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37年 四十四岁（1-6月）（二）

１９３７年 　四十四岁

３月１４日 　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谈判并不破裂，只是不承认贺案，而对十五条〔１〕须加以原则上与条文上的补充修改。”“和平大计已定，现谈判者是国家政策与两党关系（包括红军、苏区等组织方式问题）之具体方案问题，必须原则上妥当与事实上能行，故须会商后续谈。”

〔１〕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周恩来、叶剑英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会谈，将一个月来双方谈判作一归纳，由周恩来写成条文，准备送蒋介石作最后决定。周恩来起草的条文，包括政治问题五条，改编问题四条，善后问题六条，共十五条。同日，周恩来将这十五条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

３月１６日 　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指出：“（甲）既然张、顾愿不采用贺案〔１〕，你即在西安顿住几天待命。（乙）惟要顾立电两马停战，否则要顾担负西路军损失的全部政治责任。”

〔１〕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张冲向周恩来申明贺案作废，仍以三月八日提案作为谈判基础。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财政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财政观点当然是需要的，但有一个原则即须受政治上的限制。关于“平等观念”，在游击时代就有的。

将这个原则用到具体事实，红大每人每天八分伙食费是不能动摇的。津贴问题应有分别，红大一队的应特别，一般的是不是平等，要看情形。伙食是第一，应增加到八分，津贴还是其次的。应组织中央一级购买委员会，有计划地有组织地购买，以国民经济部部长为该委员会主任。

３月１７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西路军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李先念、李卓然：同意你们成立工委会，并分为三路游击。你们现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及发展。

３月２１日 　同延安干部、群众一起参加“延安城市卫生运动周”的大扫除劳动，并对参加大扫除的人说：“注意卫生，健康身体，就是增强国防力量！”“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来做。”

３月２３日—３１日 　出席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称延安会议）。会议讨论的议程有两项：（一）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二）张国焘的错误。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其中二十五日休会一天）进行第一项议程，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进行第二项议程。毛泽东在二十三日就第一项议程发言，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中日矛盾与中国国内矛盾问题。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原则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这个问题早在以前我已提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会议决议上还没有明确规定。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十二月会议决议是估计到了，但对蒋介石的变化没有估计到。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这一认识是真理，在政治事变中证实了这一估计，国民党三中全会就是一个明证。我们的政策的变化，国民党的政策的变化，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主要矛盾。（二）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方面，与我们现时的政纲不是相冲突的，我们应当拿起这一武器。三民主义在理论上也要改一改。（三）阶级斗争应该以照顾大局为原则，劳资两方面都要如此，采取协商办法，这种改良是革命的。土地革命现在不是主导的地位。（四）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国民党政策上的转变，从通过的决议看，是从妥协到抗战、从独裁到民主。这一转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扩大与我们的政治影响。从开始转变到彻底转变还要经过一些时期，还会有很多曲折。第二，关于过渡阶段问题。

他说：第一阶段争取和平已经达到了；从西安事变到抗日开始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民主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号，“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号，主要口号是“准备抗日”。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一切都要带国防性，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各方面的都是要为着抗日。第三，关于领导权问题。他说：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并加紧对群众的教育。目前形势对我们更有利，政治攻势都在我们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运动、民主运动，都是我们创始的。三民主义的武器，我们可以拿来使用。然而我们要得到以下的保障：（一）积极地参加民主与民族运动，（二）党的独立性，（三）我们在全国的宣传任务，（四）我们在全国的组织任务。三十日，毛泽东就第二项议程发言，他说：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我们欢迎他们转变，这是中央的干部政策。张国焘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他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老是将自己描绘成实际家，恰恰证实他是真正的经验论。那次我们接到捉了蒋介石的消息以后，他举出几十条理由要求杀蒋介石。张国焘要改正自己的错误，首先要放弃自己的经验论。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我们能预见运动的法则，在军事上即是有战略的头脑，这正是张国焘所缺乏的。张国焘的机械论，只看见形式，不看见内容。他把日本和蒋介石看作有无穷力量的魔鬼，害着恐日病和恐蒋病，说什么十倍于现在的力量也不能战胜日本，在革命战争中只想起后梯队的作用。他看不见日本和蒋介石都存在着种种矛盾。他不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不知道红军中、共产党内都有矛盾，只有加强党内斗争、思想教育和党内民主来解决这些矛盾。张国焘在鄂豫皖的初期，还不能说是机会主义路线，自从打了刘湘以后，便完全形成了机会主义路线。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一个联邦政府，还要造出一个政治局。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力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但是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反党的“中央”成立之后，中央还是采取忍耐的态度。那时张国焘的电报却凶得很，“禁止你们再用中央名义”的话头都来了。我们却慎重得很，当时中央通过的关于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决议，只发给中央委员。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应从头干起。三十二日，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３月２５日 　同张闻天致电庆阳步校负责人周昆、袁国平：“国焘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立即开展讨论，彻底揭发，以求党内的统一与团结。”

３月２６日 　复电叶剑英：民族扫墓我方决派林伯渠参加，并与张继〔１〕见面，请询问礼节仪式及日期见告。

〔１〕张继，国民党元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

３月２７日 　为解救西路军危局，同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甲、西路军情况万分紧张，他们东进西进都成不可能，有被消灭危险。乙、对两马不但十万，就是二十万和更多些都可以〔１〕，而且必需。丙、此事须以最快速度办妥，最好在二十天内。丁、条件：西路军过黄河右岸来，请两马不要阻拦和恶意追击。如果两马同意西路军西进，则西路军可停肃州以西，将来并不东犯。戊、须对两马晓喻和平大义，告以与我们讲和，对他将来有莫大利益。”

〔１〕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致电周恩来：“听说马步芳很爱钱，请你考虑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

３月２９日 　致信范长江，对他本年二月到西安和延安采访后，在上海《大公报》发表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和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通讯，深致谢意，随信附上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记录稿和祭黄帝陵文，请他在可能时予以发布。

３月下旬 　为了直接同蒋介石谈判，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要求，周恩来飞抵上海，再由潘汉年陪同到杭州，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三十日，周恩来飞返西安，四月初回到延安。

４月１日 　电告彭雪枫：“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对方已大致承认。”

４月３日 　同朱德、张国焘等致电叶剑英，要他与顾祝同交涉西路军的善后问题。指出：向顾祝同说明，关于彼方对河西红军见危不救故意使其消灭一事的政治责任，我方保留质问与追究之权。现集凉州的西路军被俘的六千人，要求顾迅即电马步芳全部调来平凉，转至红四方面军归队。徐向前、陈昌浩二同志及其他干部，如为马步芳所虏，应严令马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对河西余部，请顾令马不得再行追击，让其转赴新疆。

４月５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特派代表林伯渠参加祭黄帝陵的民族扫墓典礼。毛泽东起草的祭文说：“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４月７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国民大会选举法与组织法的修改问题。四月十一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的通知》。

４月１０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青年工作问题。在会上发言说：青年工作，依靠多数是很重要的，不要孤立。

４月１１日 　致电潘汉年：“闻法院对沈钧儒等起诉将判罪，南京又有通缉陶行知事，爱国刊物时遭封禁，我方从上海所购之书被西安政训处扣留，南京令华北特务机关密捕我党党员。以上各事完全违反民意，违反两党团结对外主旨，望即入京向陈、张〔１〕诸君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迅即具体解决。”

〔１〕陈、张，指陈立夫、张冲。

４月１２日 　出席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开幕典礼，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将中国共产党过去的策略与口号同目前新的策略与口号的关系及变化作了解释，着重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步骤——争取国内和平基本上完成。现在是进入第二个步骤——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开展争取民主权利来团结全国人民到抗日战线上来。希望大家把共产党的策略口号向全国青年宣传解释，使全国青年都懂得。

４月１３日 　同周恩来电告叶剑英：“西路军工委来电，约十八号可抵敦煌。现有人数九百多，枪五六百〔１〕，到后恐更要减少。由敦煌到新疆路极难走，恐不易通过。”望你向顾祝同交涉，务使这批人到敦煌后马军不得为难，必须全部送至兰州转给我们。

〔１〕指李先念、李卓然率领的西路军余部。

４月１５日 　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指出：“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三中全会之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即是要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今年二月十日本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即是为着执行这些任务而表现的明确的方针。”为着完成目前阶段的任务，“我们要求全党同志在任何曲折变化的形势下，紧紧抓住中日两国间的基本矛盾，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基点，认定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坚信这个敌人我们是能够战胜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在党中央领导之下，以艰苦的工作与模范的行动，去取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４月１６日 　同周恩来致电叶剑英：望将中央关于国民大会选举法的修改意见与张冲当面商榷，要他转达蒋介石、陈立夫及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

４月１８日 　同周恩来致电叶剑英：送兰州的河西红军，望速向顾祝同接洽，派张文彬去接或开至平凉接收〔１〕。

〔１〕五月下旬，张文彬到兰州孔心墩机场附近的集中营，经交涉将关在那里的一千五百多名西路军指战员解往西安，途中至四十里铺，由附近的红军接应，摆脱押送的国民党军队，回到苏区。

４月２０日 　同朱德致电刘伯承、张浩并转西路军工委会：“你们不应在敦煌久停，而应尽可能地只休息两三天，最迅速地取得粮食和骆驼向星星峡进。”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和民族联盟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这一联盟应宽泛，不要严密，我们不要替它造成一个组织来制约我们。所以这个规约愈简单愈好，不用固定代表制、执行委员等组织，用有事议议的方式较好。

４月２２日 　复电周小舟〔２〕，指出：“（甲）谈话〔３〕着重指出，政治制度之民主改革及人民自由权利之重要性与迫切性，为巩固国内和平、增强国内团结、实现对日抗战，没有民主自由是不行的。（乙）国民大会选举法与组织法，须按照民主原则彻底修改，过去颁布的选举法、组织法，我们是坚持反对的。

（丙）我们根本反对苏州六爱国领袖之被审讯，主张立即释放。

（丁）向张季鸾〔４〕征求能否来延安一行，如同意，我表示欢迎。”二十三日，再电周小舟，要他向阎锡山提出和平团结一致对外、容许共产党公开参加救国运动、赞助全国民主改革运动等要求。

〔２〕周小舟，毛泽东的秘书。

〔３〕指阎锡山约周小舟几天后到五台县河边村谈话。

〔４〕张季鸾是《大公报》总编辑兼副总经理，当时在太原。

４月２４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秦邦宪准备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组织问题报告的大纲。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着重讲了党内组织上的一致的问题，他说：现在看到一些情况，如有的地方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作法，在陕北也有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问题，等等。应当很明白地指出主要是路线上的一致，只有在这一原则上的一致，才可团结一致。过去，我们有过痛苦的经验，陈独秀、李立三的宗派主义等，今后这样的缺点还是不免发生的，因为中国经济落后，容易出现这些缺点。我们的任务是开展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只有思想上的一致，才能战胜敌人。党在全国发展中，知识分子的成分是要占一个数目的。这种状况的存在，更加重了我们教育的责任。每一个组织上的错误，总是由于思想上的差误，组织上的一致与思想上的一致是不能分离的。要在思想上保持一致，就要在组织上扩大民主，慎重作组织上的结论。

４月２６日 　周恩来飞抵西安，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４月—８月 　为克服党内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为在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全书分三章十六节，共六万一千字。第一章“唯心论与唯物论”，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第三章原计划写三节，分述辩证法的三个根本法则，后来只写了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其他两节“质量互变法则”和“否定之否定法则”没有写。写作讲授提纲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准备和酝酿，精心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其他哲学书籍，所写几万字的读哲学书的批注，形成了讲授提纲中一些论点的雏形。讲授提纲密切联系中国革命实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内容。在此期间，毛泽东以这个讲授提纲在抗大讲课，每星期二、四上午讲授，每次讲四小时，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共授课一百一十多小时，历时三个多月。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这次讲课所用讲稿的主要部分。

５月１日 　同张闻天、朱德致电徐向前：“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地为革命奋斗到底。盼于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 〔１〕

〔１〕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谈到，他辗转回陕，“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

同日 　同张闻天复电潘汉年指出：“目前工作的中心，关键是在扩大群众的民主运动，各方面发动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要求开放党禁，实现民主权利，以推动南京政府逐渐向左。”“对外间各种谣言与怀疑，应站在坚定的立场与之斗争，或向其解释，对极左的倾向决不能有任何让步。”

５月２日 　出席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开幕式，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于五月十四日闭幕。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和结论。

５月３日、４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报告首先分析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来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任务。报告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时期的第一阶段从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开始，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始了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报告接着阐述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的问题，指出争取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成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动员人民参加抗战。所以，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方面，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报告着重强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指出：是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是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怎样通过它的政党实现政治领导呢？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政治口号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挥无限的积极性，成为实现政治口号所提出的任务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巩固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５月５日 　关于国共两党发表宣言问题，同张闻天、秦邦宪复电周恩来：“坚持两党发共同宣言为有利，此宣言在共同纲领确定之后发表，宣言大意不外共同纲领草案上所说的。向张、顾说，如他们要我党单独发，则第一，彼党须同时发宣言，第二，我党宣言中不得不驳复三中全会宣言及根绝赤祸文件中我党及人民不能忍受之许多东西。”

５月８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作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结论对一些同志在“和平问题”、“民主问题”、“革命前途问题”上的不正确认识作了回答，进一步论述了当时的中心任务。关于和平问题，指出：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去，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才能实现抗战。我们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是为了把革命车轮推进一步。关于民主问题，指出：那种认为“强调民主是错误，仅仅应该强调抗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民主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关于革命前途问题，指出：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既反对尾巴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和力争的。结论强调了要完成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指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必须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个结论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

５月９日 　同张闻天、秦邦宪复电周恩来，提出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解决的步骤：“一、确定共同纲领。二、发表共同宣言。三、发表特区政府及四个师师长以上首长。四、我们实行军队改编，南京实行释放政治犯。五、目前为免除顾、张等疑虑，可由周发表一谈话。”

同日 　在驻地同参加秋收起义后成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尚存的部分同志合影。

５月１０日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诞生十周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出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通知说，今年“八一”是中国红军诞生的十周年，在过去这十年中，红军写下了许多蜚声国内外的辉煌史实。为着纪念这个有特殊意义的红军诞辰，决定大规模地编辑十年来全国的红军战史，组织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号召红军指战员写出自己关于各种历史战斗的见闻，并提供各种纪念品。

５月１３日 　复电李宗仁：“和平、民主、抗战为今日民族解放斗争不可分割的方针。和平虽已实现，然非民主不足巩固和平。抗战迫在面前，然非民主不足保证抗战。促成全国政治之民主改革与开放人民之自由权利，为当前任务之重心。”

５月１４日 　就国民党派考察团来陕北一事，同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同意他们派考察团，并力争由张冲率领。考察的目的应为增进团结，绝对不能有妨碍团结之表现。坚决反对康泽〔１〕及其他任何叛徒进来，非叛徒而蓄意破坏的分子也坚决拒绝。

〔１〕康泽，当时任国民党复兴社中央常务干事会书记长。

５月１５日 　致书西班牙人民，对西班牙政府和人民反对德意法西斯及西班牙卖国贼的斗争，表示支持和声援。

同日 　在延安与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回答她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阶级斗争、争取民主、准备抗战等问题。〔２〕毛泽东说：国共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的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纲领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及民生的任务。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我们要在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的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给工农以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普遍的选举权；对工人必须改良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应减租减税，关于土地问题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民主制度是对日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我们所以把民主问题强调起来，为的是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依靠民主运动，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全国各界各党各派应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我们时刻准备着应付事变，不管战争爆发在何时与何地。我们提出的准备，与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具有不同的内容的，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先安内而后攘外，是无止境的内战，是消耗抗日力量，而今天所作的准备是停止内战，巩固国内和平，实行民主政治，开放人民救国的一切自由，组织、训练和武装民众，加速完成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抗战准备工作。

〔２〕这个谈话，原载北平出版的《人民之友》，题为《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后转载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

５月２３日 　同朱德致电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军事部长黎林：为着彻底肃清苏区内的土匪，保障一切建设事业的实施，创造抗日模范特区，陕甘宁地方武装应作出清匪计划。电报对有关县区清匪的兵力布置提出具体意见。

５月２５日 　同张闻天、秦邦宪致电周恩来，提出同蒋介石进行的谈判须力争办到者：（一）特区政府委员九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二）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但准备让步设总指挥部）。至少四个师，一师师长林彪，二师师长贺龙，三师师长徐向前，四师师长刘伯承。先发表上述六人，其余待后呈请委任。为加强抗日政治教育，政治部制度照旧（但准备让步设政训处）。（三）取缔北平、西安、上海等地破坏两党合作的行为。（四）取缔利用土匪、流氓、会党破坏红军、苏区的行为。（五）增加红军防地。

５月２９日 　出席陕甘宁特区政府为欢迎本日到延安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涂思宗一行举办的晚会，并致欢迎词。他说：过去十年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情形变了，如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他还对怀疑两党合作是否有诚意，是否是临时的策略等看法，作了解释和说明，表示我们是希望两党长期地合作下去，并且努力向着这个目标做。三十日下午，出席延安城各机关、群众团体和武装部队在南门外大操场举行的欢迎中央考察团的群众大会。在会上讲话指出：现在最中心最主要的是打日本救中国，要打日本救中国，就要国内团结。

５月中下旬 　派彭雪枫去北平、天津、济南、聊城等地，向这些地方的地下党组织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等指示，并调查华北地区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驻军的政治军事动态。

６月１日—４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在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对刘少奇作的《党与群众工作》报告所引发的一些意见分歧。三日，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对有意见分歧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群众斗争的策略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联系这个问题，还有党内关系、宣传教育问题，也是极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于党的政治路线能否实现。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个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毛泽东说：党与群众工作的发展与缩小、成功与失败，不完全决定于主观方面，也决定于客观方面。在客观有利时而弄得不好，在客观不利时而不使事情弄得不十分坏，这是主观的原因。然而大发展，必在客观有利之时。主观指导受客观可能性的限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但是，党员群众与广大干部始终没有犯过总路线上的错误，这是没有使党受致命伤及能够迅速纠正错误的最主要原因。总路线错误只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生与推行出去，只在几个极短的时期中犯过总路线的错误。党除在个别时期犯了“左”、右倾路线错误之外，还在差不多一切时期中犯了若干个别问题的“左”、右倾原则上的错误。这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问题上都有过，有些现在还存在着，在将来也会不能避免，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给以解决和给以防止。总起来说，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革命，并且取得伟大的成绩。党在过去犯过许多大的、小的、“左”的、右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错误，党也从对这些错误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强些，革命成绩也从克服错误的斗争中得出来。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我们党内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宣传教育与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全党内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地提出来解决。”左”的传统是由于几种原因：（一）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的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迫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观点的来源：（二）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分的存在并且占着大的数目；（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四）在克服错误路线时，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要克服“左”的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

６月４日 　给庆阳步兵学校教育长郭化若复信，说：“你在长期苏维埃战争中，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忠诚与劳绩，我们都是完全承认与一致赞扬的。你的身体情形如此，除同意你下期来延安外，正在替你买药，不久当可买来寄你。”

同日 　周恩来携带《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以及十三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到庐山与蒋介石谈判。

八日至十五日，周恩来与蒋介石进行多次谈判。由于蒋介石推翻以往谈判中达成的原则意见，谈判没有结果。十八日，周恩来回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

６月５日 　复电叶剑英并告张文彬：同意派文彬等去兰州任联络。要求顾祝同介绍文彬至青海，释回红四方面军干部，并设法收容流落民间的人员。向徐向前同志问明陈昌浩同志留藏地址，秘密设法接引回来。

６月１０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毛泽东发言说：刘少奇同志提出“保卫华北”、“保卫平津”的口号很好，用以进行政治动员，带国防实际性，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我们应积极进行政治宣传，应在不放弃寸土口号下来动员。关于组织问题，他说，北方局要成立，中央代表另派，北方局和省委不需设许多委员会，只设部。会议决定仍给华北派一中央代表，杨尚昆、彭真等负责北方局工作。

６月１２日 　致电中共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指出：“已与彭泽湘〔１〕在延安谈好我们同第三党合作问题，他已同意我们的做法，并愿回北平指示第三党同我们合作。”本日，致电潘汉年说：“第三党彭泽湘来延安谈，尚好，表示同意我们主张并愿合作。他明日离延安经北平约半月到上海，我嘱他找你。”

〔１〕彭泽湘，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干会成员。

同日 　同朱德、林彪、萧劲光和李德等五人被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设立军事研究委员会，目的在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提高红军的军事知识，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

６月２０日 　出席苏区文艺协会举行的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并讲话，指出：高尔基具有实际斗争精神和远大的政治眼光，他不但是一位革命的文学家，并且是一位很好的政治家。

６月２２日 　在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毕森、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贾菲等，回答了他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的一些问题。关于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毛泽东说：国民党政府在继续改变着它的政策，这一转变是在张群与川樾的谈判〔１〕期间开始的，又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清楚地表现出来。目前最为紧要的步骤是国民党政府在民主问题上的政策转变。国民党没有完全放弃其统治的根本基础，也就是他们的军事独裁。目前群众的口号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改革、实现对日抗战，所有这些统一于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的总口号之下。关于领导权问题，毛泽东说：领导权并不依赖于力量的大小，而要看领导者的纲领和所做的努力。共产党并不要谋求自己的私利，它所谋求的只是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劳苦大众的利益。如果战争胜利了，日本被赶出去了，如果形势朝这个方向发展，这就意味着革命运动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会见后，毛泽东同他们一起到朱德住处共进晚餐，然后又出席文艺晚会。二十三日，再次在住处会见毕森、贾菲等，回答他们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怎样发展和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说：统一战线将呈现出一些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阶段的详细情况，我们是难以预料的。统一战线的构成，基本力量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它的一翼，民族资产阶级在它的另一翼。他们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也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他们之间的分歧将导致曲折的斗争。统一战线的前途还会受到发生在国际舞台上的外部事件的影响。就中国国内来说，建立民主共和国是统一战线工作在目前阶段的主要目标。民主共和国建立之后，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将提上下一步的议事日程。中国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前途，第一步是民主共和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中国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呢？首先，中国争取独立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这同西方建立民主制国家的历史是根本不同的，那时是资产阶级取得了领导权。因此，中国的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也就不同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是以共和国形式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在中国，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个条件决定了中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此外，还有国际条件，其中苏联的存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１〕张群与川樾的谈判，指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五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就日方强行在成都设立总领事馆引起中国方面抵制而开始的所谓“全面改善邦交”的谈判。这次谈判由于日方的步步进逼和全国舆论的反对而没有达成协议。张群亦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辞去外长职务。

６月２４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各省工作和红军改编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关于各省工作问题，如果我们在各省的领导弱，讲统一，国民党不发钱，就要发生很大困难。所以还是较缓进行，我们派人弄通了再说。首先要各省变更政策，执行新政策，变更对地主的政策、土地政策。如果军事上敌人进攻，就坚决地打，俟大局定了，不会妨碍我们的军队，我们即可与之协商改编办法。原则上苏区归我们办，红军归我们办，各地都要弄好关系。但对国民党采用经济上限制、硬要缴枪等事，须与之抵抗。基本原则是不能减弱我们的力量。

同日 　同朱德、周恩来致电张云逸，指出：应坦白地向李宗仁、白崇禧说明，“只有以抗日民主与蒋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比前后，则只有失败”。为扩大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函请各方谈话的范围，应设法推动广东、广西、香港三方政治人物应邀前往。广西、香港方面应进行宪政促成运动。本日，还致电彭雪枫，要他推动山西方面政治人物参加蒋介石、汪精卫邀请的庐山谈话会，并向山西方面提议进行宪政促成运动。

同日 　致信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指出：“从一些美国朋友和其他方面，我们听说美国共产党和美国人民大众是深切关心着中国的反日斗争而曾多方援助我们。这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斗争绝不是孤立的，我们从国外得到英勇的援助。”“世界现在正处在一个大爆裂的前夜，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企求解放的人民一定要联合起来进行共同斗争。”

６月２５日 　致信何香凝，信中说：“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承志〔１〕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时事渐有转机，想先生亦为之慰，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

６月２６日 　同周恩来致电潘汉年，通报延安与南京间电台已接通，南京来电催周恩来再去谈判，中共中央已复电，告以须待中共关于国共合作宣言拟好和得蒋介石复电（已电告蒋，总的指挥机关及主持人选仍须照定）后，周恩来即前往。

６月２８日 　同朱德致电叶剑英：“请商何柱国以电话告顾，我们将派人去鄂豫皖及闽西南两处联络。鄂豫皖为郑位三，同行约十五人，闽西南为方方，同行为十人，均带有小电台，请行营发护照并介绍附近最高长官接洽。”

同日 　就兰州西路军收容人员送西安问题，同周恩来致电叶剑英，指出：对兰州新到被俘人员，应除慰问外并向他们解释一切，最好能派人同来西安，免使途中散失。请何柱国电贺耀祖〔２〕，兰州收容人员概送西安处置，切勿中途遣散。

〔１〕承志，即廖承志。

〔２〕贺耀祖，当时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代主席、西安行营副主任。

６月２９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首先讨论闽西南和鄂豫皖的工作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过去遭到失败的苏区，有些地方还保存有游击队，如闽西南、鄂豫皖等。据报纸和新闻记者的报告，很多过去遭到失败的苏区的人民，对共产党很拥护，说明我们过去的斗争没有白费，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这个消息要使红军里面的人都知道。现在应用相当长期的工作恢复我们的力量。对于这些游击队，应采取坚决方针，要保存；但要改变名称不叫红军，又不打仗，这是非常困难的工作。有些准备不改编的，就改为抗日义勇军。保存这些游击队、这些根据地，是有重大意义的。组织上可成立闽粤赣省委，以张鼎丞、邓子恢、谭政、方方为常委，张鼎丞为书记。对于江西的工作，要想各种方法搞进去。鄂豫皖工作，要特别注意重新讨论党与群众工作。那里保存了很大的力量是好的，然而有一缺点就是没有深入的群众工作。党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能够抓紧群众工作，要依靠群众开展鄂豫皖工作。接着，会议讨论国共谈判问题。在周恩来介绍国共谈判情况后，毛泽东说：关于谈判，我们确定的原则是保持独立性。但现在的情形，是要限制我们党，限制我们军队，一切行动要受同盟会的决定，并且蒋介石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次去谈判就要签字。我们的态度，还是在他定的圈子里做事。当然他这个圈子在形式上是大大地损伤我们的独立性，在实质上也若干损伤我们的独立性。现在应从政治上来观察，是不是根本上损伤独立性，那还不是的。党的独立性主要是政策问题。大革命时期形式上是独立，实质上是做了尾巴。现在我们的政策是逐渐地冲破他的圈子。我们不能因为这种限制就与他决裂。在前途上，我们是可以战胜他的圈子的。他这个圈子可以限制我们一些工作，但有两条他不能限制，一是党的秘密活动，一是红军给饭吃。红军、苏区实际上归我们管。毛泽东还说，对国民党元老派应找他们谈谈，对各教授也应注意做工作。

６月３０日 　关于暑期各地学生来苏区参观的接待问题，同朱德、周恩来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叶剑英，指出：“应由前总政治部办一临时招待处，由西安介绍这些坚决要进来的学生至云阳、淳化一带参观，指令专人与之谈话并讨论各项问题，发给刊物文件阅看，如愿留作短期训练者可给以一二星期训练。事毕如交通已通，可择其最好者来延安一游，余则直接出去。”

７月以前 　读米丁〔１〕等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写了约二千六百多字的批注。这些批注集中在关于实践是认识的标准、对立统一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方面。批注最多的是对立统一规律问题，约占本书批注文字的一半；其次是对认识论问题的批注。毛泽东对本书的批注，重点在矛盾论和认识论方面，这同他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的批注一样，是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直接准备。他在批读本书“社会的实践为认识底标度”一节时写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实践高于认识。”“正确的理论积极的指导着实践。”“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应是发展的。”“马克思以前一切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社会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哲学的研究不是为着满足好奇心，而是为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的规律性，找到正确的理论，为着有效的指导实践，改造世界。”他在读本书“唯物辩证法之诸法则”一节时批注说：“外因通过内因并被曲折才能发展。”“不废除外因，但内因是主导的。不明内因，即无从了解发展。”“各种不同的过程有各种不同的矛盾。”“互相排斥又互相贯通，互相敌对又互为存在条件。”“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相互依赖相互排斥相互转变”。”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矛盾不同于对抗或冲突。”“相互依赖是对立斗争的表现，相对中存在绝对。”“共同点与特殊点都是要紧的，而特点尤要。”他在批读本书“量变质和质变量底法则”一节时写道：“与过程同一的直接的定性是质，量是过程的定性，但非与过程直接同一的、而是在某一一定时期内对过程无关重要的、外在的定性。量虽增减，质仍不变。但在一定的瞬间以后，事情就生变化，量的改变促成质的改变。”“量的变化是以质的定性为基础而受其限制的，但同时量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于质。这即是说，受一定的质规定的事物，只在某一瞬间以前是这样，等到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质的限度和一定的界限时，量就要求质的变化。同时这一变化，也是由质到量的变化。旧质一消灭，新量就向前发展了。”“量的变化，在一定限度内，带着同质事物不断增长的性质。即是说在一定限度内，量虽变化，该事物仍为该事物。只有在一定阶段内，在一定条件下，量的发展才能求质的变化，事物此时就失去旧质而变到新质事物。这种质的变化过程同量的变化过程相反，量是渐渐的变，质是跳跃的变。”

〔１〕米丁，苏联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