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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给予

2014-06-12 10:58 作者:刘汉丁  | 12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天下最无私的是母亲,世上最伟大的是母。这话我不知道是谁说的,但他用在我的母亲身上是最贴切的。漂亮、贤惠、勤劳、朴实、坚毅、刚强、明理、忍让一切赞美之词用在母亲身上都不过誉。

100年前的1913年农历7月4日,母亲出生在洪洞县上张村的一个贫苦人家,姊妹8个她是老大。童年中她就被赋予了照看弟弟妹妹的重任,7岁时遵从残酷的封建礼教被缠了脚。她告诉过我,缠脚的时候都能听见脚指骨节断折时嘎巴嘎巴的响声。女人一双平直健壮的小脚,在那个年代必须名正言顺的弄折、弄残、弄尖,这才叫美。男人看女人不看脸、不看身材、只看脚,脚美人就美,多么愚昧扭曲的审美标准。母亲对她这双脚可是神秘的很,既是50多岁了也不会让我这十来岁的孩子看上一眼,每次洗脚时都是找块围布围着洗。

在娘家,作为家中的老大又是女孩,她要最多的分担父母的劳苦,最少的享受应有的权利,她没有上过一天学,不识一个字,就会看娃和干活,从小就养成了她勤劳善良,遵从忍让的思想品格。16岁由外祖父母做主嫁给父亲,成了刘家的媳妇。我曾经问过母亲,“和结婚前你见过爸吗?”她说:“我倒是想见呢,可是你姥爷姥姥怎么会让呢。他们说啥就是啥,既是你爸是个瘸子瞎子我也不知道,也得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就是父母之命,不能违抗的。”

结婚以后的母亲,凭着从小练就的吃苦精神和熟练手艺,立马就承担了除了地里农活以外的所有家务。奶奶这时虽然还很年轻,但她已经熬成了婆婆,她只有享受的份而不管其他。牌场上赌赢了回来还可以给个笑脸看,输了回来就会横挑鼻子竖挑眼,找母亲的碴儿。有时候抹牌顾不上回来吃饭,母亲送了中午饭还得送晚饭。父亲也不知道疼爱母亲,还经常在奶奶的挑唆下不问缘由的发难于母亲。母亲对此未曾有过任何怨言,在她看来,这一切都是应理应分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女的先后出生,母亲的劳累度也在不断的加大着,而她的生活水准确在不断的下降着。一方面是家境状况越来越糟,另一方面她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好吃的、好穿的第一是奶奶,第二是子女,第三是父亲,最后才能轮到她,轮不到也就免啦。这种生活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多少年皆如此。

母亲不仅能吃苦耐劳,而且心灵手巧,绝对是一把操持家务的好手。一样的材料她做的饭菜就比别人做的又干净又好看,又好吃。她纺的线又细又匀,织出来的布别人都说像洋布(外国机器织的布)。她纳的鞋底子又密又匀又结实,做成的鞋可脚又耐穿。她为家里人做的衣服四季齐全,柔软又合身,既是烂了补块补丁都补的很好看。她凭她的淳朴贤良与勤劳智慧,带给这个家庭无尽的温馨、快乐与希望,既是在家境揭锅等米下的最困难时候,也没有丧失一家人对生活的信心。在她与父亲的共同努力下,又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出路。(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随着子女们的长大,母亲的心里又多了一层重压,那就是对儿女的牵挂。1947年,大哥没有告诉家里直接就从学校报名参了军,一去就是几年没有音信。(那时因战乱通信很不方便)这可把母亲急坏了,到处打听大哥的音信,后来听说大哥当了解放军在运城,就不分昼的为大哥赶做布鞋,让父亲托人捎去,不想两次都没有捎到。只能无奈的牵挂着、等待着、期盼着。直到有一天大哥来了信,她高兴的热泪盈眶才放下那颗沉重的心。从那时起,大哥从运城到北京、到南京、到昆明,几十年从军在外,母亲尽管非常挂念,但从未有过埋怨和阻拦,倒是觉得儿子为她增添了不少荣耀。到后来,大嫂也到稷山参加了工作,之后又随了军;三哥到北京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青海西宁;四哥太原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了辽宁辽阳;五哥临汾师范毕业分配到石楼。子女们长大后一个个都像长了翅膀,飞的天南地北看不见摸不着。

人们常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在那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拉扯大的4个儿子都跑到千里之外,她得有多少担忧?多少年中,母亲常常一个人在院外的枣树下,坐在一个玉米皮编扎的坐垫上,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等她的小儿子放学,看能否带回大儿子们的书信,期盼听到儿子们“工作生活一切顺利”的报告声。有时她会不由自主的跑到沟边,瞭望远处看有没有那个儿子突然间回来。真有一天那个儿子回来了,她会高兴的一夜不睡,与久别的儿子来个彻夜畅谈,我睡在她们身边,常被她们的谈话吵醒。每次儿子假满归队、归校,她又会送的老远老远,并且目送到看不见了身影才会回来。

1960年到1963年,正是全国性的三年困难时期,农村人的口粮叫做“瓜菜代”,就是没有粮食用瓜菜代替,其实真实情景是瓜也不多,菜也不足。白菜、红白萝卜菜叶子都是好东西,一点儿也不敢糟蹋。榆钱、榆叶、槐花、椿芽、红薯叶子、各种野菜见什么吃什么。最难吃的当数 谷糠和“玉米棒淀粉”做的淀粉窝窝。我们家比别人家幸运的是有父亲早年栽下的一百多棵枣树,每年能收两大缸约有三四百斤红枣儿,关键的时候抓上一两把就可以救饥。糟糕的是这时候父亲病了,病得很重,脚上腿上用手一摁一个坑,好长时间起不来,明显是浮肿了,后来又发展到了咳血。灾年又遇病缠身,恰似屋漏又遇连阴上又加霜。苦命的母亲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到照顾父亲上了,有时给父亲煮上一个鸡蛋,馋的我直流口水,父亲不忍独自吃,跟我分了一半儿,母亲立即夺过来还给父亲,说:“他们吃好吃的日子在后头还长着呢”,并安慰我“你爸的病好了,好吃的全给你”。就此一点可以看出母亲对父亲的感情非同一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可以说鸡蛋已经吃腻了,可是每每当我想起这一幕,我就由衷的佩服母亲,怎么哪么有远见,哪么料事如神。

母亲以及全家终究没有能把父亲挽留住,父亲死后全家人哭的昏天昏地,唯独母亲一滴泪也没有流,她何曾不伤感、不痛苦,她是用她的坚强来告诉我们,生活还得继续,泪水不能充饥。父亲的丧事办完后,她没有让在外面工作学习的哥哥们多待一天,毅然决然的又送他们踏上了归程。只有姐姐15岁、六哥12岁、我7岁,还有大侄儿5岁跟着母亲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农村,在那样一个动荡混乱的年代,一个没了丈夫的50岁的小脚女人,带着4个年幼的孩子,其生活有多么艰难,是现今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为了能挣些劳动工分儿,母亲也下地干活了,摘棉花、掰棒子、收麦子、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她都主动去干,但她毕竟是一个小脚女人,累的不轻确挣不了几个工分儿。白天地里劳动晚上还得点着煤油灯加班,要么纺线缠穗子(织布时放在梭子里的纬线线),要么扒棒子、要么扒棉花疙瘩(没有完全开开的棉桃)我们4个也得跟着母亲干,吃过晚饭就分任务,谁完成任务谁睡觉。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母亲就叫我和六哥起床,背着粪筐到沟里路上去拾猪狗的粪便,回来倒入茅厕发酵,以备施肥于自留地。拾完粪才能背上书包去上学。礼拜天小哥儿俩要么挑、要么抬往自留地里送茅粪,可没把人给累死。尽管这样,我们家自留地的收成总也比不上别人家。尽管这样,我们家还是生产队里最大的亏欠户。

父亲去世一年半后的1964年春节前,在外的大哥大嫂和孩子,三哥、四哥、五哥、姐姐,六哥和我还有大侄儿 与母亲来了一次几十年中唯一的一次大团圆。这次团员除了一起过春节以外,还有一个大事就是为时已27岁的三哥举行婚礼。腊月二十四这天,府底村东沟里的刘家,亲朋满座,鼓乐齐鸣,非常热闹,三哥与三嫂骑着枣红色的高头大马绕村一周,走进院子,跪于母亲膝下,拜堂成亲。一家人及邻里乡亲无不激动地热泪盈眶。

相比三哥,四哥的婚礼可就简单的多了。他们是一对大学的同学,毕业后分配在辽宁辽阳市同一企业工作,他们要节俭办婚事。1967年的秋天他们两人回来,先去公社领了结婚证,和母亲共同赶制了两床被褥,在南窑即原来的磨房牲口圈里支起一张简易床,和母亲及在家的弟弟妹妹吃了一顿好点的饭就完婚了。多年以后母亲还会常常说起,你四哥的婚礼办的太寒酸了。能让母亲欣慰的是四哥的婚姻幸福

培养长大的儿子带着媳妇在外面为国家做贡献去了,留在家里的老母亲确在受煎熬。记得有一年秋后,生产队召开决算分红兑现大会,全队的余款户和亏款户当场进行余亏兑现,兑不了现的由亏款户找余款户进行拨兑。我们家当年亏款78元,已经给大哥去了信可是钱还没有寄回来。母亲当场几乎求遍了全部余款户,都说是要急着用钱,不愿意拨兑,要现钱。不时还有人说些难听的话,可把母亲难坏了。看着母亲欲哭的面容,终有一位近邻答应拨兑于他家名下,才让母亲解了围。第二天早上我到学校后,送信的邮政员一到,我就看有没有我们家的汇款单。哎呀,还真有,是大哥寄来的,80元。我顾不得放学,拿着汇款单就往家跑,还在沟的对面就大喊着“妈,大哥的汇款来啦,80块”。大哥的汇款就如同久旱以后的及时雨,滋润了母亲和弟妹们的心田。

难熬的岁月又熬过了五年,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姐姐和六哥相继初中毕业了,我也完小毕业了。因为文化大革命,全国学校都停课闹革命,我们都回到了母亲身边,但谁也不甘心就此当一辈子农民,个人都盘算着怎么能尽快的摆脱这又苦又累又没前途的农村生活。六哥已经19岁,够了参军入伍的条件,偷偷的报了名体检了身体也合格,跟母亲一说,母亲流下了痛苦的泪。她已经近60了,眼看着身跟前刚有了一个壮劳力确又要飞了,她不知道这时是该阻拦还是该支持,她只能默默的流泪。这是她一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为了自己而陷入的最两难的抉择。

看着母亲痛苦难受的摸样,六哥放弃了他对美好前程的幢景,死心塌地的当一辈子农民,陪在老母亲身边,使她能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六哥的这种心和大爱得到了兄弟姊妹和邻里乡亲的一直赞扬和支持,他的付出是我们兄弟姊妹无人能够比拟的。

1971年春天六哥结婚,娶了一位农村贤惠的媳妇,从此母亲才把家事全部交由六哥小两口管理。之后姐姐也参加了工作结了婚,大侄儿也随大哥去了云南,母亲又号召兄弟姊妹支持六哥重新在村上面建了三间新瓦房。从此母亲才享受到一丝少有的清闲,可惜可恨的是上天留给母亲的幸福时间太短了,从她的最小儿子我结婚到她离世只有短短不到7年。1987年3月,母亲与世长辞,终年75岁。

一个出生在旧时代、穷家庭的农村小脚女人,母亲辛劳一生完成了她未曾预想到的历史使命,去了上帝指给她的天堂。她和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物质遗产,但他们给我们留下的记忆是深刻的,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够我们享用传承几辈子,也是任何物质遗产所不能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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