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佚事之二：“逃难”记
一九六七年，我家窗前的那条路更不平静了。路旁高大的洋槐被伐掉了数棵，连枝带叶横放在路上，形成路障。高音喇叭天天吼着“文攻武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类的口号。时不时地，一队队扛着长矛的队伍杀气腾腾地过来过去，有时停在我家窗口前，长约3米铁制的长矛整齐地蹾向水泥地面，发出沉重压抑的撞击声，震得窗户玻璃瑟瑟发抖。空气紧张得窒息。夜晚经常传来凄厉的“救命”声，不知哪家又有人被抓走了。处在造反派冲突的中心地带，实在不敢再呆下去了，父母亲决定全家出门躲避。
父亲联络了几家同县的老乡一起逃难，其中有一家原空军少将的家属，这位老红军一九六五年申请转业到地方，六六年就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打断了腰骨。几家人先是去了白家口，因居住不便，又分头寻亲友找地方。
我们第二个落脚点是西安碑林门前的小巷。两进的四合院。房东是带黑五类帽子的人，和三姨太及女儿住在一起。房东的女儿十八九岁，才貌俱佳，正和老乡的徒弟（工厂学徒工）谈恋爱。大人们都觉得这段姻缘不靠谱，这女孩因出身不好才有下嫁的念头。后来听说，房东的女儿被部队文工团招走了，谈了几年的恋爱还是没成。城里是清静了许多，但毕竟关系浅，房东又是黑五类，不便久居，几家人决定到农村去。
父亲的一个同事家居鱼化寨附近的农村，大家决定到他家去。临行前，父亲决定把家里的财产转移一下。邻居罗家说他家要搬到技校躲避，说可把东西放到那去，人也可以过去住。罗家是另一派，在两派水火不容的当时，我们两家仍合睦相处。我于是和一个大樟木箱搬了过去。这个大樟木箱是个老物件，也是我家的主要财产之一，长九十厘米，宽六十厘米，全部由近一寸厚整板制成。当时有人出价三百元，父亲没有卖。在技校，数十家挤在一个大教室，自打地铺。家里八月三十一日搬到了农村，我于九月一日也去了农村。第二天，技校附近的未央路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九-二”武斗事件，枪声大作，血流成河。罗家和大伙也不敢住了，转移到它处。捎信来说樟木箱放在教室墙角，用木材遮挡着。半年后，我家去取樟木箱居然还在，并且没被打开过。万幸，躲过一劫！可惜的是，后来父亲为了美观对樟木箱进行了翻新，樟木箱的文物价值荡然无存。现在作为一个念想，它静静地躺在地下室里。
在农村避难的日子是安逸的，早晨和母亲到地里挑野菜，晚上在村头看月亮数星星。一天，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民指给我看北斗星，说：“原来北斗星很亮，现在不行了。”我听了大吃一惊，我虽是小孩子也知这话的份量。回家悄悄给大人们说，大人们说他老糊涂了。农村呆了月余，有风声说父亲列入了造反派抓捕的名单。看来这里也呆不成了，只好回南方故乡吧。
经过铁路、水路、公路四天的折腾，我们一家终于回到了故乡——江西吉水县城。这是一座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小城。在故乡我认识了小伙伴黑子，论年龄他是我的哥哥，论辈份我应叫他叔叔，可我只叫他黑子，不是本家人。黑子刚小学毕业，虽毕业成绩全校第一，却因家庭出身不好被县中学拒收，失去了上学的机会。黑子属于少年老成的一类。跟我从不谈学习的事，也不谈政治。但干各种活绝对是行家里手，高人一筹。黑子主要的活路是进山砍柴，闲时就去抓鱼。当时县城里以烧实木劈材为主，不烧毛柴。每一担柴可卖四五元钱，是笔较可观的收入。很多小伙伴愿跟黑子进山，打得柴好还快。我跟黑子学抓鱼。黑子知道水淌浑了，什么鱼浮在水面，什么鱼钻进泥里；什么鱼该怎样用手去抓。一次，一个池塘的水抽干了，鱼也被大家抓完了，大家都走了，黑子还坐着不走。我催他回家，他说还有惊喜。大概也就十几分钟后，池塘的泥里就不断地蹦出鱼来。我是心服口服了。有一次，黑子领我到街上看猪生的小象。在一个柴草堆上，一只小猪被主家扔在那里，奄奄一息。小猪完全是象的体征：长鼻，大耳，长腿。我说是返祖现象，黑子说人们认为是灾异，不吉利。我抓鱼的技艺始终没有大的长进，我决心徒手抓一条大鱼。一天中午，我独自在城墙边的水渠中抓鱼，用黑子教的手法，很快摸到一条胳膊粗的魚，我抓紧提起，竟是一条花皮大蛇，出水一米多长还不见头尾。我慌忙丢下，一口气跑进城里。我直到临回西安的那天上午才实现亲手抓一条大鱼的心愿。回故乡一个半月后，单位来电催父母回厂，说大联合了，马上恢复生产。一直没有抓到一条大鱼的我心有不甘，临行前我拉黑子去池塘。我居然发现在池塘边的浅水里停着一条大鱼，我飞跑过去，迅速把它抓住了。这是我回乡的最大战利品！回西安后，黑子来信说到那条鱼，没敢吃，因为那条鱼没有血。(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黑子不是吉水夲地人，后来听说他家迁回了南昌郊区。改革开放后，他爱上了一个山里的姑娘，不顾家人反对入赘山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