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 【阿根廷】马丁·卡帕罗斯（三）
1 规则
印度的救助体系还在发展着。卡姆莱斯对我说，每次他要去旁遮普干活之前都得向邻居借路费，还要给他的家人留点钱。
“我一般都去找萨利姆借钱，他是我们村搞贸易搞得最好的。他通常会借给我1000卢比或是2000卢比，等我干完活回来再还给他。问题是我得还给他两倍的钱，而且借钱的时候我得把我的BPL卡留给他作抵押。”
于是就像其他村子里的富人一样，萨利姆会用BPL卡低价买入大米，再用市场价卖出。他可以搞到50张、100张、甚至是200张BPL卡，再去对救济中心的某个公务员行贿，或者直接在救济中心买个职位，因为其中有利可图。所以萨利姆的行为就合法了：卡是真的，粮食也是从真正的公务员那儿买来的。还有的人会直接从救济中心工作人员那儿买卡。在印度，好像一切都有可能，因为在这里没有什么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这里，规定可以被肆意篡改。然后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卡姆莱斯显得忧心忡忡，他说他家的房子建在了公共用地上。“政府的土地。”他说道，他很怕哪一天他们会把他赶走。我问他为什么政府会把他赶走，他说：“因为政府只想干对他们有好处的事情。要是有一天哪个官员或者哪位官员的朋友看上了那块地，他们就会把我们赶走。我们能做什么呢？”
很多人（说不清到底有多少人，因为官方文件从不会记录这些数字）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政府手中分得的一亩三分地被大地主或资本家夺走了，也可能是被两者一同夺走了。很多奔走申诉的农民最后得到的可能只不过是往他们头部射去的一颗子弹。最好的情况也只会是法官（通常是地主或资本家的朋友，或者是已经被他们买通了）打发这些农民回家去。
“我经常会有出门打人的想法，想去做点坏事，去杀几个人，让他们知道我们也是不好惹的。但我立刻会自问这样做对我的家庭有什么好处，于是我选择继续这样活着。”
“你认为如果你那样做的话会有什么效果呢？”
“没什么效果。他们会把我扔进监狱，然后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能有什么好处呢？可是我只是希望属于我的东西不要那么轻易就被别人夺走啊。”
（有时候我想把这本书写成一些诸如此类的细小事件的合集，然后一切就交由读者自行思考，让读者问自己为什么我要读这些或者为什么我不想读这些。
然而之后我坠到了陷阱之中，我试图解读这一切：给这些让人难以忍受的事件以合理的解释。
面对这些事，我觉得自己也很怯懦。）
2 简单却无法理解
“我想把她抚养成人。我是能好好养她的，她一定能健康地长大，变成个漂亮的姑娘。”萨达迪这样说道，但是她并不清楚她的女儿到底怎么了，她一直给阿米达吃米饭或者面包，还配着蔬菜，至少每天这样吃一顿。她想天天都给她吃米饭，但有时候她们家里搞不到米。
“为什么？”
“因为米太贵了。”她悲伤地说着，眼神死死地盯着我：有的人连最简单的事情都想不通。
有些时候，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最难让人想通的。我认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处走访的原因大概也正在于此。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故事，是如此相似。悲剧就是这么来的：一切都在不断循环，无路可逃。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故事，是如此短暂，波澜不惊。他们在慢慢地坠入深渊。
在我的这本书里，实际上什么都没发生，或者说没有什么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写这本书最大的困难是搜集案例，把它们提取出来，然后去理解它们，去思考，思考着这种种悲剧可能会在成千上万的人身上发生，思考着在萨达迪身上发生的事情其实是上亿印度人经历的缩影。
那么当一个个体成了某种概念的组成部分时，又会发生些什么呢？例如那些挨饿的人：那个面带凄惨微笑的小女孩也好，那位试图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告诉你什么的老先生也罢，当他们变成了饥饿这个概念的一部分、成了一种抽象的东西，他们对事情的解决是有益还是无益呢？
稻田、水牛、披着莎丽的妇女。两头牛拉着一辆车在悠闲地走着，车上坐着一个男人，晒着太阳，异常安静。他是成千上万同一类人的代表，这些人好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他们对住在自己家几公里范围内的其他阶层人的生活漠不关心。也许全球化的另一面恰恰就是类似这种财富的堆积。
3 移居者
“不过这并不是我决定来这儿的最重要原因。我决定用一年的时间到印度、苏丹和中非共和国服务的原因是我无法说服自己不这么做，我想这也是大多数人到这儿来的原因。有时我自然也会想回国，回到马德里为某个公司工作，这样我会赚更多钱，能找个女朋友，生活肯定比现在要好得多。但这些想法会让我直冒冷汗。”路易斯解释说他希望改变世界上的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有时候却束手无策，他也不知道来到这些地方服务能不能改变一些人的悲惨命运，但如果他不来做这一切的话他会感觉更糟。
这些来自第一世界国家的年轻人就像一群不信上帝的传教士，他们常常自问自己何德何能出身比他人更好，但其实他们也在遭受着经济危机的影响，未来一片暗淡，他们试图改变什么，却总是感到茫然。无国界医生组织就像是古罗马兵团一般，由许多自愿远离自己祖国的青年组成，只不过他们到其他国家去不是为了占领土地、烧杀抢掠，而是为了去帮助那里的人。但和古代兵团相同的是，这个团队里也充满了困惑和差异，这些外来者互相混杂在一起，与当地人又完全不同。
我喜欢“移居者”这个词，它现在已经越来越常见了。有人说，“移民”指的是从穷地方到富地方去打工的人，而“移居者”指的是从富地方到穷地方去帮忙的人。但我认为“移居者”这个词的重点不在于他们远离故土，而在于他们心中已经没有了故土这个概念：祖国的概念对他们已经不重要了。
他们很简朴，但绝对不是什么牺牲者，他们也懂得苦中取乐，他们也会喝醉，也会相爱，也会……
出于安全的考虑，通常日落之后他们就不会外出了。他们的生活充满嬉笑怒骂，有成就感，也有挫败感。但无论如何，有句话却总是被他们挂在嘴边：“我们的首要职责就是挽救生命。”
挽救生命。在一个看上去一切都无足轻重、毫无意义的地方，他们却始终坚持着这种信仰。
有些事情，比最真实的事物还要更加真实。例如，挽救生命。
急救团队的护士坎迪则说道：“我倾向于不去想那些不好的事情，不管有没有解决方案我都不愿意去想。要是我总是去想那些事，我就什么也做不成了。要继续做好我手中的工作我必须选择在很多时候无视我所看到的一切，也绝对不能去想造成这些的原因。”
另一天夜晚，路易斯对我说这个工作最困难的部分就是说服自己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没法改变一切。但总会有一个时刻，你会觉得自己就像一坨屎，在做着无意义的事，那时你就不能好好干活了。
“在刚开始工作的几个月时间里，你要把生活这个词抛到脑后才行。之后，你可以去想想自己是想回家去找个稳定的工作还是继续待在这里做人道主义援助。”梅兰涅说她暂时还不会去想之后的选择，她只想着眼当下。
“到处都是差异。没有电、电视、网络，永远没有这些东西，你也吃不到你想吃的食物，房间里还有数不清的昆虫……你还能看到许多在欧洲永远见识不到的悲剧。”希腊医生玛利亚这样对我说道。
4 牛奶加糖
公元8世纪时，波斯帝国的流民逃亡到了孟买，请求马哈拉施特拉的君王允许他们在此避难。君主并不想接纳他们，于是作为回复，他赐给了他们一个盛满牛奶的碗，以此暗示说我这个王国已经人满为患了。波斯人的首领在奶里加了糖，然后把碗退还了回去，意思是说：“这样不但不会使牛奶溢出，反而会使它更加美味。”现在的情况就和那一历史事件很相似：往本来已经很满的容器里再填些东西吧。
火车车厢还是70年代的老式车厢，有很多座位，但车厢里却挤下了两倍的人，他们或坐或站，挤在你意想不到的角落里。就拿我坐的这个三人座为例，上面实际坐了五个人，但是没有人因此显得不高兴。
觉得这里的空间连一粒糖都塞不进了的时候，还是有更多人挤上了车。不过这确实可以证实人类的身体有着多么好的柔韧度，也可以反映出这些印度的男男女女用很长时间磨砺出的巨大的忍耐力。我又一次质问自己是想融入这种文化还是要改变些什么东西，就好像我真的有权决定什么似的。实际上我也在不断磨砺着自己。
我时常会为自己的怯懦而感到羞愧，因为我好像一辈子都活在自己的小天地中，从来没有想象过在这里的7亿人是怎样生活的，没有想象过他们竟住在如此广阔的监狱之中。我写作，似乎是为了逃避现实。
要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换位思考，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人们会更有同情心吗？还是会更冷酷无情？是不是会更加漠视自己的愚蠢？更有智慧？更逆来顺受？更不愿忍耐？还是说依然会像现在这样如一坨屎般生存着？
“印度并不缺食物。如今每年印度都能生产比所需粮食量多5000万到6000万吨的粮食。然后国家会把这些粮食出口到国外，而不是让国内2.5亿饥民享用它们。所以我说印度的局势是很让人难以置信的：我们这里确实有饥民，但我们也有足够的粮食，可是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我们有这么多的饥民，同时又是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之一，这简直就是个耻辱。”
我对他说他刚才说的话我其实听到过许多次，他很有礼貌地问我是在哪听到的。我说是在阿根廷，在我的祖国，人们也经常那么说。
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到2020年要将全球饥饿人口数量减半，那时世界饥饿人口总数为8.5亿，从那时起，其中的1.2亿已经死了，没人在乎过他们，而现在世界饥饿人口数量却达到了9亿，尽管如此，在2008年，全世界却把200万亿美元用在了拯救银行和其他财政集团上，这使得夏尔马更加确信有人对饥饿满不在乎。
“要想一次性解决饥饿问题，只需要拿出20万亿美元就够了，不过是刚才说的那笔钱的十分之一。所以很明显没有人真正想解决饥饿问题。换句话说，有人想让这个世界上有挨饿的人，因为挨饿的人也有可榨取的价值，一个吃饱喝足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太大作用。”
5 寡妇
阿鲁西和穆巴妮是温达文的两个寡妇，是这座城市众多寡妇中的两个。她们走街串巷，只是为了寻找食物，而她们挨饿的原因非常奇怪。
有时候，引起饥饿的原因还包括性别。
温达文是性别原因导致饥饿的最好例子。
在印度，有很多会被歧视的事物，寡妇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歧视从几个世纪前就开始了：最开始时，当家里的男人死了，印度人会把他的妻子用来殉葬火化，这种习俗被称作suttee。后来，英国殖民者决定禁止这项习俗。大约在1830年时，印度爆发了起义。进入20世纪后，用寡妇殉葬的事件还时有发生，只不过大多都是在暗中进行的。很难讲现在还有没有这种事情了，但是哪怕不被投入火堆，成为寡妇在印度都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根据这里的宗教传统，杀死丈夫的是妻子的罪孽，她们必须被放逐。寡妇们被禁止再婚，也不被允许工作，实际上她们什么也不能做。寡妇们只能孤身一人，失去所有家业，更糟的情况是很多寡妇的家人也不再会接纳她们。
所有的事情都很相似：有一些数量不多的寡妇是自愿来到这里的，但大部分都是被别人带来的。有1.5万到2万名寡妇被视为不洁之人，被遗弃到了这座古老的城市。
她们等待着。死在温达文和死在贝拿勒斯那样的圣城还是有所不同的，但死在这里也将有助于她们完成“解脱”这一因果循环的最终境界，帮助她们到达印度教的“天堂”。在这里，死亡成了一种恩赐，是的，恩赐。她们来到这儿就是为了等死。
她们在吟唱的歌大概是能把她们和饥饿分开的唯一的东西了吧。她们每天早晨都来，唱四五个小时，然后就会有人给她们发一盘加了一点豆子酱的米饭。有时候也会给她们点钱，大概有四五卢比的样子。宗教在这里以一种赤裸裸的方式展现了出来：你来这儿，给神明歌唱，我们给你吃的。饥饿为信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6 肾的希望
“你知道现在我想出了个什么办法吗？要是没吃的，我就把牙咬紧，咬到咯吱作响。” 后来她又对我说，她至少还有“肾的希望”。
“‘肾的希望’？”
“对，想到这点我就平静多了。我知道就算到了最绝望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什么吃的都不可能搞到了，起码我还可以去卖肾。”
“卖一个肾？”我对她说，这个想法太令我震惊了。
阿瓦妮疑惑地看着我，好像不明白我惊从何来。“是啊，很多人都去卖肾了。好吧，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卖肾的人多不多，但是肯定是有的。我的朋友达西塔就卖肾了，现在也很健康。”
阿瓦妮继续解释着，而我则陷入了沉默。
有些问题是我们这些人压根没想到过的。
她的房子的墙只不过是两张硬纸板，左右两边一边一张，背靠着一堵原本就有的墙，正前方没有任何遮挡，直冲着大街，冲着这座现代化的城市。一块黑色的塑料布充当了房顶，屋子里有一张木床和几口锅。阿瓦妮会在白天把“墙”和“房顶”拆掉，以免被人投诉，而在晚上她会再把家建起来。每天晚上。
“你对你的孩子们有什么希望吗？”
“我不知道。希望他们能离开这儿吧。”
“他们能吗？”
有些问题是我们这些人压根没想到过的。
7 贫民窟
贫民窟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在那之前世界上没有贫民、恶人或是城市边缘人群的聚居区，但是绝对没有达到过19世纪开始出现的贫民窟的规模。因此slum这个原本意为“肮脏交易”的词开始被用来专指伦敦、曼彻斯特、都柏林、巴黎、加尔各答或是纽约的城市边缘区域。
不得不提到的是，贫民窟也是近些年一项社会巨变的主要原因：自开天辟地以来，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
贫民窟是人类现代社会最大的发明之一：它变成了这些国家最“现代”的一种居住形式。在如今这个城市化发展迅速的时代里，正如我提到的，贫民窟成了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每年都有近2500万人加入贫民窟居民的名单里。
R.请求我不要在书中写出他的名字。因为他不想让人知道他对现状的不满。因为他总是显得很自豪，他不想让认识他的人产生疑惑。
“你对什么感到自豪呢？”
“对我现在的一切。”
“怎么个自豪法呢？”
“我在达拉维的一个邻居也是一个贫民窟居民。他总是觉得住在贫民窟里很丢人，但我不这么觉得。所以我不想让人产生疑惑。”
我不太懂他的逻辑：他自豪到了不想让人知道他名字的程度。
R.的爸爸五十年前来到这儿，从那时起每天都有新的人来到这里。每年有50万人移居到孟买，其中的40万都在像达拉维的贫民窟住了下来，因此孟买有1000万～1200万的贫民窟居民。孟买人口的60%居住在6%的城市土地上，没有自来水，道路情况很差。然而正是这样的贫民窟在逐渐地吞食着这座城市。
我生出了一种可怕的想法：如果说在孟买住在贫民窟的人占绝大多数的话，那么哪里才是城市中心、哪里才是城市边缘呢？哪一个才代表了这座城市的核心精神呢？
在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快速增长意味着农民向城市的大量涌入。城市化实际上是农村生产结构变化的一种结果，如今的农业生产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了，于是多余的农民（或者说其中的大多数）只能向城市涌去，因为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交通、清洁、家政等）和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城市给了他们更多的可能性：为了欺骗他们，城市让他们觉得一切都那么近、那么触手可及。但实际上，那些触手可及的东西最终只能是遥不可及。尽管如此，梦想依然在激励着他们：房顶、社会保障、富人的生活、找到工作、医院（虽然条件很差）、孩子们有可能上学……所有这些，都是吸引他们的海市蜃楼。对于成百上千万人来说，涌入城市是他们改善生活的不二法门。但很多人最终只能在贫民窟里终此一生。
未来的人口增长注定将发生在城市里。“饥饿将越来越城市化”，可能没有人说过这句话，但它却是十足的真理，因为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这句话是假的。
“不是说我们离开了我爸爸盖的房子，而是我们失去了它。我爸刚来时那块地的位置就不错，后来更是成了最市中心的位置，我们没有任何证件，所以他们就把地收走了。”
这正是贫民窟的众多悖论之一，这些贫民窟居民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先行者。在某个时刻，在社会和民主的压力下，一群人被允许占据某块没人稀罕的土地：通常都很偏远，不适合兴建楼房，有时还对健康不利。这群人没有其他的选择，只好去那个地方定居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那块地慢慢变得宜居、有开发价值了，这时候市场就会决定把地收回来，然后某个富翁或是某家银行会搞到开发的许可，下一步他们就会把原住民赶走，然后开发、出售同一块土地。
“很奇怪是吧？我希望自己的生活环境变好，但要是变好了就意味着他又得搬家了，所以我也不希望改善得太多。我当然希望这里发展得更好，但我不能这么想，因为我会失去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