，此后便不再看见，——真正天下太平。
我才又慢慢地收拾那行李。只见桌子上聚集着几件东西，是我的一把剪刀，一个开罐头的家伙，还有一把木柄的小刀。
大约倘没有那十元小洋，便还要指这为“凶器”，加上“古怪”的香，来恐吓我的罢。但那一枝香却不在桌子上。
船一走动，全船反显得更闲静了，茶房和我闲谈，却将这翻箱倒箧的事，归咎于我自己。
“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雅片的。”他说。
我实在有些愕然。真是人寿有限，“世故”无穷。我一向以为和人们抢饭碗要碰钉子，不要饭碗是无妨的。去年在厦门，才知道吃饭固难，不吃亦殊为“学者”（6）所不悦，得了不守本分的批评。胡须的形状，有国粹和欧式之别，不易处置，我是早经明白的。今年到广州，才又知道虽颜色也难以自由，有人在日报上警告我，叫我的胡子不要变灰色，又不要变红色。（7）至于为人不可太瘦，则到香港才省悟，先前是梦里也未曾想到的。
的确，监督着同胞“查关”的一个西洋人，实在吃得很肥胖。
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8）是我们的前辈。
九月二十九之夜。海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五期。
（2）王独清（1898—1940）陕西西安人，创造社成员，后成为托洛茨基派分子。他这篇通信发表在《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题为《去雁》，是他在这年五月写给成仿吾、何畏两人的。信末说他自广州赴上海，经过香港时、一个英国人带着两个中国人上船“查关”，翻箱倒箧，并随意打骂旅客，有一个又向他索贿五块钱等事。《创造月刊》，创造社主办的文艺刊物，郁达夫、成仿吾等编辑，一九二六年三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二九年一月停刊，共出十八期。
（3）伏园孙伏园，参看本卷第383页注（5）。
（4）蒋径三（1899—1936）浙江临海人，当时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员、历史语言研究所助教。
（5）《大陆报》美国人密勒（F．Millard）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日报。一九二六年左右由英国人接办，三十年代初由中国人接办。一九四八年五月停刊。
（6）“学者”指顾颉刚等。参看《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
（7）关于胡须的形状，参看《坟·说胡须》。下文说的关于胡须颜色的警告，指当时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发表的尸一《鲁迅先生在茶楼上》一文，其中说：“把他的胡子研究起来，我的结论是，他会由黑而灰，由灰而白。至于有人希望或恐怕它变成‘红胡子’，那就非我所敢知的了。”按尸一，即梁式，广东台山人。当时是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的编辑，后堕落为汉奸文人。
（8）苗瑶我国两个少数民族。他们在古代由长江流域发展至黄河流域，居住于中国中部；后来经过长期的民族斗争，逐渐被迫转移至西南、中南一带山区。
23、革命文学
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一样盛大。
而这“革命”还侵入文艺界里了。
最近，广州的日报上还有一篇文章指示我们，叫我们应该以四位革命文学家为师法：意大利的唐南遮（2），德国的霍普德曼（3），西班牙的伊本纳兹（4），中国的吴稚晖。
两位帝国主义者，一位本国政府的叛徒，一位国民党救护的发起者（5），都应该作为革命文学的师法，于是革命文学便莫名其妙了，因为这实在是至难之业。
于是不得已，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
（6）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
如果这是“革命文学”，则做“革命文学家”，实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手无“杀身成仁”（7）之勇，是第二条罪状，斯愈足以显革命文学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8）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已。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9），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
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10）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11），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
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俄国是实在在革命。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民众旬刊》第五期。
（2）唐南遮（G．D’Annunzio，1863—1938）通译邓南遮，意大利作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拥护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又狂热地拥护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亚，受到法西斯主义党的推崇。其创作倾向主要是唯美主义，著有剧本《琪珴康陶》，小说《死的胜利》等。
（3）霍普德曼（G．Hauptmann，1862—1946）德国剧作家。
早年写过《日出之前》、《织工》等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竭力赞助德皇威廉第二的武力政策，并纠合德国的若干知识分子为德军在比利时的暴行辩护。
（4）伊本纳兹（1867—1928）通译伊巴涅兹，西班牙作家、西班牙共和党的领导人。因为反对王党，曾两次被西班牙政府监禁。一九二三年又被放逐，侨居法国。主要作品有小说《农舍》、《启示录的四骑士》等。
（5）吴稚晖于一九二七年秉承蒋介石意旨，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呈文，以“救护”国民党为名发起“清党”。
（6）这里说的指挥刀下的“革命文学”，指当时一些反动文人发起的反革命法西斯文学。如一九二七年间在广州出现的所谓“革命文学社”，出版《这样做》旬刊，第二斯刊登的《革命文学社章程》中就有“本社集合纯粹中国国民党党员，提倡革命文学……从事本党的革命运动”等语。
（7）“杀身成仁”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8）“笙歌归院落”二句，见唐代白居易所作《宴散》一诗。宋代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说：“晏元献公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
（9）“赋得革命，五言八韵”科举时代的试帖诗，大抵都用古人诗句或成语，冠以“赋得”二字，以作诗题。清朝又规定每首为五言八韵，即五字一句，十六句一首，二句一韵。这里指那些只有革命口号，空洞无物的作品。
（10）叶遂宁（C．A．EceZPZ，1895—1925）通译叶赛宁，苏联诗人。以描写宗法制度下农村田园生活的抒情诗著称。十月革命时曾向往革命，写过一些赞扬革命的诗，如《苏维埃俄罗斯》等。但革命后陷入苦闷，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自杀。
（11）梭波里（A．M．CohELM，1888—1926）苏联作家。他在十月革命之后曾接近革命，但终因不满于当时的现实而自杀。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土》、短篇小说集《樱桃开花的时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