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36年 四十三岁（五）

１９３６年 　四十三岁

１１月２０日 　五时，致电彭德怀：胡军现陷在困难中，遵蒋令由保牛堡改向定边、盐池，解决给养，控制战略要屯，其主力进路必经红柳沟，但丁师〔３〕有经山城堡、青岗峡向定边之可能。”我以集结四个军从其右侧后打去最好，四军则从正面吸引之”。”打时，以首先消灭其一个师、取得确定胜利后再打第二仗为原则。”二十三时，又电彭德怀：蒋介石令胡军向定边、盐池急进，丁、周〔１〕两师受阻，不得不向山城堡。”我可集全力放手作战，消灭丁德隆，则全部有利矣。”二十一日，红军向进入山城堡地区的国民党军第七十八师的一个旅另一个团发起进攻，消灭其一个多旅，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此后，胡宗南部被迫全线后撤，国民党军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实际被停止。

〔１〕肃州，今酒泉。

〔２〕萌城抗战，指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十一月十七日在宁夏盐池县萌城地区设伏，击溃胡宗南部第一师第二旅，毙伤敌六百余人的一次作战。

〔３〕丁师，指丁德隆为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一军第七十八师。

〔１〕周，指国民党军第一军第四十三师师长周祥初。

同日 　同张闻天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捷电甚慰。”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

１１月２１日 　同朱德致电傅作义，祝贺绥远守军抗日胜利，电报说：“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红军抗日援绥，且具决心。”“吾人深信，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

１１月２２日 　同张闻天致电潘汉年，强调对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同日 　出席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在会上发表演讲，指出：“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我们要抗日我们首先就要停止内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内战。你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１１月２３日 　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现时敌军中发展着四种矛盾：第一种是抗日与‘剿共’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蒋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矛盾；第三种是上级的严令进攻与下级的对红军恐惧的矛盾，此种矛盾现在极大发展着；第四种是官长与士兵间的矛盾，此种矛盾以近日的物质困难与疲劳而加深。我们的任务是捉住这些矛盾，更加团结一致，统一指挥，忍受与克服一切困难，不失每一个有利时机，灵活调动部队，准备连续战斗，坚决地各个击破进攻之敌，首先是彻底地击破胡宗南。”

同日 　同张闻天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指出：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你们作战方法应“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如此方能从敌取得补充，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如此方能解决问题。”

１１月２５日 　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关于作战方面：（一）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二）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三）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四）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主力。（五）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六）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于部以机宜。惟须十分注意荫蔽，一切高级干部均应教育他们荫蔽，避免无益牺牲。（七）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八）总之，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望酌行之。”

１１月２８日 　致电彭德怀，通报国际国内及红军情况。电报指出：“蒋介石还站在中间地位，对日仍力求妥协，但比过去强硬了许多，对我力求缩小苏区打击红军，但已觉得困难，许其部下二陈〔１〕与我谈判。潘汉年去南京两次，距离甚远，一时不易成就。我之政策，一方面从人民、从反蒋军阀、从国民党内部造成运动；一方面红军消灭蒋军，双管齐下，迫蒋妥协。苏区与红军任务坚持打蒋，不稍放松。”

〔１〕二陈，指陈果夫、陈立夫。

同日 　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就其二十五日关于作战部署的来电，提出：“我的意见，把全部一万八千人集中于四五十里内，进则集中的进，退则集中的退，打则集中的打，不打则已，打则必包围消灭一部。如此打两三次，有问题就解决了，教育训练也方便些，只要粮房不缺，似以此法为好，望酌行之。”

１１月３０日 　致电彭德怀，通报胡宗南败后其内部充满联俄容共、一致抗日空气，张学良建议我们“对胡军勿作仇敌，应尽力争取”。电报指出：我们完全同意张的建议，希望立即采取如下具体办法：（一）首先释放一部分俘虏，勿骂其长官。

（二）用诚恳和气与尊重彼方态度，分别写信致胡宗南、孔令恂、周祥初。（三）派人到豫旺见胡。（四）用毛、朱、张、周及各方面军各军团各军首长名义，发表告胡军官佐士兵书，简单明了说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志愿。

同日 　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敌进则坚决消灭之，数日内胡军仍有进攻可能。如敌改取守势，我军全军在此地区休息训练一个月，包括三个方面军政治上团结、体力休养、部队改编、制度统一、军事训练、政治训练、地方工作训练、党的路线解释、政治形势与红军任务解释、各种干部会议等项。

〔１〕西洛可夫，现译布罗科夫，苏联哲学家。

〔２〕爱森堡，现译爱森贝格，苏联哲学家。

１１月—１９３７年４月 　读西洛可夫〔１〕和爱森堡〔２〕等著、李达和雷仲坚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三四遍，写了约一万二千字的批注。较多的批注集中在认识论和辩证法上，尤其集中在辩证法的三大规律部分。其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批注最多，约占批注文字的一半。这些批注，是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直接准备。这些批注有几个显著特点：（一）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比如，在批注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时，指出：“中日民族矛盾要用联合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一九二七（年）后的国内矛盾，却只用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劳资间的矛盾，在平常时期要用工人统一战线去解决。党内及革命队伍内正确路线与错误倾向间的矛盾，用思想斗争的方法去解决。在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矛盾，用革命去解决。”“社会与自然间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去解决。过程间的矛盾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又如，关于对立面互相渗透的批注写道：“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保存游击性与克服游击性；分配土地的土地私有与准备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民族性与国际性；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战争与和平，和平与战争；同资产阶级联盟与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叛变；共产党同国民党妥协正是加强共产党的独立性；军队的休息训练，同时即是加强战斗力，退却与防御同时即是准备进攻；⋯⋯都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变的对立，一切对立都是这样的。”（二）注意对党内错误路线的批判。比如，批评机会主义的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指出：“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批评军事冒险主义者的“外因论”说：“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帝国主义吸引与国民党叛变，对于革命说当然是原因。外的力量，须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的即间接的发生影响。”（三）用成语、典故、民谚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比如，用“路遥知马力”来解释质和量的关系：“路遥知马力，马力是质，路遥是量”。为了阐明量变引起质变，批注说： “人多成王”，“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韩信将兵”。在批驳布哈林的“均衡论”时写道：“履与足矛盾时，削足适履正是布哈林的思想，这是可能的吗？不可能的。”“所谓补苴罅漏的办法，结局将使大局溃败”。”堵住矛盾发展，取得内部的安定，以求得所谓平衡，结果是无济于事的，这是破落户救穷的办法。从构成外部平衡来求得内部平衡，这是布哈林的根本办法”。（四）对原著的观点有重要的概括和发挥。比如，对“教程”中关于认识过程两个阶段的特征的论述，作了概括性的批注，将“教程“以举例方式所作的个别分析，推进到一般分析：“感性认识：片面、现象、外的联系”；“理性认识：全体、本质、内的联系”；“感觉是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是解决本质问题，只有在实践过程中才能暴露其本质而理解他。”又如，“教程”讲对立统一规律时，仅举例说明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导方面的决定作用，没有在理论上展开分析。毛泽东对这个思想作了发挥，写了长达一千二百字的批语，发展了“教程”的观点，其中说：“矛盾之中，不论主要与次要的，对立的两方面，不但是对立的斗争，而且互相依赖其对方，以行其对立与斗争，两方面斗争的结果，发生相互渗透的变化，即转化为同一性，转化到相反的方面。”“究竟哪一方是主导的呢？主要看过程发展之情况在一定条件之下来规定。资本主义社会在长时期中，资产阶级是主导方面，但到革命前夜时期及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就转变为主导方面了”，矛盾的主导方面，“凭过程发展至一定阶段中，斗争双方的力量如何而定。主导与非主导是互相转变的”。

１２月１日 　同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张学良承认尽力使全线停战，但又谓无法长停，似蒋介石尚不愿取长期守势。我军似须一面整理，一面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则大局定了。十二月确定在现地区〔１〕以随时准备打胡姿势，加紧休息整理。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的可能。

同日 　致电彭德怀，告以朱、张、周已到保安〔２〕，情形甚好。”你对团结与改进一、二、四方面军的方针及对许多问题的意见，我都同意，很对的。但在某些步骤上，我的意见还宜改得温和一点。两星期前批评国焘一电，昨日整顿纪律一电，原则上完全正确，但在措词上有一二句颇为刺目，在今天是不相宜的，请留意及之。”

〔１〕指定边、盐池、环县地区。

〔２〕朱德、张国焘、周恩来于十一月三十日到保安。

同日 　同朱德等十九位红军将领率中国人民红军致书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共二百六十个团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信中写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１２月２日 　两次致电刘少奇，提出：急须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速从民族解放同盟或其他关系与晋阎、绥傅接洽，其条件为：“（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划定一定防地，帮助解决给养，弹药。（二）红军愿意服从阎氏之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三）红军派出代表驻在晋阎、绥傅处，以资联络。”

１２月４日 　蒋介石抵达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攻西北红军，否则将张、杨部队分别调至福建和安徽。

１２月５日 　致修冯玉祥，指出：“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泽东与先生处虽异地，心实无间，倘得不吝教诲，锡以圭针，敢不拜赐！“

同日 　致信孙科，说：“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属望国民抗日，然国民党中如不战胜其降日派与妥协派则抗日不可能，因此天下之人莫不展望于国民党中之抗日派能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向着降日妥协之辈进行坚决之斗争。进行此种斗争，非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领袖不可，因此天下之人又莫不属望于哲生〔１〕先生。”

〔１〕哲生，为孙科之字。

同日 　致信杨虎城，就以下事情同他协商：其一，联合救国之大计，以长安为中心的五六省区宜有一种具体合作计划。

其二，敝方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部队甚大，给养困难，弹药亦待补充，拟向兄处暂借三十万元。其三，敝军行动方向目前虽尚难确定，然不论东西南北，均与贵军唇齿相关患难与共。其四，空间通信再不可缓。

１２月６日 　同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

浩：（甲）远方〔１〕可于两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乙）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２〕，第二步夺取肃州并调查肃州至安西道上是否便于行军，计算占领甘、肃两州包括休息补充时间在内共需多少天，并计划西路军全部包括红五军在内，在甘州地区集中训练一二星期，休息体力恢复力气。（丙）我主力在保卫苏区、消灭胡军的任务下暂不西进。

〔１〕远方，指苏联和共产国际。

〔２〕甘州，今张掖。

同日 　出席在志丹（保安）县红军大学为欢迎朱德、张国焘而举行的联欢大会，并发表演讲。

１２月７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二十三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七人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以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任命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

１２月８日 　出席红军总参谋部第二、三局工作人员联欢会，并发表讲话。

１２月９日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一万五千多青年学生，在西安举行爱国请愿运动。游行学生从西安步行赴蒋介石临时行辕所在地临潼，要求蒋介石答应抗日。为避免爱国学生遭受蒋介石宪兵镇压，张学良驱车至途中劝阻学生，向他们表示：在一星期内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

１２月１０日 　同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告知中共与蒋介石谈判情况：“陈立夫第三次找潘汉年谈，红军留三万，服从南京，要我方让步。我们复称根本不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扩充之。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同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合作为实行抗日救亡，但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诸君如不能促成蒋氏此种决心，则谈判显无速成之望。”“红军在彼方忠实地与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同日 　同朱德等以中革军委主席团的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董振堂、黄超〔１〕及红五军团全体指战员，为纪念宁都暴动五周年“特对五军团全体英勇的指战员，致以无限的敬意，更望在董军团长领导下继续宁暴伟大的精神，坚决配合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主力，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为创河西抗日根据地而奋斗”。

〔１〕黄超，当时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１２月１２日 　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当日，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同日 　同周恩来复电张学良：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仅留少数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

同日 　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孔祥熙任行政院代院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由中常会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孔祥熙、宋美龄连夜由上海赶回南京，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

１２月１３日 　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它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蒋介石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同时，也要估计到蒋介石的部下，如刘峙等可能进攻潼关，威胁西安，胡宗南也可能向南移动。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即部署。我们在政治上的步骤，应使张学良、杨虎城这些人物在行动上和组织上与我们一致，要派重要的同志去做工作。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围绕这一环，我们要向人民揭露蒋介石的罪恶，稳定黄埔系、ＣＣ派，推动元老派、欧美派以及其他杂派赞助西安事变。对英美应很好联络，使它们对西安事变在舆论上表示赞助。我们的政治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的。中共中央暂不发表宣言，但在实际行动上应积极去做。在与会者发言后，毛泽东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

同日 　同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就西安事变后西北的局势陈述意见：甲、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要。乙、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确定地发展其胜利。丙、对全军举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此着是最紧要任务之一。丁、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请派飞机来延安接。

１２月１４日 　同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提出西安事变后的行动方针：（一）立即宣布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张学良为总司令，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分别编为三个集团军。成立联军军政委员会，以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二）目前军事步骤为，抗日援绥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之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只要打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战局。（三）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本日，还同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十分注意洛阳、咸阳之敌，彼等有围城救蒋之企图，请将全部精力注意于集中与团结东北军及十七路军上面。”

同日 　中革军委主席团发出关于西安事变的指示电，指出：西安的抗日起义，开始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又一新阶段。我们要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东北军、十七路军和西北民众今后的联合；争取全国民众、南京抗日派、各省和蒋系军队中一切可能参加抗日的力量到我们方面来；争取英法的同情赞助，在反对内战的旗帜下坚决击破亲日派的进攻，巩固西北抗日局面；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

同日 　西安方面撤销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由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主任委员。南京方面孔祥熙接受宋美龄建议，召集高级会议，决定在“讨伐”之前先进行和平营救蒋介石。端纳〔１〕由南京飞抵西安，在张学良陪同下会见蒋介石，劝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阎锡山致电张学良、杨虎城，对西安事变提出四个问题，态度暧昧。十六日、十八日，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以及刘湘，分别发表通电，主张政治解决西安事变。其他地方实力派采取观望态度。

〔１〕端纳，英籍澳大利亚人，曾任张学良顾问，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年为蒋介石不具名义的顾问。

１２月１５日 　同朱德、周恩来等红军将领致电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呼吁他们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希望他们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

同日 　致电张学良：闻兄之前顾问英人端纳有来陕说，如宜经过端纳停止南京正在发动的内战，并争取英国同情，乘端纳返宁派人同去，与何应钦、孔祥熙、陈立夫三人接洽。十六日，经过端纳斡旋，宋美龄表示愿同宋子文、顾祝同到西安会商，张学良表示欢迎。

１２月１６日 　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提出：“为了坚持决战胜利，千祈注意发动民众，主要将沿陇海路、西兰公路、西梁公路各县之民众发动起来，拥护抗日联军，拥护西安起义，反对中央军进攻，保卫抗日首都，保卫抗日根据地。”

同日 　致电阎锡山，提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覆亡。”“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宁、陕之间，先停军事行动，再议时局善后。”“当前急务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绥，谓宜举宁方西进之军改道北进，张、杨二公所部尤志切同仇。红军则久矣，愿附骥尾与国仇相见，于绥、察之间共组抗日联军，推先生为统帅，各军指挥调遣惟先生之命是从。给养方面以红军言，所需甚少，但能发伙食费，即可不事征发，一切地方行政社会秩序不加丝毫干涉。”

同日 　南京国民党政府命令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下设东、西两集团军，由刘峙、顾祝同分任指挥官，分别由潼关、天水等地向西安进逼。

１２月１７日 　周恩来从延安飞抵西安，同张学良会谈，商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线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

同日 　日本外相声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二十一日，日本驻华大使川樾接见张群，声明张学良所提八项主张，“在思想上和日本为东亚大局着眼的根本方针，恰正相反”。

１２月１８日 　接到周恩来报告国内各派对西安事变反应的来电。来电说：南京亲日派的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中称“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精卫将回国；阎锡山向张提议，将蒋送山西；韩复榘认为南京现在办法不能解决西安问题；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张此举乃被逼得不得已；余汉谋〔１〕、何键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蒋态度开始时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对张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求降求合完全交张处理之表示”。

〔１〕余汉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路军总指挥，兼广东绥靖公署主任。

同日 　中共中央就西安事变问题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呼吁国民党立刻实行下列处置：（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代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１２月１９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通电，以及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现在光明面被黑暗面掩盖住。我们应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对于光明面予以发扬，对于黑暗面给以打击。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胜利或失败。我们应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我们应与东北军、西北军接近，对他们的态度，不仅不与南京混同，而且与阎锡山也不同，我们对张、杨是同情的。应当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毛泽东在作结论时指出：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很大。它要取得斗争的胜利，无疑地是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与广大群众的帮助。现在的营垒是两方面，一方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另一方是共产党与抗日派。中间还有动摇与中立的一派，我们应争取这些中间派。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只有内战结束才能抗日。有六种力量可能使内战结束：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六种反内战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会议通过《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本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提出具体建议：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听候和平会议解决；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参加。

同日 　起草并发出十余份电报，其中发给周恩来的十一份，通报了国内外形势并提出军事部署等，其要点是：时局正在发展，一方面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南京右派，极力制造内战局面；另一方面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中国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国际和平国家，正在结合反对内战，拥护抗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乃为团结一切国内、国际左翼及中间势力，为反对内战、拥护抗日而斗争。张、杨必要坚持，更有前途，一点不须气馁。争取十七路军全部稳定于抗日反内战立场，是当前重要一着。

同日 　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１２月２０日 　致电周恩来，转述共产国际的来电如下：“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同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如宋子文态度同情陕变，兄可设法见他，一面提出我党调和陕变、中止内战、共国抗日之主张。站在完全第三者的立场说话，痛陈时局危急，内战是死路之意旨。征求他即召集和平会议，解决国是。”本日给周恩来的另两次电报，还分别提出：“红军主力第一步集结庆阳，如胡宗南南下决消灭之。王以哲军应固守固原、西峰。”“东北军应以洛川为后方，十七路军以韩城为后方，两军辎重宜逐渐向两地迁移，准备万一放弃西安时不至仓卒误事。”

同日 　托人带书信给中国共产党派往山西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彭雪枫，要他立即商办苏区与阎锡山方面建立电台交通、徒步交通和通商关系等事宜，并嘱咐他“在外间交接，态度务须诚恳，立场务须坚定，用费务须节省”。

１２月２１日 　致电潘汉年，要他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护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同日 　致电周恩来，要他“派人去董钊、樊松甫、王耀武〔１〕、胡宗南等处，告以何应钦、何承浚〔２〕等亲日派实欲置蒋于死地之阴谋，愿与谈判恢复蒋自由之条件，黄埔系不要受亲日派、阴谋派所愚，并发传单揭破日本与何应钦派联合害蒋之阴谋”。

同日 　与朱德、彭德怀致电王以哲转马鸿宾：“承王军长介绍贵师与敝方结为抗日友军，曷胜欢迎。从此化敌为友，谊同一家，为抗日而誓师，为救亡而奋斗，相亲相爱，互助互援。”

１２月２２日 　致电周恩来，通报红军进军和陕北苏区恢复情况：红军正向南急进，二十天内准可集中咸阳〔３〕。罗炳辉、萧劲光、谢嵩〔４〕三部钳制胡宗南，必要时宋时轮部也加入。陕北苏区均恢复，瓦窑堡、延川、延长、延安四城均入我手。

〔１〕董钊，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师长、“讨逆军”东集团军先锋。樊松甫，即樊嵩甫，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军军长。王耀武，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集团军第十纵队第五十一师师长。

〔２〕何承浚，当时任国民党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

〔３〕周恩来十二月二十一日致电毛泽东，提出希望红军主力十天内集中长武、彬县一线，再十天集中兴平、咸阳一线。

〔４〕谢嵩，当时任红二十九军军长。

同日 　复信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诸先生，陈述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并望成立联合阵线。信中说：“来信问到红军在西北的战略企图，我们告诉你们，红军的唯一企图在保卫西北与华北，目前是集中于陕甘宁地区，首先求得国民党军队的谅解，在合作基础上共同进入抗日阵地，舍此并无其他企图。”

“当此国亡无日之时，我们的志愿是抗日救亡，也仅仅在于抗日救亡，各方虽尚有若干对我们怀抱疑虑的人，但悠长的岁月将证明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做的。”“希望双方结成坚固的阵线，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到底，并望你们推动各方首先是晋绥当局迅速执行抗战并成立各派的联合阵线，我们亦正在向各方面这样去做。”

同日 　致信阎锡山，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提出：“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信中还说：“如何使晋、绥、陕、甘四省亲密团结，联成一气，俾对国事发言更为有力之处，敬祈锡示南针。”

同日 　宋子文、宋美龄、端纳等抵达西安。蒋介石授意二宋代表他与西安方面谈判，并说对商定好的条件，他以“领袖“

人格保证，不作书面签字，回南京后分条逐步执行。

１２月２３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时间正在变化中，张、杨不会久处孤立。但应告张、杨及其干部，招工作放在困难点上。即使困难，奋斗到底，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如无此种决心，则遇有挫折，将不能支持。凡事向好坏两面着想，力争好的前途，同时也准备对付坏的局面。”

同日 　致电南汉宸，指出：“因十七路军不巩固，极须大力进行政治工作，杨虎臣极望兄回帮助。”“兄至十七路军，应坚定其军政干部抗日救国、联红联共、不怕牺牲、直干到底之决心，并发展党的组织，争取十七路军变为真正的人民抗日军。”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参加西北抗日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及关于组织抗日联军问题。在会上发言，主张参加西北抗日联军军事政治委员命，对外暂不宣布，对内可以宣布。并说，我们加入抗日联军，同时向南京招手。

同日 　请山西吉县县长璩象咸代向阎锡山、赵戴文〔１〕面陈下列各点：“（一）十分钦佩晋绥当局对日寇的英勇抗战、开放爱国运动及取消防共组织，敝方与晋绥的基本方针已属一致，希望晋绥当局坚持此方针不变更。（二）希望即刻实现双方的密切合作，首先停止对西北的全部内战（包括对红军的与对西安的），给南京亲日派以压力达到此目的。（三）红军要求晋绥当局同意开赴绥察抗日，愿受阎之指挥，不干涉晋绥行政与社会秩序，晋绥发给伙食、弹药。（四）建立晋西、陕北交通通信，恢复通商关系，从吉县、延长局部开始。（五）不使汤恩伯回陕，并调出李仙洲、高桂滋、高双成离开陕北，此事请阎、赵大力帮忙。”

同日 　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次日，周、张、杨又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并达成肃清亲日派、释放爱国领袖和政治犯、开放政权和召集救国会议、待抗战发动允许中共公开、联俄等协议。当晚，周恩来等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协议。张、杨同意其要求。

１２月２４日 　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２〕：“对临时军政委员会名单，我们方面拟参加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徐向前五人。恩来、伯渠参加实际工作不参加名单，以便将来进行国民党工作。泽东不参加。对张、杨说明，共产党为争取全国各派，应采此种方针，对张、杨亦是有利的。”

〔１〕赵戴文，当时任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自强救国同志会副会长。

〔２〕秦邦宪是十二月二十三日和叶剑英等一起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的。

１２月２５日 　蒋介石被释放。张学良没有告知周恩来等，就亲自陪送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飞赴洛阳。二十六日，抵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二十七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所谓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称离开西安之前，张学良、杨虎城“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

同日 　致电周恩来：“提议东北军、西北军均以富县、甘泉、延安、牛武镇、羊泉镇、张村驿为总后方，再以庆阳、曲子、环县为第二后方，立即开始输送，先搬最重要物品。为避飞机，主要不置于城市而置于乡村，靠近苏区万无一失。但此决不动摇以西安为中心持久作战、奋斗到底之决心。”

同日 　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在五个条件下〔１〕恢复蒋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的方针，是我们提出的。谈判结果，蒋与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认。昨晚电恩来，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才释放。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宋美龄今日同机飞洛。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后告。野战军仍速开咸阳集中。”

〔１〕指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一日致潘汉年电报中所列五条。

１２月２６日 　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为督促南京撤兵，为准备万一变化，为便利扩大补充野战军，仍应执行原计划，惟不驻咸阳，而照一、二、四方面军次序，驻兴平、武功、扶风、凤翔线，处在南京军天水集团与潼关集团〔１〕之间，对东北军、西北军则处在其外侧。”“西安已有五万元向庆阳运送。一切购买，不打土豪。驻乡村不驻县城。”

〔１〕天水集团，指何应钦组织的“讨逆军”的西集团，由顾祝同指挥，集结于天水等地。潼关集团为其东集团，由刘峙指挥，集结于潼关等地。

１２月２７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报告指出：我们过去估计西安事变带有革命性是对的，如果它没有革命性便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蒋介石释放后，他的动摇是否最后结束？现在还只能说是结束的开始，我们要动员一切力量结束他的动摇。

西安事变使蒋介石的地位降低了，而我们的地位提高了。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应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开展全国局面，把红军扩大起来，与张、杨更加团结，成为抗日的核心，这是我们当前的任务。我们的具体策略是推动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与会者发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最后，毛泽东做结论指出：巩固西北根据地，扩大红军和苏区，改造东北军和西北军。做好全国群众工作，把群众组织起来，这是工作的重心。加强对国民党的工作，特别要作好左派、中派和军队的工作，重视宣传工作，党报应办起来。培养干部，要办党校和红军学校，造就群众的、军事的、党的、政治的四种人材。应督促国民党三个月后召开救国会议。

同日 　致信韩复榘，表示愿合作抗战。信中说：“西安事变，西北抗日局面成立，先生主张和平解决，今已达到目的。惟蒋氏难免又受群小包围，延缓抗日发动亦意中事。今后如何改组国防政府，如何组织全国之抗日联军，如何确定救亡大计，均愿与先生及鲁军方面切实合作。”

１２月２８日 　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指出：“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但是，蒋介石发表的《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声明》驳斥了蒋介石所说的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

包围的谰言，分析了促成西安事变的各种因素。《声明》最后要求蒋介石“不打折扣”地实行自己的诺言，希望他“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这个声明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到红军大学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指出：现在蒋介石出于无奈，已经承认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但并没有签字。对于这个问题，蒋介石签字当然好，但签了字这个人也会赖着不执行啊，就是不签字，迫于形势，他也有可能执行。究竟执行不执行呢？这就要全国人民进一步努力，逼迫蒋介石执行。世界上很多事情不可能都是顺利的，都要有一定的压力才能成功。

１２月２９日 　为争取教堂与苏维埃红军建立和平友好关系，同周恩来联名提出，可与各教堂订立如下协定：“（甲）教堂承认苏维埃红军之抗日救国及反军阀卖国贼之主张，苏维埃红军承认教堂之存在。（乙）拒绝一切国民党军阀之军队、民团、侦探进入教堂区域，一切教民均为苏维埃公民，服从苏维埃法律，苏维埃红军承认宣教与信教的自由。（丙）教堂之财产不没收，由教堂自动捐助抗日救国经费。（丁）经济通商不加阻碍。（戊）其他事项随时协商办理。”

１２月３１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要求他们与杨虎城商谈中共中央迁移延安后红军驻地问题，指出：“中央十日内迁移延安，南面甘泉、北面瓦窑堡两城不能不交给我们，否则殊为不便。请与杨商交出甘泉，并请杨电高桂滋交出瓦窑堡，陕西红军可不进攻清、绥〔１〕，野战军可不进占旬邑、淳化、耀州为交换条件。” 〔２〕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西路军已放弃永昌、山丹，向甘、肃两州进，但二马〔３〕追击甚紧。请商杨虎城电马步芳，停止向西攻击，红军亦不向凉州。

〔１〕清、绥，指清涧、绥德。

〔２〕十二月三十日，周恩来与杨虎城商谈红军驻地问题，杨提出红军不要进入太逼迫西兰公路的旬邑、淳化、耀州（耀县）。

〔３〕二马，指马步芳、马步青。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请将自十二月十二日起的整份西安《解放日报》、整份《申报》、整份天津《大公报》送来延安，写明交毛泽东收。

１２月 　完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路问题》一书前五章的写作。原计划写作的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而搁笔。本书是对十年内战经验的总结，是当时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这部著作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战争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着重批判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党内在革命战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为抗日战争战略问题的提出作了理论准备。本书根据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诸条件，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从小到大、以弱胜强的规律和特点，并由此规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红军战争的指导路域，规定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书中讲述的关于人民战争的路线、战术的原则，主要是：要掌握“围剿”和反“围剿”长期反复的规律；要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要在一定条件下为着进攻所必须采取的退却和诱敌深入；要实行集中兵力这个克敌制胜的作战方法，把运动战作为红军的主要作战形式；要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把歼灭战作为红军作战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特别是辩证法和认识论。

书中写道：“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又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也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

“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毛泽东当时曾以这部著作在陕北红军大学作过讲演。一九三七年五月首次以油印本印行。一九四一年曾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在延安出版单行本。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月 　作《临江仙·给丁玲同志》词，用电报发给随红一方面军赴三原途中的丁玲。这首词写道：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