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革中
杜书文
“文革”，对于我来说，只能算一个过程。在那场阶级阵线异常分明，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中，我算是幸运的，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原因之一，我的职务不是领导，当然算不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列入不了批斗对象。二是个人历史清白，不是阶级异己分子。平时人缘关系也不错。三是我的家庭成分稍高（小土地出租），政治上既不属专政对象，也不属依靠对象。基于这些，我算是幸运的。
虽属普通革命群众，但在运动初期，在大家对运动目的都不太明确的情况下，也曾遭到过某些激进派的中伤。因本人平时偏爱文学创作，1965年人民日报记者穆青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全国掀起了学习焦裕禄的热潮，当时我所在的医院组织了一个文艺晚会，我受命创作了一个诗歌朗诵节目：《歌唱县委书记焦裕禄》。其中有这么几句：“黄沙茫茫风飕飕，干旱内涝粒无收，盐碱内涝苗不长，拖儿带女异乡流……”这几句给我带来了一些麻烦，说我把党领导下的兰考县写得连旧社会都不如，污蔑、攻击社会主义等等，于是。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我一时间成了众矢之的。当时确实有点紧张，但仔细一想，这一描写我是有根据的呀！，因为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中，穆青一开始就这样写道：“一九六二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的最低水平……。”这篇朗诵诗经过演出当时反响很大，并且还评了奖。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毒草呢？。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我立即翻开那篇通讯，送到院党委办公室，经过反复对照分析以后，认为我诗中的根据是有力的。才澄清了这件事。以后再也没有追究。
在整个文革过程中，由于初开始对运动很茫然，加上我的情况，只能属于中间派人物，这派哪派均未参加，“红卫兵”当然是当不上的，但在“不能做骑墙派”，“观潮派”、“逍遥派”和“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口号威慑下，为了保护自己，违心地参加了一派组织。在大环境的迫使下，也违心地写了一些所谓的“揭露”大字报。开批判会时总是坐在靠后的地方。揪斗专政对象时，也是站在很远的地方静静地观看，对好多过分偏激的做法心里虽有看法，但却不敢表露出来。把同情与怜悯深深地藏在心底。那时心中总有一个问号？为什么平时那么一些兢兢业业干事的好领导好同事，一夜之间怎么都变成了“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成了敌人？……似乎眼前的一切和他们平时的表现完全联系不起来，连做梦也在反复想这件事。从“好人”到“坏人”，从“革命”到“反革命”，这个弯子怎么也转不过来。于是从内心对他们恨不起来。而对那些在合法外衣保下趁运动之机泄私愤、图报复、落井下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激进派人物的所作所为很不理解。“人性恶”似乎在这些人身上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捏造事实，无中生有，恶意中伤，泯灭良知，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但在那种人人自卫，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谁又敢为那些无辜的受害者仗义执言呢？有的人因受不了无休无止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而跳楼自杀；有的一头钻进了化粪池；有的趁人不注意爬上数十丈的高烟洞跳了下来；有的莫名其妙糊里糊涂地被遣送回老家，逼得妻离子散；有的精神严重失常，失掉工作能力；有的无辜地被送进了监牢……。运动给人间造成的灾难是空前的，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非理智的过激行为，造成了人性与良知的严重扭曲。我反复在想，在那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大环境下，如果人们能够稍微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理智地对待一切，客观地判断一切是非曲直，泯去平时一切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恐怕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的人间悲剧。
那些整人的人，不少人如今还在世，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当年的行为？也不知他们当年把那些善良的好人指为“黑帮”、“反党分子”、“牛鬼蛇神”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难道真的就不知道他们都是些无辜的好人和有才华的优秀者吗？当他们眼看着昔日的同事、朋友、被批斗、被劳改、失去做人的尊严和权利，以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他们的心是否都是铁石心肠？有人说：“在所有动物中，人是最坏的”。他们总是盼着比自己强的人倒霉，倒大霉。然而滑稽的是，那些整人者，几乎在后来的运动中都程度不同地成了被整肃的对象。这也算是文革中的一大景观：今天整别人，明天被人整，后天再整人……。历史终究是公正的，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一切被颠倒的东西，又被重新颠倒了过来。除了含冤而死的，所有被打倒被诬陷被冤枉的人都得到公正的平反。历史老人终于为他们抚平了无辜的伤疤。
文革是一场灾难，也是一场洗礼，让邪恶者暴露无遗，让正义者重新焕发光彩。我庆幸自己是一个幸运者和无辜者，庆幸自己把握住了良知与理智，守住了做人的底线。否则，也将会遗臭于后世。(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