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转折点

         （公元180——182年）

                       PART 2

        位于上日耳曼行省的阿伦要塞是雷蒂亚莱姆斯要塞的一部分，于康茂德时期重建。该要塞是为了容纳西欧最大的骑兵部队——第二弗拉维乌斯千人翼军中队（Ala II Flavia Miliarria）而修建的，这是一支由1000人组成的双倍兵力部队。同样位于该省的罗马萨布洛奈图姆的埃林根要塞和上日耳曼和下日耳曼两个行省的所有要塞一样，木墙都被石墙取代。

        不仅如此，在下默西亚行省的Oescus还建造了一座供奉命运女神福尔图娜的神庙，带有长约30米的科林斯式的门廊。

        同时，在达契亚阿尔巴朱利亚，第十三“盖米纳”军团的故乡，也就是阿普鲁姆镇也从“市邦”（municipia）升格为了“屯市”（colonia），而那波卡也被康茂德定为“屯市”。

        罗马城市分为三类,在共和时期按法律地位的高下依次为“殖民市”(colonia,一译“屯市”)、“自治市”(municipium)和“异邦城市”(civitas peregrina)。到帝国时期,殖民市和自治市在帝国西部仍很普遍,但两者,尤其是自治市,在帝国东部却不常见。

        在小司机太和下默西亚的其他地区都发现了纪念康茂德的铭文。所以通过考古证据可以发现，多瑙河沿岸在这一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防御工事的整修。

        考古证据表明，二世纪末和三世纪初，在潘诺尼亚地区建造的意大利-罗马式别墅越来越多，而在下默西亚地区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活动。康茂德并没有像史籍中所说的那样直接放弃了北部边境，而是建立了一些机构来恢复和平与繁荣，富裕的精英阶层重返该地区就表明了这一点，因为该地区的繁荣是建立在土地所有权和农业生产基础的发展趋势之上的。

        放弃他父亲计划中的行省有很多战略考虑，既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但在接下来的 70年里，多瑙河河畔的雷蒂亚、诺里库姆和潘诺尼亚地区一直很安全，直到瓦勒良和伽列埃努斯的灾难性统治。这是马可·奥勒留和康茂德的卓越成就。随着罗马化程度的提高，多瑙河以南地区恢复了经济繁荣。康茂德是第一位获得invictus（不可战胜）或invincible称号的皇帝；其手下败将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显然是非常赞同这个称号的。

        这些部落和布里人的彻底失败显然为罗马人之前的失败雪了耻，罗马人的荣誉也得到了恢复。最终签订的条约都是在实力占优的情况下签订的，敌人受到了羞辱。康茂德从未将日耳曼人征服者或萨尔马提亚人征服者放在他的钱币上，因为他承认这些胜利主要是基于他父亲的功劳。不过，他在此时发行了两套钱币，一套是为了神化马可·奥勒留，另一套是为了纪念180年战争的胜利，他在战争中被誉为Adventus Augusti Fortuna Redux，意思是“随着新奥古斯都的到来，财富又回来了”。

        讨论康茂德从多瑙河以北的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领地撤军的决定是否正确，在学术上是徒劳的。然而，他的判断显然是基于正确的分析思考。

        不过，所有资料都重申，这是康茂德违背执政官的建议，在皇室寄生虫的影响下做出的决定。赫罗提安似乎指的是被卡西乌斯·迪奥称为凯撒里（Caesarei）的一批帝国自由民。这些帝国自由民被任命担任诸如司寝侍卫（cubicularius）这样的职位，这是负责皇室寝宫的内侍或营养师。

        不仅如此，自由民被授予马夫也可以担任的职位，其中包括请愿书记（libellis）、 理账书记（rationibus）和通信书记（ab epistulis）等职位。他们的权力在于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触皇帝，因为有了接触的机会，他们就可以影响帝国的决策，为自己的客户和朋友谋取利益。公元1世纪的诗人斯塔提乌斯（Statius）通过承认“总是在皇帝身边”所获得的影响力，说明了接近皇帝所带来的权力和机会。

        这些人都是前奴隶，因此被骑士和元老阶级视为社会地位远低于他们自己的人。元老普林尼在赞美图拉真皇帝的统治时，就因为他限制自由民的机会和地位在文章中赞美过他；他写道：“一个微不足道的皇帝的主要标志是拥有大量的自由民。由于大多数‘软弱’的皇帝都是其自由民的奴隶，他们通过自由民的建议进行统治，通过自由民的代理，他们既听取意见又发表声明。通过他们的代理，他们授予赞美、神职和公共职位，这些职位甚至于得向他们请愿。”

        卡里古拉、克劳狄、尼禄和图密善都被认为是“坏”皇帝，康茂德也是如此。然而，由于其职责的性质，即使在“好”皇帝时期，他们也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与众不同的是，这些“坏”皇帝给予他们的自由民的能见度和公众认可度，这些自由民是通过能力、专业知识和忠诚获得职位的，而不是因为出身。

        180年，康茂德的来自尼科米底亚的司寝侍卫索特鲁斯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以至于当康茂德返回罗马时，这个自由民就坐在凯旋战车上，可能手持皇帝头顶的金花环，重复着“记住你是凡人”的台词时，不用说，元老院的敏感性受到了震撼。

        有人厌恶地评论说，康茂德在游行队伍中和之后在剧院里公开亲吻索特鲁斯。罗马人的习俗是允许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亲吻自己的手，但社会地位平等的人则要亲吻脸颊。无视这种社会习俗，公开将一名自由民视为平等人，被罗马精英视为丑闻。

        不过，这也反映了索特鲁斯对新皇帝的影响。186年，康茂德在写给雅典的信中称克里安德为“我的营养师，受托照看我的卧室和我的个人”

        此人出生在弗里吉亚，作为奴隶搬运工被带到罗马，后被卖到维鲁斯的皇宫，维鲁斯死后，马可·奥勒留将他释放。康茂德似乎继承了维鲁斯的许多旧家产，他也由此进入了未来皇帝的麾下。

        尽管索特鲁斯崛起，但元老克劳狄·庞培努斯仍然是皇帝最资深的顾问，这表明克劳狄·塞维鲁不在或已去世，他与庞培努斯不同，出身于贵族元老家庭。

        根据赫罗提安的记载，庞培亚努斯认为，从行省撤军只会鼓励蛮族进一步入侵罗马领土，是不光彩的行为。庞培努斯竟然当面称皇帝可能采取的行动是不光彩的。

        此外，帕特努斯的胜利和对布里人的胜利，以及对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土地的占领和破坏，都表明罗马的荣誉得到了恢复，之前的失败也得到了报复。事后看来，从占领区撤军显然不会鼓励蛮族入侵罗马领土。此外，执政官会议中的所有友好人士是否会一致反对撤军也令人怀疑。共治皇帝维鲁斯在166年反对可·奥勒留继续战争的计划，阿维迪乌斯·卡西乌斯也可能在175年承诺结束战争，以消除元老院精英中的分歧。

        马可·奥勒留在回忆他们之间存在的 "问题 "时，指的就是这个问题。

        康茂德于9月下旬离开多瑙河，他所经过的城市都热情地迎接他：“他在节日的人群中亮相，人们见到他都欢呼他是人民的宠儿。”罗马人民和元老院都非常渴望见到他，他们不远万里从城里赶来，成为第一批迎接他的人。皇帝的逝世对外省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最精彩的描述来自康茂德去世一个世纪后，但它确实激发了人们的热情，使人们近乎歇斯底里：

        “田野里到处都是赶来观看的人群，成群的牲畜也离开了偏远的牧场和森林；农民们争先恐后地向所有村庄报告他们所看到的一切。祭坛被点燃，香被泼洒，祭品被斟满，牺牲品被宰杀。”

        皇帝经过的每座城市都会重复举行所谓的“阅兵式（profectio）”与“降临式（adventus ）”仪式，每座城市的主要公民代表都会聚集在城门前，向皇帝致敬。当皇帝经过城市街道时，会高高悬挂各个祭祀团的旗帜以及当地神灵的图像，并演奏乐曲。人们希望主要公民，尤其是首都的精英们都能举行这种仪式，每个人都会努力争取皇帝的赏识。此外，人们还希望皇帝和他的保镖能让主要公民接近他，以便他能倾听他们的请求。

        康茂德的受欢迎程度和他结束数十年战争的决定在赫罗提安关于康茂德降临罗马的记载中有所记载，当时他正走近罗马，民众如潮水般从城中涌出，希望带着鲜花和月桂树叶的花环“真诚地表达他们的情感”。元老院全体成员离开罗马，长途跋涉之后，在城外的路上迎接他。赫罗提安认为，他们的热情有两个原因。首先，许多人对他作为皇帝和贵族后裔的显赫祖先印象深刻。其次，他的年轻和外表也让人钦佩。

        康茂德被描述为身材魁梧、肌肉发达、英俊潇洒，他的头发非常白皙，据说他还在头发上撒了金粉，据说维鲁斯也这么做过，这显然是对他的批评。他被描述为“比同时代的任何其他人都更英俊，体格也更好”。他身材匀称，作为一个接受过角斗士训练的人，这是理所应当的，但《奥古斯都列传》的作者却说他“表情呆滞”。这位作者还提到他的腹股沟处长了一个东西，可能是疝气，因为他的敌人称他为 "破裂"。

        古代的那些因为和元老院亲近，继而不喜欢康茂德皇帝的人笔下有意识地忽略了皇帝逝世所引发的热情和庆祝活动的另一个原因：和平的回归。事实上，同时代的基督教教会历史学家尤西比乌斯已经记载了其中的道理，即北方战争的结束受到了大部分民众的欢迎。

        10月22日进入罗马后，康茂德在卡皮托利欧山上的朱庇特神庙献祭，随后又在城内其他神庙献祭，以感谢神灵保佑他取得了胜利。然后他来到元老院，发表了一篇演讲，卡西乌斯·迪奥似乎对他的演讲不以为然。

        卡西乌斯·迪奥出生于163——164年，因此在180年时，他还太小，不可能进入元老院；不过奥古斯都规定，元老的子女有权旁听元老院会议，以了解会议程序。卡西乌斯·迪奥描述说，康茂德的演讲充满了琐事、故事和豪言壮语。他讲述了康茂德如何救了从马上跌入泥潭的父亲。

        ——皇帝不太可能编造这样一个故事，因为听众中的许多人都曾为马可·奥勒留效力，他们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康茂德对这个庄严的机构表示了应有的尊重，用希赫罗提安的话说，他对元老院表示感谢。少年卡西乌斯·迪奥在聆听皇帝的讲话时，当时一定会留下深刻印象。然而，当他在大约26年后撰写关于这些年的沧桑巨变的记述时，他的观点可能会因后来的经历和影响而有所改变。康茂德在元老院向那些在他离开罗马两年期间仍留在罗马的禁卫军发表了讲话，因为他的安全有赖于他们的警惕和忠诚。随后，他就回到了帕拉丁的皇宫。

        正式的凯旋式是在几周后举行的，被描述为“日耳曼尼库斯第二次凯旋”，这已经是康茂德皇帝第四次被尊为英布拉多了。凯旋期间给予索特鲁斯的荣誉和地位会让那些没有跟随皇帝在多瑙河上征战的元老们感到震惊。为了纪念凯旋，康茂德发行了纪念币，并将自己的姓氏从卢修斯改为马库斯，180年又在自己的名字后加上了安东尼，这都是为了纪念他的父亲，同时也是为了强调自己统治的连续性。

        不仅如此，康茂德抵达罗马后，还随即收到来自北非的喜讯，此前，摩尔人在那里制造了相当大的麻烦，甚至入侵了西班牙南部，导致康茂德只能派遣父亲给他留下的元老奥菲迪乌斯·维克多里努斯被派去恢复局势。

        10月13日，巴夸特国王卡纳塔与毛利塔尼亚-廷吉塔纳总督签订了条约，成为其附庸国王。然而，摩尔人的入侵问题远未得到解决，毛里塔尼亚的边境通过修建堡垒和塔楼进行了大规模的防御工事整修，通过遗迹考古，可以推断最早的完成时间要到183年至185年之间。

        康茂德保留了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执政团的组成，因为这些人都是他和马可·奥勒留自177年以来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人才宝库。这些人被认为是“元老院的精英”。几年来，他对他父亲的朋友们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在处理政务的时候，基本都是按照他们的建议来行事。

        在安条克本地人和赞助人庞培努斯的建议下，康茂德已经取消了马可·奥勒留对该城实施的惩罚。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位皇帝接受了成为厄琉息斯神庙大祭司的殊荣。他也成为哈德良之后第一位在登基后接受雅典公民身份的皇帝。这是为了纪念雅典这座城市，因为皇帝对他与父亲访问雅典、聆听哲学家的辩论以及他自己进入神秘世界的经历记忆犹新。

        由于瘟疫对帝国财政收入的影响，瘟疫造成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皇帝的注意。182年诺里库姆维鲁努姆（Virunum）的一篇碑文提到了一个家庭都死于瘟疫大流行，而同一城镇的一份密特拉崇拜者名单显示，184年上半年，35名崇拜者中有5人死亡。

        此外，对租赁土地、军队文凭发放、一般文件、铭文、砖块生产和硬币生产的分析表明，这一时期的财富产量急剧下降。所以康茂德在位后期被迫寻找其他收入来源，以补充传统税收的枯竭。然而，他的执政团中的元老精英们是绝对不可能敦促增加对自己阶级的土地和财富的征税的，因此除了继续贬低钱币外，这个问题被忽视了，而马可·奥勒留已经开始实施这一政策——

        货币自169年以来就一直在贬值，重量从3.85克降至3.35克，纯度从79%的贵金属含量降至 76%。不过，在整个康茂德统治时期，重量和纯度都有很大变化。比如说180年末和181年发行的钱币就是帝国宣传的工具，上面有罗马女神手持胜利的化身即长矛的坐像，宣扬胜利。其他图像还包括俘虏旁边的武器战利品以及身着盔甲和铠甲的皇帝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