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翻｜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指南¹ 主体（agent）
主体（agent）是选择和决策的来源。能动性涉及使人能够做出选择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来源、性质以及增强或限制这种能力的因素是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从后凯恩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众所周知，后凯恩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采用了非遍历假设，即概率分布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不稳定的。因此，未来是未知的，也是不可知的。因此，后凯恩斯主义的代理概念必须与非遍历性假设相一致。说“后凯恩斯主义的主体概念”可能太慷慨了，因为这是一个仍在发展中的工作领域。 事实上，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主张，即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完全缺乏与主体概念相关的重要方面(霍奇森2001年，第22页)。尽管如此，仔细阅读这一领域的工作清楚地揭示了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无疑将是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发展的任何后凯恩斯主义主体性概念的核心。既然主体要做出选择，那么它们必须具备一种能力，使它们能够完成这一选择。做出选择不仅仅是一个随机或反复无常的行为。做出选择就是基于理由和信念而进行有意识的行为。因此，行为人必须能够拥有理性和信念。此外，有意识地行动意味着一个人试图带来某种结果。试图产生某种结果，就是试图构造行动者所生活的世界。要做到这一点，主体需要有能力将世界概念化，既可以是现实世界，也可以是主体希望世界成为的样子。因此，能动者必须有能力形成一个关于世界的概念，以及一个关于美好生活需要什么的概念。拥有这些禀赋的主体就能够做出选择。“做出选择”意味着什么?虽然这不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但其基本思想是，在给定的情况下，智能体可以选择与实际采取的不同的行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主体会做出不受约束的选择。后凯恩斯主义能动概念的一个关键特征是，能动者在社会结构的背景下做出选择，这里的社会结构指的是规则、关系和制度。社会结构概念的引入立即提出了一个问题:主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问题有两种传统的答案。 第一种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立场，主张结构完全是个人行为的结果。因此，结构是由个人决定的。第二种，由于方法论上的集体主义(或整体主义)，假定个人及其行为完全由社会结构决定。后凯恩斯主义机构概念的一个特点是拒绝这两种观点。在后凯恩斯主义者看来，个体主体出生在一个社会结构中，这个社会结构深刻地影响，甚至部分地构成了主体的本质。然而，同样真实的是，主体的行为有助于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和改造。因此，主体和结构是相互依赖的，但不是相互简化的。主体和结构彼此不可简化的事实意味着，每一方所拥有的力量和能力并非完全来自于另一方。因此，行为人在社会结构的背景下做出选择。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个体主体，这一事实意味着社会结构不仅仅局限于个体的选择 . 相反，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主体的角色。在深层层面上，行动者是由他或她所持有和改造的世界的意义构成的。对于后凯恩斯主义者来说，意义不是关于世界的客观事实。更确切地说，意义是在社会结构内的社会互动中创造和转变的结果。不同的社会结构使不同类型的社会互动产生不同的意义和对世界的理解，从而导致不同的个体。同样，不同的个体对世界有不同的理解，也会导致社会结构的不同转变。于是，主体和结构就参与了一个相互复制和转化的动态过程。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经常听到的后凯恩斯主义表达的背景，“制度和历史(时间)很重要”。此外，行为人的行为会带来社会结构的转变，也为非遍历性的存在提供了解释。一旦我们能够看到，未来将由人们在他们自由创造的意义的基础上创造，尽管是在社会结构的背景下。主体与结构之间动态互动的观点有助于阐释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虽然世界不是遍历的，但它往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当稳定。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者通过传统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一点。在解释企业家如何在一个未来无法预知的世界中做出投资决策时，凯恩斯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代理人倾向于遵循一种惯例，即他们将事物的现状预测到未来，除非有特定的理由相信可能发生变化。对凯恩斯来说，惯例本质上是一种共同的行为规则，使个人能够在行动的未来结果不可知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从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来看，惯例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是行动者用来给他们所生活的世界赋予连贯意义的要素之一。因此，惯例实际上有助于创造世界，从而创造未来。此外，传统是在社会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凯恩斯关于如何形成对未来的期望的意思:“我们努力依靠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判断，他们可能更有消息”(凯恩斯1983，第114页)。个人和社会结构部分地相互构成，而不能相互简化，这是一回事。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完全是另一回事。很明显，我们希望避免将个人完全简化为社会结构，反之亦然。把个人与社会结构混为一谈，就是要消除自由选择的可能性。把社会结构简化为个人，就是否认物理、化学和生物力量的独立存在。这两种立场都不行。然而，如果说个人和社会结构只是部分地相互构成，这意味着两者都拥有一些相互独立的能力。如果有的话，如何解释这些独立的能力?在文献中可以找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 第一种观点被称为笛卡尔二元论。根据这一观点，事物的本质中既存在着物质的原因，也存在着有意的原因。物质原因涉及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故意原因是人能动的基础。建立在理性之上的故意原因的存在，使自由选择成为可能。故意原因（Intentional）本身是一个基本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关于故意原因的原因，我们可以说得不多了。正如这一立场的批评者所说，有意的原因是一种无因的原因。这个立场有很多困境。在哲学层面上，还没有普遍接受的论点来解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原因是如何相互作用和相互协调的。也许更重要的是，至少从后凯恩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笛卡尔的观点与个人和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构成的观点是不一致的。根据笛卡尔的立场，唯物主义的原因和故意的原因是独立的，基本的范畴，不属于任何其他因素的存在。在这种观点下，个人选择可能会受到解释社会主体结构存在的唯物主义因素的约束，但个人和他们所做的选择并不是(甚至部分地)由社会结构构成的。这种世界观更接近于新古典主义的概念，而不是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概念。最后，无原因原因的观点打击了这一立场的批评者，因为这种观点从一开始就排除了进一步调查的任何可能性，因此是不科学的。文献中发现的第二种立场较新，我们将其称为“演化的立场”(Bunge 1980)。根据这种观点，唯物主义的原因和故意的原因并不是相互独立的。相反，有意因是物质世界的“涌现”属性。这里的观点是，人类有意识选择的能力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唯物主义(物理、化学和生物)力量的发展而进化的。“emergent”这个词有以下几种特殊的用法。虽然人类的意图是从唯物主义的力量演变而来的，但它仍然拥有其自身不可简化的特性。换句话说，虽然意向性是从唯物主义力量演变而来的，但它不能仅仅从这些力量的角度来解释。虽然进化论立场避免了笛卡尔方法中固有的严格二元论，但它也有许多困难。例如，对于意图实际上是如何从唯物主义力量演变而来的，目前还没有一个充分的解释。从社会科学家的角度来看，更有问题的是“涌现”一词的确切含义。这里出现了几个问题。首先，从唯物主义力量的角度来看，意图只能部分解释，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否意味着意图的某些方面无法用其他任何东西来解释?如果是这样，这难道不会引起与笛卡尔方法相同类型的反对吗?另一方面，如果意图可以完全用唯物主义的力量来解释，那么就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是否真的存在自由选择这种东西。虽然演化论阵营的著作显然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但也有这样一种情况，即通常给人的印象是，根据其他原因对意图的完整解释是这些作者真正寻求的。如何在保持自由选择可能性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目前尚不清楚。例如，霍奇森（Hodgson）在批评无原因原因的观点时写道:我还指出，混沌理论表明，即使世界是决定论的，它也可能表现为完全自发和自由的。经过最近的反思，我现在认为，承认一个没有原因的原因的可能性不仅是不必要的，因为我在《经济学与演化》一书中给出了理由，而且因为这里给出的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 涌现（emergence）的概念使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兼容性成为可能，但这并不支持无原因原因的概念。(霍奇森2001，第39页)代理虽然霍奇森在这里声称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是兼容的，但许多人担心，这种说法的真正含义在于与混沌理论的类比。也就是说，真正相容的是自由选择和决定论的表象，而不是自由选择和决定论的事实。 同见：Babylonian Mode of Thought; Critical Realism; Expectations; Institutionalism; Nonergodicity; Time in Economic Theory; Uncertainty 参考书目：Bunge, Mario A. (1980), The Mind–Body Problem: A Psychobiological Approach, Oxford: Pergamon. Hodgson, Geoffrey M. (2001), ‘Structures and institutions: reflections on institutionalism, structuration theory and critical realism’ (mimeo). Keynes, John Maynard (1983),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ume XIV: The General Theory and After,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Lawson, Tony (1997), Economics and Real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McKenna, Edward J. and Diane C. Zannoni (1997–98),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individualism’,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20 (2), 235–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