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光临散文网 会员登陆 & 注册

1979,我的高考

2018-10-24 17:45 作者:周贵义  | 5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1979,我的高考

周贵义

(一)文理分班

恢复高考以前,大学对我来说是既辽远又神秘,觉得跟自己一丝关系也没有。

1977年恢复高考,我的发小张必麟的哥哥,一个只有初中毕业,每天跟着父亲学裁缝讨生活的后生,竟然考上厦门大学,这样的奇迹让我惊诧不已,好像大学并不是那么的可望而不可即,至少,离我家不足两百米的地方,就出了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学生。不过,对于一个刚上高中,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要起床拾粪挣工分,傍晚要挑大粪浇甘蔗,周末要拔兔草找猪食或上山砍芦苇割芦萁柴的孩子来说,“大学”两个字并没有太大的触动,讲起发小的哥哥,也是轻轻淡淡,像讲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传奇故事,除了有一点羡慕,妒忌和恨是根本不存在的。

一上高二,却莫名其妙的有些紧张起来,一是那时的学制很短,幼儿园一年,小学季招生改为秋季招生,五年半,初中两年,高中两年,上了高二,意味着我们马上就要毕业,就要参加高考了,或许将永远离开校园;二是曲溪、赖源的高二学生都合并过来,上一个年级许多学习不错,高考落榜的学生也回来复读了,班上多了几个陌生的面孔,虽然三几天就熟了,但总感到像是要抢我们的饭碗一般;三是听说要重新编班,分文科班理科班和中专班。总之,有点人心惶惶。很多同学都觉得原班级挺好的,不要再分了,我也有同感,但愿分班之说只是谣言。(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校长沈君奇,是建国初年姑田区的区长,那时姑田区管辖着姑田、曲溪、赖源三个地方,沈区长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文革时被打成走资派,头像被丑丑的画到厕所里,“四人帮”倒台后平反昭,后来回到姑田中学任校长。他豪爽豁达,自称农民大老粗,却极有领导力。有确切的消息,分班是沈校长的主意。既然是沈校长的决断,那一定是铁板钉钉的事。

那几天上课前或课间,同学们总在议论分班之事。有人咬笔头,有人敲笔盒,有人交头接耳。几个要好的同学问我怎么报,我都摇头,年段四个班,我的成绩排在前面一些,报理科吧,物理的这个“力”那个“力”常常把我搞得晕头转向,化学的方程式的“价”也总是配不平。报文科吧,史地生不知道要学些什么,况且,成绩较好的同学都报理科的多,说是不考大专可考中专,文科只有考大专一条路。父母没什么文化,不可能提供参考,亲房中还没有人读过高中,没有人帮助指路,正是左右不是,犹疑难决。

一日,张必麟神秘的向我展示一个物件,是一本横版的工作笔记,翻开笔记,细小而娟秀的笔迹记录的是高考的考纲和重点知识,语数英政史地齐全。必麟告诉我是从吴功和同学处借的,功和的哥哥吴功民77年参加高考,曽辅导过他哥哥。我心跳加速,不释手,赖着脸皮也要转借过来,必麟实在拗不过我,只好偷偷借给我,并强调再三,明天必须归还。我如获至宝,晚饭一吃完,就躲入房间开始抄,抄到鸡叫二遍,手指僵麻才匆匆上床。第二天上午推说忘记在家,上课又偷着抄,废了两本科作业纸,总算抄完,下午完璧归赵。报什么,我心中终于有底了。

我被编在文科一班,蒋先华、吴志昆、罗文明等高手一一在列,上一届的徐金华、余大光、李秀华、邱小晶,高许多届的华伦仪也回校复读编入该班。徐金华、余大光上年高考离上大学仅咫尺之遥,激烈的竞争在班上悄悄展开。

(二)尖子生福利

沈君奇校长屡有妙招。78年就通过搞好几轮次的总复习取得不俗的成绩。79年,他谋划着姑田中学高考要来一个重大的飞跃,于是,分好班后,他当机立断,把所有尖子生都集中住宿,集中晚自习。

我虽然在尖子之列,但家离学校不过两里地,而且不久前父母刚刚给我开了一个单间,有了这个自我做主的小天地,我根本就不想离开。父母则还希望我这个大儿子每周能给120穴甘蔗轮着浇一遍,于是,我拒绝住校的理由便很是充分。

一天傍晚,我浇完甘蔗回来,正吃着晚饭,隔壁阿婆过来说有人找我,我忙迎出去,还没到门口,就看见班主任吴迺庆老师进来了,是来动员我住校的。父母急忙离开饭桌,搬了一张条凳给吴老师坐。吴老师没有落座,站着对我父母说话,先是介绍我基础如何如何的好,学习怎样怎样的用功,褒扬了一番之后,便提醒我父母,孩子的前途要紧,一辈子的事,关键就看这一年,学校的举措就是要给孩子创造最好的条件,让孩子充分利用时间学习,希望他们辛苦一些,浇甘蔗什么的,就别指望孩子,孩子有了前途,不单好他自己,给家庭的回报也是不可估量的。老师语气柔和,句句在理,父母唯唯诺诺。母亲说,学校都是为孩子好,她不会再让孩子做这做那了。父亲毕竟见过一些世面,表示感谢学校、老师的关爱,一定全力配合。于是,抱出家里最新的一条棉被给我。吴老师连茶水也没有喝上一口,就抱着我的被子先走了。吃了饭,母亲找了一个布袋,量了几筒米,拿了家里唯一一个刷牙用的口杯,连同七八团豆酱干让我带上。临行,父亲给了我一块钱菜钱,问我够不够,实际上他已掏不出更多的钱,而我暑假做瓦片,除了上交外,还攒着三四块私房钱。我说,够了,学校的菜才三分五分钱一份,一块钱可以用很久。父亲说,想吃时,也可以买几片肉吃吃。就这样,我第一次离开家,住进了学校。

我的宿舍住8个人,段木做成的架子床,分上下铺,我和罗文明搭铺,徐金华也住同一宿舍。隔壁宿舍住着来自赖源的男生,两个宿舍间用薄板隔开,上半部分是空的,吴东升、曾崇钦经常翻越到我们宿舍,用赖源方言讲半荤不素的简短笑话,边说边翻译,惹得我们前仰后合,小腹抽着筋的痛。

尖子生复习的地点就在校长室边上的学校会议室,文理科尖子全集中在一块,没有固定的座位,连续几天后,每人的位置也就约定俗成。理科班的尖子占绝对多数,复读的罗梓和、华丕长、蒋文智等,应届的俞运煌、江丕煌、华生炎等,一坐下来就埋头看书、作业,多数时候鸦雀无声,几乎只能听见翻书,翻科作业纸的响动,那氛围,就像伏击战将要打响前的一刻。

那时的电力供应很不理想,经常断电,电压还极端不稳定,因此,其他同学不硬性要求晚自习。学校给我们备用一盏汽灯,每天都加满油,先到的同学扑哧扑哧给打足气,供电一出现问题,就立刻点上。汽灯发出的光白闪闪的,比电灯明亮得多,我们倒希望电灯经常没电,但那电灯总是坚韧不拔的像鬼火一般的亮着,还好的是,那时我们的视力几乎都能赶上猫头鹰了。

尖子生还有一项巨大的福利,就是每天晚上九点半左右,学校会给我们每个人提供一大碗的面疙瘩。清水煮透,没有什么油星,表面撒了一些葱末,对农村的孩子来说,这已经算大餐,我们常常吃得连一滴汤都不剩。这碗面疙瘩入肚,我们又浑身是劲,尤其是寒冷的日,其热量足以支撑我们后半场两个钟头的复习。

吃面疙瘩的当口,沈校长也偶尔露面,用他那带浓重连城地瓜味的普通话鼓励我们,说我们都是经过老师推荐,学校精挑细选出来,每个人都有责任为学校争光,都极有希望考上大学,一番话,弄得我们像打了鸡血似的。最突出的就是徐金华和罗文明,仅有两个早上,我天还没亮就起床,想好好的表现一下自己的勤勉,可水渠边老梧桐树旁那盏路灯,一天被徐金华占了,一天被罗文明占了,弄得我嫉妒得半死,以后再没有信心起那么早。

那一年,尖子生不负众望,大多考上大专中专,没有上的,后来经过复读或考干什么的,走出乡村,走上工作岗位。

(三)老师的招数

文科班的科任老师有:语文,蔡冰心;数学,吴金鸿;政治,周香琴;历史,谢济中;地理,吴迺庆等。

之所以报文科,相信有不少同学也是因为理化确实学不来,学政史地,听一个一知半解总还有个一知半解,骗不了老师,骗骗自己总还是可以的。班主任吴迺庆一上地理课就强调地图地图,他说,只有把地图印在脑海里,才会有兴趣学地理。他教我们一个方法,比赛找地图中的最边边角角的地名。地图册中标注的字迹可真小,你随便说一个,要很快找到它,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一着,实实在在激发了我的兴趣,课件,我便邀几个同学,抱着地图册,你说一个地名,我说一个地名,大家比赛谁找得快。一个时期下来,哪一条海沟,哪一道海峡,哪一座山峰,居然了然于胸,学起地理来也相对得心应手。

政治老师周香琴,清瘦利落,快言快语,一笔字开合得当,劲道不差,有男士风采。开始时像填鸭子一样,噼里啪啦,把好多好多知识点一股脑儿塞给你,让你有一种快要爆炸的绝望感觉。接着,她再条分缕析,一点一点给我们讲解得清清楚楚,原来的一头雾水渐渐地清晰起来,原来的不堪负重,变得轻松自如起来。我们也逐步明白了先繁后简的好处,这可不就是现在常讲的崩溃疗法?

语文老师蔡冰心,那时三十出头,就像一个知性的大姐姐。她扎着两根垂肩短辫,穿一件合体的碎花翻领小西装,音色圆润,吐字清晰,悦耳动听,讲课文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展现出实足的画面感,把我们引入一个个人间盛景。没有苦口婆心的劝导,没有慷慨激昂的鼓动,一如春,润物无声,我们如沐春风,自然就跟着她的节奏,在文字、语法、篇章的通道上行进。

数学老师吴金鸿,口音里带着浓重的莆田腔,数学水平跟他的高度近视眼镜成正比。他的眼镜镜片很厚,侧面看去,一圈圈十分明显。课堂上,他偶尔摘下眼镜,只见他眼窝深陷,被镜片遮挡的地方颜色明显比其它地方白许多,让人看了瘆得慌。他的古板跟数学本身的古板一般无二,但他上课时居然能加入许多滑稽的动作来产生浪漫的色彩,从而在一片欢笑声中阐释各种概念。有几次,他玩偶般比划着走下讲台,继续往边上走,差一点就吻着墙壁了,正当我心儿高悬,快要惊叫出声时,他却恰到好处的停止。某些公式定理,确实是通过他的形象才深深的烙在我的脑子里。

历史老师谢济中,水平高,资历深,走路步不加快,说话声不加高,永远温文尔雅,最具儒者风范。每个历史朝代的知识点,他都设计成题目,把题目标注在一指宽,约20厘米长的竹签上,数支或数十支竹签装在一个竹筒里,每节课,他都点上几位同学,上台抽签,按签答题。这一着很是厉害,不知什么时候会被点上,不知会抽中什么题目,要想不出丑,唯有上课专心听讲,课后认真复习。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面对各科老师的各种招数,猪往前拱,鸡往后刨,我们也只能使出浑身解数,见招拆招。这么的你来我往,我们贫瘠的头脑中,知识的储备终于丰裕起来。

(四)进城赶考

高考考场设在连城一中。这次进城赶考,是我第二次进城。多年前,父亲到县里开春耕生产三级扩干会,带我进城玩了一次,住在县招待所,县城给我的印象是街道宽敞了一些,路灯明亮了一些,还有就是有几栋3、4层的高楼,招待所的缽子饭很好吃。这次进城,让我兴奋得像出国旅游似的,大半夜睡不着。

早饭,母亲给我下了一碗面,煮了两个鸡蛋,蛋壳染成红色,这种优厚的待遇让我受宠若惊,表明这次出门非同小可。后来听同学说,他吃的是葱面,葱代表聪明,蛋,特别是鸭蛋是不能吃的,利市不好。好在那时母亲不懂这些道道,否则,要后悔一辈子。

我们搭乘的是姑田到连城的班车,上车乱挤,我好不容易抢了一个靠近车门的座位,刚坐下,有个妇人上车,要我将座位让给她,我好不容易进一趟城,坐车对我来说是个稀罕的事,而且还是去参加高考,我说什么都不肯,再说,车上那么多人,凭什么偏偏要我让座。妇人没有再坚持,我以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没想到留下后话。高考完回到家,我却落得个“有眼不认人”的罪名。原来,我根本不知道此妇人是我叔母的妹妹,算起来该叫姨妈,更让我吃惊的是,他是同学江某某的母亲,不知当时江某某同学是否有座位。我又不服气,又委屈了好一阵子。幸亏这罪名是考后才得知,如果早些天知道,还不知后果会怎样。

我们住在东门桥头的莲花旅社。熟悉考场时,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操着各种口音的同龄人,第一次看到教室外拉上警戒线,第一次发现有挎着步枪的基干民兵巡逻,第一次看到并听说那个牵着狼狗,佩戴着短枪的黑脸包公,是公安局的狼狗训练员,外号叫狗官,第一次遇见这样如临大敌的阵仗,我的小心脏扑通扑通狂跳起来。

考前的晚上,我们在莲花小学温习,当然,许多同学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成群结队上街去了。我不知复习什么好,只是翻开语文书,盲无目的的看文言文。理科班的俞运煌、江丕煌他们则在研究一张科技报,报纸的第四版有高考数学复习题。巧的是,数学试卷中有一题大题跟报纸上的极为相似,十好几分的分值。

第二天上午考语文,我沿袭着头天下午的紧张,整场考试,我连头都没有抬一下,更不用说左顾右盼了。一直到出场,除了觉得脖子僵硬,我连监考官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这样的状态自然发挥得一塌糊涂,作文是改写何为的《第二次考试》,两千多字的原文看得我脑袋发胀,又没练习过改写,只好东一点西一点的拼凑,将原文按字数的要求压缩成篇。

回旅社的路上,听说有人吓得尿了裤子,还有个女生吓得昏了过去,有了这样的故事做注脚,此后的考试,我的心情松弛了下来,只是答题时仍旧一路磕磕碰碰,有一道数学开平方的4分题,第一步就把原题中的系数2给漏了。这也许就是我命运的分水岭,假设加上那个分数,我就可能上师大。

考试结束那天,我们是各自回家的。不像现在的孩子,一定要交到家长的手中,老师的使命才算完成。大哥谢仁秋是半个连城通,他约我和华丕长到石门湖游玩。那时的石门湖还没开发,只是一个水库而已。我们从老车站步行,顺着莲塘路出发,不久拐进一条机耕道,路面坎坷不平,到处是积水,路边恣意生长的芦苇和金樱花的枝条时常伸到路面,挡着我们的去路,我们只得每人抓了一截随手捡的枯枝,拍拍打打着前进。到了所谓的码头,只有一艘柴油机做动力的小木船,主要是摆渡塘前小朱地、姑田大样地到城里赶圩办货的行人。恰巧要送人,我们便问是否可以乘船,船老大说可以,每人要收一角钱。我们交了钱,坐了上去,船上没有救生衣,甚至连一个充气的轮胎也没有。柴油机发着沉闷的嘭嘭声,排气管吐着浓黑浓黑的烟,船儿犁着水面前进,水波层层涌起,拍打着船帮,清凉的风和着水汽,一阵一阵从脸上拂过,十分惬意。船儿过了一个水窝又转入另一个水窝,似乎永远没有尽头,远远近近的黛绿色的青山,夹杂着一团团的红叶和红杜鹃,格外的灿烂醒目。

坐了一个来回,我们意犹未尽,虽然没有路,我们还是想爬一爬山。于是,凭着一股无知无畏的勇气,我们拨草穿林,攀岩越岭,想从石门湖硬闯到冠豸山去。不多时,我们到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前面是一堵几乎直立的悬崖,回望上来的路,石壁嶙峋,十分凶险,想原路返回,绝不可能。我们忽然感到危险的逼近,不由得身上发冷。三个人休息了片刻,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横着向前摸索。小心翼翼的走了几十米,透过树叶,我们看见不远处的灌木丛中,有一条隐隐约约的小路向外延展。要是能接上小路,就能顺着小路走出去。

脚底下有个水潭,不大,潭边是细细地沙子,白净净的。几棵松树直挺挺的长上来,青翠葱茏,超过我们的头顶,离我们最近的只有一米多。谢仁秋揪了一根藤蔓,试了试,还没等我说小心,就见他身子往外一斜,腿儿一蹬,敏捷的抱住松树,很快就溜到树底。华丕长依样画葫芦,也顺利的到达。他们两个一下去,我一下觉得无依无靠,那松树好像也离我远了不少,我战战兢兢地一手纠着青藤,一手往松树探,身体很快失去平衡,只得弃了藤条往树上扑,也许是手脚配合不够协调,也许是用力过猛,承载过他们两个重量的松树尾巴,居然叭的一声断裂了,我被松枝挂了好几下,掉到只有一些水的沙面上,他们两个不但不同情,还贼贼的嬉笑起来,幸运的是,除了裤子弄湿,手臂上划了几道轻微的小口子,毫发无损。

这个半天,我们玩得无比开心,好像高考早已离我们远去,考上与考不上都跟我们没有半毛钱关系。

(五)发榜前后

考完回家,我就跟着母亲,投入田间地头的生产劳动。生产队里有许多约定俗成的分工,老队员一般是割禾,最身强力壮的后生轮流踩打谷机,妇女和我这样的新劳力,就是抱送稻子。实际上这是工分最少又最苦逼的事。割禾的,可以直直腰,讲一通笑话,或是卷一支喇叭筒,慢慢的吸着消磨时间。踩打谷机的,可大大方方停下来休息一阵。抱送稻子的妇女,也还可以走到远远的山脚下,避开众人小解。我这个新劳力只能不停的来来回回,把割成堆的稻谷抱到打谷机旁,保障供应,老农们还常常吆喝着你,掐断你偷懒的念头

只几天功夫,我整个人被晒得乌黑,右手手腕处,被禾叶割扯的地方红肿发脓,疼痛难忍。有一天,我见一拨人去插秧,也主动并入他们的行列。插秧有一个大活叫破直,就是在田间直直的插出一列,把大丘的分割成小丘,有经验的老农,可以插得像绳索拉直一般。

我插过几回秧,虽没有破过直,但还是信心满满的试一试,我想,平行线什么的道理,我总不至于比他们差吧。我在一处田埂下田,横着插了八丛,再依次一排排往下插,开始,我眯着眼睛瞄一瞄,还觉得挺直的,秧列一长,就歪了,又不好拔了重来,只好修正,往右歪了就往左修,往左歪了就往右修,还没到田中央便参差不齐,不成样子。

生产队长是个壮汉,说话瓮声瓮气,咄咄逼人,经常可以听到他的责骂声,队员们都怵他,也服他。他提着一把秧苗过来,直呼我的名字,作田三天半,不知洗洗脚筒弯,你考上大学当先生,这样插还差不多,不然,好好学个三年两年的,破直破直,你以为一破就直吗?

我羞愧难当,刚下地干活那会,收工洗脚,确实膝盖内侧的脚筒弯还有大块的泥巴没洗干净,这秧又插得狗啃一般,我真不理解,课堂上学的平行线,到了田头怎么就不管用呢,这时,我才真真切切的有考上的强烈愿望。

那天下午正要收工,堂兄骑着单车到田边,扯着嗓子告诉我考上大学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也不相信堂兄,他初中都还没毕业,我考上没考上,他怎么知道。他说,真的,红榜在新街贴出来了。我顾不得洗手洗脚,冲到路边,跳上他的单车就走。一路狂奔,到了新街供销社门前,那里已围了一大圈人,我和堂兄钻进人群,抬头看红榜,确确实实是高考上线学生名单,大中专合起来有二十多号人。堂兄指着红榜说,第三排第一个。我定睛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名字,身上像被电击一样,抖了一下,有种似非梦的感觉。过了好一会,我才定下神来,好好的看了那一串名字,尖子中,有一多半上榜。围观的群众对上面的名字逐一深挖,互通信息,某某是哪个大队的谁谁的孩子,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所有考上的都是吃谷子(农业户)的,孩子们好像为他们争了气,他们个个脸上都洋溢着自豪与幸福

接下来是查分数、报志愿。总分在200分以上的都有列出来。我考了300多分,文科应届第一,比我高的是徐金华。报志愿的手册才两本,上线的同学你争我夺的翻看。我分数不高,不知道能报什么学校,不过,我很小就有当兵和做法官的情结,因此,我的第一志愿是华东政法大学。我的地理分数83.5,算是高分,但师大地理系却属理科,文科类没有多少可报的学校,于是,我填上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和龙岩师专中文系,就这么简简单单,几分钟搞定。后来才知道,文科330分以上可上厦门大学,310分以上可上师大。理科310分以上可上福州大学,300分以上可上师大,师专最后的分数线是理科268,文科273,。徐金华超过厦大分数,不知怎么却被福师大录取去了。

再接下来是体检。我们大多是第一次到县医院,到了集合地点,都规规矩矩的跟着县教育科的老师走,从这个科室转到那个科室,每读到一个名字就进去。念到罗梓和时,老师念成了罗辛和,连叫了三遍,罗梓和才反应过来。我们吃吃的笑,不敢大声,怕老师觉察到什么。

视力检测室极为简陋,一面墙上挂着一张长条形检测表,靠墙右前方是一张五成新的藤椅和一张简易办公桌,左前方放着一张方凳。藤椅上坐着一个穿白大褂,微胖的中年妇女,手里握着一截手指粗,约1米长的木棍,有点凶神恶煞。她嘴角向方凳一努,坐下。我乖乖坐下,对面是一面长条形镜子。妇女语气短促,模糊不清的说,向左向右,我不解,她又说了一遍,我还是不解,侧身看着她,她挥着木棍,不耐烦的说,看我干什么,看镜子。我认真的看着镜子,才发现镜子深处映着视力检测图,妇女手中的棍子尾巴正在上面游走。是左是右,用手比方向,笨蛋,她大声的呵斥,我似乎懂了检测表上那些仰天俯地颠颠倒倒,大小不一的M是做什么用的了,心中很是不爽,忧忧疑疑的举起手,按M肚皮的朝向比画,连最小的一排都看得清清楚楚,最后,妇女在体检表上填了个1.5,我心里乐了,把她的恶劣态度和自己的不快冲得一干二净。

这次体检终生难忘,是我送别开裆裤后第一次当着众人的面赤身裸体,第一次让一个陌生的男人摸了下体,第一次被人扒了肛门,第一次有人用塑料锤敲我的膝盖,敲得我的小腿弹起来,差点踢掉那人的眼镜,第一次被人呵斥,骂笨蛋,第一次在透视屏幕上看到其他同学的心跳。除了有一个医生看了我手腕上还没有退去的脓肿,写了个“急性皮肤炎”外,一切正常。

(六)踏入大学校门

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是极端难熬的。其他同学的通知书都陆陆续续的到了,唯有我的杳无消息。兴奋早已过去,剩下的只有忐忑。

一天,碰着一个老师,他把本来就暴突的眼睛睁得圆溜溜的盯着我,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心里咯噔一下,问题?有问题吗?他说,你成绩上去了,成份又是贫农,父亲还是大队书记,政审没问题,一定是体检不过关。我说,体检都好,就是手腕被禾叶割,化脓了,医生写了个“急性皮肤炎”。这就对了,急性皮肤炎会传染,可能问题就出在这,那个老师好像很坚定。

回家一说,父母都紧张起来,可那是禾叶割的,不再下地就会好

的。自己这么解释行得通,怎么补救却毫无办法,只有干着急。

眼看八月就要过去,收到通知书的,户口手续都办好了。正当我焦虑无比的时候,78届扩招到龙岩师专外语系的表姐托人口信,她在师专新生名单上看到了我的名字。这下,一家人悬着的心才算落地。

没两日,录取通知书收到,往粮站交了半年的口粮,户口迁移很快办妥,我终于从吃谷子变成吃米了。

父亲为我定制了一个80*50*40厘米的大木箱子,棉被、书本、衣服和日用商品全部往箱子里塞,竟然还没有把箱子塞满。买了一翻1.2米的草席,和箱子捆在一起。报到那天,我搭乘表姐夫沈在平开的两吨半卡车到连城,站在车斗里,一路开心,偶尔还吹上几声口哨。相约一块到龙岩的江维才同学已经在车站等候,他帮助我把箱子抬到行李托运处办理托运。

班车一路颠簸,整整过了半天,才到龙岩。我们各叫了一辆三轮车。踩三轮的师傅慢慢的蹬,我们悠悠的看。第一次到了比连城大的城市,看到更宽的马路更多的人和更高的楼房。我们的三轮车相距不过10米,当我远远看到一栋高楼,默默数着它的层数,将要到楼前时,回头一看,江维才的三轮车早已不见了踪影。问了师傅,才知道他读的农校往南走,我读的师专往北走。就这样,我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境地。

在一处很长的台阶前,师傅把我的箱子卸了下来,他说,就在那上头。看看台阶,不算陡,但足有百级,我一个人是无论如何抬不动箱子的。等了一会,有个长了一抹小胡子的年轻人走了过来,要上台阶,我连忙央求道,老师,能帮我把箱子抬上去吗?箱子两边装了金属耳,他热情的向前,一只手抓住一边的耳,他问我哪里的,我回答连城的。他说,他也来报到的学生,我吃惊不小,他少说也有三十岁了吧,而我才十七岁,我们相隔一代那。

报了名才知道同学中三十多岁的有好几个,他们都工作了好几年,有的当过生产队长,他们也抽烟,还发烟给老师抽,跟老师说话就像老朋友似的,让我好生羡慕。

龙岩特别的热。我们住大宿舍,一个宿舍16个人,两人合用一张办公桌,床位自己挑。我住下铺,草席和蚊帐都太大,上铺的同学分了几个图钉给我,我把蚊帐顶钉在上铺同学的床板上,松松垮垮的,草席只能折掉一些。同学们都互相打了招呼,看得出他们中有不少是老相熟,有说有笑的。在他们的说笑声中,我却特别的孤独

晚饭八个人一桌,一盆饭中间抠了一块,刚好八块,每桌一大瓷盆菜,表面是红烧猪肉,小伙子们看到肉,自然是用抢的,没两分钟就一扫而光,我却没有一点胃口,装在饭盒里的一块饭,只吃了三分之一就吃不下了。

吃过晚饭,本连城的一位同学邀我到外面走走。下了长长的台阶,才知道面前就是龙岩唯一的公园——中山公园。公园里有假山、亭台、宝塔,还有一棵树冠很大,很古老的榕树。公园里小径幽幽,浓郁的夜来香熏得我有点头晕。花灯初上,站在公园顶部的四角亭往下看,晕黄的路灯星星点点,与天上的星星连接在一块,远处矮山的轮廓消融在夜色里。

回到宿舍,冲了个澡,我就上床,早上父母兄弟们陪我吃饭、送我出门的情景往我脑袋挤来,眼泪禁不住奔涌而出。这个晚上根本就没睡,挑柴、拾粪、插秧、做瓦片、浇甘蔗,父母、兄弟、亲戚、同学,一幕幕,一组组在脑中放映,泪水打湿了枕巾。

十天半月,就适应了那儿的生活。

一天早上,传来消息,隔壁宿舍的一位同学昨天夜里从上铺滚落,脑袋磕着办公桌角,伤势不轻,正住院。午饭后,我们成群结队到医院看望。同学头缠绷带,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好惨。祸不单行的是,一个更坏的消息在悄悄的传开。那时考试的分数都是手工抄写,该同学的数学5.5分被误计为55,按照规定,必须退回原籍,可目前的情况,再把他退回农村,恐怕他受不了打击。

他的遭遇得到了同情,折中的方案出来了,该同学退回公社,保留居民户口,安排民办教师工作。该同学住完院就再没有回学校。后来听说,他干了几年民办,招干到了乡政府,函授得了本科文凭,当上了某市的组织部长,可谓因祸得福。

很快,三个月过去了,据说这是每个学生的复查考察期,除了那位,所有同学都过关。

那时起,我才真正成为当年被称作天之骄子的大学生。

首发散文网:https://www.sanwenwang.com/suibi/vfzdskqf.html

1979,我的高考的评论 (共 5 条)

分享到微博请遵守国家法律