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饱含真情，充满悔恨，敬请一读
父亲离开我们有十几个年头了，每当想起父亲，心里就感到难过、愧疚甚至有负罪的感觉。
父亲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父亲十岁出头时，祖父就病逝了。那时姑姑，小叔都还年幼。奶奶守寡带着三个孩子，年长些的父亲俨然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为了挣点养家糊口的粮食，父亲在十几岁时就帮人家当长工。年少的父亲显然像一头老黄牛，背负着生活的重担，什么样的重活累活都干过，什么样的苦都吃过。
随着祖国的解放，父母满腔热情地投身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到我记事时，父亲早已经是大队长兼民兵营长了。听长辈讲父亲不但干活是一把好手，而且积极上进，加之贫苦出身，很快得到了组织上的培养。那时的父亲不过30出头，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父亲总是早出晚归忙大队里的事，印象最深的就是冬天里的水利兴修。父亲一般天不亮就戴顶帽子出门，等我上学路过大沙河圩堤时，父亲早已站在寒风中一边指挥群众挑堤，一边用锹平整群众挑上来的沙土。年幼时总觉得父亲不怕冷，看着劳动中的父亲，我才懂得是正能量温暖了父亲的身体。
我们家一共兄妹五人。我排行老二，四个男孩一个小妹。可想而知，家庭负担多么的重。五个孩子都要张口吃饭、穿衣。这些都要靠父母劳作。父亲虽然大队干部，但都是记工分，根本拿不到一分钱。也许有人认为大队干部的子女肯定比别人优越。但在我的记忆里，家里特别穷。69年发大水老房子冲掉后，全家就一直住着草房，后来还是一个亲叔把小婶带去随军了，就把瓦房子让给了我们家住。
小时总感觉天寒地冻特别的冷。我们兄妹冬天没一个能穿上毛衣和棉鞋。坐在教室里，我常常瑟瑟地发抖。那里大队已办了毛笔厂和锉刀厂，也有一些集体收入，父亲也常给贫困的农民批条，同意向大队借一点钱。但我从来没见过父亲自己向大队借过一分钱。记得是1974年春节，邻队的一位妇女（同学的小姨）到我家找父亲准备向村里借点钱过年，她说家里还没有过年的肉。父亲说，大队钱已借支完了，我就是批了也拿不到钱，有什么办法呢。这位妇女就靠着我家门边流泪。父亲看样子就说，这样，我家还有几斤肉，你拿一点去给孩子过年。我十分舍不得的看着父亲把家里仅有的几斤过年的肉、巴巴地给这位妇女割去了一小半。这位妇女分走了我们兄妹口中过年的肉，这事让我幼小的心灵深受刺激，所以记忆尤深。
父亲有头痛病，最怕人吵闹。父亲的病根是58年发大水落下的。因洪水冲刷堤坝塌方要打木桩拦水，父亲站在高高的木桩上用几十斤重的石榔头用力地砸向木桩，因一榔头砸偏了，失去平衡的父亲重重地栽向水中，榔头随之滑落沉沉地砸向父亲的头，从此头痛病就伴随了父亲的一生。父亲是农民，不享受公费医疗。父亲后来年年治头痛的钱都是自家掏的。偶尔写个报告让公社干部在上面写个证明，争取到一点医疗补助。记忆中，“矮子”社长就帮父亲写过证明。父亲虽然怕吵，但上世纪70年代，因为农村贫穷，闹纠纷吵架的还真不少。社员有了纠纷总爱找父亲评个理。因为父亲为人正直、评理公道，所以大家遇事都这样说，找大队长评理去。这时的父亲总是不嫌吵闹，不厌其烦地做工作，直到把事摆平了为止。(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父亲一生最遗憾的就是没有读书。因为家里穷，父亲只念过几个月的书。所以，父亲常感叹自己是睁眼瞎。父亲虽然没念过书，但勤于学习。不知究底的人根本不知道父亲的“水”有多深。自食其力，奋发有为；自然而然，习惯成自然；不言而喻，如此等等；这些读书人才有的成语，父亲都能脱口而出。同时，父亲还能说出一些生动的谚语，如说一个人没有自知知明，常用—－“灯架子不知脚下黑”来比喻；如“蛇有蛇道鳖有鳖道”则是父亲形容各有神通的人。父亲虽然文化不深，但工作努力，为人真诚，一直深得村民的拥戴和组织上的信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父亲从大队长兼营长被推到了村书记的位置上。改革开放的春潮涌动，父亲深感身上的担子和责任重大。那时我感觉父亲压力最大的是计划生育工作。因为那时人们的观念还未转变，农村人总有不生男孩誓不罢休的决心。所以难度是相当大的。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计生把人搞精疲力竭。但在父亲和村领导一班人的努力工作下，村里各项工作都搞得有声有色，计生工作也步入先进行列。
父亲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声如洪钟，势大力沉。所以，有领导开玩笑的送父亲外号——猛张飞。其实，父亲最是一个侠肝柔肠的人。母亲一生疾病缠身。因为孩子多、负担重，也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常常肝火上升，总是要对父亲生气发火的，甚至经常打骂孩子。但我从没听到过一次父亲责怪母亲。在母亲生病的时候，父亲天不亮就给孩子烧好早饭（我们兄妹吃过早饭后要去上学），同时趁早到镇上医院给母亲抓草药。白天忙完村里事，晚上回家还要下河给孩子洗衣服。父亲虽然在母亲生病的时候更忙更累了，但我从来没听过父亲抱怨过什么。现在想来，父亲对生活永远都是那么知足，幸福指数那么高，可能与他从小贫苦出身有关。
父亲不仅对母亲呵护有加，对村里的大人小孩都非常客气。我和父亲一道走路时，总听到父亲主动跟人打招呼；村民对父亲也很热情，总是说，老书记，你到哪里去呀，父亲都是笑呵呵的回答。显得非常融洽，也让我看得非常羡慕。我从没见过父亲有什么官架子――人家没先打招呼就装作没看见。
孩子总是父母一生的牵挂。父亲同样深爱着我们兄妹。但父亲从没有表露过，而且对我们要求都很严格，让我们兄妹小时候对父亲总有些胆怯。但父亲从来没打骂过我们，犯了什么错，就让我们毕恭毕敬地站在他面前听他讲道理，其实那些道理我们根本听不进去，总觉得父亲有些“迂”。随着孩子惭惭地长大，父亲的操心更重了，总是担忧孩子的前程。高考制度恢复后，我考上学校成了脱产干部，这让父亲十分高兴，并在心中引以为自豪。后来哥哥在父亲的安排下学了手艺，并逐步走上了做生意的路子(至于有人称老大现在是大老板，这是后话)。弟弟、妹妹在父亲的操劳下，相继有开了小店的，有跑外销的，有进合作社的，都各有前程。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为你们这些小孩子的事，把我的头都搞大了”。等到我们兄妹都长成人了，父亲也老了。一直英俊挺拔的父亲也已头发花白，甚至有点驼背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父亲从村书记位置上退了下来。那时父亲年近60了，是父亲主动要求退下来让贤的。退下来的父亲始终还关心村里的建设和发展。1999年村里发大水，60多岁的父亲还下河潜水堵涵洞，大家拉着不让老书记下，父亲说，搞了这么多年防洪，水情我熟！这事我还是在桐城报道上看到的。
晚年的父亲和母亲一起过着清苦的生活，没有享儿女多少福。尽管那时大哥到安庆发展，生意已做得相当大了，但父亲从来没跟我们兄妹伸过手。那时的我也十分的不懂事，总认为自己工资拿得少，买房养孩子等等，生活十分拮据，没给过父母多少钱，但在我买房时，父亲甚至还把平时舍不得用的一千元钱给儿子帮了一把。至今想起来让我还非常难过地一件事是：一次，我和父亲路过广场鞋摊，摊主正叫买十几元一双的廉价鞋时，父亲弯下腰去竟认真挑起来，我当时有些不屑地说：这样差的鞋子有什么买的，就拉着父亲离开了，但我没有亲自为父亲买过一双像样的鞋。真是罪过！
母亲因为身体不好，上世纪90年代未就先父亲走了。我们兄妹也都离开了老家各奔前程，老家只留下父亲一个人守着老房子孤独的生活着。失去了母亲的父亲，明显的衰老了，在我心中向来强大的父亲，竟然有些弱弱的感觉。母亲走了后，我们兄弟承担起了赡养父亲的责任。父亲也没提要多少钱，还是小叔开口定的。其实那时给的钱真是很少，甚至抵不上大款兄弟的一根汗毛。但父亲很知足，从不赚少。父亲一生清贫淡泊，无抽烟等不良嗜好。虽然喜欢喝口小酒，为了不增加子女负担，到老也给戒了。
子女能够想到父母会老，但谁也不愿去想到父母早晚会离开这个世界，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是静悄悄的、甚至是突然的。2004年父亲因食道肿瘤入院了。我这个穷公务员倾其所有，兄弟也都平均出了钱，给父亲在安医开了刀。但因肿瘤扩散了，没过几个月，父亲就逝去了，享年69岁。父亲走了，最后一个最爱我的人走了，最后一个最爱我们兄妹的人真的走了。世上没有比父母对儿女更伟大的爱。
人间的甘甜有十分，您只偿了三分；人间的苦涩有三分，您却吃了十分；这辈子做您的儿女，我没有做够，央求您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我的老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