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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59年2月

2020-08-10 05:33 作者:虹彩舞夜  | 我要投稿

2月1日


毛泽东说:

在高潮中有些人对一些事情怀疑,不足为奇,年年会有的。我们做这么大的事情,动员这么多人,又出了这么多缺点,要人家不讲坏话,怎么能行呢?


最近这两个月,我们还是实行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不要改,也没有哪个提议来改总路线。四大指标要保证,其他指标都要保证,个别的加以调整是必要的。多一点、快一点总是好。同时,还要好、省,要照顾质量。


现在有几个方面的失调,大量表现的就是副食品、日用百货、原材料等不足。工业方面有些东西没有收上来,农产品未收上来,棉花也未收齐。指标问题,原则是这样:经过努力能够做到的,一定要做到;经过努力还做不到的,那得改。现在这些失调的方面,经过努力可以改过来。


现在看起来,经过去年这一年,已经展开了一个大局面。我们曾经提过一些不适当的指标,包括我自己在内。这在武昌会议上已经纠正了,就是由三千万吨钢减到二千万吨。还有些指标也定得不适当,脑筋发起热来,想得很多,里头有一些胡思乱想。现在定下来的指标并不十分吓人,钢、煤、粮、棉,还有其他的指标,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请同志们注意发现新问题。现在我们所不知道的问题,在实践中、在斗争中才能发现。向地球开战这件事,问题还多得很。



2月2日


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没有?还没有成功。建设叫不叫社会主义革命?也是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都没有成功。人与人的关系,意识形态,这些方面的革命还没有完成。


所谓工作方法,看问题的方法,做事的方法,就是辩证法。在这次会上,李富春同志讲了个辩证法,他说不能单讲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还要搞个主观能动性。还有许多同志提到,现在有些人一讲起去年尽是缺点了,而优点、成绩那方面的材料就记得少了,甚至没有了,就否认了。


这也是个看问题的方法问题,就是所谓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形而上学的方法还是辩证法的方法问题。而我们的事业,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不过,想做好事,不想做坏事,这是一件事,而做的结果又是一件事,还要加以区别。


我们主观的东西究竟是好还是坏,要在客观实际中见效。这次计委、经委、建委以及中央各部门搞出来的这个计划比较完全,比武昌会议那个计划形而上学较少,各方面的联系比较全面。比如原材料工业跟加工工业的联系,农业跟工业的联系,生活资料(日用百货、副食品等等)同生产资料的联系,解决得更好些了。我们应该称赞这个计划,这次大进了一步。有重点,目前的重点是原材料工业,但还是两条腿。


要宣传这种方法,讨论这种方法,并且要发展这种方法。经济的相互关系,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互为因果,连锁反应,很复杂。要钻进去,把几个侧面研究一下,分析一下。因为它那么复杂,很困难,我们要认识它,揭露它,解决它。问题就是矛盾。发现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充分揭露,详细了解,才能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我们过去搞革命战争,没有一次是情况不清楚、条件不成熟而打了胜仗的。现在我们搞建设,要攻这个敌人,我们是新手,我们不会搞,也要调查研究,善于发现、揭露、解决问题。


这个农业究竟踏实不踏实?一万零五百亿斤粮食,一亿担棉花,还有油料、麻,还有猪、鸡、鸭、蛋,还有大牲口。武昌会议这个指标完不成,其结果只好报笔假账,说有那么多,会不会搞成那个样子?不要搞成那个样子就好,要争取超额。


今年的备耕,一为水,二为肥,三为土,要搞水、肥、土,中心是土,将来八字宪法应该改一下。过去因为灌溉问题非常突出,把水提到第一位了,再过一两年,就要把土放在前边,把深耕、改良土壤放在第一位,第二位是肥,第三位是水。


毛泽东说:还有两个问题想说一下:

(一)现在有些人批评我们,说是没有大局面,讲得一塌糊涂。这一点就必须要警惕。

在整社过程中间,检查工作过程中间,一定要让群众把缺点说出来,并且首先要自己作点自我批评,立刻改正。不能不让群众说话,但是一定要把那个缺点错误说成是十个指头中间的一个指头的程度,或者两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


对干部,除了极少数之外,一定要作出恰当的结论,要保护积极性,不然工作就难做。民愤很大的人,不加以处罚是不行的,但是除此之外的绝大多数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我们要坚决保护。


(二)关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现在是不甚了解,要研究。我们中国的国民经济,究竟怎样搞才叫合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李富春同志提出主观计划合乎客观规律的问题,我想是不是不讲成两件事,是两件事的对立统一。主观能动性必须反映客观实际。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主观主义的,一种是合乎实际的,要区别这两种情况。


我们经常做事,要符合实际,不符合实际,脱离客观规律(自然界的规律,社会的规律),就要受挫折,要失败。现在没有蔬菜吃,副食品、日用百货、肥皂,什么东西都缺,在这一部分问题上,我们是脱离了客观规律,我们过去安排缺乏这一方面。


我们在一九五八年可能是基本适合的,在我们国家是可以搞的。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我们找了几个相互关系(十大关系),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号。去年成都会议加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现在看起来,这三句话是好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一个主观能动性,多快好省就是搞物质工作、经济运动,要多、要快、要好、要省。


当然,我们犯了一些错误。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小孩,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要承认这些错误、缺点。我们在实践中间展开斗争,才认识客观实际,才认识什么叫做有计划按比例。


我们在一九五八年找到了道路。一九五八年基本上是适合的,这是正面的,但要说明有这么几点:劳动力浪费;副食品、多种经营、轻工业、运输业,有些是没有注意,有些是注意不够,以致引起供应不足或者失调;基本建设上马过多了一点。这些东西应该引为教训。


可能我们在武昌所定的四大指标及现在规定的各项指标,是基本适合的。但是,我们定的这些指标也可能不完全适合,这一点要讲清楚。经过努力,硬是做不到,你有什么办法?从总的看,不论我们定的这些指标,这些主观愿望,这些计划适合不适合,对于我们都是从实践中找经验。


这一场战争,我们经验不足。没有完成计划,我们从没有完成这方面得到教训。明年再搞一年,苦战三年,我们的经验就多了,矛盾就展开了,就看出问题在什么地方了。不适合怎么办呢?我们就改。我看永远要做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比较抽象,问题是什么叫多,什么叫快,要在实践中才能解决。关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现在我们开始接触这个问题,请大家研究。



2月15日


起草转发赵紫阳一月二十七日关于广东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报告的指示稿


赵紫阳的报告说:

自去年十二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农村舆论的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


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雷南县没有一个队不瞒产不私分,而且情况十分严重。


召开以县为单位的生产队长、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是解决粮食问题最主要、最好的形式。必须反复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除完成公粮、购粮和必要的上调外,其余全部由生产队自行支配,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革命干部闹本位主义是可耻的,但只要坦白交待,一律不咎既往,不给处分;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在运动期间仍继续分散隐藏粮食的,要予以法办。


广东省委一月三十一日转发赵紫阳报告的批语说:许多地方的事实证明,去年粮食大丰收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毛泽东指示全文如下:

“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好局面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政策和方法正确,解决问题的时间只需要十天或者半个月就够了。



2月23日


刘子厚等汇报当前整社、农业生产及工业生产的情况


当刘子厚汇报到整社抓六大问题,即思想、生产、分配、生活、政策、干部作风时,

毛泽东说:有什么生产要抓?多种经济上了多少人?北方的省份多种经济还是少了一些。现在商品经济还是不够,商品有大发展的余地,要大搞,要超过自给部分。中国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应该有个广大的发展。商品交换不但是城乡之间,还有乡乡之间,还有对外省的交换。


当刘子厚汇报说我们整社先抓表扬,先抓积极因素时,

毛泽东说:以壮士气,先从积极方面抓,那对呀!搞了一年,似乎没有积极因素了,光消极因素了。要向人们讲清楚,先抓积极因素,不是不纠正缺点。先抓积极因素,这是六中全会的方向,一九五八年有伟大成绩嘛。


当刘子厚汇报到分配问题时,

毛泽东说:粮食完成了没有?瞒产的多不多?很多地方是百分之百。强调统一就吓住了,农民还是怕共产。要在有差别的基础上来搞统一,光讲统一就行不通。现在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公社集体所有一小部分,生产队集体所有大部分,也就是基本上是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要统的农业税、公积金、公益金,各生产队也是不同的,有的还要三免。公社基本上是“联邦政府”,不干涉生产队内政,这样积极性就提高了。社与队、社与社、队与队、社与国家,都是买卖关系,看来买卖关系缩小不对,要利用价值法则进行商品交换。社现在还没有什么东西,还穷。


在谈到劳动力使用情况时,

毛泽东说:农村的劳动力,要搞粮食,还有林、牧、副、渔,要有专业队搞多种经济,不然社的收入就成问题了。还有劳动管理问题,搞不好就浪费了。社办工业不要样样都搞。


当李耕涛汇报说天津想搞一盘棋,全市搞一个城市人民公社时,

毛泽东说:全市组织一个公社?那么大?你市委、市政府不是已经组织起来了吗?你们有郊区,加上十二个县,一千一百多万人口的公社,太大了,已经是一个省了。大城市搞不搞公社是值得研究的。不办公社也可以办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吧!我说你早已是一盘棋了,市委就是公社党委,就是不叫公社的名字,没挂天津市人民公社的牌子就是了。


毛泽东最后说:总的看你们还是有希望的了。全党抓工业是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抓了差不多半年了,要抓下去。既要抓农业,又要抓工业;既要抓重工业,也要抓轻工业;既要抓生产,也要抓生活,还要抓思想。



2月26日


毛泽东说:

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现在公社所有制是比较合作社扩大的所有制,基本上还是老社的所有制,不是全民也不是省、县所有制,实际上也不是公社所有制,而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的合作社。


我赞成两三年逐步统一多一点,但不能统得太多。现在,我看是半公社所有或者是原有合作社所有,即队所有。土地名义上为公社所有,实际上为队所有。劳动力、产品为公社所有,县、地、省都调,调太多了不行,队就没有了。


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和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得多少不同。队多,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社有富社、穷社、中等社,社内又有穷队、中等队、富队,向富队讲清楚,去年挖了一点,今年不挖他们的,多劳多得。穷队挖富队不好,富队的人是劳动者。


吃粮标准还是要不同,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都积极起来了,否则就伤一头的积极性。提公积金可以有不同的比例,富队多提一点,穷队少提一点。公社的部分所有表现在公共积累。农民拼命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不是责任制问题,是所有制问题。


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是对的,情有可原,没有完成征购的那部分搞瞒产是没有理由的,其他合法。为何不外调?就是承认他的产品所有权。有人说这是对农民的让步,也可以这样说。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的。必要时可用借的办法。


要宣布一九五九年就按多劳多得,以安定人心,以利生产。大概是三五年,基本上是大队所有制,部分是公社所有制。第一年就积累那么多,银行贷款统统收回是错误的,收回贷款多的要退回一部分。


一律收回是一个破坏公社的行动,把一九五九年的积极性搞掉了。去年积累多了些,个人分配少了些。今年夏收、秋收,积累要比较少些,个人收入比较多些。社办工业也不要太多,多了,农业就少了,就要抽人抽钱,就要多占原料,有些与国营工业冲突,有些与县营工业冲突。


公社不许搞文工团。公社干部十几个人,管理区四五个人,生产队三个人。对于平均主义与本位主义要加以分析,首先是批评我们的平均主义,然后再说本位主义。一般说的本位主义,实际上不是本位主义,只有一小部分未完成国家任务的是本位主义,主要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主要来自县、社。当然也要分析,想办工业这是主要的,抽肥补瘦还不是主要的。不要砍富的补穷的,而是把穷的提高到富的水平,否则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


农民站岗是保护自己的劳动果实。如果我们的政策搞得稳,今明两年生产就可以大发展起来,否则,不稳,虽然是好心,就发展不起来。一县一社现在不行,除了小县修武,别的都改过来。行政人员、服务人员不可太多,不然农业成问题,结果是食之者众,生之者寡。讲全国一盘棋,光你国家算棋,农民不算棋?大队、小队不算棋?你是半盘棋,而那半盘棋人数最多。他们反对,我们就坐不稳。现在不是一盘棋,是半盘棋。


2月27日


毛泽东说:

人民公社是什么性质?是公社所有制,还是队所有制?有穷队有富队,有穷村有富村。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的办法是没有理由的,是掠夺,是抢劫。


过去高级社就是多有多吃,少有少吃。评工记分是表现人与人参加集体劳动结果的关系,包工包产是表现村与村、队与队的关系,这个经验我们没有记取。我们反本位主义,强迫收回来,这样越反越不行。这实际上是无偿外调,你叫它本位主义,名词安得不对。这是所有制的问题,现在部分所有制是社,基本所有制是队。公社逐年扩大点积累,搞他七八年,社的所有制就形成了。现在的所有制,实际上生产队是八个指头、九个指头,公社是一个指头、二个指头,最多不超过三个指头。


现在公社实际是“联邦政府”。公社的权不能那么大,它有征收公粮之权,积累之权,而产品分配权应该在队。过去就讲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关系,现在是半盘棋,几亿农民是大半盘棋,光搞国家积累和公社积累不行,现在分配方案要改变一下。我考虑,国家的征收和公社的积累只占队的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五,生产费占百分之二十,群众分配占百分之五十五,这个比例不变。


工业现在占用的资金、人力太多,是有冲突的。凡有人力、物力、财力冲突的要调整一下。学校也不可一下办那么多。什么事都要逐步来。如除四害,一次能够除净吗?绿化也要逐步来,文盲也是逐步扫,学校也是分批分期搞。财贸机关把贷款全部收回,现在应该全部退回,最后来个折中办法,叫它退一半。你把贷款都收回来了,人家发工资都没有钱,结果还得贷款发工资。


要知道,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逐步形成的。现在要拉平不行,积累太多了,群众要反对,这样并非一盘棋。真正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这样一来,农民就拥护我们了,反过来会照顾国家的。我是替农民说话的,我是支持“本位主义”的,因为现在是队所有制,几年以后才能实行社所有制。一定要注意什么事都要有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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