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两地书

目录

序言

第一集 北京(1925年3月至7月) 一至三十五

第二集 厦门～广州(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 三十六至一百一十三

第三集 北平～上海(1929年5月至6月) 一百一十四至一百三十五

简介

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集。时间自1925年3月至1929年9月，共135封(鲁迅的68封)，1933年4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全书按年月编排，共分三集。第一集，北京(1925年3月至7月)35封;第二集，厦门一广州(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78封;第三集，北京—上海(1929年5月至6月)22封。鲁迅在序言中说，本书所收虽限两人之间的通信，“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讲的是“学校风潮，本身情况，饭菜好坏，天气阴晴”，“推测天下大事”等，似乎是些“平凡的东西”，但平凡中显示出不平凡，自有“特色”。它使读者看到“工作的相需相助，压迫的共同感受”，从而“增加人们两心共鸣的急速进展”(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

序言

这一本书，是这样地编起来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我得到霁野，静农，丛芜〔2〕三个人署名的信，说漱园〔3〕于八月一日晨五时半，病殁于北平同仁医院了，大家想搜集他的遗文，为他出一本纪念册，问我这里可还藏有他的信札没有。这真使我的心突然紧缩起来。因为，首先，我是希望着他能够全愈的，虽然明知道他大约未必会好；其次，是我虽然明知道他未必会好，却有时竟没有想到，也许将他的来信统统毁掉了，那些伏在枕上，一字字写出来的信。

我的习惯，对于平常的信，是随复随毁的，但其中如果有些议论，有些故事，也往往留起来。直到近三年，我才大烧毁了两次。

五年前，国民党清党的时候，我在广州，常听到因为捕甲，从甲这里看见乙的信，于是捕乙，又从乙家搜得丙的信，于是连丙也捕去了，都不知道下落。古时候有牵牵连连的“瓜蔓抄”〔4〕，我是知道的，但总以为这是古时候的事，直到事实给了我教训，我才分明省悟了做今人也和做古人一样难。然而我还是漫不经心，随随便便。待到一九三○年我签名于自由大同盟〔5〕，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6〕的时候，我在弃家出走之前，忽然心血来潮，将朋友给我的信都毁掉了。这并非为了消灭“谋为不轨”的痕迹，不过以为因通信而累及别人，是很无谓的，况且中国的衙门是谁都知道只要一碰着，就有多么的可怕。后来逃过了这一关，搬了寓，而信札又积起来，我又随随便便了，不料一九三一年一月，柔石〔7〕被捕，在他的衣袋里搜出有我名字的东西来，因此听说就在找我。自然罗，我只得又弃家出走，但这回是心血潮得更加明白，当然先将所有信札完全烧掉了。

因为有过这样的两回事，所以一得到北平的来信，我就担心，怕大约未必有，但还是翻箱倒箧的寻了一通，果然无踪无影。朋友的信一封也没有，我们自己的信倒寻出来了，这也并非对于自己的东西特别看作宝贝，倒是因为那时时间很有限，而自己的信至多也不过蔓在自身上，因此放下了的。此后这些信又在枪炮的交叉火线下〔8〕，躺了二三十天，也一点没有损失。其中虽然有些缺少，但恐怕是自己当时没有留心，早经遗失，并不是由于什么官灾兵燹的。

一个人如果一生没有遇到横祸，大家决不另眼相看，但若坐过牢监，到过战场，则即使他是一个万分平凡的人，人们也总看得特别一点。我们对于这些信，也正是这样。先前是一任他垫在箱子底下的，但现在一想起他曾经几乎要打官司，要遭炮火，就觉得他好像有些特别，有些可爱似的了。夏夜多蚊，不能静静的写字，就们便略照年月，将他编了起来，因地而分为三集，统名之曰《两地书》。

这是说：这一本书，在我们自己，一时是有意思的，但对于别人，却并不如此。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文辞呢，我们都未曾研究过“尺牍精华”或“书信作法”，只是信笔写来，大背文律，活该进“文章病院”〔9〕的居多。所讲的又不外乎学校风潮，本身情况，饭菜好坏，天气阴晴，而最坏的是我们当日居漫天幕中，幽明莫辨，讲自己的事倒没有什么，但一遇到推测天下大事，就不免胡涂得很，所以凡有欢欣鼓舞之词，从现在看起来，大抵成了梦呓了。如果定要恭维这一本书的特色，那么，我想，恐怕是因为他的平凡罢。这样平凡的东西，别人大概是不会有，即有也未必存留的，而我们不然，这就只好谓之也是一种特色。

然而奇怪的是竟又会有一个书店愿意来印这一本书。要印，印去就是，这倒仍然可以随随便便，不过因此也就要和读者相见了，却使我又得加上两点声明在这里，以免误解。其一，是：我现在是左翼作家联盟〔10〕中之一人，看近来书籍的广告，大有凡作家一旦向左，则旧作也即飞升，连他孩子时代的啼哭也合于革命文学之概，不过我们的这书是不然的，其中并无革命气息。其二，常听得有人说，书信是最不掩饰，最显真面的文章，但我也并不，我无论给谁写信，最初，总是敷敷衍衍，口是心非的，即在这一本中，遇有较为紧要的地方，到后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含胡些，因为我们所处，是在“当地长官”，邮局，校长……，都可以随意检查信件的国度里。但自然，明白的话，是也不少的。

还有一点，是信中的人名，我将有几个改掉了，用意有好有坏，并不相同。此无他，或则怕别人见于我们的信里，于他有些不便，或则单为自己，省得又是什么“听候开审”〔11〕之类的麻烦而已。

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诬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间，含沙射影者都逐渐自己没入更黑暗的处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两个不在人间，就是漱园和柔石。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记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鲁迅。

＝＝注释＝＝

〔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四月上海青光书局出版的《两地书》，同年底又经作者收入《南腔北调集》。

〔2〕霁野、静农、丛芜：即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1905—1978）。他们都是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

〔3〕漱园：即韦素园（1902—1932），安徽霍丘人，未名社主要成员，翻译家。曾任《莽原》半月刊编辑。译有果戈理的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北欧诗歌小品集《黄花集》等。

〔4〕“瓜蔓抄”：《明史·景清传》：明代建文帝（朱允炆）的遗臣景清，企图谋刺明成祖（朱棣），事情败露，“成祖怒，磔死，族之。籍其乡，转向攀染，谓之瓜蔓抄。”

〔5〕自由大同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简称，中国共产党支持和领导下的一个革命群众团体，一九三○年二月在上海成立。它的宗旨是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鲁迅是这个团体的发起人之一。

〔6〕通辑“堕落文人鲁迅等”：鲁迅签名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后，一九三○年三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南京政府下达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的密令，鲁迅于三月十九日离寓暂避，至四月十九日回寓。

〔7〕柔石（1902—1931）：原名赵平復，浙江宁海（今并入象山）人，作家。著有中篇小说《二月》，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等。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在上海被捕，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龙华。“有我名字的东西”，指鲁迅与北新书局签订合同的抄件。柔石被捕后，鲁迅于一月二十日携眷避居黄陆路花园庄旅馆，二月二十八日回寓。

〔8〕枪炮的交叉火线下：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发生时，鲁迅的住所在临近战区的北四川路底，受到炮火的威胁。

〔9〕“文章病院”：当时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杂志的一个专栏。它从书刊中选取在语法上有错误或文义上不合逻辑的文章，加以批改。后来编辑成册，以《文章病院》为书名，由开明书店出版。

〔10〕左翼作家联盟：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扬等。一九三○年三月在上海成立，一九三五年底自行解散。

〔11〕“听候开审”：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顾颉刚自杭州发信给即将离广州去上海的鲁迅，说鲁迅在文字上侵犯了他，将到广东“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要鲁迅“暂勿离粤，以俟开审”。参看《三闲集·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

第一集 北京(1925年3月至7月)

◎　一

鲁迅先生：

现在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听讲《小说史略》的，是当你授课时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这时许是按抑不住了罢，所以向先生陈诉：

有人以为学校的校址，能愈隔离城市的尘嚣，政潮的影响，愈是效果佳一些。这是否有一部分的理由呢？记得在中学时代，那时也未尝不发生攻击教员，反对校长的事，然而无论反与正的那一方面，总是偏重在“人”的方面的权衡，从没有遇见过以“利”的方面为取舍。先生，这是受了都市或政潮的影响，还是年龄的增长戕害了他呢？先生，你看看罢。现在北京学界上一有驱逐校长的事，同时反对的，赞成的，立刻就各标旗帜，校长以“留学”，“留堂”——毕业后在本校任职——谋优良位置为钓饵，学生以权利得失为取舍，今日收买一个，明日收买一个……今日被买一个，……明日被买一个……而尤可愤恨的，是这种含有许多毒菌的空气，也弥漫于名为受高等教育之女学界了。〔1〕做女校长的，如果确有干才，有卓见，有成绩，原不妨公开的布告的，然而是“昏夜乞怜”，丑态百出，啧啧在人耳口。但也许这是因为环境的种种关系，支配了她不得不如此罢？而何以校内学生，对于此事亦日见其软化，明明今日好好的出席，提出反对条件的，转眼就掉过头去，噤若寒蝉，或则明示其变态行动？情形是一天天的恶化了，五四以后的青年是很可悲观痛哭的了！在无可救药的赫赫的气焰之下，先生，你自然是只要放下书包，洁身远引，就可以“立地成佛”的。然而，你在仰首吸那醉人的一丝丝的烟叶的时候，可也想到有在虿盆中展转待拔的人们么？他自信是一个刚率的人，他也更相信先生是比他更刚率十二万分的人，因为有这点点小同，他对于先生是尽量地直言的，是希望先生不以时地为限，加以指示教导的。先生，你可允许他么？

苦闷之果是最难尝的，虽然嚼过苦果之后有一点回甘，然而苦的成分太重了，也容易抹煞甘的部分。譬如饮了苦茶——药，再来细细的玩味，虽然有些儿甘香，然而总不能引起人好饮苦茶的兴味。除了病的逼迫，人是绝对不肯无故去寻苦茶喝的。苦闷之不能免掉，或者就如疾病之不能免掉一样，但疾病是不会时时刻刻在身边的——除非毕生抱病。——而苦闷则总比爱人还来得亲密，总是时刻地不招即来，挥之不去。先生，可有甚么法子能在苦药中加点糖分，令人不觉得苦辛的苦辛？而且有了糖分是否即绝对的不苦？先生，你能否不像章锡琛先生在《妇女杂志》〔2〕中答话的那样模胡，而给我一个真切的明白的指引？专此布达，敬候

撰安！

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十一，三，十四年。

他虽则被人视为学生二字上应加一“女”字，但是他之不敢以小姐自居，也如先生之不以老爷自命，因为他实在不配居小姐的身分地位，请先生不要怀疑，一笑。

＝＝注释＝＝

〔1〕这是对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行为的揭露。据该校学生自治会出版的《驱杨运动特刊》记述，杨荫榆除迫害反对她的学生外，又对某些学生进行利诱，如声称“某校欲聘○○教员，同学中有欲担任者，请至校长办公室接洽”；“北京某大学欲聘助教，月薪十五元，倘能继续任职者，每年可加至七百元”等等。

〔2〕章锡琛（1889—1969）：字雪村，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主编，经常在该刊“通讯”栏内，解答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妇女杂志》，月刊，一九一五年一月在上海出版，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停刊。

◎　二

广平兄：

今天收到来信，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姑且写下去看——学风如何，我以为是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倘在山林中，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只要办事人员好。但若政治昏暗，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学生在学校中，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待到出了校门，和社会相接触，仍然要苦痛，仍然要堕落，无非略有迟早之分。所以我的意思，以为倒不如在都市中，要堕落的从速堕落罢，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罢，否则从较为宁静的地方突到闹处，也须意外地吃惊受苦，而其苦痛之总量，与本在都市者略同。

学校的情形，也向来如此，但一二十年前，看去仿佛较好者，乃是因为足够办学资格的人们不很多，因而竞争也不猛烈的缘故。现在可多了，竞争也猛烈了，于是坏脾气也就彻底显出。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况且又有这样的环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

所以，学校之不甚高明，其实由来已久，加以金钱的魔力，本是非常之大，而中国又是向来善于运用金钱诱惑法术的地方，于是自然就成了这现象。听说现在是中学校也有这样的了。间有例外，大约即因年龄太小，还未感到经济困难或化费的必要之故罢。至于传入女校，当是近来的事，大概其起因，当在女性已经自觉到经济独立的必要，而借以获得这独立的方法，则不外两途，一是力争，一是巧取。前一法很费力，于是就堕入后一手段去，就是略一清醒，又复昏睡了。可是这情形不独女界为然，男人也多如此，所不同者巧取之外，还有豪夺而已。

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是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沥诉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1〕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之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我所知道的话就全是这样，我不相信，但自己也并无更好的解释。章锡琛先生的答话是一定要模胡的，听说他自己在书铺子里做伙计，就时常叫苦连天。

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熟睡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毛病，不大好。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这一节只好交白卷了。

以上许多话，仍等于章锡琛，我再说我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以供参考罢——

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2〕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3〕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

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

以上，我自己的办法说完了，就不过如此，而且近于游戏，不像步步走在人生的正轨上（人生或者有正轨罢，但我不知道）。我相信写了出来，未必于你有用，但我也只能写出这些罢了。

鲁迅。三月十一日。

＝＝注释＝＝

〔1〕见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中篇小说《炭画》第六章。

〔2〕墨翟（约前468—前376）：春秋战国时鲁国人，思想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吕氏春秋·慎行论·疑似》曾说他“见歧道而哭之”。

〔3〕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三国魏诗人。《晋书·阮籍传》曾说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

◎　三

鲁迅先生吾师左右：

十三日早晨得到先生的一封信，我不解何以同在京城中，而寄递要至三天之久？但当我拆开信封，看见笺面第一行上，贱名之下竟紧接着一个“兄”字，先生，请原谅我太愚小了，我值得而且敢当为“兄”么？不，不，决无此勇气和斗胆的。先生之意何居？弟子真是无从知道。不曰“同学”，不曰“弟”而曰“兄”，莫非也就是游戏么？

我总不解教育对于人是有多大效果？世界上各处的教育，他的造就人才的目标在那里？讲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的人们，受环境的支配，还弄出甚么甚么化的教育来，但究竟教育是怎么一回事？是否要许多适应环境的人，可不惜贬损个性以迁就这环境，还是不如设法保全每人的个性呢？这都是很值得注意，而为今日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所忽略的。或者目前教育界现象之不堪，即与此点不无关系罢。

尤可痛心的，是因为“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所以许多人们至今还是除了一日日豫备做舞台上的化装以博观众之一捧——也许博不到一捧——外，就什么也不管。怕考试时候得不到好分数，因此对于学问就不忠实了。希望功课可以省点准备，希望题目出得容易，尤其希望从教师方面得到许多暗示，归根结底，就是要文凭好看。要文凭好看，即为了自己的活动……她们在学校里，除了“利害”二字外，其余是痛痒不相关的。其所以出死力以力争的，不是事之“是非”，而是事之“利害”，不是为群，乃是为己的。这也许是我所遇见的她们，一部份的她们罢？并不然。还有的是死捧着线装本子，终日作缮写员，愈读愈是弯腰曲背，老气横秋，而于现在的书报，绝不一顾，她们是并不打算做现社会的一员的。还有一些例外的，是她们太汲汲于想做现社会的主角了。所以奇形怪状，层见迭出，这教人如何忍耐得下去，真无怪先生宁可当“土匪”去了。

那“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沥诉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的故事，许是她所求的是物质上的资助罢，所以牧师就只得这样设法应付，如果所求的是精神方面，那么我想，牧师对于这种问题是素有研究的，必定会给以圆满的答复。先生，我所猜想的许是错的么？贤哲之所谓“将来”，固然无异于牧师所说的“死后”，但“过客”说过：“老丈，你大约是久住在这里的，你可知道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么？”虽然老人告诉他是“坟”，女孩告诉他是“许多野百合，野蔷薇”，两者并不一样，而“过客”到了那里，也许并不见所谓坟和花，所见的倒是另一种事物，——但“过客”也还是不妨一问，而且也似乎值得一问的。〔1〕

醒时要免去若干苦痛，“骄傲”与“玩世不恭”固然是一种方法，但我自小学时候至今，正是无日不被人斥为“骄傲”与“不恭”的，有时也觉悟到这非“处世之道”（而且实也自知没有足以自骄的），然而不能同流合污，总是吃眼前亏。不过子路〔2〕的为人，教他豫备给人斫为肉糜则可，教他去作“壕堑战”是按捺不住的。没有法子，还是站出去，“不大好”有什么法呢，先生。

草草的写了这些，质直未加修饰，又是用钢笔所写，以较先生的清清楚楚，用毛笔写下去的详细恳切的指引，真是不胜其感谢，惭愧了！

敬祝著安。

小学生许广平谨上。三月十五日。

＝＝注释＝＝

〔1〕参看《野草·过客》。

〔2〕子路：仲由（前542—前480），字子路，春秋时鲁国卞（今山东泗水）人，孔丘的学生。曾为卫国大夫孔悝的家臣。据《孔子家语·子贡问》，他被卫国大臣蒯聩的党羽石乞、盂黡砍成肉酱。

◎　四

广平兄：

这回要先讲“兄”字的讲义了。这是我自己制定，沿用下来的例子，就是：旧日或近来所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我都称“兄”；此外如原是前辈，或较为生疏，较需客气的，就称先生，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大人……之类。总之，我这“兄”字的意思，不过比直呼其名略胜一筹，并不如许叔重〔1〕先生所说，真含有“老哥”的意义。但这些理由，只有我自己知道，则你一见而大惊力争，盖无足怪也。然而现已说明，则亦毫不为奇焉矣。

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要彻底地毁坏这种大势的，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工人绥惠略夫》〔2〕里所描写的绥惠略夫就是。这一类人物的运命，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

社会上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在学校里，只有捧线装书和希望得到文凭者，虽然根柢上不离“利害”二字，但是还要算好的。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

“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有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所虑者到了那时，就成了那时的“现在”。然而人们也不必这样悲观，只要“那时的现在”比“现在的现在”好一点，就很好了，这就是进步。

这些空想，也无法证明一定是空想，所以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种慰安，正如信徒的上帝。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

子路先生确是勇士，但他因为闻君子死冠不免”，于是“结缨而死”，〔3〕我总觉得有点迂。掉了一顶帽子，又有何妨呢，却看得这么郑重，实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当了。仲尼先生自己“厄于陈蔡”，却并不饿死，真是滑得可观。〔4〕子路先生倘若不信他的胡说，披头散发的战起来，也许不至于死的罢。但这种散发的战法，也就是属于我所谓“壕堑战”的。

时候不早了，就此结束了。

鲁迅。三月十八日。

＝＝注释＝＝

〔1〕许叔重（约58—约147）：名慎，字叔重，东汉时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文字学家，著有《说文解字》十五卷。“兄”字的解释，见该书卷八：“兄，长也。”

〔2〕《工人绥惠略夫》：中篇小说，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鲁迅于一九二一年译成中文，曾连载于《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七、八、九、十一、十二期，一九二二年五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3〕“结缨而死”：《左传》哀公十五年：卫国蒯聩的党羽“石乞、盂黡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

〔4〕仲尼即孔丘（前551—前479），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南）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他“厄于陈蔡”的事，并见《论语·卫灵公》、《荀子·宥坐》等。又据《墨子·非儒》载：“孔某穷于陈蔡之间，藜羹不糂（糂，以米和羹），十日，子路为享豚，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褫人衣以沽酒，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

◎　五

鲁迅先生吾师左右：

今日接读先生十九日发的那信，关于“兄”字的解释，敬闻命矣。二年受教，确不算“生疏”，师生之间，更无须乎“客气”，而仍取其“略胜一筹”者，岂先生之虚己以待人，抑社会上之一种形式，固尚有存在之价值欤？敬博一笑。但既是先生“自己制定的，沿用下来的例子”，那就不必他人多话的了。现在且说别的罢。

如果现世界的教育“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那么，性非如桮棬〔1〕的我，生来崛强，难与人同的我，待到“将来”走到面前变成“现在”时，在这之间——我便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虽然将来的状态，现在尚不可知，但倘若老是这样“品性难移”，则经验先生告诉我们，事实一定如此的，末了还是离不了愤激和仇视，以至“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所以我绝不怀念过去，也不希望将来，对于现在的处方，就是：有船坐船，有车坐车，有飞机也不妨坐飞机，倘到山东，我也坐坐独轮车，在西湖，则坐坐瓜皮艇。但我绝不希望在乡村中坐电车，也不想在地球上跑到火星里去。简单一句，就是以现在治现在，以现在的我，治我的现在。一步步的现在过去，也一步步的换一个现在的我。但这个“我”里还是含有原先的“我”的成分，有似细胞在人体中之逐渐变换代谢一样。这也许太不打算，过于颓废，染有青年人一般的普通病罢，其实我上面所说“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仍然脱不了“缴白卷”的例子。这有什么法子呢。随它去罢。

现在固然讲不到黄金世界，却也已经有许多人们以为是好世界了。但孙中山〔2〕一死，教育次长立刻下台，〔3〕《民国日报》立刻关门（或者以为与中山之死无关），〔4〕以后的把戏，恐怕正要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呢。姑无论“叛徒”所“叛”的对不对，而这种对待“叛徒”的方法，却实在太不高明，然而大家正深以为这是“好世界”里所应有的事。像这样“黑色的染缸”，如何能容忍得下去，听它点点滴滴的泼出乌黑的漆来。我想，对于这个缸，不如索性拿块大砖头来打破它，或者用铁钉钢片密封起来的好。但是相当的东西，这时还没有豫备好，可奈何！？

虽则先生自己所感觉的是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与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这种精神，学生是应当效法的，此后自当避免些无须必践的荆棘，养精蓄锐，以待及锋而试。

我所看见的子路是勇而无谋，不能待三鼓而进的一方面，假使他生于欧洲，教他在壕堑里等待敌人，他也必定不耐久候，要挺身而出的。关公止是关公，孔明止是孔明，曹操止是曹操，三人个性不同，行径亦异。我同情子路之“率尔而对”〔5〕，而不表赞同于避名求实的伪君子“方……如五六十……以待君子”之冉求，虽则圣门中许之。但子路虽在圣门中，而仍不能改其素性，这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至于他“结缨而死”，自然与“割不正不食”〔6〕一样的“迂”得有趣，但这似乎是另一问题，我们只要明白，当然不会上当的。在信札上得先生的指教，比读书听讲好得多了，可惜我自己太浅薄，不能将许多要说的话充分的吐露出来，贡献于先生之前求教。但我相信倘有请益的时候，先生是一定不吝赐教的，只是在最有用最经济的时间中，夹入我一个小鬼从中捣乱，虽烧符念咒也没有效，先生还是没奈何的破费一点光阴罢。小子惭愧则个。

你的学生许广平上。三月二十日。

＝＝注释＝＝

〔1〕性非如桮棬：语出《孟子·告子》：“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宋代朱熹注：“桮棬，屈木所为，若巵匜之属。”

〔2〕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

〔3〕教育次长：指马叙伦（1884—1970），字夷初，浙江杭县（今余杭）人。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曾代理部务。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段祺瑞任命王九龄为教育总长，引起北京各学校师生的强烈反对。十六日，警察总监朱深率武装护王到任，并要马向各校代表进行解释。马不从，并提出辞职。同年三月二十一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段执政方面指叙伦纵容，因此下令将马免职。”

〔4〕《民国日报》：国民党在北京发行的机关报，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创刊，十七日停刊。孙中山逝世后，该报因转载《上海国民会议策进会宣言》，被北京警察厅查封，并捕去编辑邹明初。

〔5〕“率尔而对”：语见《论语·先进》。

〔6〕“割不正不食”：语见《论语·乡党》。

◎　六

广平兄：

仿佛记得收到来信有好几天了，但因为偶然没有工夫，一直到今天才能写回信。

“一步步的现在过去”，自然可以比较的不为环境所苦，但“现在的我”中，既然“含有原先的我”，而这“我”又有不满于时代环境之心，则苦痛也依然相续。不过能够随遇而安——即有船坐船云云——则比起幻想太多的人们来，可以稍为安稳，能够敷衍下去而已。总之，人若一经走出麻木境界，便即增加苦痛，而且无法可想，所谓“希望将来”，不过是自慰——或者简直是自欺——之法，即所谓“随顺现在”者也一样。必须麻木到不想“将来”也不知“现在”，这才和中国的时代环境相合，但一有知识，就不能再回到这地步去了。也只好如我前信所说，“有不平而不悲观”，也即来信之所谓“养精蓄锐以待及锋而试”罢。

来信所说“时代的落伍者”的定义，是不对的。时代环境全部迁流，并且进步，而个人始终如故，毫无长进，这才谓之“落伍者”。倘若对于时代环境，怀着不满，要它更好，待较好时，又要它更更好，即不当有“落伍者”之称。因为世界上改革者的动机，大抵就是这对于时代环境的不满的缘故。

这回的教育次长的下台，我以为似乎是他自己的失策，否则，不至于此的。至于妨碍《民国日报》，乃是北京官场的老手段，实在可笑。停止一种报章，他们的天下便即太平么？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但正在准备毁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然而既然已有，即可望多起来，一多，可就好玩了——但是这自然还在将来，现在呢，只是准备。

我如果有所知道，当然不至于不说的，但这种满纸是“将来”和“准备”的指教，其实不过是空言，恐怕于“小鬼”也无甚益处。至于时间，那倒不要紧的，因为我即使不写信，也并不做着什么了不得的事。

鲁迅。三月二十三日。

◎　七

鲁迅师：昨二十五日上午接到先生的一封信，下午帮哲教系游艺会一点忙，直到现在才能拿起笔来谈述所想说的一些话。听说昨夕未演《爱情与世仇》〔1〕之前，先生在九点多钟就去了，——想又是被人唆使的罢？先去也好，其实演得确不高明，排演者常不一律出席，有的只练习过一二次，有的或多些，但是批评者对于剧本简直没有豫先的研究——临时也未十分了解——同学们也不见有多大研究，对于剧情，当时的风俗习尚衣饰……等，一概是门外汉。更加演员多从各班邀请充数，共同练习的时间更多牵掣，所以终归失败，实是豫料所及。简单一句，就是一群小孩子在空地上耍耍玩意骗几个钱，——人不多，恐怕这目的也难达。——真是不怕当场出丑，好笑极了。

近来满肚子的不平——多半是因着校事。年假中及以前，我以为对于校长主张去留的人，俱不免各有其复杂的背景，所以我是袖手作壁上观〔2〕的。到开学以后，目睹拥杨的和杨〔3〕的本身的行径，实更不得不教人怒发冲冠，施以总攻击。虽则我一方面也不敢否认反杨的绝对没有色采在内。但是我不妨单独的进行我个人的驱羊运动〔4〕。因此除于前期《妇女周刊》〔5〕上以“持平”之名，投了《北京女界一部分的问题》一文外，后在十五期《现代评论》见有“一个女读者”的一篇《女师大的风潮》〔6〕，她也许是本校的牧羊者，但她既然自说是“局外人”，我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放肆的驳斥她一番〔7〕，用的是“正言”的名字（我向来投稿，恒不喜专用一名，自知文甚卑浅，裁夺之权，一听之编辑者，我绝不以甚么女士……等，妄冀主笔者垂青，所以我的稿子，常常也白费心血，付之虚掷，但是总改不了我不好用一定的署名的毛病）。下笔以后，也自觉此文或不合于“壕堑战”，然勃勃之气，不能自已，拟先呈先生批阅，则恐久稽时日，将成明日黄花〔8〕，因此急急付邮，觉骨鲠略吐，稍为舒快，其实于实际何尝有丝毫裨补。

学生历世不久，但所遇南北人士，亦不乏人，而头脑清晰，明白大势者却少，数人聚尊，非谈衣饰，即论宴会，谈出入剧场。热心做事的人，多半学力太差，而学粹功深的人，就形如槁木，心似死灰，连踢也踢不动，每一问题发生，聚众讨论时，或托故远去，或看人多举手，则亦从而举手，赞成反对，定见毫无也。或功则归诸己，过则诿诸人，真是心死莫大之哀，对于此辈，尚复何望！？学生肄业小学时，适当光复，长兄负笈南京，为鼓吹种族思想最力之人，故对年幼的我辈，也常常演讲大义，甚恨幼小未能尽力国事，失一良机。及略能识字，即沉浸于民党所办之《平民报》〔9〕中，因为渴慕新书，往往与小妹同走十余里至城外购取，以不得为憾。加以先人禀性豪直，故学生亦不免粗犷。又好读飞檐走壁，朱家郭解〔10〕，扶弱锄强等故事，遂更幻想学得剑术，以除尽天下不平事。及洪宪盗国〔11〕，复以为时机不可失，正为国效命之时，乃窃发书于女革命者庄君〔12〕，卒以不密，为家人所阻，蹉跎至今，颓唐已甚矣。近来年齿加长，于社会内幕，亦较有所知，觉同侪大抵相处以虚伪，相接以机械，实不易得可与共事，畅论一切者。吾师来书云“正在准备破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先生，这是真的么？不知他们何人，如何结合，是否就是先生所常说的“做土匪去”呢？我不自量度，才浅力薄，不足与言大事，但愿作一个誓死不二的“马前卒”，小喽罗虽然并无大用，但也不妨令他摇几下旗子，而建设与努力，则是学生所十分仰望于先生的。不知先生能鉴谅他么。承先生每封都给我回信，于“小鬼”实在是好像在盂兰节〔13〕，食饱袋足，得未曾有了。谨谢“循循善诱”。

学生许广平。三月二十六晚。

＝＝注释＝＝

〔1〕《爱情与世仇》：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哲教系在新民剧场演出的剧目。疑为莎氏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另一译名。

〔2〕壁上观：《史记·项羽本纪》：“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后作为坐观双方成败，不助任何一方的意思。

〔3〕杨：指杨荫榆（？—1938），江苏无锡人。曾留学美国，一九二四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她依附北洋军阀，压迫学生，是当时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

〔4〕驱羊运动：指驱逐杨荫榆的学潮。据《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第二次驱杨宣言》（《驱杨运动特刊》）载，一九二四年秋，女师大国文系预科二年级三名学生暑假回家，因江浙军阀混战，交通受阻，未能如期返校，杨荫榆于十一月即勒令她们退学，并辱骂向她交涉的学生自治会代表。学生自治会遂于次年一月十八日召开全校学生紧急会议，议决从当天起不承认杨为校长。学生称这场斗争为“驱羊运动”。

〔5〕《妇女周刊》：《京报》附刊之一，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蔷薇社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日创刊，次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周年纪念特号后停刊，共出五十期。《北京女界一部分的问题》，载该刊第十四期（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九日）。

〔6〕《现代评论》：综合性周刊。胡适、陈源、王世杰、唐有壬等人所办的同人杂志。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移至上海出版，一九二八年底出至第九卷第二○九期停刊。署名为“一个女读者”的《女师大的学潮》，载该刊第一卷第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7〕指《评现代评论（女师大的风潮〉》一文。载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京报副刊》。

〔8〕明日黄花：语出苏轼诗《九日次韵王巩》：“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黄花：菊花。

〔9〕《平民报》：当时在广州出版的报纸。陈树人、邓慕韩、潘达微等人编辑。

〔10〕朱家、郭解：汉代游侠，见《史记·游侠列传》。

〔11〕洪宪盗国：指袁世凯复辟帝制。他在窃居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后，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实行帝制，改元洪宪，同年三月被迫取消。

〔12〕庄君：当指庄汉翘，同盟会会员，当时在广州一带从事革命活动。

〔13〕盂兰节：即盂兰盆节。原为佛教徒在夏历七月十五日追荐祖先的仪式，后来旧俗还在这一天夜里，增加放焰口等法事，即请和尚诵经施食，以飨饿鬼。盂兰盆：梵语音译，意为“解倒悬”。

◎　八

广平兄：

现在才有写回信的工夫，所以我就写回信。

那一回演剧时候，我之所以先去者，实与剧的好坏无关，我在群集里面，是向来坐不久的。那天观众似乎不少，筹款的目的，该可以达到一点了罢。好在中国现在也没有什么批评家，鉴赏家，给看那样的戏剧，已经尽够了。严格的说起来，则那天的看客，什么也不懂而胡闹的很多，都应该用大批的蚊烟，将它们熏出去的。

近来的事件，内容大抵复杂，实不但学校为然。据我看来，女学生还要算好的，大约因为和外面的社会不大接触之故罢，所以还不过谈谈衣饰宴会之类。至于别的地方，怪状更是层出不穷，东南大学事件〔1〕就是其一，倘细细剖析，真要为中国前途万分悲哀。虽至小事，亦复如是，即如《现代评论》上的“一个女读者”的文章，我看那行文造语，总疑心是男人做的，所以你的推想，也许不确。世上的鬼蜮是多极了。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2〕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但说到这类的改革，便是真叫作“无从措手”。不但此也，现在虽只想将“政象”稍稍改善，尚且非常之难。在中国活动的现有两种“主义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们的精神，还是旧货，所以我现在无所属，但希望他们自己觉悟，自动的改良而已。例如世界主义者而同志自己先打架，无政府主义者的报馆而用护兵守门，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土匪也不行，河南的单知道烧抢，东三省的渐趋于保护雅片，总之是抱“发财主义”的居多，梁山泊劫富济贫的事，已成为书本子上的故事了。军队里也不好，排挤之风甚盛，勇敢无私的一定孤立，为敌所乘，同人不救，终至阵亡，而巧滑骑墙，专图地盘者反很得意。我有几个学生在军中，倘不同化，怕终不能占得势力，但若同化，则占得势力又于将来何益。一个就在攻惠州〔3〕，虽闻已胜，而终于没有信来，使我常常苦痛。我又无拳无勇，真没有法，在手头的只有笔墨，能写这封信一类的不得要领的东西而已。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和我并不尽同，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我所谓“正在准备破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的人，不过这么一回事。要成联合战线，还在将来。

希望我做一点什么事的人，也颇有几个了，但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其结果，终于不外乎用空论来发牢骚，印一通书籍杂志。你如果也要发牢骚，请来帮我们，倘曰“马前卒”，则吾岂敢，因为我实无马，坐在人力车上，已经是阔气的时候了。

投稿到报馆里，是碰运气的，一者编辑先生总有些胡涂，二者投稿一多，确也使人头昏眼花。我近来常看稿子，不但没有空闲，而且人也疲乏了，此后想不再给人看，但除了几个熟识的人们。你投稿虽不写什么“女士”，我写信也改称为“兄”，但看那文章，总带些女性。我虽然没有细研究过，但大略看来，似乎“女士”的说话的句子排列法，就与“男士”不同，所以写在纸上，一见可辨。

北京的印刷品现在虽然比先前多，但好的却少。《猛进》〔4〕很勇，而论一时的政象的文字太多。《现代评论》的作者固然多是名人，看去却很显得灰色，《语丝》〔5〕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罢。由此可知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庄子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6〕，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且于自己的前进亦复大有妨碍也。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

鲁迅。三月三十一日。

＝＝注释＝＝

〔1〕东南大学事件：一九二五年一月初，北洋政府教育部将当时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免职，命胡敦复继任，该校即出现拥郭和拥胡两派，三月九日胡到校就职，有学生数十人拥至校长办公室，以墨水瓶掷伤胡头部，胁迫他发表永不就东大校长的书面声明，并自后门将他送出学校，由此酿成风潮。

〔2〕二次革命：指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战争。因对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而言，故称“二次革命”。

〔3〕当时广东军阀陈炯明盘踞惠州和潮、汕一带，与广东革命政府相对抗。一九二五年二月初，广东政府革命军第一次东征，三月中旬击溃陈炯明部主力。这里所说“一个就在攻惠州”，指李秉中，他原为北京大学学生，一九二四年冬入黄埔军校，曾参加攻惠州的战役。

〔4〕《猛进》：政论性周刊，徐炳昶主编，一九二五年三月六日在北京创刊，次年三月十九日出至第五十三期停刊。

〔5〕《语丝》：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十日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它的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

〔6〕“察见渊鱼者不祥”：语见《列子·说符》：“周谚有言，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按《庄子》中未见此语。

◎　九

鲁迅师：

收到一日发的信，直至今天才拿起笔来，写那些久蓄于中所欲说的话。

日来学校演了一幕活剧，引火线是教育部来人，薛先生〔1〕那种傻瓜的幼稚行径。末了他自觉情理上说不通，便反咬一口，想拿几个学生和他一同玉石俱焚，好笑极了！这种卑下的心地，复杂的问题，我们简单的学生心理，如何敌得过他们狐鼠成群，狠毒成性的恶辣手段。两方面的信〔2〕，想先生必已看见，我们学生五人信中的话，的确一点也没有虚伪，不知对方又将如何设法对付。先生，现在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了！老实人是一定吃亏的。临阵退缩，勇者不为，无益牺牲，智者不可，中庸之法，其道为何？先生世故较后生小子为熟悉，其将何以教之？

那回演剧的结果，听说每人只平均分得廿余元，往日本旅行，固然不济，就是作参观南方各处之用，也还是未必够，闹了一通，几乎等于零，真是没有法子。看客的胡闹，殆已是中国剧场里一种积习，尤其是女性出台表演的时候，他们真只为看演剧而来的，实在很少很少。惟其如此，所以“应该用大批的蚊烟，将它们熏出”，然而它们如果真是早早的被人“熏出”，那么，把戏就也演不成了。这就是目前社会上相牵连的怪现状，可叹！

学校的事情愈来愈复杂了。步东大后尘的，恐怕就是女师大。在这种空气里，是要染成肺病的。看不下去的人就出来反抗，反抗就当场吃亏；不反抗，不反抗就永远沉坠下去，校事，国事……都是如此。人生，人生是多么可厌的一种如垂死的人服了参汤，死不能，活不可的半麻木疯狂状态呀！“一个女读者”的文章，先生疑是男人所作，这自然有一种见解，我也听见过《现代评论》执笔的人物，多与校长一派，很替她出力的话。但校中一部分的人，确也有“一个女读者”的那种不通之论，所以我的推想，错中也不全是无的放矢的。民元的时候，顽固的尽管顽固，改革的尽管改革，这两派相反，只要一派占优势，自然就成功起来。而当时改革的人，个个似乎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3〕的一种国尔忘家，公尔忘私的气概，身家且不要，遑说权利思想。所以那时人心容易号召，旗帜比较的鲜明。现在呢，革命分子与顽固派打成一起，处处不离“作用”，损人利己之风一起，恶劣分子也就多起来了。目前中国人为家庭经济所迫压，不得不谋升官发财，而卖国贼以出。卖国贼是不忠于社会，不忠于国，而忠于家的。国与家的利害，互相矛盾，所以人们不是牺牲了国，就是牺牲了家。然而国的关系，总不如家之直接，于是国民性的堕落，就愈甚而愈难处理了。这种人物，如何能有存在的价值，亡国就是最终的一步。虽然有些人们，正在大唱最新的无国界主义，然而欧美先进之国，是否能以大同的眼光来待遇这种人民呢，这是没有了国界也还是不能解决的问题。先生信中言：“在中国活动的有两种‘主义者’……我现在无所属，”学生以为即使“无所属”，也不妨有所建。那些不纯粹不彻底的团体，我们绝不能有所希望于他们，即看女性所组织的什么“参政”，“国民促进”，“女权运动”等等的人才的行径，我也实在不敢加入以为她们的团体之一。团体根本上的事业一点没有建设，而结果多半成了“英雄与美人”的养成所；说起来真教人倒咽一口冷气。其差强人意的，只有一位秋瑾〔4〕，其余什么唐■■，沈■■，石■■，万■〔5〕……哟，都是应当用蚊烟熏出去的。眼看那些人不能与之合作，而自己单人只手，又如何能卖得出大气力来，所以终有望于我师了。土匪虽然仍是“发财主义”，然而能够“大斗分金银”，只要分的公平，也比做变相的丘八好得远。丘八何尝不是“发财主义”，所以定要占地盘，只是嘴里说得好听，倒不如土匪还能算是能够贯彻他的目的的人，不是名不副实的。我每日自上午至下午三四时上课，一下课便跑到哈德门之东去作“人之患”〔6〕，直至晚九时返校，再在小饭厅自习，至午夜始睡。这种刻版的日常行动，我以为身心很觉舒适。这就是《语丝》所说的，应当觉悟现时“只有自己可靠”，而我们作事的起点，也在乎每个“只有自己可靠”的人联合起来，成一个无边的“联合战线”。先生果真自以为“无拳无勇”而不思“知其不可为而为”乎？孙中山虽则未必是一个如何神圣者，但他的确也纯粹“无拳无勇”的干了几十年，成败得失，虽然另是一个问题。

做事的人自然是“勇猛”分子居多，但这种分子，每容易只凭血气之勇，所谓勇而无谋，易招失败，必须领导的人用“仔细”的观察，处置调剂之，始免轻举妄动之弊，其于“勇往直前”，实是助其成功的。那么，第一种的“不行”可以不必过虑了。至于第二种“牺牲”，在一面虽说牺牲，在一面又何尝不是“建设”，在“我”这方面固然“不愿使别人牺牲”而在“彼”一方面或且正以牺牲为值得。况且采用“壕堑战”之后，也许所得的代价会超过牺牲的总量，用不着忧虑的。“发牢骚”诚然也不可少，然而纸上谈兵，终不免书生之见，加以像现在的昏天黑地，你若打开窗子说亮话，还是免不了做牺牲。关起门来长吁短叹，也实在令人气短。先生虽则答应我有“发牢骚”之机会，使我不至于闷死，然而如何的能把牢骚发泄得净尽，又恐怕自己无那么大的一口气，能够照心愿的吐出来。粗人是干不了细活计的，所以前函有“马前卒”之请也。现在先生既不马而车，那么我就做那十二三岁的小孩子跟在车后推着走，尽我一点小气力罢。

言语是表示内心的符号，一个人写出来，说出来的，总带着这人的个性，但因环境的熏染，耳目所接触，于是“说话的句子排列法”，就自然“女士”与“男士”有多少不同。我以为词句末节，倒似乎并无多大关系，只很愿意放大眼光，开拓心胸，免掉“女士式”的说话法，还乞吾师教之。又，“女士”式的文章的异点，是在好用唉，呀，哟……的字眼，还是太带诗词的句法而无清晰的主脑命意呢？并希先生指示出来，以便改善。

《猛进》在图书馆里没有，本身也不知道有这份报。不知何处出版，敢请示知。其余各种书籍之可以针治麻痹的，还乞先生随时见告！

学生许广平。四月六日。

＝＝注释＝＝

〔1〕薛先生：即当时文师大教务长薛燮元。女师大驱杨运动发生后，薛即出面加以阻挠，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他在陪同北洋政府教育部派员在该校视察时，看到学生张贴的驱杨标语即上前撕毁，捧满双手。

〔2〕两方面的信：指薛燮元于四月三日发表的《致女师大学生函》和刘和珍、姜伯谛、许广平等五人于四月四日发表的公开信。薛燮元撕毁标语的行为受到学生诘难后，他即发表上述函件进行辩解并提出辞职；学生的公开信列举事实，驳斥并揭露了薛的诡辩和丑恶行径。

〔3〕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语见《汉书·霍去病传》。何，原作无。

〔4〕秋瑾（1879？—1907）：字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一九○四年留学日本，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一九○七年在绍兴主持大通师范学堂，组织光复军，准备与徐锡麟在浙、皖同时起义。徐锡麟起事失败后，她于七月十三日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遇害。

〔5〕原信分别作唐群英、沈佩贞、石淑卿、万璞。唐群英，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担任女子北伐队队长。沈佩贞，浙江绍兴人，辛亥革命时参加女子北伐队，民国初年充当袁世凯总统府顾问。石淑卿，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生。万璞，北京中国大学学生。石、万都是当时女子参政协进会成员。

〔6〕哈德门：即今崇文门。“人之患”，语出《孟子·离娄》：“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里用作教师的代称。当时许广平兼作家庭教师。

◎　一○

广平兄：

我先前收到五个人署名的印刷品，知道学校里又有些事情，但并未收到薛先生的宣言，只能从学生方面的信中，猜测一点。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所以我疑心薛先生辞职的意思，恐怕还在先，现在不过借题发挥，自以为去得格外好看。其实“声势汹汹”的罪状，未免太不切实，即使如此，也没有辞职的必要的。如果自己要辞职而必须牵连几个学生，我觉得办法有些恶劣。但我究竟不明白内中的情形，要之，那普通所想得到的，总无非是“用阴谋”与“装死”，学生都不易应付的。现在已没有中庸之法，如果他的所谓罪状，不过是“声势汹汹”，则殊不足以制人死命，有那一回反驳的信，已经可以了。此后只能平心静气，再看后来，随时用质直的方法对付。

这回演剧，每人分到二十余元，我以为结果并不算坏，前年世界语学校〔1〕演剧筹款，却赔了几十元。但这几个钱，自然不够旅行，要旅行只好到天津。其实现在也何必旅行，江浙的教育，表面上虽说发达，内情何尝佳，只要看母校，即可以推知其他一切。不如买点心，一日吃一元，反有实益。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2〕来，惜已太晚。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并不是因为顾家，他们也未尝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由我想来——这只是如此感到，说不出理由——目下的压制和黑暗还要增加，但因此也许可以发生较激烈的反抗与不平的新分子，为将来的新的变动的萌蘖。

“关起门来长吁短叹”，自然是太气闷了，现在我想先对于思想习惯加以明白的攻击，先前我只攻击旧党，现在我还要攻击青年。但政府似乎已在张起压制言论的网来，那么，又须准备“钻网”的法子——这是各国鼓吹改革的人们照例要遇到的。我现在还在寻有反抗和攻击的笔的人们，再多几个，就来“试他一试”〔3〕，但那效果，仍然还在不可知之数，恐怕也不过聊以自慰而已。所以一面又觉得无聊，又疑心自己有些暮气，“小鬼”年青，当然是有锐气的，可有更好，更有聊的法子么？

我所谓“女性”的文章，倒不专在“唉，呀，哟……”之多，就是在抒情文，则多用好看字样，多讲风景，多怀家庭，见秋花而心伤，对明月而泪下之类。一到辩论之文，尤易看出特别。即历举对手之语，从头至尾，逐一驳去，虽然犀利，而不沉重，且罕有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者。总之是只有小毒而无剧毒，好作长文而不善于短文。

《猛进》昨已送上五期，想已收到，此后如不被禁止，我当寄上，因为我这里有好几份。

鲁迅。四月八日。

■■女士〔4〕的举动似乎不很好：听说她办报章时，到加拉罕〔5〕那里去募捐，说如果不给，她就要对于俄国说坏话云云。

＝＝注释＝＝

〔1〕世界语学校：即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一九二三年创办。鲁迅曾在该校授课。

〔2〕军官学校：指黄埔军官学校。是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后创立的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黄埔。一九二四年六月正式开学，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它是国共合作的学校，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萧楚女等许多共产党人都在该校担任过负责的工作。

〔3〕“试他一试”：原为胡适的话。一九二五年一月，段祺瑞召开所谓善后会议前，胡适在复该会筹备主任许世英信中说：“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了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

〔4〕■■女士：原信作万璞女士。

〔5〕加拉罕（C.M.EFGFHFI，1889—1937）：曾任苏联驻华使团团长、苏联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后被控从事间谍和暗杀活动遭处决。

◎　一一

鲁迅师：

昨夕收到先生的一封信。前天已得寄来的一束《猛进》共五份，打开一看，原来出版处就是北大，当时不觉失笑其孤陋寡闻一至于此，因即至号房令订购一份备阅。及见来函，谓“此后如不被禁止，我当寄上”，虽甚感诱掖之殷，然师殊大忙，何可以此琐屑相劳，重抱不安，既已自订，还乞吾师勿多费一番精神为幸。

薛先生当日撕下一大束纸条，满捧在双手中，前有学生，后有教育部员，他则介乎两者之间，那种进退维谷的狼狈形状，实在好看煞人。而对于学生的质问，他又苦于置对，退而不甘吃亏，则又呼我至教务处讯问，恫吓，经我强硬的答复，没法对付，便用最终的毒计，就是以退为进，先发制人，亦即所谓“恶人先告状”也。其意盖在责备学生，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当他辞职的信分送至各班时，我们以为他在教员面前一定另有表示，今乃是专对学生辞职，真不知是何居心。但若终竟走出，则虽然走得滑稽，而较之不走者算是稍为痛快，如此，则此次些少牺牲，也很值得的。贴在教务处骂他的纸条，确有点过火，但也是他形迹可疑所致，写的人固然太欠幽默，然而是群众的事，一时不及豫防，总不免闹出缺少慎重的事件。其实平心论之，骂他一句“滚蛋”，也不算甚么希奇，横竖堂堂“国民之母之母”〔1〕尚可以任意骂人“岂有此理”，上有好，下必甚，又何必大惊小怪呢。先生，你说对么？

现在所最愁不过的，就是风潮闹了数月，不死不活，又遇着仍抱以女子作女校长为宜的冬烘头脑，闭着眼问学生“你们是大多数反对么？”的人长教育。从此君〔2〕手里，能够得个好校长么？一鳖不如一鳖，则岂徒无益，而又害之；迁延不决，则恋栈者的手段愈完全，而学生之软化消极者也愈多，终至事情无形打消，只落得一场瞎闹，真是何苦如此，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无处不是苦闷，苦闷，苦闷，苦闷，苦闷，苦闷……

攻打现时“病根的工作”，欲“最快”，“有效”而不“很迟”的唯一捷径，自然还是吾师所说的“火与剑”。自二次革命，孙中山逃亡于外时，即已觉悟此层，所以竭力设法组织党军，然而至今也还设有多大建设。况且现时所急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刻不容缓，倘必俟若干时筹备，若干时进行，若干时收效，恐将索国魂于枯鱼之肆矣。此杞人之忧也。所以小鬼之意，以为对于违反民意的乱臣贼子，实不如仗三寸剑，与以一击，然后仰天长啸，伏剑而死，则以三数人之牺牲，即足以寒贼胆而使不敢妄动。为牺牲者固当有胆有勇，但不必使学识优越者为之，盖此等人不宜大材小用也。至于青年之急待攻击，实较老年为尤甚，因为他们是承前启后的桥梁，国家的绝续，全在他们肩上的。而他们的确能有几分觉悟呢？不要多提起来了！想“鼓吹改革”他们，固然为国家人材根本计，然而假使缓不济急，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此亦杞人之忧也。所以小鬼以为此种办法，可列于次要，或者与上述之法，双管并下的。

“柴愚参鲁”〔3〕，早在教者的目中，倘必曰“盍各言尔志”〔4〕以下问者，小鬼亦只得放肆，“率尔而对”也。

讲风景是骚人雅士的特长，悲花月是儿女子的病态，四海为家，何必多怀，今之怀者，甚么“母亲怀中……摇篮里”，想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耳。满篇“好看字样”的抒情文，确是今日所谓女文学家的特征，好在我并无文学家的资格和梦想，对于这类文章，一个字也哼不出来，而于作辩论之文的“特别”，我却真的不知不觉全行犯着了！自己不提防，经吾师觑破，惭愧心折之至。但所以“从头至尾，逐一驳去”者，盖以为不如此，殊不足以令敌人体无完肤，而自己也总觉有些遗憾，此殆受孟子与东坡的余毒，服久遂不觉时发其病。至于“罕有正对论敌的要害”及“好作长文而不善于短文”等，则或因女性于理智判断及论理学，均未能十分训练，加以历久遗传，积重难反之故，此后当设法改之。“不善短文”，除上述之病源外，也许是程度使然。大概学作文时，总患辞不达意，能达意矣，则失之冗赘，再进，则简练矣，此殆与年龄及学力有关，此后亦甚愿加以洗刷。但非镜无以鉴形，自勉之外，正待匡纠，先生倘进而时教之，幸甚！

这封信非驴非马不文不白的乱扯一通，该值一把火，但反过来说是现在最新的一派文字，也可以的，我无乃画狗不成耳。请先生的朱笔大加圈点罢！——也许先生的朱笔老早掷到纸篓里去了。奈何！？

（鲁迅先生所承认之名）小鬼许广平。四月十日晚。

＝＝注释＝＝

〔1〕“国民之母之母”：杨荫榆所作《本校十六周年纪念对于各方面之希望》中的话：“窃念女子教育为国民之母，久成定论，本校且为国民之母之母，其关系顾不重哉。”

〔2〕指王九龄，字梦菊，云南云龙人。曾留学日本，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被段祺瑞临时执政府任命为教育总长，因他一九一六年为云南军阀唐继尧私运鸦片在上海坐过西牢，遭到教育界的反对。一九二五年三月到任，四月十三日即托辞离职，改由章士钊暂兼。

〔3〕“柴愚参鲁”：语见《论语·先进》：“柴也愚，参也鲁。”柴指高柴，参指曾参，都是孔丘的学生。

〔4〕“盍各言尔志”：孔丘的话。见《论语·公冶长》。

◎　一二

广平兄：有许多话，那天本可以口头答复，但我这里从早到夜，总有几个各样的客在坐，所以只能论到天气之好坏，风之大小。因为虽是平常的话，但偶然听了一段，也容易莫名其妙，由此造出谣言，所以还不如仍旧写回信。学校的事，也许暂时要不死不活罢。昨天听人说，章太太〔1〕不来，另荐了两个人。一个也不来，一个是不去请。还有■太太却很想做，而当局似乎不敢请教，听说评议会〔2〕的挽留倒不算什么，而问题却在不能得人。当局定要在“太太类”中选择，固然也过于拘执，但别的一时可也没有，此实不死不活之大原因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可耳。

来信所说的意见，我实在也无法说一定是错的，但是不赞成，一是由于全局的估计，二是由于自己的偏见。第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两回类此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至于坏种，则警备极严，也未必就肯洗心革面。还有，是此事容易引起坏影响，例如民二，袁世凯也用这方法了，革命者所用的多青年，而他的乃是用钱雇来的奴子，试一衡量，还是这一面吃亏。但这时革命者们之间，也曾用过雇工以自相残杀，于是此道乃更堕落，现在即使复活，我以为虽然可以快一时之意，而与大局是无关的。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的事，就不大赞成。我有时也能辣手评文，也尝煽动青年冒险，但有相识的人，我就不能评他的文章，怕见他的冒险，明知道这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做不出什么事情来的死症，然而终于无法改良，奈何不得——姑且由他去罢。

“无处不是苦闷，苦闷（此下还有四个和……）”，我觉得“小鬼”的“苦闷”的原因是在“性急”。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但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却容易吃亏，纵使如何牺牲，也无非毁灭自己，于国度没有影响。我记得先前在学校演说〔3〕时候也曾说过，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4〕。逐渐的做一点，总不肯休，不至于比“踔厉风发”〔5〕无效的。但其间自然免不了“苦闷，苦闷（此下还有四个并……）”，可是只好便与这“苦闷……”反抗。这虽然近于劝人耐心做奴隶，而其实很不同，甘心乐意的奴隶是无望的，但若怀着不平，总可以逐渐做些有效的事。

我有时以为“宣传”是无效的，但细想起来，也不尽然。

革命之前，第一个牺牲者，我记得是史坚如〔6〕，现在人们都不大知道了，在广东一定是记得的人较多罢，此后接连的有好几人，而爆发却在湖北，还是宣传的功劳。当时和袁世凯妥协，种下病根，其实却还是党人实力没有充实之故。所以鉴于前车，则此后的第一要图，还在充足实力，此外各种言动，只能稍作辅佐而已。

文章的看法，也是因人不同的，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所以每见和我的办法不同者便以为缺点。其实畅达也自有畅达的好处，正不必故意减缩（但繁冗则自应删削），例如玄同〔7〕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我的东西却常招误解，有时竟大出于意料之外，可见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而其弊有不可究诘者焉（不可究诘四字颇有语病，但一时想不出适当之字，姑仍之，意但云“其弊颇大”耳）。

前天仿佛听说《猛进》终于没有定妥，后来因为别的话岔开，不说下去了。如未定，便中可见告，当寄上。我虽说忙，其实也不过“口头禅”，每日常有闲坐及讲空话的时候，写一个信面，尚非大难事也。

鲁迅。四月十四日。

＝＝注释＝＝

〔1〕章太太：指章士钊妻吴弱男。

〔2〕评议会：指女师大评议会，是该校的立法机构。据《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组织大纲》规定，该会由校长、教务主任、总务主任及教授代表十人组成。当时由杨荫榆把持，其后逐渐分化。

〔3〕在学校演说：指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的讲演，题为《娜拉走后怎样》，后收入《坟》。

〔4〕“锲而不舍”：语见《荀子·劝学》：“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5〕“踔厉风发”：语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

〔6〕史坚如（1879—1900）：广东番禺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孙中山领导的惠州起义军向汕头方面移动时，中途被清军击败。史坚如谋牵制对方的活动，乃潜入广州炸总督衙门，毙官吏二十余人，旋即被捕遇害。

〔7〕玄同：钱夏（1887—1939），字中季，后改名玄同，浙江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曾留学日本，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五四”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为《新青年》编委之一。

◎　一三

鲁迅师：“尊府”居然探检过了！归来后的印象，是觉得熄灭了通红的灯光，坐在那间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是时而听雨声的淅沥，时而窥月光的清幽，当枣树发叶结实的时候，则领略它微风振枝，熟果坠地，还有鸡声喔喔，四时不绝。晨夕之间，时或负手在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盖必大有一种趣味，其味如何，乃一一从缕缕的烟草烟中曲折的传入无穷的空际，升腾，分散……。是消灭！？是存在！？（小鬼向来不善于推想和描写，幸恕唐突！）

《京报副刊》上前天有王铸君的一篇《鲁迅先生……》〔1〕和《现代评论》前几期的那篇〔2〕，我觉得读后还合意。我总喜欢听那在教室里所讲一类的话，虽则未必能有多少领略，体会，或者也许不免于“误解”，但总觉意味深长，有引人入胜之妙。在还未听惯的人们，固然容易错过，找不出头绪来，然而也不要紧，到那时自然会有善法来调和它，总比冗长好，学者非患不知，患不能法也。

现时的“太太类”的确敢说没有一个配到这里来的——

小姐类同此不另——而老爷类的王九龄也下台了。但不知法学博士〔3〕能打破这种成见否？总之，现在风潮闹了数月，呈文递了无数，部里也来查过两次，经过三个总长〔4〕而校事毫无着落，这“若大旱之望云霓”〔5〕的换人，不知何年何月始有归宿。薛已经依然回校任事了。用一张纸，贴在公布处，大意说：薛辞，经再三挽留，薛以校务为重，已允任事，云云。自治会当即会议是否仍认他为教务长，而四年级毕业在即，表示承认之意，其余的人是少数，便不能通过异说，这是内部的麻木，“装死”的复活。而新任的教育总长，虽在他对于我校未有表示之前，也不能不令人先怀几分失望，虽然太太类长女校的成见，在他脑里也许可望较轻。然而此外呢！？这种种内外的黑幕，总想在文字上发泄发泄，但因各方的牵掣和投稿的困难，直逼得人叫苦连天，暗地咽气，“由他去罢”，“欲罢不能”！不罢不可！总没得个干脆！

对于《猛进》，既在《语丝》上忽略了目录，又不在门房处看看卖报条子，事虽小，足见粗疏。但今既知道，如何再放过，当日已仍令门房订来了。既承锦注，便以奉闻。

小鬼许广平。四月十六晚。

＝＝注释＝＝

〔1〕《京报副刊》：《京报》，邵飘萍创办的具有进步色彩的报纸，一九一八年十月五日创刊于北京，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它的副刊创刊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五日，孙伏园主编。一九二五年四月八日该刊曾发表王铸（王淑明）所写《鲁迅先生被人误解的原因》。

〔2〕指张定璜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七、八两期（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三十一日）连载的《鲁迅先生》。

〔3〕法学博士：指章士钊。他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四日，以司法总长暂时兼署教育总长。下文所说“新任的教育总长”，也指章士钊。

〔4〕三个总长：指黄郛、易培基、王九龄。从一九二四年秋女师大风潮发生到这时，他们曾先后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

〔5〕“若大旱之望云霓”：语见《孟子·梁惠王》。

◎　一四

鲁迅师：

前几天寄上一信，料想收到了罢？

“■■周刊”〔1〕是否即日来所打算组织的那种材料？我希望缩短光阴，早到星期五，以便先睹为快。

今天在讲堂上勒令带上博物馆〔2〕去的举动，委实太不合于Gentleman〔3〕的态度了。然而大众的动机，的确与“逃学”和“难为先生”不同，凭着小学生的天真，野蛮和出轨是有一点。回想起来，大家总不免好笑，觉得除了先生以外，我们是绝对不干的。

近来忽然出了一个想“目空一切，横扫千人”的琴心女士〔4〕，在学校中的人固然疑惑，即外面的人，来打听这闷葫芦的也很多。现在居然打破了：原来她躯壳是S妹，魂灵是司空蕙。哈哈，无怪她屡次替司空辩护，原来是一鼻孔出气。我想她起这“三位一体”——琴心——雪纹——司空蕙——的名字的最大目的，即在所谓“用琴心的名字将近日文坛新发表的许多文艺作品，下一个严格的批评，使一班自命不凡的蛇似的艺术家不至于太过目中无人了”。原来如此，无怪她（？）与培良〔5〕君如此的不共戴天，而其为《玉君》捧场，则恐怕也就是替自己说话。这些都是小玩意，本无多大关系，现在说及，不过以供一笑，且知文坛上有这种新奇法术而已。

今日《京报》上登有《民国公报》〔6〕招考编辑的广告，仿佛听得这种报也是《民国日报》一流，不知确否？它的宗旨是偏重那一派的政见？报名地点在那里？一切章程如何？先生是知道外面事情比我多许多的，能够示知一二以定进止否？小鬼学识甚浅，自然不配想当编辑，尤其是对于新闻学未有研究，现在所以愿意投考者，实在因为觉得这比做“人之患”该可以多得点进步，于学识上较有帮助。先生以为何如？

小鬼许广平。四月二十晚。

＝＝注释＝＝

〔1〕■■周刊：指《莽原》周刊，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创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三十二期休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发行。同年八月鲁迅去厦门后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停刊，共出四十八期。

〔2〕博物馆：指当时教育部筹建的历史博物馆，设在故宫午门楼上。

〔3〕Gentleman：英语：绅士。

〔4〕琴心女士：一九二五年一月，北京女师大新年同乐会演出北大学生欧阳兰所作独幕剧《父亲的归来》，内容几乎完全抄袭日本菊池宽所著的《父归》，经人在《京报副刊》指出后，除欧阳兰作文答辩外，还出现了署名“琴心”的女师大学生，也作文为他辩护。不久，又有人揭发欧阳兰所作“寄S妹”的《有翅的情爱》系抄袭郭沫若译的雪莱诗，“琴心”和另一“雪纹女士”又接连写文替他分辩。“琴心”实为欧阳兰的女友夏雪纹（即文中的“S妹”，当时女师大学生）的别号，而署名“琴心”和“雪纹女士”的文字，都是欧阳兰自己作的。本文提到的司空蕙，原信均作欧阳兰。

〔5〕培良：向培良（1905—1961），湖南黔阳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后来堕落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他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京报副刊》上发表了《评《玉君》一文，认为它是一本“浅薄无聊的东西”；九日《京报副刊》发表署名琴心的《明知是得罪人的话》一文，为《玉君》辩护，说向培良的文章是“闭目漫骂”，“目的‘是在出风头’”。《玉君》，杨振声作中篇小说。

〔6〕《民国公报》：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八日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日《京报》，曾刊登《民国公报刷新预告》，说该报将“刷新政治，增添版面”，“考聘男女编辑”。

◎　一五

广平兄：

十六和廿日的信都收到了，实在对不起，到现在才一并回答。几天以来，真所谓忙得不堪，除些琐事以外，就是那可笑的“■■周刊”。这一件事，本来还不过一种计划，不料有一个学生对邵飘萍〔1〕一说，他就登出广告来，并且写得那么夸大可笑。第二天我就代拟了一个别的广告〔2〕，硬令登载，又不许改动，不料他却又加上了几句无聊的案语。做事遇着隔膜者，真是连小事情也碰头。至于我这一面，则除百来行稿子以外，什么也没有，但既然受了广告的鞭子的强迫，也不能不跑了，于是催人去做，自己也做，直到此刻，这才勉强凑成，而今天就是交稿的日子。统看全稿，实在不见得高明，你不要那么热望，过于热望，要更失望的。但我还希望将来能够比较的好一点。如有稿子，也望寄来，所论的问题也不拘大小。你不知定有《京报》否？如无，我可以嘱他们将《莽原》——即所谓“■■周刊”——寄上。

但星期五，你一定在学校先看见《京报》罢。那“莽原”二字，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写的，名目也并无意义，与《语丝》相同，可是又仿佛近于“旷野”。投稿的人名都是真的，只有末尾的四个都由我代表，然而将来从文章上恐怕也仍然看得出来，改变文体，实在是不容易的事。这些人里面，做小说的和能翻译的居多，而做评论的没有几个：这实在是一个大缺点。

薛先生已经复职，自然极好，但来来去去，似乎未免太劳苦一点了。至于今之教育当局，则我不知其人。但看他挽孙中山对联〔3〕之自夸，与对于完全“道不同”〔4〕之段祺瑞〔5〕之密切，为人亦可想而知。所闻的历来的言行，盖是一大言无实，欺善怕恶之流而已。要之，能在这昏浊的政局中，居然出为高官，清流大约无这种手段。由我看来，王九龄要好得多罢。校长之事，部中毫无所闻，此人之来，以整顿教育〔6〕自命，或当别有一反从前一切之新法（他是大不满于今之学风的），但是否又是大言，则不得而知，现在鬼鬼祟祟之人太多，实在无从说起。我以前做些小说，短评之类，难免描写，或批评别人，现在不知道怎么，似乎报应已至，自己忽而变了别人的文章的题目了。张王两篇，也已看过，未免说得我太好些。我自己觉得并无如此“冷静”〔7〕，如此能干，即如“小鬼”们之光降，在未得十六来信以前，我还未悟到已被“探检”而去，倘如张君所言，从第一至第三，全是“冷静”，则该早已看破了。但你们的研究，似亦不甚精细，现在试出一题，加以考试：我所坐的有玻璃窗的房子的屋顶，是什么样子的？后园已经到过，应该可以看见这个，仰即答复可也！

星期一的比赛“韧性”，我确又失败了，但究竟抵抗了一点钟，成绩还可以在六十分以上。可惜众寡不敌，终被逼上午门，此后则遁入公园，避去近于“带队”之厄。我常想带兵抢劫，固然无可讳言，但若一变而为带女学生游历，则未免变得离题太远，先前之逃来逃去者，非怕“难为”，“出轨”等等，其实不过是逃脱领队而已。

琴心问题，现在总算明白了。先前，有人说是司空蕙，有人说是陆晶清〔8〕，而孙伏园〔9〕坚谓俱不然，乃是一个新出台的女作者。盖投稿非其自写，所以是另一样笔迹，伏园以善认笔迹自负，岂料反而上当。二则所用的红信封绿信纸，早将伏园善识笔迹之眼睛吓昏，遂愈加疑不到司空蕙身上去了。加以所作诗文，也太近于女性，今看他署着真名之文，也是一样色彩，本该容易识破，但他人谁会想到他为了争一点无聊的名声，竟肯如此钩心斗角，无所不至呢。他的“横扫千人”的大作，今天在《京报副刊》上似乎也露一点端倪了；〔10〕所扫的一个是批评廖仲潜小说的芳子，但我现在疑心芳子就是廖仲潜，实无其人，和琴心一样的。第二个是向培良，则识力比他坚实得多，琴心的扫帚，未免太软弱一点。但培良已往河南去办报，不会有答复的了，这实在可惜，使我们少看见许多痛快的议论。

《民国公报》的实情，我不知道，待探听了再回答罢。普通所谓考试编辑，多是一种手段，大抵因为荐条太多，无法应付，便来装作这一种门面，故作秉公选用之状，以免荐送者见怪，其实却是早已暗暗定好，别的应试者不过陪他变一场戏法罢了。但《民国公报》是否也这样，却尚难决（我看十之九也这样）。总之，先去打听一回罢。我的意见，以为做编辑是不会有什么进步的，我近来常与周刊之类相关，弄得看书和休息的工夫也没有了，因为选用的稿子，也常须动笔改削，倘若任其自然，又怕闹出笑话来。还是“人之患”较为从容，即使有时逼上午门，也不过费两三个钟头而已。

鲁迅。四月二十二日夜。

＝＝注释＝＝

〔1〕邵飘萍（1884—1926）：原名振青，浙江金华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申报》、《时事新报》、《时报》主笔，一九一八年十月五日在北京创办《京报》。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后因支持群众的反帝反军阀斗争，四月二十六日被奉系军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杀害。他曾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日《京报》刊登广告说：“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消息：如何改造青年的思想？请自本星期五起快读鲁迅先生主撰的《■■》周刊，详情明日宣布。本社特白。”

〔2〕指《〈莽原〉出版预告》，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邵飘萍在它后面所加的案语说：“上广告中有一二语带滑稽，因系原样，本报记者不便僭易，读者勿以辞害志可也。”

〔3〕挽孙中山对联：指章士钊挽孙中山的对联：“景行有二十余年，著录纪兴中，掩迹郑洪题字大；立义以三五为号，生平无党籍，追怀蜀洛泪痕多。”按郑、洪指郑成功和洪秀全；三五，指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蜀、洛，指北宋时期以苏轼为首的蜀党和以程颐为首的洛党。章士钊在这副对联中，吹嘘了他和孙中山的关系。

〔4〕“道不同”：语见《论语·卫灵公》：“道不同，不相为谋。”

〔5〕段祺瑞（1864—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袁世凯死后，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几次把持北洋政府。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任临时执政府执政，一九二六年屠杀北京爱国群众，造成三一八惨案。

〔6〕整顿教育：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京报》以“章教长整顿教育”为题，报道章士钊兼署教育总长后，拟有“整顿教育”办法三条：（一）对学生严格考试；（二）对教员限制授课钟点；（三）组织统一清理积欠委员会管理经费。

〔7〕“冷静”：张定璜在连载于《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七、八两期（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三十一日）的《鲁迅先生》一文中，说鲁迅有“三个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

〔8〕陆晶清：原名陆秀珍，云南昆明人。当时为女师大学生、《妇女周刊》编辑。

〔9〕孙伏园（1894—1966）：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后在北京大学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先后任《国民公报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编辑。著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等。

〔10〕指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京报副刊》上托名琴心发表的《批评界的“全捧”与“全骂”》一文。该文把芳子的《廖仲潜先生的《春心的美伴〉》（载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京报副刊》）作为全捧的代表，把向培良的《评〈玉君〉》（载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京报副刊》）作为全骂的代表。

◎　一六

鲁迅师：

先后的收到信和《莽原》，使我在寂寞的空气中，不知不觉的发生微笑。此外还有《猛进》，《孤军》〔11〕，《语丝》，《现代评论》等，源源而来，关心大局的人居然多起来了！每周得着这些师资，多么快活呀。

这种小周刊，多半总是每版分为三层，第一版上层之首印着刊名，同版下层的末尾印着目录。《莽原》的形式也如此。这不知是否有特别意义，较别的方法佳？但我的意见，以为倘将目录和刊名放在一起，则成为：

这样的一个方块，而将这放在第一版的上层的前头，就免得读者看到第三层，忽然见有一段目录出来，分散了对于该处作品的注意力。否则，将这方块设在中层的中央，倒也颇觉特别。再不然，则刊名仍旧（第一版上层之最前），而目录则请它去坐“交椅”（第八版之末）。这只是我的心理作用觉得这样好，但说不出正当理由来，请参考可也。

《莽原》之文仍多不满于现代，但是范围较《猛进》，《孤军》等之偏重政治者为宽，故甚似《语丝》，其委曲宛转，饶有弦外之音的态度，也较其他周刊为特别，这是先生的特色，无可讳言的。看了第一期，觉得“冥昭”〔2〕就是先生，此外《棉袍里的世界》颇有些先生的作风在内，但不能决定。余如《槟榔集》的作者想是姓向的那位，也有几分相肖于先生。而全期之中，则先生只有两篇作品。

在《棉袍里的世界》文中，作者揪住了朋友来开始审判，以为取了他“思想”，“友谊”……甚至于“想把我当做一件机器来供你们使用”。我当时十分惭愧，反省，我是否也是“多方面掠夺者”之一？唉，虽则我不敢当是朋友，然而学生“掠夺”先生，那还了得！明目张胆的“掠夺”先生，那还了……得！！！此人心之所以不古也。有志之士，盍起而防御之！？第二期也许学学做文章，但是仍本粗人做不了细活计的面目，恐怕还是做出来不中用，那时，只请破除情面，向字纸篓里一塞。然而能否做出，也还是一个问题。

“报应”之来，似有甚于做“别人的文章的题目”的。先生，你看第八期的《猛进》上，不是有人说先生“真该割去舌头”〔3〕么？——虽然是反话。我闻阎王十殿中，有一殿是割舌头的，罪名就是生前说谎，这是假话的处罚。而现在却因为“把国民的丑德都暴露出来”，既承认是“丑德”，则其非假也可知，而仍有“割舌”之罪，这真是人间地狱，这真是人间有甚于地狱了！

考试尚未届期呢，本可抗不交卷的，但考师既要提前，那么现在做了答案，暑假时就可要求免试了——倘不及格，自然甘心补考——答曰：

那房子的屋顶，大体是平平的，暗黑色的，这是和保存国粹一样，带有旧式的建筑法。至于内部，则也可以说是神秘的苦闷的象征。靠南有门，但因隔了一间过道的房子，所以显得暗，左右也不十分光亮，独在前面——北——有一大片玻璃，就好像号筒口。这是什么解释呢？我摆开八封〔4〕，熏沐斋戒的占算一下罢。卦曰：世运凌夷，君子道消，逢凶化吉，发言有瘳。解曰：号筒之口，声带之门，因势利导，时然后言。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此南无阿弥陀佛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亲降灵签也。余文尚多，以不在本答案范围之内，均从略。

此外小鬼也有一点“敢问”求答的——但是绝非报复的考试，虽然“复仇乃春秋大义”〔5〕，然而学生岂敢与先生为仇，而且想复，更兼要考呢，罪过罪过，其实不过聊博一笑耳。问曰：我们教室天花版的中央有点什么？倘答电灯，就连六分也不给，倘俟星期一临时预备夹带然后交卷，那就更该处罚（？）了。其实这题目原甚平常而且熟习，不如探检那么生疏，该不费力的罢。敢请明教可也！

午门之游，归来总带着得胜的微笑，从车上直到校中，以至良久良久；更回想及在下楼和内操场时的泼皮，真是得意极了！人们总是求自我的满足的，何尝计及被困者的为难。其实被困者那天心理测验也施行得够了：命大家起立以占是否多数，再下楼迟延以察是否诚意。然而终竟被“煽动”了。据最新的分数计算法，全对就满分，一半对一半错就相抵消，一分也没有，倘若完全失败，更不待言是等于零。“六十分？”太宽了罢！其实那天何尝是“被逼”而“失败”，归结也还是因为“摇身一变”的法术未臻上乘，否则，变成女先生，就不妨“带队”（我的这话也“岂有此理”，男先生“带队”有什么出奇），或者变成女……，就不妨冲锋突围而出。可是终于“被逼”，这是界限分得太清的缘故罢，还是世俗积习之终于不易破除呢？！

现社会也实在黑暗，女子出来做事，实是处处遇到困难。我不是胆怯，只为想避免些麻烦，所以往往先托人打听。不料知识界的报界也是鬼蜮——它未写明报名地点，即是可疑处——也是如此。这真教猛进的人处处感着多少阻碍和踌躇。“谁叫你生着是女人呢？”这句话，我着实没法解答于老爷们，太太们之前。

小鬼许广平。四月二十五晚。

＝＝注释＝＝

〔1〕《孤军》：即《孤军周报》。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北京法政大学孤军周报社发行。

〔2〕“冥昭”：鲁迅在《莽原》周刊第一期（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发表《春末闲谈》（后收入《坟》）的笔名。同期所刊《棉袍里的世界》和《槟榔集》二文，分别为高长虹、向培良作。

〔3〕“割去舌头”：见于徐炳昶在《猛进》第八期（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发表的《通讯》：“鲁迅的嘴真该割去舌头，因为他爱张起嘴乱说，把我们国民的丑德都暴露出来了”。

〔4〕八卦：《周易》中的八种基本图形：乾（三）、坤（三）、震（二）、巽（三）、坎（三）、离（三）、艮（三）、兑（三）。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古时用以占卜。

〔5〕“复仇乃春秋大义”：《春秋》各传中多次提到复仇的事，如《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九世犹可以复仇平？虽百世可也。”

◎　一七

广平兄：

来信收到了。今天又收到一封文稿，拜读过了，后三段是好的，首一段累坠一点，所以看纸面如何，也许将这一段删去。但第二期上已经来不及登，因为不知“小鬼”何意，竟不署作者名字。所以请你捏造一个，并且通知我，并且必须于下星期三上午以前通知，并且回信中不准说“请先生随便写上一个可也”之类的油滑话。

现在的小周刊，目录必在角上者，是为订成本子之后，读者容易翻检起见，倘要检查什么，就不必全本翻开，才能够看见每天的细目。但也确有隔断读者注意的弊病，我想了另一格式，是专用第一版上层的，如下：

则目录既在边上，容易检查，又无隔断本文之弊，可惜《莽原》第一期已经印出，不能便即变换了，但到二十期以后，我想来“试他一试”。至于印在末尾，书籍尚可，定期刊却不合宜，放在第一版中央，尤为不便，擅起此种“心理作用”，应该记大过二次。

《莽原》第一期的作者和性质，诚如来信所言；长虹〔1〕确不是我，乃是我今年新认识的，意见也有一部分和我相合，而似是安那其主义者。他很能做文章，但大约因为受了尼采〔2〕的作品的影响之故罢，常有太晦涩难解处，第二期登出的署着CH的，也是他的作品。至于《棉袍里的世界》所说的“掠夺”问题，则敢请少爷不必多心，我辈赴贵校教书，每月明明写定“致送脩金十三元五角正”，夫既有“十三元五角”而且“正”，则又何“掠夺”之有也欤哉！

割舌之罪，早在我的意中，然而倒不以为意。近来整天的和人谈话，颇觉得有点苦了，割去舌头，则一者免得教书，二者免得陪客，三者免得做官，四者免得讲应酬话，五者免得演说，从此可以专心做报章文字，岂不舒服。所以你们应该趁我还未割去舌头之前，听完《苦闷的象征》〔3〕，前回的不肯听讲而逼上午门，也就应该记大过若干次。而我六十分，则必有无疑。因为这并非“界限分得太清”之故，我无论对于什么学生，都不用“冲锋突围而出”之法也。况且，窃闻小姐之类，大抵容易潸然泪下，倘我挥拳打出，诸君在后面哭而送之，则这一篇文章的分数，岂非当在零分以下？现在不然，可知定为六十分者，还是自己客气的。

但是这次考试，我却可以自认失败，因为我过于大意，以为广平少爷未必如此“细心”，题目出得太容易了。现在也只好任凭排卦拈签，不再辩论，装作舌头已经割去之状。惟报仇题目，却也不再交卷，因为时间太严。那信是星期一上午收到的，午后即须上课，其间更无作答的工夫，而一经上课，则无论答得如何正确，也必被冤为“临时预备夹带然后交卷”，倒不如拚出，交了白卷便宜。

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可惜所收的至今为止的稿子，也还是小说多。

鲁迅。四月二十八日。

＝＝注释＝＝

〔1〕长虹：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是当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他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认识鲁迅后，即得到鲁迅的很多指导和帮助，一九二五年鲁迅编辑《莽原》时，他是撰稿者之一；一九二六年下半年，他借口《莽原》编者韦素园压下向培良的稿子，对韦素园进行人身攻击，并对鲁迅表示不满；其后因鲁迅揭芽了他假鲁迅之名招摇撞骗后，他即转而对鲁迅进行诽谤和攻击。

〔2〕尼采（F.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的鼓吹者。著有《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

〔3〕《苦闷的象征》：文艺论文集，日本厨川白村（1880—1923）著。鲁迅曾译作教材，后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北京新潮社代售，后由北新书局再版。

◎　一八

鲁迅师：

因为忙中未及在投稿上写一个“捏造”的名字，就引出三个“并且”，而且在末个“并且”中还添上“不准”，这真算应着“师严然后道尊”〔1〕那句话了。

先前《晨报副刊》讨论“爱情定则”时，〔2〕我曾用了“非心”的名，而编辑先生偏改作“维心”登出，我就知道这些先生们之“细心”，真真非同小可，现在先生又因这点点忘记署名而如是之“细心”了，可见编辑先生是大抵了不得的。此外还用过“归真”，“寒潭”，“君平”……等名字，用了之后，辄多弃置，这也许是鉴于以投稿沽名的人们的心理状态之可笑，遂至迂腐到不免矫枉过正了罢。本星期二朱希祖〔3〕先生讲文学史，说到人们用假名是不负责任的推诿的表示。这也有一部分精义，敢作敢当，也是不可不有的精神。那么，发表出来的就写许广平三字罢。但不知何故，我总不喜欢这三个字。我确有好“捏造”许多名儿的脾气（也许以后要改良这恶习），这回呢，用“西瓜皮”（同学们互相起的诨名，差不多每人都有一个）三字则颇有滑稽之趣，用“小鬼”也甚新颖，这现时的我都喜欢它。鱼与熊掌〔4〕，自己实难于取舍，还是“请先生随便写上一个可也”罢。要知道“油滑”的用处甚大，尤其是在“钻网”之时，先生似乎无须加以限制的。前一段的确无意思，现在正式的要求“将这一段删去”。其余的呢，如果另外有好的稿子，千万就将拙作“带住”，因为使读者少看若干佳作，在良心上总觉得是遗憾的一件事。现在确乎到了“力争”的时期了！被尊为“兄”，年将耳顺〔5〕，这“的确老大了罢，无论如何奇怪的逻辑”，怎么竟“谓偷闲学少年”〔6〕，而遽加“少爷”二字于我的身上呢！？要知道硬指为“小姐”，固然辱没清白，而尊之曰“少爷”，亦殊不觉得其光荣，总不如一撇一捺这一个字来得正当。至于红鞋绿袜，满脸油粉气的时装“少爷”，我更希望“避之则吉”，请先生再不要强人所难，硬派他归入这些族类里去了！司空蕙已把《妇女周刊》的权利放弃，写信给陆晶清请交代清楚了。但晶清前日已得自滇来电，说是“父逝速回”。她家中只有十三龄的弱弟和一个继母，她是一定要回去料理生和死的，多么不幸呀！在这时期，遇这变故，我们都希望而且劝她速去速回。但“来日之事，不可预知”，因此《妇周》本身恐怕也不免多少受点困难。晶清虽则自己未能有等身的著作〔7〕，除新诗外，学理之文和写情的小说，似乎俱非性之所近，但她交游广，四处供献材料者多，所以《妇周》居然支持了这些期。现在呢，她去了，恐怕纯阳性的作品，要占据《妇周》了（除波微〔8〕一人）。这是北京女界的一件可感慨的，——其实也无须感慨。

缝纫先生要来当校长〔9〕，我们可以专攻女红了！！！从此描龙绣凤，又是另一番美育，德育。但不知道这梦做得成否？然而无论如何，女人长女校的观念的成见，是应该飨以毛瑟的〔10〕。可恶之极！“何物老妪，生此……”〔11〕？考试的题目出错了。如果出的是“书架上面一盒盒的是什么”，也许要交白卷，幸而考期已过，就不妨“不打自招”的直白的供出来。假如要做答案，我没有刘伯温卜烧饼〔12〕的聪明，只好认是书籍。这可给他零分么？

小鬼许广平。四月三十晚。

＝＝注释＝＝

〔1〕“师严然后道尊”：语见《礼记·学记》。

〔2〕讨论“爱情定则”：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晨报副刊》刊载张竞生所作《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在读者间引起争论，为此该刊特辟“爱情定则讨论”专栏。从五月十八日至六月十三日共发表有关文章二十四篇，六月二十日刊登了结束语。许广平署名维心的文章，载该刊第一三七期（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3〕朱希祖（1879—1944）：字逷先，浙江海盐人，历史学家。留学日本时曾与鲁迅同就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4〕鱼与熊掌：《孟子·告子》：“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

〔5〕耳顺：语见《论语·为政》：“六十而耳顺”。后来常用作六十岁的代称。

〔6〕“谓偷闲学少年”：语见宋代程颢诗《春日偶成》：“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7〕等身的著作：据《宋史·贾黄中传》：‘黄中幼聪悟，方五岁，玭（贾黄中之父）每旦令正立，展书卷比之，谓之‘等身书’，课其诵读。”后人常以“等身著作”形著着述之多。

〔8〕波微：即石评梅（1902—1928），原名汝璧，山西平定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妇女周刊》编辑。

〔9〕缝纫先生要来当校长：据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三十日《京报》：章士钊十六日电湖南省长赵恒惕，请其代聘湖南衡粹女子职业学校校长黄国厚任女师大校长。消息传出后，女师大师生拟推代表质问章士钊，黄未敢就任。另据四月二十九日《京报》报道：“闻黄女士二十年前在日本某职业学校毕业，回国后在湘省各女校教授缝纫等课。”

〔10〕毛瑟：原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机械设计师弟兄的名字，这里指毛瑟枪，是毛瑟弟兄设计制造的一种单发步枪。

〔11〕“何物老妪”二句，见《晋书·王衍传》：“何物老妪，生此宁馨儿。”

〔12〕刘伯温卜烧饼：刘伯温（1311—1375），名基，浙江青田人，明初大臣。据假托其名的《烧饼歌》说：“明太祖一日身居内殿食烧饼，方啖一口，忽报国师刘基进见，太祖以碗覆之，始召基入。礼毕，帝问曰：‘先生深明数理，可知碗中是何物件？’基乃掐指轮算，对曰：‘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龙咬一缺，此食物也，’开视果然。”

◎　一九

广平兄：

四月卅的信收到了。闲话休提，先来攻击朱老夫子的“假名论”罢。

夫朱老夫子者，是我的老同学，我对于他的在窗下孜孜研究，久而不懈，是十分佩服的，然此亦惟于古学一端而已，若夫评论世事，乃颇觉其迂远之至者也。他对于假名之非难，实不过其最偏的一部分。如以此诬陷毁谤个人之类，才可谓之“不负责任的推诿的表示”，倘在人权尚无确实保障的时候，两面的众寡强弱，又极悬殊，则须又作别论才是。例如子房为韩报仇〔1〕，从君子看来，盖是应该写信给秦始皇，要求两人赤膊决斗，才算合理的。然而博浪一击，大索十日而终不可得，后世亦不以为“不负责任”者，知公私不同，而强弱之势亦异，一匹夫不得不然之故也。况且，现在的有权者，是什么东西呢？他知道什么责任呢？《民国日报》案〔2〕故意拖延月余，才来裁判，又决罚至如此之重，而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负片面的责任，如孩子脱衣以入虎穴，岂非大愚么？朱老夫子生活于平安中，所做的是《萧梁旧史考》〔3〕，负责与否，没有大关系，也并没有什么意外的危险，所以他的侃侃而谈之谈，仅可供他日共和实现之后的参考，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区区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此我所以指窗下为活人之坟墓，而劝人们不必多读中国之书者也！本来还要更长更明白的骂几句，但因为有所顾忌，又哀其胡子之长，就此收束罢。那么，话题一转，而论“小鬼”之假名问题。那两个“鱼与熊掌”，虽并为足下所喜，但我以为用于论文，却不相宜，因为以真名招一种无聊的麻烦，固然不值得，但若假名太近于滑稽，则足以减少论文的重量，所以也不很好。你这许多名字中，既然“非心”总算还未用过，我就以“编辑”兼“先生”之威权，给你写上这一个罢。假如于心不甘，赶紧发信抗议，还来得及，但如到星期二夜为止并无痛哭流涕之抗议，即以默认论，虽驷马也难于追回了。而且此后的文章，也应细心署名，不得以“因为忙中”推诿！试验题目出得太容易了，自然也算得我的失策，然而也未始没有补救之法的。其法即称之为“少爷”，刺之以“细心”，则效力之大，也抵得记大过二次。现在果然慷慨激昂的来“力争”了，而且写至七行之多，可见费力不少。我的报复计划，总算已经达到了一部分，“少爷”之称，姑且准其取消罢。

历来的《妇周》，几乎还是一种文艺杂志，议论很少，即偶有之，也不很好，前回的那一篇〔4〕，则简直是笑话。请他们诸公来“试他一试”，也不坏罢。然而咱们的《莽原》也很窘，寄来的多是小说与诗，评论很少，倘不小心，也容易变成文艺杂志的。我虽然被称为“编辑先生”，非常骄气，但每星期被逼作文，却很感痛苦，因为这就像先前学校中的星期考试。你如有议论，敢乞源源寄来，不胜荣幸感激涕零之至！

缝纫先生听说又不来了，要寻善于缝纫的，北京很多，本不必发电号召，奔波而至，她这回总算聪明。继其后者，据现状以观，总还是太太类罢。其实这倒不成为什么问题，不必定用毛瑟，因为“女人长女校”，还是社会的公意，想章士钊和社会奋斗，是不会的，否则，也不成其为章士钊了。老爷类中也没有什么相宜的人，名人不来，来也未必一定能办好。我想：校长之类，最好是请无大名而真肯做事的人做，然而目下无之。

我也可以“不打自招”：东边架上一盒盒的确是书籍。但我已将废去考试法不用，倘有必须报复之外，则尊称之曰“少爷”，就尽够了。

鲁迅。五月三日。

（其间缺鲁迅五月八日信一封。）

＝＝注释＝＝

〔1〕子房为韩报仇：张良（？—前186），字子房，汉初大臣。据《史记·留侯世家》：“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良尝学礼淮阳，东见沧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在今河南原阳县），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又，《史记·秦始皇本纪》叙及此事时也有始皇“令天下大索十日”的话。

〔2〕《民国日报》案：参看本卷第25页注〔4〕。另据一九二五年五月三日《京报》报道：“《民国日报》案已判决”，该报编辑邹明初以“侮辱官员”罪罚金三百元。

〔3〕《萧梁旧史考》：朱希祖考订有关《梁书》三十种史料的论文。连载于一九二三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二号。

〔4〕指林独清的《我读符致逵君的《蓄妾问题〉后的意见》一文，载《妇女周刊》第二十期（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其中说，“‘妾’字从‘立’从‘女’，即表明此女无与夫同坐之资格，只能立而侍其夫与某大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