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革命的前世今生》第二章（本书即将在亚马逊上架）
第二章伊斯兰共和国：陷入黑暗
——克尔凯郭尔
现在我相信，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在政府中拥有话语权。
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国王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逃离伊朗——他不会再回来了。同年2月1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军迎回了阿亚图拉•霍梅尼。许多人已改称其为伊玛目，即伊朗伊斯兰教多数派什叶派的领袖。事实上，霍梅尼并不符合伊玛目的标准，因为他并非穆罕默德 经孙辈哈桑、侯赛因传承的嫡系，但这似乎不成问题。这个国家中的大多数枪支都在他的支持者们手上。
属于逊尼派穆斯林的极少数伊朗人与压倒性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伊朗人之间的矛盾在表层之下悄悄恶化。逊尼派穆斯林感到担忧。(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同样忧心忡忡。严格来说，我同时是伊朗和美国的公民；作为一名外籍女性，我在与伊朗籍男性完成（跨国）婚姻登记时，即取得了伊朗护照。但我显然是有着蓝色眼睛的美国人；在伊朗，任何向我脑袋开枪的人都能获得最高荣誉。
霍梅尼在德黑兰的贝赫什提扎赫拉公墓 发表首次演说时，谴责巴列维国王，称美国为“大撒旦”。不久后，霍梅尼的行径就将令所有公墓“满员”，接着他会建造新的公墓并再一次将它们填满。
人们涌上街头高呼：“消灭国王！消灭美国！霍梅尼万岁！”暴乱频发；每个人都向空中挥舞着枪支，有时还会开枪射击几轮。
军队内乱，年轻的空军学员与王室卫队发生交战，传闻中的死亡人数从5到500不等。群情鼎沸，没有人能够辨明谣言或是真相。
主要城市发生暴乱，市民公然反抗军方实施的宵禁。军队随之强行将主要城市的宵禁时间提前至下午早些时候。霍梅尼呼吁支持者们无视宵禁令。尽管争斗与暴乱持续发生，但军队并不打算杀害或逮捕霍梅尼的支持者。2月10日上午，为避免发生长期的流血冲突，军队返回兵营。1979年2月11日，霍梅尼掌权。
这场革命为美国人罗斯•佩罗创造了机会（佩罗后来在美国总统竞选中败北）。他出资并亲自组建了突击队以营救自己的员工，并雇用了“绿色贝雷帽” 退役上校布尔•西蒙，此人招募并训练了佩罗的公司员工。
骚乱中，佩罗先是孤身一人飞抵德黑兰机场，探视了身处监狱的员工，并在员工警示其危险处境后成功逃离伊朗。员工们是正确的：倘若佩罗留在那儿，也会遭到处决，成为卡斯尔监狱院中横陈的又一具尸体。
1979年2月11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成为佩罗突击队的天赐良机。当天，就在他们包围了卡斯尔监狱，制定逃跑方案之际，革命军席卷了这栋建筑并释放了所有国王任内的囚犯。
佩罗的“梦之队”向虚弱的囚犯们提供了证明文件、现金、医疗救助、食品、交通手段、精神支持及保护。他们驾车通过陆路跨越边境，进入土耳其，期间遇到过危险而不可预测的地区民兵组织，也勇敢地通过了各个关卡；接着他们驾车闯过了土耳其境内土匪横行的“血腥小径”——与我同丈夫当年驱车进入伊朗的方向正好相反。1983年，这场逃亡经肯•福莱特 之手改编成了非虚构类惊悚作品《鹰翼行动》，经久不衰。
再看伊朗，霍梅尼的奉承者与巴列维国王的谄媚之徒并无二致。毛拉们声称他们在满月中看到了霍梅尼的面容，商人们则撤下遍布各处的巴列维国王的照片，换上霍梅尼的照片。
1979年2月16日，伊朗腐败的法院系统对巴列维国王麾下的四名将军判处死刑，把四名将军押至霍梅尼位于德黑兰的总部的屋顶，在行刑队面前依次排开，执行枪决——这还只是开始。
霍梅尼颁布了针对酒类、毒品和色情作品的禁令。在机场，任何从事走私者，一经发现，立刻逮捕。
革命军还控制了无线电台和电视台。大多数女性新闻广播员遭到霍梅尼追随者射杀。接替者们盖住了自己的头发，换上了笨重的服装，将除素面朝天的脸部以及手以外的地方都遮了起来。广播节目只剩下一种乏味而单调的内容——歌颂革命军与霍梅尼，批判巴列维国王与西方世界——这是沉闷的伊斯兰神权乌托邦的颂歌。
霍梅尼将欢乐的气氛逐出了电视广播。《草原上的小木屋》 仍被允许播出。但女演员们开始谨慎着装，且鲜有机会外出。只有同100年前贫穷的美国乡村相比，伊朗才显得不那么落后。
巴列维国王在位时，电视台会播放娱乐节目：波斯的综艺节目与译制的国外电视节目。那时，伊朗人对音乐和舞蹈的喜爱闻名于世；他们会放开喉咙进行辩论；幽默的笑话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现在，他们只能关上房门，拉上窗帘，自娱自乐。
我驱车前往伊朗时，曾经过那些冷酷的铁幕国家——现在的伊朗与它们也并无不同了。一切能量与光明都被吸入了伊斯兰的黑洞。
1979年4月末，一场全民公投令伊朗发生了转变。伊朗人民选举阿亚图拉•霍梅尼为最高领袖。最高领袖是没有任期限制的。伊朗总统不断更迭，但最高领袖始终执掌大权，操控全局。霍梅尼掌权后，用一群人云亦云的毛拉塞满了议会，并称之为“真主的政府”。
过去，巴列维未能使任何人相信其王权来自神授，而霍梅尼却成功说服了大部分伊朗人。但这不足以支撑霍梅尼推翻巴列维，也不足以支撑他成为最高领袖。于是，霍梅尼宣称自己对伊斯兰教的阐释是绝对正确的，因为他是由真主任命的伊玛目。
霍梅尼甚至比巴列维国王更为疯狂。但你若在伊朗境内嘲弄此事，很有可能受到致命的殴打或是枪击。
德黑兰以外的诸省明白，霍梅尼治下的生活将比巴列维国王治下的生活更为糟糕。作为阿拉伯人家园之一的胡齐斯坦省 率先发动了叛乱。他们想从石油收入中获得更多的份额，并为当地人争取更多的工作机会。霍梅尼下令向示威者开枪射击，并逮捕了讲阿拉伯语的什叶派宗教领袖阿亚图拉•沙贝尔•哈卡尼，以此镇压了叛乱。1986年，阿亚图拉于软禁期间死亡，原因不明。
接着，库尔德人 要求自治。对此，霍梅尼违背了绝不对伊朗人民动用武力的诺言，派遣军队镇压了库尔德叛乱。
伊斯兰教统治：复仇、贪婪与反人类
霍梅尼最终到达了其野心的巅峰。相比于他曾谴责过的巴列维国王在位时的种种不公，他在各个层次的管理工作甚至更为糟糕。
霍梅尼很快便摧毁了伊朗的公民权利。女性丧失了她们的一切权益。宗教宽容不复存在。法治也遭到破坏，霍梅尼开始施行酷刑拷问与即审即决。
他还授意组建了“革命法庭”。由毛拉们所主管的“袋鼠法庭” 被称为“革命委员会”（komiteh），他们施以刑法的基准是对沙里亚（音译，即伊斯兰教法）的阐释，然而阐释是多种多样的。
民众之间也开始了争斗。嫉妒者公然抨击那些在巴列维国王治下获得成功的人。成功者不仅遭受谴责，还在深夜被拖出自己的豪宅，惨遭处决。在这之后不久，毛拉们便住进了弃置的大宅。
毛拉们会通过电视播放重要审判。那些控告总是言辞闪烁，所谓的证据不过是一些捕风捉影的指控。被告不允许为自己辩护。审判由毛拉们共同主持，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甚至是文盲。囚犯们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
这些审判遵循同一模式：一名明显遭到虐待的囚犯被带至一个房间听取毛拉们的判决，这个房间中只零散摆放着一张长桌与几把椅子。囚犯无法为自己辩护。问题被设计成了指控。一旦囚犯试图回答，毛拉就会大声喝止并进行恫吓。最后，毛拉宣判囚犯有罪，并判处死刑。
第二天早晨，各大报纸的头版会刊登一张照片，照片中是那些前一晚遭到审判的倒霉囚犯们的尸体。他们仰躺在那儿，腰部以上赤裸着。
遭到处决者涵盖了皇家卫队军官、警察、据传是萨瓦克组织的间谍、与巴列维国王有关联的家族族长、杰出的商业人士、内阁大臣、马日利斯成员、军官以及前首相。他们之中确有罪犯，但这不能成为公平审判缺失的理由。此外，一些被告是完全无辜的，只因他们的财富与恶名招来了贪婪的新生腐败政权。
伊朗成为一个充斥着中世纪式猎巫行动 与任意处决的国度。此处再无正当程序或是理性法规则可言。
鉴于这些嗜血的疯子渴求在电视观众面前“一展风姿”，他们并不会推诿责任。每一个伊斯兰教士都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极端主义少数派的行动令这国家千疮百孔。我公公的一位工人就在运送货物时遭遇爆炸袭击而丧生。没有人能够说明他被杀害的缘由，甚至没有人能够确定他是否是这次袭击的预定目标。
霍梅尼的计划当中从不包括重建伊朗，造福普通民众，因为他们可以在死后获得“报偿”——伊斯兰教的烈士会升入天国，有美丽的黑眼睛处女侍奉在侧，为他们献上食物与饮料。
巴列维国王改变了伊朗文化，而霍梅尼则抱着仇恨决心将之毁于一旦。巴列维在位时，伊朗人民的识字率显著提升；而在霍梅尼任内，识字率急剧下降。
宗教学校中，男孩们在毛拉面前成排坐着，没有书本，也没有纸笔，学习背诵阿拉伯语版的《古兰经》，尽管他们无法理解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毛拉们自己可能就是文盲，只需学过《古兰经》以及伊斯兰教的经典和教法就“足以胜任”教职。伊斯兰教的大多数内容是通过口头传承的。
毛拉们还会灌输对美国人的仇恨、女性的行为“规范”以及对伊斯兰教士控制下的政府的臣服。
伊朗人产生了一种受围心态。正如有人解释的那样，伊朗处于敌我对决的状态：“我们的国家攻打你们的国家，我的部族攻打你们的部族，表亲相争，手足相残，直至再无可争斗。”
人们趋于一致，都不愿分享自己的计划或信任他人。许多人感到恐慌。
货币消亡时
伊朗的官方汇率曾为每7托曼兑换1美元，但在霍梅尼返回伊朗后，人们丧失了货币兑换的途径。银行在大多数时间是关闭的。政府还出台了限制措施：伊朗人只可兑换相当于1,000美元的货币携带出境。波斯地毯被列为国家保护工艺品，新政府对其出台了出口禁令。
绝望的人们只得求助黑市，但兑换货币一经发现便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受革命影响，地价与房价几乎暴跌至零点。持有外国银行账户的伊朗人从需要硬通货的卖家们手里大赚了一笔。
旅客只允许携带一只存放衣物的手提箱。伊朗人从私人手中秘密购买钻石与珍贵的宝石，因为一旦他们逃到境外，这些有价值的小件物品便成为可携带的货币，易于隐藏。为此，许多家族变卖土地、波斯地毯和大宅，换取易于隐藏且便于携带的财富。
而最幸运的伊朗人已经在国外购置了房产，持有大笔海外银行资产，并拥有海外生意。他们的孩子早已在国外留学。许多人甚至先于巴列维国王逃离了伊朗。
1979年3月，抓捕行动进一步升级，与巴列维国王亲近的家族成为目标。一天晚上，一位家族朋友向我丈夫的哥哥请求帮助。她的父亲曾是巴列维的支持者，因而遭到了逮捕。她请求每一个人动用他们的影响力，否则她的父亲将受到折磨，还可能遭到杀害。但我再也没能知晓她父亲的最终命运。
一些最为富有的伊朗人不愿逃亡，他们遭到逮捕和处决，所有的财产都被新政权窃取。
伊朗的基础设施也发生了瘫痪。德黑兰炼油厂的生产能力从巴列维在任时的95-90%跌至25%。霍梅尼只知如何摧毁，而不知如何建设。
自由女性无处栖身
伊朗如此之快地从新兴现代化社会重回黑暗时期，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仅有的有组织的抵抗来自支持巴列维国王的保王党，他们中的大多数遭到逮捕和处决。在我们之中，一些人会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对霍梅尼）提出异议，但我们不会组织起来，也无人愿意成为公开反抗的第一人。
在博弈论中，这被称为“自愿博弈”，没有人愿意孤军奋战。在约瑟夫•海勒 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约塞连不愿驾机执行一项自杀式任务。他的上级问：“要是每个人都这么想呢？”约塞连答道：“要是那样，如果我不这么想，我不就成了头号大傻瓜了吗？”
伊朗也是如此。温和的伊朗人并不抵抗，他们想不到巴列维国王的继任者会比他来得更加糟糕。待他们意识到霍梅尼统治带来的极致恐怖时，为时已晚。有些人逃走了，有些人登上了离开的船只，其他人则沉默地接受了。
这个国家被由武装力量所支持的革命空谈席卷了。起初，我的丈夫认为霍梅尼在罢黜巴列维国王之后，会为民选政府让路。但他错了。伊朗变得容不下美国人，也容不下一位自由女性。是时候离开了，但我的丈夫借故拒绝了。
当我们还居住在美国的时候，在我们初搬回伊朗的时候，我还是一笔“资产”——在美国，我的丈夫（因与我结婚）取得了绿卡；而在当时的伊朗社会，拥有一位美国妻子是地位的象征。但现在，美国不再受到欢迎。收到聚会邀请时，我的丈夫称他得独自前去，不能带我同行，因为一些人反感美国人。
最终，我选择离开。1979年6月，我带着装了衣物的唯一的手提箱和1,000美元回到美国，办理了离婚手续。我的财物都留在了伊朗。我感到我仿佛是为自己支付了赎金，并为回到美国这个机遇之地而心怀感激。
伊朗：伊斯兰狂热共和国
霍梅尼巩固了政权，并渴望看到巴列维国王死去。1979年10月，当他得知巴列维在美国接受癌症治疗时，勃然大怒。
1979年11月，由霍梅尼支持的“激进学生”们冲击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绑架了90名人质。其中一些被释放，但由于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优柔寡断，仍有52人被迫经历了长达444天的伊朗人质危机。
由于卡特并不支持伊朗国王，巴列维家族便于12月前往巴拿马。当伊朗向巴拿马提出引渡国王的要求时，巴列维向埃及时任总统安瓦尔•萨达特 寻求了政治庇护。
但巴列维是否离开美国无关紧要。伊朗仍扣押着美国人质。卡特遂停止进口伊朗石油，并冻结了伊朗在美资产。他也尝试过外交途径。到了1980年4月，危机发生五个月后，卡特发起了军事救援行动。
但他的尝试失败了。美国军方对救援直升机应对沙漠沙暴的能力判断错误。此次行动，八名美国人丧失，八架直升机中有三架受到损坏。
1980年7月，巴列维于埃及离世，伊朗恢复与美国的谈判。1981年1月20日，罗纳德•里根宣誓就职美国总统。伊朗释放了人质，美国随后解冻了约80亿美元的伊朗在美资产。
1980年9月，伊拉克入侵伊朗。霍梅尼不仅派成年人上前线，还让尚未进入青春期且未经训练的男孩儿们离开校园，加入血战。他告诉父母们，他们的孩子将成为烈士，在天国中得到褒奖。
这一场痛苦的正式冲突持续了八年，造成约500,000人丧生。两伊彼此仇视。在此期间，两国境内教育停滞，基础设施怠于维护（更不必说改善），能源遭到浪费。
霍梅尼是在与非伊斯兰世界战斗，是在与非什叶派穆斯林世界之中的大多数人战斗。在伊朗，言论自由与国际法成了天方夜谭。霍梅尼还缺乏幽默感，他的儿子曾向记者表示，自己从未见过他的笑容。1989年6月，霍梅尼死于前列腺癌，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 成为新一任伊朗最高领导人。
现在，伊斯兰教士通过伊玛目礼萨基金会控制了伊朗财富的主要部分。位于马什哈德的烈士寺每年吸引约1,200万到2,000万人，由此产生的收益皆流入了基金会。该基金会还持有大量企业收益与商业利益的投资组合，其中包括没收得来的财产。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是伊朗第二大商业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则成了他们自己的产业，并成为伊朗第三大商业企业。IRGC领导下的圣城旅（又称圣城军）是直接向最高领袖汇报的伊朗特种部队，对其规模的估计从2,000人到15,000人不等。
伊朗与伊拉克间的非正式冲突仍未结束。2004年，伊朗的暗杀者们（可能是圣城军成员）利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时机，潜入了伊拉克，并按计划追捕、杀害了数名逊尼派伊拉克飞行员。这些飞行员曾在16年前的两伊战争中轰炸过伊朗。
哈梅内伊及其追随者践行了与霍梅尼相同的伊斯兰武装道路，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摧毁西方文明，并基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统治尽可能多的领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