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革命的前世今生》第3章·下（本书即将在亚马逊上架）
【美】珍妮特·塔瓦科利 著 李睿智 刘彬 译
第三章 屈服与抵抗·下
“魔鬼的诱惑”：对强奸受害者的指责
强奸这一行径的发生从没有正当的理由，然而许多伊斯兰领导人并未领会这一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给了男性强奸犯一个现成而荒诞的理由：如果女性与男性独处，她就是渴望被强奸，因为男性无法控制自己。如此看来，倘若女性遭到强奸，错全在她自己，即便这位“女性”只有9岁。
女性的身体被视为拥有魔鬼般的诱惑。未戴面纱的女性是堕落的源头，对年轻男性而言是危险的。女性必须服从男性，且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不会被起诉。
这些便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世界中所传授的厌女课程。(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任何情况下，强奸都是一种悲剧，而对于生活在原教旨主义体制下的幸存者而言，它还会带来死亡的威胁。因此，女性不愿曝光也就不足为奇了。被强奸的穆斯林女性因使家族“蒙羞”，会遭到驱逐或“荣誉谋杀”[1]。这一地区存在的文化早在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影响此地以前便是落后的了，伊斯兰教只是将这种落后加以“整合”。悲剧在于这种落后本不该产生。在伊斯兰教出现以前，至少还存在开明者。
阿尔及利亚希波主教圣·奥古斯丁[2]是天主教中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公元410年，罗马遭到大洗劫。7年后，圣·奥古斯丁撰写《上帝之城》，谈及对强奸的看法：
“人的身体在受到攻击时，不仅会产生肉体上的痛苦，也可能会引起肉欲的快感……因此，我认为当受害者遭受暴力强奸，而绝不肯屈服于淫欲时，罪责就只在强奸者一方，而与受害者无关。”
圣·奥古斯丁还主张，任何受到强暴的女性都不应视为丧失贞洁。他叙述的观点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领袖们的说辞截然相反。对比之下，我认为圣·奥古斯丁的思想是开明的。
但这并不等同于整个天主教都是开明的。13世纪时，圣·托马斯·阿奎纳[3]就在一些作品中公然歧视女性。而就在20世纪80年代，爱尔兰政府还与天主教徒相互勾结，奴役成千上万的妇女与女孩在玛德琳连锁洗衣店中工作，虐待她们；这些洗衣店是由修女们管理的，这些人实际上就是罪犯。对任何宗教而言，端庄着装都并不一定代表良善。每一种宗教中都存在原教旨主义者与狂热主义者。
在印度，有80%的人是印度教教徒，穆斯林教徒仅占约13%。印度教女信徒谴责“印度的强奸文化”，及它所包含的对印度教强奸犯的免罪文化。
数十年前，美国男性法官在强奸案中责备受害者的衣着与举止是稀松平常的事，这种态度也导致受害者难以起诉。
即便是美国军队也存在这样的问题。1994年4月10日，《纽约时报》报道了曾曝光性骚扰的女兵大范围遭受虐待的事件。达琳·西蒙斯中尉是海军预备役部队的一名律师，她在指控指挥官于1991年和1992年对其进行性骚扰后，被强制接受精神检查。达琳·西蒙斯称，在起诉以前，自己正如一名成功律师一样记录清白[4]；而在起诉之后，她被视作闹事者，其海军职业生涯也付之一炬。
塞奈达·马丁内斯中士是一名空军宪兵，1992年她谈到长官对自己的求爱：“他明确表述了我和他保持性关系会获得的好处……这让我明白，如果拒绝，我的职业生涯将受到影响。”
但马丁内斯依然选择了拒绝。她说（在这之后）自己的汽车轮胎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遭人劈砍，人事档案中也被塞入了不良绩效和渎职的记录文档。她反倒成为官方调查的焦点，而那位长官却安然无事。她表示，空军的法律制度将起诉的受害者——而非加害者——视作组织的威胁。
20多年后，美国参议员柯尔斯顿·吉尔布兰德向军队等级制度发起挑战，想要改变它的种种不公。她解释说受害者们——美国军队中超过半数的强奸受害者是男性——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他们的指挥系统。
吉尔布兰德参议员在她2014年出版的《你的声音可以改变世界》一书中谈到，这套系统将所有法律决策都归于指挥系统内部，而少将沃恩·阿里辩称这是为了维持“良好的秩序和纪律”。对此，吉尔布兰德反驳道：“这种良好秩序和纪律是通过每年约19,000起性侵案来维持的？”
在美国，军队是一个独特而不平衡的系统。它严格的等级制度抗拒改变。但吉尔布兰德参议员和其他国会成员成功废除了“不问，不说”[5]政策，允许同性恋者公开地在军队服役；同时，他们正在为建立客观的第三方强奸案审查系统而努力。
许多受害者为男性这一事实表明，当性侵发生时，任何底层阶级都求助无门，就连他们的证据也不具备完全的效力——底层阶级就是待宰羔羊。为改变现状，有必要进行客观的第三方监督。
倘若控制着法庭系统并制定法律的伊斯兰教士声称男性无法控制自我，而女性是诱惑的源头，那么任何理性的男性或女性都不应该相信这种等级制度是正义的。
事实上，在许多国家，恐怖分子藏身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后，受害者完全无路可走。2014年5月，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谴责发生在4月的一起绑架案：与基地组织[6]有关联的尼日利亚恐怖组织博科圣地[7]绑架了近300名女学生。这个组织的名称可大致翻译为“禁止非伊斯兰教育”。组织头目威胁将女孩们卖为奴隶。9月，其中一名女孩在森林中被发现，伤势严重。所有女孩无一获救。
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8]自称是妇女权益的支持者，然而对女性而言，阿富汗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之一。在阿富汗，强奸受害者如向警方报案，会被追究“道德罪”。2014年4月，新上任的欧盟驻喀布尔大使弗朗茨-米歇尔·斯基奥德·梅尔宾对此表达了愤慨：
“阿富汗的道德罪（起诉）是女性的灾难，它意味着受害女孩和妇女……受到国家的再一次迫害。对任何国家而言，拥有这一制度都是一种耻辱。”
然而如今，随着伊斯兰移民人口不断增长，西方世界在一种错误意图的驱使下不断倒退，一直竭力实现政治正确[9]。我们的言论自由深受其害；妇女权益深受其害；我们的自由社会也深受其害。
“可怕的堕落”与政治私利
2001年10月1日，亚思敏·阿里拜-布朗在为《独立报》撰写的评论中，谴责巴基斯坦隐瞒70起乱伦案、惩罚强奸受害者、荣誉谋杀及其他暴力侵犯女性权益案件的做法：
“我不希望其他人来告诉我《古兰经》中关于女性的说辞；我想要的是一次强有力的对话，关于如何才能制止穆斯林世界迫害妇女和女孩的残酷行径。当然，这种隐瞒的作法并不仅仅发生在穆斯林国家。但我们有义务打扫自己的后院，去讲述和正视这一复杂的真相。另外，我还想补充说明，当你离开伊斯兰教统治的国度时，才更容易说出不加粉饰的真相，但这并不总是对的。”
在英格兰，罗瑟汉姆都会自治市议会曾对1997至2003年间发生的约1,400起强奸案和轮奸案进行过独立调查。这些案件的受害者大多为白人或混血女孩，罪犯主要来自罗瑟汉姆的穆斯林巴基斯坦社区。一些罪犯几乎与受害女性的爷爷同龄，一些受害女性（包括多名儿童）还被当作性奴进行买卖。在许多案件中，社会关怀[10]责备受害儿童，认为他们“不守规矩”。调查报告称：
“审视案件时，我们发现有儿童被浸在汽油中，罪犯威胁要点火；有儿童遭持枪威胁；还有儿童目睹了野蛮暴力的强奸现场，并被威胁如果声张就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还有一些年仅11岁的女童遭到多名男性轮流施暴。”
当苏·里德在《每日邮报》登载关于受害者的报道时，竟有人试图诋毁她的名声。好在有证据证明她是完全清白的。2014年8月24日，里德在一篇题为“我被称为曝光性虐团伙恶行的骗子和种族主义者”的文章中总结了此事。
谁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者？受害者们大多家境贫寒，那些巴基斯坦团伙称她们为“白色垃圾”[11]。
里德引用了一份透露给英国各大报纸的警方机密报告，其中写道：“无论是对当地还是对全国而言，穆斯林罪犯组织都是问题。”里德还称，当穆斯林慈善组织理事穆罕默德·沙菲特出言警告那些企图虐待女孩们的罪犯时，他就成了死亡威胁的目标。
施暴者似乎是奉行“均等机会”的掠夺者——巴基斯坦籍女性同样受到了侵犯。2013年9月，英国穆斯林女性组织网络的报告中突出强调了全英国境内发生的35起强奸案，受害人多为穆斯林女孩，而罪犯大多为穆斯林男性。受害者的情况与罗瑟勒姆报告的情况相类似。女孩们担心受到自己所在社区的歧视，因而不愿意报案。
当局对此视而不见，多年来一直无视或压制关于“可怕的堕落”的可信报道。内政大臣特雷莎·梅[12]表示，该镇地区议会这一为谋求政治私利的行为是彻底的渎职。
曾因虚假费用报销入狱的工党议员丹尼斯·麦克肖恩表示，他拒绝调查由穆斯林社区犯罪团伙犯下的性侵案件，因为存在“不适当的种族问题敏感性”，他也不愿“摇晃多元文化的航船”。
倘若罪犯只需亮出“种族主义”一词，便可在犯下可怕罪行后逃之夭夭，那么罗瑟勒姆亟需的就是一场彻底的政府改革。
穹顶之下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撰写了洗脑女性的脚本，许多伊斯兰国家以此为蓝本进行了“改编”。洗脑者们是精神上的虐待者，他们令女性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而只能依赖他人。
为此，他们会使用下列手段：（1）限制女性得到有稳定收入的工作以及继承财产的能力，以此控制财务；（2）控制女性的外在环境，包括掌控旅游目的地；（3）不与女性讨论计划，例如丈夫无须妻子知情，便可离婚；（4）迫使女性遵循新的新的行为态度“规范”，例如限制着装；（5）迫使女性相信洗脑者的话语是决定性的。例如，霍梅尼在世时称自己从不出错，并称他对于伊斯兰教法的阐释是唯一正确的。
心理学博士马丁·塞利格曼[13]在《活出最乐观的自己》一书中解释称，无助者会出现精神运动性阻滞和活力降低：人们在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会遭受低落情绪的侵袭。他们在受到攻击或侮辱时不会做出抵抗。
那些仍有毅力的女性会试图寻找出路。但不幸的是，在伊斯兰国家，她们几乎没有选择。
拒绝屈服
1994年2月21日，妇女权益人士霍马·达拉比医生[14]步入伊朗的一座广场，用汽油浸透并点燃了自己，以自我伤害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巴列维国王在位时，达拉比医生曾遭萨瓦克组织逮捕，后来被释放。此后，达拉比在丈夫的陪同下出走美国，并在这里从事精神病学工作。达拉比是第一个加入美国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委员会的伊朗人。巴列维国王被推翻后，达拉比医生返回家乡，希望能够提供帮助。然而伊斯兰共和国并不需要她的帮助，伊朗官员甚至剥夺了她的行医资格。最终，她的回应是炽烈的绝唱。
*****
巴列维在位时，希林·伊巴迪[15]成为伊朗第一位女性法官。伊斯兰革命爆发后，女性再也无法担任法官。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伊巴迪女士得以从事律师工作。
伊巴迪曾游说将伊朗合法童婚年龄从9岁提至13岁，并争取让步以允许妇女抚养儿子直至7岁，这项权利是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剥夺的。与巴列维国王政权下女性享有的自由相比，这些只是极小的让步，但它们依然无法持续下去。女童被迫“结婚”的年龄或将再次下调至9岁。
2003年，伊巴迪成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第一个伊朗人。然而，它本该是“绥靖奖”，因为伊巴迪并非强有力的活动家，她的态度是容忍；她的变革是渐进式的，有时还会选择委曲求全。
2004年1月，伊巴迪在接受“前线”栏目采访时表示，伊斯兰教不是充满恐怖与暴力的宗教；“文明冲突”并不存在。她想欺骗谁？伊朗的宗教领袖用死亡教令和恐怖主义行动镇压抗议，伊斯兰教法则与西方文明发生冲突。无怪乎伊朗政府允许她如此长久地扮演女性权益的傀儡，因为她能够麻痹人心。
2003年6月，约4,000名伊朗大学生因抗议改革遭到逮捕。许多人被单独监禁，一些人被判处长期监禁，还有一些人惨遭杀害。遭枪杀的抗议者的家庭需为射杀他们孩子的子弹支付费用，且不允许举办葬礼。其他学生则人间蒸发。
伊朗裔加拿大记者扎哈尔·卡其米因拍摄数十名学生在宿舍惨遭谋杀的血腥场面而被逮捕。抓捕者命卡其米保持站立，对其进行侮辱和推搡。在伊朗，囚犯们知道他们得忍受虐待，不能反抗压迫者。然而卡其米拒绝屈服。她的反抗惹恼了那些官员，她在接下来的77小时内遭到殴打、强奸，并被折磨致死。
2003年7月11日，就在希林·伊巴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三个月以前和在接受“前线”栏目采访的六个月以前，扎哈尔·卡其米惨遭杀害。在随后的审判程序中，伊巴迪代理已故的卡其米，然而作为替罪羊的低级别官员穆罕默德·礼萨·阿达姆·艾哈迈迪最终无罪开释。
2009年，希林·伊巴迪搬至英国以逃避持续不断的迫害。在出逃之后，她终于承认，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朗司法体系只是“情报部的附属品”。
女性生殖器切割（FGM）
至少有28个穆斯林国家施行严重程度不一的女性生殖器切割。这种做法先于伊斯兰教出现，并非每一个穆斯林国家都会采用这种做法。例如，据我所知，伊朗并不接受也从未接受过这一习惯。沙特阿拉伯王国也谴责这种做法。而在施行女性生殖器切割的国家，这种做法得到了当地穆斯林教士的首肯——而非谴责。当地人还认为这是一种宗教要求。
生殖器切割对女性而言毫无益处，只会带来健康风险，包括感染、失血过多、泌尿问题等。然而，由于一些毛拉声称穆罕默德允许施行生殖器切割，它无法被禁止。
和犹太男性、超过半数的美国男性一样，穆斯林男性会接受包皮切除手术（美国男性接受这一手术是出于健康和卫生的考虑）。《古兰经》并未提到割礼，至少我在阅读英译版本时并未发现。在伊斯兰教中，男性割礼是一种宗教习俗——而非由《古兰经》规定的律法——并被认为是“逊奈”（意译为“圣训”）之一。“逊奈”是与“哈迪斯”一致的一种传统，是穆罕默德修行与传教的记录。但对女性而言，对于这种改变命运的暴行的屈从，会被那些试图为这种站不住脚的做法辩护的人美化为“光荣的行为”。
随着原教旨主义穆斯林从有着这一传统的国家移民美国，女性生殖器切割也传播到了美国。总部位于纽约的美国家庭庇护所[16]在一份题为“美国女性生殖器切割”的报告中，援引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一份1997年的报告；报告显示，据估计有至少150,000至200,000名穆斯林女孩面临接受生殖器切割的危险。当然，由于美国禁止这种做法，我们无法掌握关于其发生频率的真实记录。
家庭庇护所称，现如今，由于有来自28个施行女性生殖器切割的非洲和中东地区国家的移民，甚至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女性——超过200,000名女孩——面临着同样的危险。
女孩们有时被以“度假”的名义送至这些国家接受生殖器切割，有时则是在美国国内。在这个被阴影笼罩的世界中，未经训练的女性用刀片或原始工具实施生殖器切割，且从不使用麻醉剂。
美国尚未通过阻止女性生殖器切割的法律。在法国，针对那些允许女儿接受生殖器切割的父母，迄今已有至少100例成功起诉和监禁判决。而在美国，只有1例：2006年，一名埃塞俄比亚移民因用剪刀割除2岁女儿的阴蒂，被判处10年监禁。
从理论上说，伊斯兰法律保护女性享受性乐趣的权利：如果丈夫不能满足妻子的性需求，妻子可以选择离婚。至少，这是其中一种阐释。
然而现状是，女性的性权利并未得到保护。一些伊斯兰教信徒决意控制女性的性欲，以至于女性的性满足不仅仅无关痛痒，甚至遭到毁灭。
阿亚安·希尔西·阿里是一位出生在索马里的穆斯林，她在八岁后移居沙特阿拉伯、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丹麦等地，并最终定居在美国。索马里对女性而言是悲剧之地。每百位女性中就有一人死于分娩，只有南苏丹和乍得有比这更糟的孕妇死亡率；有十分之一的婴儿出生时就死亡了，只有阿富汗和马里的婴儿死亡率比之更高。而比这些还要糟糕的是，索马里穆斯林施行女性生殖器切割。
西方媒体称女性生殖器切割为女性“环割术”，然而索马里的做法并不是切除环绕四周的部分，而是直达核心。他们切断的部分包括为女性带来性快感的关键神经。倘若切割留下了任何能够引起女性性反应的部分，这次切割就被视为由教学欠缺引起的意外。施行女性生殖器切割的原教旨主义穆斯林仿佛是在惧怕女性的性高潮。
强制进行的切割试图制造不会主动提出性要求的被阉割的女性，她们只能回应男性的性需求。在施术者眼中，处子新娘是珍贵的。这种做法的最终目标是，控制女性的性欲，并摧毁强烈的女性人格之实质。
2013年4月14日，阿亚安·希尔西·阿里在接受《伦敦标准晚报》记者艾莉森·罗伯茨的采访时，就这一问题尚未根除的原因提出了宝贵的观点：
“我在五岁时被迫接受切割术，但10年以后，甚至20年以后，我都无法指控我的父母。这是一种心理问题。那些施行切割术的人是父亲、母亲、祖母或是姑母。没有哪一个小女孩会将他们送进监狱。否则你要如何心怀内疚继续生活？”
希尔西·阿里少年时住在肯尼亚，她在那儿接受了由沙特资助的穆斯林教育，并对穆斯林兄弟会[17]产生了共鸣，这一组织在肯尼亚并不常见。随着了解的进一步加深，阿里开始排斥那些观点。她现在已成为一名直言不讳的伊斯兰教批评家。2004年，她在导演提奥·凡高的帮助下制作了一部英文短片《屈服》，虚构了一位遭受虐待的穆斯林女性的故事。在影片中，一位女演员身穿半透明的查朵尔，吟诵《古兰经》中的诗句。
2004年11月，提奥·凡高遭到荷兰籍穆斯林穆罕默德·布耶里暗杀。《独立报》刊载了凡高的最后一幕：
“他两次开枪射中凡高的胸口。凡高高喊：‘我们不能谈谈吗？’布耶里无视凡高的恳求，又开了四枪。接着他拔出一把小刀，划开凡高的喉咙；力度之大，几乎令凡高头颈分离；然后他拿出另一把小刀，在凡高失血过多的尸体上，刺下了一封（收件人为希尔西·阿里的）长达五页的信。”
阿亚安·希尔西·阿里现为美国公民，出版了多本讲述与伊斯兰教相关经历的书籍。她在接受《理性》杂志采访时，向罗杰·凡·巴克尔表达了一个有争议性的观点：伊斯兰教唯有被“击败”时才会发生改变，只有这样，那些追求和平的穆斯林（她认为这些人是被动的且不遵循伊斯兰规则）才能占据上风。她补充道：“我认为我们在与伊斯兰教作战。战争没有妥协的余地……你（唯有）制止这种意识形态本身的传播。”2007年，她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是“毁灭性的、崇拜虚无主义的死亡邪教徒”。
阿亚安·希尔西·阿里认为，原教旨主义者眼中并无温和穆斯林一说。原教旨主义穆斯林则称她患有“伊斯兰恐惧症”，且反对她对于当今伊斯兰教教义中令人反感的观点的看法。
公开的威胁
马拉拉·优素福·扎伊[18]持续三年使用笔名，在BBC博客中叙述塔利班统治对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的迫害，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该地区，原教旨主义者关停了女子学校并禁止女孩接受教育。在博主身份曝光后，马拉拉获颁巴基斯坦国家青年和平奖，并获得认可。然而死亡威胁接踵而至。
2012年10月9日，塔利班截停了马拉拉搭乘的校车，想要找出她。几位同班同学看向了她的位置；马拉拉也是唯一没有穿戴面纱的人，颇为显眼。塔利班开枪了。两枚子弹射偏，第三枚子弹击中了马拉拉的头部。马拉拉在巴基斯坦和英国接受了数次手术。她拒绝沉默妥协。马拉拉又一次做出勇敢的抵抗，将自己受到的折磨写入《我是马拉拉》一书中，并利用自己的全球影响力为女性教育游说。
原教旨主义者借助败坏名誉、人身威胁、经济压力和暴力的方式，对他人强加自己的意识形态。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而言，具有独立意识而拒绝屈服的女性是公开的威胁。
[1]荣誉谋杀是指凶手谋杀家庭成员以达到挽回家族荣誉，受害者几乎都是女性，受害原因主要是“失贞”和“不检点”。常见的情况有被强奸，被怀疑通奸，打扮时髦、举止轻浮，拒绝被指定的婚姻，想要离婚等，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更极端的情况。
[2]圣奥古斯丁（354—430），古罗马帝国时期天主教思想家。
[3]托马斯·阿奎纳（约1225—1274），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
[4]美国律师执照考试要求考生无不良品行记录和犯罪记录，此处采用这一比喻。
[5]美军1994年至2010年间对待军队内同性恋的政策，由比尔·克林顿提出。指只要军队中的同性恋者不主动表明性倾向，长官就不会揭露、驱逐他们。
[6]基地组织是一个伊斯兰教军事组织，成立于1988年，被指策划了多宗主要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并被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列为世界恐怖组织之一。
[7]博科圣地是2002年成立于尼日利亚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组织。
[8]哈米德·卡尔扎伊（1957—），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9]“政治正确”是近代思想及政策研究中的专业名词。“政治正确”，是指利用政治立场上“正确”或“中立”的字句描述事物，以避免因为使用具有褒贬意义的语句，而侵犯他人合理的权益、伤害弱势群体的利益或尊严。
[10]英国的社会关怀组织为有需要或处于危险中的儿童或成人提供社会福利、个人护理、保护或社会抚养。
[11]白色垃圾是美国英语里对贫穷白人，特别是对美国南方乡村地区白人的贬称。该词语源自黑人奴隶对贫穷白人的蔑称。
[12]特雷莎·梅（1956—），英国保守党政治家，现任英国首相、内政大臣。
[13]马丁·塞利格曼（1942—），美国心理学家。
[14]霍马·达拉比（1940—1994），伊朗籍医生。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因达拉比拒绝穿着查朵尔，她的诊所遭当局关停。1994年1月在德黑兰，一名16岁的女孩儿因涂抹口红遭到射杀；约一个月后，即1994年2月21日，达拉比在德黑兰最为著名的一处广场以自焚的方式进行抗议，为妇女权益做出了牺牲。
[15]希林·伊巴迪（1947—），伊朗律师。2003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一位获奖的伊朗人和穆斯林女性。
[16]美国一家非盈利组织，旨在帮助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17]穆斯林兄弟会成立于1928年，是一个以伊斯兰逊尼派传统为主而形成的宗教与政治团体，他们的目标在于让《古兰经》与圣行成为伊斯兰家庭与国家最主要的核心价值。
[18]马拉拉·优素福·扎伊（1997—）因致力于斯瓦特地区和平而备受赞誉。201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为该奖项最年轻的得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