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8 《坟》论睁了眼看 从胡须说到牙齿 坚壁清野主义 寡妇主义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
《鲁迅全集》 —坟
目录
20、论睁了眼看
21、从胡须说到牙齿
22、坚壁清野主义
23、寡妇主义
24、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25、写在《坟》后面
20、论睁了眼看
虚生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中，曾有一个这样的题目：“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猛进》十九期）。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
但现在我所想到的是别一方面——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至于说对外却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来的新说，还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再回到“正视”问题去：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一辆汽车坏了，停在马路上，一群人围着呆看，所得的结果是一团乌油油的东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为。”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再说费话，就有“不合时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学教授的纠正了。呸！
我并未实验过，但有时候想：倘将一位久蛰洞房的老太爷抛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将不出闺门的千金小姐拖到旷野的黑夜里，大概只好闭了眼睛，暂续他们残存的旧梦，总算并没有遇到暗或光，虽然已经是绝不相同的现实。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
中国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说作家早就感到了，他于是使一个才子在壁上题诗，一个佳人便来和，由倾慕——现在就得称恋爱——而至于有“终身之约”。但约定之后，也就有了难关。我们都知道，“私订终身”在诗和戏曲或小说上尚不失为美谈（自然只以与终于中状元的男人私订为限），实际却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离异。明未的作家便闭上眼睛，并这一层也加以补救了，说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这大帽子来一压，便成了半个铅钱也不值，问题也一点没有了。假使有之，也只在才子的能否中状元，而决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
（近来有人以为新诗人的做诗发表，是在出风头，引异性；且迁怒于报章杂志之滥登。殊不知即使无报，墙壁实“古已有之”，早做过发表机关了；据《封神演义》，纣王已曾在女娲庙壁上题诗，那起源实在非常之早。报章可以不取白话，或排斥小诗，墙壁却拆不完，管不及的；倘一律刷成黑色，也还有破磁可划，粉笔可书，真是穷于应付。做诗不刻木板，去藏之名山，却要随时发表，虽然很有流弊，但大概是难以杜绝的罢。）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
“作善降祥”的古训，六朝人本已有些怀疑了，他们作墓志，竟会说“积善不报，终自欺人”的话。但后来的昏人，却又瞒起来。元刘信将三岁痴儿抛入蘸纸火盆，妄希福佑，是见于《元典章》的；剧本《小张屠焚儿救母》却道是为母延命，命得延，儿亦不死了。一女愿侍痼疾之夫，《醒世恒言》中还说终于一同自杀的；后来改作的却道是有蛇坠入药罐里，丈夫服后便全愈了。凡有缺陷，一经作者粉饰，后半便大抵改观，使读者落诬妄中，以为世间委实尽够光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如关羽岳飞的被杀，便只好别设骗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飞；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关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报更满人意，所以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了。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彷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沪汉烈士的追悼会中，活的人们在一块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骂，也就是和我们的先辈走着同一的路。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倘以油为上，就不必说；否则，当参入别的东西，或水或碱去。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只可以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批评家的嘴，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可怜他在“爱国”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了——或者本来就闭著。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21、从胡须说到牙齿
1
一翻《呐喊》，才又记得我曾在中华民国九年双十节②的前几天做过一篇《头发的故事》；去年，距今快要一整年了罢，那时是《语丝》③出世未久，我又曾为它写了一篇《说胡须》。实在似乎很有些章士钊④之所谓“每况愈下”⑤了，——自然，这一句成语，也并不是章士钊首先用错的，但因为他既以擅长旧学自居，我又正在给他打官司，所以就栽在他身上。当时就听说，——或者也是时行的“流言”，——一位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就愤慨过，以为从胡须说起，一直说下去，将来就要说到屁股，则于是乎便和上海的《晶报》⑥一样了。为什么呢？这须是熟精今典的人们才知道，后进的“束发小生”⑦是不容易了然的。因为《晶报》上曾经登过一篇《太阳晒屁股赋》，屁股和胡须又都是人身的一部分，既说此部，即难免不说彼部，正如看见洗脸的人，敏捷而聪明的学者即能推见他一直洗下去，将来一定要洗到屁股。所以有志于做gentleman⑧者，为防微杜渐起见，应该在背后给一顿奚落的。——如果说此外还有深意，那我可不得而知了。
昔者窃闻之：欧美的文明人讳言下体以及和下体略有渊源的事物。假如以生殖器为中心而画一正圆形，则凡在圆周以内者均在讳言之列；而圆之半径，则美国者大于英。中国的下等人，是不讳言的；古之上等人似乎也不讳，所以虽是公子而可以名为黑臀⑨。讳之始，不知在什么时候；而将英美的半径放大，直至于口鼻之间或更在其上，则[日方]于一千九百二十四年秋。
文人墨客大概是感性太锐敏了之故罢，向来就很娇气，什么也给他说不得，见不得，听不得，想不得。道学先生于是乎从而禁之，虽然很像背道而驰，其实倒是心心相印。然而他们还是一看见堂客的手帕或者姨太太的荒冢就要做诗。我现在虽然也弄弄笔墨做做白话文，但才气却仿佛早经注定是该在“水平线”⑩之下似的，所以看见手帕或荒冢之类，倒无动于中；只记得在解剖室里第一次要在女性的尸体上动刀的时候，可似乎略有做诗之意，——但是，不过“之意”而已，并没有诗，读者幸勿误会，以为我有诗集将要精装行世，传之其人，先在此预告。后来，也就连“之意”都没有了，大约是因为见惯了的缘故罢，正如下等人的说惯一样。否则，也许现在不但不敢说胡须，而且简直非“人之初性本善论”或“天地玄黄赋”⑾便不屑做。遥想土耳其革命⑿后，撕去女人的面幕，是多么下等的事？呜呼，她们已将嘴巴露出，将来一定要光着屁股走路了！
2
虽然有人数我为“无病呻吟”⒀党之一，但我以为自家有病自家知，旁人大概是不很能够明白底细的。倘没有病，谁来呻吟？如果竟要呻吟，那就已经有了呻吟病了，无法可医。——但模仿自然又是例外。即如自胡须直至屁股等辈，倘使相安无事，谁爱去纪念它们；我们平居无事时，从不想到自己的头，手，脚以至脚底心。待到慨然于“头颅谁斫”，“髀肉（又说下去了，尚希绅士淑女恕之）复生”⒁的时候，是早已别有缘故的了，所以，“呻吟”。而批评家们曰：“无病”。我实在艳羡他们的健康。
譬如腋下和胯间的毫毛，向来不很肇祸，所以也没有人引为题目，来呻吟一通。头发便不然了，不但白发数茎，能使老先生揽镜慨然，赶紧拔去；清初还因此杀了许多人。民国既经成立，辫子总算剪定了，即使保不定将来要翻出怎样的花样来，但目下总不妨说是已经告一段落。于是我对于自己的头发，也就淡然若忘，而况女子应否剪发的问题呢，因为我并不预备制造桂花油或贩卖烫剪：事不干己，是无所容心于其间的。但到民国九年，寄住在我的寓里的一位小姐考进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去了，而她是剪了头发的，再没有法可梳盘龙髻或S髻。到这时，我才知道虽然已是民国九年，而有些人之嫉视剪发的女子，竟和清朝末年之嫉视剪发的男子相同；校长M先生虽被天夺其魄⒂，自己的头顶秃到近乎精光了，却偏以为女子的头发可系千钧，示意要她留起。设法去疏通了几回，没有效，连我也听得麻烦起来，于是乎“感慨系之矣”了，随口呻吟了一篇《头发的故事》。但是，不知怎的，她后来竟居然并不留长，现在还是蓬蓬松松的在北京道上走。
本来，也可以无须说下去了，然而连胡须样式都不自由，也是我平生的一件感愤，要时时想到的。胡须的有无，式样，长短，我以为除了直接受着影响的人以外，是毫无容喙的权利和义务的，而有些人们偏要越俎代谋⒃，说些无聊的废话，这真和女子非梳头不可的教育，“奇装异服”者要抓进警厅去办罪的政治一样离奇。要人没有反拨，总须不加刺激；乡下人捉进知县衙门去，打完屁股之后，叩一个头道：“谢大老爷！”这情形是特异的中国民族所特有的。
不料恰恰一周年，我的牙齿又发生问题了，这当然就要说牙齿。这回虽然并非说下去，而是说进去，但牙齿之后是咽喉，下面是食道，胃，大小肠，直肠，和吃饭很有相关，仍将为大雅所不齿；更何况直肠的邻近还有膀胱呢，呜呼！
3
中华民国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即夏历之重九，国民因为主张关税自主，游行示威⒄了。但巡警却断绝交通，至于发生冲突，据说两面“互有死伤”。次日，几种报章（《社会日报》，《世界日报》，《舆论报》，《益世报》，《顺天时报》⒅等）的新闻中就有这样的话：
“学生被打伤者，有吴兴身（第一英文学校），头部刀伤甚重……周树人（北大教
员）齿受伤，脱门牙二。其他尚未接有报告。……”
这样还不够，第二天，《社会日报》，《舆论报》，《黄报》，《顺天时报》又道：
“……游行群众方面，北大教授周树人（即鲁迅）门牙确落二个。……”
舆论也好，指导社会机关也好，“确”也好，不确也好，我是没有修书更正的闲情别致的。但被害苦的是先有许多学生们，次日我到L学校⒆去上课，缺席的学生就有二十余，他们想不至于因为我被打落门牙，即以为讲义也跌了价的，大概是预料我一定请病假。还有几个尝见和未见的朋友，或则面问，或则函问；尤其是朋其⒇君，先行肉薄中央医院，不得，又到我的家里，目睹门牙无恙，这才重回东城，而“昊天不吊”，竟刮起大风来了。
假使我真被打落两个门牙，倒也大可以略平“整顿学风”(22)者和其党徒之气罢；或者算是说了胡须的报应，——因为有说下去之嫌，所以该得报应，——依博爱家言，本来也未始不是一举两得的事。但可惜那一天我竟不在场。我之所以不到场者，并非遵了胡适(23)教授的指示在研究室里用功，也不是从了江绍原(24)教授的忠告在推敲作品，更不是依着易卜生博士的遗训(25)正在“救出自己”；惭愧我全没有做那些大工作，从实招供起来，不过是整天躺在窗下的床上而已。为什么呢？曰：生些小病，非有他也。
然而我的门牙，却是“确落二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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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的一例，如果牙齿健全，决不会知道牙痛的人的苦楚，只见他歪着嘴角吸风，模样着实可笑。自从盘古开辟天地以来，中国就未曾发明过一种止牙痛的好方法，现在虽然很有些什么“西法镶牙补眼”的了，但大概不过学了一点皮毛，连消毒去腐的粗浅道理也不明白。以北京而论，以中国自家的牙医而论，只有几个留美出身的博士是好的，但是，yes(26)，贵不可言。至于穷乡僻壤，却连皮毛家也没有，倘使不幸而牙痛，又不安本分而想医好，怕只好去即求城隍土地爷爷罢。
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并非故意和牙齿不痛的正人君子们立异，实在是“欲罢不能”。听说牙齿的性质的好坏，也有遗传的，那么，这就是我的父亲赏给我的一份遗产，因为他牙齿也很坏。于是或蛀，或破，……终于牙龈上出血了，无法收拾；住的又是小城，并无牙医。那时也想不到天下有所谓“西法……”也者，惟有《验方新编》(27)是唯一的救星；然而试尽“验方”都不验。后来，一个善士传给我一个秘方：择日将栗子风干，日日食之，神效。应择那一日，现在已经忘却了，好在这秘方的结果不过是吃栗子，随时可以风干的，我们也无须再费神去查考。自此之后，我才正式看中医，服汤药，可惜中医仿佛也束手了，据说这是叫“牙损”，难治得很呢。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如此者久而久之，直至我到日本的长崎，再去寻牙医，他给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齿袱”，这才不再出血了，化去的医费是两元，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
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到现在，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事情还很多哩，假使我有VictorHugo(28)先生的文才，也许因此可以写出一部《LesMisérables》的续集。然而岂但没有而已么，遭难的又是自家的牙齿，向人分送自己的冤单，是不大合式的，虽然所有文章，几乎十之九是自身的暗中的辩护。现在还不如迈开大步一跳，一径来说“门牙确落二个”的事罢：
袁世凯也如一切儒者一样，最主张尊孔。做了离奇的古衣冠，盛行祭孔的时候，大概是要做皇帝以前的一两年。(29)自此以来，相承不废，但也因秉政者的变换，仪式上，尤其是行礼之状有些不同：大概自以为维新者出则西装而鞠躬，尊古者兴则古装而顿首。我曾经是教育部的佥事，因为“区区”(30)，所以还不入鞠躬或顿首之列的；但届春秋二祭，仍不免要被派去做执事。执事者，将所谓“帛”或“爵”(31)递给鞠躬或顿首之诸公的听差之谓也。民国十一年秋(32)，我“执事”后坐车回寓去，既是北京，又是秋，又是清早，天气很冷，所以我穿着厚外套，带了手套的手是插在衣袋里的。那车夫，我相信他是因为磕睡，胡涂，决非章士钊党；但他却在中途用了所谓“非常处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自己跌倒了，并将我从车上摔出。我手在袋里，来不及抵按，结果便自然只好和地母接吻，以门牙为牺牲了。于是无门牙而讲书者半年，补好于十二年之夏，所以现在使朋其君一见放心，释然回去的两个，其实却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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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二先生(33)说，“虽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这话，我确是曾经读过的，也十分佩服。所以如果打落了两个门牙，借此能给若干人们从旁快意，“痛快”，倒也毫无吝惜之心。而无如门牙，只有这几个，而且早经脱落何？但是将前事拉成今事，却也是不甚愿意的事，因为有些事情，我还要说真实，便只好将别人的“流言”抹杀了，虽然这大抵也以有利于己，至少是无损于已者为限。准此，我便顺手又要将章士钊的将后事拉成前事的胡涂账揭出来。
又是章士钊。我之遇到这个姓名而摇头，实在由来已久；但是，先前总算是为“公”，现在却像憎恶中医一样，仿佛也挟带一点私怨了，因为他“无故”将我免了官，所以，在先已经说过：我正在给他打官司。近来看见他的古文的答辩书了，很斤斤于“无故”之辩，其中有一段：
“……又该伪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该员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抗阻本部
行政，既情理之所难容，亦法律之所不许。……不得已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执政将周树
人免职，十三日由执政明令照准……”
于是乎我也“之乎者也”地驳掉他：
“查校务维持会公举树人为委员，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十
二日。岂先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
其实，那些什么“答辩书”也不过是中国的胡牵乱扯的照例的成法，章士钊未必一定如此胡涂；假使真只胡涂，倒还不失为胡涂人，但他是知道舞文玩法的。他自己说过：“挽近政治。内包甚复。一端之起。其真意往往难于迹象求之。执法抗争。不过迹象间事。……”(34)所以倘若事不干己，则与其听他说政法，谈逻辑，实在远不如看《太阳晒屁股赋》，因为欺人之意，这些赋里倒没有的。
离题愈说愈远了：这并不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现在即此收住，将来说到那里，且看民国十五年秋罢。
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九日《语丝》周刊第五十二期。
②双十节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举行了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次年一月一日建立中华民国，九月二十八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十月十日为国庆纪念日，俗称“双十节”。
③《语丝》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参看《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
④章士钊（1881—1978）字行严，笔名孤桐，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前，曾参加反清革命运动，一九一四年五月在东京主办《甲寅》月刊（两年后停刊）。五四运动后，他是一个复古主义者。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他参加北洋军阀段祺瑞政治集团，曾任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参与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和人民群众的爱国斗争；同时创办《甲寅》周刊，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后来他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变化，转而同情革命。
⑤“每况愈下”原作“每下愈况”，见《庄子·知北游》。章太炎《新方言·释词》：“愈况，犹愈甚也”。后人引用常误作“每况愈下”，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三号《孤桐杂记》中也同样用错：“尝论明清相嬗。士气骤衰。……民国承清。每况愈下。”
⑥《晶报》当时上海一种低级趣味的小报。原为《神州日报》的副刊，一九一九年三月单独出版。下文所说《太阳晒屁股赋》，是张丹[火斤]（延礼）写的一篇无聊文章，发表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神州日报》副刊。
⑦“束发小生”这是章士钊常用的轻视青年学生的一句话，如他在一九二三年作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中就说：“今之束发小生。握笔登先。名流巨公。易节恐后。”束发，古代指男子成童的年龄。
⑧Gentleman英语：绅士。
⑨黑臀春秋时晋成公的名字，见《国语·周语》所记单襄公的话：“吾闻成公之生也，其母梦神规其臀以墨曰：‘使有晋国……。’故名之曰黑臀。”
⑩“水平线”这是从当时现代评论社出版的《现代丛书》广告中引用来的。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九期（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刊登的《〈现代丛书〉出版预告》中，吹嘘他们自己的作品说：“《现代丛书》中不会有一本无价值的书，一本读不懂的书，一本在水平线下的书。”
⑾“人之初性本善”是《三字经》的首句。“天地玄黄”，是《千字文》的首句。从前学塾中常用这类句子作为练习文章的题目。
⑿土耳其革命指一九一九年基马尔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过多年的民族独立战争，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随后又对宗教、婚姻制度、社会习俗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妇女不带面纱是风俗改革中的一项。
⒀“无病呻吟”原是一句成语，当时复古主义者章士钊等人，时常攻击提倡写白话文的人为“无病呻吟”。如他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月）《评新文学运动》一文中，就影射白话文作者“忘其谫陋，无病呻吟”。
⒁“头颅谁斫”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五记载，隋炀帝感到统治局面不稳时，曾“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斫之？’”“髀肉复生”，《三国志·蜀书·先主纪》的注文中曾引《九州春秋》说，刘备投靠荆州牧刘表时，因无用武之如，久不乘马，他“见髀里肉生”，就“慨然流涕”。
⒂M先生指毛邦伟，贵州遵义人。清光绪举人，后赴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一九二○年时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天夺其魄，语出《左传》宣公十五年，原作“天夺之魄”。
⒃越俎代谋语出《庄子·逍遥游》，原作“越俎代疱”，意思是掌管祭祀的人，放下祭器去代替厨师做饭。
⒄关税自主的游行示威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文中误作“二十七”），段祺瑞政府根据一九二二年二月华盛顿会议所通过的九国关税条约，邀请英、美、法等十二国，在北京召开所谓“关税特别会议”，企图在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与各帝国主义国家成立新的关税协定。这是和当时全国人民要求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愿望相反的。因此在会议开幕的当日，北京各学校和团体五万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游行，反对关税会议，主张关税自主。游行刚至新华门，即被大批武装警察阻止、殴打，群众受伤十余人，被捕数人，造成流血事件。重九，即九月初九。
⒅《社会日报》一九二一年创刊于北京。原名《新社会报》，一九二二年五月改名《社会日报》，林白水主编。《世界日报》，一九二四年创刊于北京。原为晚报，一九二五年二月起改为日报，成舍我主编。《舆论报》，一九二二年创刊于北京，侯疑始主办。《益世报》，天主教教会报纸，一九一五年创刊于天津。次年增出北京版。比利时教士雷鸣远（后入中国籍）主办。《顺天时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办的中文报纸，一九○一年创刊于北京，创办人中岛美雄。下文的《黄报》，一九一八年创刊于北京，薛大可主编。这些都是为中外反动派利益服务的报纸。
⒆L学校指北京黎明中学。一九二五年鲁迅曾在该校教课一学期。
⒇朋其即黄鹏基，四川仁寿人，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莽原》撰稿者之一。
“昊天不吊”语见《左传》哀公十六年。
(22)“整顿学风”一九二五年五卅事件后，北京学生纷纷举行罢课，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为了镇压学生爱国运动，教育总长章士钊草拟了“整顿学风令”，于八月二十五日在内阁会议上通过，由段祺瑞执政府明令发布。
(23)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在五卅运动后的革命高xdx潮中，胡适竭力诽谤革命的群众运动，宣传知识分子应该回到研究室里去。如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发表的《爱国运动与求学》中，他歪曲引用德国歌德在拿破仑兵围柏林时闭门研究中国文物，和费希特在柏林沦陷后仍继续讲学的事为例，鼓吹埋头用功，引诱学生离开爱国运动。
(24)江绍原安徽旌德人。当时北京大学讲师。他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期（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发表的《黄狗与青年作者》一文中，认为青年作者发表不成熟的作品等于“流产”，并说：“我的小提议是：——无论作什么，非经过几番精审的推敲修正，决不发表。”
(25)易卜生在致勃兰兑斯的信中说：“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胡适在《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中也引用了这句话，并说闭门读书就是“救出你自己”。
(26)yes英语：是的。
(27)《验方新编》清代鲍相[王敖]编，八卷。是过去很流行的通俗医药书。
(28)VictorHogo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LesMisérables》，《悲惨世界》，长篇小说，雨果的代表作之一。
(29)袁世凯于一九一四年四月通令全国祭孔，公布《崇圣典例》。九月二十八日他率领各部总长和一批文武官员，穿着新制的古祭服，在北京孔庙举行祀孔典礼。
(30)“区区”佥事作者从一九一二年八月起在教育部任佥事，一九二五年因支持北京女师大学生驱逐校长杨荫榆的运动，被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免职，作者曾在平政院提出控告。当时有人说他因为失了“区区佥事”就反对章士钊，器量狭小，没有“学者的态度”等等。参看《华盖集·碰壁之余》。
(31)“帛”古代祭祀时用来敬神的丝织品，祭后即行焚化，后来用纸作代替品。“爵”，古代的酒器，三足，铜制，祭祀时用来献酒。
(32)按应为民国十二年春。《鲁迅日记》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晴，星期，黎明往孔庙执事。归途坠车，落二齿。”
(33)孔二先生即孔丘。据《孔子家语·本姓解》，孔丘有兄孟皮，他排行第二。文中所引的话，见《论语·泰伯》。
(34)章士钊的这段话见《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八日）通讯栏他对吴敬恒来信所加的附言（“内包甚复”，原作“内包深复”）。
22、坚壁清野主义
新近，我在中国社会上发现了几样主义。其一，是坚壁清野主义。
“坚壁清野”②是兵家言，兵家非我的素业，所以这话不是从兵家得来，乃是从别的书上看来，或社会上听来的。听说这回的欧洲战争时最要紧的是壕堑战，那么，虽现在也还使用着这战法——坚壁。至于清野，世界史上就有着有趣的事例：相传十九世纪初拿破仑进攻俄国，到了墨斯科时，俄人便大发挥其清野手段，同时在这地方纵火，将生活所需的东西烧个干净，请拿破仑和他的雄兵猛将在空城里吸西北风。吸不到一个月，他们便退走了。
中国虽说是儒教国，年年祭孔；“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丘未之学也。”③但上上下下却都使用着这兵法；引导我看出来的是本月的报纸上的一条新闻。据说，教育当局因为公共娱乐场中常常发生有伤风化情事，所以令行各校，禁止女学生往游艺场和公园，并通知女主家属，协同禁止。④自然，我并不深知这事是否确实；更未见明令的原文；也不明白教育当局之意，是因为娱乐场中的“有伤风化”情事，即从女生发生，所以不许其去，还是只要女生不去，别人也不发生，抑或即使发生，也就管他妈的了。
或者后一种的推测庶几近之。我们的古哲和今贤，虽然满口“正本清源”，“澄清天下”，但大概是有口无心的，“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所以结果是：收起来。第一，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想专以“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第二，是器宇只有这么大，实在并没有“澄清天下”之才，正如富翁唯一的经济法，只有将钱埋在自己的地下一样。古圣人所教的“慢藏诲盗，冶容诲淫”⑤，就是说子女玉帛的处理方法，是应该坚壁清野的。
其实这种方法，中国早就奉行的了，我所到过的地方，除北京外，一路大抵只看见男人和卖力气的女人，很少见所谓上流妇女。但我先在此声明，我之不满于这种现象者，并非因为预备遍历中国，去窃窥一切太太小姐们；我并没有积下一文川资，就是最确的证据。今年是“流言”鼎盛时代，稍一不慎，《现代评论》上就会弯弯曲曲地登出来的，所以特地先行预告。至于一到名儒，则家里的男女也不给容易见面，霍渭崖的《家训》⑥里，就有那非常麻烦的分隔男女的房子构造图。似乎有志于圣贤者，便是自己的家里也应该看作游艺场和公园；现在究竟是二十世纪，而且有“少负不羁之名，长习自由之说”的教育总长⑦，实在宽大得远了。
北京倒是不大禁锢妇女，走在外面，也不很加侮蔑的地方，但这和我们的古哲和今贤之意相左，或者这种风气，倒是满洲人输入的罢。满洲人曾经做过我们的“圣上”，那习俗也应该遵从的。然而我想，现在却也并非排满，如民元之剪辫子，乃是老脾气复发了，只要看旧历过年的放鞭爆，就日见其多。可惜不再出一个魏忠贤⑧来试验试验我们，看可有人去作干儿，并将他配享孔庙。
要风化好，是在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这正是教育者所当为之事，“收起来”却是管牢监的禁卒哥哥的专门。况且社会上的事不比牢监那样简单，修了长城，胡人仍然源源而至，深沟高垒，都没有用处的。未有游艺场和公园以前，闺秀不出门，小家女也逛庙会，看祭赛，谁能说“有伤风化”情事，比高门大族为多呢？
总之，社会不改良，“收起来”便无用，以“收起来”为改良社会的手段，是坐了津浦车往奉天。这道理很浅显：壁虽坚固，也会冲倒的。兵匪的“绑急票”⑨，抢妇女，于风化何如？没有知道呢，还是知而不能言，不敢言呢？倒是歌功颂德的！
其实，“坚壁清野”虽然是兵家的一法，但这究竟是退守，不是进攻。或者就因为这一点，适与一般人的退婴主义相称，于是见得志同道合的罢。但在兵事上，是别有所待的，待援军的到来，或敌军的引退；倘单是困守孤城，那结果就只有灭亡，教育上的“坚壁清野”法，所待的是什么呢？照历来的女教来推测，所待的只有一件事：死。
天下太平或还能苟安时候，所谓男子者俨然地教贞顺，说幽娴，“内言不出于阔”，“男女授受不亲”⑩。好！都听你，外事就拜托足下罢。但是天下弄得鼎沸，暴力袭来了，足下将何以见教呢？曰：做烈妇呀！
宋以来，对付妇女的方法，只有这一个，直到现在，还是这一个。
如果这女教当真大行，则我们中国历来多少内乱，多少外患，兵燹频仍，妇女不是死尽了么？不，也有幸免的，也有不死的，易代之际，就和男人一同降伏，做奴才。于是生育子孙，祖宗的香火幸而不断，但到现在还很有带着奴气的人物，大概也就是这个流弊罢。“有利必有弊”，是十口相传，大家都知道的。
但似乎除此之外，儒者，名臣，富翁，武人，阔人以至小百姓，都想不出什么善法来，因此还只得奉这为至宝。更昏庸的，便以为只要意见和这些歧异者，就是土匪了。和官相反的是匪，也正是当然的事。但最近，孙美瑶据守抱犊崮，其实倒是“坚壁”，至于“清野”的通品，则我要推举张献忠。
张献忠在明末的屠戮百姓，是谁也知道，谁也觉得可骇的，譬如他使ABC三枝兵杀完百姓之后，便令AB杀C，又令A杀B，又令A自相杀。为什么呢？是李自成⑾已经入北京，做皇帝了。做皇帝是要百姓的，他就要杀完他的百姓，使他无皇帝可做。正如伤风化是要女生的，现在关起一切女生，也就无风化可伤一般。
连土匪也有坚壁清野主义，中国的妇女实在已没有解放的路；听说现在的乡民，于兵匪也已经辨别不清了。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上海《新女性》月刊创刊号。
②“坚壁清野”语见《三国志·魏书·荀蔼传》。
③“俎豆之事”等语，见《论语·卫灵公》（原文无“丘”字）。是孔丘回答卫灵公的话。俎、豆，古代礼器。
④关于禁止女生往娱乐场的新闻，见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北京《京报》：“教部昨饬京师学务局，谓据各处报告，正阳门外香厂路城南游艺园，及城内东安市场中央公园北海公园等处，迭次发生有伤风化情事。各女学校学生游逛，亟应取缔。特由该局通知各级女学校，禁止游行各娱乐场，并由校通知各女生家长知照云。”
⑤“慢藏诲盗，冶容诲淫”语见《周易·系辞上》。意思是财物收藏得不严实，容易诱发人的盗心；容貌打扮得妖艳，容易诱发人的淫心。
⑥霍渭崖（1487—1540）名韬，广东南海人，明代道学家。嘉靖时官礼部尚书。他著的《家训》中有《合爨男女异路图说》，图中以朱墨两色标明分隔男女进出所走的路。
⑦指章士钊。“少负不羁之名，长习自由之说”，是他在《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中的自述。该文曾载于《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四号（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
⑧魏忠贤（1568—1627）河间肃宁（今河北肃宁）人，明代天启年间最跋扈的太监。曾利用特务机关东厂大杀较为正直有气节的人。当时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对他竞相谄媚，丑态百出。据《明史·魏忠贤传》载：“群小益求媚”，“相率归忠贤称义儿”，“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
⑨“绑急票”旧时盗匪把人劫走，强迫被劫者的家属在一定限期内用钱赎回，称为“绑票”。限期很短的称为“绑急票”。
⑩“内言不出于阃”语见《礼记·曲礼》：“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阃，即妇女所居内室的门限。“男女授受不亲”，语见《孟子·离娄》。
⑾李自成（1606—1645）陕西米脂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他于崇祯二年（1629）起义，后被推为闯王。曾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部队纪律严明，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崇祯十七年（1644）一月在西安建立大顺国。同年三月攻入北京。后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李兵败退出北京。清顺治二年（1645）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杀害。
23、寡妇主义
范源廉②先生是现在许多青年所钦仰的；各人有各人的意思，我当然无从推度那些缘由。但我个人所叹服的，是在他当前清光绪末年，首先发明了“速成师范”。一门学术而可以速成，迂执的先生们也许要觉得离奇罢；殊不知那时中国正闹着“教育荒”，所以这正是一宗急赈的款子。半年以后，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师资就不在少数了，还带着教育上的各种主义，如军国民主义，尊王攘夷主义③之类。在女子教育，则那时候最时行，常常听到嚷着的，是贤母良妻主义。
我倒并不一定以为这主义错，愚母恶妻是谁也不希望的。然而现在有几个急进的人们，却以为女子也不专是家庭中物，因而很攻击中国至今还钞了日本旧刊文来教育自己的女子的谬误。人们真容易被听惯的讹传所迷，例如近来有人说：谁是卖国的，谁是只为子孙计的。于是许多人也都这样说。其实如果真能卖国，还该得点更大的利，如果真为子孙计，也还算较有良心；现在的所谓谁者，大抵不过是送国，也何尝想到子孙。这贤母良妻主义也不在例外，急进者虽然引以为病，而事实上又何尝有这么一回事；所有的，不过是“寡妇主义”罢了。
这“寡妇”二字，应该用纯粹的中国思想来解释，不能比附欧，美，印度或亚剌伯的；倘要翻成洋文，也决不宜意译或神译，只能译音：Kuofuism。
我生以前不知道怎样，我生以后，儒教却已经颇“杂”了：“奉母命权作道场”④者有之，“神道设教”⑤者有之，佩服《文昌帝君功过格》⑥者又有之，我还记得那《功过格》，是给“谈人闺阃”者以很大的罚。我未出户庭，中国也未有女学校以前不知道怎样，自从我涉足社会，中国也有了女校，却常听到读书人谈论女学生的事，并且照例是坏事。有时实在太谬妄了，但倘若指出它的矛盾，则说的听的都大不悦，仇恨简直是“若杀其父兄”⑦。这种言动，自然也许是合于“儒行”⑧的罢，因为圣道广博，无所不包；或者不过是小节，不要紧的。
我曾经也略略猜想过这些谣诼的由来：反改革的老先生，色情狂气味的幻想家，制造流言的名人，连常识也没有或别有作用的新闻访事和记者，被学生赶走的校长高教员，谋做校长的教育家，跟着一犬而群吠的邑犬⑨……。但近来却又发见了一种另外的，是：“寡妇”或“拟寡妇”的校长及舍监⑩。
这里所谓“寡妇”，是指和丈夫死别的；所谓“拟寡妇”，是指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
中国的女性出而在社会上服务，是最近才有的，但家族制度未曾改革，家务依然纷繁，一经结婚，即难于兼做别的事。于是社会上的事业，在中国，则大抵还只有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便多半落在上文所说似的独身者的掌中。这在先前，是道学先生所占据的，继而以顽固无识等恶名失败，她们即以曾受新教育，曾往国外留学，同是女性等好招牌，起而代之。社会上也因为她们并不与任何男性相关，又无儿女系累，可以专心于神圣的事业，便漫然加以信托。但从此而青年女子之遭灾，就远在于往日在道学先生治下之上了。
即使是贤母良妻，即使是东方式，对于夫和子女，也不能说可以没有爱情。爱情虽说是天赋的东西，但倘没有相当的刺戟和运用，就不发达。譬如同是手脚，坐着不动的人将自己的和铁匠挑夫的一比较，就非常明白。在女子，是从有了丈夫，有了情人，有了儿女，而后真的爱情才觉醒的；否则，便潜藏着，或者竟会萎落，甚且至于变态。所以托独身者来造贤母良妻，简直是请盲人骑瞎马上道，更何论于能否适合现代的新潮流。自然，特殊的独身的女性，世上也并非没有，如那过去的有名的数学家SophieKowalewsky⑾，现在的思想家EllenKey⑿等；但那是一则欲望转了向，一则思想已经透澈的。然而当学士会院以奖金表彰Kowalewsky的学术上的名誉时，她给朋友的信里却有这样的话：“我收到各方面的贺信。运命的奇异的讥刺呀，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不幸。”
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欧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侍），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别的独身者也一样，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其实这也是势所必至的事：为社会所逼迫，表面上固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掣，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的。
然而学生是青年，只要不是童养媳或继母治下出身，大抵涉世不深，觉得万事都有光明，思想言行，即与此辈正相反。此辈倘能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本来就可以了解的。然而天下所多的是愚妇人，那里能想到这些事；始终用了她多年炼就的眼光，观察一切：见一封信，疑心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为什么上公园呢，总该是赴密约。被学生反对，专一运用这种策略的时候不待言，虽在平时，也不免如此。加以中国本是流言的出产地方，“正人君子”也常以这些流言作谈资，扩势力，自造的流言尚且奉为至宝，何况是真出于学校当局者之口的呢，自然就更有价值地传布起来了。
我以为在古老的国度里，老于世故者和许多青年，在思想言行上，似乎有很远的距离，倘观以一律的眼光，结果即往往谬误。譬如中国有许多坏事，各有专名，在书籍上又偏多关于它的别名和隐语。当我编辑周刊时，所收的文稿中每有直犯这些别名和隐语的；在我，是向来避而不用。但细一查考，作者实茫无所知，因此也坦然写出；其咎却在中国的坏事的别名隐语太多，而我亦太有所知道，疑虑及避忌。看这些青年，仿佛中国的将来还有光明；但再看所谓学士大夫，却又不免令人气塞。他们的文章或者古雅，但内心真是干净者有多少。即以今年的士大夫的文言而论，章士钊呈文⒀中的“荒学逾闲恣为无忌”，“两性衔接之机缄缔构”，“不受检制竟体忘形”，“谨愿者尽丧所守”等……可谓臻亵黩之极致了。但其实，被侮辱的青年学生们是不懂的；即使仿佛懂得，也大概不及我读过一些古文者的深切地看透作者的居心。
言归正传罢。因为人们因境遇而思想性格能有这样不同，所以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的萎缩，她们却以为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成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拜领一张纸，以证明自己在这里被多年陶冶之余，已经失了青春的本来面目，成为精神上的“未字先寡”⒁的人物，自此又要到社会上传布此道去了。
虽然是中国，自然也有一些解放之机，虽然是中国妇女，自然也有一些自立的倾向；所可怕的是幸而自立之后，又转而凌虐还未自立的人，正如童养媳一做婆婆，也就像她的恶姑一样毒辣。我并非说凡在教育界的独身女子，一定都得去配一个男人，无非愿意她们能放开思路，再去较为远大地加以思索；一面，则希望留心教育者，想到这事乃是一个女子教育上的大问题，而有所挽救，因为我知道凡有教育学家，是决不肯说教育是没有效验的。大约中国此后这种独身者还要逐渐增加，倘使没有善法补救，则寡妇主义教育的声势，也就要逐渐浩大，许多女子，都要在那冷酷险狠的陶冶之下，失其活泼的青春，无法复活了。全国受过教育的女子，无论已嫁未嫁，有夫无夫，个个心如古井，脸若严霜，自然倒也怪好看的罢，但究竟也太不像真要人模样地生活下去了；为他帖身的使女，亲生的女儿着想，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我是不研究教育的，但这种危害，今年却因为或一机会，深切地感到了，所以就趁《妇女周刊》⒂征文的机会，将我的所感说出。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京报》附刊《妇女周刊》周年纪念特号。
②范源廉（1874—1934）字静生，湖南湘阴人。清末曾在日本创设速成法政、师范诸科，民国以后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教育总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等职。一九二五年春，因师大经费不足辞校长职，该校学生会曾发动挽留运动。作者这里说他为“现在许多青年所钦仰”，大概即指此事。
③军国民主义也叫军国主义。它主张扩充军备，使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为对外扩张的军事目的服务；从“明治维新”时开始，日本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便合力推行军国主义的教育。尊王攘夷主义，在我国春秋时代称拥护周王室、排斥异族为尊王攘夷。它传入日本后成为一种封建性的改良主义思想：尊王，即拥护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政府而削弱幕府权力；攘夷，即抵抗外来侵略。但其后即转化为对内专制，对外侵略，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特点之一。下文的贤母良妻主义，是当时在日本和别的国家流行的一种资产阶级女子教育思想。
④“奉母命权作道场”清代梁章钜《楹联丛话》卷一：“陆稼书先生从祀文庙，初议时，或以先生家中曾延僧讽诵为疑。其后人出先生手书厅事一联云：‘读儒书不奉佛教，遵母命权作道场’。议乃定。”作者引用这句话是指当时一般兼信佛教的道学家。
⑤“神道设教”封建统治阶级利用迷信以欺骗人民的一种方法。见《周易·观卦》：“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章士钊在任段祺瑞执政府教育总长时，曾认为这种做法也有理由，他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七号（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再疏解车军义》一文中说：“故神道设教，圣人不得已而为之。”
⑥《文昌帝君功过格》据迷信传说，晋时四川梓潼人张亚死后成神，掌管人间功名禄籍，称为“文昌帝君”。《功过格》是一种宣传封建道德、带有浓厚迷信性质的所谓劝善书。它将人们的言行列为十类，分别善恶，各定若干功过，要人们逐日根据自己的言行记录功过，用这种方法劝人为善以积所谓“阴德”。《功过格》的“敬慎”类“言语过格”中有这样一条：“谈人闺阃五十过。”
⑦“若杀其父兄”语见《孟子·梁惠王》。
⑧“儒行”儒家理想中的道德行为。《礼记》有《儒行》篇，详细记载孔丘回答鲁哀公所问关于儒者道德行为的言论。
⑨邑犬即乡里中的狗。《楚辞·九章·抽思》：“邑犬之群吠兮，吠所怪也。”这里说的“跟着一大而群吠的邑犬”，指不辨是非的盲从的人们。
⑩这里的“寡妇”或“拟寡妇”的校长及舍监，是指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和舍监秦竹平一类人。舍监，是当时学校里管理寄宿学生生活的职员。
⑾SophieKowalewsky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卡雅（1850—获得巴黎科学院的保尔丹奖金。她还写有剧本《为幸福而斗争》、小说《女虚无主义者》等。
⑿EllenKey爱伦·凯（1849—1926），瑞典思想家、女权运动者。著有《儿童之世纪》、《爱情与伦理》等。
⒀章士钊呈文指章士钊的《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作者所引的文句，都是呈文中污辱女学生的词语。亵黩，即轻薄玩弄的意思。见《汉书·枚乘传》：“亵黩贵幸。”
⒁“未字先寡”即在未许婚时心情就已同寡妇一样。旧时女子许婚叫“字”。
⒂《妇女周刊》当时北京《京报》的附刊之一。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蔷薇社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日创刊，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共出五十期，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周年纪念特号发行后停刊。
24、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一解题
《语丝》五七期上语堂②先生曾经讲起“费厄泼赖”（fairplay）③，以为此种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只好努力鼓励；又谓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这字的函义究竟怎样，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这种精神之一体，则我却很想有所议论。但题目上不直书“打落水狗”者，乃为回避触目起见，即并不一定要在头上强装“义角”④之意。总而言之，不过说是“落水狗”未始不可打，或者简直应该打而已。
二论“落水狗”有三种，大都在可打之列
今之论者，常将“打死老虎”与“打落水狗”相提并论，以为都近于卑怯⑤。我以为“打死老虎”者，装怯作勇，颇含滑稽，虽然不免有卑怯之嫌，却怯得令人可爱。至于“打落水狗”，则并不如此简单，当看狗之怎样，以及如何落水而定。考落水原因，大概可有三种：（1）狗自己失足落水者，（2）别人打落者，（3）亲自打落者。倘遇前二种，便即附和去打，自然过于无聊，或者竟近于卑怯；但若与狗奋战，亲手打其落水，则虽用竹竿又在水中从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不得与前二者同论。
听说刚勇的拳师，决不再打那已经倒地的敌手，这实足使我们奉为楷模。但我以为尚须附加一事，即敌手也须是刚勇的斗士，一败之后，或自愧自悔而不再来，或尚须堂皇地来相报复，那当然都无不可。而于狗，却不能引此为例，与对等的敌手齐观，因为无论它怎样狂嗥，其实并不解什么“道义”；况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于是夹着尾巴逃走了。但后来性情还是如此。老实人将它的落水认作受洗，以为必已忏悔，不再出而咬人，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事。
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三论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
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但是，听说倒是中国的特产，在万国赛狗会里常常得到金奖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但是，狗和猫不是仇敌么？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⑥似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于跟在脚后跟。
这些就应该先行打它落水，又从而打之；如果它自坠入水，其实也不妨又从而打之，但若是自己过于要好，自然不打亦可，然而也不必为之叹息。叭儿狗如可宽容，别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因为它们虽然非常势利，但究竟还有些像狼，带着野性，不至于如此骑墙。
以上是顺便说及的话，似乎和本题没有大关系。
四论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
总之，落水狗的是否该打，第一是在看它爬上岸了之后的态度。
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假使一万年之后，或者也许要和现在不同，但我现在要说的是现在。如果以为落水之后，十分可怜，则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现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⑦，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⑧之意。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⑨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⑩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秋瑾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乡就到了一个都督，——等于现在之所谓督军，——也是她的同志：王金发⑿。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⒀，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
这人现在也已“寿终正寝”了，但在那里继续跋扈出没着的也还是这一流人，所以秋瑾的故乡也还是那样的故乡，年复一年，丝毫没有长进。从这一点看起来，生长在可为中国模范的名城⒁里的杨荫榆⒂女士和陈西滢先生，真是洪福齐天。
五论塌台人物不当与“落水狗”相提并论
“犯而不校”⒃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⒄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
俗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譬如不打落水狗说，其成因大概有二：一是无力打；二是比例错。前者且勿论；后者的大错就又有二：一是误将塌台人物和落水狗齐观，二是不辨塌台人物又有好有坏，于是视同一律，结果反成为纵恶。即以现在而论，因为政局的不安定，真是此起彼伏如转轮，坏人靠着冰山，恣行无忌，一旦失足，忽而乞怜，而曾经亲见，或亲受其噬啮的老实人，乃忽以“落水狗”视之，不但不打，甚至于还有哀矜之意，自以为公理已伸，侠义这时正在我这里。殊不知它何尝真是落水，巢窟是早已造好的了，食料是早经储足的了，并且都在租界里。虽然有时似乎受伤，其实并不，至多不过是假装跛脚，聊以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可以从容避匿罢了。他日复来，仍旧先咬老实人开手，“投石下井”⒅，无所不为，寻起原因来，一部分就正因为老实人不“打落水狗”之故。所以，要是说得苛刻一点，也就是自家掘坑自家埋，怨天尤人，全是错误的。
六论现在还不能一味“费厄”
仁人们或者要问：那么，我们竟不要“费厄泼赖”么？我可以立刻回答：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这就是“请君入瓮”⒆法。虽然仁人们未必肯用，但我还可以言之成理。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否则，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不但要“费厄”而不可得，并且连要不“费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它也“费厄”了，然后再与它讲“费厄”不迟。
这似乎很有主张二重道德之嫌，但是也出于不得已，因为倘不如此，中国将不能有较好的路。中国现在有许多二重道德，主与奴，男与女，都有不同的道德，还没有划一。要是对“落水狗”和“落水人”独独一视同仁，实在未免太偏，太早，正如绅士们之所谓自由平等并非不好，在中国却微嫌太早一样。所以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但现在自然也非绝不可行，就是，有如上文所说：要看清对手。而且还要有等差，即“费厄”必视对手之如何而施，无论其怎样落水，为人也则帮之，为狗也则不管之，为坏狗也则打之。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⒇而已矣。
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的绅士们的名言暂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现今的中国，也还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护坏人。因为当坏人得志，虐待好人的时候，即使有人大叫公理，他决不听从，叫喊仅止于叫喊，好人仍然受苦。然而偶有一时，好人或稍稍蹶起，则坏人本该落水了，可是，真心的公理论者又“勿报复”呀，“仁恕”呀，“勿以恶抗恶”呀……的大嚷起来。这一次却发生实效，并非空嚷了：好人正以为然，而坏人于是得救。但他得救之后，无非以为占了便宜，何尝改悔；并且因为是早已营就三窟，又善于钻谋的，所以不多时，也就依然声势赫奕，作恶又如先前一样。这时候，公理论者自然又要大叫，但这回他却不听你了。
但是，“疾恶太严”，“操之过急”，汉的清流和明的东林(22)，却正以这一点倾败，论者也常常这样责备他们。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人们却不说一句话。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
七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23)
中国人或信中医或信西医，现在较大的城市中往往并有两种医，使他们各得其所。我以为这确是极好的事。倘能推而广之，怨声一定还要少得多，或者天下竟可以臻于郅治。例如民国的通礼是鞠躬，但若有人以为不对的，就独使他磕头。民国的法律是没有笞刑的，倘有人以为肉刑好，则这人犯罪时就特别打屁股。碗筷饭菜，是为今人而设的，有愿为燧人氏(24)以前之民者，就请他吃生肉；再造几千间茅屋，将在大宅子里仰慕尧舜的高士都拉出来，给住在那里面；反对物质文明的，自然更应该不使他衔冤坐汽车。这样一办，真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25)，我们的耳根也就可以清净许多罢。
但可惜大家总不肯这样办，偏要以己律人，所以天下就多事。“费厄泼赖”尤其有流弊，甚至于可以变成弱点，反给恶势力占便宜。例如刘百昭殴曳女师大学生(26)，《现代评论》上连屁也不放，一到女师大恢复，陈西滢鼓动女大学生占据校舍时，却道“要是她们不肯走便怎样呢？你们总不好意思用强力把她们的东西搬走了罢？”(27)殴而且拉，而且搬，是有刘百昭的先例的，何以这一回独独“不好意思”？这就因为给他嗅到了女师大这一面有些“费厄”气味之故。但这“费厄”却又变成弱点，反而给人利用了来替章士钊的“遗泽”保镳。
八结末
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会激起新旧，或什么两派之争，使恶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罢。但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一期。
②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作家。早年留学美国、德国，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文科主任，《语丝》撰稿人之一。当时与鲁迅有交往，后因立场志趣日益歧异而断交。三十年代，他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提倡“性灵”、“幽默”，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他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语丝》第五十七期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其中说“‘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条件，能驾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
③“费厄泼赖”英语Fairplay的音译，原为体育比赛和其他竞技所用的术语，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赛，不用不正当的手段。英国资产阶级曾有人提倡将这种精神用于社会生活和党派斗争中，认为这是每一个资产阶级绅士应有的涵养和品德，并自称英国是一个费厄泼赖的国度。但实际上，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用以掩盖自己的丑恶和麻痹人民群众的一个漂亮口号。
④“义角”即假角。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闲话》中攻击鲁迅说：“花是人人爱好的，魔鬼是人人厌恶的。然而因为要取好于众人，不惜在花瓣上加上颜色，在鬼头上装上义角，我们非但觉得无聊，还有些嫌它肉麻。”意思是说：鲁迅的文章为读者所欢迎，是因为鲁迅为了讨好读者而假装成一个战斗者。
⑤指吴稚晖、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吴稚晖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京报副刊》发表的《官欤——共产党欤——吴稚晖欤》一文中说：现在批评章士钊，“似乎是打死老虎”。周作人在同月七日《语丝》五十六期的《失题》中则说：“打‘落水狗’（吾乡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旦树倒猢狲散，更从哪里去找这班散了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猢狲，也有点无聊卑劣。”林语堂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中赞同周作人的意见，认为这正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
⑥“中庸之道”儒家学说。《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宋代朱熹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⑦康党指曾经参加和赞成康有为等发动变法维新的人。革党，即革命党，指参加和赞成反清革命的人。
⑧“以人血染红顶子”清朝官服用不同质料和颜色的帽顶子来区分官阶的高低，最高的一品官是用红宝石或红珊瑚珠作帽顶子。清末的官僚和绅士常用告密和捕杀革命党人作为升官的手段，所以当时有“以人血染红顶子”的说法。
⑨“咸与维新”语见《尚书·胤征》：“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原意是对一切受恶习影响的人都给以弃旧从新的机会。这里指辛亥革命时革命派与反动势力妥协，地主官僚等乘此投机的现象。
⑩二次革命指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发动的讨伐袁世凯的战争。与辛亥革命相对而言，故称“二次革命”。在讨袁军发动之前和失败之后，袁世凯曾指使他的走狗杀害了不少革命者。
⑾秋瑾（1879？—1907）字璇卿，号竞雄，别号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一九○四年留学日本，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一九○六年春回国，一九○七年在绍兴主持大通师范学堂，组织光复军，和徐锡麟准备在浙、皖两省同时起义。徐锡麟起事失败后，她于同年七月十三日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凌晨被杀害于绍兴轩亭口。
⑿王金发（1882—1915）浙江嵊县人，原是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的首领，后加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二次革命后于一九一五年七月被袁世凯的走狗浙江都督朱瑞杀害于杭州。
⒀谋主据本文所述情节，是指当时绍兴的大地主章介眉。他在作浙江巡抚增韫的幕僚时，极力怂恿掘毁西湖边上的秋瑾墓。辛亥革命后因贪污纳贿、平毁秋墓等罪被王金发逮捕，他用“捐献”田产等手段获释。脱身后到北京任袁世凯总统府的秘书，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捐献”的田产即由袁世凯下令发还，不久他又参与朱瑞杀害王金发的谋划。按秋瑾案的告密者是绍兴劣绅胡道南，他在一九○八年被革命党人处死。
⒁模范的名城指无锡。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七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发表的《闲话》中说：“无锡是中国的模范县”。
⒂杨荫榆（？—1938）江苏无锡人，曾留学美国，一九二四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她依附北洋军阀，压迫学生，是当时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
⒃“犯而不校”这是孔丘弟子曾参的话，见《论语·泰伯》。
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摩西的话，见《旧约·申命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
⒅“投石下井”俗作“落井下石”，语出唐代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林语堂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中说：“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费厄泼赖之意”。
⒆“请君入瓮”是唐朝酷吏周兴的故事，见《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二年：“或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崔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鞫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服罪。”
⒇“党同伐异”语见《后汉书·党锢传序》。意思是纠合同伙，攻击异己。陈西滢曾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闲话》中用此语影射攻击鲁迅：“中国人是没有是非的。……凡是同党，什么都是好的，凡是异党，什么都是坏的。”同时又标榜他们自己：“在‘党同伐异’的社会里，有人非但攻击公认的仇敌，还要大胆的批评自己的朋友。”
“婆理”对“公理”而言，陈西滢等人在女师大风潮中，竭力为杨荫榆辩护，后又组织“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反对女师大复校。这里所说的“绅士们”，即指他们。参看《华盖集·“公理”的把戏》。
(22)清流指东汉末年的太学生郭泰、贾彪和大臣李膺、陈蕃等人。他们联合起来批评朝政，暴露宦官集团的罪恶，于汉桓帝延熹九年（166）为宦官所诬陷，以结党为乱的罪名遭受捕杀，十余年间，先后四次被杀戮、充军和禁锢的达七八百人，史称“党锢之祸”。东林，指明末的东林党。主要人物有顾宪成、高攀龙等。他们聚集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批评人物，对舆论影响很大。在朝的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吏，也和他们互通声色，形成了一个以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政治集团。明天启五年（1625）他们为宦官魏忠贤所屠杀，被害者数百人。
(23)“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语见朱熹在《中庸》第十三章的注文。
(24)燧人氏我国传说中最早钻木取火的人，远古的“三皇”之一。
(25)“求仁得仁又何怨”语见《论语·述而》。
(26)刘百昭湖南武冈人，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钊解散女师大，另立女子大学，派刘百昭前往筹办，刘于二十二日雇用流氓女丐殴打女师大学生，并将她们强拉出校。
(27)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女师大学生斗争胜利，宣告复校，仍回原址上课。这时，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发表的《闲话》中，说了这里所引的话，鼓动女子大学学生占据校舍，破坏女师大复校。
25、写在《坟》后面
在听到我的杂文已经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时候，我曾经写了几行题记，寄往北京去。当时想到便写，写完便寄，到现在还不满二十天，早已记不清说了些什么了。今夜周围是这么寂静，屋后面的山脚下腾起野烧的微光；南普陀寺⑴还在做牵丝傀儡戏，时时传来锣鼓声，每一间隔中，就更加显得寂静。电灯自然是辉煌着，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来袭击我的心，我似乎有些后悔印行我的杂文了。我很奇怪我的后悔；这在我是不大遇到的，到如今，我还没有深知道所谓悔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这心情也随即逝去，杂文当然仍在印行，只为想驱逐自己目下的哀愁，我还要说几句话。
记得先已说过：这不过是我的生活中的一点陈迹。如果我的过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么，也就可以说，我也曾工作过了。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不过我曾经尝得，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所以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给来者一些极微末的欢喜。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于是除小说杂感之外，逐渐又有了长长短短的杂文十多篇。其间自然也有为卖钱而作的。这回就都混在一处。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作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
然而这大约也不过是一句话。当呼吸还在时，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时却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恋，集杂文而名之曰《坟》，究竟还是一种取巧的掩饰。刘伶⑵喝得酒气熏天，使人荷锸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虽然自以为放达，其实是只能骗骗极端老实人的。
所以这书的印行，在自己就是这么一回事。至于对别人，记得在先也已说过，还有愿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喜欢；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别的就什么意思也没有了。倘若硬要说出好处来，那么，其中所介绍的几个诗人的事，或者还不妨一看；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
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但现在我并不。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还有一种小缘故，先前也曾屡次声明，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
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所以我说话常不免含胡，中止，心里想：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我的译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后来加五百，近时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自己早知道毕竟不是什么战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驱，就有这么多的顾忌和回忆。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
今天所要说的话也不过是这些，然而比较的却可以算得真实。此外，还有一点余文。
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又有些人便主张白话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却道白话要做得好，仍须看古书。前一类早已二次转舵，又反过来嘲骂“新文化”了；后二类是不得已的调和派，只希图多留几天僵尸，到现在还不少。我曾在杂感上掊击过的。
新近看见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⑶，也说起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⑷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跟着起来便该不同了，倘非天纵之圣，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更有新气象。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做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至于对于现在人民的语言的穷乏欠缺，如何救济，使他丰富起来，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也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使役，但这并不在我现在所要说的范围以内，姑且不论。
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但因为懒而且忙，至今没有做。我常疑心这和读了古书很有些关系，因为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能否忽而奋勉，是毫无把握的。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⑸，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现在呢，思想上且不说，便是文辞，许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潢自己的作品了。我不知这和劝读古文说可有相关，但正在复古，也就是新文艺的试行自杀，是显而易见的。
不幸我的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又恰在此时出版了，也许又要给读者若干毒害。只是在自己，却还不能毅然决然将他毁灭，还想借此暂时看看逝去的生活的余痕。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和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上午也正在看古文，记起了几句陆士衡的吊曹孟德文⑹，便拉来给我的这一篇作结－－
既睎古以遗累，信简礼而薄藏。
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
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
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
一九二六，一一，一一，夜。鲁迅。======================================
注释：
［1］南普陀寺在厦门大学附近。该寺建于唐代开元年间，原名普照寺。
［2］刘伶字伯伦，晋代沛国（今安徽宿县）人。《晋书·刘伶传》中说，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我。”
［3］指当时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一般》月刊。关于“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的议论，见该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第一卷第三号所载明石（朱光潜）《雨天的书》一文，其中说：“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
［4］庄周（约前369－前286）战国时宋国人，道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作有《庄子》一书。韩非（前280－前233），战国末期韩国人，先秦法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作有《韩非子》一书。
［5］见《青年必读书》，发表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京报副刊》，后收入《华盖集》。
［6］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晋代文学家。他的吊曹孟德（曹操）文，题为《吊魏武帝文》，是他在晋朝王室的藏书阁中看到了曹操的《遗令》而作的。曹操在《遗令》中说，他死后不要照古代的繁礼厚葬，葬礼应该简单些；遗物中的裘（皮衣）绂（印绶）不要分，妓乐仍留在铜雀台按时上祭作乐。陆机这篇吊文，对曹操临死时仍然眷恋这些表示了一种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