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词典】性

性(sex)

性的概念来自生物学，是生物繁衍的基础，由生物因素、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三种因素构成。性的生物因素是人的性行为是性器官及人体其它系统协同活动的有序的生理过程。性的心理因素是人类性活动是个体的动机、态度、情绪、人格及行为的综合体现。性的社会因素指的是：家庭、宗教、人际关系、文化、道德以及法律等都会塑造和调整人类的性活动。

对于文化人类学来说，性的体验表达受到心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伦理、法律、历史、宗教和精神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而且在人类学兴起的时代禁止公开讨论性，直接观察也存在困难，因此人类学家通常对此类问题敬而远之。文化人类学家仅仅对不同社会的性观念和性行为方式进行对比，包括性反应的开始与终结的恰当年龄、吸引异性的方式方法、性活动在人生的重要意义等等，以上这些都是一个文化的模式和规范的体现。人类学家通过考察不同社会在性行为上的多样性，证明人类性行为是后天学习的。同时，以什么标准选择合适的性爱对象，也在文化间有所不同。

早期人类学家试图从性的社会存在这一点切入婚姻制度和亲属关系的研究中。马林诺夫斯基首次将性引入身体人类学，他的著作《两性社会学》（Sex and Repression in Savage Society，1927）和《神圣的性生活：来自土著部落的报告》（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in North western Melanesia，1929）对特罗布里恩岛的居民们的爱情、婚姻和性生活进行描述。玛格丽特·米德对萨摩亚人的青春期进行研究，也对三个原始部落的气质与性生活做出探讨。普里查德在努尔人研究中，发现以谁的名义赠送畜彩礼给母亲，此人便具有父亲的地位，甚至可以让一个女人同一个女人结婚，即便不是授予女人精子的人。他们的研究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于性行为、性习俗的影响，即“性的文化影响模式”。此外，性研究不只有性交行为，还包括性欲的外显，即那些可观察的行为和反应。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人类学的性研究逐渐打破固有限制。随着美国人类学的兴起，有关性、性别、跨性别等话题的研究兴起，旨在纠正人们恐同、恐艾的偏见，此类研究有同性恋的民族志研究、身体现象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和性别身体研究等。随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主义兴起，人类学家也开始同社会学家一起关注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社会建构性，由此发展出来的酷儿理论也对同性恋、跨性别研究产生深远影响。在这一时期有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性趣探秘:人类性的进化》和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Edward O.Wilson）的《社会生物学》，在后者中威尔逊试图把“基因传递”作为“物种的根本生存目标”，以此解释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社会性别问题和性行为模式。对性的研究日趋多元化，还有性脚本（sex script）理论、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性与权力理论、吉登斯的“可塑之性”（plastic sexuality）理论等等。

在中国，人类学的性研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开始。首先是对特殊性爱方式的研究，如摩梭人性生活和“走婚”习俗、纳西族的原始伙婚制、藏族的一妻多夫制等等。第二，对生殖崇拜的研究，即以男女生殖器官为崇拜对象的一种宗教形式，涉及汉族、壮族、满族、藏族、彝族、纳西族、门巴族、珞巴族、羌族、苗族、瑶族、侗族等民族。第三，对月经禁忌问题的研究。月经禁忌来源于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洁净与危险》中描述的一种有意识地回避月经期的女人等,并视为一种“性污染信仰”（有一些禁忌，如不与其性交，不允许其进入森林或是靠近炉火等）的行为。我国也有一些民族，如基诺族、佤族、傣族、傈僳族、纳西族、满族、白族、侗族、苗族等，会将经血视为不洁，认为行经妇女会对周围产生危险的影响，因此对经期妇女的行为加以限制。第四，对卖淫问题的研究。这类研究关注卖淫妇女、少数民族妇女进入色情行业等问题。第五，对性文化实物的研究。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最早对中国古代春宫画进行研究，写出《秘戏图考》等。刘达临收集民间性文化实物资料，进行系统研究，并在上海创立了“中华性文化博物馆”。此外，少数民族的性实物研究也非常丰富，它们被文博工作者收集并在博物馆中展出。

由于受到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中国性人类学发展受限，难突破恩格斯 “两种生产” 论（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的限制。中国的性人类学远不如性社会学等形成一定规模，有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专门的研究队伍，专业的理论著作，尚在发展阶段。一些情况下，人类学家还与社会学家一起研究，因而让人类学研究打上社会学的烙印。不过，中国性人类学研究也在不断推进，研究成果也不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