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散文选》 初次结识

初 次 结 识
1794年7月14日

突然发展起来的，与席勒的关系超过了我的一切愿望和希望，我可以把这种关系算作最高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一，它们在以后的年代中使我得到幸福。而且我应当把这一有利的事件归功于我为研究植物的变态所作的努力，由此而产生一种情况，即消除了使我长期以来与他疏远的不正常的状况。

在意大利我曾试图把自己培养得在一切艺术专业中更加明确和纯正，并且不为在此期间在德国发生的一切而操心。当我从意大利回来之后，我觉得某些享有很高威望的、具有广泛的影响的现代的和古代的文学作品，遗憾地成为使我特别厌恶的作品，我只列举海因泽①的《阿尔丁黑洛》和席勒②的《强盗》。前者之所以令我厌恶，是因为他企图通过造型艺术使感性生活和某些深奥难解的思想境界变得高贵并加以修饰；而后者呢，则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有力气的、然而未成熟的人才恰巧大量地、迷人地向祖国倾泄了伦理学的和戏剧表演艺术的佯谬论点。我曾力求排除这些佯谬论点对我的影响。就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和所做出的成绩而言，我不责怪这两个有才能的人：因为人不能放弃，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发挥作用，他首先下意识地、缺乏教育地进行尝试，然后在受教育的每个阶段越来越自觉地进行活动，因此竟有如此大量的优秀的东西和愚蠢无聊的东西在世界上传播开来，于是从混乱中产生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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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威廉·海因泽(1746-1803)：德国作家。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阿尔丁黑洛和幸福群岛》。——译注
②弗里德里希·冯·席勒(1759-1805)：德国剧作家，诗人。青年时为狂飚突进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剧本《强盗》、《阴谋与爱情》充满了反封建精神。在艺术理论方面受康德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写有《论悲剧艺术》、《美育书简》等美学论文。1794年后与歌德交往甚密。——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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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祖国由此而引起喧器嘈杂，由此地，既由疯狂的大学生们又由富有教养的宫女，普遍地给予那些奇特的畸形产物的喝彩，使我惊恐，因为我以为，我的一切努力完全付诸东流：就我过去所受到的教育，要面对的对象，要采用的方式方法在我看来似乎已经清除和瘫痪。然而使我最痛心的是，所有与我亲密无间的朋友，海因里希·迈尔①和莫里茨，以及继续抱有同样的思想的艺术家蒂施拜因和布里对我来说似乎同样地受到危害；我感到非常震惊。假如当初有这样的可能，我也许乐意完全放弃对造型艺术的研究，对文学创作的实践；究竟在什么地方可以指望超过那些具有独创的价值和怪诞的形式的作品呢？人们应当设想一下我的情况！我试图怀有和告诉人们最高尚纯洁的观点，这时我感到自己被夹在阿尔丁黑洛与弗兰茨·莫尔之间。

莫里茨同样地从意大利回来，并且有一段时间呆在我这里。他与我一起极为热烈地加强了这些观点。我避开席勒，他当时正在魏玛逗留，住在我的邻近。唐·卡洛斯②的出版不适合使我接近他，跟他和跟我同样要好的一些人的所有尝试，当时都让我拒绝了，这样我们在一段时间里过着彼此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

他的论文《论优美与尊严》同样很难作为与我和解的一种手段。他欣喜地接受了康德③哲学，康德哲学在通过似乎限制主体的方法，如此高度地颂扬主体。这种哲学解释特殊性，这样就把大自然纳入特殊性的本质，而他，以自由和自主的最崇高的感情，令人难以想象地反对肯定不会像继母似地对待他的伟大的母亲。他不是把它看作自主的、活生生的、合乎规律地产生从最低的生物到最高的生物，而是从某些人类的经验的自然的角度想象它。我甚至能够把某些激烈的段落解释为是直接指向我的，这些落段指明我的信条是错误的，与此同时我感到，如果说出这样的内容而与我无关，那就更严重了，因为在我们的思想方法之间更加决定性地出现了巨大的鸿沟。

当时无法想象联合。甚至一位叫达尔贝格④的先生的温和的劝说仍旧无济于事。此人善于按照地位向席勒表示敬意，真的，针对任何联合而加以反对的理由难以进行反驳的。无人能够否认，在两种思想完全对立的人之间的分离会超过地球直径，因为他们双方都可能被看作是一个极，然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而不能互相重合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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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斯·海因里希·迈尔(1760-1832)：瑞士画家，魏玛研究院院长，歌德的朋友。——译注
②唐·卡洛斯(1545-1568)：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长子，与父亲不和，1568年死于狱中。席勒著有悲剧《唐·卡洛斯》。——译注
③伊马努埃尔·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译注
④沃尔夫冈·黑里贝尔特·冯·达尔贝格男爵(1750-1806)：曼海姆民族剧院的经理，席勒的《强盗》在此剧院首场演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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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从下列情况中可知，在他们之间却会发生一种联系。

席勒当时前往耶拿，在那里我同样没有见到他。与此同时巴奇由于难以置信的活跃——在数目可观的收藏品和有价值的科学研究的参考资料的基础上——开始使一个自然科学研究协会进行活动。我经常出席该协会的定期召开的会议。当时我发现席勒就在那里，我们俩人偶然地同时走出来，于是进行了一次谈话，他似乎对报告人表示同情，然而非常理智地和明智地发觉，一种如此肢离破碎的报告方式怎么会毫无可能地过分要求乐意参与此事的外行对待大自然呢？这使我非常高兴。

我对此答道，它甚至对于内行来说也许仍旧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然而大概还可能有另一种方式，不是分开地、个别地开始研究大自然，而是创造性地、生动地，努力由整体到部分地描述大自然。他希望对此问题加以澄清，可是并不隐瞒他的怀疑；他无法承认，这样一种情况，正如我所强调的那样，产生于经验。

我们来到他的住所，谈话吸引我走了进去；当时我正热烈地阐明植物的变态并且用一些典型的笔划让一株象征性的植物出现在他眼前。他听着，并且以很大的兴趣注视着这一切，具有明显的接受能力；可是当我结束谈话时，他一边摇头一边说：这不是经验，这是一种观点。我惊呆了，有点儿愠怒，因为这样一来使我们分道扬镳的关键就极其严峻地表现出来。我又重新想起《论优美与尊严》中的看法，旧的怨恨又要激起，然而我尽力控制自己并回答：如果我在自己还不知道的情况下有了某些观点并且甚至亲眼见到它们的话，这会使我非常高兴的。

席勒，在善于处世和生活方式方面比我强得多，况且他也由于《时序》——他当时正想出版这个杂志——的缘故，更打算吸引我而不打算排斥我，于是就以一个有教养的康德哲学的信徒的身份对我的谈话予以回答；当时由于我的顽固的现实主义产生了导致激烈的矛盾的某些理由，于是就进行了许多争论，然后停止论战。两个人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认为自己是胜利者，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下列句子使我非常难过“本来应当适合于某种观点的经验怎么能够在某个时候产生呢？因为前者的特点恰恰在于某种经验恐怕从来都不可能与它一致。”假如他把这个认为是一种观点，我则把这个说成是经验，那么在两个人之间必须存在任何居间调解的东西，任何相关的东西！然而总算迈出了第一步。席勒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他把所有向他靠近的人都抓住不放；我同意了他的看法并且答应，把我的一些尚未发表的东西提供给《时序》。他的夫人——我从她的孩提时代起就一直喜欢她、赏识她——为(我们的)持久的相互理解做出了她自己的贡献；双方的所有朋友都非常高兴，于是我们，通过最伟大的，也许从未完全得到平息的，客观与主观之间的竞争保证结成一种联盟，它持续不断并且对我们和其他人都起到一些良好作用。

尤其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春天，在这样的春天里万物都彼此一起愉快地发芽并且从裂开的种子和伸开枝条中结出丰硕的果实。我们双方的书信对此提供了最直接的、最纯正的和最完善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