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自行车（上）

我们家买的第一辆自行车是青岛产的大金鹿，那是在1973年，当时自行车还是稀罕物，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得找熟人批条子，父亲当时在部队里负责军转干部工作，和所在县的头头脑脑有些接触，便找他们批了一辆。

条子有了，等于有了购买权，但价格一点也没便宜，155元，足足用了父亲两个半月的工资，那时我们一家五口，四个吃闲饭的，还有爷爷奶奶要孝敬，这笔钱父亲不知攒了多少时间，现在一说起来，老人家还有些肉疼。

自行车是买给老家叔叔的，那一年他订亲，有了自行车，接送媳妇方便，面子上也好看，那时的农村，谁家要是有一辆大金鹿自行车，相当于现在有了一辆奥迪。

自行车买回去，叔叔别提有多高兴了，金贵的不得了，先是找我在电影社工作的舅舅，要了些废弃的电影胶片，将自行车的横梁，立梁，斜叉，后座等主要部位层层缠上，又去代销社买了红的绿的塑料胶带，将两个车把手重点装饰一下，座位原来是硬塑料的，既生硬又难看，妈妈手巧，用蓝色的绒布做了个外套套上，自行车被这么一捯饬，立刻焕然一新，颇有些印度大篷车的风采，花花绿绿，很是拉风。

自行车显然是叔叔的心爱之物，平时就放在他房间里，没有他允许，谁也不许动。

车子带来喜悦，也带来烦恼，农村是个人情社会，乡里乡亲，左邻右居，七大姑八大姨，外甥侄子小舅子，彼此盘根错节，藤缠蔓绕，沾亲带故，谁家没个红白喜事以及出行的急事，大事，便有人来借自行车，那是最让当家的奶奶为难的事，借吧，就叔叔那个仔细劲，肯定百般不愿意，不借吧，又拗不过情面，只好顾左右而言他，说车子被叔叔锁在屋里了，等他回来再说，为这个，奶奶和叔叔两人没少拌嘴，但最后没办法，该借的还是要借，谁让这辆车子几乎是当时村里唯一的一辆哪。(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这辆车子后来还真为我们家出了不少力。

首先是叔叔接送媳妇方便，当时的新媳妇，后来的婶子，家在离我们家五六里外的地方，说远不远，说近不近，没有自行车的时候，步行要一个小时，我们老家有个习俗，男方订亲后，逢清明，麦收后，秋收后，春节这几个节点上要将女方请到家里，吃上一顿饭，一是加深感情，二是给新人见面创造机会。

一开始都是我和妈去请，去一个小时，回来一个小时，中间一两个小时，一大早走，到家快中午了。

婶子小户人家，模样还算周正，只是性子特慢，看她慢慢的洗脸，慢慢的梳头，慢慢的敷粉，每一个动作都像慢镜头，一套固定程序下来，没有一个小时完不了，等人的心焦，被等的从容。

后来，有了自行车，叔叔便自己去了，出门前，将车子仔细擦过一遍，纤尘不染，然后在后座上平铺几层厚厚的毛巾，捆扎结实，小心翼翼的上车，小心翼翼的骑行，小心翼翼的避过路上的水洼，石子，土坷垃，那一刻，即便天上下雹子，叔叔恐怕也会不慌不忙，哪怕天崩地裂，车子也会安然无恙。

自行车还为接送妈和我以及姐姐弟弟去火车站立下大功。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每年冬天都要坐绿皮火车，长途旅行一次，目的地是胶东半岛的莱阳，父亲在那里当兵，已经提了干但还没到能随军的级别，妈妈只好每年抽空去探亲。

去的时候往往是冬天，天都很冷了，之所以赶在这个时间，是因为那是农村里最轻闲的时候，粮食收完了，小麦种上了，给爷爷奶奶过冬的棉衣棉裤棉鞋也做好了，叔叔和姑姑过年的新衣服也有着落了，这个时候，妈妈便放心的带着我或者姐姐，或者弟弟去父亲那里，待到过完年再回来，之所以有“或者”二字，是因为路途太远，每次只能带一个，最多两个。

现在说起来当然不算远，胶东嘛，能有多远，高铁动车两个多小时足矣，但那时是绿皮火车，还不是特快，是逢站就停的慢车，从明水站出发，到莱阳要妥妥的八个多小时，而且每天只有一辆，早上八九点路过，停车几分钟，过时不候。

我们老家到明水县城有四十里路左右，步行需要三四个小时，最早的时候，叔叔还小，是爷爷送我们，推着农村里推粪用的独轮车，两个箩筐，一边一个，一个装行李，一个装了我，妈妈跟在后面。

出发的时候也就凌晨三四点钟，天黢黑黢黑的，连星星也都睡眼惺忪，无力的眨着眼睛，风像小刀一般，透过厚厚的棉衣棉裤棉鞋棉帽子，扎到身上，灌倒脖子里，人仰坐在车筐里，萎缩成一团，虽然盖着薄被，依然觉得很冷。

脚首先会先失去知觉，脸也被冻得麻木，清鼻涕不自觉的流淌下来，淌多了，便用袄袖一抹，时间久了，袄袖处结成硬饹馇，透明放亮。

爷爷锅腰，身体几乎弯成九十度，与大地平行，推车时看不到他抬头，只是闷闷的走路，因为口拙，爷爷向来寡言，很少主动说话，别人问一句，他打一句，不问不开口，妈也不太爱说话，于是，一家三口，老少三代，伴着一辆独轮车，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在寂静的田野上，默默的踽踽前行，空气清冽，夜幕沉沉，清晰的脚步声塔塔作响，风儿打着卷，呼啸而过，远处村里的狗，不时吼叫两声，整个村庄，整个大地，都在酣睡中。

后来，每每想到那个画面，我会不自觉的联想到温庭筠的《商州早行》，“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爷爷的锅腰始于二十多岁，那是四八年平津战役，他当时在天津一纺织厂做工，炮火隆隆，大兵压境，兵凶战危，人心惶惶，很多人出城逃亡，他也急急的步行回家，就在长途跋涉几天后，眼看要到家了，却在黄河岸边，被游击队误认为国民党逃兵抓住，吊打了三天三夜，人就萎了，此生再也没直起腰来。

爷爷骨骼清奇，脚和手特大，脸型狭长，发际线大范围后移，眼窝深陷，鼻梁高挺，如果站直了，大概能有一米七多，年轻时，会是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可惜，他的青春过早夭折了，

等到了明水县城，天已放亮，爷爷身上已经湿透了，头顶热气蒸腾，将我们送到火车站后，爷爷转身回去，这路上的三四个小时，比去时更加沉默了。

后来，叔叔长大了，家里也有了自行车，送站的任务便交给了叔叔。

自行车和独轮车比，那简直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速度快多了，感受也不一般，体验就像一步跨入轿车一般。从家里到明水车站，统共也就二十来公里，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一个自行车，三个人，我通常坐在前面大梁上，妈妈抱着行李坐在后面，骑行的过程很顺利，但上车时有些麻烦，妈妈个子矮小，大金鹿自行车的后座有些高，她抱着行李，要在行进中上车，天然有些难度，何况对行驶的车还有些畏惧，有时就估摸不好车速和上车的时机，便坐偏了，连带着叔叔也把不住车把，车子打了几个晃后，轰然倒地，于是，我们三个人都重重摔在地上，好在那时都是棉衣棉裤，也觉不出疼来，叔叔抱怨了几句，妈妈自嘲的笑了几声，很快就又上路了。

后来，有个本家哥哥长大了，也加入了送我们去车站的任务，叔叔的担子便减轻了，人多了，气氛也轻松，几个人有说有笑，早晨的送行再不像以往那般艰难。

从我们家到县城的路分为两段，前十多公里是机耕路，路面基本原生态，下雨天被拖拉机，马车压出的车辙印，在晴天变成了一道道沟壑，骑车时必须要绕开这些，一旦陷进去很难出来，尽量沿马路的边沿走，那里稍微平整一些，车速根本快不起来，等到了枣园，转到309省道上来，视野一下开阔了，又宽又直又平的柏油路，看上去就爽心悦目，那是真有土包子进城的感觉。

枣园是一个大镇，离明水县城七八里路，因为地处309省道，这里要比其他乡镇繁华很多，到了那里一般早上七点多，路上有了行人，马车，自行车，汽车等，马路两边也有了商铺，饭店，有了村里见不到的热闹，心情一下兴奋起来，再过一会，太阳出来了，身体也暖和起来了，这时我会拼命的催促本家哥哥，骑快点，骑快点，超过前面那辆。

本家哥哥是我四大爷的孩子，同辈里排行老大，比我大个十岁左右，那会还是小伙子，梳着大背头，瘦长脸，眉眼开朗，脾气性格也开朗，他会很大声的说，好，然后猛蹬车轮，车子果然有了“飞”的感觉。

大概四五年前，本家哥哥没了，享年也就六十多点，我没问别人他是得什么病走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因为孩子借高利贷跑路，他过得并不舒心。

我学会骑自行车，也是得益于这辆大金鹿，那时大概十一二岁。

叔叔这辆自行车买来后，很快引来村里人的跟风，几年过去，自行车不再是稀罕物，很多人家都有了，连有的小孩子也都学会了，我便也想学，反复唠叨奶奶，奶奶不胜其烦，有一天便擅自做主，悄悄打开叔叔的屋门，让我把自行车推了出来。

学自行车的地方是在队里的场院，在村的东头，那是大集体时晒麦子，剥玉米的场所，平坦，空旷，宽阔，夏天这里最招人喜欢，很多人吃了饭便卷个凉席，拿个蒲扇来这里宵夜，冬天，北风呼啸，天寒地冻，这里则成了我们小孩打尜，推铁环等互相追逐打闹的乐园。

当时的身高也就一米二三，还骑不到座子上，便采用“掏大梁”的方式，具体就是右腿从横梁下面伸过去，踩在那边的脚蹬上，斜着身子骑行。

记得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场院里除了我之外，还有几个孩子在学车，另有几个大人，圪蹴在南墙根下晒太阳，拉闲呱，天高云淡，和风煦暖，一年里难得的好时光。

大金鹿自行车二十八公斤重，对刚学车的孩子来说，实在不适合，刚试着骑了几下，就出问题了，因为掌握不好平衡，不会主动调节方向，自行车在我猛蹬几下后，重重的砸向一边，我倒下后压在车身上，等爬起来一看，不禁大惊失色，脚蹬子被砸歪了，连接脚蹬子的曲柄变形，弯到车毂里面了，别说骑，连推都推不动了。

想到叔叔那“金屋藏娇”一般，对车极度怜惜的样子，想到奶奶出门时千叮咛，万嘱咐，生怕有所闪失，不好交代，小心翼翼的表情，我吓得情不自禁的哭了起来。

就在张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在南墙根闲聊天的顺祥叔走了过来，他看了看车损坏的情况，好心的抚慰我说，没事，我看能不能给你掰回来，说完，转身走了，一会，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根拳头粗的木棍，在曲柄和车架之间垫一块破布，将木棍伸进去，慢慢用力撬，一点一点，硬是将弯了的曲柄给正了回来，至于脚蹬子，更是简单，找了个锤子三砸两砸，便又方方正正，成一平面了。

顺祥叔比我大个一二十几岁，那会儿正是壮年，我一直认为他是我们村最帅的男人，他有一张堪称英俊的脸，身材也好，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精干结实。

而且，他还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有点文艺喜好的人，有一年在绣惠镇上演越剧《红楼梦》，他愣是带我步行一二十里路去看戏，看完后又步行一二十里路回家，那是一个秋天的晚上，那晚的唱腔很优美，虽然我一句也没听懂，那晚看戏的人很多，虽然我一个也不认识，但这事却记得清清楚楚。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能想到，这样一个热情，精壮，与人为善的好人却在多年以前，在家门口被同村一个愣头青酒后骑摩托车撞死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既伤感又觉得不可思议，这就是所谓的“无妄之灾”吧，人这一辈子，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哪，冥冥之中，莫非真的各有命数？如此想来，朱敦儒的《西江月》所说，“片时欢笑可相亲，明日阴晴未定”真的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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