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 【阿根廷】马丁·卡帕罗斯（八）

1     多余的“人”

“人口的一部分对于这种积累和增长模式来说是绝对的多余。这种模式不需要他们，他们剩下了，他们很昂贵，因为还得养着他们。而且他们还有需求，他们还要发表意见，他们发声，他们是个符号，他们有要求，有诉求，还会投票。这些都是这种体制衍生而须付出的很高的成本。对，他们就是多余。”

阿根廷的顽固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15%左右，总人数大约300万人。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他们的家庭都生活在我们难以想象的困境之中，而且我们也不是那么关心这些事情。他们没有固定工作，没有自来水、下水道、电，没有街道，没有保护，不是每天都能吃上饭。

“最后，他们告诉我，如果是发育不达标的孩子，政府会发一大包东西，我得去办理手续，去申请。最后，他们终于发给了我。每半个月给我送过来，一个盒子里有面条、大米、油、红薯四个袋子。” 

葆拉很高兴，但是仍然觉得很内疚。她给我讲述的时候还是哭了：“我的孩子们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知道他们发育不全都是因为我没照顾好他们。以前我们从丈夫的工资里省下一些钱准备装一个厕所，现在我认为他们吃得好更加重要。钱总是不够，每个月我们都紧巴巴的，但是我们都努力让他们吃饱。我们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挨饿。中午我带他们去食堂，晚上我给他们做饭。我们宁可自己不吃，也要让他们吃饱。哪怕是做一碗汤，一些面条。”

当一个政府给其臣民一些施舍，是希望将他们维持在沉沦与被统治之中，没有反抗的能力，保持沉默。

因为饥饿是一种强烈的欺骗性元素，许多人看到媒体播报饥荒的时候，十分钟之内是会感到难受的，这种难受是与地理距离直接成反比的，如果你离事发地50公里，那么你的难过可能会持续四十五分钟。政府最厌恶的莫过于其臣民的难受，他尽其所能让臣民感到舒服，最好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于是他们进行基督教的慈善或类似的现代慈善活动，即援助：给予穷人生存的最低所需，可别让他们的血肉污染了我们的屏幕。

许多人靠这个活了下来，还有另外一些并没有。

2     庇护主义

也许这就是共和国中最古老的关系：一个公民“服从者”承认另外一个公民“主人”的权力，并接受“主人”的指令，换取他给予的保护，允许他行使“服从者”让渡的权力，而服从者本身靠服从和驯服来协助“主人”行使权力。

庇护主义，这种人民与强权之间的一种关系，是大致民主的“另外一个世界”及其周边国家采取的主要机制。

因此，右翼取消“大政府”国家干预的典型技巧是把这种干预转化成庇护主义：政府本来应该寻找和创造条件对财富进行公平分配，现在政府唯一可能的干预方式变成了分配补助。

如果我们用免费的食物惯坏了他们，这些人永远都不想再回去工作了。饥饿是因市场的需要产生的，让所有的劳动者劳动起来，维持人类遭受面包与汗水的原始诅咒。但现在情况又不一样了：市场甚至不需要那些人了，目前找不到更好办法解决他们的饥饿，唯一使他们活着的方式就是送给他们食物。

庇护主义并不是中央、省、市政府独有的，也不是传统政党独有的。当然，谁也不能和庇护主义政府的补贴带来的权力相媲美，尽管如此，一些所谓左翼也按照这个套路运作。每个政党团队在政府机器中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利用人群上街抗议，为本党的追随者争取最大数额的补贴和资助，这样就能维持并且增加追随者的数量。有时候这些补贴甚至变成了追随者参加活动的唯一理由。

“游行都是什么目的？” 

“我不知道，他们说是为了抗议，或是申请新的补贴计划。我们去阿巴斯托市场索要的就是这些计划，还为了圣诞礼包。” 

“去抗议的几次都是抗议什么？” 

“也没抗议什么，就是申请给予更多的补贴，更多的商品，就这些。” 

“他们对你承诺了什么？”

“承诺支付我一定的报酬，750比索。”

罗米娜叹了口气。“世界真是个充满了苦难的地方，到处都是为难别人的人，把这世界弄得更加痛苦。”

世界就是充满了敌对，比任何一个其他空间都要更加敌对，充斥着不断变化的规则，充满了别人才知道的小伎俩，充满了欺压。

在现在的阿根廷，有那么五六百万人是多余的。最穷的人是多余的人，他们被社会排斥在外，他们需求得不到满足，这是一个相对新的话题，没人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没人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

直到最近，穷人和穷人的庇护者们要求的并不是包容而是平等。以前的社会知道该用什么机制来使唤穷人，给穷人们一些回报，如奴隶地位的稳定、从属关系的保障、固定工资的诱惑。阿根廷也不例外，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个穷人地位很明确的国家，穷人就是工人。工业资本主义需要他们在工厂和服务中操作工厂的工具，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需求，使这些被需要的工人们能提出一些条件，例如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尽管改善力度永远不够。

现在的阿根廷，根据永远模糊、愚蠢、总是需要人来澄清的调查，大约有75万18岁至25岁之间的年轻人没有工作，也没什么希望能找到工作。每六个年轻人里就有一个，每三个底层年轻人中就有一个。

目前，在一个大机器生产很有效率的世界，劳动力和工作，包括人，都多余了。战争和传染病，以前是调节人口的利器，最近已经不大发生了。人们活得更长，孩子们存活率更高，我们人口太多了。但是人口不是在抽象意义和普遍意义上太多了，而是我们中有一部分人多余了。

几亿人勉强存活下来。发达国家在非洲的所作所为与阿根廷政府对阿根廷所做的一样：给这些多余的人群存活下去所必需的最少的资源。并且希望他们不要让灵魂高尚的人群害怕，希望他们想一下，没有这些救助他们会活得更惨，希望他们不知道如何想象自己的未来，希望他们别什么都烧了。 一种体制不能如此浪费它的资源。

如果不能学会如何使用资源，或者说，如果资源有缺陷，却不能将其消灭，那问题就大了。 

这群人真让人不舒服啊，就像无处安置的垃圾一样。

3     “人道主义”依赖

14亿吃不饱的人。14亿被看作没有必要存在的人，是可以丢弃的人，不被全球化体制所需要的男女。但是，我们还得忍受他们的存在，因为用大屠杀去消灭他们在电视上看起来不大好，而且会给一些弱者带去噩梦。

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和美国民主造就的世界。百万人口的贫穷和饥饿就是这个世界带来的结果，而不是这个世界犯下的错误。

这个体制的最大成就就是：我们不再思考，只看到事实的反面。

这个体制的所有伎俩就是把这些错误当作是暂时的、可纠正的。

人道主义援助首先是传统想法的实践，传统上认为让人饿死可不是好事。这不应该发生，我们的体制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他们用“允许”这个词，如果发生了，是因为他们也有鞭长莫及之处，也有一时照顾不到的地方。人道主义援助是一种近视和乐观主义。

女士们，一般都是女士们，有权有势男人的妻子们，为了弱小的无能的人群的命运而担忧，因为她们的丈夫剥削了他们，她们得带些东西去施舍。而滑稽的是，这群人本来可以通过工资购买的东西，现在却成了被施舍过来的东西。美德替换了权利。

你可以把人道主义援助看作是全球庇护主义体制的一种机制。至少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是这么考虑的：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建立一种罗马帝国式的主人与客户之间的依附关系。如果你给我一些，我也给你一些。我给你食物，你服从我，并给我提供一些服务。

当人们讨论这部法律时，当时的议员，后来做到副总统的民主党人休伯特·汉弗莱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在人们做事之前，总得先吃饱。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他们支持我们，依赖我们，与我们合作，我觉得粮食依赖是最佳解决办法。”

美国法律还规定75%的援助由美国船只运输。美国商船本来不是一个稳定的行业，其他国家的船运收取更少的税费，劳工法律没有那么严格，运输费用更加便宜，全世界只有3%的外贸通过美国商船进行运输。因此，运输这些援助粮食是美国商船的主要救命稻草。最近的研究估计，运输成本就占到了援助费用的40%，也就是说，对外援助主要是用于援助美国自己的船运行业。

美国法律还允许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将美国政府给予的粮食按照受援助国的市场价格售出，以此资金支付该组织的运营费用和项目资金，他们把这叫作“货币化”（monetization），或以阿根廷土语说，是变现。巴雷特和麦斯威尔仔细检查了美国最主要的八家非政府组织，他们几乎卖掉收到粮食的一半，从那里抽取机构收入的三分之一。这种做法听起来有点不妥，所有这些粮食，以受补贴的价格运到了贫穷国家的市场，并没有分到需要食物的人手中，而是分到了能支付得起的人的手中，将当地价格拉低，摧毁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者，复制了饥饿的循环，援助获得的效果与起初的设想完全相反。

于是，增加25%的援助资金的提议在国会数次失败。乔治·布什政府推动这一提议时，时任国际开发署主任的安德鲁·纳齐奥斯对国会建议，粮食援助的12亿中至少四分之一得在当地购买，才会改善援助：在当地可以用同样的资金购买两倍的粮食，并节省四倍的时间。 

然而无人理睬。

2012年，二十三个经合组织成员国提供了共计1250亿美元用于援助“另一个世界”的国家。听起来这个数字很庞大，再给两个数字就能看清这个规模了，同比2010年减少了7%，占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0.29%。

美国依旧是主要的捐赠国，捐助总金额达到305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19%。奇怪的是，正如克林顿所说，美国公民都确信政府在对外援助计划中的花费实在是太高了，远高于国内的医疗补助（Medicaid）和老年保健医疗（Medicare）计划。这两项计划上，美国政府2011年支出为9920亿美元，是援助资金的30倍。

据位于华盛顿的智库“全球发展中心”估计，低于40%的援助最终有效到达预计的受益人手中，其余的都被中间的官僚手续耗费掉了。也就是说，实际援助金额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12%。例如，据国际行动援助（Action Aid）估计，2009年在柬埔寨工作的740名国际人道主义顾问专家的成本就高达5000万至6000万美元，这笔钱相当于柬埔寨整个国家行政系统中14万员工的所有花销。 

这是件小事，但是千真万确，人道主义援助者太贵了。

这些年，黑非洲拿走了世界一半以上的粮食援助，80%的援助是用于紧急情况，不是用于中长期项目。预防性的长期援助项目在媒体不常见，没人知晓，也无人喝彩，也不能赢得更多的投票。而干旱来袭之时，派出装载粮食和抗生素的飞机去救活几个人，就好看多了。

援助的粮食大约占世界消费总量的0.015%，真是个走向零的好趋势。

有一个傻傻的骗人的账本，却如此让人动容：美国每天在军备上花费17.6亿美元，这笔钱足够给8.4亿挨饿人口发每人一天两美元来吃饱肚子了，甚至还花不完，这样再也没有人会饿肚子了。当然，把食品当做施舍物是没有意义的，而且那样的世界可是不一样的。

4      国际救济组织

在过去几十年中粮食危机最严峻的时候，简·茨格勒，前联合国粮食人权事务的高级专员，对世界粮食计划的预算从2008年的60亿美元下降至2011年的32亿美元表示了不满。当然，预算的下降情有可原，是金融危机捣的鬼。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一般由世界粮食计划署（WFP）来实施，该机构成立于1961年，成立宗旨为协助粮农组织完成减缓饥饿的任务。目前，其西班牙语网站将其定义为“世界范围最大的抗击饥饿的人道主义援助组织”。

世界粮食计划署渐渐承担了最紧急的任务：在饥荒和灾难中负责粮食紧缺时刻的救援任务。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官员经常将自己称为“饥饿斗士”，模仿消防员“救火斗士”的称号，仿佛他们是到处救火的志愿者，面对一系列不幸的事故。可惜，着火的房子太多了。

 饥荒有一种重要的教育意义，这使我们相信，饥饿仅仅是超常规的、是紧急的，不是常态，除去饥荒，平时发生的饥饿可算不上什么严重的事情。很多的组织送去缓解饥荒的物资，这是一种世界观，在突发事件上采取行动，纠正体制的错误与过度。

目前发达国家发放救助的一半以上是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进行分配的，他们认为这样的分配过程更加公正，避免或减少了救助中的政治因素。如果这些救助作为奖赏或惩罚的工具，就无公正可言了。

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发放援助对于接收救助的人来说也更加容易接受，没有附加条件，不需要做出过于明显的政治承诺或军事承诺。因此，政府更愿意接收这样的援助，对自力更生这事一点都不着急，他们慢慢习惯了，越来越适应这种庇护主义。

将穷人人口降至其一半是我们的目标。将世界上只剩下几亿营养不良的人作为目标，这事是否值得去宣布，还是沉默面对并心怀愧疚，还值得商榷。

1990年，43%的“发展中国家的极端贫困人口”为19亿。 

而2010年，“发展中国家极端贫困人口”为21%，也就是说减少了一半。现在数字为12亿人。世界银行的数字仍然说是14亿，我们可不能为了2亿人争来争去。我们接受这个12亿这个数字。 

也就是说，极端贫困人口少了7亿人。

在这一期间，大约6亿中国人由于他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脱离了贫困线，也就是说：这二十年间大部分的脱贫人口是中国人，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加入了世界体系，而这一体系虽是不平等的，却能脱贫。

再换种说法，所有的减贫成绩都发生在一个国际机构未能发挥作用的国家，这个国家不允许这些机构实施他们的政策。

在全球化的世界，蝴蝶一扇翅膀就能造成地震。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导致中国营养不良人口数量下降的原因，是百万人口通过工作和薪酬与市场连接了起来，有了薪酬能努力去购买更多更好的粮食。

与此同时，粮农组织开始启动千年发展目标的计算时，1990年，营养不良人口总数为8.23亿。2010年，当这一目标已经接近实现之时，粮农组织统计的人数为8.7亿人。

5      “富人的责任”

人性是一种相对较新的概念，原则上，它将世界设想为一个整体。首先要明确，这个圆形的星球承载了我们的各种可能和我们的限制。

基督教是人性概念最大的推动者，他们需要设定所有人都是一样的，都是从同一个上帝那里造出来的生物，来论证传教的合法性，企图使世界上所有的居民都臣服于其教义。现代革命如法国大革命，恢复了人性的概念，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宣言、巴黎1789年，奠定了这一概念，即人性是由拥有平等权利的一群兄弟般的人们组成的，当然这人们不包括在加勒比种植园里的黑人奴隶。

直到20世纪末，政治和技术的变革将我们的地球史无前例地联系在了一起，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这是一个资金流动无国界、人员流动也日益便捷的世界。半个世纪的清晰的权力格局正处在转型之中，权力更加分散，如此分散与我们惯常看到的不一样，于是全球化的效应就加强了，如果权力的顶端已经不明显了，那么权力体就更加模糊了，显得更加平等了。

国际主义概念，或者说是“人性”的概念，要求所有人须关心和帮助其他所有人拥有足够的食物。如果不能实现，我们以什么名义去担心阿比西尼亚、哈萨克斯坦、孟加拉国发生的不幸呢？

这是一种非同一般的概念。这种巨大的概念进步，仍未在社会实践中落实。这概念有可能发生扩展，再次增长。目前现有的“人性”的程度足够用于现有的问题，如宣言、小泪珠、鳄鱼的眼泪、援助、救市。人性成了一种内疚感，足够让我们送去一些粮食，但不能阻止我们少挣一些钱，也不能找到问题真实的解决办法。

国籍是一种对人性的削减，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合法化。如果我们接受了这样的理念，我得与我国籍一致的人保持团结，排斥他人的原则就已经建立了。如果你排斥其他国家的居民，同理就会毫不费力地排斥另外一个省份的人、另外一种宗教的人、另外一类性别选择的人，另外一种种族的人，甚至排斥早餐喝汽水的人。

人道主义，也就成了人性概念的一种贫瘠的形式。

“饥饿：世界上最大的可以解决的问题。”他们不断重复，这是他们最喜爱的口号。他们没有谈到任何饥饿产生的原因、造成这一问题的国际秩序，以及需要改变什么才能使我们再也不用派出飞机给上亿人运去急救粮食。饥饿，对于世界粮食计划署来说，可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人道主义的倾向是不去想如何与他人一起做事，而是自问如何为他人做事。

有这样的富人，他们这么做肯定是出于他们的善心，他们确实为穷人担忧，愿意付出自己所得的细微部分，但是我们得仔细听听他们如何从中受益。

罗杰·索罗报道了荷兰物流巨头TNT公司首席执行官彼德·巴克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向他的同事们解释，与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合作如何使他获利：“质疑我们的人想知道我们的股价上涨了多少，或是我们公司的利润上涨了多少，2001年，我们在荷兰最佳声誉公司排名为26位，现在我们排在第4位。”

那段时间，该公司刚开始开展人道主义活动，并且笼络了他的员工，巴克说他手下16万员工中78%的人都对协助世界粮食计划表示很骄傲，这使他们觉得在公司工作很舒服，并且会更好地工作。“我们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改善了员工对公司的信心和公司的名誉。在服务行业，无论我们在哪里，一支有动力的员工队伍总是具备竞争的优势。”巴克如是说。 

这叫作：公司的社会责任。

彼德·巴克领导着一个物流公司，证明了阿玛蒂亚森之前的假设，即食品不在该在的地方才是问题所在。因此，他们加入了沃达丰集团，以期在不同的网点之间获得更好的沟通。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更有效地配送捐赠物资，改善公司的形象，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宁，至少对这样愚蠢的问题有了一个答复：我怎么能在一个上亿人挨饿的世界上活下去，每天还收入百万美元？

给他们施舍一些吧。

“当我给他们东西吃的时候，他们叫我圣人。当我提问，为什么他们没有食物，他们就叫我共产主义者。”巴西主教海尔德·卡马拉半个世纪之前写下了这句话。

6        我总是记得我落入陷阱的那一天

那是几年前了，萨拉豆给我讲述了她的人生，我听着她说，眼睛看着一块木板。她的茅草屋里什么也没有，仅有一张染有颜色的麻绳毯子，泥糊成的墙，角落有一个炉子，两口黑黑的锅。她说啊说，我时不时打断她，提一些问题，隔着翻译的对话总是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很长时间一句都听不懂，需要等待翻译，可以拍拍照片，思考事情。我一直想着这块板子，而萨拉豆给我讲着她的第二次生产。她刚满12岁就结婚了，第一个儿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一年之后，生了第二个儿子。

萨拉豆后来又有了十一个孩子，最后得了一种产科瘘病，这是在这个恐怖的和有阶级性的大陆最恐怖和最有阶级性的疾病之一。

我参与了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一个项目，采访了萨拉豆，她的故事很感人，我没有办法从木板上转移目光，感觉自己是个混蛋。

木板就是穆斯林叫作alluha的东西，学生用钢笔在木板上抄下《古兰经》的经书来背诵。然后把它洗干净，继续写另一段经书，其实等于一本只有一页的书。我不明白，这块木板为什么这么吸引我的注意，是因为它有很久远的气味？是因为由字符组成的图画？是因为把木头当纸书写？还是因为被擦掉的字迹？

有一阵，萨拉豆发现了我总是盯着这块木板看，她通过翻译问我，为什么。她笑了，她问我问题等于是我俩身份对调了，一种大胆的姿态让她有些焦虑。我试图显得和气一些，我告诉她，我觉得这块木板很美，我祝贺她有这样的木板。结果我做错了，后来他们给我解释了，这样的赞美在他们的文化中就是一种不可拒绝的索要。

“我把它送给您吧，请拿走。”

萨拉豆通过中间人对我说，我通过中间人对她说不，很感谢，她又说请拿走吧，我又再次道谢，她的脸越来越严肃，仿佛如果我不拿走，就是侮辱了她。翻译给我解释了，我的拒绝看起来很粗暴，对她来说就是这块木头配不上送我，她也配不上送我东西，我歧视她，只有白人才会歧视人。我陷入了麻烦，我微笑了。

因为说不了话，只能微笑，留些时间思考。我们对视而笑，这段时间我继续思考我的提议。她告诉我她有一段时间生病了，不能照看羊群，最后只剩下了两只小羊，没有公羊的话就没法繁殖，现在没有了羊群，她就没有办法做油炸圈饼去市场卖，有时候就会饿肚子，饥饿比瘘病严重多了。我告诉她我想送她一只羊，如果她拒绝我，我就会感到很难受。

萨拉豆忍不住大笑起来，然后对我说，这头羊会改变她的人生，她会永远记住我。我高高兴兴地拿走了木板，对于自己帮助了她感到很欣慰，心满意足。

“如果我能恢复我的羊群，我每天都能吃饱饭了。”离别的时候她这么跟我说。

最后我于一个清晨到达了巴黎，去我堂弟塞巴斯蒂安家之前，我在面包房买了牛角面包。当我们在家吃早饭时，我告诉他这块经文板和叫“马丁”的小羊的故事，我们笑着，我的弟媳妇劳伦斯问我那头羊花了我多少钱。我算了一下账，当时才惊恐地发现，花了和牛角面包一样的钱。

我们时不时处在一种幻想之中，以为自己理解了一些东西。 

我内心盲目的无法诉说的释怀，却让他人受苦了。

我们的良知只需要几个美元、几个欧元硬币就买到了。但现在是大批量的贩卖。坏良心是发达国家大宗生意的基础。正如斯洛伐克学者齐泽克所说：“在现代化合作的商业中，消费这种自私的行为在价格中包括了其反面，即一种需要感到慷慨的满足，需要感到我们在为大地母亲或是为索马里衣衫褴褛的人们或为了挨饿的危地马拉儿童做些事情的满足。”

购买有机食品、公平贸易、环保意识，其实标签都是购买这种良知的赎罪券，价格不贵。尽管我们的社会建立在不尊重这种良知的制度之上的，居然还需要与社会本身协商，并且出现了推广这种产品的赎罪疗法。这是经典救赎宗教性的一种现代的、进步的形式，他们给你一把刷子洗刷灵魂，你给他们钱币。

要不然，你们也来写我这样的书，赎罪的效果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