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志人物的比较研究

 新志人物的比较研究*

王照伦

    新编地方志的人物传，在志书编纂中是公认的热点和难点之一，同时也是最敏感的内容之一。对立传人物进行客观、全面、具体的记述，必须要搞清文学人物、新闻人物、史书人物、旧志人物和新志人物的异同。我认为，新志人物与文学人物比较有其客观性，与新闻人物比较其特点是全面性，与史书人物比较又有其记述性，与旧志人物比较还有其时代性。

    一、客观性

    社会各界人士看到的有关人物的文字材料，大部分来自文学作品。因此，人们很自然地把地方志的人物和文学作品对人物的描写联系起来，甚至拿文学作品对人物的处理标准去衡量志书人物，形成了志书评论的一个误区。

    一般地说，小说中的人物描写，要从人物所处的时代，以及人物的容貌、年龄、身份、职业、服饰、性格、表情、动作（或活动）、语言、心理等方面着手。主要是通过典型环境、典型事件去塑造人物形象，可以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法对人物和事件进行处理，以创造个性鲜明的文学形象。而在志书人物传中，传主的活动（所做的事情）始终要处在中心地位（事件是核心），其他方面的记述，都应为事件的记述服务。要用事实去说话，编者千万不能站出来说东道西，更不能对传主及事件进行任何夸张和渲染。笔者在为山东巨匪刘桂棠立传时，是这样让他登场的：“刘桂棠（1892～1943年），绰号‘刘黑七’，山东省平邑县铜石镇锅泉人。山东巨寇，倾向过抗日，曾投靠民国政府,后当汉奸……”然后，用其先后投靠何应钦、阎锡山、张学良、韩复渠、日本侵略军去反映他反复无常的性格，用他率部血洗南孝义、烧杀红山寨、偷袭县委驻地等事件去体现他心狠手毒、反对共产党、以人民为敌的反动本性。对他在这些事件中的心理活动、表情、对话等均未进行描写，但一个无恶不作的土匪、汉奸形象已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方志人物和影视作品中的人物相比，影视人物的塑造主要依赖于人物的动作及对话，它追求的是视听效果。方志人物传不能追求强烈的感官刺激。影视人物受时间和制作手段的限制，只能摘取传主的几个生活片段去刻画人物，很难对人物进行全景式描写。而志书人物要求对传主进行客观和全面地记述。笔者在完成《左宝贵传》后，拿到志办讨论时，不少同事拿电影《甲午风云》对邓世昌的描写和志稿《左宝贵》比较，说邓世昌和左宝贵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邓于海战中捐躯，左在陆战中殉国。二人都是靠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电影对邓世昌镇压农民起义的事只字未提，而县志对左宝贵在大江南北镇压幅军和捻军起义、在东北镇压伐木工人起义和矿工起义作了全面的记述，有损于爱国将领的形象。殊不知，电影是以中日甲午战争为背景，以甲午海战为中心，反映邓世昌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由于受片名和电影自身的限制，不可能对邓世昌的一生进行全面地描写。而志书则要对历史人物的一生作全面、公正的记述，不记左宝贵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就不能反映出他是怎样从一名普通士兵变成将军的。电影和地方志的体裁和取材不同，不能用同一标准去衡量。鉴于二者都有教育功能，笔者在为左宝贵立传时，对清末这位著名爱国将领的闪光点——平壤之战，作了浓笔重彩的处理，使这位集忠君和爱国于一身的清朝高级将领的个性跃然纸上：当阶级矛盾为主要矛盾时，他站在专制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毫不留情地镇压人民起义，可以说，左宝贵帽子上到红顶子，就是用起义人民的鲜血染红的；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他又以民族存亡为己任，义无返顾地走向驱逐外侮的战场，直至壮烈牺牲。

    传记文学和报告文学对人物可以进行必要的文学处理，也可以有大段的背景、心理活动、对话描写，作者还可以对传主和事件评头论足。而志书人物传不能有太多的背景、对话和心理描写，更不能对人物和事件进行任何评论。对传主进行实事求是的记述，是新志对编者的基本要求。可见，新编地方志的人物传，其根本属性是客观性，离开了这一点，新志所记述的人物就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也就不成其为新编地方志的人物传，而变成另外一种体裁的人物描写了。

    二、全面性

    新志人物和新闻人物相比，其显著特点就是全面性。对传主一生的是非功过进行全面的记述，是新编地方志人物传的起码要求。

    这里所说的新闻人物专指新闻报道、消息、通讯中的人物。新闻人物和方志人物都要求真实和用事实说话，前者更强调时效性和轰动效应，后者则追求稳定性，要求所写人物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二者都面临着真实与保密的问题。方志人物和新闻对人物的介绍，有时会涉及到保密问题。编者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应找到合适的方式、恰当的语言去反映史实。要避免无中生有、歪曲真相、虚张声势、转移视线、故弄玄虚的现象发生，以保证方志对人物记述的可靠性和全面性。

    新闻人物为了宣传的需要往往只说其某一侧面。目前我们经常看到报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贪污受贿行为暴光，为了宣传这类问题的危害性，往往只对其犯罪情况进行介绍，对于他做的大量有益社会的工作不说或一带而过。再如报刊介绍先进人物，大都只讲其成绩，对其缺点一般不谈或轻描淡写地一点即止。新编地方志的人物传，绝对不能效仿上面的做法。在对人物进行全面记述的过程中，反映人物的复杂性、多面性。在记好人物各个侧面的同时，要提高驾驭资料的能力，不能平均用力，在材料的取舍上要掌握好分寸。对人物的褒贬应以不损害传主的本来面目为限，使读者对传主的成长过程和生活道路有一个清晰地了解，通过分析思考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记述性

    志书人物和史书人物相同点颇多，往往使很多人忽视二者之间的区别。目前志界不少朋友撰文谈新编地方志人物传的编写问题，把二十五史对人物的处理当作论据使用，忽略了史、志对人物处理的不同。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史书对人物可作一番评论，而志书对人物不能进行评价，不能来一段太史公曰之类的文字。人物的善恶要靠他做的事情去反映，把最能反映传主本质特征的事件记好就行了。至于对立传人物如何去评价，愚以为不是地方志的任务。因此，和史书人物相比，记述性是方志人物的显著特性之一。

    四、时代性

    新编地方志和旧志书人物传的区别在于观点、立传标准和语言不同，从而体现其时代性。志书历来是“官书”，旧志书的编者，必然要站在专制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为专制社会歌功颂德，为专制统治者树碑立传。打开旧志的人物卷，满目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偶尔有个别百姓，也大都是以“匪”“寇”“贼”等面目出现。旧志编者从巩固专制统治的角度出发，极力否定劳动人民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作用。新编地方志的编者则要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为人民立言，让在各个历史时期中为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的社会各界人士流芳百世，体现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同时，通过新方志，使不同时期的历史罪人遗臭万年，成为反面教员。

    旧志人物传使用当时通行的文言文记述入志人物，新志应严格按现行的白话文去记人物，切实避免目前已出版的不少新志书中文白夹杂的现象。

    总之，在方志面向百科，百科进入方志的今天，新编地方志应借鉴其他体裁对人物的处理方式，去提高新志人物传的编写水平。通过新志人物和文学、新闻、史书、旧志人物的比较，找出它自身的特点，把这些特点写透，就可以避免目前新志人物传的简历式、评议式等模式化问题，从而提高可读性，向社会推出面貌全新的人物传记。

* 原载《海南史志》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