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1958年11月（第二部分）

11月12日

《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几次修改

“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东西，我们叫作社会主义。在这个阶段内，全党全民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

“我们有了一个不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这就是国营工业，大森林地，河道，领海，国营水库、水湖、水塘，国营农场、林场、牧场以及其他各项国营事业。这还只是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而非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现在存在的以人民公社形式出现的社会主义大集体所有制，也就系小全民所有制，要逐步地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这一部分包括几亿人口，主要是农民，还有手工业工人。他们原先是个体的中小生产者，经过几个步骤，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八年的六年时间，发展到了现在人民公社阶段。集体性逐步提高了。有可能开始向全民性发展，例如现在出现的县办工业，就带有向全民所有制发展的因素。但尚非全民所有制，可以称为县民所有制，即所谓小全民所有制。在全县范围内能够由县调配的劳动和产品，都属于这种制度。”

“”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的含义，是

(一)社会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

(二)因此社会产品(不但是生产资料的产品，而且是生活资料的产品)也为全民所有。

在过渡时期的目前阶段，除国营企业和其他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已成为全民所有以外，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池、种子、肥料、牲畜、农具、农业机器、工业厂矿)和产品，应当逐步地增加全民所有的成分，即逐步增加生产资料的全民性部分和逐步增加产品能由国家调拨的部分，根据国家计划生产，根据国家计划调拨。”

“要能实现调拨和逐步增加调拨的比例，就必须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根据国家计划和公社需要，增加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因此，必须不断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不断提高这两个部类的生产水平。”

“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公社在现阶段同时又是基层政权的组织。”

“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这两个过渡是：一个，由社会主义的目前阶段到完成阶段的过渡——即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另一个，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

“在劳动调配中，第一,必须实行和巩固生产责任制。第二,必须使生产各部门(农业部门、工业部门、运输部门)的劳动分配要合理，劳动组织要适当。”

“一定要注意食品中含热量和营养成分两个部分对于每一个人的起码必需数量。为此，要同营养学家商量，作出适当规定，不可疏忽大意。”

11月13日

毛泽东说：

一段时间以来，热情很高，成绩很大。出了一点盲目性，很长时间的盲目下去也不会。对资产阶级我们采取赎买办法，小心谨慎。

农民是五亿人口，更要小心谨慎，所有制变化得慢一些，不可太急。要吃好、睡好。现在还穷得很，从现在起十年，连前第一个五年计划，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改变为全民所有制也是了不起，北戴河会议文件，提出七八年也许不对。快慢如何，还要看两三年再说。

现在供给制的标准还很低，再有三四年、四五年可能有很大变化。食堂、托儿所、幸福院、人民公社垮一些是可能的，但可取得经验再搞起来。我们是个很穷的国家，一贫二弱，钢千把万吨，人民生活水平低，河南每人年平均只有七十几元。要对高级干部讲清楚，现在绝不能高枕无忧。

干劲很可贵，没有这股干劲就要倒霉。但是，要清醒，只顾前不顾后，只顾胜利不顾困难，那问题就大。山上五百万人，要搞好过冬的吃饭、睡觉、取暖、医药卫生。不顾广大群众生死就要灭亡。我们的好处是一年抓四次，不至于天下大乱。政治是好的，但物质基础很穷，要搞钢铁还得有时间，要考虑是否搞那么快，粮食作物长快了也不行，基础不实，容易倒伏。要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同11月13日

阅轻工业部十一月七日关于大力发展猪皮制革的报告

报告提出：

皮革工业要有个大发展，必须打破迷信牛皮的思想，大量发展猪皮制革。发展猪皮制革，应该首先面向人民公社，皮鞋的销售市场今后主要将是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因此，社社县县都可以办原皮加工厂、制革厂和制鞋厂，这样皮革工业和皮鞋工业就可以遍地开花地发展起来。

11月14日

阅新华社十一月十一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六三○期刊载的《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电讯稿

电讯稿说，

今年入秋以来，河北省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痢疾、肠胃炎等症也有发生。发生流行病的主要原因是，某些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对群众集体生活的领导和关心，社员的身体抵抗力下降，疫病蔓延很快。

同11月14日

当汇报说长风公社有人创造了亩产万斤稻谷的“万斤田”时，

毛泽东说：我不相信。

当有人说这是经过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的时，

毛泽东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

当听说妇女和男人一样干劲大，但是夜里干了活白天就没有劲时，

毛泽东说：妇女和男人还是不能一个样啊！要关心她们，要执行‘三期照顾’（月经期、怀孕期、哺乳期）。今年三月我在成都会议上就讲了有张有弛劳逸结合嘛。群众积极性越大越要关心群众，不要搞夜战，人过分劳累要害病的。

11月18日

阅十一月十三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八年第一三八期刊载的《关于“一个县能否进入共产主义”的辩论》的报道

该文说：

山东省寿张县、范县先后在十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提出一个县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寿张县委第一书记的报告中，提出“为二年内实现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基本上建设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任务。范县县委第一书记的报告中，提出 “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任务和具体规划。

参加山东省宣传文教工作高唐现场会议的同志参观寿张、范县后，对这种提法大都表示怀疑，认为目前实行的吃饭、穿衣不要钱等等，虽具有共产主义因素，但还不是各取所需，还不是共产主义。一个省一个县单独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想法是不妥当的。但是，也有人认为一个县是能够建成共产主义的。

11月19日

阅陈云报送的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十一月十七日关于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报告

报告说：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是：

（一）工业布局应该适当分散，企业类型应该以中小为主。

（二）基本建设项目施工先后必须排队。

（三）设计工作必须贯彻执行土洋结合的方针。

（四）推广快速施工。

（五）认真组织成套设备的供应。

（六）基本建设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

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印发到会各同志。应予批准，在全国推行。”

同11月19日

阅谭震林、廖鲁言十一月十六日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的报告（最重要的两点：一，预估1958年粮食产量8500亿斤，不会低于7500亿斤。二，据此，计划1959年耕地面积缩减到15亿亩以内。）

报告说：“今冬和明年的水利工程计划，比上一年度增加近三倍，有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去冬和今年是五百亿方）。假定用农村男女劳动力的半数，约一亿二千多万人来兴修水利，每人工作一百天，每人每天平均要做十五方以上，才能完成。”

毛泽东在这段话后加写：“不能搞这样多，要大大减少。”

报告说：“在公社化的过程中，自留地等残余的私有生产资料归社公有，比较顺利，个别地方出现过某些波动（例如卖猪、宰鸡等等），时间也只有几天，政策交代清楚，就稳定下来了。运动是健康的，比过去的初级合作化和高级合作化都顺利得多。”

毛泽东在这段话后加写：“但过去两个多月各地人民公社忙于秋收秋种和大搞钢铁，大多数还只搭起个架子，一大堆问题尚未处理。处理这些问题是今后几个月的任务。”

报告说：“群众当前所最关心的问题是分配问题和集体生活问题，所以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幼儿园必须办好……要把为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幼儿园服务的工作当做是为人民服务的最崇高的工作。”

毛泽东在这段话中的“集体生活问题”后加写：“关于生活问题，主要有吃饭、睡觉、带小孩三件大事。睡眠一定要有八小时，加上吃饭和休息时间四小时，共计十二小时，一定不可少。劳动时间，一般为八小时，忙时可以有十小时，最忙也不可超过十二小时，以为持久之计。”

在整个这段话后加写：“生产和生活两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不抓生活，要搞好生产是困难的。生产好，生活好，孩子带得好，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11月20日

新华社十一月十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六三二期刊载的《安国的小麦千亩天下第一田》报道

报道说：河北省安国县东风人民公社搞的一块“千亩天下第一田”，计划平均亩产二万斤。

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安国县种了个天下第一田，搞得到搞不到，我是怀疑的。

同11月20日

新华社十一月十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六三二期刊载的《稷山县食堂化的情况和问题》的报道

报道说：

山西省稷山县已普遍建立了食堂，大体可分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制度健全，花样不少，吃饱吃好，人人基本满意。参加食堂人数为百分之九十五到百分之百。这类食堂约占全县的百分之三十。

第二类是，大部分社是吃饭定量，大肚子吃不饱，小肚子吃不了，因而造成户户冒烟，两头吃饭。参加食堂的人数为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六十。这类食堂约占全县的百分之六十三。

第三类是，社干不入灶，炊事员不固定，有的只蒸馍不管菜，有的只管菜不蒸馍，造成两头吃饭，浪费时间。群众意见很大，甚至有个别食堂垮了台。这类食堂约占全县的百分之七。

11月21日

武昌会议第一次讲话

毛泽东说：我有一些想法，请大家斟酌斟酌。

第一，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

现在我们乡级以上的各级干部就是要过渡得快，抢先于苏联。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还有一个一穷二弱。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

总的是讲，我们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后进。如果我们实际上进了，还是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我们是有缺点的，北戴河会议中说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就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后面又讲，就是搞到像国营工业那样，还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又讲到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的几个条件。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所谓速度，所谓多快好省，是个客观的东西。客观上能速则速，不能速就还是不速。

第二，十五年规划问题。

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这次可以议一下，我建议实际上不作为重点，因为这个东西议不出好多事来。十年之内需不需要四亿吨钢？可能不可能搞到？没有把握。

四十条传出去很不好，那叫作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谁也不相信，说你们中国人吹牛。我看是要谨慎一点，摆他两三年再说。

第三，这次会议的任务。

我们现在是为全会作准备。一个是人民公社，一个是明年（主要是第一季度）的安排。

第四，划线问题。

划线如何划？要不要划？郑州会议划了五个标准才算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要全面地完成全民所有制才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北戴河会议有点急躁就是那个少则三四年，我是受了河南同志的影响。这个东西恐怕办不到，那个时候就搞全民所有制呀？只好改一下。

(彭真：农村公社化了，工业化了，向全民所有制转得太慢了，到农民很富了以后再转也不利。

刘少奇：农民穷一点好转。在北京讨论的时候，我的意见是达到一百五十元到二百元就发工资，达到一批转一批，再达到一批再转一批。

彭真主张两年转完，发工资。)

毛泽东：就是这个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恐怕犯了冒险主义错误了。

(刘少奇：如果这个时候不搞，他什么东西都搞起来了，再发工资，那就很难包了。

彭真：搞慢了不利。)

照刘少奇和彭真两位的意见，是趁这个穷来过渡，不然他不想过渡了。这个问题今天不讨论。

第五，消灭阶级问题。

苏联是一九三六年宣布消灭阶级的，他是十六年消灭阶级，我们今年是九年，十六年还有七年，也许可能。但是，现在我看不要肯定这个问题。阶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我们已经消灭了，但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还没有消灭。这个问题，是在去年整风时发现的。我在一九五五年写的批语中，其中有一条就是不妥当的。阶级哪一天消灭，我看还是吊着，总是要完全有保障，基本上没有害了，才能够宣布。我看宣布阶级消灭这一条不忙，谨慎一点。

第六，商品经济问题。

究竟要不要商品？商品的范围是哪些？我们在郑州会议就是严格按照斯大林，限于生活资料，加上一部分人民公社所需要的生产资料，进行商品的交换。现在有个消息，苏联出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把商品的范围扩大了，不但是生活资料，而且是生产资料。

这个问题需要研究。一个时期认为好像是商品越少越好，最好是两三年之内就不要了。现在我看这个商品是要搞久一点，不是一百年，也是二三十年。如果搞了商品，经济就不发展了，阻碍了经济发展，那就要废除。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去管它的。我们务一点虚，这是经济理论问题，政治经济学问题。

第七，减少任务问题。

水利建设，还有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恐怕也需要考虑一下。谭震林、廖鲁言同志搞的那个文件，要求全国今冬明春和明年夏天水利工程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还说一定不可少。去年冬季到今年秋季是搞了五百亿土石方，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比五百亿土石方要多差不多三倍。

我看这样搞下来，中国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不死三分之一也要死十分之一。中国五亿农民，十分之一就是五千万人。如果死了五千万人，那个时候至少我的职要撤掉，你们都可以不撤，那不是撤职问题，我这个头也没有了。你（指曾希圣——编者注）是想搞多的，你搞多也可以，总是不要死人，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有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

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今年是五百亿，明年是五百亿，后年是五百亿，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亿了吗？我说留一点给我们的儿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们统统搞光！

比如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现在才搞到八百万吨，就是六千万人上阵，明年三千万吨钢，要多少人上阵？是不是定三千万吨，值得考虑。这三千万吨，还联系到焦煤、煤、运输等，请你们议一议。

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任务，煤、电、油、运输、化工、森林、建筑材料、纺织、造纸。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还有，农业的任务是搞多少？还是要议一下，总是要有实际可能。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转化为现实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

第八，人民公社整顿问题。

人民公社整顿四个月。要搞万人检查团，去检查睡觉睡够了八小时没有，睡七小时就没有完成任务。关于人民公社的生活问题，比如工作时间、食堂、托儿所、文化娱乐等，要有一个章程，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人民公社问题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

河北同志讲他们现在已经有百分之七八的社分配搞得比较好，我是怀疑派。我说如果十个里头有一个人民公社真搞好了，就成功了。省委、地委、县委要集中精力帮助搞一个人民公社，现在谁也没有经验，要去摸，要跟群众商量。不然，这个东西要垮的。

毛泽东最后说：我是提问题，把这些题目列出来，去讨论，哪样为好。各人都可以提问题。这一向，在我的脑筋里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刚才讲的那些问题，究竟是这样好还是那样好。现在是十一月了，这次会是今年这一年的一次总结性质的会，同时安排明年的计划，主要是第一季度。

同11月21日

谈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问题

毛泽东说：

做报纸工作的，做记者工作的，对遇到的问题要有分析，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矛盾有正面，有侧面，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群众运动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面去看，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

比方瞒产，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强迫命令不好，一定的命令还是需要的。如果什么事情都命令，就不好了。有些事情也并非强迫命令，例如党委的决议，一定要照办。总要有集中，集中的过程要有民主。要提倡民主作风，反对强迫命令。

记者要善于比较。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没有吗？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种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华分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北京的编辑部要有。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

11月22日

就一九五九年钢的指标问题摸底。

毛泽东问：翻一番是否可能？

反复问：一千八百万吨靠不靠得住？

阅王任重十一月二十一日报送的湖北省关于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的指示

指示的主要内容是：

（一）“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即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二）以一九五八年的生产水平为依据，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比一九五七年的实际收入都有所增加，其余的社员也不致减少收入或减少过多。目前供给部分所占的比重不宜过大。

（三）目前，各个人民公社以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较为适宜。收入比较少的公社也可以只实行粮食供给制。少数因灾减产的公社，可以暂时实行粮食半供给制。衣服、鞋袜以及其他日用品等，目前暂不实行供给制为好。

（四）评定工资等级的主要条件，应当是劳动态度好坏、劳力强弱和技术高低。

（五）从社员工资总额中抽出百分之十到十五作为奖励工资。

（六）在一个公社内部，工资标准应当统一，但各人民公社都应当注意照顾与解决原农业社之间的穷富矛盾。

11月23日

武昌会议第二次讲话

（一）写文章问题。

中央十二个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文章写得好，看了很高兴。路线还是那个路线，精神还是那个精神，就是所提指标和根据要切实研究一下。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指标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需要补充根据。比如，讲十年达到四亿吨钢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就说得不充分。要搞得更扎实些，要求确实可靠，指标要改一下。

（二）想压一压省市委的同志。

北京来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你们一个也不写是不行的，是不是下次每人写一篇。写主要问题，写一个问题也行。要第一书记动手，即使不动手，也是动脑、动口，然后再动手，修修补补。

（三）指标问题。

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是说达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三千万吨，那是个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下来，是办得到还是办不到，把根据讲出来。去年是五百三十五万吨钢，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这是个冒险的倡议。

北戴河会议后这两个半月的经验，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搞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即把指标降低。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今年一千一百万吨，实际上好钢是八百五十万吨。明年所谓一千八百万吨，就是要搞好钢。如果一千八百万吨搞不成，我看还要缩小，先搞一千五百万吨。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降下来。

（四）作假问题。

郑州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初稿，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

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作诗不一样，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这是不好的造假。

另一种是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

（五）破除迷信。

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六）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这些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

（七）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问题。有许多人这样想，我们中国可能比苏联先进入，因为我们找到了人民公社这条道路。有的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有说四年的，也有说五六年的。山东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我派陈伯达等去看了一回，他们说难于进。这个问题要在党内说一说，中国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一是不可能，二是不应该。

11月25日

毛泽东说：

你晓不晓得我们为什么搞人民公社？就是因为农民苦得不得了。我们原有七十万个合作社，地少，人少，不利于搞大规模生产，也不容易搞综合性的生产。搞人民公社可以解放生产力。

我们人多，很穷，百分之七十是下中农，吃的穿的都不够，房子也很简陋，也很不卫生。我去年到杭州去了一趟，看到老百姓的房子很差，也很潮湿。人们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你们到杭州去看看，居住条件不算好。这正是我们的动力。为什么群众有这样大的干劲呢？他们想摆脱贫困和没有文化的情况。所以，穷有穷的好处。一穷二白有两重性：第一方面是不好；第二方面它可以变为动力，革命的动力。

同11月25日

云南省十一月十八日关于肿病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

云南省的报告说：

今年春夏之间，云南省因肿病、痢疾、小儿麻疹等发生了严重的死亡情况。报告分析了造成这一痛心事件的主要原因是：

（一）领导作风不深入，对于今年紧张持续的苦战中需要特别关心群众的生活注意不够；

（二）对一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

（三）问题发生后，领导上态度不够坚决，没有采取断然措施及时而严肃地处理，致使死人现象未能迅速制止。

毛泽东批语指出：

“云南省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

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

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

解决办法：

（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

（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11月29日

关于调查处理乡村干部中的打人骂人问题，写这封信的是河南省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的一个共产党员

他反映：

该社的社队干部打骂人的现象非常严重，被打的不仅有普通群众，还有党团员和队干部，许多人挨打后或怕挨打而偷跑在外。有的坚持党的政策而没有打人的干部，被另外一些干部扣上斗争性不强的大帽子，公社的领导对此不深入了解情况，就盲目提出批评。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从县到乡、村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有责任，要求上级机关派人进行调查。

毛泽东说：

这种情况，肯定只是少数乡村有，可能不到百分之几的乡村，但是仍然要注意，要加以调查研究，作出处理，通报全省，引起注意。如能在省报公开揭露，则更好。但要分析原因，讲清道理，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态度去公布和处理。处理要细致。否则犯错误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较轻微错误的同志们，会感到恐慌的，你看是不是呢？

现在农村中，有一部分村、乡，权力还是掌在反动分子手里，长葛县那件事可能就是这种性质的，也说不定。可能写信人有所夸大也难说，但是似乎真有那样的事情似的，从信的气氛可以感觉得到。究竟如何，待查实方能见分晓。请酌处。

11月30日

主持经济协作区主任会议

毛泽东说：

搞这些事情，需要中央和地方结合，条条块块结合。条条，比如各个部，不跟大区这个块块结合，怎么搞得好？大区也有条条和块块，第一书记是块块，分工的书记是条条，也要结合。

北戴河会议时一股热情，提出明年搞三千万吨钢，现在来看，当中至少有一千万吨是主观主义的。事非经过不知难呀！我现在泼点冷水，但要注意不要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是在鼓气的条件之下。

关于人民公社决议，

他说：这个文件要把一些事展开讲，不回答不好。例如，少种多收，“三三制”这个提法，我舍不得丢掉。这一条还是写进去好，时间上写得再灵活一些。又如，城市人民公社，索性公开回答：要搞，但是可以慢一点搞。再如，军事化、民兵，展开一下，讲得理直气壮。还有生活集体化，家庭问题，展开回答。我们现在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社会来照顾，由社会来养老。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资差额问题，四倍左右或者更多一点，要讲清楚。现在农民的多数有平均主义的倾向，工资级别相差过于悬殊，他们不赞成，但也不能没有差别。

还有个作风问题，一个是强迫，一个是造假。要拣那严重的典型搞几个，教育大多数。

今年夏秋两季，在我们面前有两个问题：一个人民公社问题，一个抓钢铁问题。过去对这两个问题搞不清楚，许多是带理论性的问题。粮食收成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增加一倍左右？你们各位大区区长跟省委第一书记在小组里商量一下，切实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