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法国】巴斯夏 （二）
第四章 剧院与高雅艺术——政府应该补贴艺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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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问题，辩论一定会很激烈，正反双方都能说出一大堆理由。
有些人会说，艺术可以开阔民族的视野，提升民族的精神文化，并使民族的心灵富有诗意，为此，国家应该扶持艺术产业。这些人还说，艺术可以将本民族从物欲的沉迷中解救出来，让本民族追求那些优美的东西，这样也可以对我们的行为方式、我们的习俗、我们的道德甚至还有我们的经济产生积极的作用。
他们会问，如果没有意大利剧院（Theatre Italien）和音乐学院，那么，法国的音乐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法兰西戏剧院（Theatre Franais），法国的戏剧艺术会是什么样？如果没有众多的画廊和博物馆，我们的绘画和雕塑艺术会是什么样？人们甚至可能更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对高雅艺术的集中管理（centralization）和补贴政策，还是否能够发展出这种高雅的艺术？
高雅艺术——这是法国人的耗尽心血、并奉献给整个世界的高贵的成就。对这么高尚的成就，竟然不做补贴，难道不是最轻率的行为吗？再说这种补贴分摊到每个公民身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负担，而我们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却可以让我们在整个欧洲觉得自豪和光荣。
对于这种种理由，我得承认当然是很有说服力的，不过，我们也可以给出很多同样有说服力的驳斥。
首先，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分配性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的问题。
立法者的权力是否大到可以使他研究艺术家的工资水平问题，进而对艺术家给予补贴？拉马丁曾说过：“如果你要取消对剧院的补贴，那么，接下来你还想取消什么？按你的逻辑，你是不是也要关闭大学各个科系，关闭博物馆、研究所和图书馆？”
对此，人们可以这样回应：让我们换个思路，如果你想补贴所有高雅而有用的事业，那补贴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按你的逻辑，是不是也应该为农业、为工业、为商业、为教育同样拨出王室专款？而且，你怎么就那么确定，补贴就一定有利于艺术的进步？这是一个根本没有答案的问题，而我们也会发现，生意繁荣的剧院恰恰是那些靠自己的努力维持生存的剧院。
最后，如果我们从更深层次进行考虑，就会看到需求和欲望是此消彼长的，在让全国的财富满足这些需求和欲望时，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必然是越高级的欲望，占的比例就越小。
因此政府决不能多管闲事干预这一过程，因为不管现在全国的财富有多少，通过税收来刺激奢侈品产业，都不可能不伤害基础产业。这一系列事件也必然会逆转自然的文明进程。人们也会指出，人为地干扰需求、趣味、劳动和人口之间的相应比例，将把国家置于一种不稳定而危险的境地，使之丧失稳固的基础。
这是反对国家干预某种秩序的人士提出的一些意见。在自然的秩序中，民众相信他们应该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因而可以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行动。老实地说，我也认为选择和刺激应该来自下层而不是上层，来自民众而不是立法者。如果将之颠倒过来，在我看来，就将导致自由和尊严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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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你知道现在人们是怎么只看错误而不公正地责骂经济学家的吗？如果我们反对补贴艺术，人们就会指责我们反对要进行补贴的这一艺术活动本身，于是我们便被看成所有这些艺术活动的敌人，原因仅仅是因为我们想让这些艺术活动成为人们的自愿活动，参加者去寻找恰当的报酬。
以此类推，当我们要求国家不要用税款补贴宗教事务时，我们就被人看成是该下地狱的无神论者；如果我们要求国家不要用税款补贴教育，那么我们就被人看成是憎恨知识启蒙者；如果我们说国家不应该利用税款人为地虚增某块土地或某个工业部门的价值，我们就成为财产权和劳工的敌人；如果我们认为国家不应该补贴艺术家，在某些人眼里，我们就成了觉得艺术无用的未开化野人。
当然，我坚决不赞同上面的这些推测。我们决不会荒唐到想取消宗教、教育、财产权、劳工和艺术的地步，只不过我们认为，我们应当要求国家保障所有这些人的自由发展，但不应当用别人的钱来供养他们；恰恰相反，我们相信，所有这些至关重要的社会活动都应该在自由的气氛中和谐地发展，不管是哪一类活动，都不应该成为麻烦、弊端、暴政和混乱的根源，而这种状况今天恰恰正在发生。
我们的论敌认为，对于一项活动，国家如果既不给予补贴也不加以节制，就等于取缔该活动。
我们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他们所信任的是立法者而不是普通人，而我们信任的则是普通人而不是立法者。
于是，拉马丁先生又开口了：“如果按这项原则来办，我们恐怕就不得不取消能够给这个国家带来财富和荣誉的公共博览会。”
对拉马丁先生的指责，我的回答是：按照你的观点，不予以补贴就是取缔，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你是从下面的前提出发的：除非依靠国家，否则，任何东西都不能存在，据此你得出结论——如果不用税款来支撑，任何事情都办不成。
但是我会就你举的例证再举一个恰恰相反的例子，我要告诉你，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最壮观的博览会，就是现在伦敦正在筹备的博览会。这个博览会是建立在最自由、也最普遍的概念基础上的，我想把“人道主义”这个词用在这里也并不算夸张，而这样一个盛大的博览会，政府一点都没有插手，也没有一点税款补贴。
回头再来看看高雅艺术吧。我想重申一遍，人们可以提出很充分的理由来赞成或反对补贴制度。而为了与本文的写作目的保持一致，我就不再赘述这些理由，或者在两种立场中间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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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拉马丁先生提出的一个论据，我却不能假装没有看到、坐视不理，因为他的论证刚好就在我的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内。
他说：“剧院的经济问题可以用一个词来总结，那就是就业。这种职业的性质我就不用多说了，它跟别的任何行业一样，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也是很有潜力、很有效用的。你们都知道，剧院的工资支撑着至少8000名各式各样的人的生活——美工、砖瓦匠、装潢、服装道具、建筑师等等，他们都是活生生的生命，他们产业的总产值占我们的首都总产值的1/4强，他们应该有资格获得你们的同情！”
你们的同情？这句话说得有点隐晦，而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你们的补贴。
拉马丁先生还不止说了这些呢：“巴黎的戏剧同时也为外省各部门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消费品，富人的奢侈是整个共和国靠复杂的剧院经济为生的20万各行各业工人的面包之所在，这些工人都是通过这些高雅的活动获得报酬。也就是说，这些高雅的活动一方面使得法国的形象光辉灿烂，另一方面又使得工人得以维持自己的生计，并给他们的家人和孩子提供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你们拨付的这6万法郎，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太精彩了！太精彩了！热烈地鼓掌。）
而从我的角度看，我不得不说：糟透了！糟透了！当然，我的这一说法仅仅是针对拉马丁先生的经济观点。
没错，我们现在讨论的这6万法郎至少有一部分会到达剧院员工的手中，但可以肯定的是，也有不少会在半路上就被人截留。
仔细研究一下我们甚至可能会发现，这笔补贴的大部分都落入了不相干的人手中。如果最后竟然还能有一些碎渣留给员工们，那他们就实在太有福气了！
不过现在我倒愿意假设，全部的补贴都能送到美工、装潢、服装道具、发型师等人士的手中。这些是看得见的。 然而，这些补贴款是从哪儿来的？
这又是硬币的另一面了，考察这一面跟考察它的正面一样重要。说明白点，这6万法郎是从哪儿蹦出来的？假如某次议会投票没有抢先一步让这笔钱从市政厅跑到塞纳河左岸，那么这笔钱会流向什么地方？这则是看不见的。
没有人会说，议会的投票活动能让这笔钱从投票箱中自己孵出来；也没有人敢说这笔钱是对国民财富的一个净增加；更没有人敢说，如果没有这奇迹般的投票，这6万法郎就仍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恐怕我们必须得承认，议会投票时的多数派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决定从某个地方拿出这笔钱，然后把它发到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笔钱只有从一个地方先转移出来才能被接着送到其他的地方去。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纳税人一旦交出了一个法郎后，就跟这一法郎彻底说再见了；事情很明白，他被剥夺了那一个法郎所能带来的享受，而本来准备满足他这一个法郎的享受的工人，不管他是谁，当然也就得不到这一个法郎的收入了。
因此，我们千万不要抱有那种天真幼稚的幻想，以为5月16日的投票真的凭空增加了国民财富和大把的就业机会。它只不过是重新分配了财富，重新分配了工资，如此而已。
也许有人会说，政府所补贴的那种事务或者那种行业，是一种更需资金、更道德或者更合理的东西或职业？对这样的看法我无法评论。
我要说的是：你凭白拿走纳税人的6万法郎，提高了歌唱家、发型师、装潢工和服装师的收入，那么，庄稼汉、挖渠工、木匠和铁匠的收入就相应地减少了相同数量。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前一个阶层就比别的阶层更高贵、更重要，甚至连拉马丁先生也并没有这样说。用他自己的话说，跟其他行业相比，剧院的工作是一样地有效率，一样地有价值，而不是更多。这样一来这种说法就值得怀疑了，因为剧院行业没有比别的行业更有效率的最好的证据就是它竟然呼吁别的行业抽出资金来补贴它！
不过，对不同职业内在价值和优点的这种比较，并不是本文的写作目的所在。
我在这里竭力要证明的只是，拉马丁先生及那些为他的说法鼓过掌的大人们，如果已经看到了那些向演员们提供必需品的商人们所获得的收益，那么，他们也应该看到另一面——那些供应纳税人必需品的人们所蒙受的收入上的损失。
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怪不了被人讥笑为把某种重新分配错当成了某种净收益。如果他们的理论讲究逻辑性，那么，他们就应该要求对所有行当给予补贴；因为在1个法郎或6万法郎身上都很灵验的东西，放在10亿法郎的项目上，也不应该失灵吧。
先生们，在涉及税款的问题，我们可以用某些论据来证明它是有用的，但千万不要使用下面这种拙劣的说法：“公共支出能使劳动阶级维持生存。”
这种说法的错误之处在于它掩盖了一个我们必须彻底了解的事实：即公共支出无非是私人投资的替代品而已，这种做法或许会很有力地支持一位工人替代另一位工人，但却不会让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的总体收人增加哪怕一丁点。
所以我们已经得出结论了：你们的看法很时髦，但十分荒唐无稽，因为你们的推理过程是不正确的。
第五章 公共工程的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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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家确信在某个行业中创办一个大型企业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后，他们就会动用一大笔资金创办一家这样的企业，当然这笔资金也是从民众那儿征收上来的。这不是天底下最平常的事儿吗？
不过，当我听到有人竟然用“除此之外，创办这种企业还是为工人创造就业机会的一个好办法”这样的谬论来解释这件事时，不得不说，我立刻就火冒三丈。
国家的所有公共工程确实可以制造就业机会，比如开通一条公路，建造一座宫殿，修整一条街道，挖掘一条运河……这是可以看得见的。但我们不容易看见的是，这种做法同时也剥夺了另一些工人的就业机会。
下面我们会来解释一下。
假定政府正在某地修筑一条长途公路，每一天从早到晚都有一千名工人在辛勤劳作，他们将通过劳动挣得自己的那份工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假设政府没有修筑这条道路的计划，假如议会没有投票为这条路的建设拨出预算资金，那么这些勤劳的工人就无法得到这份工作，也拿不到这笔工资——这点也是确定无疑的。
但上面所说的一切却只是事物的一面：让我们再全面地考虑一下，在整个过程中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事情被我们忽略了？
当教育家迪潘先生庄严地宣布“议会正式决定……”时，筑路所需的那几百万法郎难道真的像免费的月光一样，轻而易举地就洒落进富尔德先生和比诺先生的保险箱中？在筹集这笔钱的过程中，国家除了大方地做出预算外，难道不需要组织人征集这笔资金？难道不需要先派各个层级的税务官到全国去征税？纳税人难道不需要打开钱包做出贡献？
因此，我们必须要从两个方面辩证地来看待这一问题。一方面要明白，国家要用议会拨付的几百万法郎做一项大工程，同时也不能忽视纳税人本来可以用这几百万法郎干一些别的事情——当然现在他们什么也做不成了，因为这些钱已经长翅膀飞走了。
说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公共工程其实是一枚有两面不同图案的硬币，一面画的是一位忙碌工作的工人，这幅图案我们是直接就可以看得见的，另一面画的则是一位失业的工人，这幅图案却是无法直观看见的。
请注意，如果有人把我在本书中竭力批判的这种诡辩运用到公共工程中，就更加危险了，因为这种诡辩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在为愚蠢的浪费辩护。
如果是修筑一条必需的铁路或一座桥梁，那么，还可以根据这一事实来论证它所带来的种种好处，比如方便出行，运输物资等。而如果这些公共工程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用处，那么，那些人会怎么做呢？好吧，你一定猜得到他们会说什么：“我们必须要为工人们创造就业机会呀！”简直胡言乱语！
之所以举这样的例子，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不乏先例。比如从前有人先是下令修建战神广场（the Champ de Mars），但是后来又下令废弃不用。这也是有前例的，据说伟大的拿破仑就曾做过这样的事情，他在下令工人挖开一条渠道后又再次填上时，也自豪地认为自己在干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他也曾满怀自豪和博爱地说过：“看似无意义的事情其实是有意义的，我们所做的是在让财富流入劳动阶级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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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本质上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货币往往会使我们产生一种幻觉。如果要求所有的公民对一项公共工程提供货币资金支持，实际上就是要求他们提供真实的物质上的资助，因为他们每个人所交纳的税款都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得来的。
现在，假如我们把所有公民都召集起来，要求他们为一件利民工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付出劳动，大家都会理解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得到的报酬就是这项工程所能发挥的作用。
但是如果把他们召集起来之后，强迫他们修筑一条根本不会有人要走的道路，或者修建一座根本没有人会去住的房子，而这样做的唯一理由是这项工程可以为他们创造出工作来，那也未免太荒唐了，他们当然有正当的理由予以反对：我们才不要这样的工作，这样还不如自己给自己干呢。
如果要求公民们付出的不是劳动而是货币，事情的性质其实并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如果公民付出劳动，损失要所有的人承担，而如果公民们贡献的是金钱，那些由国家出面雇佣的人就不会损失他们的那一份，而那些已经上交了一笔税款但却没有在这里谋到一份工作的人，却还得再蒙受更多的损失。
《宪法》中有一条是这么写的： “社会要……通过国家、各部委、市政当局所组织实施的雇佣失业者的适当的公共工程，帮助和鼓励劳工的发展。”
作为应付经济大萧条的一种临时性应急措施，代表纳税人进行的这种干预具有良好的效果。这种措施并没有增加就业数量，也没有提高工资总量，只不过是把平时的一部分就业和工资拿出来，在困难时期作为一种慈善事业，对于总体经济来说这实际上是一种损失。
而把这种措施作为一种持久性的、普遍的、系统的经济政策，就完全是只有负面影响的骗人把戏了，这是根本不可能长期实行的；表面上看来，它似乎创造出了一点点就业机会，这是可以看得见的；但它却掩盖了一个悲催的事实：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而被排挤掉了，这是看不见的。
第六章 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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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社会下个定义吧：社会是人们相互提供的所有服务的总和，无论这种服务出自于强制还是自愿。
强制提供的就是公共服务，自愿提供的就是私人服务。
公共服务是由法律所强加或管制的。这种服务相对稳定，一般都不大容易随着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它们具有顽强而超长的生命力，即使已经没有任何实际用处而完全成了公共祸害，却仍然可以大言不惭地自称为公共服务。
私人服务则是自愿的，也即个人承担责任的领域。在交易之后，每个人都付出他所拥有的而买进他所希望得到的。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服务肯定都是真正适用的，这种用处的大小可以用它们的比较价值来准确地衡量。
正是基于以上理由，前者通常都是静止的如死水一潭的，而后者则遵循着进步的法则不断改进。 尽管公共服务部门已经因为过度的扩张导致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并且在社会中造就了一群病态的寄生虫，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很多现代经济思想流派却把这些糟糕的现象归罪于私人服务部门，他们企图转变这些职业所发挥的功能。
这些思想流派在攻击他们所说的中介的时候简直是义愤填膺。他们强烈地要求消灭资本家、银行家、企业家、商人和小店主，指责这些投机分子横插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向两边都榨取钱财，却没有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增加任何价值。
不过，说起来这种中介的职能好像不大容易彻底消灭，于是，改革家们宁愿由国家担负起中介的角色。
这其实是一种诡辩，他们大肆宣扬公众为其获得的服务向中介支付了什么，但却刻意掩盖如果取消中间人他们将向国家支付什么。我们再一次遇到了同样的冲突：我们可以亲眼看到的，与我们只能在头脑中意识到的，也即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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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巴黎人觉得肚子饿了，而能满足饱腹欲望的小麦是在俄罗斯的敖德萨（Odessa），那么，在小麦进到胃里之前，人们的饥饿痛苦是不会消失的。
有三种办法可以摆脱饥饿：
第一，饥饿的人自己跑去寻找小麦，
第二种办法是，他们可以自主地把这事完全托付给专门从事这门生意的人；
第三种办法则是他们甘愿让国家征收一笔税款，然后由政府官员来承担这一工作。
在这三种办法中，哪一种最有优势？ 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个国家中，那些自由、文明、有阅历的人，如果可以自愿选择的话，他们毫不例外地会选择第二种。在我看来，这已经是其占绝对优势的有力证据了。我不相信人类会在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上自己欺骗自己。
不过，我们还是来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吧。 让3600万人全部跑到敖德萨去买回他们必需的小麦，这种方法显然是不可行的。
第一种办法被否定了。这种事情消费者不可能亲力亲为，他们不得不转而求助于中介，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商人。
然而，我们得注意到一点，第一种办法其实应该是最自然的办法。从根本上说，谁觉得肚子饿了，那他自己就有责任去买到可以充饥的小麦。这是一个只关乎他自己生命健康的任务，按理说，这项任务只能由他自己来完成。假如别人——我们先不管他是谁——为他提供了这项服务，替他完成了他自己本该完成的任务，那么，这个人就应该获得补偿。
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其实正是这一点：中介的服务里包含着某种获得补偿的权利。 有些人把中介称为寄生虫。我们姑且按照他们的观点承认中介就是寄生虫，那么，两种寄生虫——商行或公共服务机构，到底哪一个的寄生性少一点？
商行（假定它是有自主权的，否则的话，论证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了）是受它自己充满私欲的动机驱使的。它会研究季节的变化，一日不停地了解农作物的生长环境，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以此预测人们的需求，并对一些导致价格出现变动的情况采取预防措施。它的轮船时刻准备着航行，它在世界各地都有合伙人，它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而正是这些因素，使它能以尽可能低的价格买进，并且能有效地利用经济运转过程中的微小细节，从而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果。
时刻忙碌着满足法国人的日常需求的，不仅仅是法国的商人，还有世界各个地方的商人；如果趋利之心能驱使他们以最低的成本完成他们的任务，那么，他们之间的激烈竞争也同样有助于让消费者从他们已经获得的实惠中分享好处。
一旦小麦运到，商人就希望能在最短时间内将其售出，以降低自己的投资风险，兑现自己的利润。如果情况允许的话，还可以再多跑一趟买卖。商行或者说私人企业总是会在价格的指引下，把商品配送到整个世界范围内，而且他们总是从最紧缺的地方开始，也就是说从人们的需求最急迫、最强烈的地方开始。
因此，我们真的无法想象，还有别的什么组织能够比他们更好地满足饥饿的人的需求？
如此美好的组织，是基于下面的事实存在的：它是有自主权的，也就是说，它的一切行为出于自愿。
是的，消费者必须向商人支付他花在陆上运输、跨洋运输、存储、委托等方面的费用，但是那些消费小麦的人在哪种体系下，又可以不支付将其运送到自己手里的费用呢？当然，除此之外，消费者还必须为商人的服务付费；但是，中介的份额，可以通过他们之间的相互竞争压缩在最低水平；至于公正问题，马赛的商人既然能够为巴黎的工匠服务，那么，为什么巴黎的工匠就不能为马赛的商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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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事情不是交给个体商人来做，将会出现什么局面？
拜托了，且让我看看这样做到底能给公众带来什么样的实惠。零售价格会降低？让我们想象一下，4万个市政当局的代表在某一天——大家需要小麦的那一天——同时涌到敖德萨，你以为这种情况会对价格产生何种影响？
运输费用会降低？运输这些东西所需要的轮船、水手、远洋货轮、仓库会减少吗？或者我们真的不必支付这些运输及其他费用？商人的利润会减少，然而，那些市政代表和政府官员不辞辛劳地跑到敖德萨难道就一无所求吗？他们大老远跑去难道是出于兄弟友爱？他们就不需要生活吗？他们的时间就不值钱吗？你以为这些林林总总的费用加起来不会达到商人准备获得的2%～3%这样的利润率的上千倍？
然后，再想想征收这么多税款来配送这么多食品的难度，想想伴随着这样的活动而来的那些腐败和陋习，想想政府是否能够担负起这么重大的责任。
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合作越来越密切，形式越来越丰富，整个社会在事实上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合作团体，而这种合作给我们生活带来的益处也是非常明显的。
且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有一个人，他一早起来可以穿上一套衣服，在一块圈起来的土地上，施肥、疏浚、耕耘，种上某种牧草，然后在上面养一群羊，再从这些羊身上剪下羊毛。这些羊毛经过纺纱、编织、染色等步骤后，织成布料。布料经过裁剪、缝纫，做成一套套衣服。
我们看到，这一生产过程需要无数他人的介入，需要利用农业、牧业，需要工厂、煤炭、机器、货运等行业的配合。 假如社会的合作不是那么密切，那么，不管是谁，如果要想有一套衣服穿，就都不得不自己独立奋斗，也就是说，要自己来完成上面所说的繁琐的整套操作过程，从最初开始的挥镐翻地一直做到最后的拿针缝衣。
谢天谢地我们有现成的协作关系。这是我们作为人这种高等动物的根本属性。这些繁琐的操作过程已经被分解到无数劳动者名下了。为了实现共同的利益，他们再继续往下细分，直到将协作细分到某一个点。
在这里，只要消费需求增加，每一独立的、专业化的操作过程就可以成为一个新兴行业。整个生产过程被细分之后，每个人都为增加总体社会价值贡献了自己那份力量。如果这还算不上是协作，我倒要请教一下这是什么？
注意，每个劳动者都无法自己制造出他所需要的最细小的原材料，因此，他们必然依赖于他人提供的服务。双方互利互惠，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互相协助；每个群体都跟其他群体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联系在一起，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被看成是中介。
举个例子，假如在整个生产交换过程中，交通运输变得十分重要，所以雇佣某一个人从事此项工作，按重要程度排序，接下来是纺线，再下来是织布，那么，你从哪点得出结论说头一个人比别人更像寄生虫？
是不是没必要存在交通运输了？不是有人在花费时间和精力在做这件事吗？他干吗不把这些时间和精力省下来让别人来干？是他们会干得比他好，还是仅仅由于他们干的是不同的事情？至于他们所得到的报酬——他们在生产交换过程中的应得一份，难道不是都得在一个法则的约束下，限定在协商达成的价格这样范围内？这种合理的劳动分工和这些充分自主的制度安排，难道就不有利于共同利益？
上文中，我所描述的协作难道就不是协作吗？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入或退出，可以在其中选择自己的位置，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做出判断和做交换行为，自己承担由此而引发的一切责任，个体商行的私利之心正是他快速行动的力量源泉，也是他成功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