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37年 四十四岁（1-6月）（一）

１９３７年 　四十四岁

１月１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心下台，有最后挣扎、扣留张学良〔１〕、进攻西安的危险。昨日何应钦令刘峙将复员各军原地停止，举行演习。今日何又令李默庵部以演习为名，秘密向洛南前进。政局已起变化，请立作如下处置：与杨虎城、王以哲等商议团结对敌；秘密通令东北军、西北军紧急动员，防御亲日派进攻；布置渭河北岸及渭南、洛南、商县、蓝田的阵地，为坚守计；红军准备进至兴平、扶风策应；加紧晋、绥、川、桂、直、鲁的活动，反对内战。本日，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注意张、杨部下右派之活动，注意你们的安全，注意与张、杨左派密切联系，准备万一的事变。”

〔１〕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张学良被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徒刑被赦免，交军委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被长期监禁。

同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极于国事有利，但闻亲日派极力阻碍蒋介石新政策的实施，不执行撤兵命令，企图重新挑起内战，将给民族国家以极大损害。”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之立场上，赞

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１〕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盖今日一切有良心的人，均应团结起来，制裁亲日派之祸国阴谋。望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先生接洽。”

１月２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成立陕甘省委问题。为了适应向南发展的需要，会议决定恢复陕甘省委，李维汉任书记。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谈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和我们的方针，指出：自张学良被扣留南京消息传出后，西安左派要积极起来，同时右派也要积极起来。南京方面，左派在奋斗中，亲日派也在大大活动。蒋介石的态度还不甚清楚。目前局势在混乱中，亲日派与各个右派结合起来，他们现在的目标是要弄坍西安，正向西安进军。目前我们的方针，仍是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所不同的是对军事上应有准备，对西安更要积极地帮助与团结。现在不仅是西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以下两点是不变的：一、与西安合作；二、打击亲日派，争取中间派。至于蒋介石是否能改变态度，还要看一看。

同日 　中革军委主席团致电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任弼时及各军团首长：为策应抗日联军〔２〕第一、第二集团军，争取整个联军的团结一致，反对敌人的分化孤立政策，并积极准备于不得已时与进攻之敌作战，巩固西北抗日联合的胜利，推动时局的发展，野战军应根据周副主席与杨虎城主任商定的计划，从明日起秘密向旬邑、淳化二县集中，注意不越过泾水以南，严守军事政治纪律。

〔１〕孙哲生、冯焕章，即孙科、冯玉祥。

〔２〕抗日联军，这里是指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由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组成的西北抗日联军。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杨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南京亦正在争此一着，用分化与威胁手段取张、杨两军，以孤立红军。”

１月３日 　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十五军团出陕南的理由为：（一）“该地为影响数省之战略区域，为敌进攻之一翼。该军向陕南，不但可以打击正向洋县集中之万耀煌〔１〕、王耀武两师，且可钳制正向商县进攻之李默庵、李铁军〔２〕，以保障西安右翼。”（二）“与陈先瑞〔３〕配合，扩大苏区，扩大红军。”（三）“有助于主力而不妨碍主力之作战”。

同日 　致电王以哲：“时局变化，亲日派回师进攻我抗日联军。惟有万众一心，巩固团结，坚决作战，争取最后之胜利。”

“罗炳辉军〔４〕明（四）日从大水坑向固原附近开进，配合兄部作战。”

〔１〕万耀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纵队指挥官兼第十三师师长。

〔２〕李铁军，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五师师长。

〔３〕陈先瑞，当时任红军第七十四师师长，在陕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４〕指罗炳辉任军长的红三十二军。

１月５日 　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南京报复派现在没有政治口号，只能偷偷摸模地干，希望吓一吓，把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等吓得就范，然后慢慢宰割孤立红军。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去，使中央军不敢猛进（猛进时消灭其一部），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你们速发拥蒋迎张通电，你们把朱老总谈话在上海散播。彭、任速令十五军团出陕南。”

同日 　关于同将到西安的国民党代表张冲谈判的原则问题，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应向张冲表示：（甲）“南京在蒋回后重新宣布‘剿共’方针，重新向西北进兵，并扣留张学良，破坏协定与破坏信义。”（乙）“同意南京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善后问题，但须在下列条件之下：（一）立即撤兵；（二）立即释放张学良回陕；（三）保证西安协定〔１〕之实行。”（丙）“两党关系，三大纲领已与蒋、宋磋商，并已明白为蒋、宋所承认，细目委潘汉年全权接洽，恩来无去南京之必要。”本日，又电周恩来、秦邦宪：“向张冲表示，只要南京军不开火，红军决不向南京军开火，仍处于调人地位。”“恩来绝对不可去南京。”

〔１〕西安协定，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议定的关于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协定。

同日 　中革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一）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二）全军集结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战，大力训练补充，伺机消灭敌人；（三）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争取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

同日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任命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省主席，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

１月６日 　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甲）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迎张〔２〕。（乙）顾来则张、杨两部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丙）张、杨两军速筑坚固阵地，红军担任野战，坚决为保卫西北革命局面奋斗到底，不为南京和平空气所松懈。如此干法才能求得和平，广西前事〔１〕可证。（丁）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张学良去宁已上了大当。”本日，又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西安报纸的宣传中心，应放在揭破亲日派汉奸制造内战阴谋上面，引起军民的敌忾心与坚决性。

〔２〕顾，指顾祝同。张，指张学良。

〔１〕一九三六年六月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用分化、收买的办法，首先搞垮了广东势力。接着又企图将李宗仁、白崇禧调离广西以削弱和瓦解桂系势力。李、白坚决抵制，并动员军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武力解决，最后蒋介石被迫作罢。

１月７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任弼时，要求野战军全部十日在耀县、三原、咸阳集中后，应于十二日以前完成扩红、筹款等各项工作，愈快愈好。并提出：“准备以主力（拟一、四方面军）出商、洛〔２〕控制陕、豫、鄂边境，留一部于渭北（拟二、四方面军），战略上突破敌人包围形势，使平汉、陇海两路暴露于我面前，迫蒋就范。”

〔２〕商、洛，指商县、洛南。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西路军现占领高台、临泽，令其暂时在该地停住。但二马骑兵扰击甚紧，子弹十分缺乏，希望派飞机送子弹去，如有可能请设法运送十万发。”

１月８日 　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通电坚决要求南京当局立刻下令停止对西安方面的军事行动，肃清亲日派，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使国内和平立即实现；强调蒋介石应挺身而出，制仁祸国殃民的内战重新爆发；指出今日中国人心之背向已显而易见，一切甘冒不韪投降日本之亲日派分子，必将自趋于毁灭之途。

同日 　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如敌决心开战，红军主力应以第一步出商、洛，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汉路为上策。如此方能改变整个局势，分化南京，迫蒋就范。留二方面军在渭北策应友军在内线作战。尔后内线之红军与友军同外线之红军主力互相策应为战略上之配合作战。”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解放社昨日广播过于尖锐，在没有开火以前，要着重要求南京撤兵释张，和平解决，攻击的锋芒放在少数亲日派身上。

１月９日 　关于潘汉年去南京谈判和周恩来致蒋介石信的内容，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甲）应痛陈和平，万不可战争，要蒋抑制一部分主战人物的不顾大局，客观上徒利日本大损中国。（乙）张回才能妥善解决西北问题，请蒋注意此点。（丙）撤兵组府请蒋另主持，不为旁人〔１〕。（丁）周暂难分身，一俟大局略定，即可出去见蒋。（戊）共产党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基础上用全力赞助蒋。”

同日 　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指出：“力主和平，拉拢蒋、宋，策动国内各派各界舆论，策动英美，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乃目前基本方针。此方针应使杨、何、孙、王、缪、刘、杜、黄〔２〕及宣传委员会主要人了解，改正其‘左’的宣传，但军事方面，仍极力备战，绝不放松。”“红军即在三原、咸阳集结待机，不可轻动。”

〔１〕原文如此。

〔２〕杨、何、孙、王、缪、刘、杜、黄，指杨虎城、何柱国、孙蔚如、王以哲、缪澂流、刘多荃、杜斌丞、黄显声。

同日 　蒋介石派王化一、吴瀚焘到西安，提出和谈的甲乙两案。甲案：东北军调甘肃，第十七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乙案：东北军调河南、安徽，第十七路军调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到宝鸡沿铁路各县。

１月１０日 　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由保安动身迁往延安。十三日，到达延安。

１月１５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延安工作问题。王观澜汇报来延安后二十天的工作，李见珍汇报进城的情况。毛泽东发言说：延安工作方针与方法基本上是好的，产生了好的影响，应该继续这一方针。现在不打土豪，土豪喜欢；保护商人，商人喜欢；取消苛捐杂税，使贫民喜欢。以后应进一步使群众更加喜欢，使土豪的喜欢减少。应该使在延安工作的同志明了，延安工作对全国有影响，延安的各种具体工作都应把握这一原则。关于延安的政权形式问题，抗日救国会只是暂时的，这里最好是不派县长，应成立抗日革命委员会，将来要成为苏维埃政权。因为这是我们首都所在地，不应与人共管。关于金融问题，毛泽东说：认为用白票就不能用苏票〔１〕、用苏票就不能用白票，这种估计是过分的。我同意总司令的意见，还是在城内苏票、白票混用。我认为中心问题是从外面办货来的问题，用合作社来调剂是可以的。

〔１〕白票，指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苏票，指苏维埃政府发行的纸币。

１月１６日 　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甲）杨、于即日通电就职〔１〕。（乙）向蒋交涉条件仍以你们前电各条为妥，因杨、于就职后南京更加无名，条件略高无妨碍，并为尔后留出再让一步之余地。（丙）条件中主要者为：（一）张回陕，顾驻洛。（二）华县以西属张、杨军。提出之语气尽量改得缓和些，可以不提红军。（丁）携赴奉化以速为妙。”

〔１〕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向杨虎城建议：杨虎城和于学忠通电就职；派人去奉化见蒋；坚决拒绝乙案，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须中央军全部出甘肃，西安留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各一部，等等。一月十六日，杨虎城、于学忠发表通电，接受国民党政府革职留任处分，要求准许张学良回陕，并要在奉化的蒋介石回南京主持救国大计。

１月１７日 　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代表携谈判方案在奉化见蒋介石，提出：（一）设陕甘绥靖主任，张学良为正，杨虎城为副，行营主任顾祝同驻洛阳；或设西安行营主任，张为正，杨、顾为副。（二）军事善后问题，潼关、华阴由中央军驻扎，陕、甘其他地区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分驻。还向蒋介石提出，由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抗日、联俄、容共国策。蒋介石表示不接受。

１月１８日 　关于准备对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建议书和处理西安善后问题的条件，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甲）对三中全会，正由上海、华北两方策动一大的左派运动，西安方面望注意策动宁、绥、川、桂，我们亦准备提出建议书。（乙）南京已宣传陕变即可告一段落，汪入京后左右派斗争当更趋激烈，内战对蒋系已处不利，和平解决之趋势已渐明显。杨、于、孙〔２〕就职，应与要求张回、要求陕甘防区不变二事同时进行，对后二事目前不应让步，在力求和平的总方针下争此二着之实现，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２〕孙，指孙蔚如，当时任西安戒严司令，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军团长。

１月中旬 　“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二十一日，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

１月２１日 　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解决西安问题，“在于是否有保证让步而确能停止战争，让步而依然是战争，且得出比西安事变前更坏之局面，则不能让步”。无论和战，应使杨虎城、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于学忠、缪澂流、刘多荃及左派自己打定主意，我们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在川陕之间。

同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但坚决要求蒋同意下列各点：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为使红军干部确信蒋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与发给经费，要求蒋亲笔答复周恩来一信。

潘汉年接电后即与宋子文商议，但没有任何结果。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脚。二十日晨高台被马步芳、马步青部攻破，董振堂牺牲，五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１月２２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要求蒋介石：第一，“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则指定驻地与允许按月发给经费”。第二，同意红军一部驻在陕南柞水、镇安、旬阳、安康、汉阴、紫阳、石泉、镇巴等八县（这八县原来大都是苏区），红军主力则驻庆阳、合水、正宁、宁县、西峰、旬邑、淳化、中部、洛川、富县、甘泉、肤施、清涧、宜川、瓦窑堡、安边、豫旺等县镇。复电要潘汉年向蒋介石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决反对之。”

１月２３日 　关于接应西路军东进问题，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西路军已于二十一日晚开始向东急进，以十天行程到达黄河边。甲、能否设法停止二马追击；乙、于学忠能否策应西路军；丙、至低限度请查清黄河结冰段或有渡船处，帮助西路军顺利渡过黄河右岸。”

１月２４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关于同国民党谈判问题的报告，指出：和平问题主要看我们决定，问题是如何保证。首先要蒋介石写亲笔信给我们，第一停止“剿共”，第二划清防地，第三保证给养。蒋介石有电报问我们到底要什么地方，我们提出了八个地方，我们有了这些地方，可以监视他们并同四川取得联系。关于防地，延安、延长、甘泉、富县，增加瓦窑堡以及豫旺等。蒋介石已答应凉州以西归我们，令马步芳不要进攻。自从释放蒋介石，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中国对日本，中国有理；西安与南京，西安有理。现在已一般地趋向和平了，所以能趋向和平，就是因为红军靠近张、杨，现在的问题，就是要顾祝同不来，张学良回来。

我们的让步是潼关归南京，最后的让步是退到渭水以北，西安让给蒋介石，但蒋要少驻兵，杨虎城部驻一个师。我们不能让步的是张学良问题。现在的困难，就是怕和平没有保障。毛泽东报告后，会议进行讨论。最后，毛泽东再次发言指出：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应有表示，这次表示应有新内容。应说明不是人民阵线而是民族阵线，对西安事变问题我们的立场是和平解决。

关于这些问题的说明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申明不待民主共和国成立就愿意成为统一的区域，一种是民族革命政府，一种是人民革命政府，我们苏区是人民革命政府。我们是特别的，但应归他管。西安事变将蒋扣留，我们是主张和平解决的。释放蒋后，我们军队开去，还是为了和平，我们的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决议时提出了抗日没有放弃反蒋，然而在五月间还是渐渐在变，彻底的转变是在共产国际指示以后。西安事变后，我们通电中说将蒋交人民裁判，是不对的。

１月２５日 　关于向蒋介石提出交涉的几个问题，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复电指出：“（甲）杨、于、孙通电就新职，并准备取消临时组织，已表示服从中央，目前只须蒋先生处以宽大，在陕、甘不驻多兵，优待汉卿显示爱护两部，释其疑虑，即可彻底和平解决，我们当以全力斡旋，务底于成。（乙）为要说服红军将领起见，如无蒋先生手书甚为困难。因多年对立，一旦释嫌，此简单表示在蒋先生为昭示大信，在红军即全释疑虑。且此书即经兄手声明乘机直飞西安面交恩来，当绝对保守秘密，如有泄露由我方负全责。陕南驻军一部，实为事实所限，务请蒋允诺。（丙）已命西路军在甘、肃附近停止两天，请蒋速令马军让出甘、肃二州，即可停止东进。”

同日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红军经费等问题，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全部红军、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每月伙食费至少需一百万元。如照国民革命军待遇，发给薪饷再加购买费，每月至少一百二十万元。”徐向前部如在河西，可照蒋意在凉州以西，但请蒋电劝马步芳让出凉州、肃州等城，以便就食，并令马部停止攻击徐部，如向河东开则另外指定防地，此点望速复。”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指出：“（甲）目前谈判要点在要求陕、甘不驻多兵〔１〕与红军一部驻陕南，后者由汉年交涉，前者应由杨〔２〕向顾祝同严重提出，要求不超过十个师，至低不超过事变前数目，蒋如有不继续战争的诚意，无拒绝此点之理由。（乙）严重注意左派的过左情绪，宜由左派中明白分子自己说服左派，我们不宜说得过多。（丙）洛甫本日出发来西安。”

〔１〕指国民党中央军。

〔２〕杨，指杨虎城。

同日 　两次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立即准备退出西安的一切事情。”“现在一切工作应放在退出西安后可能发生的新战争或新压迫的基点上去布置。”西安退出后，应注意张、杨两军内部间以及与我们间进一步团结，而避免可能的分化与分歧。

１月２６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提出与蒋介石交涉事项。电报说：“恩来正在苦口斡旋，中央社忽大发讨伐电讯，引起张、杨两部及西安学生异常愤激，特别东北军方面更愤，认中央无诚意，抗战论又高扬，使我们陷入困难中。望速交涉：第一，中央社改取和平论调；第二，前线中央军不作引起愤激之动作；第三，对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让步；第四，请蒋示意阎百川出面调停，最好阎到西安一行。”本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请他将致阎锡山电交彭雪枫转送；致阎电表示恳望阎出面斡旋，俾得和平解决西安问题。

１月２７日 　同朱德、张国焘致电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甲）无论从哪一面说，主要的从政治方面说，均应对南京让步。（乙）全力说服左派实行撤兵〔１〕。（丙）十五军团亦准备撤退。（丁）和平解决后三方面团结一致，亦不怕可能发生的新的战争。”同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无论如何要说服东北军左派，全军整然撤退，不可冲突。”“请以红军代表资格正式向左派申言，为大局计应即撤兵”。

〔１〕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东北军代表与顾祝同达成协议：东北军在七天内将谓河南岸部队撤到北岸。

同日 　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等五十余人向周恩来请愿，激烈反对和平解决方针，坚持释张再撤兵。周恩来说服无效。深夜，周恩来获悉孙铭九等已拟了一个暗杀名单，内有东北军主和派和共产党员。

同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恩来用全力斡旋，结果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但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学良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一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我意蒋介石不妨让张来陕一次，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地解决此问题。

１月２８日 　连发两电致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罗、宋〔１〕所部可出平凉。西路军东进至山丹的沙河堡，敌集中防堵，又不能东进，在该地回旋一时期，相机消灭敌人。近日打一胜仗，缴枪二百余枝。请与王以哲交涉，罗、宋所部开至平凉附近策应，防胡宗南军由天水东进。和平解决后，罗、宋可由平凉向兰州以西策应西路军。

〔１〕罗，指罗炳辉，当时任红三十二军军长。宋，指宋时轮，当时任红二十八军军长。

１月２９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告以蒋介石令胡宗南绕过难攻的据点，向西安进迫，已达静宁、会宁地区。并指出：“判断蒋意，仍以军事威胁求不战解决问题，因正面不好进，故从天水、汉中两方前进，威胁西安，以此尚有相当时间，以利交涉与说服左派。”

同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并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的要求，将徐海东部第一步由商县撤至礼泉，第二步撤至正宁、庆阳，可在渭南撤兵之前三天开始由商县撤退，以便在中央军进驻西安之前，通过西安、咸阳线，惟须在陕北或宁夏增加一部分防地。”

同日 　东北军的团以上军官和主要幕僚在渭南开会。因应德田等坚持反对和平解决，会议决定在张学良未回来前，决不先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决一死战。

１月３０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应提醒杨虎城“对整个政治前途之自信心，对其他高级干部亦然，经过他们去提醒中级干部，认识自己的前途，并说明我们与他们始终愿在一起，为和平统一御侮救亡之总方针而奋斗。撤兵后蒋如食言进攻，彼时曲在蒋，我们则为最后自卫而战，国人当同情，我们现在作战则失去国人同情”。

同日 　同朱德、张国焘复电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１〕，指出：“我们意见如下：（甲）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乙）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丙）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丁）用以上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

同日 　致信徐特立〔２〕，祝贺他六十岁生日。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贺信称赞徐特立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不躲避责任；祝愿他健康长寿，“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１〕周恩来等一月三十日致毛泽东等的电报中说：“我们主张接受甲案实现和平，在接受甲案后南京如继续进攻，则我方实现自卫战”。”但本党主张未能说服西安左派，也未能使杨虎城及稳健派同意，他们不论红军参加与否均主抗战”。

〔２〕徐特立，当时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八年毛泽东在湖南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徐特立在那里任教。

１月３１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我们与张、杨两部应取进则同进、退则同退之方针，我们立场已向南京表时，即打亦不至基本妨碍我们方针，无论打胜打败，结果仍是讲和，但对张、杨两部影响较好。”“当然在打之前，力争张回，而免去打。”

同日 　致信李克农：诸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

２月２日 　主张和平解决西安善后问题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被东北军中主张武力解决的青年军官枪杀。

同日 　同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甲）十分注意你们的安全，紧急时立即移至三原。（乙）十五军团亦望周、博令其注意。”

２月４日 　致电潘汉年：“前线已开始撤退，和平前途可逐步实现”。”红军在商县以东者早已开始撤退，主力亦昨日起开始撤退，约七天可通过咸阳，在三原者本日开始向指定地点移动。”“但蒋对东北军、十七路军抚慰政策必须坚持不变。”

“望你同张冲兄在五天至七天内飞来延安一行，商决各种合作问题。”

同日 　同朱德、张国焘致电杨虎城、于学忠转王以哲家属，吊唁王以哲遇难。同时，还向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副军长吴克仁及全军官兵发出唁电。

２月８日 　致电周恩来，请与顾祝同面商：防地必须增加金积、灵武、中宁、豫旺、安边、宁条梁、瓦窑堡、清涧、宜川等处。

同日 　顾祝同率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九日，张冲、潘汉年到达西安。

２月９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这个电报发表，各方面会有不同的看法，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说明的，是可以表示我们真正抗日团结御侮决心的。

同日 　关于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的主要内容和条件，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一）关于和南京方面交涉的政治立场，请参阅致三中全会电。（二）军事方面，同意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三）饷项，如对方应允即改番号，即照中央军待遇领受，如对方仍欲缓改，则每月接济至少八十至一百万。（四）如有国防委员会的组织，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如暂时无此种组织，红军亦需要驻京代表，参与国防准备。

（五）党的问题，求得不逮捕党员、不破坏组织即可，红军中组织领导不变。十日，再电周恩来，提出同国民党政府方面谈判的补充内容和条件：“我们参加者：（一）军事机关如军委会、总司令部、国防会议等；（二）政治集会如各派各党之代表会议、国民大会等；（三）抗日时参加政府。”

同日 　傍晚，出席为欢迎本日到达延安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举行的宴会。晚十时，在凤凰山住处会见范长江，作竟夜长谈。谈到战略问题时，毛泽东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不应当搞广昌大决战，不应同陈诚指挥的主力硬拼。应当暂时放弃苏区，分红军为四路，猛出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四点，施以佯攻，以诱动江西兵力，然后择弱点一战，胜而后回江西，再突破弱的方面，则苏区可以保全。谈到共产党现时的要求时，毛泽东说：希望中国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以民主求统一求和平。和平统一之后，始可以言抗日。故为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可放弃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红军的名义。有人*****谈爱国主义，这是不彻底懂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反帝国主义的，在半殖民地的国家提倡爱国主义，本质上就是反帝国主义的。

２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文说：深望国民党三中全会，本着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国民党三中全会果能确定此国策，则中国共产党为表示团结御侮的诚意，愿给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如下的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２月１１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结束的报告。在会上发言指出：对西安事变我们过去估计前途有两方面是对的。对国民党的估计也是对的，我们这种估计是从去年九月开始的，西安事变后能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是因为我们的总方针正确。我们过去最大部分的工作是用在西北，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全国工作的布置更为需要，全国工作摆在我们面前。关于和平是否确实的问题，我们应当认识，和平的可能性大，但也有打起来的可能，我们要准备自卫战。不过主要应采取巩固和平的政策，应向着联合全国抗日的方向努力。我们的通电〔１〕，是大的让步，是带原则性的让步，是对工人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等的让步。这是为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为着现阶段的革命，为着抗日。对于土地问题，在大阶段来说是不放松的，但在目前阶段上是应停止没收土地的。苏维埃过去十年斗争是对的，现在改变也是对的，应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形式上虽然改变，然在实质上没有多大的改变。

２月１２日 　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２〕，提出同张冲、顾祝同谈判应注意的事项：防地要包括金积、灵武在内，如东北军真调走时，我们还应要求海原、固原、镇原及西峰镇，因为现有的防地实在不够；西路军防地虽指定，但让防未实行，且未停战，应要求停战让防；陕、甘以外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一律改民团或保卫团，千人以上者亦然，绝不宜调来陕、甘集中；政训联络员设法拒绝，至少拖延之；致三中全会电中所述要求，他们实行五条，则我们实行四条，你谈判时应同时提出，否则彼方将迫我方再让步，实际在我方者是最低条件，勿要再让。

〔１〕指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

〔２〕周恩来二月十一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电中说：“今日张冲见顾询究竟，顾云，蒋电彼先与我商大概，然后再去见蒋。张因此提出两案，甲案系临时的，论防地、接济及联络人员；乙案是基本的，张提出取消苏府改特区，改变红军番号名称，照国军编制，政训工作派联络人，其他边区地方部队改为团队等四条。”

２月１４日 　关于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增加防地等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借十五军团北调允许增加防地之机会，要求金积、灵武、中宁、豫旺、清涧、宜川六县及安边地区（包括宁条梁及靖边以北）与瓦窑堡。此外无定河下流两岸直至黄河，包括河口、川口、马灰坪、枣林坪一带原有苏区，现驻李仙洲部须退出。”“宁夏及整个陕北亦应提及，但可将来再商。”“西路军待春暖以一部占安西州，接取货物，主力在甘、肃二州地区，但须马部退出该地。”

２月１５日 　致电周恩来：“西路军问题请作两步交涉。第一步电令二马停战让防，或派人示意令其自让，同时派飞机送款、弹去；第二步派兵增援。”

２月１５日—２２日 　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手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和联共抗日的主张。会议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虽然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仍提出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但已由武力“剿共”变为和平统一，实际上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国共合作的主张。

２月１８日 　致电周恩来：“请多方设法找人去青海，西路军问题解决甚关重要。”

２月２１日 　同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指出：“桂代表本日返三原，令其速赴川、桂、粤活动。京、沪两方小开〔１〕负责。山西彭雪枫回。直、鲁暂时无办法，过一时再说，但唐则民即可回津。各方活动均以巩固和平促成抗战为目标。”后方已实行裁员减膳，党政军共裁两千多人，伙食费每人每月不超过三元。

同日 　致电周恩来：“目前重点在再弄到五十万元款。（一）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二）前方三月份无伙食费，因此伯承〔２〕谈话应着重于此，甚盼于二三日内带款回延，此二十分急迫。”

〔１〕小开，即潘汉年。

〔２〕伯承，即刘伯承，当时在西安参与同国民党政府方面的谈判。

２月２２日 　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复电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并告刘伯承：增援西路军尚未作最后决定，但已到严重考虑时机，因西路军已至极危险时候，如该军失败则影响甚大。

２月２４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人事安排和特区组织机构。在会上发言指出：苏区工作委员会可暂不成立，中央在此，特区政府当然要归中央管，不归工作委员会管。会议决定：政府名义暂时不变动，工作由林伯渠负责，暂时不成立苏区工作委员会。会议还决定：秦邦宪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洪涛任副部长；何凯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吴亮平任副部长；张浩任中共中央工农部部长；李见珍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邓颖超参加工作。

２月２５日 　同张闻天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讨论拟稍等一等，目前着重对南京关系各具体问题的解决及前方部队的训练。

２月２６日 　就增援西路军问题，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刘伯承：“甲、增援军决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一团充之。乙、立即准备完毕。丙、伯承接电即到淳化待命。丁、对外守秘。”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刘伯承为援西军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

同日 　周恩来同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回到西安的张冲继续谈判。周恩来除表示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宣言和决议的某些内容保留将来申明的权利外，着重同张冲等谈红军改编的具体问题。经过激烈争论，双方各有让步，协议红军编制三个师。

２月２７日 　致电周昆、袁国平〔１〕：现因准备增援西路军，须立即整理工兵连，并用大力在三天内招雇并准办匠工、器具、物料等，以每天造一只大型船为度。

〔１〕周昆、袁国平，当时分别任抗大第二分校（又称庆阳步兵学校）教育长和政治委员。

２月２８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西安事变中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在会上发言指出：（一）西安事变是在特殊的环境下，偶然地仓促地发生的，是不能事前准备的，并且转了很多弯，以后也少有。工作要按照政治情况急速地变化，在这里表现出与地方工作的隔离，我们定下来的方针与地方工作没有很好地联系起来。我们在急速转变的环境中，大的方面达到了我们的目标，这是好的。不过在总方针与地方方针隔离这一点上，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革命政党的方针，应注意到全部与局部的联系，要把我们的方针在政治上与群众联系起来。这次有一种冲突，一是要打要杀，一是要和要放，这种冲突表现在领导者与群众中。我们坚持了和平的方针，但在政治上与群众隔离了。（二）西安事变是暂时性的，我们的工作应在暂时的原则下进行与布置。（三）十五年来的斗争证明群众信仰共产党，在这次事变中更证明了群众从政治经验中相信共产党。我们政治路线上有大的转变，应对群众做大的教育，这是我们重要的工作。（四）在解决土地问题上的改变，主要是争取上层分子，土豪、商人、资本家，是消灭两个政权的对立。所以，这次是胜利了，是有意义的。（五）关于取消苛捐杂税、加薪加饷问题，尽量地废除苛捐杂税，这是必要的，然而仅限于此。（六）红军的影响很大，工作方法上应注意。组织参观团到西安与群众相见，解释和平解决的意义。秦邦宪在作结论中说，西安事变正如毛主席所说是暴风雨的突变。

同日 　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指出：“为避免平分兵力及准备万一时东面作战，一方面军全部不动为宜”。”增援步骤，第一步在靖远地域渡河，徐陈〔１〕主力置西岸，罗宋两部〔２〕置东岸，估计此时即可解徐陈之围。第二步，或徐陈去安西而增援军东归，或徐陈与增援军一同东归，或增援军主力与徐陈会合一同西进但罗宋东归，看情形决定，但似以第一种较有利”。三月一日，又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增援军主力改以四军、三十一军即四方面军之两个军充之，十五军团不去，免平分兵力。罗、宋所部先行出动，抢渡造船。”

〔１〕徐陈，指徐向前、陈昌浩。

〔２〕罗宋两部，指罗炳辉任军长的红三十二军和宋时轮任军长的红二十八军。

３月１日 　关于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的方针和对付反蒋派的方针问题，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指出：“（甲）关于谈判方针：（一）红军编五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五十万，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二）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各军及地方部队不在五万人之内，均改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经费内开支。（三）要求遣散老弱、收回苏票之善后费。（乙）关于对付反蒋派之方针：（一）坚持拥蒋抗日路线。（二）一方面向蒋建议废除挑拨离间、排斥异己政策，改为实际的团结全国、一致对外政策，但对于勾结日本之地方派，则与蒋一道反对之。（三）一方面向各反蒋派建议废止反蒋政策，争取推动南京进一步改变国策，并废除军事、财政等方面与南京对立之方针，以达到抗日救国目的。”

同日 　在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回答她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一些问题。在回答关于中国共产党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保持善意中立。我们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战线，这种民族战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得多。在回答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民族战线，放弃阶级斗争，而变成了民族主义者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决定实行的各种具体政策，其目的完全在为着要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情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主张从两方面努力，适当地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现在提出的这些政策，没有问题的是带着爱国主义性质的。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胡涂的话。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在回答没有国际援助，中国能否支持战争的财政经济负担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但是我们正在寻找友军，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在回答中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时，毛泽东说：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崩溃。中国人应该有战胜日本的自信心。在回答外面传说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知道外面正有人这样说，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却不这样说。要检查任何一个政策一个行动的是否正确，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态度就行了。

现在也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地反对所谓“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

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业已开始了他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作这种开始转变的证据。

３月２日 　同朱德等出席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期开学典礼。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并为第二队学员题词：“要学习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３月３日 　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指出：目前谈判焦点只在红军人数问题上，为使谈判迅速成功，我们认为红军主力编为四个师十六个团及两个工兵师共六万人的提议，一般地可以接受。我们今天的中心是在谈判成功后，我们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始。

３月５日 　致电刘伯承、林育英，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等，“请周于明日或后日，即向顾祝同、张冲说明增援事，特别说明四军、三十一军要求西援之迫切，如顾电令二马停战，或派人乘机赴青海说通二马，我军即中途停止。”

同日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内容，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在我们发表宣言〔１〕同时，要求国民党亦发表宣言式的公开文件，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陕甘宁行政区设主席与委员会制为宜，林伯渠为主席，经费（包括保安团队在内）每月三十万，又收回苏票二百万。

〔１〕周恩来三月四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党应准备发一宣言，说明举国一致对外的重要性和党保证实行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四条等。

３月６日 　同张闻天致电任弼时，指出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以及党与红军的任务：“甲、三中全会在法律上确认为伟大西安谈判顺利地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快慢，决定于各力量斗争的结果，中间可能发生各种曲折与变化，但总的方向是不会变化的。乙、今天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以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与抗战的开始。党的工作仍然是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成为这一运动中心领导的力量。一切工作均应转变，以适合这一总任务。红军应利用时机，加强内部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训练，加紧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作用，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负担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严整军风纪，学习群众工作，使红军成为抗日军队的模范。”

３月７日 　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军编制仍以四个师为宜，因徐向前部分不能不编一个师，但如蒋介石坚持三个师时，亦只得照办。

３月９日 　关于西路军问题，致电周恩来：“甲、西援军现停止于白杨城、青石咀之间待命。乙、徐、陈所部在沙河堡仅占地十里，被敌包围，粮水均缺，不能持久。丙、全力用政治方法解决，并须速解免去军事增援为上策。丁、此事须在你去南京之前督促张冲、顾祝同即速办理并得确定结果，如：（一）二马撤兵停战，（二）飞机送款、弹，（三）容许西路军安全东还或容许其去肃州、安西。”

３月１０日 　致信美国记者斯诺：“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我同史沫得列〔１〕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３月１１日 　关于同蒋介石直接谈判等问题，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请你估计此刻即去南京或牯岭与蒋介石直接谈判的可能性，现在问题非与蒋谈不能解决。如果承认贺衷寒所提各点〔２〕不但非常危险，而且过几天有可能连贺案亦被推翻，因此决不能同意。对外宣言，已有毛的谈话〔３〕（允生〔４〕带上），党的宣言以暂缓为宜。

〔１〕史沫得列，即史沫特莱。

〔２〕指贺衷寒对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周恩来、叶剑英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商定的准备送蒋介石最后决定的提案所作的重大改动，亦称“贺案”。主要内容有：将“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政府；裁减红军改编后的定员，三个师，两万七千人；将红军改编后“服从统一指挥”改为“服从一切命令”；不提在河西走廊停止进攻西路军。

〔３〕指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

〔４〕允生，即李允生，是冯雪峰的化名。

同日 　同张闻天再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张浩：“全体的政治局会议，须待与国民党关系确定后才好开会。你如能在近日去南京而在两星期左右确定国共关系，则拟在月底或月初开会。会后并须召集代表会议，拟在四月底或五月初开会。”

３月１２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问题。毛泽东发言说：摆在蒋介石面前有两条路，一是走日本的路，一是走向我们，他现在还在徘徊中。谈判应该是政治的斗争，谈判的胜利是表示我们的诚意，但一定要在合作的原则上，不是投降。谈判的方针，无疑是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的方向，而不是无产阶级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如果这样，我们便要失去信仰。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至于谈判的方法，应先谈原则问题，再谈技术问题。我们应召集会议，发表宣言，从政治上动员。国民党的代表应确定，有些人可不同他谈。

同日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张浩等，指出：贺衷寒〔１〕、顾祝同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在整个谈判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立场。彼方所提如划去民选、分裂苏区、派遣副佐人员、取消政治工作人员、缩小红军至两万余人、地方部队由行营决定、改要求为请求、服从一切命令、置西路军不提等，均须严拒，申明无从接受。我们的最低限度：（一）三个国防师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副佐不派，学校必须办完本期，政工人员不变，每师人数一万五千余，编制表自定，服从国防调动，西路军立即停战。（二）苏区完整，坚持民选，地方部队不能少于几千人。

〔１〕贺衷寒，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中将处长，西安事变后被派往西安负责善后事宜和对共产党的谈判。

两星期来彼方着着进迫，我们现应改换姿势，将上述最低限度要求提出，申明在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介石解决问题。总的和平局面已定，政治上采取进攻的姿势，只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不会使谈判根本破裂。

同日 　中革军委主席团在接到西路军本日给军委的告急电报后，复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现已处于特殊情况之下，已不是一般方法所能解决问题，必须立即采取特殊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力量的目的。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下列两种方法，请你们考虑决定一种：（一）率现存的三团人员向蒙古边境冲去；（二）率现存的三团人员打游击战争。以上方法不论采取哪一种，均须将伤病者安置民间，均须采取自主自动姿势，均须轻装，均须采取变化不测的战术。

西路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数月，歼灭河西国民党军两万余人。广大指战员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斗争中，表现了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和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但终因敌众我寡，兵败祁连山。三月十四日，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率余部三千多人，分三路游击。由李先念直接率领的一个支队，于四月底进至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后由陈云、滕代远将他们迎至新疆。

３月１３日 　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请即日动身回延安开会，在延安留三五天出去见蒋谈判。剑英留西安与顾祝同保持联络。

同日 　同朱德致电绥远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吊唁绥远抗战阵亡将士。电文中说：“诸将士英勇杀敌，成仁取义，伟大之精神足以昭示后世，风励全国。泽东等追念国殇，同深恸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