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 【阿根廷】马丁·卡帕罗斯（五）

1     母亲的愧疚

布里甘加河的河水和里面生活的鱼都是黑色的。我很惊讶竟然还有鱼能在这样的河水中生存。人类是无法在里面生存的，但是可以在里面洗澡。确实有很多人在布里甘加河里洗澡。布里甘加河的河水流动缓慢，河水上飘着很多木筏，木筏的船头高高翘起，也是黑色的，和河水一样，当然也有破旧不堪的小艇和货船，水面还浮着一块块塑料和粪便。布里甘加河是我见过的最黑的河，闻起来和屎一样。

饥饿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有时候他们白天吃不上饭，有时候一整天都吃不上饭，也有时候两天都没饭吃。他们现在都已经知道了饥饿是一种病，而且对于他们而言是无药可治的病。

“为什么你现在没有活干呢？”

“因为我不能干，我的孩子没人照顾，暂时我还不能出去干活。也许很快就可以了。” 

这是最顶级的陷阱：让你相信等待是可以拯救你的，这种虚无的希望不断吞噬着你。

“为了给他米饭吃我牺牲了很多，而现在他们却告诉我他们吃这个不好……”

夏阿娅特别重视她的孩子们，所以她现在格外担心：她知道如果他们不吃饭的话是会发生不好的事情的，但她也相信只要他们吃饭了就不会有问题的。可是一个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医生刚刚告诉她事情不像她想的那样，医生说如果她的孩子们还是摄入不了足够的营养的话是会出大问题的，他们会发育不良、长得很慢、大脑发育也可能不健全。她说这些话让她很难过，她觉得自己以前应该做得更好才对，应该让自己有能力给他们所需的食物。

像夏阿娅一样的人还有很多：当护士或是医生说她们没有给孩子们含足够营养的食物的时候，她们会觉得异常懊恼、悔恨。医生说她们的孩子营养不良，说那是一种病，说她们必须给孩子们更有营养的食物，说这就是治疗的方法。她们懊恼和悔恨的原因可能是觉得这里的医生在指责她们不会做妈妈。

2       穷人的罪孽

我觉得我应该去想想别的事。只是我也不知道自己现在该想什么。该做什么。尤其是在看过这么多悲剧之后，在看到在这些地方饥饿问题是如此根深蒂固之后，我还能想什么、做什么呢？想想法特玛吧，想想她为了生存每天都要干十二小时的活吧。

“但是你不觉得这样独自一人养家的日子很凄凉吗？” 

“不，我觉得这样更好。我一直觉得这样挺好。一个男人得负责养家，要是他做不到这一点，就不配当一个男人。”

她说着说着就不再说了，还眯起了眼睛。然后她又重复了一遍：一个照顾不了家庭的男人是一个没用的人，是一只寄生虫。

我问她有没有什么时候和她丈夫在一起是开心的，她说有，她们刚结婚的时候有，但是很快就不开心了。但是她也不想再找别的男人了，没什么意思。她得专心照顾自己的孩子们。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悖论：一个像法特玛这样的女人要像条狗那样工作，这是对女人的一种过度剥削，但这种过度剥削却可以使女人们摆脱对于男人的依赖，让她们不必再去忍受他们。

“我们需要用更廉价的劳动力来生产产品，这样我们才能赚更多钱，然后再进行调研和技术革新”，一个美国大公司的企业家在《纽约时报》上这样说道。技术革新有另一个重要作用：它印证了资本主义的残酷性。如果我们不用廉价劳动力来保证利润我们就没办法进行技术革新。他这样说道，语气很严肃。

法特玛继续嘟嘟哝哝地说着，表情很复杂。在最近二十年里，孟加拉国成了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服装出口国。如今服装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三：每年200亿美元。服装工人大概总共有400万人，其中90%是女人。法特玛还在同一家服装厂工作：他们每个月付给她3000塔卡，而她需要每天操作一台机器十二至十四小时，每周工作六天。每条在纽约卖60美元的牛仔裤，付给孟加拉国工人的钱却只有25美分到30美分。而穿那些衣服的人恰恰就是我们这些西方所谓的人权捍卫者。

这里的人认为饥饿问题是属于那些没工作的人、生活在社会边缘的迷失了的人的。而对于一个把自己半辈子的时间都用来坐在机器前面的人来说，饥饿问题是不应该存在的。

“没有足够食物的时候我就不吃饭，但是一定要让我的孩子们吃饭。他们是我所有的希望。”

对于那些没那么穷的人而言，一个人过得穷不穷可能就看他们能不能被用很少的钱雇到。

这是一个奴役的社会。如果你雇一个女人给你打扫房间，每个月要花500塔卡，而雇一个男人给你开车要花5000塔卡，让一个孩子帮你干活，你给他50塔卡他就会很开心了。穷人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都不喜欢回答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在孟加拉国有那么多人如此贫穷？为什么他们要挨饿？因为人们在剥削他们，给他们付很少的工钱。就付那么点钱，为什么他们还愿意干那样的工作？为什么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为什么他们总是要挨饿？谁会从这种剥削中得到好处呢？很多人，很多人。我知道很多人，但能不能告诉我具体是谁呢？好吧，比如我，因为我也买过他们做的衣服。

我们该怎么做呢？为了社会正义，我们要脱下这些穷苦人民制作的衣服，从此赤身裸体吗？我们会多同情他们几秒吗？我们该对自己说是因为我们他们才能有活干，才能有饭吃吗？还是说我们保持沉默，仅仅是保持沉默呢？

有人说坎兰格查的贫民根本不在乎国家大事或是政治之类的事情，因为他们只顾着寻找食物，他们说，这才是这些穷人真正的罪孽。

穷人们真正的罪孽。

3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市场是最好的价格调节工具。没人能操纵市场，就算是最有权势的人也不行。”莱斯利对我说道。

而另外一个很胖的公司人员则对我说：“这里会帮助全世界的人降低他们购买粮食的花费。”

他胖得连喘气都很困难，而我也不想评价他对我说的这句话，我只是问他怎么能做到这点。 

“创造一个透明的市场来对外提供流动资金。当然这需要有人或者公司拿出他们的钱来支持市场的运作。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当然我们也是靠这赚钱的，如果不赚钱我们也就不会去做这些。”

我静静地听着，没有任何表情。人们说芝加哥交易所的作用是稳定商品价格。19世纪中叶，芝加哥交易所做出了一项创举，为未来签署合同：生产商和购货商签署一份文件，约定在某个日期前者会以某个价格卖给后者一定数量的产品，而交易所的作用就是保证这份文件能够如约生效。这样农场主们在收获之前就能知道自己会赚多少钱，而购货商在得到商品之前就知道自己要支付多少钱。这对于市场而言是一项很有效用的功能。

后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学家伊万·奥尔多涅斯给了我更加清楚的解释，他当时正为南美最大的大豆种植商古斯塔沃·葛洛沃克帕特尔工作。

“农业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你搞到一笔钱，把它埋到地里，六个月后你能挖出更多钱来。问题是在耕种的时候我很清楚种子、人力、肥料等会花我多少钱，可是我却不知道收货之后我会把作物以什么价格卖出去。我很难知道自己能赚多少钱，这有时取决于气候，而气候是很难预料的，但是我得保证自己能有收入。这对于等着买我们的大豆的商人而言也是一样，他们要用我们的大豆做豆粉，再卖给那些需要用豆粉喂养动物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制定一份协议，以过去和现时的情况为基础，在买卖价格上达成协议。也即是说我们在为未来签协议：它规定了我们如何对将来才会出现的商品进行买卖。

所以我们说这是‘推导’的市场：因为我们对未来商品制定的买卖价格是根据那种商品的现时价格推导出来的。因为市场需要贸易量，而参与到交易里的不仅是我这一家大豆生产商，也不仅是你一家购货商，还有很多其他参与者会议论我们制定的价格是高了还是低了。所以这时我们需要有投机商出现，他们的作用是通过买卖期货和向市场投入流动资金来使得我们协定的那些未来商品的价格变得更加可信。”

当我听到“可信”两个字时，我真想掏把枪出来。

“我不喜欢这样，但我能做什么呢？我还得继续玩下去，这是我的工作。”莱斯利边向我解释边这样说着。过了一会儿，大概是发现我不太理解他所说的，他开始试着让我冷静下来：“其实这些事情很容易理解：这里所有的人都想赚钱。怎么样能赚钱呢？如今有很多赚钱的方法。我们得了解这些方法，还得有能力利用这些方法。我们既得做中期规划，也得做长期规划，有时候我们还要在一两分钟内就完成一次行动。在这里有越来越多赚钱的方法。”

这些人有很多借口来提高粮食价格：中国对粮食的需求增大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气候条件变坏了……莱斯利起码算得上是一个有话直说的人，我觉得他向我引荐的那些在交易所工作的同事们也是这样的人。他们有的人是给大型农业公司工作的，有的人则是为银行、投资机构工作的，还有些人则是在用自己的钱进行买卖，这些人往往还需要一个金融师来协助他们，这些金融师则从他们那里收取佣金。

他们所有人看上去都那么和善、热情，都在为全人类而操心。他们甚至让我开始怀疑我的一系列调查是不是真的有意义，让我怀疑自己为什么要去管这些凭借自身工作赚钱的人和其他一些相关的事情。

4      真实的虚幻

如今每年在芝加哥交易所小麦的交易量是世界小麦年产量的五十倍。换句话说，世界上每一粒粮食都在这里被反复交易了五十次。操纵粮食交易的钱要远远超过人们实际生产出的粮食的总价值。

在市场形成如此巨大投资的原因是投资者并不是真正拥有粮食的人。这很奇怪不是吗，人们在卖着自己没有的东西。他们买卖的是承诺，使用的买卖工具是电脑屏幕上的一串串数字。在这场奇特的游戏中，会玩的人就能赚到钱。

 就算是不会玩的人也会花钱雇人来进行买卖操作。如今在发达国家，股市中超过半数的资金都投入了高频交易（HFT）这种计算机化交易之中。这种交易的速度非常快，利用高速计算机，人们能在几秒钟或者几毫秒中进行上百万次交易。买卖买卖买卖买卖买卖买卖买卖买卖买卖买卖买卖买卖，利用最微小的变动进行不停地买卖，不管是多么小的交易，当交易量大了之后就是很大一笔钱。高频计算机的交易速度要比人类快无数倍，我实在很难想象竟然有人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来给电脑进行交易，要知道那些电脑可能随时会出现问题：他们对技术如此信任，他们又是如此贪婪。

高频交易是最纯粹的交易：机器不停地运转，目的只是用钱来赚更多的钱。没有人为高速计算机做的交易签署合同，因为它们在几秒钟内就会完成大量对无形商品的交易，这是一个完完全全虚拟的市场。用钱来生钱，用火来点火，这是一种最有真实效益的虚幻。

机器在高速运转着。那一天，2008年4月6日，一吨小麦的价格已经被炒到了440美元，简直不可思议。要知道三年前一吨小麦的价格连这个价格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只有大约125美元。谷物的价格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的波动并不是很大，甚至有时候还有所下降，但在2006年却突然开始攀升，在2007年的最初几个月里它的涨幅已经大到难以控制了：5月份时，每吨小麦的价格超过了200美元，8月份超过了300美元，次年1月份就超过400美元了。其他谷物的情况也类似。

就像那些商人所言，粮食市场的弹性是很低的。其实他们想表达的意思是，不管价格变化成什么样，需求的变化是很小的：就算食品价格涨得很厉害，人们也只不过会稍微延迟一下购买汽车或是鞋子的时间罢了，因为和那些比起来，恐怕没有人愿意推迟自己买午饭的时间吧。也就是说，尽管价格上涨了，但能买得起粮食的人还是会去买，那些本来就买不起的人就听天由命吧。

近半个世纪以来，农业技术发展十分迅速，政府对农户的补贴金额也有了显著提高。但是粮食产量过剩却成了一个新的问题，人们不知道要用这么多玉米和小麦来做什么。在20世纪下半叶，在美国出现了这个人类历史上几乎从未出现过的问题：生产了过多的粮食。在这样一个食物贫乏的世界里竟然会出现食物过剩的问题，这听上去就像是个笑话。

5      上涨的粮价

这就像是个笑话：因为有更多能买得起食物的人进入了市场，对粮食的需求提高了，而由于需求提高了，粮食价格就上升了，由于价格上升了，很多能买得起粮食的人又买不起粮食了。也有的人今天能买得起，明天又买不起了。

2001年中国出口了近700万吨谷物，2012年则进口了超过1000万吨。这1700万吨粮食的差别甚至超过了巴西粮食出口总额，同时它也引起了世界市场的巨大变化。这个数字还没有算上大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大豆上还能自给自足，但后来中国政府决定扩大依赖消耗进口大豆的猪的养殖规模。到了2012年，中国每年要进口近6000万吨大豆。这可不是个小数字：比阿根廷全国大豆产量还要高。吃肉要付出的代价总是更大。

粮食价格还是在上涨，饥饿的人群规模还是在扩大，而谷物就堆放在美国中西部的谷仓里。很多谷物最后被出售给了养动物的人，因为他们能出得起钱。尽管粮食价格不断上涨、饥饿在不断蔓延，但在那年，仅仅是在美国一个国家，就仍然有5500万吨小麦被卖去喂养动物。

粮食价格在全世界都在上涨，但是粮食价格上涨在各地带来的后果却不尽相同。在美国，如果小麦价格上涨三倍，那么面包的价格可能会上涨5%到10%，因为在影响食品价格的众多因素之中，原材料价格的影响很小：运输、制作、储存、许可证、广告宣传、包装、销售的花销其实更大。相反，在突尼斯、马那瓜或者德里，同等条件下面包或者妇女们用来制作面包以及甩饼的原料的价格则可能会翻倍，甚至上涨更多。

在发达国家，普通消费者会用他们工资收入的10%去购买食品，而穷人们的花销则可能占他们收入的25%至30%。而在发展中国家，超过20亿人要用他们收入的50%至80%去买食物：价格的小幅度波动甚至都会使他们无饭可吃。

这些数字还不是全部，但却解释了为什么在2008年粮食价格还在上涨，同时从来没有回落过。

“粮食就是新的黄金，”《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在他的专栏里这样写道。这句话指明了粮食已经从一个消耗品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交易品甚至是贵重物。粮食是近些年里价格上升最大的物品。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再有饭吃了。

6    饥饿只是交易

“今天办公室里的人问我是不是感到害怕，因为我要跟一个即将写关于饥饿问题的书的人聊天了。我对他们说我不害怕，我很平静。我不能去想我干的工作会给某些人带去饥饿，哪怕一个人也不行，我如果那样想的话就无法工作了。我问过自己上千遍了，我的答案是我的公司、我的工作是不会给任何人带去饥饿的。”

“为什么？” 

“就像是那个鞋匠派两名销售员到非洲去的笑话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回来了，说那里没有生意可做，因为非洲人太穷了，几乎没人穿鞋，他说在非洲他们一双鞋也卖不掉。另一个销售员则像发现了金矿一样，回来说非洲还几乎没人有鞋穿呢，我们一定能大卖特卖。道理是一样的：世界上有更多人要吃饭，我们才能卖出更多的商品。”

他滔滔不绝。饥饿对于许多人而言只是单纯的交易问题。

“饥饿对于许多人而言只是单纯的交易问题。”他把这句话说出了口，我很震惊。他紧接着解释说他的意思是可能非洲的那些领导人更倾向于让本国人民挨饿、不识字，因为那样的人更易于管理。他说，非洲部落的酋长就喜欢那些一个不字都不敢说的人。

在其他的书里或文章里，我管这种想法叫作“诚信主义”：它认为饥饿问题是否出现的根源在于执政者是否诚信。它认为官员们是否贪污对于一个社会的经济局势具有决定作用，它把矛头完全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身上撤走了，也不去提财富分配是否公平等问题。

他们这些交易者会坚持对你说他们所操纵的资金能增强市场的流动性，进而推动市场正常发展。而我通常会对他们说市场在他们的资金进入之前也是同样运转的。而迭戈却辩解说交易者也是分好坏的。他做交易并不是为了交易本身，而是为了帮助他的公司能继续以最优价格买卖粮食，确保公司收益。

“我每天都得尽全力工作，去思考，去做出正确的决定。如果你想看到我们这儿的人都穿着阿玛尼上班那你可能就要失望了，因为我们是再普通不过的人了。”

迭戈每天早晨都会来到他位于纽约郊外的办公室，打开电脑开始买卖世界各地的谷物。这一工作的时间是很严格的：九点到十三点，也就是芝加哥交易所的工作时间。但是现在既要顾及到美洲市场，还要考虑到亚洲市场和欧洲市场，所以迭戈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他此刻在纽约的酒吧跟我聊天的工夫，他的iPad屏幕上还在闪动着相关的指数。

他的工作主要是要先于他人预测出世界各大市场的价格走向：某种谷物的供应价是多少，另一种谷物的需求量是多少，类似种种。只有准确的推测才能提前购入要涨价的商品、卖出要跌价的商品。或者更好的一种情况是：进行期权买卖，而且在合同生效前就将其转卖出去，如此反复。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分析大量的数据，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会影响到商品价格的细节。

市场最奇特之处在于它有时会依赖于一些判断不是那么准确的人，有时也依赖于一些全盘相信那三两份经济报纸、杂志上说的话的人。不过在短期内，市场依然是由一小部分上层阶级的精英操纵的。这群精英每天做的就是紧盯着世界食品价格，然后为赚钱而进行决策，他们才不会考虑那些没饭吃的人呢。

“对，你瞧，单讲规模还不能很好地说明我们所做的工作。最好还是把这当作一场游戏，我不能在要上床睡觉之前还想着我手里还握着20万吨大豆而明天可能每吨大豆我会损失50美元，要是想着这些数字我就没法睡觉了，甚至十分钟内我就会选择饮弹自杀。所以你得去努力让自己分心，去想想你手里操纵的只是一些游戏币，你只是在屏幕上玩着某种数字游戏。就像是一个要做手术的医生一定不能去想我的这个病人是三个孩子的爸爸，去想着我一定要把他救活……不行。他只能对自己说我要把这颗心脏取出来，我要缝合这两根血管等等。至于实际会发生什么就随他去吧。”

“有时候我可能也会问自己到底是在做些什么。有时候我觉得价格要上涨了但事实却是下跌了。毕竟我不是什么魔法师不是吗？要是我每次都能算准价格是要上涨还是下跌，那么我早就退休回家弹钢琴了。我必须对我所做的事情负起责任来，但同时我还要强迫自己分心，强迫着说服自己是在玩一场游戏。”

他努力使自己的公司能赚更多的钱。这当然很有争议性，我们也还是会去讨论它，但这种事情注定没有什么答案。他还坚持说他属于有天赋干这一行的人。他说没有天赋的人就不该接触这个行业，只有当他们不断完善自己的时候，才能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他们要像高频计算机那样，“只为这项事业而活”。

“糟糕的交易者会让市场徒增一种本不应有的噪音。”

他得走了。我们一起走到了门口。在门外，纽约，天有点冷，还下着小雨。迭戈向我伸出了手，冲我露出了最后一次笑容：“我希望我已经让你相信我不是那些制造死亡的商人了。”

现在我们了解到贸易者总是觉得自己是最正确的。他们说中国对粮食需求的增大、用于提炼燃料的粮食数量的增长都给市场施加了过大的压力。另外还有不可控的气候因素，有些人甚至说气候因素也会造成粮食价格上升很多个百分点。

数百万“普通人”：退休人员、提前退休人员、银行里有一万或两万美元存款的储户、行政人员、警察、领取补偿金的被解雇人员、知名医生、出售名贵鞋子的商人、西伯利亚天然气行业的亿万富翁、比利时老师、荷兰妓女、摇滚明星还有其他很多人，都间接促使了上亿饥民的挨饿。他们躲得远远的，有时还表现出对饥民的同情，但是另一边却帮助抬高了粮食价格，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食物。 

我也是那些人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