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新专制·新启蒙
真正的创造性一定有智力难度，主要是创造概念和理论、发现规律或提出定理。在这个意义上，GPT还没有创造性，它的艺术或文学作品虽然技术精良，但其艺术品质是平庸的。创造性有着逻辑或数学无法表达的品质，这一点似乎说明了人工智能难以发生创造性，因为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数学和逻辑。尽管人工智能尚未突破奇点，但将要划时代地全面改变世界，这是一定的。人工智能的可能后果很多，已有大量讨论，比如会造成劳动、手艺、经验、博学的贬值，最终导致人的废物化；比如人工智能加持的元宇宙或许导致真实世界以及人际关系的贬值，最终导致生活的意义消散（dissipation）；更深刻的问题是存在论的危机，万一人工智能变成新主体，世界就变成多种主体的世界，人类单方面做主的历史就终结了；还有政治上的风险。这里我愿意重提十多年前的一个预言，以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发展很可能导致人类社会走向新专制：（1）技术与金融资本结合的新专制，其原则是“服务就是力量”；（2）技术与政治力量结合的新专制，其原则是“管控就是力量”；（3）技术、政治和资本三位一体的结合生成的全方位新专制，其原则是“系统就是力量”。诸如此类。
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并非导致危机的唯一原因，与之互动配合的是人类文明自身的一个深刻隐患，就是说，并非技术太危险，而是人类文明自身的结构是成问题的。这个结构性的隐患就是人类文明的技术发展与制度发展之间的失衡，准确地说，技术文明的发展水平远远超过制度文明的发展水平。历史上改变人类命运的重大发展大多数都是技术性的，例如工具的发明、语言的发明、逻辑和数学的发明、农耕技术、工业技术、科学的发明、信息技术到当下的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这些技术发展使人类生活与原始生活拉开了天壤之别的距离。但是，制度的发展显然小得多，假定同样以原始生活为基点，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出发，经过演化博弈而发展出了自然秩序，即在无政府状态下进行的非人为设计的大集体互动博弈自发自然产生的制度，自然秩序成为了人类文明的第一代制度，使人类过上了有序的生活，但无法解决的遗留问题多多，可以概括为前述挑战人类智能问题之（5）、（6）、（7）。令人失望的是，后续的多种制度发明，包括君子制、共和制、封建制、集权制、民主制之类，在解决上述基本难题上并无明显推进，尽管在管理技术上有所提高，但制度的智能水平与自然秩序并没有拉开很大的距离，问题还是老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正因为人类的制度演化水平不高，远远跟不上技术的发展，所以一旦遇到新问题将陷入危机或困局。……不过，对于技术和制度的“赛跑问题”，我会稍微偏向于悲观主义，因为人性不容乐观。如果说在“危”中见到“机”的话，我相信人类需要一个“新启蒙运动”，因为启蒙运动的遗产已经应对不了新技术提出的问题，新技术并没有挑战个人，而是针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危机，现代的个人主义显然承担不起人类整体的命运。（摘自赵汀阳《跨主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