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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指南³ 巴比伦式的思维模式

2023-01-28 17:23 作者:安提柯导師  | 我要投稿

“巴比伦式思维模式”一词在经济学中被使用,特别是在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它试图确定一种与主流截然不同的经济分析方法。我们首先追溯这个词的用法,然后更详细地讨论它的含义和意义。 但首先,我们需要思考“思维模式”这个术语。它指的是支撑方法论选择和日常生活的知识构建和交流原则:“我们思考,我们生活”(Whitehead 1938, p. 87)。思维模式是“论点(或理论)构建和呈现的方式,我们如何试图让别人相信我们论点的有效性或真理”(Dow 1985,第11页)。从方法论的层面深入到这个层面是很重要的,因为关于不同方法论(如后凯恩斯主义和正统)相对优点的争论可能会因为缺乏对不同思维模式的认识而失败。“巴比伦式的”一词是凯恩斯([1933]1972)在他的艾萨克·牛顿传记中使用的,在那里他挑战了牛顿作为理性主义者的传统理解,(牛顿)是理性时代的先驱。相反,“他是最后的魔术师,最后的巴比伦人和苏美尔人,最后一个伟大的头脑,用同样的眼睛看着可见的和知识世界,就像那些在不到一万年前开始建立我们的知识遗产的人一样”(凯恩斯1972,第364页)。一方面,凯恩斯对比了牛顿将内省应用于他的科学思想史知识以及经验的方式,以便对自然现象做出解释,另一方面,牛顿在事实发生后构建了理性的证明。“巴比伦的”一词随后明显被误用,直到Stohs(1983)在关于凯恩斯关于不确定性的主题的笔记中,作为科学哲学的一种方法引入现代经济学。他认为,凯恩斯关于不确定性的观点可以沿着巴比伦路线进一步发展。他从文萨特(1981)关于一般社会科学的讨论中选取了巴比伦范畴,并将其与笛卡尔/欧几里得式思想并列。根据巴比伦人的方法,“从公理到定理没有单一的逻辑链;但是有几组平行的、相互交织的、相互加强的链条,这样就没有哪个公理是逻辑上基本的”(Stohs 1983, p. 87)。反过来,文萨特从费曼(1965)对他所谓的巴比伦传统的数学表述中发展了这一思想,其中涉及一系列论点的起点,因此物理定律的多重可推导性。费曼将这种方法与欧几里得方法进行了对比,欧几里得方法将所有的论点与一组公理联系在一起,并认为巴比伦方法对物理学更可取:“总是从公理开始的方法在获得定理方面不是很有效”(费曼1965,第47页)。事实上,这一论点的背景是讨论数学对物理学的局限性:“高度精确的数学严谨性对物理学不是很有用”(同上,第56-70页)。继Stohs之后,Dow (1985;1996)探讨了巴比伦思想的性质和含义,以理解主流经济学方法论与其他思想流派方法论的不同基础。后凯恩斯主义是其中一个学派,巴比伦思想成为后凯恩斯主义被认可的方式之一。此外,巴比伦思想与笛卡尔/欧几里得思想的具体说明已用于方法论讨论。这代表了过去10年左右的一系列项目之一,旨在阐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和方法论基础。费曼(1965)将巴比伦数学描述为由一系列推理链组成,不依赖于任何一套公理,而是受手头问题的实用性支配。因此,这是一种认识的现实主义方法。由于没有一组公理是正确的,单一的长链推理只会加剧公理中的任何不足之处。为了构建一系列不相称的局部分析,它被认为比构建一个单一的一般正式系统更可取;如果它们是相称的,就可以正式地结合起来。一个推理链可能关注现实的一个部分,比如某个特定变量是外生的,而这个变量对另一个推理链来说是内生的。例如,一条推理链可能依赖于统计分析,而另一条可能依赖于历史研究。相比之下,欧几里得数学是一个封闭的逻辑系统,建立在一组公理上,使用一种数学方法;它从实际问题中抽象出来,以便在抽象的领域内产生普遍的解决方案。 因此,逻辑系统受内部规则支配,而不是参照现实。这种非现实主义的推理风格也与笛卡尔有关,因此被称为“笛卡尔/欧几里得”。巴比伦思想系统是一种开放的思想系统,而不是笛卡尔/欧几里得思想的封闭系统。在开放系统中,所有相关变量的身份和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未知的,在任何情况下,变量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都可能发生变化。这里有创造力和独立的巴比伦式思维转变的空间,也有稳定性的空间。相比之下,在封闭系统中,所有变量都是预先指定的,并分为内源性或外源性;未知的被认为是随机的。(封闭系统中的模型可以是开放的,也可以是封闭的;正是外生变量的知识使系统关闭。)外部闭包排除了任何外部的随机干扰,而内在闭包排除了系统内变量的任何变化或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了满足闭性的这些条件,笛卡尔/欧几里得式思想具有二元论和原子论的特征。对偶是包罗万象的、相互排斥的范畴,具有典型的封闭系统的固定意义。变量是内生的或外生的;值是确定已知的(或在随机分布中,其时刻是确定已知的),还是根本不知道的;关系要么是因果的,要么是随机的;经济主体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等等。原子论涉及在最小单位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理论体系,这些最小单位彼此独立,也独立于它们作为理性经济人一部分的系统。巴比伦人的思想既不是二元的,也不是原子的。在一个不断演变的环境中,用来解释社会生活的分类并不容易被视为二元的。事实上,在制度、理解和行为发生变化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类别的模糊被视为具有适应性的好处。在一个具有各种不相称的论证链的思想系统中,变量可能对一个链是外生的,但对另一个链是内生的。(经济主体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知识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分析指出了不确定性的程度。 此外,一些论点可能涉及个人,而另一些则涉及群体层面,因为因果力量可能朝任何一个方向起作用。事实上,个体并不被视为独立的,他们的行为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制度和惯例提供了稳定性,使人们能够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作出决定。换句话说,社会结构被理解为有机的。巴比伦思想的概念很好地符合后来在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关的文献中提出的观点。上面所概述的巴比伦式思想的特征,来自于对现实世界本质的一种特殊理解,即它是有机的,也就是说,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因此,巴比伦式思想是现实主义的,而且确实与批判现实主义的经济学方法有很多共同之处(尽管不是其哲学基础)。 虽然Lawson(1994)认为批判现实主义本身并没有为那些采用批判现实主义方法的人提供识别思想流派的基础,但情况不一定如此(见Dow 1999)。巴比伦式的方法提出了以所采用的现实主义本体论形式进行区分的基础,即经济学家是否以巴比伦式的思维方式13从生产或交换、阶级或理性的个人等方面来理解经济过程。巴比伦思想和批判现实主义之间的兼容性是由Arestis等人(1999)提出的,以回应Walters和Young(1997)的批评;另见Dow(1999)。同样,巴比伦思想为多元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它同时证明了方法论多元主义(方法论学家分析一系列方法论)和方法多元主义(经济学家使用一系列方法)。如果现实世界被理解为有机的,不受普遍规律的支配,那么就有了一系列方法的空间。此外,巴比伦人的思想特别支持对不同的推理链使用一系列不同的方法。但是,要运作起来,这两种形式的多元主义都受到开放思想系统被指定的方式的制约。如何理解现实世界将决定方法论的具体选择,进而决定所使用的方法的范围。巴比伦思维模式的最初表达被一些人误解为笛卡尔/欧几里得思想的二元——而不是产生一个统一的方法论,它被视为鼓励折衷主义极端意义上的方法论多样性。笛卡尔/欧几里得思想提供了一个封闭的公理系统,在公理的前提下,可以得出一定的结论。当巴比伦思想被理解为一个没有公理、方法不相称、结论不确定的开放系统时,它被认为意味着缺乏方法论原则——一种“任何事情都可以”的方法。它与纯粹的多元化有关,即一系列没有评估标准的方法。但这是一种二元的解释。通过避免二元论,巴比伦思想不会被迫进入“任何事情”的方法。相反,需要一些标准来选择用于分析的主题内容的部分,进行推理的链,以及用于进行分析的方法。这一主题被认为过于复杂,任何一个分析系统都无法完全捕捉到。因此,在巴比伦的方法中,有一系列的方法论选择是可能的。由于后凯恩斯主义者有一个独特的本体论,因此有一个独特的方法论,这与其他思想流派的方法论不同,这些学派也采用了开放系统的思维模式。其推论是,虽然后凯恩斯主义者可以(也确实)为自己的方法论和理论辩护,但他们认识到,拥有不同本体论的其他人将选择不同的方法论和理论。当思想在后凯恩斯主义中发展时,也有证据表明,后凯恩斯主义的工程跨越了其他思想流派的界限,这一一个开放的思想系统促进了创造性的综合发展。 参见:Critical Realism; Econometrics; Non-ergodicity; Uncertainty 参考书目:Arestis, P., S.P. Dunn and M. Sawyer (1999),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its critics’,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21 (4), 527–49. Dow, S.C. (1985), Macroeconomic Thought: 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Oxford: Blackwell. Reprinted in a revised and extended version as The Methodology of Macroeconomic Thought, Cheltenham, UK and Brookfield, VT, USA: Elgar, 1996. Dow, S.C. (1999), ‘Post Keynesianism and critical realism: what is the connection?’,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22 (1), 15–33. Feynman, R.P. (1965), The Character of Physical Law,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age references are to the Penguin edition, 1992. Keynes, J.M. (1933), ‘Newton the man’, in Keynes, Essays in Biography, reprinted in Keynes,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 X, London: Macmillan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1972, pp. 363–74. Lawson, T. (1994), ‘The nature of Post Keynesianism and its links to other traditions: a realist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16 (4), 5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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