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视角看待日本史01】日本早期阶级社会概述与佛教的传入及明治维新前的发展
引言——第六天魔王织田信长
尾张的大笨蛋——织田信长。想必在日本强力的文化输出之下，很多对日本影视与acg文化感兴趣的朋友都或多或少听说过这位日本战国时期的名将。或是《信长协奏曲》《信长的野望》又或是《信长的忍者》《愚者信长》 fgo，无数作品把我们带回了那个充满了血与斗争的年代。
当我顺着这些作品想要把信长从日本岛的黄土中翻出来，细细品味时，发现了一个更令我好奇的元素——武僧（文明6里面也出现了）。不错，正是这些佛教门徒组建成的军队，在信长包围网中把织田信长一步步逼入绝境。在日本这片土地上，佛家的僧人竟能够如此正大光明的参加战争，一反我们对于佛门清净的印象。由此，佛教在日本的地位，突然就迷离起来了。
邪马台国与大和国——日本早期阶级社会
在进入佛教的叙述之前，我们需要一些预备的知识，大概了解一下日本在确立封建制度以前的文化与政治。了解了这些内容后，更叫有助于理解佛教是如何给日本社会带来影响的。那就从宇宙大爆炸开始讲起吧，我们一起来看看日本早期社会。
虽说要了解早期社会，但是从智人开始的话未免有些久远，并且本文主要研究的还是佛教的定位。因此，我选择了日本早期社会中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部落联盟性质的地域国家——邪马台国和大和国。
《魏志》记载，2世纪末日本有许多小国分立，邪马台国是统治这些小国的强大国家。当时处于奴隶制的邪马台国与魏国有着密切的文化经济交流。遗憾的是无论是中国的史书还是日本的《日本书记》《古事记》都没有关于邪马台国的详细记载，只能从出土的文物中大致了解邪马台国的大致样貌。
公元三世纪以后，大和国兴起。强大的大和国不断地外兼并扩张，到四世纪前半不仅统一了北九州，而且扩展到了本州的关东地区。统一日本后，大和国开始入侵朝鲜半岛，直到六世纪后期才被赶出朝鲜半岛。不仅如此，大和国还与中国扩大交往，经济与文化大幅地进步。不过，当时的大和国并不是封建国家，而是用氏姓制度统治全国，社会组织和经济生产组织形式是部民制。在这个时期，社会生产队伍中奴隶身份的人只占有一小部分。
有趣的是邪马台国与大和国的日语读音相似，一般我们将邪马台国读作やまたいこく，但其实正确的读音应该是やまと或是やまど。而大和国的发音正好也是やまと，两个兴盛于不同时代的国家到底有何渊源呢，就留以后人探究吧。
《中国佛教史》中对日本早期社会做了一个精准的评价：
日本因为自古受到中国、朝鲜等大陆国家的先进社会制度和生产技术、文化的影响，才形成这样易于向封建制过度的部民制，而没有形成如同欧洲那种发达的奴隶制。
苏我氏与物部氏——尊佛与排佛之争
终于，经历了漫长枯燥的早期社会，我们进入了飞鸟时代。这时，我们的主角佛教登场了。
《日本佛教史纲》中形象的记述了百济王为钦明天皇送来佛像时的场景：
钦明天皇对百济王送来佛像非常高兴,对使者说;“朕过去没有听到过这样微妙的法理，而且朕亦不能独自决定。”于是敕旨遍询群臣。大臣苏我宿祢稻目上奏说:“西蕃诸国已经信奉佛法,本朝怎能不信奉呢?”大连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奏说:“我国已有天地社稷之神,今改拜蕃神,恐怕会招致国神之怒。”于是天皇因苏我宿祢稻目的请求，把佛像等物授给他，让他试行礼拜。稻目大喜，施舍出他在向原的房屋安置佛像。
看到这里，决定日本佛教缘起的两大家族粉末登场。他们分别是苏我氏与物部氏。两大家族，主要是苏我稻目与物部尾舆和他们各自的儿子苏我马子、物部守屋围绕尊佛或是排佛进行一系列激烈的政治斗争。
其表现主要为“庚寅法难”与“乙巳法难”两次排佛以及皇位继承权的斗争：
钦明天皇将百济圣明王使者进献的佛像转赠负责朝廷财政的苏我稻目“试令礼拜”。苏我氏将佛像安奉在小恳田的房舍，此后又在向原建寺。据载，后来国内流行疫病，不少民众死亡。反对奉佛的物部尾舆、中臣镰子便借此向天皇上奏，说因为奉佛才招致国神发怒降此灾害，请求下诏将佛像“投弃”。天皇准奏，于是官府便把寺焚毁，将佛像投到难波( 今大阪)的崛江之中。
此时，佛教传入日本已有三十多年，“庚寅法难”的政府排佛行为并没有根绝佛教在日本社会的传播。
十四年乙巳(585) 苏我马子有病，依占卜者之言，在奏请天皇允准后奉诏祭祀父神”(此指当年其父祭祀的佛)，礼拜弥勒石像，以“乞延寿命”。
不久全国流行疫病，民死者众。于是，大连物部守屋与中臣胜海上奏天皇，说疠疫之灾乃因苏我马子奉佛而起。天皇下诏“ 宜断佛法”。物部守屋与中臣胜海带人到苏我氏建造的佛殿，焚毁佛殿佛像，毁坏佛塔，又将焚烧残余的佛像丢弃到难波的崛江之中。他们还当面呵责苏我马子及其随从者，拘禁并辱打三位比丘尼。
不过瘟疫并不会因为排佛而停止，民众反而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不少人认为这是烧毁佛像的报应。
在钦明天皇死后，敏达天皇即位，直到天皇死去朝代结束，尊佛与排佛一直是两大家族政治斗争的道具。就在这时用明天皇即位，出现了转折点。
穴穗部皇子对用明天皇图谋不轨，物部守屋看准了这一点，想要借此除掉苏我马子。用明天皇仅在位两年就死去，物部守屋想要借游猎为名，拥穴穗部皇子即位。苏我马子得知后，奉皇后的诏书，诛杀穴穗部皇子和物部守屋。
587年7月，苏我马子与群臣商议后，决定消灭物部氏，组成了由诸皇子、诸豪族的联合大军。联合大军进攻在河内国涉川郡的物部守屋的居所，但物部氏是军事氏族，士卒精锐，而且筑有稻城，顽强抵抗，联合大军三次被击退。厩户皇子（圣德太子）削白胶木而雕成了佛教四天王之像，并向四天王像祈祷战胜。苏我马子也许下修建佛塔、弘扬佛法的宏愿。联合大军猛攻物部军，厩户皇子（圣德太子）的舍人迹见赤梼射杀了物部守屋，联合大军获胜。
经此一役，苏我马子在朝廷上再无对手。自此大权独揽，引得崇峻天皇不满。苏我马子得知，天皇想要将他杀死，收回权力时，苏我马子竟派遣刺客暗杀了天皇，拥护推古天皇即位，立厩户皇子（圣德太子）为皇太子、摄政。在辈分上推古天皇既是圣德太子的叔母，又是他的姑母，而苏我马子是他的舅祖父。尔后，苏我马子、圣德太子一起执政，鼓励佛教的发展。
无论是苏我氏消灭物部氏，亦或者刺杀天皇。都是当时日本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表现。如上文所述，在这个部民氏族制度社会里，存在两个主要矛盾：一个是中央朝廷内部掌握军政大权的大氏姓贵族之间矛盾，另一个是皇权衰弱的天皇与掌握实权的大氏姓贵族之间的矛盾。尽管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两种矛盾并未得到完全消失，天皇，皇室与苏我氏及其他大氏姓贵族之间的矛盾依旧存在。不仅上层建筑中存在矛盾，地方豪族与中央朝廷之间的矛盾、贵族与部民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剧。在这种客观形式上，加强中央集权，改革社会体制就迫在眉睫。于是，圣德太子实施新政与以后几位天皇实行“革新”引进中国为代表的先进制度，缓和或消灭社会矛盾，将日本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即封建制度社会。
圣德太子——隋代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
圣德太子还有一个名字叫“丰聪耳”（丰聪耳神子），按照字面解释，是“丰厚而聪慧的耳朵”之意，据此又编造出了他能同时听取十个人的汇报，而不会将内容相互混淆的传说（十倍的垂听）。
圣德太子自幼信奉佛教并接受儒家教育。担任摄政后，首先按战时许愿在难波建造四天王寺。推古天皇二年(594) 春，圣德太子和大臣苏我马子奉诏“兴隆三宝”。圣德太子以高丽(高句丽)僧惠慈为师，让他及后来到日本的高丽( 高句丽)僧惠聪在兴隆佛教中发挥“栋梁”作用。于是，朝廷诸大姓氏贵族竞相为君亲建造佛寺,全国掀起兴佛之风。
圣德太子还派遣遣隋使和留学僧到中国学习佛教以及先进制度的知识。依据《日本书记》记载，小野妹子（男的）以遣隋使的身份于607年与609年两度被派至隋朝。隋朝也派裴世清以专使身份赴日，推古天皇、圣德太子十分重视，特地派人前往迎接，给予十分隆重的接待。
先进的政治制度随着佛教一起从中国传入日本。圣德太子先后制定“冠位十二阶”（十二阶之色彩）、“宪法十七条”（十七条的光芒）加强中央集权，缓解君臣矛盾，将佛教立为国教，实行礼治。
圣德太子将兴隆佛法作为自己实施新政的重要内容，不仅积极接纳和任用外来学问僧担当兴隆佛教的“栋梁”，还兴建佛寺，营造佛像。自此以后，佛教在日本得以顺利传播和发展，并且逐渐融入日本社会，成为日本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神道教——万物皆灵的自然崇拜
作为日本现代的国教——神道教，想不提都难呀。说起神道教，很多人会认为其与我国的道教相似，其实不然。道教是在奴隶制战国时期产生的一种为政治服务的思想，而神道教是日本人万物皆灵的自然崇拜。
而这神道教也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神道教起初是没有正式的名称，随着佛教的传入，为了对抗“佛法”创造出了“神道”。在《日本书记》中的“天皇信佛法，尊神道”中首次出现“神道”这个称呼。
《日本书记》这个日本留传至今最早之正史，也是在公元七世纪左右作成，那是日本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神道教的主体故事就是汇集各种民间传说，整合起来的。并且为了强调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编纂了天皇是神明“大国主”的后代，是现人神。这是日本中央集权的方式之一，也为后来的军国主义皇国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是日本右翼政治的根本起源。
结语
佛教在日本社会由部民氏族制度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时传入日本。极大影响了日本国内政治体系，也影响了日本与周边的中国，高句丽的外交关系。更是侧面催生出了神道教与极具特色的中央集权社会体制，可谓是功绩满满。在日本大化改新之后，佛教又会作为什么样的成分活跃在日本历史中呢，就留以下次叙述吧。
图片来源：全历史
参考文献
《日本佛教史纲》[日]村上专精
《中华佛教史 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卷》杨曾文
《岩波日本史》[日]吉村武彦
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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