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
说话有两类，一类是“享福型”的说话，一类是“受罪型”的说话。
一日，三位凡人路遇某神仙，神仙让三位各述所愿。一个愿富贵，一个愿功名，神仙颔首，皆遂其愿。惟第三人，他既不要富贵，也不要功名，只求有知友说话，以消永昼。神仙大惊，说这般清福连我当神仙的也享受不到，你一个凡夫俗子焉得有此奢望？这虽是笑话一则，但尘世扰扰，清闲难得，说话聊天被列为清福，原也不以为过。
我就是享过此类清福的人。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内政治运动进入“斗批改”阶段。我和我的七、八位知友（那时还俱在乡下）没有资格斗批人家，自己身上也一时找不出什么可以整改的地方，便日日聚在一起，作彻夜的清谈；于是，七、八个人，互无戒心；话题不着边际，议论全无拘束，可以东拉西扯，可以南辕北辙；大家不动脑筋，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乘兴而来，尽兴即散。说过的话像茶杯里升腾的热气一样一散开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着实有点近似于王羲之笔下那种“晤言一室之内，放浪形骸之外”的情景，进入“不知老之将至”的境界（语出《兰亭集序》）。
可惜好景不长，门外渐渐来了公社治保组的巡夜人。终于，我们无缘无故地分别被隔离，送去参加学习班，还强迫着写交待。我们说我们聚在一起纯属“东拉西扯，南辕北辙”，几天下来，也实在交待不出什么……一些日子过去，他们也的确认为我们的彻夜清谈真的丝毫无损于“红色政权”，无碍于“红色江山”，也就于无声无息中一个个都陆陆续续还给了我们自由，撤去了对我们的监视，一任我等重享清福。因此说，享福型的说话，首先是要有知心的朋友，其次是要有宽松的环境。改革开放以后，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一派盛世气象，我们的几位知友相聚，依然古今中外，天南海北，宇宙之大，蚊蝇之微，俱入笑谈，只是大家越来越老，越来越忙，相聚的机会越来越少。
说话是最容易的事，也是最难的事。说容易，因为三岁孩子都会说；说最难，因为“祸从口出”，话说不好就是祸水。古往今来，真会说话的人不止一类，归纳起来，粗加辨析，可分六种：言之有物，实为心声；一磬一咳，俱带感情，这是第一种；长江大河，源远莫寻，牛溲马勃，悉成黄金，这是第二种；科学逻辑，字字推敲，井井有条，无懈可击，这是第三种；嘻笑怒骂，旁若无人，庄谐杂出，四座皆春，这是第四种；默然端坐，以逸待劳，片言偶发，快如霜刀，这是第五种；期期艾艾，隐蕴词锋，似讷实辩，以守为攻，这是第六种。这六种人的说话，派别虽不相同，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会说话的人，却一律费尽心机，劳累之至；不论你捧人捧得有分寸，骂人骂得很含蓄，自夸夸得很谦逊，这样的说话毕竟心中有鬼，于心有愧，说的人犯罪，听的人受罪，双方都有罪。有时候，夫妻、父子、兄弟、姐妹一同说话，也得小心，一句不慎，触动对方心病，不是一朝不理三日不睬，就是瞪眼睛吹胡子，甚至于弄得不好拳来掌往，杯破碗碎，会闹得鸡飞狗跳，不可分解。总之，亲近也不一定就知心。一般家庭里头的事端，大多出于话不投机，“亲”令智昏。所有这样的说话，自然就算不上享福了！此类说话，就应归入“受罪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