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杨
老杨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大城市创业，开了一家公司。公司的详情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我相信他迟早会是一个企业家的，就像我相信小河里的水一定会流进大河里一样，就像我相信无论雨季多么漫长天空最终都会变晴朗一样。
老杨比我略大，大在月份上。我和他读师范时同学，同位并且同铺。他身上带有特殊的胎记，延伸到颈部，不是一块，而是一整片，像贴身穿着一件黑色的盔甲。生他时，接生的以为是怪物，吓得怪叫。他父亲却笑得合不拢嘴，说这是龙袍，大富大贵之像。为这句话，他父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父亲成分不好，是地主。这话一传开，触动了无产阶级敏感的神经，暗中嫉恨他家的，就上纲上线，说地主崽子穿龙袍是什么性质，不是想翻天是想干什么。那年月，有什么是非可讲。他父亲在供销社工作，单位就开批斗会，后来，愈演愈烈，连公职也被开除了。
老杨是我们的班长。他高考时，英语虽然得了零分，但其他科的成绩却特别突出，因此，受到老师格外的偏爱。饭碗有了保证，许多同学都像最后一趟到点的车，没了激情，混着日子，等着拿毕业证，老杨则不同，像刚跑完磨合期正加足油的车，行驶到宽敞笔直的柏油路上，跑起了速度。他是我们那一拔中最先觉悟的一个。天不亮，他就爬起来哇啦哇啦地读英语，时时刻刻都握着一卷数学书入迷地思考。他拉我入伙，我被他感染，也坚持了几个早晨，起来读英语，但终究抵挡不住被窝的诱惑，半途而废了。老杨不死心，想挽救我，知道我怕搔脚心，一起床就动作，我真烦他。几次三番之后，他也不再强人所难，我也乐得睡个囵囫觉。尽管志不同道亦不合，但我们依然是最好的同学和朋友。
参加工作不久，我和他又凑到了一起，在一个镇子上的学校教书，教同一个班。我教语文，他教数学、英语。他口才好，脑筋转得快，教数学如鱼得水，学生特别喜欢，成绩好得不得了。一时心血来潮，又改行教起英语来，一教便像模像样，真是天生是块教书的料。他的家就在镇子上，回家吃住。
那时，他家生意如日中天，十分火红。他父亲很有经济头脑，是镇上最早的个体户。他家有个女子，是他父亲的得力帮手，模样也长得好，水灵灵的像棵葱，是个生意经。他父亲想拢住这女子，想老杨娶了她，老杨不乐意，怕她纠缠，又不便撕破脸，因为他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她手里。便常常躲在我那儿，不回家。但家里弄了什么好吃的，却总不会掉了我那一份。那女子工于心计，老杨和她分手后，生意到底坏在了那女子手里。老杨事后曾有过很精辟的总结：不要迁就聪明的女孩子，更不要得罪聪明的女孩子。
老杨是一个很有艺术气质的人，天赋极高。有段时间，他迷上了音乐，迷得天昏地暗的。不管是什么乐器，他三拨两弄的，就婉转出了旋律。他还给很多学校创作校歌，自己作词，谱曲，真还是那么回事。又一阵子，他忽然对国画发生了兴趣，在宣纸上纵横恣肆，满屋子都弥漫着墨香。(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像大多数遭遇社会转型的年轻人一样，市场经济的浪潮铺天盖地袭来，老杨也不知所措，陷入了迷惘。他不再安心教书，而把心事全用在怎样赚钱上。尝到甜头后，也就给自己进行了重新定位。为了能全心全意地经商，他干脆改了行，调到文化站。那是一个清水衙门，也是一个清闲的地方。调过去后，他便开起了装潢门市，既是老板又是员工，把生意做了起来。
他曾有过一阵打工的经历，我们戏称为“南巡”。据说，他在深圳开过规模不小的餐厅，搞过舞厅，还做过快餐，但干一桩赔一桩，最后血本无归。在经商上，算是交了一笔昂贵的学费。
深圳回来后，他调到了广播站，做负责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上，敬业得不可理喻。为了开通有线电视，他和工人一起吃住，饥一顿饱一顿，废寝忘食。一次，为了争取上面一笔投资，他喝酒把胃喝出了血。酒席上，负责项目的领导要他喝酒，一杯酒拨一万元钱。平日里，他滴酒不尝。他心一横，牙一咬，一气喝了十五杯，当即就溜到桌子下面去了，人事不省。伤了胃，胃出了血，在医院呆了一个多星期才恢复元气。这位负责项目的领导真还说话算话，只是层层揩油，好不容易到他广播站的帐上，十位数就变成了可怜的个位数。他欲哭无泪。
痛定思痛，他决心创办自己的事业。他又重操书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忘我地复习，准备参加研究生考试。功夫不负有心人，四十岁那年，他如愿以偿，学市场营销管理。
像所以的商人一样，无商不奸，钻在钱眼里，非议颇多。但对朋友，他有一是一，虽看重钱，却不唯钱是图。即使要赚朋友的钱，他也总把话挑明，奉行买卖不成仁义在，吃亏上当全凭自愿。在我看来，他多少都还具有一些儒商的风度、作派。
对于朋友，我总认为应该求同存异，多看阳光的一面，多一些包容。我推崇君子之交，如水之淡。我相信朋友就应该是那种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是那种总能从中受到启发找到感动的耐读的书，是那种总能使你感到轻松获得愉悦的音乐，是那种普通的习惯了的甚至有时不免生厌的却又无可替代的家常饭菜。老杨就是我心目中这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