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作者：直江信纲| 专栏编辑：爱撒娇的拓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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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现这么一件有意思的事——新版《万历十五年》将海瑞“买了两斤猪肉”改成了“买了两斤肉”。据出版方编辑解释，理由有二。其一，海瑞的祖先可能是禁食猪肉的宗教信徒；其二，原文没有提到买的是什么肉，所以未必是猪肉。此事引起了轩然大波。

要评价这个问题，我们得分析一下，这里面究竟有几个问题。

1.海瑞的祖先究竟是什么族？海瑞有没有可能因此不吃猪肉？

2.在明代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里，是猪肉更普遍还是羊肉更普遍？（私宰牛肉犯法，所以牛肉暂且不论）

3.编辑在《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先生已经去世的情况下，应不应该修改原文的这段描述？

一般持海瑞是回族说的，证据主要在于海氏迁琼始祖名叫海答儿（这是个标准的回族名字了，具体内容略去）。海氏在1534年曾经重修家谱，把自己的家传从海答儿改成南宋指挥海琼。此前，家谱的说法是海氏从番禺迁去，“少失怙恃（父母），失记先祖姓名”。

那么海氏为什么就把自己的祖先名字搞丢了，后来才寻访到。这个“海琼”到底是不是海答儿真正的祖先，抑或是为了掩饰其祖先为回族而有意曲笔，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使退一步说，海瑞是回族后裔，那么也已经按照汉族的习惯开始了生活，与汉族通婚就是很好的例子（其母亲和妻妾均是当地汉人）。所以，不能用海瑞的民族作为改掉“猪”字的借口。明史专家蒋星煜先生在1982年寻访海南的海氏后代，“海瑞老家人......的后裔，也并非回族。”“下田村（海瑞故里）从来没有过回族居民。”

题外话，有人说海瑞的墓朝西，这是他作为回族心向麦加的体现云云。其实海瑞墓地向西是为了“背山面水”，而且回族举族葬于同一墓地，海瑞的墓地则离他的父、祖很远，这种说法不足为凭。

在中国历史上，有所谓“太牢”的说法，指猪、牛、羊。其中牛随着牛耕的发展变成了“保护动物”，所以和猪肉PK的只剩下“陆产之最”（《洛阳伽蓝记》）的羊肉了。不过和我们想象可能有点偏差的是，猪肉和羊肉的千年之战，可不是猪肉一路碾压的。

《宋史》里有这么个段子，宋仁宗“宫中夜饥，思膳烧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贼物命，以备不时之须。”为啥他半夜想吃的是烧羊肉而不是别的啥肉呢？《清波杂志》卷一“祖宗家法”条记载，“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想吃山中走兽云中燕，对不起，没有。太祖可能是担心后来皇帝贪口腹而劳民伤财，所以干脆立下规矩，只用羊肉。宋朝宫廷每年吃羊43万斤，吃猪肉4000余斤，可见家法之严。（所谓御厨，不是皇帝一个人吃的，宫里这些张嘴都得应付）

至于苏轼被贬黄州（一说出知杭州）开发的东坡肉，恰恰是猪肉作为“非主流”的表现。所谓“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者也。

到了马背上打天下的元代，虽然说忽必烈发明涮羊肉的故事真实性存在疑问，但是他们对羊肉的喜爱是毫无疑问的。元人忽思慧的《饮膳正要》中，记载菜肴94种，其中羊为主要材料的超过70种，除了蒙古特色的筐蒸、火烤，还有带花羊头这种听起来就很亲切的菜式。顺便说一句，元代的茄盒，里面填的是羊肉馅。

到了明代，虽然说有正德“禁猪令”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事，但是猪肉和羊肉的并驾齐驱，恰恰就是在明代。

明代宫廷每年吃羊10750只，猪18900头，数字上猪已经超过了羊。特有意思的是，万历皇帝朱翊钧本人可能是又一位猪肉的忠实支持者，在《宝日堂杂钞》中记载的万历每月御膳消耗里面，有“猪肉一百廿六斤，驴肉十斤，鹅五只，鸡三十三只，鹌鹑六十个，鸽子十个，薰肉五斤，鸡子五十五个”，完全没有羊肉的影子。而李太后（野史里头“黑心宰相卧龙床”那位）的御膳菜单，则是“猪肉一百二斤八两，羊肉、羊肚、肝等共折猪肉四十九斤，鹅十二只，鸡十六只，鹌鹑二十个，鸽子十个，驴肉十斤，薰肉五斤，猪肚四个”。羊肉也很明显地占了下风。

明末的《酌中志》里，记载宫廷时鲜，有“烧鹅、烧鸡、烧鸭、烧猪肉，冷片羊尾、爆炒羊肚、猪灌肠、大小套肠、带油腰子、羊双肠、猪膂肉”，猪肉与羊肉可谓交相辉映。

顺便说一句，万历那一桌子菜，一天的开支是十六两，李太后那桌更讲究点，二十六两。什么“日费三千金”的文人笔记，这么一看和“东宫娘娘烙大饼”也差不多。

至于价格，《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中曾经列举过几处嘉靖、万历年间的物价。猪肉有3条，单价分别是12、14、15文；牛肉有两条，9文、14文；还有一条说“牛羊肉”每斤10文。由此观之，三种肉的价格上大抵相似。

结论

在明代如果吃肉，不论是从流行程度还是从价格上看，猪肉和羊肉都有可能。所以海瑞买的那二斤肉，还真不一定是猪肉。虽然今天，猪肉对牛羊肉有着压倒性的优势，但是我们不能就这么轻率地以今拟古。

那么问题来了，就算海瑞买的不一定是啥肉，编辑就有权利把“猪肉”改成“肉”么？我认为是没有的。黄仁宇先生已经在2000年作古（R.I.P.），在他去世之后，对书稿的审订则应当以保存作品原貌为主。这不光能够让人更好地窥见作品的全貌，更是对于作者和作品的一种尊重。正如1989年苏联出版社再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此书在之前曾经被删削过很多次）的时候，编辑所说的那样，“在作者去世后，任何对作品的修改都不应该被认为是合理的”。（大意如此，手头没书）对于这种错误，完全可以通过脚注或者编辑按语的形式解决，没有必要代作者立言。至于被批评了之后还替自己强辩，那就更有失学术的态度了。

不过，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民族、宗教矛盾的级别，大可不必。若是用这个理由指责《全宋文》的编辑径直删掉郑思肖文集中“彼俗不食猪，俗传为回回之先所自出也”一句，我觉得倒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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