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37年 四十四岁（7-12月）（四）

１９３７年 　四十四岁

９月２２日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七月提交国民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团结御侮的必要，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宣布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成立。

同日 　同张闻天致电秦邦宪、叶剑英，指出：“宣言既已发表，目前谈判须解决者，应着重下列三事：（一）发布共同纲领。（二）解决边区问题。（三）解放报〔１〕在全国发行。”

〔１〕指中共中央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一九三七年四月创刊。

９月２３日 　复电彭雪枫并告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提出在山西进行游击战争的意见：“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区域之一，现在就应加紧准备，不宜迟缓。同时应该充分注意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的部署与准备。太行、太岳山脉之晋东南与吕梁山脉之晋西南，亦不可不于此时作适当之部署。”游击战争除军事部署以外，最主要的是紧密依靠乡村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如此，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９月２４日 　关于山西地方党的工作问题，致电周恩来、朱德等：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在五台山脉，该处应设置军政委员会一类的领导机关，立即开始普遍地组织地方支队和群众组织，在半个月内应全部布置完毕。一切工作应在敌占太原的设想下作布置的出发点。

９月２５日 　出席中常会，会议讨论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目前时局需要有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我们要明确提出参加这样的政府，不是提出参加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占领区域，我们可以建立许多小块政权，南方各地也有小块苏区政权，在这些地方，要以共产党为主体参加政权。在战区的地方政府，如果能够实行抗日纲领，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不反对，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共产党员可以去参加。

同日 　关于华北工作问题致电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１〕等，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应“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为此目的，应着重于高级干部之分配及独立领导的党政军集体机关之组织。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

〔１〕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

同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并告林彪，提出关于华北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意见，指出：拟使用第一一五师配合国民党军一部，待日军在华北相当深入后，收复灵丘、涞源、广灵、蔚县四县，然后向着大同、张家口、北平线，大同、太原线，北平、石家庄线举行大规模的侧后袭击战，在灵、涞、广、蔚四县建立根据地。如若成功，还可用相当一部进出热河方向，如此或能造成华北战争的新局面，支持相当时期的持久战。蒋介石、阎锡山关于保定决战、晋北固守的方针，完全是处在被动挨打的姿式下，如无上述部队袭入敌后，决难持久，只有实行上述计划才能变被动为主动。现仅剩下此一着活棋，应向蒋、阎极力建议。

同日 　同张闻天电告周恩来，与阎锡山谈话请根据下列各点：“我们宣言及蒋谈话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蒋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确定了共产党在全国合法地位，发出了‘与全国人民彻底更始’的诺言。但还表现着自大主义精神，缺乏自我批评，未免遗憾。今后问题是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及与三民主义相符合的中共提出的十大纲领。”

同日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伏击日军精锐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歼灭日军一千多人，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也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首战告捷。十月一日，毛泽东致电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中央代表秦邦宪、叶剑英和潘汉年，通报平型关战役的战果，并指出：“是役已将敌攻平型关计划破坏，但敌还从雁门关一带进攻。我游击支队正活动于灵丘、涞源、蔚县之间，颇有缴获。敌用大兵团对付我游击队，还不知道红军游击战法。我们捷报发至全国，连日各省祝捷电甚多”。

９月２６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八路军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同时指出：向恒山山脉及其东、西、北三方向突击，展开敌人侧面游击战争的计划，暂时尚无执行的条件，要待敌人更深入、后方更空虚时才能执行。

９月２８日 　致电刘伯承、徐向前、张浩并告朱德、彭德怀，贺龙：“保定、沧州、献县均失，国军溃乱不堪，卫立煌退石家庄。”“我一二九师（缺一个团）接电立即出动，经临晋渡河到侯马上车，在太原补充衣、弹，速开正太路南北地区。”

９月２９日 　再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进一步阐述八路军在山西作战的战略意见，指出：华北大局非常危险，河北、山东不久将失陷，中国阵地将变为扼守黄河、运河两线。这一形势将影响到上海战线发生某些变化，南京将被大轰炸，国民党如不妥协必将迁都。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八路军，其次是阎锡山与我们合作。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关于使用第一一五师配合国民党二三个师，待日军相当深入后，向灵丘、涞源、广灵、蔚县四县及其以北突破找其空虚后方的计划，请你们着重研究一番。如实行这一计划，可能在一个时期内开展一个新局面，有利于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

同日 　写《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一文。文章指出：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的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

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同时也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一种约束”。”共同纲领是什么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然而要实行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需要实行的工具，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问题。”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加强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的团结，实行一切必要的改革来战胜一切困难，这是今日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９月３０日 　同张闻天致电秦邦宪、叶剑英，提出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原则：以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于原地改为保安队为原则，反对国民党提出的全部集中的要求；保安队均须进行政治上的整理，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集中五分之三为一个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陈毅〔１〕或刘英〔２〕为参谋长，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任何游击队区域，均须中共中央派人亲去传达改编指示，然后集中。

１０月２日 　致电秦邦宪、叶剑英，令项英来中央讨论南方游击队改编问题，指出“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３〕”。

１０月３日 　同张闻天致电张文彬（南杰）〔４〕：“国民党企图集中南方各游击队，我们决不可中其计，速派人传达党的正确的方针。”

〔１〕陈毅，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２〕刘英，当时任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闽浙边临时军区政治委员。

〔３〕一九三七年九月，项英在南昌同国民党谈判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期间，曾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演说，表示一切服从国民党。项英的这个演说，被国民党利用，给党造成损失。

〔４〕张文彬，当时奉中共中央的指示，到广东组织和领导广东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一九三七年十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

１０月４日 　关于对待交八路军指挥的国民党军队的方针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八路军各师负责人，指出：“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他们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经过上述方针，争取他们与红军团结一致，使他们真心愿意围绕于红军周围。为达上述目的，除作战指挥由上级负责外，对他们应取态度及方法须向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使此方针能全体彻底执行之。”

１０月５日 　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同意周恩来与阎锡山、程潜〔１〕商定的作战计划，并对八路军作出具体部署。

同日 　致电周小舟〔２〕，指出：“你在工作中的政治方向是没有错的，工作中表现了积极与努力，一般说来是有成绩的。”“但在工作中还表现了一些缺点，这就是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轻躁、粗率与骄傲的作风”。”改变的方向是用谨慎、周密与谦逊的态度去观察问题，去处理工作，去待人接物，特别在统一战线工作中须严格采这样的态度。”

〔１〕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

〔２〕周小舟，当时正奉命以中革军委联络员身份前往新疆执行任务。

１０月６日 　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并告林彪、聂荣臻，提出华北作战的战略补充意见，指出：“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龙泉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山西军已处最后关头，将不得不打一仗。”“此战役之关键在于下列三点：（一）娘子关、龙泉关之坚守。（二）正面忻口地区之守备与出击（出击是主要的）。（三）敌后方之破坏。”为达上述目的，必须：（一）要求南京速加派主力军三四个师位于娘子关。（二）要求卫立煌军四个师担任正面出击兵团之主力，晋军以两个师协助出击，余任守备。（三）八路军第一一五、第一二○两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面破坏敌人侧后纵深地区。另要求南京派主力军两个师从涞源、蔚县行动。

同日 　写《农村调查》序言一。序言说：“从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期间起，到一九三四年离开中央苏区为止，我亲手从农村中收集的材料，现在仅剩下下列各部分：（一）寻乌调查；（二）兴国调查；（三）东塘等处调查；（四）木口村调查；（五）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六）分青和出租问题；（七）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八）分田后的富农问题；（九）两个初期的土地法；（十）长冈乡调查；（十一）才溪乡调查。”“这里存下来的，都是中央苏区的材料，前九部分是属于初期的土地革命，后两部分是属于深入了的土地革命。虽不完全，亦可见其一斑。”

１０月９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敌人后方地区及迫近敌人地区，必须执行没收大地主政策，因为大地主多属汉奸，不没收大地主不能迅速发动群众，不没收大地主八路军给养难于解决。请通令各部实行。十一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复电说：“我们考虑结果，认为在上述地区，目前以没收当汉奸之地主为妥”。十五日，同张闻天复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十一日电悉。没收大地主，指没收汉奸政策的主要阶级内容，大地主而未为汉奸者，当然不在没收之列。在一切汉奸分子中，首先应坚决没收大地主，而对中层分子之为汉奸者，在未得民众同意以前，不应急于没收。工农中有被迫为汉奸者，应取宽大政策，以说服教育为主。这是统一战线中的阶级路线，有向全体明确说明的必要。”

１０月１０日 　同谭政电告任弼时、邓小平等，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已成立，即日开始办公，任弼时为主任（毛泽东代理），谭政为副主任。

同日 　关于判处黄克功死刑问题〔１〕，写信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信中说：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他“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１〕一九三七年十月，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把刘茜打死。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

１０月１２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

１０月１３日 　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秦邦宪、叶剑英，指出：“须知华北战局重点并不在太原，而在娘子关、龙泉关一带之太行山脉。如太行山脉及正太路在我手，敌进太原如处瓮中，我军是还能有所作为的，请你们深刻考虑此点。”

同日 　再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秦邦宪、叶剑英，提出太原失守后的战略部署意见，请他们考虑向国民党提出。

电报指出：“太原即使失守，亦无关大局，因大同、太原线两侧均有我军向该线袭击，敌在我四面包围中，华北大局之枢纽，现乃在恒山山脉及正太路。该地区如失，则华北战局立即转为局部战，敌已达到控制全华北枢纽之目的。”电报并提出，为确保太行山脉、正太铁路于我手中，准备向大同、张家口、北平线作战略反攻，支持华北持久战，用以消耗敌人，保卫中原各省之目的，而应实行的具体部署。

同日 　同张闻天致电潘汉年、刘晓〔１〕等，提出反对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倾向，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部分左倾领袖及党员中是在增长，主要表现是在对国民党的投降，只知对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它的要求，而不知同它的错误政策做斗争。”“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我们应不失时机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主要方向，首先是改组国民党，然后改组政府与改造军队。这不是使国共合作分裂，而是使之更进一步发展。

〔１〕刘晓，当时任中共上海市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

１０月１６日 　为阎锡山拟集中十四个团并要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与日军决战事，致电林彪：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南京与蒋介石、何应钦决定，周恩来、彭德怀又在山西与阎锡山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

１０月１７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并告周恩来，同意彭德怀意见，由周电蒋介石调主力军入晋，以调川军为宜。电报还指出：“我军各部胜利之后，易生骄志，易启轻敌观念，而敌在失败之后，对我必增加愤恨之心理，发生谨慎之心理，因此，请你们告戒各部首长，仍一本谨慎沉着精神使之与勇猛奋发精神相配合，争取与日寇之持久战。”

同日 　同张闻天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军分会十月八日指示文件〔１〕，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

〔１〕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军分会十月八日指示文件”，指华北军分会发出的《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

１０月１９日 　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朱德等：在山西须坚持与阎锡山合作，不参加任何倒阎阴谋，但原则问题决不让步。

同日 　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会上作《论鲁迅》演讲，指出：我们纪念鲁迅，不仅是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鲁迅具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伟大的“鲁迅精神”。这种精神使鲁迅成为艺术上了不起的作家，革命队伍中优秀成熟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１０月２０日 　关于准备在日军占领太原后八路军的作战部署问题，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指出：敌人占领太原后，在太原以北的国民党抗战部队将溃乱无序，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九师和八路军总部的联系可能被隔断。为此拟定部署意见如下：留杨成武团〔１〕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第一一五师主力准备转移于汾河以西吕梁山脉；第一二九师在正太路以南之现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总部准备转移至孝义、灵石地区；第一二○师坚持晋西北之游击战争。

〔１〕指杨成武任团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

１０月２２日 　出席中常会，会议讨论陇东特委的工作。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陇东这一时期工作中对国民党的迁就倾向。

同日 　同张闻天复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告周恩来，指出：“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

同日 　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恩来长电〔１〕，对大局分析及我党政策完全正确，我们完全同意。”“请恩来拟具建议书，即去南京代表我党严重与正式地向国民党建议，并推动各界促进时局之转变。党的宣言，俟恩来南京谈判后再行决定，目前以解放报论文为号召。”

〔１〕周恩来十月十九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说鉴于日军集结全力猛攻山西并企图夺取上海，国民党政府对持久抗战发生动摇，国内妥协和平空气抬头，中国抗战出现新的危机，提出以下建议：（一）中共公开发表宣言，反对和平妥协，坚持抗战到底；（二）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战紧急方案；（三）向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提出华北的进一步的计划；（四）要求国民党政府增派军队到华北支持抗战；（五）八路军在华北积极行动，直接配合友军作战并扩大发展游击战争，等等。

１０月２３日 　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１０月２５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指出目前决定的战斗在正太路，并提出相应的兵力部署意见。

同日 　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七七一团被日军袭击事，致电八路军各级负责人：“小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七七一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战的长过程。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

同日 　会见英国记者贝特兰，同他进行长时间谈话。毛泽东说：“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抗战中的教训是由于中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存在的弱点，即：只实行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许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参战；军事上采取单纯防御，打的大半是被动的仗，造成许多土地的丧失和许多军队的失利。因此，政治和军事都需要改革。他还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呆板的战法。如果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用游击战以辅助之，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这个谈话编入《毛泽东选集》。

１０月２６日 　出席中常会，会议讨论绥德、米脂、清涧、佳县、吴堡五县警备区的工作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对当地统治阶级的策略是：联合左翼分子，争取中立分子，孤立豪绅与法西斯分子。

同日 　正太路要隘娘子关失守，山西抗战形势急转直下。

１０月３０日 　出席中常会，会议讨论西路军失败的教训。陈昌浩〔１〕作检讨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张国焘路线的实质是逃跑主义、军阀主义与反党反中央的路线。

〔１〕陈昌浩，原任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西路军政治委员。

同日 　致电王兆相〔１〕等并告八路军总部、第一二○师：“十分注意部队的纪律，无论如何困难，不得乱拿工农一草一木，每天出发训话一次。”

１０月 　写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提纲分析了中日战争的现状和国际形势，指出中国抗战现时的失利是暂时的与局部的失利，不是最后的与全部的失败，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提纲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七项任务。

１０月 　写信给艾思奇〔２〕谈哲学问题。对艾思奇《哲学与生活》一书中关于差别与矛盾关系的论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

〔１〕王兆相，当时任八路军一二○师直属工兵营营长，驻防神府地区。

〔２〕艾思奇，哲学家，一九三七年十月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

１１月１日 　在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作关于目前时局的讲话，指出：现在的形势是很紧张的。民族投降主义是目前新的危险。坚决打到底，是目前时局下应采取的根本方针。在军事上要用八路军的打法，就是要“活打”，不要“死打”。要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组织他们，武装他们。要做到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要造就大批的有革命理论，富于牺牲精神的民族革命干部，他们是革命的先锋队。

１１月２日 　同张闻天复电林伯渠并告周恩来、秦邦宪等：我们决坚持山西抗战，即使太原失守，日军也不能安枕，国民党各军也不得不和我军一道作战，不至轻易退回黄河以南。

１１月４日 　同张闻天、张国焘〔１〕致电秦邦宪、叶剑英：向国民党提出并力争解决特区的范围和目前急需的经费等问题。

〔１〕张国焘，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

１１月６日 　关于新四军的编制和领导人选问题，致电秦邦宪：叶挺已到延安，项英明日可到。新四军拟以项英为副军长，陈毅为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为参谋长。

１１月８日 　太原失陷。

同日 　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八路军各师主要负责人，指出：“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国民党在华北各军残部将大量溃散，“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吕梁山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但其工作尚未展开，第一一五师的第三四四旅、第三四三旅应立即迅速转移至吕梁山地区；第一二九师全部在晋东南，第一二○师在晋西北，准备坚持长期游击战争。

同日 　出席中常会，会议讨论特区选举与财政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特区〔１〕政府应坚持实行独立自主原则，过去一个时期有些同志改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是不好的。

〔１〕毛泽东在十一月四日给秦邦宪、叶剑英的电报中说：陕甘宁边区的名称须叫特别区，“边区”二字对外不好。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又说，陕甘宁边区应称为特别区，即“特区”。十一月十日，边区政府发出通令，规定陕甘宁边区政府“俟后统称为陕甘宁特区政府，不再称陕甘宁边区政府”。一九三八年一月，特区政府又通令恢复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称。

１１月９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等，指出：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下，日军不久即将转移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在华北的国民党各军大溃，阎锡山亦无主。八路军“应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人民，废除苛杂，减租减息，收编溃军，购买枪支，筹集军饷，实行自给，扩大部队，打击汉奸，谅纳左翼，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如此作去，期于一个月内收得显著成绩，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内县之进攻。”

１１月１１日 　在秦邦宪、叶剑英八日关于国共两党关系有趋恶化之势的来电上批注：“国民党自大主义依然十足，国危至此，还是统制政策不变，我们唯有坚持原则立场，逐步前进，最后冲破国民党的统制。”

１１月１２日 　上海失陷。

同日 　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分析上海、太原失陷后的形势和强调提出反对投降主义。报告指出：在中国抗战中存在着国民党的片面抗战主张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目前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片面抗战已经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来到。这是一个青黄不接危机严重的过渡期。争取实现全面抗战是全国人民共同的迫切任务。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在党内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在全国要反对民族投降主义，这种倾向发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中，它使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同日 　同张闻天致电秦邦宪、潘汉年、刘晓，部署上海失陷后的救亡运动和党的秘密工作。

１１月１３日 　致电八路军总部及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并告八路军各师负责人，指出：山西国民党各军大溃，“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　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

１１月１５日 　关于目前山西工作原则，复电周恩来并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目前山西工作原则是‘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因为国民党及阎、黄、卫〔１〕在日寇打击之下，已基本上丧失在山西继续支持的精神与能力。我们须自己作主，减少对于他们的希望与依靠，故‘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这是完全必要的。

但仍然是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绝对的独立自主。在大的方面仍应与国民党及阎、黄、卫商量，例如周电所述各条〔２〕及朱、彭要求补充等是完全对的。仅仅不要希望与依靠他们，因为他们答应的东西很多不能兑现。我们计划要放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时我们还是能够于下去这样一个基点上。”

〔１〕阎、黄、卫，指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

〔２〕指周恩来十一月十三日在给毛泽东等的电报中所说的他当天与卫立煌、黄绍竑谈判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一）部队改造，（二）政治工作建立，（三）政权开放，（四）民运开放，（五）战略战术改变，（六）后方补给。

１１月１６日 　同张闻天、萧劲光致电高岗，为了联合内蒙边境各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任命他为八路军骑兵司令，率骑兵团及蒙汉支队向内蒙出动，活动于陕北的靖边、定边、安边以北及沙漠以南地区。

１１月１７日 　致电叶剑英并告林伯渠：“八路军仍在长城南北及同蒲以东至平汉线作战，前锋迫近北平、保定、张家口，并无一个人退回陕北，但中央军则确有一部分退过黄河以西。”

１１月２３日 　关于坚持山西游击战争的方针问题，同张闻天致电刘少奇、杨尚昆并告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甲）坚持山西游击战争的方针，是中央已定下的方针，谁也不应该对此方针发生动摇。（乙）坚决执行这一方针，决不能束缚红军主力的适当的使用与适当的转移，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丙）红军主力的使用决定于今后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不决定于山西一省的形势，你们不要仅看局部，而且要看到全国。（丁）应该及时预防红军主力需要转移时，在同志中丧失坚持山西游击战的自信心。（戊）组织问题待恩来、胡服、德怀来开会决定。”

１１月２７日 　写信给表兄文运昌，告他不宜来延安工作，因为无法解决他的家庭经济负担。信中说：“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

同日 　同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指出为防备日军进攻晋察冀边区和晋西北地区，在八路军占领区域立即进行以下三项准备工作：加强新部队的政治教育与党的工作，这是巩固部队工作的核心；加强必要的军事与游击动作的训练；动员地方民众。

１１月２９日 　到延安机场迎接受共产国际派遣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康生和同机到达的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

１２月２日 　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指出：“山西仍须着重巩固统一战线，尤其是与阎的关系，特别在日寇缓进阎留山西的条件下，我们更应避免与其作不必要的磨擦。”

１２月５日 　同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指出对进攻晋察冀边区之日军的作战，应注意：“（一）避免正面抵抗，袭击敌之后尾部队。（二）在敌之远近后方活动，使敌进一步仍在我包围中。（三）同蒲、正太路必须积极活动，予以有力的配合。（四）注意在敌后方破坏伪组织、伪军。（五）加紧瓦解敌军工作。（六）在确有胜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的歼灭和有力打击，增加敌恐怖与进攻困难是必要的，但须详细审慎。”

１２月６日 　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指出：“日寇正在进攻我军，企图引诱阎锡山及国民党之中右派分裂抗日阵线，我们无论在友军区域及敌人后方，均应执行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为基本方针，破坏敌人阴谋。”在内部，要加强统战教育，并切实检查。

１２月９日 　—１４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陈绍禹在会上作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批评洛川会议以来中央采取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他认为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赞成提改造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反对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提法，认为只有抗日、亲日之分；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毛泽东十一日、十二日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重申并坚持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他说：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要适合于团结御侮。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八路军与游击队是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过去我们反对国民党派大官来是必要的，因为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要派大批人来侮辱和破坏红军，应该拒绝。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陈绍禹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决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增补陈绍禹、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

１２月１３日 　南京失陷。

１２月１４日 　同项英复电叶挺，指出：新四军原则上可以按照何应钦提议作进一步磋商。其他条件如前所商，尤其不要何应钦派人。如暂时说不通，可稍延缓，但不要破裂。项英即来武汉。

１２月１６日 　同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提出拟趁敌人空虚，派两个支队到平汉路以东地区游击。一个支队由第一二九师的一部组成，另一个支队由聂荣臻部的一部组成。其任务是：侦察情况；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发动民众与组织游击队；破坏伪组织；收集遗散武器，扩大自己。”该两支队出去须十分谨慎、周密、灵活，根据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行动”。

１２月１９日 　致电朱德、任弼时：“卡尔逊〔１〕既坚欲去五台，不便拦阻，但须：（一）除写信给美使馆外，需写一信交总统府说明：如遇危险，中国中央政府及八路军无责任。（二）派可靠队伍送他，严密保护。”

１２月２４日 　同萧劲光、谭政〔２〕指示绥德等五县警备区，延长、延川河防司令部和边区各部队的军政负责人，强调在友军区域内应坚持统一战线原则。

〔１〕卡尔逊，当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情报观察员。卡尔逊在去前线以前，给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很快要到前方去”。”这是我自己要求并且是在朱德总司令劝我不要去的情况下前往的，如果我阵亡或者受伤，我希望明确说明，八路军或中国政府方面没有任何责任。”

〔２〕萧劲光，当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１２月２５日 　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二十八日，毛泽东复电项英，同意新四军编四个支队。一九三八年初编成的四个支队是：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第三支队，张云逸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

１２月３０日 　同张闻天、康生、陈云连发两电给陈绍禹、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一电是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的意见，提出为使日军进攻武汉时处于中国军队之战略包围中，必须建立两个主要军区及几个辅助军区〔１〕。另电是关于日军进攻的形势与我之战略部署，电报在分析了日军作战步骤后，具体提出在华北、西北的设防意见。两电中均说，所提意见请考虑后向蒋介石提出。

１２月下旬 　在延安会见李先念、李卓然、李天焕、郭天民、程世才〔２〕等，谈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等问题。毛泽东说：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

１９３７年底 　贺子珍为治伤离开延安到西安。后经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去苏联。

〔１〕两个主要军区是：（一）苏浙皖赣边军区，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日军。（二）鄂豫皖军区，以舒城、桐城、黄梅、广济、商城、固始为中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占领津浦、平汉、淮南三条铁路及沿江之日军。辅助军区是：浙南军区，鄂赣军区，汉水军区，豫西军区等。

〔２〕李先念，原任西路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卓然，原任西路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原任西路军第三十军政治部主任。郭天民，原任西路军司令部第一局局长。程世才，原任西路军第三十军代军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