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1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书籍和财色 我和<语丝>的始终 鲁迅译著书目
《鲁迅全集》━三闲集
目录
28、《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
29、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30、柔石作《二月》小引
31、《小彼得》译本序
32、流氓的变迁
33、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34、书籍和财色
35、我和《语丝》的始终
36、鲁迅译著书目
28、《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
大家都说要打俄国，〔２〕或者“愿为前驱”，或者“愿作后盾”，连中国文学所赖以不坠的新月书店〔３〕，也登广告出卖关于俄国的书籍两种，则举国之同仇敌忾也可知矣。自然，大势如此，执笔者也应当做点应时的东西，庶几不至于落伍。我于是在七月廿六日《新闻报》的《快活林》里，遇见一篇题作《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的叙述详细而昏不可当的文章，可惜限于篇幅，只能摘抄：“……乃尝读史至元成吉思汗〔４〕。起自蒙古。入主中夏。开国以后。奄有钦察阿速诸部。命速不合征蔑里吉〔５〕。复引兵绕宽田吉思海。转战至太和岭〔６〕。洎太宗七年。又命速不台为前驱。随诸王拔都。皇子贵由。皇侄哥等〔７〕伐西域。十年乃大举征俄。直逼耶烈赞城〔８〕。而陷莫斯科。太祖长子术赤〔９〕遂于其地即汗位。可谓破前古未有之纪载矣。夫一代之英主。开创之际。战胜攻取。用其兵威。
不难统一区宇。史册所叙。纵极铺张。要不过禹域以内。
讫无西至流沙。举朔北辽绝之地而空之。不特唯是。犹复鼓其余勇。进逼欧洲内地。而有欧亚混一之势者。谓非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得乎……”那结论是：
“……质言之。元时之兵锋。不仅足以扼欧亚之吭。
而有席卷包举之气象。有足以壮吾国后人之勇气者。固自有在。余故备述之。以告应付时局而固边圉者。”
这只有这作者“清癯”先生是蒙古人，倒还说得过去。否则，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术赤在墨斯科“即汗位”，那时咱们中俄两国的境遇正一样，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竟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仿佛满脸光彩似的，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的呢？
倘照这样的论法，俄国人就也可以作“吾国征华史之一页”，说他们在元代奄有中国的版图。
倘照这样的论法，则即使俄人此刻“入主中夏”，也就有“欧亚混一之势”，“有足以壮吾国后人”之后人“之勇气者”矣。
嗟乎，赤俄未征，白痴已出，殊“非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也！
七月二十八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语丝》第五卷第二十二期。
〔２〕一九二九年七月，国民党以武力接收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双方发生冲突，国民党藉此掀起“反俄运动”。
〔３〕新月书店新月社的书店，一九二七年春成立于上海。该店为配合“反俄运动”，曾再版了署名世界室主人的《苏俄评论》和徐志摩的《自剖》（第三辑为《游俄》），并刊登宣传广告。〔４〕成吉思汗（１１６２—１２２７）名铁木真，古代蒙古族的领袖，十三世纪初统一了蒙古族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被拥戴为王，称成吉思汗，后被尊为元太祖。他曾将蒙古汗国的版图扩展到中亚地区和南俄。后来他的继承者们征服了俄罗斯，建立钦察汗国；又灭了南宋，建立元朝。
〔５〕速不台（１１７６—１２４８）蒙古汗国大将。一二一六年春，成吉思汗命他征服蔑里吉。蔑里吉，通称蔑几乞，辽金时游牧于色楞格河流域的一个部落。
〔６〕宽田吉思海今译里海。太和岭，今译高加索。〔７〕拔都（１２０９—１２５６）蒙古汗国大将，成吉思汗之孙。贵由（１２０６—１２４８），元太宗窝阔台的长子，后被尊为元定宗。哥，即蒙哥（１２０８—１２５９），窝阔台的侄子，后被尊为元宪宗。
〔８〕耶烈赞城今译梁赞，在莫斯科之南。
〔９〕术赤（１１７７—１２２５）蒙古汗国大将，成吉思汗长子。
29、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这是一个青年的作者，以一个现代的活的青年为主角，描写他十年中的行动和思想的书。
旧的传统和新的思潮，纷纭于他的一身，爱和憎的纠缠，感情和理智的冲突，缠绵和决撒的迭代，欢欣和绝望的起伏，都逐着这“小小十年”而开展，以形成一部感伤的书，个人的书。但时代是现代，所以从旧家庭所希望的“上进”而渡到革命，从交通不大方便的小县而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从本身的婚姻不自由而渡到伟大的社会改革——但我没有发见其间的桥梁。
一个革命者，将——而且实在也已经（！）——为大众的幸福斗争，然而独独宽恕首先压迫自己的亲人，将枪口移向四面是敌，但又四不见敌的旧社会；一个革命者，将为人我争解放，然而当失去爱人的时候，却希望她自己负责，并且为了革命之故，不愿自己有一个情敌，——志愿愈大，希望愈高，可以致力之处就愈少，可以自解之处也愈多。——终于，则甚至闪出了惟本身目前的刹那间为惟一的现实一流的阴影。在这里，是屹然站着一个个人主义者，遥望着集团主义的大纛，但在“重上征途”〔２〕之前，我没有发见其间的桥梁。释迦牟尼〔３〕出世以后，割肉喂鹰，投身饲虎的是小乘，渺渺茫茫地说教的倒算是大乘，总是发达起来，我想，那机微就在此。
然而这书的生命，却正在这里。他描出了背着传统，又为世界思潮所激荡的一部分的青年的心，逐渐写来，并无遮瞒，也不装点，虽然间或有若干辩解，而这些辩解，却又正是脱去了自己的衣裳。至少，将为现在作一面明镜，为将来留一种记录，是无疑的罢。多少伟大的招牌，去年以来，在文摊上都挂过了，但不到一年，便以变相和无物，自己告发了全盘的欺骗，中国如果还会有文艺，当然先要以这样直说自己所本有的内容的著作，来打退骗局以后的空虚。因为文艺家至少是须有直抒己见的诚心和勇气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谈不到什么意识。
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是渐向战场的一段，无论意识如何，总之，许多青年，从东江起，而上海，而武汉，而江西，为革命战斗了，其中的一部分，是抱着种种的希望，死在战场上，再看不见上面摆起来的是金交椅呢还是虎皮交椅。种种革命，便都是这样地进行，所以掉弄笔墨的，从实行者看来，究竟还是闲人之业。
这部书的成就，是由于曾经革命而没有死的青年。我想，活着，而又在看小说的人们，当有许多人发生同感。
技术，是未曾矫揉造作的。因为事情是按年叙述的，所以文章也倾泻而下，至使作者在《后记》里，不愿称之为小说〔４〕，但也自然是小说。我所感到累赘的只是说理之处过于多，校读时删节了一点，倘使反而损伤原作了，那便成了校者的责任。还有好像缺点而其实是优长之处，是语汇的不丰，新文学兴起以来，未忘积习而常用成语如我的和故意作怪而乱用谁也不懂的生语如创造社一流的文字，都使文艺和大众隔离，这部书却加以扫荡了，使读者可以更易于了解，然而从中作梗的还有许多新名词。
通读了这部书，已经在一月之前了，因为不得不写几句，便凭着现在所记得的写了这些字。我不是什么社的内定的“斗争”的“批评家”之一员，只能直说自己所愿意说的话。我极欣幸能绍介这真实的作品于中国，还渴望看见“重上征途”以后之作的新吐的光芒。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于上海，鲁迅记。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五日上海《春潮月刊》第一卷第八期。
叶永蓁，浙江乐清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后为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小小十年》是他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一九二九年九月上海春潮书局出版。
〔２〕“重上征途”《小小十年》的最后一章。〔３〕释迦牟尼（Ｓａｋｙａｍｕｎｉ，约前５６５—前４８６）佛教创始人。相传是北天竺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儿子，二十九岁时出家修行，后“悟道成佛”。
〔４〕小说作者在《后记》中说：“写到这里，总算有好几万字了。但我也不知道究竟写了些什么。小说吗？不像！散文吗？不像！”
30、柔石作《二月》小引
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青的寡妇，热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倒也并非如蜘蛛张网，专一在待飞翔的游人，但在寻求安静的青年的眼中，却化为不安的大苦痛。这大苦痛，便是社会的可怜的椒盐，和战士孤儿等辈一同，给无聊的社会一些味道，使他们无聊地持续下去。
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这从上述的两类人们看来，是都觉得诧异的。但我们书中的青年萧君，便正落在这境遇里。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２〕——上海去了。
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
但是，矍昙（释迦牟尼）从夜半醒来，目睹宫女们睡态之丑，于是慨然出家，而霍善斯坦因〔３〕以为是醉饱后的呕吐。那么，萧君的决心遁走，恐怕是胃弱而禁食的了，虽然我还无从明白其前因，是由于气质的本然，还是战后的暂时的劳顿。
我从作者用了工妙的技术所写成的草稿上，看见了近代青年中这样的一种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动，便写下一些印象，算是序文。大概明敏的读者，所得必当更多于我，而且由读时所生的诧异或同感，照见自己的姿态的罢？那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鲁迅记于上海。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上海《朝花旬刊》第一卷第十期。
柔石参看《二心集·柔石小传》及其有关注。《二月》，中篇小说，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上海春潮书局出版。
〔２〕女佛山小说《二月》中的一个地名。
〔３〕霍善斯坦因（ＷAＨａｕ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８８２—１９５７）德国*囊张评家。这里所引他对于释迦牟尼出家的解释，见他的《艺术与社会·印度的社会和艺术》。
31、《小彼得》译本序
这连贯的童话六篇，原是日本林房雄〔２〕的译本（一九二七年东京晓星阁出版），我选给译者，作为学习日文之用的。逐次学过，就顺手译出，结果是成了这一部中文的书。但是，凡学习外国文字的，开手不久便选读童话，我以为不能算不对，然而开手就翻译童话，却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译，令读者看得费力。这译本原先就很有这弊病，所以我当校改之际，就大加改译了一通，比较地近于流畅了。——这也就是说，倘因此而生出不妥之处来，也已经是校改者的责任。
作者海尔密尼亚·至尔·妙伦（ＨｅｒｍｙｎｉａＺｕｒＭｕｅｈ－ｌｅｎ）〔３〕，看姓氏好像德国或奥国人，但我不知道她的事迹。据同一原译者所译的同作者的别一本童话《真理之城》（一九二八年南宋书院出版）的序文上说，则是匈牙利的女作家，但现在似乎专在德国做事，一切战斗的科学底社会主义的期刊——尤其是专为青年和少年而设的页子上，总能够看见她的姓名。作品很不少，致密的观察，坚实的文章，足够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之一人，而使她有世界底的名声者，则大概由于那独创底的童话云。
不消说，作者的本意，是写给劳动者的孩子们看的，但输入中国，结果却又不如此。首先的缘故，是劳动者的孩子们轮不到受教育，不能认识这四方形的字和格子布模样的文章，所以在他们，和这是毫无关系，且不说他们的无钱可买书和无暇去读书。但是，即使在受过教育的孩子们的眼中，那结果也还是和在别国不一样。为什么呢？第一，还是因为文章，故事第五篇中所讽刺的话法的缺点，在我们的文章中可以说是几乎全篇都是。第二，这故事前四篇所用的背景，是：煤矿，森林，玻璃厂，染色厂；读者恐怕大多数都未曾亲历，那么，印象也当然不能怎样地分明。第三，作者所被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者，我想，在这里，有主张大家的生存权（第二篇），主张一切应该由战斗得到（第六篇之末）等处，可以看出，但披上童话的花衣，而就遮掉些斑斓的血汗了。尤其是在中国仅有几本这种的童话孤行，而并无基本底，坚实底的文籍相帮的时候。并且，我觉得，第五篇中银茶壶的话，太富于纤细的，琐屑的，女性底的色彩，在中国现在，或者更易得到共鸣罢，然而却应当忽略的。第四，则故事中的物件，在欧美虽然很普通，中国却纵是中产人家，也往往未曾见过。火炉即是其一；水瓶和杯子，则是细颈大肚的玻璃瓶和长圆的玻璃杯，在我们这里，只在西洋菜馆的桌上和汽船的二等舱中，可以见到。破雪草也并非我们常见的植物，有是有的，药书上称为“獐耳细辛”（多么烦难的名目呵！），是一种毛茛科的小草，叶上有毛，冬末就开白色或淡红色的小花，来“报告冬天就要收场的好消息”。日本称为“雪割草”，就为此。破雪草又是日本名的意译，我曾用在《桃色的云》〔４〕上，现在也袭用了，似乎较胜于“獐耳细辛”之古板罢。
总而言之，这作品一经搬家，效果已大不如作者的意料。倘使硬要加上一种意义，那么，至多，也许可以供成人而不失赤子之心的，或并未劳动而不忘勤劳大众的人们的一览，或者给留心世界文学的人们，报告现代劳动者文学界中，有这样的一位作家，这样的一种作品罢了。
原译本有六幅乔治·格罗斯〔５〕（ＧｅｏｒｇｅＧｒｏｓｚ）的插图，现在也加上了，但因为几经翻印，和中国制版术的拙劣，制版者的不负责任，已经几乎全失了原作的好处，——尤其是如第二图，——只能算作一个空名的绍介。格罗斯是德国人，原属踏踏主义（Ｄａｄａｉｓｍｕｓ）者之一人，后来却转了左翼。据匈牙利的批评家玛察〔６〕（ⅠAＭａｔｚａ）说，这是因为他的艺室心谌荨枷耄巡荒鼙惶ぬぶ饕*所牢笼的缘故。欧洲大战时候，大家用毒瓦斯来打仗，他曾画了一幅讽刺画〔７〕，给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嘴上，也蒙上一个避毒的嘴套，于是很受了一场罚，也是有名的事，至今还颇有些人记得的。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五日，校讫记。
BB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上海春潮书局出版的《小彼得》中译本。
《小彼得》，原名《小彼得的朋友们讲的故事》，由许霞（许广平）翻译，鲁迅校改。
〔２〕林房雄（１９０３—１９７５）日本小说家，军国主义分子。〔３〕海尔密尼亚·至尔·妙伦（１８８３—１９５１）德国女作家。生于维也纳，童年随父到过欧亚不少国家。她熟悉工人生活，曾参加德国无产阶级文学活动。一九三三年在德国纳粹党压迫下，长期流亡国外。她的作品除《小彼得》和文中所说的《真理之城》外，还有《玫瑰》、《织毯工阿里》等。
〔４〕《桃色的云》俄国爱罗先珂作的童话剧，鲁迅的中文译本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北京新潮社出版。
〔５〕乔治·格罗斯（１８９３—１９５９）德国讽刺画家，装帧设计家，一九三三年移居美国。
〔６〕玛察匈牙利文艺批评家，生于捷克；一九二三年移居苏联，从事艺术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对格罗斯的评论，见他所著《现代欧洲的艺术》（有冯雪峰中译本，一九三○年六月上海大江书铺出版）。
〔７〕指格罗斯于一九二三年画的《耶稣受难像》。一九二五年他因画《资产阶级的镜子》，曾受到德国当局的审讯。
32、流氓的变迁
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２〕。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３〕。“儒者，柔也”〔４〕，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５〕为终极的目的。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６〕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
司马迁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７〕，“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而况有权贵如“五侯”〔８〕者在。
“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９〕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１０〕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１１〕，也说得很分明，还有《彭公案》〔１２〕，《七侠五义》〔１３〕之流，至今没有穷尽。他们出身清白，连先前也并无坏处，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现在的小说，还没有写出这一种典型的书，惟《九尾龟》〔１４〕中的章秋谷，以为他给妓女吃苦，是因为她要敲人们竹杠，所以给以惩罚之类的叙述，约略近之。
由现状再降下去，大概这一流人将成为文艺书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学家”张资平〔１５〕“氏”的近作。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一月一日上海《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２〕“天”指儒、墨两家著作中的所谓“天命”、“天意”。如《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墨子·天志》：“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３〕墨子（约前４６８—前３７６）名翟，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墨家学派的创始者。他的言行，经他的弟子及后学辑入《墨子》一书。墨子之徒多尚武。他死后，他的学派起分化，以宋钘，许行等为代表的正统派，到秦汉时演化成为游侠。
〔４〕“儒者，柔也”见许慎《说文解字》：“儒者，柔也，术士之称。”
〔５〕“死”指游侠中流行的所谓“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见《史记·游侠列传》）的一种侠义精神。这些游侠往往为某些权贵所豢养。“士为知己者死”，就是他们的道德观念。〔６〕汉代的大侠多和权贵交往勾结，如《汉书·游侠传》载，陈遵“居长安中，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牧守当之官，及郡国豪杰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
〔７〕“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语见《韩非子·五蠹》。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也曾引用此语。
〔８〕“五侯”汉成帝（刘骜）河平二年（前２７），外戚王谭、王逢时、王根、王立、王商兄弟五人同日封侯，当时称为“五侯”。据《汉书·游侠传》载，“五侯”豢养许多儒侠之士，其中大侠楼护（君卿）最受信用，是“五侯上客”。
〔９〕李逵劫法场见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第四十回。〔１０〕《水浒》即《水浒传》，元末明初施耐庵作，是一部以北宋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书中有宋江受朝廷招安后又去镇压方腊等农民起义军的情节。“替天行道”是宋江一贯打着的旗号。
〔１１〕《施公案》清代公案小说，作者不详，共九十七回。写康熙年间施仕纶官江都知县至灌运总督时，黄天霸为他办案的故事，一八三八年印行。
〔１２〕《彭公案》清代公案小说，署贪梦道人作，共一百回。写康熙年间一帮江湖侠客为三河知县彭鹏办案的故事，一八九一年印行。
〔１３〕《七侠五义》原名《三侠五义》，清代侠义小说，署石玉昆述，入迷道人编订，共一百二十回。一八七九年印行，后经俞樾修订，一八八九年重印，改名《七侠五义》。前半部主要写包拯审案的故事，后半部主要写江湖侠客的活动。
〔１４〕《九尾龟》张春帆作，描写妓女生活的小说，一九一○年出版。
〔１５〕张资平参看《二心集·张资平氏的“小说学”》及其有关注。
33、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新月社中的批评家〔２〕，是很憎恶嘲骂的，但只嘲骂一种人，是做嘲骂文章者。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不以不满于现状的人为然的，但只不满于一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
这大约就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３〕，挥泪以维持治安的意思。
譬如，杀人，是不行的。但杀掉“杀人犯”的人，虽然同是杀人，又谁能说他错？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爷要打斗殴犯人的屁股时，皂隶来一五一十的打，难道也算犯罪么？新月社批评家虽然也有嘲骂，也有不满，而独能超然于嘲骂和不满的罪恶之外者，我以为就是这一个道理。
但老例，刽子手和皂隶既然做了这样维持治安的任务，在社会上自然要得到几分的敬畏，甚至于还不妨随意说几句话，在小百姓面前显显威风，只要不大妨害治安，长官向来也就装作不知道了。
现在新月社的批评家这样尽力地维持了治安，所要的却不过是“思想自由”〔４〕，想想而已，决不实现的思想。而不料遇到了别一种维持治安法〔５〕，竟连想也不准想了。从此以后，恐怕要不满于两种现状了罢。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一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２〕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指梁实秋。他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五号（一九二九年七月）发表的《论批评的态度》中，提倡所谓“严正”的批评”，攻击“幽默而讽刺的文章”是“粗糙叫嚣的文字”，指责“对于现状不满”的青年只是“说几句尖酸刻薄的俏皮话”。〔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语见《中庸》宋代朱熹注。
〔４〕“思想自由”新月派当时曾提倡“思想自由”。如梁实秋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三号（一九二九年五月）《论思想统一》中说：“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按他们是从资产阶级民主立场提出这一主张的，实际上反对人民有真正的思想自由。〔５〕别一种维持治安法指国民党的思想统制。当时新月派要求的“思想自由”也得不到允许，例如胡适在一九二九年《新月》月刊上先后发表《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等文，国民党当局认为他“批评党义”、“污辱总理”，曾议决由教育部对胡适加以“警戒”。
34、书籍和财色
今年在上海所见，专以小孩子为对手的糖担，十有九带了赌博性了，用一个铜元，经一种手续，可有得到一个铜元以上的糖的希望。但专以学生为对手的书店，所给的希望却更其大，更其多——因为那对手是学生的缘故。
书籍用实价，废去“码洋”的陋习，是始于北京的新潮社——北新书局〔２〕的，后来上海也多仿行，盖那时改革潮流正盛，以为买卖两方面，都是志在改进的人（书店之以介绍文化者自居，至今还时见于广告上），正不必先定虚价，再打折扣，玩些互相欺骗的把戏。然而将麻雀牌送给世界，且以此自豪的人民，对于这样简捷了当，没有意外之利的办法，是终于耐不下去的。于是老病出现了，先是小试其技：送画片。继而打折扣，自九折以至对折，但自然又不是旧法，因为总有一个定期和原因，或者因为学校开学，或者因为本店开张一年半的纪念之类。花色一点的还有赠丝袜，请吃冰淇淋，附送一只锦盒，内藏十件宝贝，价值不资。更加见得切实，然而确是惊人的，是定一年报或买几本书，便有得到“劝学奖金”一百元或“留学经费”二千元的希望。洋场上的“轮盘赌”〔３〕，付给赢家的钱，最多也不过每一元付了三十六元，真不如买书，那“希望”之大，远甚远甚。
我们的古人有言，“书中自有黄金屋”，现在渐在实现了。但后一句，“书中自有颜如玉”〔４〕呢？
日报所附送的画报上，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而登载的什么“女校高材生”和什么“女士在树下读书”的照相之类，且作别论，则买书一元，赠送裸体画片的勾当，是应该举为带着“颜如玉”气味的一例的了。在医学上，“妇人科”虽然设有专科，但在文艺上，“女作家”分为一类〔５〕却未免滥用了体质的差别，令人觉得有些特别的。但最露骨的是张竞生〔６〕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给买主可以问她“《第三种水》出了没有？”等类，一举两得，有玉有书。可惜“美的书店”竟遭禁止。张博士也改弦易辙，去译《卢骚忏悔录》〔７〕，此道遂有中衰之叹了。
书籍的销路如果再消沉下去，我想，最好是用女店员卖女作家的作品及照片，仍然抽彩，给买主又有得到“劝学”，“留学”的款子的希望。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二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２〕新潮社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和教员组成的文化团体，主要成员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和周作人等。一九一八年底成立。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办《新潮》月刊，次年八月起出版《新潮丛书》，一九二三年起出版《新潮社文艺丛书》。北新书局，一九二五年三月成立于北京，由原新潮社成员李小峰主持。当时主要出版新文艺书籍。〔３〕“轮盘赌”欧洲赌场中的一种赌博方法，当时也盛行于上海租界。
〔４〕“书中自有黄金屋”见相传为宋真宗（赵恒）所作的《劝学文》：“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千锺粟；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
〔５〕“女作家”分为一类张若谷曾编辑《女作家杂志》，一九二九年九月由上海女作家杂志社出版。
〔６〕张竞生广东饶平人，法国巴黎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著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等。一九二六年起在上海编辑《新文化》月刊，一九二七年开设美的书店（不久即被封闭），宣传色情文化。“第三种水”指女性性生活中的分泌物。张在所编《性史》一书中曾论及“第三种水”。
〔７〕《忏悔录》卢梭于一七七八年写的自传体小说。张竞生曾翻译它的第一、二部分，一九二九年上海美的书店出版。
35、我和《语丝》的始终
同我关系较为长久的，要算《语丝》了。
大约这也是原因之一罢，“正人君子”们的刊物，曾封我为“语丝派主将”，连急进的青年所做的文章，至今还说我是《语丝》的“指导者”。去年，非骂鲁迅便不足以自救其没落的时候，我曾蒙匿名氏寄给我两本中途的《山雨》，打开一看，其中有一篇短文，大意是说我和孙伏园君在北京因被晨报馆所压迫，创办《语丝》，现在自己一做编辑，便在投稿后面乱加按语，曲解原意，压迫别的作者了，孙伏园君却有绝好的议论，所以此后鲁迅应该听命于伏园。〔２〕这听说是张孟闻〔３〕先生的大文，虽然署名是另外两个字。看来好像一群人，其实不过一两个，这种事现在是常有的。
自然，“主将”和“指导者”，并不是坏称呼，被晨报馆所压迫，也不能算是耻辱，老人该受青年的教训，更是进步的好现象，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但是，“不虞之誉”〔４〕，也和“不虞之毁”一样地无聊，如果生平未曾带过一兵半卒，而有人拱手颂扬道，“你真像拿破仑〔５〕呀！”则虽是志在做军阀的未来的英雄，也不会怎样舒服的。我并非“主将”的事，前年早已声辩了——虽然似乎很少效力——这回想要写一点下来的，是我从来没有受过晨报馆的压迫，也并不是和孙伏园先生两个人创办了《语丝》。这的创办，倒要归功于伏园一位的。那时伏园是《晨报副刊》〔６〕的编辑，我是由他个人来约，投些稿件的人。
然而我并没有什么稿件，于是就有人传说，我是特约撰述，无论投稿多少，每月总有酬金三四十元的。据我所闻，则晨报馆确有这一种太上作者，但我并非其中之一，不过因为先前的师生——恕我僭妄，暂用这两个字——关系罢，似乎也颇受优待：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费，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杂评，有时也送些稿费来。但这样的好景象并不久长，伏园的椅子颇有不稳之势。因为有一位留学生〔７〕（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新从欧洲回来，和晨报馆有深关系，甚不满意于副刊，决计加以改革，并且为战斗计，已经得了“学者”〔８〕的指示，在开手看ＡｎａｔｏｌｅＦｒａｎｃｅ〔９〕的小说了。那时的法兰斯，威尔士，萧，〔１０〕在中国是大有威力，足以吓倒文学青年的名字，正如今年的辛克莱儿一般，所以以那时而论，形势实在是已经非常严重。不过我现在无从确说，从那位留学生开手读法兰斯的小说起到伏园气忿忿地跑到我的寓里来为止的时候，其间相距是几月还是几天。
“我辞职了。可恶！”
这是有一夜，伏园来访，见面后的第一句话。那原是意料中事，不足异的。第二步，我当然要问问辞职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关系。他说，那位留学生乘他外出时，到排字房去将我的稿子抽掉，因此争执起来，弄到非辞职不可了。但我并不气忿，因为那稿子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丝》上，再后来就收在《野草》中。而且所用的又是另一个新鲜的假名，在不肯登载第一次看见姓名的作者的稿子的刊物上，也当然很容易被有权者所放逐的。
但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几天之后，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至于投稿者，倒全是他独力邀来的，记得是十六人，不过后来也并非都有投稿。于是印了广告，到各处张贴，分散，大约又一星期，一张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学附近——出现了。这便是《语丝》。
那名目的来源，听说，是有几个人，任意取一本书，将书任意翻开，用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的字，便是名称。那时我不在场，不知道所用的是什么书，是一次便得了《语丝》的名，还是点了好几次，而曾将不像名称的废去。但要之，即此已可知这刊物本无所谓一定的目标，统一的战线；那十六个投稿者，意见态度也各不相同，例如顾颉刚教授，投的便是“考古”稿子，不如说，和《语丝》的喜欢涉及现在社会者，倒是相反的。不过有些人们，大约开初是只在敷衍和伏园的交情的罢，所以投了两三回稿，便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自然离开。连伏园自己，据我的记忆，自始至今，也只做过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从此要大为《语丝》撰述，然而宣言之后，却连一个字也不见了。于是《语丝》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但同时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陈源教授痛斥“语丝派”的时候，说我们不敢直骂军阀，而偏和握笔的名人为难，便由于这一点。〔１１〕但是，叱吧儿狗险于叱狗主人，我们其实也知道的，所以隐约其词者，不过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献功时，必须详加说明，比较地费些力气，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处而已。
当开办之际，努力确也可惊，那时做事的，伏园之外，我记得还有小峰和川岛〔１２〕，都是乳毛还未褪尽的青年，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对，自叠报纸，还自己拿到大众聚集之处去兜售，这真是青年对于老人，学生对于先生的教训，令人觉得自己只用一点思索，写几句文章，未免过于安逸，还须竭力学好了。
但自己卖报的成绩，听说并不佳，一纸风行的，还是在几个学校，尤其是北京大学，尤其是第一院（文科）。理科次之。在法科，则不大有人顾问。倘若说，北京大学的法，政，经济科出身诸君中，绝少有《语丝》的影响，恐怕是不会很错的。至于对于《晨报》的影响，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颇受些打击，曾经和伏园来说和，伏园得意之余，忘其所以，曾以胜利者的笑容，笑着对我说道：“真好，他们竟不料踏在炸药上了！”
这话对别人说是不算什么的。但对我说，却好像浇了一碗冷水，因为我即刻觉得这“炸药”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过使自己为别人的一个小纠葛而粉身碎骨，心里就一面想：
“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
我于是乎“彷徨”起来。
谭正璧〔１３〕先生有一句用我的小说的名目，来批评我的作品的经过的极伶俐而省事的话道：“鲁迅始于‘呐喊’而终于‘彷徨’”（大意），我以为移来叙述我和《语丝》由始以至此时的历史，倒是很确切的。
但我的“彷徨”并不用许多时，因为那时还有一点读过尼采的《Ｚａｒａｔｈｕｓｔｒａ》〔１４〕的余波，从我这里只要能挤出——虽然不过是挤出——文章来，就挤了去罢，从我这里只要能做出一点“炸药”来，就拿去做了罢，于是也就决定，还是照旧投稿了——虽然对于意外的被利用，心里也耿耿了好几天。
《语丝》的销路可只是增加起来，原定是撰稿者同时负担印费的，我付了十元之后，就不见再来收取了，因为收支已足相抵，后来并且有了赢余。于是小峰就被尊为“老板”，但这推尊并非美意，其时伏园已另就《京报副刊》编辑之职，川岛还是捣乱小孩，所以几个撰稿者便只好搿住了多目夹眼而少开口的小峰，加以荣名，勒令拿出赢余来，每月请一回客。这“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方法果然奏效，从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或一房门外，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上写“语丝社”的木牌。倘一驻足，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１５〕先生的又快又响的谈吐。但我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
我和《语丝》的渊源和关系，就不过如此，虽然投稿时多时少。但这样地一直继续到我走出了北京。到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实际上是谁的编辑。
到得厦门，我投稿就很少了。一者因为相离已远，不受催促，责任便觉得轻；二者因为人地生疏，学校里所遇到的又大抵是些念佛老妪式口角，不值得费纸墨。倘能做《鲁宾孙教书记》或《蚊虫叮卵脬论》，那也许倒很有趣的，而我又没有这样的“天才”，所以只寄了一点极琐碎的文字。这年底到了广州，投稿也很少。第一原因是和在厦门相同的；第二，先是忙于事务，又看不清那里的情形，后来颇有感慨了，然而我不想在它的敌人的治下去发表。
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所以《语丝》在北京虽然逃过了段祺瑞及其吧儿狗们的撕裂，但终究被“张大元帅”〔１６〕所禁止了，发行的北新书局，且同时遭了封禁，其时是一九二七年。
这一年，小峰有一回到我的上海的寓居，提议《语丝》就要在上海印行，且嘱我担任做编辑。以关系而论，我是不应该推托的。于是担任了。从这时起，我才探问向来的编法。那很简单，就是：凡社员的稿件，编辑者并无取舍之权，来则必用，只有外来的投稿，由编辑者略加选择，必要时且或略有所删除。所以我应做的，不过后一段事，而且社员的稿子，实际上也十之九直寄北新书局，由那里径送印刷局的，等到我看见时，已在印钉成书之后了。所谓“社员”，也并无明确的界限，最初的撰稿者，所余早已无多，中途出现的人，则在中途忽来忽去。因为《语丝》是又有爱登碰壁人物的牢骚的习气的，所以最初出阵，尚无用武之地的人，或本在别一团体，而发生意见，借此反攻的人，也每和《语丝》暂时发生关系，待到功成名遂，当然也就淡漠起来。至于因环境改变，意见分歧而去的，那自然尤为不少。因此所谓“社员”者，便不能有明确的界限。前年的方法，是只要投稿几次，无不刊载，此后便放心发稿，和旧社员一律待遇了。但经旧的社员绍介，直接交到北新书局，刊出之前，为编辑者的眼睛所不能见者，也间或有之。
经我担任了编辑之后，《语丝》的时运就很不济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还招了创造社式“革命文学”家的拚命的围攻。警告的来由，我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一篇戏剧〔１７〕；禁止的缘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登载了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文字，而那时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１８〕老爷却有复旦大学出身的人们。至于创造社派的攻击，那是属于历史底的了，他们在把守“艺术之宫”，还未“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的，叙事夹在这里太冗长了，且待下一回再说罢。
但《语丝》本身，却确实也在消沉下去。一是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几乎绝无，连这一类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余的几个较久的撰稿者，过时又少了几个了。前者的原因，我以为是在无话可说，或有话而不敢言，警告和禁止，就是一个实证。后者，我恐怕是其咎在我的。举一点例罢，自从我万不得已，选登了一篇极平和的纠正刘半农〔１９〕先生的“林则徐被俘”之误的来信以后，他就不再有片纸只字；江绍原〔２０〕先生绍介了一篇油印的《冯玉祥先生……》来，我不给编入之后，绍原先生也就从此没有投稿了。并且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园所办的《贡献》上登出，上有郑重的小序〔２１〕，说明着我托辞不载的事由单。
还有一种显著的变迁是广告的杂乱。看广告的种类，大概是就可以推见这刊物的性质的。例如“正人君子”们所办的《现代评论》上，就会有金城银行的长期广告，南洋华侨学生所办的《秋野》〔２２〕上，就能见“虎标良药”的招牌。虽是打着“革命文学”旗子的小报，只要有那上面的广告大半是花柳药和饮食店，便知道作者和读者，仍然和先前的专讲妓女戏子的小报的人们同流，现在不过用男作家，女作家来替代了倡优，或捧或骂，算是在文坛上做工夫。《语丝》初办的时候，对于广告的选择是极严的，虽是新书，倘社员以为不是好书，也不给登载。因为是同人杂志，所以撰稿者也可行使这样的职权。听说北新书局之办《北新半月刊》，就因为在《语丝》上不能自由登载广告的缘故。但自从移在上海出版以后，书籍不必说，连医生的诊例也出现了，袜厂的广告也出现了，甚至于立愈遗精药品的广告也出现了。固然，谁也不能保证《语丝》的读者决不遗精，况且遗精也并非恶行，但善后办法，却须向《申报》之类，要稳当，则向《医药学报》的广告上去留心的。我因此得了几封诘责的信件，又就在《语丝》本身上登了一篇投来的反对的文章〔２３〕。
但以前我也曾尽了我的本分。当袜厂出现时，曾经当面质问过小峰，回答是“发广告的人弄错的”；遗精药出现时，是写了一封信，并无答复，但从此以后，广告却也不见了。我想，在小峰，大约还要算是让步的，因为这时对于一部分的作家，早由北新书局致送稿费，不只负发行之责，而《语丝》也因此并非纯粹的同人杂志了。
积了半年的经验之后，我就决计向小峰提议，将《语丝》停刊，没有得到赞成，我便辞去编辑的责任。小峰要我寻一个替代的人，我于是推举了柔石。
但不知为什么，柔石编辑了六个月，第五卷的上半卷一完，也辞职了。
以上是我所遇见的关于《语丝》四年中的琐事。试将前几期和近几期一比较，便知道其间的变化，有怎样的不同，最分明的是几乎不提时事，且多登中篇作品了，这是因为容易充满页数而又可免于遭殃。虽然因为毁坏旧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里面所藏的旧物来的一种突击之力，至今尚为旧的和自以为新的人们所憎恶，但这力是属于往昔的了。十二月二十二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二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时还有副题《“我所遇见的六个文学团体”之五》。〔２〕《山雨》半月刊，一九二八年八月在上海创刊，同年十二月停刊。该刊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二八年十月）发表署名西屏的《联想三则》，其中说：“《山雨》在《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发表过一则讣闻（按指《偶像与奴才》一文后所附致鲁迅信中说的《山雨》在宁波创刊未成一事），这在本刊第一期的发刊刑已经提起过了。现在所以要重提者，则是关于鲁迅先生的事。鲁迅先生在那篇讣闻后面，附有复信，其辞曰：‘读了来稿之后，我有些地方是不同意的。其一，便是我觉得自己也是颇喜欢输入洋文艺者之一。……’这几句话简直在派我是反对，或者客气一些说来是颇不喜欢输入洋文艺者之一。……推绎鲁迅先生之所以有这个误解者，大抵是我底去稿太坏之故，因为他是说‘读了来稿之后’也。文字的题目是《偶像与奴才》，文中也颇引些外国名人的话，……我想这至少也可免去我是顽固而反对输入洋派的嫌疑吧，——然而仍然不免。因此，我联想起一件故事来。记得孙伏园先生编辑《晨报副刊》时，曾经登载打孔家店的老将吴虞底艳体诗，没有加以明白的说明，引起读者的责问，于是孙老先生就有《浅薄的读者》一篇教训文字，于是而有幽默的提倡。此时回想当日，觉得鲁迅先生似乎也有做伏园先生教训的读者之资格。”〔３〕张孟闻笔名西屏，浙江宁波人，《山雨》半月刊的编者之一。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间，他和鲁迅关于《偶像与奴才》一文的通信，现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题为《通讯（复张孟闻）》。〔４〕“不虞之誉”语见《孟子·离娄》。不虞，意料不到。〔５〕拿破仑即拿破仑·波拿巴（Ｎａｐｌéｏｎ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法国军事家、政治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他曾不断率军向外侵略欧洲各国。
〔６〕《晨报副刊》研究系机关报《晨报》的副刊，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创刊。《晨报》在政治上拥护北洋政府，但《晨报副刊》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一个时期内是赞助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期刊之一。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冬由孙伏园编辑。
〔７〕指刘勉己，他在一九二四年回国后任《晨报》代理总编辑。〔８〕“学者”指陈西滢。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晨报副刊》《“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中，说陈源“私淑”法朗士，学他已经“有根”了，“只有像西滢那样，……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９〕ＡｎａｔｏｌｅＦｒａｎｃｅ法兰斯（１８４４—１９２４），通译法朗士，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黛依丝》、《企鹅岛》等。〔１０〕威尔士（ＨAＧAＷｅｌｌｓ，１８６６—１９４６）英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未来的世界》、《世界史纲》等。萧，即萧伯纳，参看《南腔北调集·谁的矛盾》及其注〔２〕。
〔１１〕陈源疑为涵庐（即高一涵）。一九二六年初，当鲁迅与陈源进行论战时，涵庐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的一则《闲话》中说：“我二十四分的希望一般文人收起互骂的去宝……万一骂溜了嘴，不能收束，正可以同那实在可骂而又实在不敢骂的人们，斗斗法宝，就是到天桥走走，似乎也还值得些！否则既不敢到天桥去，又不敢不骂人，所以专将法宝在无枪阶级的头上乱祭，那末，骂人诚然是骂人，却是高傲也难乎其为高傲罢。”按当时北京的刑场在天桥附近。
〔１２〕川岛章廷谦，笔名川岛，浙江绍兴人，当时北京大学学生。
〔１３〕谭正璧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文学工作者。他在《中国文学进化史》（一九二九年九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中说：“鲁迅的小说集是《呐喊》和《彷徨》，许钦文、王鲁彦、老舍、芳草等和他是一派……这派作者，起初大都因耐不住沉寂而起来‘呐喊’，后来屡遭失望，所收获的只是异样的空袭，于是只有‘彷徨’于十字街头了。”〔１４〕《Ｚａｒａｔｈｕｓｔｒａ》即《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于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五年写的哲学著作。书中借古代波斯的“圣者”扎拉图斯特拉宣扬超人学说。
〔１５〕疑古玄同即钱玄同。
〔１６〕“张大元帅”即张作霖（１８７５—１９２８），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一九二四年起把持北洋政府，一九二七年六月自封“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他于一九二七年十月查封了北新书局和《语丝》。
〔１７〕指《语丝》第四卷第十二期（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九日）白薇作的独幕剧《革命神的受难》。该剧中有革命神斥责一个反动军官的台词：“原来你是民国英雄，是革命军的总指挥么？“你阳假革命的美名，阴行你吃人的事实。”这实际上是影射蒋介石的，因此《语丝》就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警告”。
〔１８〕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指许绍棣。《语丝》第四卷第三十二期（一九二八年八月六日）刊载了读者冯珧《谈谈复旦大学》一文，揭露复旦大学内部一些腐败情况。出身于该校的许绍棣便于一九二八年九月，用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名义，以“言论乖谬，存心反动”的罪名，在浙江查禁了《语丝》并其他书刊十五种。〔１９〕刘半农（１８９１—１９３４）名复，江苏江阴人，作家。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语丝》经常撰稿人之一。他在《语丝》第四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发表《杂览之十六·林则徐照会英吉利国王公文》，其中说林被英人俘虏，并且“明正了典刑，在印度舁尸游街”。《语丝》第四卷第十四期刊登了读者洛卿的来信，指出了这一错误。
〔２０〕江绍原安徽旌德人。当时北京大学讲师，《语丝》撰稿人之一。
〔２１〕《贡献》旬刊，国民党改组派的刊物，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创刊于上海。该刊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发表简又文的《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同时登载江绍原的介绍文章，其中说：“同学简又文先生，最近和我通信，里面附有他著的小册子（十六年十一月在旅沪广东学校联合会所讲）《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并问《语丝》能否登载。但《语丝》向来不转载已经印出之刊物（鲁迅先生复函中语），现在我便自动将它介绍给孙伏园先生主编的《贡献》。我想注意冯氏及其军队的人们，必乐于参考简又文先生的观察和意见。”
〔２２〕《秋野》月刊，上海暨南大学华侨学生组织的秋野社编辑，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创刊，次年十月停刊。
〔２３〕指《语丝》第五卷第四期（一九二九年四月）的《建议撤销广告》。
36、鲁迅译著书目
一九二一年
《工人绥惠略夫》（俄国Ｍ·阿尔志跋绥夫作中篇小说。
商务印书馆印行《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后归北新书局，为《未名丛刊》之一，今绝版。）
一九二二年
《一个青年的梦》（日本武者小路实笃作戏曲。商务印书馆印行《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后归北新书局，为《未名丛刊》之一，今绝版。）
《爱罗先珂童话集》（商务印书馆印行《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
一九二三年
《桃色的云》（俄国ＶA爱罗先珂作童话剧。北新书局印小段疵钥分弧＃*
《呐喊》（短篇小说集，一九一八至二二年作，共十四篇。印行所同上。）
《中国小说史略》上册（改订之北京大学文科讲义。印行所同上。）
一九二四年
《苦闷的象征》（日本厨川白村作论文。北新书局印行《未名丛刊》之一。）
《中国小说史略》下册（印行所同上。后合上册为一本。）一九二五年
《热风》（一九一八至二四年的短评。印行所同上。）一九二六年
《彷徨》（短篇小说集之二，一九二四至二五年作，共十一篇。印行所同上。）
《华盖集》（短评集之二，皆一九二五年作。印行所同上。）
《华盖集续编》（短评集之三，皆一九二六年作。印行所同上。）
《小说旧闻钞》（辑录旧文，间有考正。印行所同上。）
《出了象牙之塔》（日本厨川白村作随笔，选译。未名社印行《未名丛刊》之一，今归北新书局。）
一九二七年
《坟》（一九○七至二五年的论文及随笔。未名社印行。今版被抵押，不能印。）
《朝华夕拾》（回忆文十篇。未名社印行《未名新集》之一。今版被抵押，由北新书局另排印行。）
《唐宋传奇集》十卷（辑录并考正。北新书局印行。）一九二八年
《小约翰》（荷兰Ｆ·望·蔼覃作长篇童话。未名社印行《未名丛刊》之一。今版被抵押，不能印。）
《野草》（散文小诗。北新书局印行。）
《而已集》（短评集之四，皆一九二七年作。印行所同上。）
《思想山水人物》（日本鹤见祐辅作随笔，选译。印行所同上，今绝版。）
一九二九年
《壁下译丛》（译俄国及日本作家与批评家之论文集。印行所同上。）
《近代美术史潮论》（日本板坦鹰穗作。印行所同上。）《拾谷虹儿画选》（并译题词。朝华社印行《艺苑朝华》之一，今绝版。）
《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日本片上伸作。大江书店印行《文艺理论小丛书》之一。）
《艺术论》（苏联Ａ·卢那卡尔斯基作。印行所同上。）一九三○年
《艺术论》（俄国ＧA蒲力汗诺夫作。光华书局印行《科训囊帐趼鄞允椤分弧＃*
《文艺与批评》（苏联卢那卡尔斯基作论文及演说。水沫书店印行同丛书之一。）
《文艺政策》（苏联关于文艺的会议录及决议。并同上。）
《十月》（苏联ＡA雅各武莱夫作长篇小说。神州国光社矢逦断执囊沾允椤分唬*今尚未印。）
一九三一年
《药用植物》（日本刈米达夫作。商务印书馆收稿，分载《自然界》中。）
《毁灭》（苏联Ａ·法捷耶夫作长篇小说。三闲书屋印行。）译著之外，又有
所校勘者，为：
唐刘恂《岭表录异》三卷（以唐宋类书所引校《永乐大典》本，并补遗。未印。）
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卷（校明丛书堂钞本，并补遗。未印。）
所纂辑者，为：
《古小说钩沈》三十六卷（辑周至隋散逸小说。未印。）
谢承《后汉书》辑本五卷（多于汪文台辑本。未印。）所编辑者，为：
《莽原》（周刊。北京《京报》附送，后停刊。）
《语丝》（周刊。所编为在北平被禁，移至上海出版后之第四卷至第五卷之半。北新书局印行，后废刊。）
《奔流》（自一卷一册起，至二卷五册停刊。北新书局印行。）
《文艺研究》（季刊。只出第一册。大江书店印行。）所选定，校字者，为：《故乡》（许钦文作短篇小说集。北新书局印行《乌合丛书》之一。）
《心的探险》（长虹作杂文集。同上。）
《飘渺的梦》（向培良作短篇小说集。同上。）
《忘川之水》（真吾诗选。北新书局印行。）
所校订，校字者，为：《苏俄的文艺论战》（苏联褚沙克等论文，附《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任国桢译。北新书局印行《未名丛刊》之一。）
《十二个》（苏联ＡA勃洛克作长诗，胡译。同上。！墩杂傻牟ɡ恕罚ǘ砉諥但*骁娴茸鞫唐∷导芳译。同上。）
《勇敢的约翰》（匈牙利裴多菲·山大作民间故事诗，孙用译。湖风书局印行。）
《夏娃日记》（美国马克·土温作小说，李兰译。湖风书局印行《世界文学名著译丛》之一。）
所校订者，为：
《二月》（柔石作中篇小说。朝华社印行，今绝版。）
《小小十年》（叶永蓁作长篇小说。春潮书局印行。）
《穷人》（俄国ＦA陀思妥夫斯基作小说，韦丛芜译。未蒙缬⌒小段疵允椤分弧＃
*
《黑假面人》（俄国ＬA安特来夫作戏曲，李霁野译。蜕稀＃*
《红笑》（前人作小说，梅川译。商务印书馆印行。）
《小彼得》（匈牙利ＨA至尔·妙伦作童话，许霞译。朝簧缬⌒校窬妗＃*
《进化与退化》（周建人所译生物学的论文选集。光华书局印行。）
《浮士德与城》（苏联ＡA卢那卡尔斯基作戏曲，柔石译∩裰莨馍缬⌒小断执囊*丛书》之一。）
《静静的顿河》（苏联ＭA唆罗诃夫作长篇小说，第一卷：胤且搿Ｍ稀＃*
《铁甲列车第一四——六九》（苏联ＶA伊凡诺夫作小说Ｊ惕煲搿Ｍ希闯觥＃*
所印行者，为：
《士敏土之图》（德国ＣA梅斐尔德木刻十幅。珂罗版印。！短鳌罚ㄋ樟罙绥拉菲*ξё鞒て∷担芫富搿＃《铁流之图》（苏联ⅠA毕斯凯莱夫木刻四幅。印刷中，*炸毁。）
我所译著的书，景宋〔１〕曾经给我开过一个目录，载在《关于鲁迅及其著作》〔２〕里，但是并不完全的。这回因为开手编集杂感，打开了装着和我有关的书籍的书箱，就顺便另抄了一张书目，如上。
我还要将这附在《三闲集》的末尾。这目的，是为着自己，也有些为着别人。据书目察核起来，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
虽说做这些事，原因在于“有闲”，但我那时却每日必须将八小时为生活而出卖，用在译作和校对上的，全是此外的工夫，常常整天没有休息。倒是近四五年没有先前那么起劲了。
但这些陆续用去了的生命，实不只成为徒劳，据有些批评家言，倒都是应该从严发落的罪恶。做了“众矢之的”者，也已经四五年，开首是“作恶”，后来是“受报”了，有几位论客，还几分含讥，几分恐吓，几分快意的这样“忠告”我。然而我自己却并不全是这样想，我以为我至今还是存在，只有将近十年没有创作，而现在还有人称我为“作者”，却是很可笑的。
我想，这缘故，有些在我自己，有些则在于后起的青年的。在我自己的，是我确曾认真译著，并不如攻击我的人们所说的取巧，的投机。所出的许多书，功罪姑且弗论，即使全是罪恶罢，但在出版界上，也就是一块不小的斑痕，要“一脚踢开”，必须有较大的腿劲。凭空的攻击，似乎也只能一时收些效验，而最坏的是他们自己又忽而影子似的淡去，消去了。
但是，试再一检我的书目，那些东西的内容也实在穷乏得可以。景致命的，是：创作既因为我缺少伟大的才能，至今没有做过一部长篇；翻译又因为缺少外国语的学力，所以徘徊观望，不敢译一种世上著名的巨制。后来的青年，只要做出相反的一件，便不但打倒，而且立刻会跨过的。但仅仅宣传些在西湖苦吟什么出奇的新诗，在外国创作着百万言的小说之类却不中用。因为言太夸则实难副，志极高而心不专，就永远只能得传扬一个可惊可喜的消息；然而静夜一想，自觉空虚，便又不免焦躁起来，仍然看见我的黑影遮在前面，好像一块很大的“绊脚石”〔３〕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都没齿无怨言。但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并不明白文艺的理论而任意做些造谣生事的评论，写几句闲话便要扑灭异己的短评，译几篇童话就想抹杀一切的翻译，归根结蒂，于己于人，还都是“可怜无益费精神”〔４〕的事，这也就是所谓“聪明误”了。
当我被“进步的青年”〔５〕们所口诛笔伐的时候，我“还不到五十岁”，现在却真的过了五十岁了，据卢南〔６〕（ＥAＲｅｎａｎ）说，年纪一大，性情就会苛刻起来*Ｎ以敢竭力防止这弱点，因为我又明明白白地知道：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但灯下独坐，春夜又倍觉凄清，便在百静中，信笔写了这一番话。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鲁迅于沪北寓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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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景宋许广平（１８９８—１９６８），笔名景宋，广东番禺人，鲁迅夫人。著有《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等。〔２〕《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台静农编，收入当时关于《呐喊》的评论和鲁迅访问记等十四篇，一九二六年七月未名社出版。〔３〕“绊脚石”高长虹曾在《狂飙》周刊第十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琐记两则》中，暗指鲁迅为“青年作者”的“绊脚石”说：“我所唯一希望于已成名之作者，则彼等如无赏鉴青年艺术运动的特识，而亦无帮助青年艺术运动之雅量者，至少亦希望彼等勿挟其历史的势力，而倒卧在青年的脚下以行其绊脚石式的开倒车狡计，亦勿一面介绍外国作品，一面则蝎子撩尾以中伤青年作者的豪兴也！”
〔４〕“可怜无益费精神”语见韩愈诗《赠崔立之评事》：“可怜无益费精神，有似黄金掷虚牝。”
〔５〕“进步的青年”指高长虹。他在《狂飙》周刊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６〕卢南（１８２８—１８９２）法国作家。著有《耶稣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