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坎坷（《追梦之旅》二十四）
我出身农民家庭，从小参加过农业劳动，参加工作以后还长期下乡。自认为对农民生活并不陌生。可是，一旦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一切就完全不一样了。
从1968年到1970年，我经历过两次插队，一次在市区南郊的益门公社茹家庄村，另一次在东郊的陈仓公社光明村。
在茹家庄村是集体插队。原组织部的20多干部除了和军代表关系好的个别人留在机关外，全都下到这里。生产队给我们腾出了3间房子，支上床板，大家睡通铺。另有一间厨房，支了一口大锅，自己做饭。别看我们这些人在机关时人五人六的，可是到了这里生活能力却极差。蒸馍不会，炒菜不会，做汤不会，甚至连烧柴也不会。好在是集体活动，在老部长姚宗坤带领下，几个老同志亲自下厨，群策群力，边干边学，在闹了不少笑话之后很快就学会了。最困难的是劳动关，尤其是上山打柴。在跟生产队集体干活时，社员很体谅我们，干好干坏干快干慢，谁也没说啥。打柴却实实在在锻炼了我们。
那时做饭没有煤，全是烧柴。我们十几个人吃饭，每天要烧许多柴，开始有几家社员支援凑合了几天，一周以后我们就得自己上山打柴了。我们原以为打柴和旅游一样，是一个很有诗意的活路，就像《三国演义》开篇词说的：“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煮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可真正干起来却是累死人的。打柴的地方位于秦岭腹地，名叫竹沟，距离村子30多华里。我们在村党支部书记茹生春和生产队宁队长带领下，早上4点半起床，拉上3辆架子车，沿着川陕路上山，开始还有人唱着歌，待爬完30多里山路已经浑身冒汗精疲力竭了。宁队长指示我们把架子车放在路边，踏着一个个鹅卵石过了清姜河，几十里长的竹沟就横在面前。随后就是各自腰里揣一根准备捆柴的绳子，手持镰刀，上到山坡上砍柴了。山上的树木很多，但是不能随便砍：经济林不能砍，成材树不能砍、药材树不能砍。能砍的只有那些荆棘类、灌木类和不成材的杂木。我们手攀乱石爬到半山腰已是气喘吁吁。接着就挥刀砍柴，砍下的荆棘、杂木还得削去细枝，用藤条捆成小捆。可怎样运到沟底？有的举起来就往山下扔。宁队长忙制止说不行，那样会卡在半山腰下不来。他指着两峰之间的一条光滑的凹沟说：“那叫溜道。把柴捆顺到那儿，就滑下去了。”
时近中午，我们每人都砍够了一捆，往一块一凑，只装了一架子车，还得继续砍。这时大家已是饥渴难忍，纷纷拿出携带的干粮，就着竹沟的山泉水吃起午餐。饥渴已极方知饭香水甜。此刻，我们感到山泉水之甘润，烙饼之香甜，简直旷古未有。水足饭饱之后，我们再次爬上山腰，一直忙到红日西垂。待我们拉着3架子车柴火回到茹家村时已经过了晚上8时。晚饭后上床酣睡，直到第二天8点才醒来。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睡得时间最长也最舒服的一个晚上。
就这样，我们每月上山砍柴一次，一共上山6次。半年过去，我们也逐步适应了这种生活。可是，市上这时又通知撤回市上，重新安排下放地点。市级机关五六百名干部随之集中在已经暂时停办的宝鸡市卫生学校，由工人造反团组成的工宣队主持，办了40多天的斗批改学习班。期间，我因为有点文字水平，被抽出担任学习班简报编辑，帮助整理一些先进人物事迹材料。当时，著名骨科专家牛玉典在全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上的发言就是我执笔写成的。学习班一结束，我再次被安置下乡插队，这次由南郊转变到东郊的光明村，方式也由集体插队改变为单个插队落户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和我一起插队的还有一个市公安局的干部老樊。他是一个很老实的人，白面书生，身体有病，城里又有家，说是插队，实际上是蜻蜓点水，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我开玩笑说：“咱两个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就是兄弟了，《百家姓》上不就有一句‘高夏蔡田，樊胡凌霍’么，樊在前，胡在后，你大我小，你为兄我为弟，早就安排好了。”他苦笑着说：“那老弟你就多担待，我是病身子，就挂个插队的名吧！”我说：“咱兄弟好说。俗话讲‘千里纵横，总得有个家’，我是孤身一个，城里没有家，就以这里为家了。”在这里一年多，我实际上就是“孤家寡人，单兵作战”了。
市上规定，插队的干部要单独立户，自做自吃。我们两个住在大队办公室傍边的一个小平房里。那时，我除了少量衣物，主要家当就是成捆成捆的书籍，尽管文革初期红卫兵大扫封资修，我把两架子车古典历史书作为废纸卖了破烂，剩下的还有一百多本。我借朋友的三轮车把存在机关储藏室的这些书籍拉来，实在无处放，只好放在大队办公室的二层小楼上，算是安了家。时值寒冬奇冷无比。我买了锅碗瓢勺，生起了蜂窝煤火炉，依然冻得要命。还得借架子车到城里买煤、买面，到商场买菜、买油盐酱醋。前一次集体插队时，有老同事下厨，我是乐享其成。现在轮到自己，不会蒸馍，不会擀面，不会炒菜，头半个月糊里糊涂，死面馍蒸过，糊涂面喝过，半生不熟、有盐无醋的菜吃过，有一夜还差一点中煤气死去。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扶汉是一位50余岁的庄稼汉，为人非常厚道，看到这种情况，摆摆手说：“你们城里下来的都是秀才，舞文弄墨还行，做家务这些粗活还是免了吧！从明天起改吃派饭，从一队开始往下轮。”
那时我们虽说是名为插队落户，可并没有土地，也没有落到哪一个生产队。王扶汉书记召开各队队长会宣布：“胡同志算是大队的人，在哪个队吃派饭就随哪个队集体干活。干多干少量力而为，谁也不得嫌弃。”大队领导的照顾让我十分感动，可是说归说，干活还得实实在在地干。那年我才31岁，正是青春年少，总不能让社员把我看成躲奸溜滑的“二流子”吧！大冬天地里没有别的活路，就是背粪。几个队住在坡底或半坡，种地在塬上，施肥要靠人背。从坡下到塬上少则一里多，多的二三里，一人一背篓，装满农家肥足有上百斤，弓腰驼背往上爬，常常大汗淋漓。开始社员照顾我，只给我装半背篓，后来自觉难堪，也要求向社员看齐。背粪一般在早上，每人上下3趟，然后才下工吃早饭。那时我穿的还是母亲为我做的家织布棉袄，常常是早上湿透白天暖干，第二天再湿透再暖干。一冬天下来，棉衣后背渍出了厚厚的一层白醭，可以刮下来当盐吃了。
半年过后，市上又先后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我又被抽调到李家崖村住队半年。1970年市上开始筹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简称学代会），我才奉调回城，结束了两年多的下乡插队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