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6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未有天才之前 论雷峰塔的倒掉
《鲁迅全集》 —坟
目录
6、我之节烈观
7、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8、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
9、娜拉走后怎样
10、未有天才之前
11、论雷峰塔的倒掉
6、我之节烈观
“世道浇漓，人心日下，国将不国”这一类话，本是中国历来的叹声。不过时代不同，则所谓“日下”的事情，也有迁变：从前指的是甲事，现在叹的或是乙事。除了“进呈御览”的东西不敢妄说外，其余的文章议论里，一向就带这口吻。因为如此叹息，不但针砭世人，还可以从“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对慨叹，连杀人放火嫖妓骗钱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恶余暇，摇着头说道，“他们人心日下了。”
世风人心这件事，不但鼓吹坏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观，只是赏玩，只是叹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来，居然也有几个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叹息一番之后，还要想法子来挽救。第一个是康有为，指手画脚的说“虚君共和”才好，②陈独秀便斥他不兴③；其次是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④这几篇驳论，都是《新青年》⑤里最可寒心的文章。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假如《新青年》里，有一篇和别人辩地球方圆的文字，读者见了，怕一定要发怔。然而现今所辩，正和说地体不方相差无几。将时代和事实，对照起来，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近来虚君共和是不提了，灵学似乎还在那里捣鬼，此时却又有一群人，不能满足；仍然摇头说道，“人心日下”了。于是又想出一种挽救的方法；他们叫作“表彰节烈”⑥！
这类妙法，自从君政复古时代⑦以来，上上下下，已经提倡多年；此刻不过是竖起旗帜的时候。文章议论里，也照例时常出现，都嚷道“表彰节烈”！要不说这件事，也不能将自己提拔，出于“人心日下”之中。
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万一幸而遇着宽厚的道德家，有时也可以略迹原情，许他一个烈字。可是文人学士，已经不甚愿意替他作传；就令勉强动笔，临了也不免加上几个“惜夫惜夫”了。
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康有为借重皇帝的虚名，灵学家全靠着鬼话。这表彰节烈，却是全权都在人民，大有渐进自力之意了。然而我仍有几个疑问，须得提出。还要据我的意见，给他解答。我又认定这节烈救世说，是多数国民的意思；主张的人，只是喉舌。虽然是他发声，却和四支五官神经内脏，都有关系。所以我这疑问和解答，便是提出于这群多数国民之前。
首先的疑问是：不节烈（中国称不守节作“失节”，不烈却并无成语，所以只能合称他“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照现在的情形，“国将不国”，自不消说：丧尽良心的事故，层出不穷；刀兵盗贼水旱饥荒，又接连而起。但此等现象，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行为思想，全钞旧帐；所以种种黑暗，竟和古代的乱世仿佛，况且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人，并无不节烈的女子夹杂在内。也未必是有权力的男子，因为受了他们蛊惑，这才丧了良心，放手作恶。至于水旱饥荒，便是专拜龙神，迎大王，滥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祸祟，没有新知识的结果；更与女子无关。只有刀兵盗贼，往往造出许多不节烈的妇女。但也是兵盗在先，不节烈在后，并非因为他们不节烈了，才将刀兵盗贼招来。
其次的疑问是：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照着旧派说起来，女子是“阴类”，是主内的，是男子的附属品。然则治世救国，正须责成阳类，全仗外子，偏劳主体。决不能将一个绝大题目，都阁在阴类肩上。倘依新说，则男女平等，义务略同。纵令该担责任，也只得分担。其余的一半男子，都该各尽义务。不特须除去强暴，还应发挥他自己的美德。不能专靠惩劝女子，便算尽了天职。
其次的疑问是：表彰之后，有何效果？据节烈为本，将所有活着的女子，分类起来，大约不外三种：一种是已经守节，应该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所以除出）；一种是不节烈的人；一种是尚未出嫁，或丈夫还在，又未遇见强暴，节烈与否未可知的人。第一种已经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说了。第二种已经不好，中国从来不许忏悔，女子做事一错，补过无及，只好任其羞杀，也不值得说了。最要紧的，只在第三种，现在一经感化，他们便都打定主意道：“倘若将来丈夫死了，决不再嫁；遇着强暴，赶紧自裁！”试问如此立意，与中国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有何关系？这个缘故，已在上文说明。更有附带的疑问是：节烈的人，既经表彰，自是品格最高。但圣贤虽人人可学，此事却有所不能。假如第三种的人，虽然立志极高，万一丈夫长寿，天下太平，他便只好饮恨吞声，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以上是单依旧日的常识，略加研究，便已发见了许多矛盾。若略带二十世纪气息，便又有两层：
一问节烈是否道德？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贞操论》⑧里，已经说过理由。不过贞是丈夫还在，节是男子已死的区别，道理却可类推。只有烈的一件事，尤为奇怪，还须略加研究。
照上文的节烈分类法看来，烈的第一种，其实也只是守节，不过生死不同。因为道德家分类，根据全在死活，所以归入烈类。性质全异的，便是第二种。这类人不过一个弱者（现在的情形，女子还是弱者），突然遇着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邻右舍也不帮忙，于是他就死了；或者竟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终于没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邻舍，夹着文人学士以及道德家，便渐渐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无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惩办，只是七口八嘴，议论他死了没有？受污没有？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于是造出了许多光荣的烈女，和许多被人口诛笔伐的不烈女。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何况说是道德。
二问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替以前的道德家说话，一定是理应表彰。因为凡是男子，便有点与众不同，社会上只配有他的意思。一面又靠着阴阳内外的古典，在女子面前逞能。然而一到现在，人类的眼里，不免见到光明，晓得阴阳内外之说，荒谬绝伦；就令如此，也证不出阳比阴尊贵，外比内崇高的道理。况且社会国家，又非单是男子造成。所以只好相信真理，说是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应守的契约。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若是买卖欺骗贡献的婚姻，则要求生时的贞操，尚且毫无理由。何况多妻主义的男子，来表彰女子的节烈。
以上，疑问和解答都完了。理由如此支离，何以直到现今，居然还能存在？要对付这问题，须先看节烈这事，何以发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缘故。
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但大抵因为寡妇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无人敢娶，并非要他不事二夫。这样风俗，现在的蛮人社会里还有。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末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无什么裁制，便可知道脱离了这宗习俗，为日已久。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⑨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⑩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出于真心，还是故意，现在却无从推测。其时也正是“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全国士民，多不像样。或者“业儒”的人，想借女人守节的话，来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侧击，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难分明，后来因此多了几个节妇，虽未可知，然而吏民将卒，却仍然无所感动。于是“开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国终于归了“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的什么“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⑾了。此后皇帝换过了几家，守节思想倒反发达。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见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道，“这是什么事！你竟不为尊者讳，这还了得！”假使这唐人还活着，一定要斥革功名⑿，“以正人心而端风俗”了。
国民将到被征服的地位，守节盛了；烈女也从此着重。因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该嫁人，自己活着，自然更不许被夺。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或者妻女极多的阔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乱离时候，照顾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变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来，称赞几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经地义，别讨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双烈合传”，“七姬墓志”⒀，甚而至于钱谦益⒁的集中，也布满了“赵节妇”“钱烈女”的传记和歌颂。
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见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无异言呢？原来“妇者服也”⒂，理应服事于人。教育固可不必，连开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体质一样，成了畸形。所以对于这畸形道德，实在无甚意见。就令有了异议，也没有发表的机会。做几首“闺中望月”“园里看花”的诗，尚且怕男子骂他怀春，何况竟敢破坏这“天地间的正气”？只有说部书上，记载过几个女人，因为境遇上不愿守节，据做书的人说：可是他再嫁以后，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狱；或者世人个个唾骂，做了乞丐，也竟求乞无门，终于惨苦不堪而死了⒃！
如此情形，女子便非“服也”不可。然而男子一面，何以也不主张真理，只是一味敷衍呢？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况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⒄的影响；不述而作，最为犯忌⒅。即使有人见到，也不肯用性命来换真理。即如失节一事，岂不知道必须男女两性，才能实现。他却专责女性；至于破人节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过去。男子究竟较女性难惹，惩罚也比表彰为难。其间虽有过几个男人，实觉于心不安，说些室女不应守志殉死的平和话，⒆可是社会不听；再说下去，便要不容，与失节的女人一样看待。他便也只好变了“柔也”，不再开口了。所以节烈这事，到现在不生变革。
（此时，我应声明：现在鼓吹节烈派的里面，我颇有知道的人。敢说确有好人在内，居心也好。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对，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能因为他是好人，便竟能从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又愿他回转身来。）
其次还有疑问：
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譬如甲男引诱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贞节，死了，便是烈；甲男并无恶名，社会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别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负责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诱惑；文人著作，反将他传为美谈。所以女子身旁，几乎布满了危险。除却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带点诱惑的鬼气。所以我说很难。
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说了。节妇还要活着。精神上的惨苦，也姑且弗论。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计已能独立，社会也知道互助，一人还可勉强生存。不幸中国情形，却正相反。所以有钱尚可，贫人便只能饿死。直到饿死以后，间或得了旌表，还要写入志书。所以各府各县志书传记类的末尾，也总有几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两人，赵钱孙李，可是从来无人翻读。就是一生崇拜节烈的道德大家，若问他贵县志书里烈女门的前十名是谁？也怕不能说出。其实他是生前死后，竟与社会漠不相关的。所以我说很苦。
照这样说，不节烈便不苦么？答道，也很苦。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不过他死后间有一回表彰，写入志书。不节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随便什么人的唾骂，无主名的虐待。所以我说也很苦。
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自他两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说是本人愿意，实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着少年女人，诚心祝赞他将来节烈，一定发怒；或者还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旧牢不可破，便是被这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着。可是无论何人，都怕这节烈。怕他竟钉到自己和亲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说不愿。
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临了还有一层疑问：
节烈这事，现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人，岂非白苦一番么？可以答他说：还有哀悼的价值。他们是可怜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一九一八年七月。======================================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八月北京《新青年》月刊第五卷第二号，署名唐俟。
②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运动领袖，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领导者之一。变法失败后逃亡外国，组织保皇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一九一七年又和北洋军阀张勋扶持清废帝溥仪复辟。一九一八年一月，他在上海《不忍》杂志第九、十两期合刊上发表《共和平议》和《与徐太傅（徐世昌）书》，说中国不宜实行“民主共和”，而应实行“虚君共和”（即君主立宪）。
③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失败；以后他成了取消主义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党小组织，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一八年三月，他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发表《驳康有为共和平议》一文，驳斥“虚君共和”的论调。
④灵学派一九一七年十年，俞复、陆费逵等人在上海设盛德坛扶乩，组织灵学会，一九一八年一月刊行《灵学丛志》，提倡迷信与复古。在盛德坛成立的当天扶乩中，称“圣贤仙佛同降”，“推定”孟轲“主坛”；“谕示”有“如此主坛者归孟圣矣乎”等语。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曾刊载陈百年的《辟灵学》，钱玄同、刘半农的《斥灵学丛志》等文章，驳斥他们的荒谬。陈百年，名大齐，浙江海盐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1887—1939），名夏，浙江吴兴人，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半农（1891—1934），名复，江苏江阴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后两人都曾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
⑤《新青年》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鲁迅在“五四”时期同该刊有密切联系，是它的重要撰稿人，曾参加该刊编辑会议。
⑥“表彰节烈”一九一四年三月，袁世凯颁布旨在维护封建礼教的《褒扬条例》，规定“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给予匾额、题字、褒章等奖励；直到“五四”前后，报刊上还常登有颂扬“节妇”、“烈女”的纪事和诗文。
⑦君政复古时代指袁世凯阴谋称帝时期。当时袁世凯御用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刘师培曾在《中国学报》第一、二期（一九一六年一、二月）发表《君政复古论》一文，鼓吹恢复帝制。
⑧《贞操论》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作，译文刊登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五月）。文中列举了在贞操问题上的种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与态度，同时指出了男女在这方面的不平等现象，认为贞操不应该作为一种道德标准。
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宋代道学家程颐的话，见《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业儒”，以儒为业，指那些崇奉孔孟学说，提倡封建礼教的道学家。
⑩“重适”即再嫁。
⑾“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是元代白话文，当时皇帝在谕旨前必用此语，“上天眷命”的意思；有时只用“长生天气力里”，即“上天”的意思。元朝皇帝都有蒙古语的称号：“薛禅”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称号，“聪明天纵”的意思；“完泽笃”是元成宗铁穆耳的称号，“有寿”的意思；“曲律”是元武宗海山的称号，“杰出”的意思。
⑿斥革功名科举时代，应试取中称为得功名；有功名者如犯罪，必先革去功名，才能审判处刑。
⒀“双烈合传”合叙两个烈女事迹的传记，常见于旧时各省的府县志中。“七姬墓志”，元末明初张士诚的女婿潘元绍被徐达打败，怕他的七个妾被夺，即逼令她们一齐自缢，七人死后合葬于苏州，明代张羽为作墓志，称为《七姬权厝志》。
⒁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任礼部侍郎，南明弘光时又任礼部尚书；清军占领南京，他首先迎降，因此为人所不齿。清乾隆时将他列入《贰臣传》中。著有《初学集》、《有学集》等。
⒂“妇者服也”语见《说文解字》卷十二：“妇，服也。”
⒃这里所说的女人再嫁后遭遇惨苦的故事，在《壶天录》和《右台仙馆笔记》等笔记小说中有类似记载。《壶天录》（清代百一居士作）中说：“苏郡有茶室妇某氏，生长乡村，意复轻荡，前夫故未终七而改醮来者……忽闻后门剥啄声厉甚。启户视之，但觉一阵冷风，侵肌砭骨，灯光若豆，鬼语啾啾，惊栗而入；视妇人则口出呓语，茫迷人事矣。自称前夫来索命……哀号数日而死。”又《右台仙馆笔记》（清代俞樾作）中有《山东陈媪》一条：“乙客死于外，乙妇挟其资再嫁，而后夫好饮博，不事恒业，不数年罄其所赍。俄后夫亦死，乙妇不能自存，乞食于路……未几以痢死。”
⒄“儒者柔也”语见《说文解字》卷八：“儒，柔也。”
⒅《论语·述而》记有孔丘“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根据朱熹的注释，述即传旧，作是创始的意思。这原是孔丘自述的话，说他从事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工作，都只是传旧，自己并未有所创造。后来“述而不作”便成为一种古训，认为只应该遵从传统的道德、思想和制度，不应该立异或有所创造。因此，不述而作，也就是违背古训。
⒆对于室女守志殉死的封建道德，明清间有些较开明的文人曾表示过非议，如明代归有光的《贞女论》、清代汪中《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都曾指出它的不合理；后来俞正燮作《贞女说》，更表示了鲜明的反对的态度：“未同衾而同穴，谓之无害，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别乎？此盖贤者未思之过……呜呼，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室女，即未嫁的女子。
7、我们怎样做父亲⑴
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但何以大模大样，用了这九个字的题目呢？这有两个理由：
第一，中国的“圣人之徒”⑵，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一样不必说，也与我辈决不相干；一样便是他的伦常，我辈却不免偶然发几句议论，所以株连牵扯，很得了许多“铲伦常⑶”“禽兽行”之类的恶名。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但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我知道我辈和读者，若不是现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补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个时间。为想省却许多麻烦起见，我们便该无须客气，尽可先行占住了上风，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不但将来着手实行，可以减少困难，在中国也顺理成章，免得“圣人之徒”听了害怕，总算是一举两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说，“我们怎样做父亲。”
第二，对于家庭问题，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⑷（二五，四十，四九）中，曾经略略说及，总括大意，便只是从我们起，解放了后来的人。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虽然很可怜，然而也无法可救。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还有，我曾经说，自己并非创作者，便在上海报纸的《新教训》里，挨了一顿骂⑸。但我辈评论事情，总须先评论了自己，不要冒充，才能像一篇说话，对得起自己和别人。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创作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发见者。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便是对于数年以后的学说的进步和变迁，也说不出会到如何地步，单相信比现在总该还有进步还有变迁罢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物，因有食物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
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夫妇是“人伦之中”，却说是“人伦之始⑹”；性交是常事，却以为不净；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人人对于婚姻，大抵先夹带着不净的思想。亲戚朋友有许多戏谑，自己也有许多羞涩，直到生了孩子，还是躲躲闪闪，怕敢声明；独有对于孩子，却威严十足，这种行径，简直可以说是和偷了钱发迹的财主，不相上下了。我并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人类的性交也应如别种动物，随便举行；或如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像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
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孙子理应终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儿必须时时咒骂他的亲娘。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力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况且幼者受了权力，也并非永久占有，将来还要对于他们的幼者，仍尽义务，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切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力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⑺”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与这要求反对，我们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我们虽不能说停顿便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
自然界的安排，虽不免也有缺点，但结合长幼的方法，却并无错误。他并不用“恩”，却给予生物以一种天性，我们称他为“爱”。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
人类也不外此，欧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办法。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例如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取妻的时候，也决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杀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有人做了乐府，说是“劝孝”，大意是什么“儿子上学堂，母亲在家磨杏仁，预备回来给他喝，你还不孝么⑻”之类，自以为“拼命卫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穷人的豆浆，在爱情上价值同等，而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思；否则变成买卖行为，虽然喝了杏酪，也不异“人乳喂猪⑼”，无非要猪肉肥美，在人伦道德上，丝毫没有价值了。
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
无论何国何人，大都承认“爱己”是一件应当的事。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义，也就是继续生命的根基。因为将来的运命，早在现在决定，故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译本，载在《新朝》一卷五号）虽然重在男女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看出遗传的可怕。欧士华本是要生活，能创作的人，因为父亲的不检，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爱母亲，不忍劳他服侍，便藏着吗啡，想待发作时候，由使女瑞琴帮他吃下，毒杀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于是只好托他母亲了。
欧“母亲，现在应该你帮我的忙了。”
阿夫人“我吗？”
欧“谁能及得上你。”
阿夫人“我！你的母亲！”
欧“正为那个。”
阿夫人“我，生你的人！”
欧“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罢！”这一段描写，实在是我们做父亲的人应该震惊戒惧佩服的；决不能昧了良心，说儿子理应受罪。这种事情，中国也很多，只要在医院做事，便能时时看见先天梅毒性病儿的惨状；而且傲然的送来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但可怕的遗传，并不只是梅毒，另外许多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也可以传之子孙，而且久而久之，连社会都蒙着影响。我们且不高谈人群，单为子女说，便可以说凡是不爱己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就令硬做了父亲，也不过如古代的草寇称王一般，万万算不了正统。将来学问发达，社会改造时，他们侥幸留下的苗裔，恐怕总不免要受善种学（Eugenics⑽）者的处置。
倘若现在父母并没有将什么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交给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当然健康，总算已经达到了继续生命的目的。但父母的责任还没有完，因为生命虽然继续了，却是停顿不得，所以还须教这新生命去发展。凡动物较高等的，对于幼雏，除了养育保护以外，往往还教他们生存上必需的本领。例如飞禽便教飞翔，鸷兽便教搏击。人类更高几等，便也有愿意子孙更进一层的天性。这也是爱。上文所说的是对于现在，这是对于将来。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⑾”，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
幸而这一类教训，虽然害过许多人，却还未能完全扫尽了一切人的天性。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还能将这天性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蘖；这便是中国人虽然凋落萎缩，却未灭绝的原因。
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日本近来，觉悟的也很不少；对于儿童的设施，研究儿童的事业，都非常兴盛了。第二，便是指导。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必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末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但有人会怕，仿佛父母从此以后，一无所有，无聊之极了。这种空虚的恐怖和无聊的感想，也即从谬误的旧思想发生；倘明白了生物学的真理，自然便会消灭。但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应预备一种能力。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采，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要幸福么？连你的将来的生命都幸福了。要“返老还童”，要“老复丁⑿”么？子女便是“复丁”，都已独立而且更好了。这才是完了长者的任务，得了人生的慰安。倘若思想本领，样样照旧，专以“勃［奚谷］⒀”为业，行辈自豪，那便自然免不了空虚无聊的苦痛。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父子间要疏隔了。欧美的家庭，专制不及中国，早已大家知道；往者虽有人比之禽兽，现在却连“卫道”的圣徒，也曾替他们辩护，说并无“逆子叛弟⒁”了。因此可知：惟其解放，所以相亲；惟其没有“拘挛”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没有反抗“拘挛”的“逆子叛弟”。若威逼利诱，便无论如何，决不能有“万年有道之长⒂”。例便如我中国，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⒃，都能换到官做。父恩谕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⒄的人物，究属寥寥。足可证明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
都有“爱”是真的。路粹引孔融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汉末的孔府上，很出过几个有特色的奇人，不像现在这般冷落，这话也许确是北海先生所说；只是攻击他的偏是路粹和曹操，教人发笑罢了。⒅）虽然也是一种对于旧说的打击，但实于事理不合。因为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子女对于父母，也便最爱，最关切，不会即离。所以疏隔一层，不劳多虑。至于一种例外的人，或者非爱所能钩连。但若爱力尚且不能钩连，那便任凭什么“恩威，名份，天经，地义”之类，更是钩连不住。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长者要吃苦了。这事可分两层：第一，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这样社会中，不独老者难于生活，既解放的幼者，也难于生活。第二，中国的男女，大抵未老先衰，甚至不到二十岁，早已老态可掬，待到真实衰老，便更须别人扶持。所以我说，解放子女的父母，应该先有一番预备；而对于如此社会，尤应该改造，使他能适于合理的生活。许多人预备着，改造着，久而久之，自然可望实现了。单就别国的往时而言，斯宾塞⒆未曾结婚，不闻他［亻宅］傺无聊；瓦特早没有了子女，也居然“寿终正寝”，何况在将来，更何况有儿女的人呢？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子女要吃苦了。这事也有两层，全如上文所说，不过一是因为老而无能，一是因为少不更事罢了。因此觉醒的人，愈觉有改造社会的任务。中国相传的成法，谬误很多：一种是锢闭，以为可以与社会隔离，不受影响，一种是教给他恶本领，以为如此才能在社会中生活。用这类方法的长者，虽然也含有继续生命的好意，但比照事理，却决定谬误。此外还有一种，是传授些周旋发法，教他们顺应社会。这与数年前讲“实用主义⒇”的人，因为市上有假洋钱，便要在学校里遍教学生看洋钱的法子之类，同一错误。社会虽然不能不偶然顺应，但决不是正当办法。因为社会不良，恶现象便很多，势不能一一顺应；倘都顺应了，又违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进化的路。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
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正是“在昔已然”。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拼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我们试一翻大族的家谱，便知道始迁祖宗，大抵是单身迁居，成家立业；一到聚族而居，家谱出版，却已在零落的中途了。况在将来，迷信破了，便没有哭竹，卧冰；医学发达了，也不必尝秽［21］，割骨。又因为经济关系，结婚不得不迟，生育因此也迟，或者子女才能自存，父母已经衰老，不及依赖他们供养，事实上也就是父母反尽了义务。世界潮流逼拶着，这样做的可以生存，不然的便都衰落；无非觉醒者多，加些人力，便危机可望较少就是了。
但既如上言，中国家庭，实际久已崩溃，并不如“圣人之徒”纸上的空谈，则何以至今依然如故，一无进步呢？这事很容易解答。第一，崩溃者自崩溃，纠缠者自纠缠，设立者又自设立；毫无戒心，也不想到改革，所以如故。第二，以前的家庭中间，本来常有勃［奚谷］，到了新名词流行之后，便都改称“革命”，然而其实也仍是嫖钱至于相骂，要赌本至于相打之类，与觉醒者的改革，截然两途。这一类自称“革命”的勃奚谷子弟，纯属旧式，待到自己有了子女，也决不解放；或者毫不管理，或者反要寻出《孝经》［22］，勒令诵读，想他们“学于古训［23］”，都做牺牲。这只能全归旧道德旧习惯旧方法负责，生物学的真理决不能妄任其咎。
既如上言，生物为要进化，应该继续生命，那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24］”，三妻四妾，也极合理了。这事也很容易解答。人类因为无后，绝了将来的生命，虽然不幸，但若用不正当的方法手段，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便该比一人无后，尤其“不孝”。因为现在的社会，一夫一妻制最为合理，而多妻主义，实能使人群堕落。堕落近于退化，与继续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无后只是灭绝了自己，退化状态的有后，便会毁到他人。人类总有些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精神，而况生物自发生以来，交互关联，一人的血统，大抵总与他人有多少关系，不会完全灭绝。所以生物学的真理，决非多妻主义的护符。
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但世间又有一类长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准子女解放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这也是一个问题；而我是愿意平和的人，所以对于这问题，现在不能解答。
一九一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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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⑴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六号，署名唐俟。
⑵“圣人之徒”这里指当时竭力维护旧道德和旧文学的林琴南等人。林琴南在一九一九年三月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信中，曾以“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拾李卓吾之余唾”、“卓吾有禽兽行”等语，攻击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按李卓吾（1527－1602），即李贽，明代具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他反对当时的道学派，主张男女婚姻自主，曾被人诬蔑有“狎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等“禽兽行”。
⑶伦常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当时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五伦，认为制约他们各自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不可改变的常道，因此称为伦常。
⑷《随感录》《新青年》从一九一八年四月第四卷第四号起发表的关于社会和文化短评的总题。参看本卷第293页注⑷。
⑸指《时事新报》对作者的谩骂。作者曾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二、三号（一九一九年一月、二月、三月），发表《随感录》四十三、四十六、五十三，批判了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泼克》所载讽刺画的恶劣形象和错误倾向，并对新的美术创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在《随感录四十六》中有“我辈即使才能不及，不能创作，也该当学习”的话；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时事新报》就发表了署名“记者”的《新教训》一文，骂鲁迅“轻佻”、“狂妄”、“头脑未免不清楚，可怜！”等等。
⑹“人伦之始”语见《南史·阮孝绪传》。
⑺“父兮生我”语见《诗经·小雅·蓼莪》。
⑻这里说的“劝孝”的乐府，指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公言报》所载林琴南作《劝世白话新乐府》的《母送儿》篇，其中说：“母送儿，儿往学堂母心悲。……娘亲方自磨杏仁，儿来儿来来尝新。娇儿含泪将娘近，儿近退学娘休嗔。……儿言往就教，那想教师不教孝。……再读《孝经》一卷终，不去学堂倒罢了。”
⑼“人乳喂猪”《世说新语·汰侈》载：“武帝（司马焱）尝降王武子（济）家，武子供馔，……［丞灬］［犭屯］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犭屯］。”
⑽善种学即优生学，是英国高尔顿在一八八三年提出的“改良人种”的学说。它认为人或人种在生理和智力上的差别是由遗传决定的，只有发展所谓“优等人”，淘汰“劣等人”，社会问题才能解决。鲁迅以后对这种把生物学照搬到社会生活上来的学说采取了否定态度，参看《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⑾“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语见《论语·学而》。
⑿“老复丁”从老年回复壮年。语出汉代史游《急就篇》：“长乐无极老复丁”。
⒀“勃豀”指婆媳争吵。语出《庄子·外物》：“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豀。”
⒁欧美家庭并无“逆子叛弟”之说，见于林琴南所译小说《孝友镜》（比利时恩海贡斯翁士著）的《译余小识》：“此书为西人辨诬也。中国人之习西学者恒曰：‘男子二十而外必自立，父母之力不能莞约而拘挛之；兄弟各立门户，不相恤也。是名社会主义，国因以强。’然近年所见，家庭革命，逆子叛弟，接踵而起，国胡不强？是果真奉西人之圭臬？抑凶顽之气中于腑焦，用以自便其所为，与西俗胡涉？此书……父以友传，女以孝传，足为人伦之鉴矣。命曰《孝友镜》，亦以醒吾中国人勿诬人而打妄语也。”
⒂“万年有道之长”久远的意思。这是封建臣子颂扬朝廷的一句成语。
⒃举孝是汉代选拔官吏的办法之一，由各地推荐“善事父母”的孝子到朝中去作官。效悌力田，是汉唐科举名目之一，由地方官向朝廷推荐所谓有“孝悌”德行和努力耕作的人，中选者分别任用或给予赏赐。孝廉方正，是清代特设的科举名目，由地方官荐举所谓孝、廉、方正的人，经礼部考试，授以知县等官。
⒄割股即所谓“割股疗亲”，割取自己的股肉煎药，以医治父母的重病。《宋史·选举志一》：“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
⒅路粹引孔融的话，见《后汉书·孔融传》。路粹，字文蔚，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人，曹操的军谋祭酒。他承曹操的意旨控告孔融，说孔融对祢衡讲过这几句话，曹操便用“不孝”的罪名杀掉孔融。但曹操在《求贤令》中又说只要有才能，“不仁不孝”的人也可任用，在这件事上自相矛盾，因此鲁迅说“教人发笑”。孔融（153－208），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汉献帝时曾为北海相，因而有“北海先生”之称。
⒆斯宾塞（H．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他是终身不娶的学者。主要著作有《综合哲学体系》等。
⑿“实用主义”即实验主义，现代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主要代表有美国的皮尔斯、杜威等。其基本观点是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主张有用即真理。
［21］哭竹三国时吴国孟宗的故事。唐代白居易编的《白氏六帖》说：“孟宗后母好笋，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恸哭，笋为之出。”卧冰，晋代王详的故事。《晋书·王详传》说，他的后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详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尝秽，南朝梁庾黔娄的故事。《梁书·庾黔娄传》说，他的父亲庾易“疾始二日，医云：‘欲知差剧，但尝粪甜苦。’易泄痢，黔娄辄取尝之。”这三个故事都收在《二十四孝》中。
［22］《孝经》儒家经典之一，共十八章，孔门后学所述。汉代列入“七经”之一，后来又列入“十三经”
［23］“学于古训”语见《尚书·说命》。
［24］“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语见《孟子·离娄》。据汉代赵岐注：“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穷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8、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
宋代行于民间的小说，与历来史家所著录者很不同，当时并非文辞，而为属于技艺的“说话”②之一种。
说话者，未详始于何时，但据故书，可以知道唐时则已有。段成式③（《酉阳杂俎续集》四《贬误》）云：“子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予令任道癗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有一秀才甚赏某呼扁字与褊同声，云世人皆误。’”
其详细虽难晓，但因此已足以推见数端：一小说为杂戏中之一种，二由于市人之口述，三在庆祝及斋会时用之。而郎瑛④（《七修类藁》二十二）所谓“小说起宋仁宗，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者，亦即由此分明证实，不过一种无稽之谈罢了。
到宋朝，小说的情形乃始比较的可以知道详细。孟元老在南渡之后，追怀汴梁盛况，作《东京梦华录》⑤，于“京瓦技艺”⑥条下有当时说话的分目，为小说，合生，说诨话，说三分，说《五代史》等。而操此等职业者则称为“说话人”。高宗既定都临安⑦，更历孝光两朝⑧，汴梁式的文物渐已遍满都下，伎艺人也一律完备了。关于说话的记载，在故书中也更详尽，端平⑨年间的著作有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10)，元初的著作有吴自牧《梦粱录》⑾及周密《武林旧事》⑿，都更详细的有说话的分科：
《都城纪胜》《梦粱录》（二十）
说话者，谓之舌辩，
说话有四家：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
且小说，名银字儿，
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如烟粉灵怪传奇；公
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案，朴刀杆棒发发踪参（
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案此四字当有误）之事。
迹变态之事；说铁骑儿，……谈论古今，如水之流。
谓士马金鼓之事。谈经者，谓演说佛书；
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
说经，谓演说佛书；道等事。……又有说诨经
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者。
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讲史书者，谓讲说《
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
……兴废争战之事。
合生，与起今随今相
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也。
似，各占一事。
但周密所记者又小异，为演史，说经诨经，小说，说诨话；而无合生。唐中宗时，武平一⒀上书言“比来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新唐书》一百十九）则合生实始于唐，且用诨词戏谑，或者也就是说诨话；惟至宋当又稍有迁变，今未详⒁。起今随今之“今”，《都城纪胜》作“令”，明抄本《说郛》中之《古杭梦游录》⒂又作起令随合，何者为是，亦未详。
据耐得翁及吴自牧说，是说话之一科的小说，又因内容之不同而分为三子目：
1．银字儿所说者为烟粉（烟花粉黛），灵怪（神仙鬼怪），传奇（离合悲欢）等。
2．说公案所说者为搏刀赶棒（拳勇），发迹变态（遇合）之事。
3．说铁骑儿所说者为士马金鼓（战争）之事。
惟有小说，是说话中最难的一科，所以说话人“最畏小说，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都城纪胜》云；《梦粱录》同，惟“提破”作“捏合”⒃。），非同讲史，易于铺张；而且又须有“谈论古今，如水之流”的口辩。然而在临安也不乏讲小说的高手，吴自牧所记有谭淡子等六人，周密所记有蔡和等五十二人，其中也有女流，如陈郎娘枣儿，史蕙英。
临安的文士佛徒多有集会；瓦舍的技艺人也多有，其主意大约是在于磨炼技术的。小说专家所立的社会，名曰雄辩社。（《武林旧事》三）
元人杂剧虽然早经销歇，但尚有流传的曲本，来示人以大概的情形。宋人的小说也一样，也幸而借了“话本”偶有留遗，使现在还可以约略想见当时瓦舍中说话的模样。
其话本曰《京本通俗小说》，全书不知凡几卷，现在所见的只有残本，经江阴缪氏影刻，是卷十至十六的七卷，先曾单行，后来就收在《烟画东堂小品》之内了。(17)还有一卷是叙金海陵王的秽行的，或者因为文笔过于碍眼了罢，缪氏没有刻，然而仍有郋园的改换名目的排印本；郋园是长沙叶德辉的园名。⒅
刻本七卷中所收小说的篇目以及故事发生的年代如下列：
卷十碾玉观音“绍兴年间。”
十一菩萨蛮“大宋高宗绍兴年间。”
十二西山一窟鬼“绍兴十年间。”
十三志诚张主管无年代，但云东京汴州开封事。十四拗相公“先朝。”
十五错斩崔宁“高宗时。”
十六冯玉梅团圆“建炎四年。”
每题俱是一全篇，自为起讫，并不相联贯。钱曾《也是园书目》⒆（十）著录的“宋人词话”十六种中，有《错斩崔宁》与《冯玉梅团圆》两种，可知旧刻又有单篇本，而《通俗小说》即是若干单篇本的结集，并非一手所成。至于所说故事发生的时代，则多在南宋之初；北宋已少，何况汉唐。又可知小说取材，须在近时；因为演说古事，范围即属讲史，虽说小说家亦复“谈论古今，如水之流”，但其谈古当是引证及装点，而非小说的本文。如《拗相公》开首虽说王莽，但主意却只在引出王安石，即其例。
七篇中开首即入正文者只有《菩萨蛮》，其余六篇则当讲说之前，俱先引诗词或别的事实，就是“先引下一个故事来，权做个‘得胜头回’。”（本书十五）“头回”当即冒头的一回之意，“得胜”是吉语，瓦舍为军民所聚，自然也不免以利市语说之，未必因为进御才如此。
“得胜头回”略有定法，可说者凡四：
1．以略相关涉的诗词引起本文。如卷十用《春词》十一首引起延安郡王游春；卷十二用士人沈文述的词逐句解释，引起遇鬼的士人皆是。
2．以相类之事引起本文。如卷十四以王莽引起王安石是。
3．以较逊之事引起本文。如卷十五以魏生因戏言落职，引起刘贵因戏言遇大祸；卷十六以“交互姻缘”转入“双镜重圆”而“有关风化，到还胜似几倍”皆是。4．以相反之事引起本文。如卷十三以王处厚照镜见白发的词有知足之意，引起不伏老的张士廉以晚年娶妻破家是。
而这四种定法，也就牢笼了后来的许多拟作了。
在日本还传有中国旧刻的《大唐三藏取经记》三卷，共十七章，章必有诗；别一小本则题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⒇。《也是园书目》将《错斩崔宁》及《冯玉梅团圆》归入“宋人词话”门，或者此类话本，有时亦称词话：就是小说的别名。《通俗小说》每篇引用诗词之多，实远过于讲史（《五代史平话》《三国志传》(22)，《水浒传》(23)等），开篇引首，中间铺叙与证明，临末断结咏叹，无不征引诗词，似乎此举也就是小说的一样必要条件。引诗为证，在中国本是起源很古的，汉韩婴的《诗外传》(24)，刘向的《列女传》(25)，皆早经引《诗》以证杂说及故事，但未必与宋小说直接相关；只是“借古语以为重”的精神，则虽说汉之与宋，学士之与市人，时候学问，皆极相违，而实有一致的处所。唐人小说中也多半有诗，即使妖魔鬼怪，也每能互相酬和，或者做几句即兴诗，此等风雅举动，则与宋市人小说不无关涉，但因为宋小说多是市井间事，人物少有物魅及诗人，于是自不得不由吟咏而变为引证，使事状虽殊，而诗气不脱；吴自牧记讲史高手，为“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梦粱录》二十），即可移来解释小说之所以多用诗词的缘故的。
由上文推断，则宋市人小说的必要条件大约有三：
1．须讲近世事；
2．什九须有“得胜头回”；
3．须引证诗词。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的话本，除《京本通俗小说》之外，今尚未见有第二种(26)。《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极拙的拟话本，并且应属于讲史。《大宋宣和遗事》(27)钱曾虽列入“宋人词话”中，而其实也是拟作的讲史，惟因其系钞撮十种书籍而成，所以也许含有小说分子在内。
然而在《通俗小说》未经翻刻以前，宋代的市人小说也未尝断绝；他间或改了名目，夹杂着后人拟作而流传。那些拟作，则大抵出于明朝人，似宋人话本当时留存尚多，所以拟作的精神形式虽然也有变更，而大体仍然无异。以下是所知道的几部书：
1．《喻世明言》(28)。未见。
2．《警世通言》(29)。未见。王士禛(30)云，“《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罢相归金陵事，极快人意，乃因卢多逊谪岭南事而稍附益之。”（《香祖笔记》十）《拗相公》见《通俗小说》卷十四，是《通言》必含有宋市人小说。
3．《醒世恒言》(31)。四十卷，共三十九事；不题作者姓名。前有天启丁卯（1627）陇西可一居士序云，“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所以继《明言》《通言》而作也。……”因知三言之内，最后出的是《恒言》。所说者汉二事，隋三事，唐八事，宋十一事，明十五事。其中隋唐故事，多采自唐人小说，故唐人小说在元既已侵入杂剧及传奇，至明又侵入了话本；然而悬想古事，不易了然，所以逊于叙述明朝故事的十余篇远甚了。宋事有三篇像拟作，七篇（《卖油郎独占花魁》，《灌园叟晚逢仙女》，《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吴衙内邻舟赴约》，《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疑出自宋人话本，而一篇（《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则即是《通俗小说》卷十五的《错斩崔宁》。
松禅老人序《今古奇观》云，“墨憨斋增补《平妖》(32)，穷工极变，不失本来。……至所纂《喻世》《醒世》《警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岐，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是纂三言与补《平妖》者为一人。明本《三遂平妖传》有张无咎序，云“兹刻回数倍前，盖吾友龙子犹所补也。”而首叶则题“冯犹龙先生增定”。可知三言亦冯犹龙作，而龙子犹乃其游戏笔墨时的隐名。
冯犹龙名梦龙，长洲人（《曲品》(33)作吴县人），由贡生拔授寿宁知县，有《七乐斋稿》；然而朱彝尊(34)以为“善为启颜之辞，时入打油之调，不得为诗家。”（《明诗综》七十一）盖冯犹龙所擅长的是词曲，既作《双雄记传奇》，又刻《墨憨斋传奇定本十种》，多取时人名曲，再加删订，颇为当时所称；而其中的《万事足》，《风流梦》，《新灌园》是自作。他又极有意于稗说，所以在小说则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在讲史则增补《三遂平妖传》。
4．《拍案惊奇》(35)。三十六卷；每卷一事，唐六，宋六，元四，明二十。前有即空观主人序云，“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书，颇存雅道，时著良规，复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则仿佛此书也是冯犹龙作。然而叙述平板，引证贫辛，“头回”与正文“捏合”不灵，有时如两大段；冯犹龙是“文苑之滑稽”，似乎不至于此。同时的松禅老人也不信，故其序《今古奇观》，于叙墨憨斋编纂三言之下，则云“即空观主人壶矢代兴(36)，爱有《拍案惊奇》之刻，颇费搜获，足供谈麈”了。
5．《今古奇观》(37)。四十卷；每卷一事。这是一部选本，有姑苏松禅老人序，云是抱瓮老人由《喻世》《醒世》《警世》三言及《拍案惊奇》中选刻而成。所选的出于《醒世恒言》者十一篇（第一，二，七，八，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回），疑为宋人旧话本之《卖油郎》，《灌园叟》，《乔太守》在内；而《十五贯》落了选。出于《拍案惊奇》者七篇（第九，十，十八，二十九，三十七，三十九，四十回）。其余二十二篇，当然是出于《喻世明言》及《警世通言》的了，所以现在借了易得的《今古奇观》，还可以推见那希觏的《明言》《通言》的大概。其中还有比汉更古的故事，如俞伯牙，庄子体及羊角哀皆是。但所选并不定佳，大约因为两篇的题目须字字相对，所以去取之间，也就很受了束缚了。
6．《今古奇闻》(38)。二十二卷；每卷一事。前署东壁山房主人编次，也不知是何人。书中提及“发逆”，则当是清咸丰或同治初年的著作。日本有翻刻，王寅（字冶梅）到日本去卖画，又翻回中国来，有光绪十七年序，现在印行的都出于此本。这也是一部选集，其中取《醒世恒言》者四篇（卷一，二，六，十八），《十五贯》也在内，可惜删落了“得胜头回”；取《西湖佳话》(39)者一篇（卷十）；余未详，篇末多有自怡轩主人评语，大约是别一种小说的话本，然而笔墨拙涩，尚且及不到《拍案惊奇》。
7．《续今古奇观》(40)。三十卷；每卷一回。无编者名，亦无印行年月，然大约当在同治末或光绪初。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41)严禁淫词小说，《拍案惊奇》也在内，想来其时市上遂难得，于是《拍案惊奇》即小加删改，化为《续今古奇观》而出，依然流行世间。但除去了《今古奇观》所已采的七篇，而加上《今古奇闻》中的一篇（《康友仁轻财重义得科名》），改立题目，以足三十卷的整数。
此外，明人拟作的小说也还有，如杭人周楫的《西湖二集》(42)三十四卷，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43)十五卷皆是。但都与几经选刻，辗转流传的本子无关，故不复论。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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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北京《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
②“说话”唐宋人习语，即讲故事，亦即后来的说书。
③段成式（？—863）字柯古，唐代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曾任校书郎，官至太常少卿。以笔记小说及骈体文著名。所著《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
④郎瑛（1487—1573）字仁宝，明代仁和（今浙江杭州）人。《七修类稿》是他的一部笔记，五十一卷，《续稿》七卷。
⑤《东京梦华录》宋孟元老撰，十卷。孟元老的事迹不详，有人说可能是为宋徽宗督造艮岳的孟揆。这部书对宋京城汴梁（今开封）的城市、街坊、节气、风俗及当时的典礼仪卫都有记载，可见北宋一代文物制度的一斑。
⑥“京瓦技艺”见《东京梦华录》卷五。瓦，即“瓦肆”，又称“瓦子”或“瓦舍”，是宋代伎艺演出场所集中的地方。
⑦高宗指宋高宗赵构，南宋第一个皇帝。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首都。
⑧孝光两朝指宋孝宗赵和宋光宗赵蔼两朝。
⑨端平宋理宗赵昀的年号。
⑩《都城纪胜》题灌园（一作灌圃）耐得翁撰，一卷。书成于南宋端平二年（1285），内容是记述南宋都城杭州的市井风俗杂事，可见南渡以后风习的一斑。
⑾《梦粱录》吴自牧撰，二十卷。仿《东京梦华录》的体裁，记南宋郊庙宫殿及百工杂戏等事。吴自牧，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不详。
⑿《武林旧事》周密撰，十卷。记南宋都城杭州杂事。其中也保存了不少南渡后的遗闻轶事和文人的断简残篇。周密（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济南人，寓吴兴，南宋词人。
⒀武平一名甄，山西太原人。唐中宗时曾为修文馆直学士。
⒁关于宋代“合生”，可参看宋代洪迈《夷坚志·支乙集》的一条记载：“江浙间路歧女，有慧黠，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其滑稽含翫讽者，谓之乔合生，盖京都遗风也。”
⒂《说郛》笔记丛书，明陶宗仪编，一百卷。是撮录明以前的笔记小说而成。《古杭梦游录》，即《都城纪胜》的改名，收入《说郛》第三卷中。其中有“合生与起令随合相似”的话。
⒃“提破”说明故事结局。“捏合”，史实与虚构结合。
⒄《京本通俗小说》不著作者姓名，现存残本七卷。一九一五年缪荃孙据元人写本影刻，以后有各种通行本。缪荃孙（1844—1919），字筱珊，号艺风，又自称江东老蟫，江苏江阴人，藏书家、版本学家。《烟画东堂小品》是他编刻的一部丛书。
⒅金海陵王即金朝皇帝完颜亮。据缪荃孙在《京本通俗小说》跋语中说，该书尚有“《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未敢传摹”。一九一九年叶德辉刻有单行本，题为“《金虏海陵王荒淫》，《京本通俗小说》第二十一卷。”按《醒世恒言》第二十三卷《金海陵纵欲亡身》与叶德辉刻本相同，叶本可能就是根据《醒世恒言》刻印的。叶德辉（1864—1927），字负彬，号郋园，湖南湘潭人，藏书家。
⒆钱曾（1629—1701）字遵王，号也是翁，江苏常熟人，清代藏书家。《也是园书目》是他的藏书目录，共十卷。
⒇《大唐三藏取经记》日本京都高山寺旧藏，后归德富苏峰成篑堂文库，共三卷。《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也是日本高山寺旧藏，后归大仓喜七郎，共三卷，为巾箱本（小本），所以鲁迅称作“别一小本”。二者实为一书，各有残缺。内容是唐僧和猴行者西天取经的故事，略具后来《西游记》的雏形。
《五代史平话》不著作者姓名，应是宋代说话人所用的讲史底本之一，叙述梁、唐、晋、汉、周五代史事，各代均分上下二卷，内缺梁史和汉史的下卷。
(22)《三国志传》即《三国志演义》，明代罗贯中著，现流行的是清代毛宗岗的删改本，共一百二十回。
(23)《水浒传》明代施耐庵著，流行的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清代金圣叹删改的七十一回本。
(24)韩婴汉初燕（今北京）人，汉文帝时的博士。他所传《诗经》世称“韩诗”。著有《诗内传》和《诗外传》，今仅存《外传》十卷。内容杂记古事古语，每段末引《诗》为证，并不解释《诗》义，通称《韩诗外传》。
(25)刘向（前77—前6）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学者。他所著《列女传》，七卷，又《续传》一卷，每传末大都引《诗经》数句作结。
(26)关于宋代民间话本，在作者作此文时，尚未发现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清平山堂所刻话本。此书现存残本三册，共十五种。清平山堂为明嘉靖年间洪楩的书室名。马廉（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学者）推定其刊刻年代在嘉靖二十至三十年（1541—1551）之间。一九二九年马氏将此书影印行世。以后他又发见同书中的《雨窗》、《欹枕》两集残本，计十三种，一九三四年影印。其中《简贴和尚》、《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等均系宋代人作品。
(27)《大宋宣和遗事》不著作者姓名。清代吴县黄丕烈最初翻刻入《士礼居丛书》中，分二卷，有缺文。一九一三年涵芬楼收得“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本”，分元、亨、利、贞四集，较黄本为佳，无缺文。
(28)《喻世明言》即《古今小说》，四十卷，收话本四十篇。此书在国内久已失传，一九四七年上海涵芬楼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代天许斋刊本排印出版。原序称编者为茂苑野史，按即明人冯梦龙早年的笔名。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明代文学家。他编刻的话本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通称“三言”，约成书于泰昌、天启（1620—1627）之间。
(29)《警世通言》冯梦龙编纂，四十卷，收话本四十篇。明天启四年（1624）刊行。日本蓬左文库藏有金陵兼善堂明刊本，一九三五年上海生活书店据此收入《世界文库》；以后国内又发现有三桂堂王振华复明本。《警世通言》收残存《京本通俗小说》除《错斩崔宁》以外的其他六篇：第四卷《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即《京本通俗小说》的《拗相公》，第七卷《陈可常端阳仙化》即《菩萨蛮》，第八卷《崔待诏生死冤家》即《碾玉观音》，第十二卷《范鳅儿双镜重圆》即《冯玉梅团圆》，第十四卷《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即《西山一窟鬼》，第十六卷《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即《志诚张主管》。
(30)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人，清代文学家。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香祖笔记》，十二卷，是一部考证古事及品评诗文的笔记。
(31)《醒世恒言》冯梦尤编纂，四十卷，收话本四十篇。明天启七年（1627）刊行。日本内阁文库藏有明叶敬池刊本，一九三六年国内有据此排印的《世界文库》本。鲁迅所见的是通行的衍庆堂翻刻本。此本删去卷二十三《金海陵纵欲亡身》一篇，将卷二十《张廷秀逃生救父》分为上下两篇，编入卷二十及卷二十一，而将原卷二十一《张淑儿巧智脱杨生》补为第二十三卷，以足四十卷之数，所以鲁迅说“四十卷，共三十九事”。
(32)墨憨斋冯梦龙的书斋名。《平妖》，即《平妖传》。原为罗贯中作，只二十回，后冯梦龙增补为四十回。内容叙述宋代贝州王则、永儿夫妇起义，官军文彦博用诸葛遂、马遂、李遂将起义平息，所以原名《三遂平妖传》，是一部诬蔑农民起义的小说。
(33)《曲品》明代吕天成作，是一部评述戏曲作家和作品的书。
(34)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坨，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清代文学家。《明诗综》共一百卷，是他编选的一部明代诗人作品的选集，每人皆有略传。
(35)《拍案惊奇》明代凌镑初编撰的拟话本小说集，有初刻、二刻两辑，通称“二拍”，这里指“初刻”。鲁迅当时所见的是三十六卷翻刻本，后来在日本发现了明尚友堂刊的四十卷原本（多出讲唐代故事的三篇和讲元代的一篇），国内才有排印的足本。凌镑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今吴兴）人，曾任上海县丞，徐州判。其著作尚有《燕筑讴》、《南音三籁》等。
(36)壶矢代兴古代宴会时有一种“投壶”的娱乐，宾主依次投矢壶中，负者饮酒。《左传》昭公十二年：“晋侯以齐侯晏，中行穆子相。投壶，晋侯先，穆子曰：‘……寡君中此，为诸侯师。’中之。齐侯举矢曰：‘……寡人中此，与君代兴。’亦中之。”后来就用“壶矢代兴”表示相继兴起的意思。
(37)《今古奇观》明代抱瓮老人选辑，四十卷，收话本四十篇。崇祯初年刊行。内容选自“三言”及“二拍”。序文作者姑苏松禅老人，一作姑苏笑花主人。
(38)《今古奇闻》二十二卷，收二十二篇，题“东壁山房主人编次”。原序署“上浣东壁山房主人王寅冶梅”，可知“东壁山房主人”即王寅。光绪十七年（1891）刊行。内容除取自《醒世恒言》四篇和《西湖佳话》一篇外，有十五篇取自《娱目醒心编》，另有两篇传奇文，来历不详。按鲁迅所说“大约是别一种小说的话本”，就是《娱目醒心编》；该书作者草亭老人为清代昆山杜纲，评者自怡轩主人为松江许宝善。书共十六卷，三十九回，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行。因《今古奇闻》从其中选取最多，故“篇末多有自怡轩主人评语”。
(39)《西湖佳话》全名《西湖佳话古今遗迹》，题古吴墨浪子撰，十六卷，收话本十六篇。清康熙十六年（1677）刊行。
(40)《续今古奇观》三十卷，收话本三十篇。内容除第二十七卷“赔遗金暗中获隽，拒美色眼下登科”一篇取自《娱目醒心编》卷九（即本文所举《今古奇闻》中的一篇）外，其余全收《今古奇观》未选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十九篇。
(41)丁日昌（1823—1882）字雨生，广东丰顺人，清末洋务派人物。同治七年（1868）他任江苏巡抚时曾两次“查禁淫词小说”二百六十九种，内有《拍案惊奇》、《今古奇观》、《红楼梦》、《水浒传》等。
(42)《西湖二集》明代周楫撰，共三十四卷，每卷一篇。题“武林济川子清原甫纂，武林抱膝老人讦谟甫评”。崇祯年间刊行。
(43)《醉醒石》原题“东鲁古狂生编辑”，十五回，每回一篇，崇祯年间刊行。
9、娜拉走后怎样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
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
我今天要讲的是“娜拉走后怎样？”
伊孛生②是十九世纪后半的瑙威的一个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抵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EinP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③也是；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这想来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
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伊孛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FrauvomMeer，《海的夫人》的。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这样看来，娜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娜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④，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
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⑤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⑥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匀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
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亨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救济法就是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⑦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⑧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
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⑨，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Ahasvar⑩的檐下，Ahasvar不准他，于是被了咒诅，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Ahasvar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⑾，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我这讲演也就此完结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刊》第六期。同年八月一日上海《妇女杂志》第十卷第八号转载时，篇末有该杂志的编者附记：“这篇是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演稿，曾经刊载该校出版《文艺会刊》的第六期。新近因为我们向先生讨文章，承他把原文重加订正，给本志发表。”
②伊孛生通译易卜生。参看本卷第60页注(35)。
③人形日语，即人形的玩具。
④李贺（790—816）字长吉，昌谷（今河南宜阳）人，唐代诗人。一生官职卑微，郁郁不得志。著有《李长吉歌诗》四卷。关于他“玉楼赴召”的故事，唐代诗人李商隐《李贺小传》说：“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版，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焱欠]下榻叩头言：‘阿弥女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
⑤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俄国小说家。他的作品主要描写精神颓废者的生活，有些也反映了沙皇统治的黑暗。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死于华沙。下文所述是他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绥惠略夫对亚拉借夫所说的话，见该书第九章。
⑥这是借用关于释迦牟尼的传说。相传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6）有感于人生的生老病死等苦恼，在二十九岁时立志出家修行，遍历各地，苦行六年，仍未能悟道，后坐在菩提树下发誓说：“若不成正觉，虽骨碎肉腐，亦不起此座。”静思七日，就克服了各种烦恼，顿成“正觉”。
⑦Note－book英语：笔记簿。
⑧拳匪一九○○年（庚子）爆发了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参加这次斗争的有中国北部的农民、手工业者、水陆运输工人、士兵等广大群众。他们采取了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设立拳会，练习拳棒，因而被称为“拳民”，当时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则诬蔑他们为“拳匪”。
⑨“涸辙之鲋”战国时庄周的一个寓言，见《庄子·外物》：“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⑩Ahasvar阿哈斯瓦尔，欧洲传说中的一个补鞋匠，被称为“流浪的犹太人”。
⑾觳觫，恐惧颤抖的样子。《孟子·梁惠王》：“吾不忍其觳觫”。
10、未有天才之前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讲
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得太长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山②，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来说：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③。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其一是“崇拜创作”④。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这和要求天才的步调很相合，其实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许多人对于托尔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奇⑤的名字，已经厌听了，然而他们的著作，有什么译到中国来？眼光囚在一国里，听谈彼得和约翰⑥就生厌，定须张三李四才行，于是创作家出来了，从实说，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文笔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甚者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
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像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到后来，连并非批评家也这样叫喊了，他是听来的。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骂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约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
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我以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说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下理的！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以文艺来消闲，说来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较胜于戕贼他。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刊》第一期。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京报副刊》第二十一号转载时，前面有一段作者的小引：“伏园兄：今天看看正月间在师大附中的演讲，其生命似乎确乎尚在，所以校正寄奉，以备转载。二十二日夜，迅上。”
②Alps山即阿尔卑斯山，欧洲最高大的山脉，位于法意两国之间。拿破仑在一八○○年进兵意大利同奥地利作战时，曾越过此山。
③“整理国故”当时胡适所提倡的一种主张。胡适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就鼓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同年十二月他又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他更系统地宣传“整理国故”的主张，企图诱使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脱离现实的革命斗争。本文中所批评的，是当时某些附和胡适的人们所发的一些议论。
④“崇拜创作”根据作者后来写的《祝中俄文字之交》（《南腔北调集》），这里所说似因郭沫若的意见而引起的。郭沫若曾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民铎》第二卷第五号发表的致李石岑函中说过：“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他的这些话，是由于看了当年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双十节增刊而发的，在增刊上刊载的第一篇是翻译小说，第二篇才是鲁迅的《头发的故事》。事实上，郭沫若也重视翻译，他曾经翻译过许多外国文学作品，鲁迅的意见也不能看作只是针对个人的。
⑤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都介涅夫（1818—1883），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猎人笔记》、《罗亭》、《父与子》等。陀思妥夫斯奇（1821－1881），通译陀斯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
⑥彼得和约翰欧美人常用的名字，这里泛指外国人。
11、论雷峰塔的倒掉
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②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
然而一切西湖胜迹的名目之中，我知道得最早的却是这雷峰塔。我的祖母曾经常常对我说，白蛇娘娘就被压在这塔底下！有个叫做许仙的人救了两条蛇，一青一白，后来白蛇便化作女人来报恩，嫁给许仙了；青蛇化作丫鬟，也跟着。一个和尚，法海禅师，得道的禅师，看见许仙脸上有妖气，——凡讨妖怪作老婆的人，脸上就有妖气的，但只有非凡的人才看得出——便将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后，白蛇娘娘来寻夫，于是就“水满金山”。我的祖母讲起来还要有趣得多，大约是出于一部弹词叫作《义妖传》③里的，但我没有看过这部书，所以也不知道“许仙”“法海”究竟是否这样写。总而言之，白蛇娘娘终于中了法海的计策，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钵盂里了。钵盂埋在地里，上面还造起一座镇压的塔来，这就是雷峰塔。此后似乎事情还很多，如“白状元祭塔”之类，但我现在都忘记了。
那时我惟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后来我长大了，到杭州，看见这破破烂烂的塔，心里就不舒服。后来我看看书，说杭州人又叫这塔作“保叔塔”，其实应该写作“保亻叔塔”④，是钱王的儿子造的。那么，里面当然没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
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
这是有事实可证的。试到吴、越的山间海滨，探听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蚕妇村氓，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恙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
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是搬非，大约是怀着嫉妒罢，——那简直是一定的。
听说，后来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灵，想要拿办他了。他逃来逃去，终于逃在蟹壳里避祸，不敢再出来，到现在还如此。我对于玉皇大帝所作的事，腹诽的非常多，独于这一件却很满意，因为“水满金山”一案，的确应该由法海负责；他实在办得很不错的。只可惜我那时没有打听这话的出处，或者不在《义妖传》中，却是民间的传说罢。
秋高稻熟时节，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哪一只，揭开背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鲜红的子。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便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
当初，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现在却只有这位老禅师独自静坐了，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出不来。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
活该。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期。
②雷峰塔，原在杭州西湖净慈寺前面，宋开宝八年（975）为吴越王钱亻叔所建，初名西关砖塔，后定名王妃塔；因建在名为雷峰的小山上，通称雷峰塔。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倒坍。
③《义妖传》演述关于白蛇娘娘的民间神化故事的弹词，清代陈遇乾著，共四卷五十三回，又《续集》二卷十六回。“水满金山”“和白传员祭塔”，都是白蛇故事中的情节。金山在江苏镇江，山上有金山寺，东晋时所建。白状元是故事中白蛇娘娘和许仙所生的儿子许士林，他后来中了状元回来祭塔，与被法海和尚镇在雷峰塔下的白蛇娘娘相见。
④本文最初发表时，篇末有作者的附记说：“这篇东西，是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做的。今天孙伏园来，我便将草稿给他看。他说，雷峰塔并非就是保亻叔塔。那么，大约是我记错的了，然而我却确乎早知道雷峰塔下并无白娘娘。现在既经前记者先生指点，知道这一节并非得于所看之书，则当时何以知之，也就莫名其妙矣。特此声明，并且更正。十一月三日。”保亻叔塔在西湖宝石山顶，今仍存。一说是吴越王钱亻叔入宋朝贡时所造。明代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四中有简单记载：“杭州有保亻叔塔，因亻叔入朝，恐其被留，做此以保之……今误为保叔。”另一传说是宋咸平（998－1003）时僧永保化缘所筑。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咸平中，僧永保化缘筑塔，人以师叔称之，遂名塔曰保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