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
外婆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7个年头了。每每想起她，在我的心里总有一些难以言说的崇敬与感激，这不仅仅因为她是我的外婆，更是因为她的慈祥与高洁感动了我，成为了以后的行动示范。
外婆出生在清朝末年那个动乱的年代，作为一个没落大家庭的女儿，没有读过一天书，却尊了许多礼教和孝道，在她16岁那年就尊从父命嫁给了我的外公，一个从四川到贵州来跑江湖做生意的汉子。外公是一个讲义气，重情义，会一些武功，为人豪爽的人，外婆则是个不善言说，有些腼典的人，外婆本想嫁个人家好好生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可令她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好日子没过多久贵州就发生了军阀混战，当时家住务川的杨家凤联合一些黔北的武装势力与贵州军阀王家烈等发生混战。由于外公和杨家凤交情较深，又会些武功被杨家凤叫去参加他的部队，并当了营长。后来在一次凤冈城的守卫战中不幸被叛徒杀害，外公死时母亲不到四岁，外婆带着母亲艰难度日，为了生存，外婆带着母亲嫁给了我的继外公，生活在遥远的偏刀水一偶，直到85岁去世。
故乡解放那阵，私熟毕业的父亲作为积极分子参加了农会， 1951年父亲参加革命工作去了外地，家里只剩母亲和尚未满周岁的姐姐相依为命。到了1959年，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五九”事件，父亲远在外地工作，自身难保，母亲带着年幼的姐姐和哥哥在老家艰难度日，在那个全国困苦的年代，我家日子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每到老家偏刀水的乡场赶场的日子，母亲总要背上小背篼到家住偏刀水乡场上的外婆家去，那时外婆在乡场上的公私合营小饭馆里工作，她和外公以及舅舅都是城镇户口，有国家定量供应的一点口粮，每次外婆总是背着外公悄悄的舀两碗米糠和碎米塞进妈妈的口袋，接济着我家的生活。渐渐的我们长大了，到了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由于我们大队学校没有四年级，我从老家大队里的小学校转到了偏刀水小镇上的小学里，时常的被外婆叫到家里去打打牙济，外婆一脸的慈祥，她和外公单住在一起，舅舅们都各自的分家出去了。
我在镇子里中学读初中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正是我长身体吃长饭的时候，父亲在外地被打成了走资派。而且有姐姐和父亲一起生活。家里就妈妈一个劳力，一到秋后分粮决算，我家总是队里的最大超支户，根本就没有钱支付队里的超支款，队里只好少分粮食，家里分的那点谷子和玉米是远远不够吃的，没办法为了不让哥哥、我和年幼的妹妹挨饿，母亲只好去弄一些麦麸、红薯、洋芋就合着几乎是放了盐的清水似的油茶来填饱我们的肚子，时间长了，由于没有营养老觉得肚子饿，可又不想吃麦麸、红薯、油茶汤，外婆就时不时的到学校来叫我去她家里吃顿饭补充补充。那时在心里总盼着能到外婆家去吃饭，可心里又有些怯怯的，有些不好意思和害怕，怕看到隔壁的舅舅那令人有些不想看到的目光和冷冰冰的语言。可外婆的慈祥和外公的宽让，让我心里有了几分底气。这样的日子虽然过得清苦，可心里有了希望又总觉有些甜甜的。正因为有了外婆的关爱和无私的接济，才使得我们一家顺利的度过了那艰难困苦日子。
记得外婆家住房的外面一间门面是外公外婆响应组织号召加入合作社的。被用来做了集体理发店，外公在医院上班，外婆则在公私合营饭店里卖吃食，但理发店里的卫生却总是外婆的义务活，一干就是二十年，从没有怨言。外婆是个热心人，小镇的街道不大，平日里街道上谁家有了个大灾小难的，外婆总是迈着她那双从小包裹的小脚东家西家送点米、衣物什么的，哪家吵架了，她总要叫上几个邻居上门做做工作规劝规劝。外婆在小镇上的人门心里很受尊重，小镇上的人们都尊称她五娘。
后来我们家的日子渐渐好起来，我们兄弟姊妹都有了各自的工作和家庭，日子过好了，爸爸也从外地调回老家来工作了。可外婆却一天一天地老了。由于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外婆在晚年失业了，她和外公仍然住在偏刀水小街上那有些破旧的老屋里，依旧那样慈祥，待人总是满含微笑。1988年我孩子出生的时候，外婆还特意从老家赶到县城来看望，带来了好多的鸡蛋和孩子用的鞋袜衣帽尿布什么的。还是那样的和蔼可亲，还是那样的微笑慈祥。那时在我家门前的小坝子上，我用单位上的120相机为外婆照了一张相，那是我为外婆照的唯一的一张相。相片上外婆微笑着端坐在藤椅上，很开朗，很自然。那张相片成了外婆留给我的唯一念想。(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十七年前那个沉昏的下午，当太阳的光线快要从老家那横卧的扁担山上下落的时候，外婆静悄悄的走完了她平凡的85岁人生，那样悄无声息，那样平静安祥。
外婆，我慈爱可亲的外婆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